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明:“(买)这么多书,你都读过吗?”

沈明:“(买)这么多书,你都读过吗?”

我相信这是每一个爱好藏书的人都曾遭遇过的问题。笔者自己就被问过多次,记忆中的最后一次是一年多以前越洋搬家到伦敦的时候,一位已经有些年纪的搬运工人得知他正在搬的几十只沉甸甸的纸箱里装的都是书时,用带着某种外国口音的英语问的。此前还有同学、朋友、邻居以及大学教师同事,都问过我同样的问题。可见“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呀。

“买这么多书,你都读过吗?”——这问题合情合理。

收藏可以是也常常是一种爱好。作为爱好而收藏的物品大多没有什么实际功用,或至少收藏之目的不在其实际功用,而在比如说投资(但这仅限于某些收藏品而不是任何收藏品)。爱好,常跟“业余”搭配构词成为“业余爱好”,说的是谋生之外的意趣活动,故而天然隐含了几分非实用性的色彩。爱因斯坦拉小提琴,是业余爱好。但假如他碰巧是个职业小提琴手,靠演出甚或街头卖艺赚钱谋生,那就不叫业余爱好了。我想这没有疑义。古玩、佳酿、邮票等,作为收藏对象,都是这样:收藏这些物件不为吃也不为用,为的是赏玩并且增值。然而,相比之下,书似乎不太一样。书有非常明确的使用价值,人们买书当然不是要买构成书的纸张和油墨,而是意图获取那有形物所承载、蕴含的某些无形的东西——这种无形性非常独特,以至于在那上面形成了一类区别于普通财产权的特殊法律权利,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就是版权。(附带一说,古籍珍本之类的图书在性质上更接近古玩——收藏主要是为了其经济价值而非使用价值即阅读,故而笔者就不揣武断,将之排除在本文所谓“藏书”的讨论之外了。)从书的价值在其无形内容而非有形实体这一点来说,买书藏书的行为如果不包含阅读之目的就应该是奇怪甚至荒谬的。为收藏而购买一枚邮票的行为并不包含将其作为邮资贴在信封上并寄出之目的;为收藏而购买一个瓷盘的行为并不包含用其盛放菜肴并置于餐桌之目的;但购买并(为日后再读而)收藏一本书似乎只能是阅读意图驱动的行为,因而其中隐含了阅读的义务。藏书者实际上通过买书行为给自己创生了一份家庭作业。书买而不读,则作业没有完成。

“(买)这么多书,你都读过吗?”——虽然提问者一般是出于好奇(而且很可能夹杂着些许困惑),然而这问题对藏书者来说却难免有点尴尬,因为除非受虚荣心驱使而大言不惭,恐怕没有哪个好藏书的人能有底气地给出肯定的回答——请不要自欺欺人地把“翻过”当作“读过”,因为您作为爱书人不可能不知道“读书”的含义。即便读书并不总是意味着通读,也不应该把随便翻翻等同于“读过”一本书。“读过”这个词在我们的语言中不是这样使用的——了解一点语言哲学特别是维特根斯坦的人会跟您这么说。

可如果诚实地回答“没有”(尽管——如后文所示——这相当不容易),就没法迅速地打发掉这个令藏书者多少有些尴尬的话题,因为随之而来且合乎逻辑的是“那为什么要买这么多书?”或“你看过了其中的多少?”之类的问题。而且,我要说,极有可能,就算这类追问没有接踵而至,藏书者本人在回答了“没有”之后,难免要呼吸到已经氤氲于空气之中的尴尬,进而觉得这是不言自明的、呼之欲出的、义不容辞需要澄清的问题,于是可能不待对方追问就要讪讪地跟着解释几句。而接下去的说法就因人而异了。藏书者之所以买书、藏书,肯定会有很多种不同的理由跟动机,对自己藏书的实际阅读量则只能报出一个相当粗略的估计:其比例或数值或许接近真实,或许有所夸大,但几乎从不会低估。因为,我一直推定,即便是藏书者(姑且粗枝大叶地将之界定为拥有的图书数量明显超出自己可能阅读的数量的人)也和不藏书的人一样,会觉得:藏书而不读或未读不是可以心安理得的事情,如果不是令人惭愧的话。在这脱口而出的一问如充满禅意的棒喝,触发了藏书者种种心理乃至生理上的不适反应后,我们仍然有必要为提问者辩护:虽然这问题让您感到不自在了,但请不要怀疑提问者的动机。我愿意相信他们不是明知故问,因为他们——其中不乏亲朋好友——没有想让您难堪的意思。这问题的背后,除了好奇与困惑,大概还有几分天真与率直——提问者对藏书之癖好颇为隔膜:或许他们不太理解聚书的乐趣,或许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这问题会引发尴尬,甚或他们在无意中引发了尴尬之后都还没有觉察到那尴尬。隔行如隔山哪!他们对藏书这个行当实在隔膜得很。这也从反面解释了,为什么一位藏书者从来不会向另一位藏书者抛出这个问题。当然,如果断言这问题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总会教藏书者目光发虚脊背发凉,也会以偏概全。“你都读过吗?”这覆水难收的一问,到底把重音放在了“你”、“都”还是“读”上了,差异非同小可。笔者疑心,若从接受美学、心理分析的角度去探幽析微、钩沉索隐,其中兴许大有文章可做呢,留待方家深究。

