高鸿钧:《法律移植与法律文化》译后记

记得年轻时,虽不知年老滋味,但总喜欢装老,颇有几分“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劲头。卫方现在还常常翻这旧账,拿这话柄调侃。待到年逾天命,真的老了,却有些无话可说了。面对生命的自然法则,无论如何也不敢老黄瓜抹绿漆——装嫩,只得服老。前些年,晚上还能看看闲书,但近年来心虽未花眼先花,五号字在眼前模模糊糊,只好索性就不看书了。偷懒有了理由,也就心安理得了。为了打发时间,就开始泡电视,俗话说得好,不做无用之事,何遣有生之涯。但对于时下那些五花八门的电视节目,实在提不起兴趣,只有动物世界和体育节目还觉真实一些。好在有个频道在假期重播经典剧目,于是就每晚斜靠床头,以昏花老眼扫描两集《三国演义》。

少时读原著,印象最深的是其中的武功、谋略和江湖义气,然而这次老剧新看,注意力却变了,忽对其中知识分子的命运产生了兴趣。在古代,知识分子如果生于仕宦人家,和平年月自然多是当官从政,但一遇战乱就要重新洗牌了,所有知识分子都面临同样的选择。就《三国演义》所涉及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大体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诸葛亮型。其诀窍是“等功”,即凭运气等待伯乐的知遇之恩,否则,他虽怀经天纬地之才,也不过是个待业青年,终老于山野茅庐之中。然而,他即便鸿运临头,官居丞相之位,也不过是给人主当个谋士,诚惶诚恐做事,夹着尾巴做人。二是祢衡型。他敢于公开与老曹叫板,把他骂得狗血喷头,后人每读到“击鼓骂曹”的“裸骂”(这不同于“裸聊”,后者盖滥觞于“竹林七贤”的刘伶)段落,无不感到痛快淋漓,拍案叫绝。当时的老曹虽是牛人,但对他也有几分畏惧,至少不愿担个迫害名士之名。然而他毕竟是一介书生,终斗不过老曹,被转手借刀,巧妙地除掉了。三是杨修型。这小子虽进了官场,仍“恃才放旷”,骨子里透着傲气,满脑子文气,暗中同老曹较劲。按照官场逻辑,既然老曹官位比你高得多,自然学问也比你大得多。你小子却不识时务,不通机变,竟胆敢与老曹搞文字游戏,玩脑筋急转弯,丢掉小命是迟早的事。古人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英豪。第四种类型是司马德操型。这是一位高人。才智超凡,但始终隐居民间,远离仕途。他也许有入世之意,但心气极高,难遇让他服膺的明主。良禽择木而栖,贤才择主而相,索性就宁缺毋滥了;也许他从骨子里讨厌官场,侯门一入深似海,名士无官一身轻,还是洁身自好吧;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看破了红尘,参透了人生:百年随时过,万事转头空,闲云野鹤、梅妻鹤子,临风赋诗饮酒,对月弹琴作歌,岂不痛快!然而,这放浪潇洒的背后,多少透出人生的一种悲哀和无奈。中国知识分子的上述几种命运早有传统,且贯穿于后来的漫长历史中。姜子牙在等待的绝望中终于摸到一个头彩,命运出现了奇迹;孔子就没有那么幸运,虽然在鲁国做过几天司法部长,并狠心地把持有不同政见的少正卯给杀了,以表明自己对人主忠心耿耿,敢于同其他知识分子划清界限。但即便这样他也在权力场中难以容身,只好悻悻地退出了。他老人家四处游走,希望得到人主赏识,大展宏图,但始终没有机会,只好靠教几个学生、收点腊肉作学费勉强度日。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多知识分子中,苏秦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他先是游说人主不成,回家遭到了势利眼的妻、嫂冷遇(用时下的话来形容,就是热脸贴在了冷屁股上)。他对世态炎凉感叹了一番之后,开始头悬梁、锥刺股,终于想出了一些高招,并以合纵之说一举成名,独掌六国相印,可谓辉煌一时。但后来人主却中了反间之计,残酷地将他车裂了。商鞅也是先幸运后倒霉,命运巅峰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并使地处大西北的秦国国富兵强,雄视天下。他虽然在西部大开发中功勋卓著,但还是得罪了君王崽子。这小崽子掌权怎会饶了他,立马让他领教了厉害,作法自毙的待遇令后世许多变法者心冷胆寒。相比之下,法家大师韩非子就更倒霉了,还没出道,就不明不白地被灭了,只有他的书传了下来(尽管后者被烧好几次)。

