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傅汉思（Hans H. Frankel，1916–2003）教授

拙文《从好言到好智》（《读书》2004年4月号，页77-85；以下简称“上文”）扼要地回顾了德语文化圈内从十八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期，古典和罗曼语文学蓬勃发展的历史以及这种发展同哲学的关系，并大致勾画了作为精神成长过程的从语文学到哲学的运动。在这样一个历史和理论的回顾之后，让我再从传记的角度说明一下这个传统对西方汉学的影响，并以此纪念体现了这一传统及其朝汉学的转移的傅汉思教授。

从传记角度看，德国的古典及罗曼语文学家的组成有两个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一个是世家多，例如上文提到的权威的品达研究著作的作者、普鲁士贵族乌尔里希·封·维拉莫维奇-摩兰道夫（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娶了罗马史家蒙森之女，而他们的一个儿子提守（Tycho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克绍箕裘，也是重要的希腊语语文学家，著有重要的索福克勒斯研究；另一个是他们中间有不少出色的犹太裔学者，上文还提到的奥尔巴赫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作为犹太裔德国人，奥尔巴赫在三十年代中期被迫加入了犹太裔学者的大流亡。他先是到了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大学，就是在那里任教期间写下了《摹仿》一书；最后辗转来到美国，任教耶鲁，殁于1957年。

在德籍犹太裔罗曼语文学家中，奥尔巴赫也许是最有名的。但是兼备以上两个特点的德籍语文学者要数赫尔曼·傅兰科尔（Hermann Fränkel），著名的希腊语文学者。因为傅兰科尔氏既是一个语文学的学术世家，又是德籍犹太裔。傅兰科尔父亲马科西（Max）也是希腊语文学家；而他的内弟叫爱德华·傅雷恩科尔（Eduard Fraenkel，德文原文如此），是著名的拉丁语文学者，古罗马抒情诗人贺拉修研究权威。赫尔曼·傅兰科尔最重要的著作是《早期希腊诗与哲学》（Dichtung und Philosophie des frühen Griechentums，初版1950），这是他移民美国后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时用德文写的，在瑞士由发表了库尔修（E.R. Curtius）和奥尔巴赫的弗兰克出版社（Francke Verlag）发表。该书问世后旋即成为德国和北美大学研究院中关于希腊文学和思想史的不可或缺的参考书，地位几近经典教科书。傅雷恩科尔（Fraenkel）的名著则是他移民英国后在牛津任教时用英文写作发表的《贺拉修》（Horace）。《贺拉修》严格地说是一本评传式的著作，但是在博学、翔实、全面和精到各方面，一般的近现代人物评传很难望其项背。在材料的详尽和权威方面，它不啻是一部关于贺拉修的百科全书；而在诠释方面，它给任何想为诗人做笺注的人提供了所需的骨架。半是由于它是一个诗人的评传而不是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学史，半是由于它是用英文而不是德文写作的，在上文中总结的德国语文学的五个特征中，《贺拉修》虽然具备其中的前四个，而第五个特征，即历史主义的世界观，却并不太明显。然而它的前四个特征依然标明了它对德国语文学传统的从属关系。

与之相比，傅兰科尔（Fränkel）最重要的著作《早期希腊诗与哲学》则兼备德国古典语文学的所有五个特征。例如在原书中关于女诗人萨福那一章的结论部分，作者同他那代人所共有的历史主义的思想背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萨福有魔力的诗歌中，历史的运行一时间停息下来；但是它并不像荷马那样，是被故意拦截住了；它静止着是因为所有的力量达到了一种完满的平衡。在最优美的平衡里，即时的（das Zeitgemäße）同无时的（das Zeitlose）结合在一起。这样一种无争斗的和解犹如一个奇迹。即使在萨福的同代人中它也是无双的。

“历史的运行”原文是geschichtliche Bewegung，这里的所谓历史不是指萨福的诗歌所叙述的故事，而是指涉被看作是普遍历史的西方历史。因为对于历史主义者来说，Historie并不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只有Geschichte才属于具有目的论意义的人类（也就是西方的人类）普遍历史（参观海德格尔《阿纳克西曼德箴言》（Der Spruch des Anaximander），《林中道》（Holzwege）。虽然作者并没有想在这里特别发挥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它却是不言而喻的，先定的，是希腊语文学的哲学前提。