事实上,藏书是否读过这个质朴的问题是如此普遍、如此顽固、如此谜一般地存在,以至于它跨越时空,在不同的国度与时代留下了很多文本足迹。当然,这并不奇怪,因为遭遇这问题的几乎总是爱书人,而古往今来的爱书人当中不乏学者与作家,于是被记录在案的机会自然更多些。比如斯蒂芬·茨威格笔下那位著名的“陌生女人”,在她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女孩子的时候,在她还没见到那个改变了她一生的男人的时候,就先看到了他的藏书。她在“来信”中忆及自己当年的好奇:一个拥有并读过如此精美藏书的人会是什么样的呢?——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细节。我想提请读者注意,在故事的叙述中,“并读过”三个字绝非不可或缺。假如没有这三个字,文意跟语句几乎一样地自然、流畅;反而是有了这三个字,倒使句子显得有点繁琐,甚至像是罗嗦。但“陌生女人”(或为她执笔的作家)偏偏要自作主张且毫无根据地认定书都“读过”,其中就隐含了至少两层含义:一,读过与否不是无关紧要的,读过跟没读过不可同日而语;二,“陌生女人”似乎没想过要问“都读过吗”,而是想当然地断定除了都“读过”没有别的可能,哪怕她当时还从未见过书的主人——这大约是未失童真的表现,孩子通常是不问“都读过吗”这种问题的。

虽然小说中被“陌生女人”苦恋的作家侥幸“躲过”了读过与否的诘问,但在现实生活中与此问题不期而遇者众矣。一份相对晚近且颇有影响的记录来自著名学者兼作家翁贝托·埃柯。他在一篇名为《如何正当化私人藏书》[1] 的短文中专门谈过其遭遇与回答。学富五车的埃柯先生并不掩饰他对这个问题的不以为然。文章说,从前他以为,只有不怎么看书的人——“习惯于见到书架上只有五本平装悬疑小说和一套分期付款买的儿童百科全书的人”——才会问这种不可理喻的问题,后来发现,也不尽然。按照埃柯的解释,除了远离书本的俗人之外,之所以还有些并非胸无点墨的人也如此发问,是因为他们觉得书架只是已读之书的存储之所,而不把私人藏书视为“工作用具”(working tool)。不仅如此。埃柯进一步挖掘这问题背后的动因:任何人在面对磅礴的图书陈列的时候,都会被学习的巨大痛苦攫住,于是不可避免地要交出他的膝盖,并诚惶诚恐地问“都读过吗?”这个问题,以此来表达其痛苦和悔恨。——埃柯的文章还特意给“任何人”一语加了着重标记。

