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皓明:“你这石质的”:杂谈建筑之二
近一二十年来国內很多原本位于城市中心的大学纷纷在城市远郊开辟新校园,我有幸访问过其中数所,因而有了贴近观察其中新建筑的机会。坦率地讲,对于这些新建筑,我的失望远多于喜悦。
纵观世界上著名的大学及其校园建筑,可以看出大学建筑在建筑学和建筑史上是有独特要求、独特地位和独特风格的。除了上一篇谈建筑的文里提到的罗斯金(John Ruskin)所言建筑三标准——实用性、审美效果和传达旨意——之外,大学建筑与一般民用与商用建筑有明显的不同,具有一种更常见于世俗的或宗教的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的特点,用今天时髦的名词说,就是具有纪念碑性(momumentality)。
看过那么多国內大学新校区的主体建筑后,可以公正地说,并不是设计师和决策者完全不懂这样的建筑要具备纪念碑性这一道理,而是他们对纪念碑性的理解显然极其狭隘、片面,甚至错误。非特是大学建筑有这样的问题,这几十年里人们对有纪念碑性质的建筑的理解都有同样的缺陷,就是错以为单靠体积就足以获得纪念碑性。这实在是大错特错了。
建筑的纪念碑性其实来自两个因素,第一是建筑所用材料,第二才是建筑风格。然而在中国,人们往往以为狭义上的建筑风格本身便是决定建筑纪念碑性的唯一因素,很少有人对建筑材料在其中的根本性作用有充分和正确的意识。细究起来,这种认识的缺失并不奇怪,因为这其实反映了深藏于中国文明深层的集体无意识。
人们常常说,中国传统建筑是木结构的,然而这并不准确,因为木只是结构的一部分;也有人说中国传统建筑是土木结构的。所谓土既包括夯土土坯,更包括泥土制成的砖瓦,到了今天,则当然也包括水泥和混凝土。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则揭示,以土筑屋筑台是东亚这片土地上自新石器以来人们从事建筑的主要甚至是唯一方式;相比之下,木在民用建筑里虽然所占比例很大,总体来看却显得像是补充而非主体,在非民用建筑里——比如堡垒城墙——所占比例就更少了。而且由于适用于大建筑的粗大原木越来越少,土越到近代就越成为建筑的主体材料。土的主体性甚至唯一性统治着中国古代直到现代的建筑。古往今来,人们不假思索地把建筑与土等同起来,建筑即土构的概念因而也就成为中国文明和文化中的集体无意识。人们只要想一想,就连建造在崇山峻岭之间的长城也是用土制的砖垒成的,就可以明白即使是在具有纪念碑性的、以坚固为第一要求的建筑中,土也是几乎唯一的建筑材料。到了当代,因为合成材料的广泛运用,木从中国的建筑中消失殆尽,土更成为钢材玻璃之外唯一的建材。所以如果说我们的文明“土”到了基因里,并非是哗众之词,而是历史的和现实的事实陈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所见到的大学校园中的建筑全都是土构的,便丝毫不足为怪了。
然而从世界范围看,在主要文明中,土的主体性和唯一性几乎是中国独有的。西方虽然也有很多砖建筑,然而具有纪念碑性的建筑的正统则是石质的。诗人里尔克(R.M. Rilke)在其咏十一、十二世纪建成于法兰西沙尔德(Chartres)的著名罗曼式教堂(罗斯金也曾盛赞过这座建筑)的诗中曾说:“你这石质的”(du, Steinerner),实际上点明了建筑物的纪念碑性与岩石质料的关系。那么土跟岩石有何区别、是否可以分出优劣呢?