傅兰科尔-傅雷恩科尔家族下一代的代表人物是傅兰科尔与傅雷恩科尔的姐姐所生的儿子，Hans Frankel（移民美国后去掉了姓氏中元音a上的圆口变音符号），汉名傅汉思。年轻时随家移民美国的汉思由于出身于这样一个古典语文学世家，在大学毕业后便选择了作为罗曼语文学的一个分支的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语文学作为其主攻方向；又由于早年接受了坚实的欧洲式的人文教育，于1942年，二十六岁时，即获得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哲学博士学位。他博士论文的标题是《却维多正经诗中的喻像语言》（Figurative Language in the Serious Poetry of Quevedo: 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Conceptismo）。其主题人物却维多（Francisco de Quevedo，1580-1645）是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的一个诗人和小说家，塞万提斯的同代人和朋友。凭着这篇论文汉思一毕业就得到了伯克莱的教职。

然而他后来竟然没有继续这一专业。起因是他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受胡适聘请，来到北大西语系任教。在任教北大其间，同冯至等许多学者友善，并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张充和。携充和回美国后他改弦更张，从西学转到汉学，基本上靠自学成为六七十年代美国最重要的唐诗学者之一，著有研究中国中古诗歌的专著《梅花与宫帏佳丽》（The Flowering Plum and the Palace Lady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Poetry），该书出版时他早已在耶鲁东亚系任教多年。

汉思的博士论文的标题中“喻像”一词，在罗曼语语文学的语境中，无疑令人想起奥尔巴赫著名的长文“喻像”（“Figura”, Archivum Romanicum 22 (1938): 436-89）。这个最初来自基督教解经传统的概念在但丁等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文学和神学中的重要意义，经过奥氏的阐发，早已成为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学者的基本概念。这个关键的概念成为汉思博士论文的基本概念，是不会令人感到意外的。我们由此可见德国背景的这些罗曼语语文学家的渊源上的共通之处。

在他转到汉学以后，汉思所属的德国罗曼语文学传统在其汉学论著中依然是可感的。更精确地说，他实际上是把那个德意志传统带到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中来了。这在他最重要的著作《梅花与宫帏佳丽》里最为明显。这不仅可见于书中常有的同西方诗歌、特别是同西班牙和德国诗歌的对比与参照，而且更见于全书的结构和安排。在具体的同西方诗歌的参照方面，例如在讨论《诗经·野有死麇》（总第二十三首）时，在细致分析了原文并列举了高本汉（Bernard Karlgren）和亚瑟·韦利（Arthur Waley）等西方主要汉学家的解释之后，汉思写道：

为了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我主张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其实是一个原型：即猎人追（有时是杀戮）鹿同男人追（有时是强奸）女人等同起来。这个原型常常在许多国家的民间文学和正经文学中出现。在歌德的《浮士德》里，优弗里昂把他所玩弄的女人比作“轻步的鹿”，把他自己比作“猎人”（第二部，第三幕）。另外两个例子是英国民谣“三只乌鸦”（Three Ravens）和德国民谣“夜间猎手”（Nachtjäger）。…… (p.7)

这里的中西比较和参照不同于许多海内外中国籍学者的比较。因为作者不是像例如钱锺书那样只满足于说明猎鹿和求欢这个象征或对应在中西文学中都存在，而是把这些个例提升到原型（archetype）的抽象层次，旨在最终建立起一套为中国文学所特有的原型母题。这些母题有的同西方文学中的类似，但是更多地是完全不或者不那么类似的（对求同的过分迷恋是上述那种比较学的误区之一）。其实，《梅花与宫帏佳丽》的结构就是根据一系列中古诗歌中常见的母题安排的。该书大部分的章节题目很好地反映了这个组织原则：人与自然；拟人化；人与他人的关系；回忆和反思；情诗；寂寞女子；乐府；离别；怀古；往昔，传说与讽刺；平行与对仗；等等。除了其中的几个形式原则外（例如平行与对仗，乐府），其他的都属于所谓的原型母题。所谓原型母题，或可译为“托题”，在西方文学批评的术语中叫做topos（德文称Topik），这个希腊字的原义是地方，借指文章中经常为人光顾的母题，就像为人经常光顾的地方一样。在直到十八世纪的传统西方文学中，起源于演说术的修辞学的母题对于许多作者来说是文学创作的不二法门。上文提到的库尔修在其《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Europäische Literatur und lateinisches Mittelalter）介绍母题这个概念的第五章中，对来自修辞学的母题及其运用是这样说明的：