然而果真如此吗?我看未必。且不说埃柯自己提到的那些俗人,大多因为无知者无畏而与学习及其引发的痛苦或悔恨绝缘,单说那些受过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芸芸众生,难道一见到书堆就会情感失控、难以自持吗?就算没吃过猪肉,咱也见过猪跑呀。世界上不是有图书馆这种东西吗?即便图书馆不像博尔赫斯所说的那样美若天堂,哪怕图书馆就像圣勃夫所说的那样悲戚如墓园,人们也没在图书馆见过那么多断肠人啊!如此辩驳,也许略有抬杠之嫌,然而至少暴露了埃柯论点的大而化之。埃柯的上述心理分析忽略了这问题的语境:古今中外不藏书的人禁不住要对藏书家抛出这个天杀的问题,是因为他们不太明白:既然有图书馆(甚至哪怕没有图书馆),藏书家为什么还要收藏远远超出他可能阅读的数量之书籍?这个问题是如此之正当(justified),以至于使埃柯文章的标题“如何正当化私人藏书”成为一个真正的而非修辞性的问题。其关键词,就是在中文表达中让人有点为难的“justify”一词——使之正当或为之辩护。埃柯,作为知名学者、畅销小说家、以及特别是资深藏书家,相当正确地提出了问题,但却未能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除了夸张的心理分析之外,其“工作用具”之说也只有孱弱的解释力。图书馆已经存在几千年了,滋养了古今无数耆儒硕德。例如比埃柯更大牌的学者马克思,就是依靠图书馆而非私人藏书写出了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皇皇巨著的。图书资料,作为做学问搞研究以及文艺创作的“工作用具”,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人家问您的书“都读过吗”也并无任何怀疑书籍功能或价值之义。像这样答复:藏书乃工作需要;实在答非所问。

埃柯在为私人藏书辩护时——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为未读的私人藏书辩护时,似乎意在强调未读之书所具有的工具属性。这体现在他文章中以调侃口吻虚拟的回答:“我一本都没读过;否则,我为什么还要把它们摆在这呢?”但他意识到这样的回答解决不了问题,因为这几乎是在请人家追问:“那您读完的书都放哪了?” 世界上的书无非两种:您读过的;您没读过的。(但这种简单二分法所依赖的分界线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清晰,详见下文。)两种书都显然都是“工作用具”。存在图书馆这种强大的工具库,为什么还需要自备私人藏书这个工具箱?可以想见的回答无非是,自备工具箱使用起来“方便”一些。为求使用方便而自备一些书籍未必是上不得台面的理由:哪怕图书馆里有再多比砖头还厚重的工具书,很多人家还是会备一本语文词典或——用埃柯的话说——“一套分期付款买的儿童百科全书”(至少在互联网普及之前是这样)。可是,方便之价值,在词典之类常用工具书之外的其他书籍上,就没有多少体现了。收藏那些三年五年都难得碰一次的书,只为在不知哪天想看的时候可以随手拿到(其实也未必总是随手就能拿到——藏书人不愿承认的秘密是:书到找时方恨多啊),似乎不算很明智。若把自己花费心血和金钱精心收集的数万册藏书之意义降低到使用“方便”的高度,实在令人沮丧。于是我们看到,埃柯没有明确这样说。私人藏书和图书馆(公共)藏书的“对立”性其实在西文语境中显得更为清晰。在汉语中,私人藏书和图书馆藏书听起来是性质相当不同的东西,二者之间仿佛存在已经由量变引起质变的差异。而在比如说以英语为代表的西文中,library既可以指藏书本身,也可以指藏书的场所,既可以指普通人(而非藏书家)数量非常有限的藏书(例如三、五十本),也可以指数以百万计的大型图书馆藏书。说到底,library是一个弹性非常大涵盖非常广的概念,在语义上不存在由量变到质变问题,其差异仅在于私人性与公共性。所以,当埃柯讨论私人藏书的正当性的时候,其隐含的比较对象是任何规模的非私人藏书:从社区图书室到大型图书馆——只要不是专属私人的因而藏在家里的图书收藏,都算。这样一来就更清楚了,私人藏书的至高无上的价值在于顺手可得,即方便。除此之外再说什么都不太方便。

其实,真正令笔者感到惊异的,是在面对“你都读过吗?”这样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的时候,期待藏书者直白地回答或有话好好说是如此之难。躲闪,调侃,鄙夷,偷换概念,转移话题,什么都有;唯独简简单单实实在在地回答“没有”难得一见。难道自尊心强弱和藏书数量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共变关系?