从材质角度看,岩石的强度、耐风化性、持久性、颜色花纹的丰富性、质地的厚重以及整体上的视觉质感大都远优于用于普通建筑的各种形态的土,无论是夯土、砖瓦等陶化土、还是普通的混凝土。普通纯砖结构的建筑往往几十年下来就因风吹日晒、水的浸泡而显破败;质量好的水泥虽然可以更持久,但是水泥部件的审美效果,特别是中国当代建筑中常用的类型,不仅远逊于石料,而且也比不上砖,无论是作为建筑物整体还是用作墙壁或支柱,都尽显粗劣和廉价,所以罗斯金曾将其列为建筑上的三种“欺骗”(Architectural Deceits)之一(《建筑七灯台》The 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称“可以广泛地说,建筑的高贵程度就在于对这些赝伪的替代品的避免程度”。应该补充的是,中国当代建筑中常用的陶瓦陶片质的瓷砖或贴片,无论有无彩釉,也无论外用内用,都属于这类“赝伪的替代品”。
在西方,水泥建筑在五六七十年代的确曾经风靡一时,然而却有着粗劣派(Brutalism)的恶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耶鲁大学建筑系由保罗·鲁道尔夫(Paul Rudolph)设计、建于1963的楼便是此派代表作之一。走近这座楼,人们会感觉它更像是一个多层停车场而非高等学府,矗立在周边以及校园整体的哥特式建筑群中尤其扎眼。与此同时在其南部的纽约城,在拆毁了美轮美奂的美术派(Beaux-arts)花岗岩建成的宾夕法尼亚总站(Penn Station)的废墟上建成的混凝土质的新宾州总站也是同一流派和思潮的产物。在今天人们看来,这两座现代派的建筑实在记录着审美和实用价值的双重失败和耻辱,就像同时流行的化纤服装、喇叭裤、爆炸头等时尚一样,见证着那个时代观念的偏差和审美趣味的异变。后来有一位耶鲁建筑学家批评宾州总站时说:“从前[在美术派风格的建筑里]人们进站就像神明入场,今天人们则在混凝土的迷宫里老鼠一般奔窜”。而在国内,最能展示混凝土与建筑的纪念碑性不相容的例子,当数城市和大学里常见的混凝土雕塑,这些雕塑本意自然是美化城市和校园,而且也往往有纪念的目的,然而由于所用材料质地完全不适合作此用,即用建筑的欺骗材料来服务于旨在永久的纪念和神圣目的,在效果上便无一不在污染眼球,是百分之百的建筑垃圾。此外还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取土制砖乃至造水泥还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京广线两边常常可见当地居民历年历代取土烧砖或制造劣质水泥留下的巨坑和废址,它们毁灭和污染了珍贵的地表土壤,遗留下大片的废地。
至于盛行于国内的建筑物外壁贴瓷砖的风尚,三十年前,我曾经亲眼目睹了意欲具有纪念碑性的中国第一座全部瓷砖贴面建筑的落成,那便是建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北图(今天改称“国图”)。这种被讥讽为卫生间外翻的外墙瓷砖贴面建筑据说发源于日本,九十年代初以后便成为中国包括大学在内的大型公共建筑的时尚。国人热衷于此大概有传统建筑中琉璃瓦的潜意识情节作祟罢。然而不仅受限于瓷砖瓷片烧制的工艺水平,更因为这种材料的质地本身,也是罗斯金所说的建筑的欺骗,这样的建筑往往给人以可能更甚于混凝土材料建筑的廉价和低俗的感觉,而且建筑规模越是庞大越是如此。总之一句话,如果我们要一座建筑具有纪念碑性,无论从综合意义上的持久性还是从视觉效果上说,石对于土的优越性都非常明显。纪念碑性产生于综合的持久性与审美效果的融合,而只有岩石才二者兼备。以这样的认识来考察中国大学里半个多世纪以来修建的新建筑,我们会看到,它们几乎全都是混凝土结构,最近二三十年里修建的,其外表则大多是瓷砖瓷瓦的。公平地说,钢筋水泥土建筑在中国盛行,不完全是中国文化自身的原因,就像前面提到的西方粗劣派建筑那样,其部分原因也来自德国包豪斯(Bauhaus)、瑞士裔法国人科比西埃(Le Corbusier, 1887-1965)等的影响。西方建筑学中的现代派弃奢求俭、去繁就简、抹灭文化身份的这种风格与中国人追求多快省的心理和需求一拍即合。然而在我看来,与其说这是天作之合,不如说是魔作之合。在西方,包括前面提到的耶鲁的建筑系楼的这派作品,尤其在校园里,后来饱受诟病。在中国,看着那些混凝土瓷砖质地的的图书馆建筑、大学主体楼厦的建筑,我常常想,国人乃至东亚的人们那么迷恋牛津剑桥和哈佛耶鲁乃至伊顿(Eton)、腓力普(Phillips)等私立中学,恐怕跟这些名校的石质建筑有密切关系,这些学苑中主体建筑的石质构造无形中给它们建立起并且放大了权威感、可信度和威严。不难想象,如果那些学苑里的建筑都是鲁道尔夫大楼那样的水泥楼,或者都是中国校园里常见的瓷砖或瓷砖贴面楼,其魅力将会大打折扣。这样一想,与那些石质建筑为主的西方大学相比,几乎完全是混凝土预制板堆砌、瓷片贴面的中国校园建筑很难建立和获得同样的权威与威严感,便很好理解了。
