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皓明:错落:杂谈建筑之一

刘皓明:错落:杂谈建筑之一

上个世纪末的一天,我在威尼斯圣马可广场偶遇一群来自中国的游客。那时候中国人出国旅游还远没有今天这么众多,所以他们的出现引起了我的注意。那群人显然属于一个旅游团,大抵由水上到达广场前的码头,刚上岸,浩浩荡荡好几十人,走过广场时除了一边发出咕咕声响一边满地蹒跚的野鸽引起他们的兴趣和注意外,目无旁骛,对这个著名广场及其周边的圣马可教堂等建筑似乎毫无兴趣,抬头看一眼都不看,所以不到一分钟便从广场鱼贯而过,匆匆奔向不知哪里的目的地去了。

中国游客对集西洋建筑之大成的威尼斯的精美建筑毫无兴趣,我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这些年来在中国人中间我听到过各种鄙夷西洋建筑及其美学原则的奇谈怪论:对中国以外的地方,有人说威尼斯这样的欧洲城市破破烂烂,毫不足观;对国内的地方,有人拿全然中式格局的北京与缘于近代开口通商而成立的城市天津作比较,以为天津城区街道窄而且弯曲,远不如北京逵衢阔道来得便利气派。这种审美观不仅流行于普通民众中间,而且必定也反映了专业城市规划和建筑从业者的审美,否则我们无法解释近几十年来中国城市规划与建筑的风格状态。

现存中国城市建筑及规划的风格总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本土的,数量占大多数,一类是西洋的,占极少数。西洋风格的城市无一不是十九世紀中期以降近代开口通商时期的产物,而且就城市原初规划和建设的完整性而言,只有上海、天津和青岛在规模上可以作为完整的西洋城市规划来进行观察,其他如厦门、哈尔滨、武汉等城市,虽然包含重要的西洋建筑街区,但在现存整体城市规模上,只是其中的组成部分,远不如前三个城市完整。

然而这三座城市中,至少津沪二城的西洋原初设计被近几十年来新兴的设计与建筑夺了光彩。而且对西洋风格及其意义的认识,即便在这两座城市的居民中间,也几乎是全然不存在的。我曾经在上海某高校一次讲座中向年轻的听众发问,问他们觉得上海的地标建筑是什么,结果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是东方明珠。而在天津,天津之眼取代了法式建筑劝业场或老中原公司经典的装饰艺术风格(art deco)的旧建筑,成为城市的地标。但是在我这建筑爱好者看来,近几十年来营造的这些新的建筑与工程新则新矣,若与旧规划与老建筑相比,却未必优胜。

在城市总体规划上,中式、特别是近几十年来设计建造的中式城市格局与西洋格局的根本区别在于中国的城市设计不计成本地追求宽广宏大,在审美上追求对称、直线、直角和矩形空间。而沪、津、青原初的城市规划则是因地制宜的,主要街道顺区域内主要河流流向乃至海岸线而行。与此相辅相成的,是街道和沿街建筑疏落有致,绝不会沿直线对齐一贯到底一览无余。而且西洋格局中,街道较中式格局窄而密,所以多可辟为单行路,有很高的交通效率。在这两种截然对立的城市规划观念和风格特征之间,哪种更可取呢?

十九世纪英国艺术史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说,判断建筑物的标准一是使用价值,二是审美价值,三是其要传达的旨意(见其《威尼斯的石头》第二章)。而在我看来,城市设计的标准也是如此。以这三个因素为要点,就可以考察并判断中西城市规划的差别与优劣。首先,从使用价值上说,如果以北京作为中式规划的典范,可以说其规划设计是与使用效率相违背的。仅就最明显的方面说,这是因为在中式规划里,街道密度极小,而为了疏浚交通,规划者们便把数量有限的街道修得极宽(一个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制定的规则要求所有新修街道的中心线距街道两旁的房屋要有至少一二百米的宽度),以至于一个绿灯的持续时间不够一个行人以正常速度步行横穿。路就这样越修越宽,而交通的顺畅却得不到改善,因为有大片的空间不为通达的街道所沟通,道路形不成网格,许多空间是死的,延伸到那里面的路都是终端死路。街道密度极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整个城市被分割为内封闭的无数小区。封闭的小区就是我所谓的死空间,这些小区或是机关企业、或是院校、或是居民区,它们全都自成一体、对外封闭。依照西方传统的城市规划概念,严格说起来这样的中式城市其实不是一座城市(city),而是一个包含了许多营地的地理区域,动辄十几层的居民楼建筑尤其强化了这种格局,故而人们居住的小区在封闭空间这一点上更像西方安置低收入者和难民的housing projects,因为这些小区的居民被封闭在小区里,与该城市中其他小区的人除了共享机场、火车站、地铁、主要车道等终端与设施外,在地面上几乎没有传统意义上可以共享的露天开放空间,人们在生活上和文化上是彼此分裂的。于是,为了在市内到达不得不去的地方,许多中式城市在过去三四十年里变成彻头彻尾的汽车城市,而且是比美国的主要城市还要属于汽车的城市。汽车城市的特点就是行人——哪怕是刚刚从车上下来的行人——没有归属感,而且比美国的汽车城市更甚的是,从包括私人车、公交车、出租车、地铁等机动交通工具下车的人,要达到最终的目的地,不得不步行穿过巨大、乏味也常常是充满危险的空间,并且为此弄得精疲力竭。在这样的中式城市中,居民大多从一个小区开车在路面上到达几乎全都设于室内的商业和娱乐场所,居民对所住城市开放空间的接触几乎只限于车内浏览,因为除了几块旅游保留地,没有可供人徜徉流连的露天空间。那些保留地本地人既很少涉足,便只供外来游客观光用。