据说埃柯有三万册私人藏书。YouTube上有一段被观看近十万次的短视频,拍的是他本人无声地穿过布满书架的长长的走廊,进入布满书架的巨大书房,取下一本书,迅速一翻,随即携书转身离去——仿佛有几分存在主义的意境呢。视频中他步行于自家书林的时间足足有一分钟!(单程旅行,没有重复经过任何一个书架且尚未检阅所有书架。——那位读者,请住手,哦不,请住脑,不要暗中估算人家的住房面积。)凭埃柯的名气、学问和著作,就算那里的书很多他都未读,大概也很少有人会视他的藏书行为为古怪癖好,没有人会怀疑他是一位爱书的饱学之士。然而,正如凯撒的不能归上帝,在藏书这件事上,敬仰归敬仰,藏书数量和住房面积归金钱,二者不容混淆。而且敬仰恐怕也不等于对巨量藏书的理解或赞赏。

虽说符号学家埃柯先生未能“justify”私人藏书这件事,然而作为符号性的超级藏书家,其藏书大纛屹立不倒,聚书精神薪火相传。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在其二〇〇七年的畅销书《黑天鹅》开头就讲到了上述埃柯关于私人藏书的 “典故”。然而不幸的是,塔勒布的书始于对埃柯文章的一处不大不小的误读。《黑天鹅》一开头就写道,埃柯把他的私人图书馆访客分为“两类”:大多数不近书卷的莽汉和极少数明白藏书不是为了满足虚荣而是用作研究工具的知音。事实上,如笔者前文所述,埃柯说的恰恰相反:即便是某些读书人,也和莽汉一样,不识藏书的工具性功用,进而要问“都读过吗?”这个著名问题。显然,塔勒布的误读不幸地严重淡化了埃柯遭遇之悲剧色彩,因为正是某些读书人同道对藏书的误解或不解(这里还颇为反讽地包括了塔勒布对埃柯直白文章的误读)才体现了更深切的无奈与悲哀——至少对于像埃柯这样的藏书家来说是这样。

在附和了埃柯的观点,宣称私人藏书并非附庸风雅而是研究工具之后,塔勒布写到:“已读之书的价值远小于未读之书。在你的经济条件按揭利率以及当下火热的房地产市场所允许的限度内,[你的私人]图书馆应当尽可能多地收藏涵盖你所未知领域的书。”(着重为引者所加)您没看错,翻译成大白话,他说的就是,把您所有的资产,以及依据您的收入和资产所能最大限度获得的按揭贷款,都用来买和放书用的房子。为此,您不但需要做某种复杂的计算,以确定给定资金可购买(或租赁?)图书数量与对应所需的房屋面积的均衡点,还需要做另一重更为复杂的计算,以确定为实现买书买房(或租房?)而谋生赚钱所需时间与读书所需时间的均衡点——除非藏书买房本身而非读书才是终极目的。塔先生自己有没有身体力行这样干我们不清楚,但笔者至少佩服他有勇气这样写。而且,自然而然地,不同寻常的思想需要不同寻常的概念作支撑:

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将聚集起越来越多的知识和越来越多的书。而一架架数量不断增长的未读之书将会以威胁的目光注视你。确实,你知道得越多,未读书之书架阵列就越庞大,让我们称未读之藏书为‘反藏书’(antilibrary)。”

“我们倾向于视我们的知识为个人财产而加以保护和捍卫。知识是一种装点,帮助我们在等级体制中晋升。所以,这种因瞩目‘已知’而伤害埃柯私人藏书感情的思想倾向是一个延展至我们思维活动的人类偏见。人们并不靠‘反简历’(anti-résumés)——告诉你他们没学过、没有经验的东西——行走于世……但如果他们真能这么做就好了。正如我们需要把藏书的逻辑颠倒过来,我们将要把知识本身颠倒过来。……

让我们称一位反学者(antischolar)——即关注未读之书、不把自己的知识当作财富……的人——为怀疑的经验主义者。[2]