在古代修辞系统中，母题是个储藏室。人们在其中可以找到最一般性的观念——即可以在各种演说和写作中运用的观念。比如，每个作者都想把读者引入有利于他的心态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直到十八世纪文学革命之前，他都会先推荐一个谦虚的首例，然后再把读者引向他的主题。因此对于“破题”（exordium）来说，会有一套特定的母题；同样，对于结论或“束股”，又有另一套母题。所以谦虚式、开场式和结论式总要有。而其他的母题则只能用于某一特定类别的演说。

显而易见，这种来自于西方修辞学的原型母题概念对于上古和中古中国文学研究来说并不陌生。至少从《昭明文选》以来，但是特别是随着科举而兴旺的诸如《文苑英华》这一类的总集和类书的产生以来，为了方便时文写作而出现的类书中题材的分类同西方源自修辞学和演说术的母题系统有某些不谋而合之处。但是汉思的《梅花与宫帏佳丽》当然并没有照搬《文苑英华》等总集和类书所使用的传统分类范畴，而是把西方的母题概念与中国中古文学的某些基本的体裁（如乐府）和形式（如对仗）概念结合起来，为未来西方对中国中古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入手的切口和基本的批评语汇。汉思把母题原型这一西方古典和罗曼语文学概念引入汉学研究这的功绩，曾得到汉思的学生、现在执教哈佛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的特别承认(“Hans Frankel, the Gentle Revolutionary,” T’ang Studies 13 (1995), 7-8；该期杂志为纪念汉思的专号)。上文和本文对德国语文学传统渊源的叙述以及对汉思个人学术渊源的说明则更充分、更具体地显示了汉思在对母题概念乃至体裁和形式概念的运用上有多少是得益于他德国古典和罗曼语文学的背景和训练。汉思走过的从却维多到中国古典文学这条不同寻常的道路其本身就是一座桥梁，沟通了西东两极的文学和学术传统，而且这个沟通是及时的，假如错过便会永远失去的。他把德文所谓的夕国——Abendland，仿希腊文Hespera和拉丁文Occidens而生的词，指西方——的好言与好智传统同德文所谓的旦方——Morgenland，仿希腊文 Anatole和拉丁文Oriens而生，指东方——的文学传统联结起来，在夕国的好言与好智传统即将崩溃的时刻，他将它的一些最基本的要素抢救到一个属于全然不同传统的旦方文学的研究中。汉思的这种沟通对当代西方汉学的影响是深刻的，对于这种影响的深度的估量，也许只需提两个人就足够了，一个是前面提到的他的学生宇文所安教授，另一个是放弃了耶鲁教职一直在华盛顿大学执教的《文选》的翻译者康达卫教授（David Knechteges）。这两位曾是汉思学生的当代学者在北美汉学界的权威地位，就是汉思对西方汉学所作贡献的明证。

*

余生也晚，无缘交接、就学于昔日的德国古典或罗曼语文学大师。但是通过师从最后一代大师们的某些高足——例如曾就学于奥尔巴赫的哈特曼（Geoffrey H. Hartman）教授和曾师从希腊语文学家莎德瓦尔特（Wolfgang Schadewaldt）的封·施达登（Heinrich von Staden）教授等——，我或许可以自诩得到了一些那一伟大传统的薪传。而我同汉思的忘年交，却进而俾使我庶几得以“登堂入室”，从更为个人的角度领会那一业已终结的传统。作为蒙其恩泽的后学，对这样一个经历了从夕国到旦方之转移的德国语文学传统的后人、一个中古中国文学学者，我这里用陆机《叹逝赋》中的旧辞来纪念去年八月去世的他、并结束我对他的家族所体现的那个博大精深的传统的回顾是恰当的，他会知道这绝非仅仅是一个topos：

寻生平于响像，览前物而怀之；步寒林以凄恻，玩春翘而有思。

原发表于《读书》2004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