所以从功能上讲,这样的城市规划是低效的,而且这样的规划实际上把作为文化空间的城市扼杀了,因此也就谈不上罗斯金所说的其他那两个职能,特别是审美职能。那么哪样的规划才更好呢?在我看来,是津沪青三城那样的原初规划。抽象地说,在实用性方面,这三座城市在规划观念上都包含这样一些因素:1.街道的网格化密度高;2.主干街道多为曲线、斜线而避免直线直角,因为曲线街道不仅有利于车马最有效地转弯,而且沿途涵盖的空间面积大于正南正北的直线街道;3.市区街道单向多为单车道,甚至是单行道,街道的横截面积要与车辆的标准宽度与转弯弧度相符合,就像铁轨与轨道车辆那样严丝合缝,而不是肆意扩宽道路,无谓地浪费地皮和空间;4.除了中小学、运动场等以外,不设封闭的小区。顺便说,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设在城市内的大学没有封闭校园的原因。具备了这些要素,才具有成为现代城市的基础,而不只是聚居地或机构所在地而已。

追求对称、直线、直角和矩形空间、充满封闭空间、很少考虑社区空间,的确是中国古代城市版图的特点,从唐代长安城到明清的北京城,无不如此。中式城的建造观念更多出自军事防守的目的,很难服务于现代都市所需的功能。然而中国古代的设计观念与西式城市规划要素也并非全无相通之处。在一个基本的审美原则上,两者曾有过交集,只是它不是来自古代城市规划,而是存在于古代园林设计里。欧洲十八世纪曾盛行中国风(Chinoiserie),其中一个重要的时尚就是中国式园林。中国园林讲究保留或模仿自然,避免对称与直线,与热衷几何形状设计的法国园林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的英语中有一个据猜测来自汉语的词,sharawaggi,姑且译为错落,便是指这种东方园林的审美风格。英国人据此发展出著名的英国园林,与法式以及欧陆园林分庭抗礼。

同在十八世纪的曹雪芹在《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一回中,就曾生动地表达了古典园林设计的这种错落原则。在我看来,不仅是园林,城市规划在审美上也应该借鉴错落有致这一审美原则。只可惜在中国城市里它如今大多只存在于遗存的西式城市规划中,例如上海的外滩,那条举世闻名的沿江大街上那些精湛建筑的布局:你仔细看看就会注意到,那些建筑并非沿着一条直线对齐,甚至也不沿着一条完整的曲线排列,而是有的略占前、有的略后退,有的略斜、有的偏正,再加上那些建筑本身也风格各异,其前脸彼此错杂变化,避免雷同,侧看去形成一道璀错炜煌的滨水前脸(waterfront)。这是错落有致这一审美原则在城市规划中的经典体现。我只愿来外滩的人们不像二十年前威尼斯圣马可广场上走马却只知观鸽的中国游客那样,不懂得欣赏西洋建筑之美,而是能从外滩的建筑中学习借鉴,并得到审美的熏陶。

此文为原创,因种种原因未能刊于纸媒。作者以为文章写作的动机和所陈述的观点对于所涉及的问题是建设性的。不能因为曾经有过的被殖民的不幸历史而全面否定西方传统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艺术观念与美学,正像不能因此而拒绝接受火车、汽车和飞机这些西方人发明的科技一样。主席曾在2015年10月14日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 我出访所到之处,最陶醉的是各国各民族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世界文明瑰宝比比皆是”,而且他特别提到了古希腊等异域文明在建筑艺术中的伟大成就。本文作者以为对于西方文明中的菁华,我们仍然应该秉持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拿来主义的方针,予以学习和吸收。

1 Comment

  1. Isaac Ge · 2020-2-23 Reply

    深有同感,北京的大街巨宽巨宽,是我见过街景最无聊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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