反藏书、反简历、反学者这“三反”确实有颠覆性,因为它们出自于常人难以理解的颠倒了的逻辑。必须承认,笔者虽然知道“语不惊人死不休”这回事,但从前真的未曾料想到,为了论证或者辩护私人藏书的正当性,竟然有人可以煞有介事地从逻辑上出走这么远。常识是,不论列举还是一般性言说,以无限为对象都比以有限为对象困难得多——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比如“反简历”:试问人们如何可能有意义地告诉别人他没有学过的知识或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把问题场景换到藏书或者图书馆也是一样。未读之书显然是无限的,而且其数量无时无刻不在增长。任何私人藏书,甚至任何一所图书馆,无论其藏书多么丰富,相对于“未读之书”之无限,都是微不足道的沧海一粟。不仅如此,如果像塔先生所说,您的目的是收藏尽可能多的未读之书,即储存尽可能多的“未知”,那么为什么要尽可能多地买书并为藏书(!)而尽可能多地买(或租)房子呢?——笔者实在弄不清这叫笨拙还是缺乏想象力——购买储于电脑硬盘或云端的以比特形式存在的电子图书不是一个更好的(或按照塔勒布的思路来讲,更“经济”的)选择吗?须知,现如今,就连图书馆都在为节省空间和金钱(及其他原因)而日益增加数字馆藏呢。值得一提的还有有声图书(可归入广义的数字图书),人们在进餐、运动甚至如厕的时候都能听,因而可以极大地提高“读”书的效率,何必一根筋地囤积盛载着油墨的纸张呢?或者,如果您要尽可能多地获取未读之书,居住在藏书尽可能丰富的图书馆附近不是一个更好也更直截了当的选择吗?可是,且慢,如果可以用图书馆的话,不是从一开始就把私人藏书的正当性颠覆掉了吗?或者,使其正当性仅剩所谓使用“方便”这一个远不够冠冕堂皇的理由。总而言之,把私人藏书和个人经济条件、按揭利率、房地产市场捆绑到一起,不但没有诗意,而且其荒谬程度不亚于海德格尔所谓荷尔德林名句“诗意地栖居”与房地产广告之关系。

让我们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稍微反刍一下这个问题。如果接受埃柯与塔勒布的观点,藏书的意义主要不在于读,而更多地在于未读,那么就难免要面对一个二律背反:藏书就是为了弃书或所谓“反藏书”。反过来说,一个人藏书越多,他距离藏书目的之实现就越远。在我们讨论的语境中,藏书终究是为了阅读,为了把未知或多或少地变成已知。然而,阅读一旦完成,根据埃、塔的“理论”,书也就应该抛弃了。藏书于是成了西西弗斯的事业。听起来颇有几分悲壮呢。

而且,如果把藏书之癖好上纲上线到“反藏书”的地步,就引出了更深一层的问题,涉及到已知与未知、已读与未读的界线。

不妨反思一下:读书的过程是“知道”的过程吗?读过的书我们“知道”多少?百分之百恐怕不可能吧?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五十,还是多少?很难否认,我们读过的书,绝大部分都忘记了,所以“过目不忘”才被惊叹为过人的禀赋。不仅如此,在很多情况下,“知道”甚至不是读书学习的主要目的。有一次,记者拿流行一时的“爱迪生测试(Edison Test)”里的一个问题问爱因斯坦:“声速是多少?”爱因斯坦回答说:他的脑子不记这种书里一查即得的信息,“大学教育的价值不在于了解很多事实,而在于训练头脑去思维。”[3] 爱因斯坦讲的尽管是教育,然而换作读书,道理也是一样。

不但读过的书人们记不住很多或无需记住很多,其实就连自己写的书,内容也无法全部记住。这听起来似乎悖谬但却是事实。[4] 说到这里,我们似乎把“知道”等同于“记住”了。不消说,二者肯定有密切联系,一个人没记住的东西就不能算知道。可这样一来,又不好解释,为什么有很多书——从《圣经》到莎士比亚,从《红楼梦》到《毛选》——人们即便已经“知道”了,还是要阅读甚至反复重读。于是,我们又意识到“知道”里面隐含着“理解”的成分。阅读、重读是为了获得、深化甚至更新对书的内容的理解。可理解又常常是一种主观性很强的智识活动,因此才有“诗无达诂”、“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之类的说法。如果在理解这一关键环节上缺乏客观标准(有时候甚至根本不需要客观标准),人们在读过一本书之后,就很难清楚地知道,他对书的内容算是知道呢,还是不知道,或仅仅为一知半解。