纵观古代知识分子的出路,不过是入朝和在野二途,与此相应,就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之类的哲言,据说两种进路的知识产权分别属于儒家和道家。然而,对于常人来说,独善其身的境界并不容易守住,李白那样的仙风道骨,也耐不住寂寞,竟应邀去给唐明皇帮闲。本来,皇帝让他写几首助兴的诗词,找人谱成曲子,然后再由宫廷超女们吟唱,哄自己的三陪们高兴。李白却看不明白这玄机,三杯酒下肚,诗人的老病复发,狂放地品评起环肥燕瘦来(好个“可怜飞燕倚新妆”!),甚至还对当朝政治说咸道淡。这自然首先触怒了那小胖妖精,她的老公也不高兴,要不炒他鱿鱼才怪呢。好在皇帝看在本家的分上,给他打了个优待白条(那年头皇帝的白条就好使),吃饭毕竟不成问题了。当然,自实行科举考试以后,知识分子的日子毕竟好过多了,不必像以前那样苦练“太公钓鱼”的“坐功”和 “诸葛待访”的“等功”了,也无需自吹自擂地毛遂自荐了,可以通过十年寒窗、金榜题名而平步青云,跻身高位。但官场若沙场,伴君如伴虎;树大招风,官大招险。一旦仕途翻车,纵然保住身家性命,那后来的日子也实在不好过。岂不知官道是单行线“政治高速公路”,可进不可退。古人早就总结了一条铁律: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得势狸猫欢似虎,落魄凤凰不如鸡。一旦官场出局,那境遇还不如平民百姓呢,除非像陶渊明那样,找个僻静的地方隐居起来,与菊花为伴,整天手扶东篱,望着南山,安贫乐道。

有时,隐居也是不允许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能往哪里躲?对此,唐太宗李世民一语道破天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耳”;明太祖朱元璋干得更利索,对“不为君用”的“寰中士大夫”予以“严打”。那么,难道知识分子就真的无路可走了吗?当然不是,惟一正确的选择是先在体制内立下汗马功劳,然后功成名就之时急流勇退,李白似乎发现了这个规律:“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实际上,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点。“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是这个规律比较通俗的说法,因而《红楼梦》有“天伦阿,须要退步抽身早”的警语。但是,就像鱼儿常常见食而不见钩一样,人也往往见利而不见害,功高容易自恃,权大必然膨胀。当此之际,灾难就不远了,西谚也有类似的说法:“上帝让谁先灭亡,就让谁先疯狂”。功成身退,说来容易,但并不容易做到,据说历史上只有范蠡和张良等很少几位高人做到了,其他官场中的大多精英都看不开,对官位恋恋不舍,因而难免从喜剧开幕,以悲剧收场。

当然,我们也不应过分苛求知识分子,关键在于他们在官、民二途之外,是否还有其他选择。大学的出现,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可供选择的“第三条道路”。它不同于体制化的官府,也不同于传统的书院、私塾,是介乎国家与私人之间的社团,是自愿组合的公共领域,因而它一出现就表现出特有的活力。大学为知识分子“物以类聚”提供了理想的园地。在那里,这些自由的精灵如鱼得水,获得了时间自由、思想自由和人格自由,终于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再也不必在朝与野、官与民、儒与道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痛苦抉择了。