在西方语言中,建筑工匠一般有两种称呼,或者叫作石匠(mason/maçon/Steinmetz),或者叫作木匠(carpenter/charpentier/Zimmermann)。在美国,普通人家的房子一般都是木匠造的,教堂和大学等具有纪念碑性的建筑则是石匠造的。西方的石匠传统源远流长,如果从古埃及算起,那么北非和欧罗巴的石匠传统已有好几千年了。这个伟大传统之深厚,人们只消看看沙尔德那样的中世纪罗曼式、巴黎圣母院那样的哥特式教堂,就明白了:每一位石匠都是艺术家。如此说来,继承了埃及、阿剌伯、希腊、罗马的西洋建筑业中的石匠深谙各种石料的使用,有何足怪哉!西洋建筑最常用的石材有相对松软的石灰岩(limestone,包括洞石,travertine)和砂岩(sandstone,包括褐砂岩,brownstone),有的地方也用燧石(flint),比较坚硬的则有花岗岩(granite)和青石(bluestone),还有比较脆的大理石(marble)等等。这些岩石虽然因产地不同而在质地颜色等方面略有不同,但是作为建筑材料各有各的用处,分工明确,不可随意混用。从风格上说,古代希腊古典风格的建筑及后世沿袭这一风格的建筑多用石灰岩和砂岩,中世纪罗曼式(Romanesque)建筑则于此之外也广泛使用花岗岩,近代城市建筑则很多采用类似石灰岩砂岩的仿石(cast stone)替代更为昂贵的天然石灰岩等等。从一座建筑物的各部分来说,花岗岩因为非常坚硬,所以适于作外墙等处没有精细雕饰花纹的部分;而石灰岩和砂岩因为易于雕刻,所以尤其用于窗楣、窗棂、门楣等有繁复雕花的地方;大理石既可以凿为石柱,砌为阶梯栏杆,也可以切割成板材,一般均用来装饰室内;而青石因为质地坚硬且为颜色所限,多用于房基,也常常切碎为小块用于铺路等等。
从古至今,中国建筑业对石材的使用与西洋相比是相当有限的,几乎仅限于宫殿、庙宇、牌坊等建筑物的基础部分和辅配部分:房基、木制立柱的柱础、室外高台的台基和栏杆、室外甬道铺路、华表、碑、石狮、日晷等等,偶有整体为石质的结构也几乎都是实心的,比如北京碧云寺的金刚宝座塔,不包含令人能进入从事活动的空间。所使用的石材也非常有限,仅限于青石、花岗岩和汉白玉。青石和花岗岩都非常坚硬,不宜于精细雕凿。故而在中国传统上不存在在规模、精细程度、工艺水平等方面可以与西方石匠业相媲美的石匠手艺,就连仿石灰岩等岩石质地的人造石(cast stone)也罕见制造与使用。大概也正因为此,十九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开口通商时期西方在中国营建的建筑,除了青岛的石材建筑较多以外,其他地方用砖和人造石的居多,用天然岩石的比较稀有。而同一时期西方人为中国的大学设计建造的大学建筑,比如美国人墨菲(Henry K. Murphy)设计的燕京大学(今北大校园)主要建筑、清华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和金陵女子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以及美国建筑师凯尔斯(F.H. Kales)设计的武汉大学建筑,几乎清一色地全都是砖结构而非石构。石质建材的匮乏和昂贵应该是这种选择的主要原因。
石构的建筑由于对所用石料的考究和对石料加工工艺水平的极高要求,其成本无疑远较砖或者混凝土建筑来得昂贵。可以不夸张地说,每一座精心设计与建造的西式石质建筑都是不折不扣的瑰宝。例如上海外滩12号,前汇丰银行总部,因为内部有四个大理石柱是用整体採自意大利的大理石雕成的,曾有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奢华建筑的称号。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济南花岗岩造德式老火车站被拆毁,则从反面说明中国人对异于其本土土质建筑传统的西洋石质结构的审美、工艺及价值是完全无知的,甚至比不上进大观园开眼界的刘姥姥懂得稀罕西洋镜等舶来品。
由于石质建筑造价昂贵及其所带有的纪念碑性,我们不能要求大学校园里所有的建筑无论用途都建造为石质的,而是要求主要大学校园中最庄重的建筑物——比如图书馆、主会堂(对应于西方大学中的教堂 chapel)、博物馆等等——应该用石材建造而不能都用砖或混凝土。其馀的可以砖石混用,比如基础和包括窗棂门楣等的处的边角用石料,其馀部分用砖填充,也可以只用砖或者只用仿石(cast stone)。科技科系建筑可以选择更为前卫的玻璃或钢铁结构以增加建筑风格的多样性。通过将不同建材用于不同的建筑使建筑在质感和风格上分出层次。无论如何,过去几十年里中国自己的那种风格的钢筋混凝土贴瓷片的建筑则应该被彻底淘汰。
中国是个多山的国家,并不缺少可用的石材;中国目前处于过去二百年来最富裕的时期,所以也并不缺营造石质纪念碑性建筑所需的资金。所缺的是审美,是精通西洋传统建筑的建筑师,是工艺精湛的石匠,以及将端正的审美趣味精益求精尽善尽美地实现的全部操作规程与环境。
*本文删节版曾发表于《文汇学人·论衡》2018.6.15。此文作后翌年(2019.4.15)巴黎圣母院大灾,这座建筑外表以石灰岩为主的艺术精品严重受损,令人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