调侃归调侃,笔者想说的无非是,虽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无害地使用已知与未知、已读与未读这些语词,但如果较真追究起来,这些对立的范畴之间并无本体论意义上的清晰界线。——当然,“本体论”啊“界线”啊这些劳什子除了某些哲学家心理学家之类的学究之外,谁会真正关心呢?读书并“被学习的巨大痛苦攫住”难道还不够吗?或者,读书并享受其乐趣不就足够了吗?由此可见,埃柯与塔勒布的古怪藏书理论,如果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则它显得过于娱乐,因为该理论根本没有证明藏书的正当性;而如果以娱乐的态度看待则它又显得过于严肃,因为它罔顾书中的“千钟粟”与“颜如玉”;将书卷与工具、按揭贷款、房地产相提并论,仿佛书中只剩“黄金屋”了,实在大煞风景。

笔者无意否认藏书可以是一种雅趣。把钱花在买书藏书上似乎也比花在饮食玩乐上更有意义。(但其实就连这也是似是而非的,“买”和“藏”不等于读,即便是读,读《黑天鹅》这种书也未必比看一部好的电影或戏剧更有意义。)但如果要为藏书辩护,并为辩护而提出一些非常古怪的理由甚至“理论”,就有图书拜物教之嫌了。

回顾历史,在印刷术出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书籍一直都是奢侈品。读书的机会和识字的本领曾长期是劳心者和劳力者分野的标识。由于社会中相对少的人具备读书的能力,图书需求数量自然也相对低。另一方面,那个年代文人墨客尚未有幸遭遇“不发表就完蛋”之铁律,所以他们的码字动机当会单纯一些,码字动力也没有那么强烈。与此相关,按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传统社会是图书馆极度不发达的社会,私人藏书之外的阅读渠道很少。免费公共图书馆的兴起,不过是过去一百多年间的事情。英格兰牧师约翰·哈佛一六三八年逝世时把他个人的四百册藏书(和七百八十英镑现款)捐给了麻省剑桥的那间“学院”,该学院随即就以“哈佛”命名了。凭什么?要理解这个事情需要明白四百册藏书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哈佛学院图书馆建馆八十五年后的一七二三年,其藏书也不过三千册。到一七六四年,即该馆建立一又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藏书才达到五千册,虽然这个数量只是埃柯私人藏书的六分之一,但按照当时的标准已经是规模可观的图书馆了。[5] 常言道:物以稀为贵。那个时代,每一本书都堪称珍本。私人藏书自然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藏书,不但意味着知识储备(有时候甚至是垄断),而且也常常是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

然而今天,我们已经处在一个全然不同的时代。对普通人来说,就算他不像埃柯先生那样坐拥三万册藏书,书——或更广泛地说,知识与信息——也早已不再是稀缺物品。稀缺的是人们的注意力。不用调查,也不用查考统计数据,笔者就可以相当有把握地断言,现如今绝大多数人的屏幕阅读/观看时间远远超过读书时间(鉴于我们讨论的主题是藏书,这里所说的“读书”仅指阅读纸质图书)。书常被比喻为精神食粮。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囤书如囤粮。在营养过剩需要节食健身减肥的年代里,囤粮更像是行为艺术——“绝食艺人”的行为艺术。

藏书通常来说不是坏事,当然更不是过错。藏书多或者少也完全属于个人自由。最重要的是,藏书不需要什么理由。就连读或者不读自己的藏书也完全无需别人品头论足。尽管笔者论及了藏书的正当性,但本文并非意在探究这个问题,至少不是要追问其答案。藏书,作为个人爱好,就像画画、钓鱼、下棋、看手机或者发呆一样,不需要什么正当性。本文意在考察的,是“买这么多书,你都读过吗?”之问题以及几位知名人士对此问题的回答。毋庸讳言,这样一个既无重要性也乏趣味性的话题,本不值得花费笔墨聒噪。笔者之所以不吐不快,是因为无奈总能见到不甘“默存”的藏书人,传承谬论并发扬光大——

前不久《纽约时报·书评》有篇文章题为《未读之书的重要性》[6]。作者开门见山,界定了这个问题的论域:“我拥有的书籍的数量远超过我余生所可能阅读的数量(也就是我们定义的藏书家了——引者注),可每个月我还是要往书架上添置几十本书。”他说从前他一直对此感到内疚,直到不久前读到一篇网文《为什么你应该让你永不会有时间读完的那么多书包围你自己》(Why You Should Surround Yourself With More Books Than You’ll Ever Have Time to Read),称超出阅读能力之数量的藏书并非“失败或无知”的表现,而是一枚“荣誉勋章”。且不说为这位作者消除内疚的不是他的数量颇丰价值不菲的藏书中的任何一本,而——有点反讽地——是一篇免费网文,让我们直接“划重点”,赶紧看看,他所发现的未读之书的重要性到底是什么呢?除了援引塔勒布的“反藏书”论之外,这位先生写到:

一个人的藏书常常是他或她的心灵的象征性表现。一个停止扩充个人图书收藏的人可能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他认为他已知晓他所需的一切,他未知的东西无法对他造成伤害。他没有在智识上继续成长的欲望。而藏书增长永不停止的人理解对新思想新声音保持好奇心和开放心态的重要性。

这样的文句及其背后的思维逻辑,连同这样的文章能印在《纽约时报》上之事实,都不得不让人对(藏)书的功用产生怀疑。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使人明理即便仍旧是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书与明理之间的关系看来已经没有多少论争的余地了。

“研究工具”论也好,“终生学习”论也好,“心灵表征”论也好,埃柯及其信徒们,从未能有效地回答埃柯本人提出的问题:“How to Justify a Private Library——如何正当化私人藏书?” 他们给出的任何一项理由都既不是私人藏书的专属功能也无法为超乎阅读能力之数量的藏书提供正当性。其实,也不是所有藏书者都“为辩藏书强说愁”。要做到有话好好说,只需要坚守一点点生活常识和逻辑常识。比如说,笔者最近偶然读到作家玛丽琳·罗宾逊的一篇文章,她对藏书一事就很坦诚:“若干年来,我收藏的书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把它们都汇总起来,堪称图书馆了。我不知道其中我读过的书占多大比例。而且我愈加怀疑我究竟还能看其中的多少。但这并未挫伤我从聚书中获得的乐趣。”[7]——读过的书在个人藏书中未必占很大的比例,而且未读之书余生也无暇再看许多,但依然乐享藏书之趣。我说这是一种坦诚、豁达态度。可惜愿意这样说话的藏书家并不多见。

关于“如何正当化私人藏书”或“都读过吗”之问题,让人深感失望甚至多少有点悲哀的,还不仅仅是某些藏书家不成功的回答本身,也不是他们对这个常见问题(FAQ)长久以来都未能研究出并准备好一个像样的答案,而是他们的回答竟然如此地文不对题、逻辑混乱。很难想象,这样的回答竟出自一些充满书香的头脑。更有甚者,少数人不仅对藏书而未读心安理得,还对有意无意指出这一点的人心怀敌意甚至冷嘲热讽。这就更不是爱书者应有的胸襟和气度了。

就像世界上的书无非有两类——读过的和没读过的——一样,藏书者的访客也无非有两种:问“都读过吗”的和不问的。显然,如果访客自己也是一个藏书者,那他就不会问这问题。书以类聚,人以群分:问者不藏,藏者不问。笔者,作为一个正在散书的藏书者,愿意向有识之士承认,此等无事生非的文字实乃“斗大的书没有一箩筐”的莽汉出自嫉妒或其他什么不可告人的心理对有书有房者的粗暴攻击,或者至多是庸俗的、蹩脚的、想掉却掉不出几本书的掉书袋。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信哉!

然而——“书不能算……藏书!……读书人的事,能算掉书袋么?”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至二〇一九年四月断续写成


[1] Umberto Eco, “How to Justify a Private Library,” in How to Travel with a Salmon, and Other Essays, tran. by William Weaver, 115-117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94).

[2] Nassim Nicholas Taleb, The Black Swan: 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 1-2 (Random House 2007).

[3] Walter Isaacson, Einstein: His Life and Universe, 299 (Simon & Schuster 2007).

[4] 参考 Umberto Eco, “On Unread Books,” in Chronicles of a Liquid Society, tran. by Richard Dixon, 246-248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5] Alfred C. Potter, “The College Library,” Harvard Illustrated Magazine, Vol. IV, No. 6, March 1903, pp. 105–112.

[6] Kevin Mims, “The Importance of Unread Books,” New York Times Sunday Book Review, Oct. 14, 2018, p. 20.

[7] Marilynne Robinson, “Imagination and Community,” in When I was a Child I Read Books 19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2)

1 Comment

  1. 青山 · 2020-2-20 Reply

    藏书者与读书者我觉得应该不矛盾,爱读书的人没有收藏书的想法吗?藏书者难道就真的只收藏不看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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