去年我的朋友苏彦新趁在英国留学之机,为了缅怀欧洲大学的历史,感受其学术氛围,体验其自由精神,不辞辛劳地独访了欧洲各著名大学。回来后,我们分享了他的见闻和感受。我想,如果中国古代就有了大学这种机构,许多知识分子就不必一心钻营仕途,成为依附官僚体制的一根毫毛;也不必刻意散落民间,四处游走,成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十三不靠”。近代大学发轫于中世纪的欧洲,最初曾经受到教会和封建体制的种种羁束,但其后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和学术的自由,并开始孕育现代西方的自然科学及法学、政治学和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这些科学思想、法学理论和政治哲学为现代民主和法治提供了思想武器和精神动力。仅就法学而言,没有波伦亚大学等欧陆大学对于罗马法的讲授、注释、阐发以及传播,就没有遍及欧陆各国的罗马法复兴运动,也就不会有以罗马法为基础的现代法典编纂运动。

伴随西学东渐,西方的大学被移植到中国。但长期以来,我们只得其皮毛,而未获其神韵。北洋时期和民国时期,大学拿捏在官府、党魁或军阀的魔掌中,师生几无自由,校方往往成为恶势力的帮凶,不择手段地镇压学生运动。鲁迅对此极为不满,先是站出来为学生仗义执言,然后愤然离开北京。但天下乌鸦一般黑,偌大中国没有他容身之处,最后不得不躲入上海租界,靠卖文为生。如果说鲁迅的悲惨命运是对北洋时期大学的一种讽刺,那么,闻一多被暗杀的惨剧则是国民党时期大学的一种耻辱。1949年以后,中国的大学进行了重建。但由于受到当时苏联大学模式的影响,体制僵化,官气十足。然而,知识分子的厄运还在后面。接踵而至的几次极左运动,把大学冲击得七零八落。知识分子斯文扫地,心灵遭受了难以忍受的羞辱,独立人格不复存在;身体受到了花样翻新的摧残,许多人不堪折磨含冤死去。由此科学和文化也再次经历了一场浩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大学得以恢复并经历了重大改革。国家近年来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这给中国的大学及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希望。然而,世界一流大学应是何种模样,校园内外议论纷纷:是官本位还是学本位?是多建大楼还是多出大师?是奖赏急功近利还是鼓励厚积薄发?是造势作秀张扬政绩还是默默耕耘润物无声?是对师生严加管制还是使学术环境更加宽松?凡此种种,我们都在思考和期盼着,因为大学体制的改革不仅关系着学人的生存环境,也关涉到中国科学和文化的未来前途……行文至此,笔者忽觉应就此打住,否则这篇译后记不仅过长,且离题太远。

本书的翻译从酝酿到竣工经历了好几年,版权联系曾一度中断,出版社之间的合同未签,我们未敢着手翻译。幸有李敬女士在一次国际会议上遇到了奈尔肯教授,并得知他很关注本书的翻译进展情况。李女士回国后及时传递了信息,由此我与奈尔肯教授恢复了联系,并推动出版社签订了合同。为了纪念这个小小的插曲,我特邀李敬女士参加了本书的翻译。在本书中译本付梓之时,特向她表示谢意。

本书的翻译得益于各位译者的合作和支持,傅建奇、马剑银、刘辉和鲁楠参加了本书的翻译工作。其中马剑银和鲁楠费力尤多,他们从读者的角度对一些译文进行了加工和润色。我负责对全书进行了审校,理应对译文的质量负责。我们虽然算是尽心尽力,但由于水平有限,按照“信、达、雅”的严格标准来衡量,肯定问题不少。这里殷望读者诸君不吝赐教,以便在有机会重印时,及时改进。

最后,我也要感谢奈尔肯教授多年来的合作与支持以及在本书翻译中给予的惠助。同时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对我们工作的热情支持,使我的一些计划和想法才得以实现。这些计划和想法本来微不足道,但对于一位学人来说却颇为重要,甚至其乐无穷。

南橘北枳慎移植,西美东丑莫效颦?
文心一寸运治道,法眼两只摄宪魂。

译者
丙戌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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