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皓明:从好言到好智:德国的语文学传统

刘皓明:从好言到好智:德国的语文学传统

本文中将使用的“语文学”一词是对西文philologia的并不理想的翻译。Philologia的词根意义是好/hào/-言phileo-logos,在构词法上类似于我们通译为哲学的philosophia,其词根意义是好-知或好-智phileo-sophia。然而好言跟好智——或者说语文学和哲学——的亲属和平行关系并不只限于其类似的构词结构;好言和好智是西方人文传统互为作用、互为前提的两极。从好言到好智之间的跨度涵盖了西方人文传统的核心甚至全部,而从好言到好智的运动曾产生了这个传统的最强有力、最引人入胜、最深厚的内容之一。在近代,这种好言-好智传统尤其在德语文化圈内得到最令人瞩目的发展,取得了最伟大的成果。

要了解德语文化圈中的好言或语文学传统,原奥籍罗曼语语文学家列奥·施皮泽(Leo Spitzer)用英文写作的“语言学与文学史”(“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History”)一文可以当作一个导言。在该文中,施皮泽十分具体地回顾了他的学术训练经历:他在大学本科时期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古典语言的底子之后,决定献身于罗曼语语文学(romanische Philologie)、特别是法语语文学的研究。在德语国家和地区所谓的古典和罗曼语语文学机构,在别处会叫做古典语言文学和罗曼语语言文学系或所。所以施皮泽最初想要学习的,其实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法国文学。然而当他开始在研究所学习的时候,他要学的功课同他所喜爱的法国文学看起来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他想要学的是以拉辛、莫里哀以及十九世纪法国小说为代表的文学,可他实际上不得不念的却是语言学:

当我跟我伟大的老师迈耶-吕卜克(Meyer-Lübke)修法语语言学课的时候,他没有给我一幅法国民族的图画,或是他们的语言的法国性质:在课上我们看到拉丁语的a依照无情的语音法则向法语的e移动(pater>pêre);我们看到一个新的变格系统凭空滋生出来,在这种系统里,拉丁文的六个格减少到两个,进而减少到一个——同时我们得知同样的暴力被施于其他罗曼语言,的确,被施于许多现代语言。在所有这些中有许多事实,而这些事实的建立过程中又有很大的严刻性,但是这些事实下面的普遍观念却全都很模糊。在拉丁语的发音或格拒绝滞留和安于本分后面究竟有什么奥秘呢?我们看到语言中不停的变化在运作,可是为什么?我很久以后才意识到迈耶-吕卜克只是提供了一个法语的前史(他是通过同其他罗曼语言的比较把它建立起来的),而不是其历史。他从不允许我们对一个现象在其平静的存在中进行反思,盯住它的正脸看:我们总是察看其邻居或其先例——我们总是往前后左右看。……为了说明一个给定的法文形态,迈耶-吕卜克会援引古葡萄牙文,现代贝尔加摩语(Bergamesque,意大利北部一省,引者注)和马其顿罗马尼亚语,德语,凯尔特语,以及古拉丁语的形态;可是在这种教学里,我的感性的、机智的、有纪律的存在了大约1000年的法国人究竟在什么地方得到反映呢?我们在对其语言的讨论中冷落了他;实际上,法语不是法国人的语言,而是彼此无联系的、分别的、逸闻式的、没有道理的许多演化过程的汇集:法语的历史语法,抛开其词汇材料,完全也可以是日耳曼或斯拉夫语的语法:它们中的变格变位式的抹平和语音演变完全也可以出现在法语中。(《语言学和文学史》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History. New York, 1948. 页2-3)

的确,这种枯燥的训练同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文学、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距离似乎是十分遥远的,施皮泽承认自己曾一度因无法忍受这种枯燥而打算放弃学业。但是一点一点地,这种刻板枯燥的语言学训练渐渐揭示出其价值和意义:在对看起来似乎琐碎的语文学的钻研中,最终浮现出一幅更大的画面,用施皮泽自己用其母语德语所说的话来概括,就是“Wortwandel ist Kulturwandel und Seelenwandel”,——“词的变化就是文化的变化和灵魂的变化”(页8)。这是支撑着那个时代罗曼语语文学乃至古典语文学的基本信念和原则。施皮泽本人和他所属的那个传统的学者们正是依照这一原则通过对作品的词语细节进行风格学上的讨论、通过语言学达到了对文学史的认识和构建。对于施皮泽以及他所属的那个传统而言,这种从语言学或语文学到文学史、从词到魂的过程并不只是一个方便的、为长期的经验证明为顺手的技巧;在这种看似技术性的操作程序后面,有着一个更大的哲学问题和哲学关怀。对这个哲学问题,施皮泽本是这样表述的:

[一个文学学者]必定得要做的,我相信,是从艺术品的表层进展到其“内部的生命中心”:首先观察某一特定作品的表面现象的细节(而一个诗人所表达的“观念”也只是一部作品的表面特征之一);然后把这些细节集合起来,试图将它们容纳到一个可能在艺术家灵魂中存在的创造原则中去;最后再回到所有其他观察的集合中,以便检验出我们尝试性地建构的“内在形式”是否可以解释其全部。……[这个]循环不是恶性的;正相反,它是人文学科中的一个基本操作,狄尔泰(Dilthey)将这一发现命名为理解的循环(Zirkel im Verstehen),而这一发现是浪漫派学者和神学家施莱耶尔马赫(Schleiermacher)作出的,即语文学中的认识的得出不仅是从一个细节到另外一个细节的渐进过程,而是通过对整体的预期或猜测——因为“细节只有通过整体才能被理解,而对细节的任何解释先定了对整体的理解。”(同上,页19)

施皮泽在这里扼要地描述的理解上的循环,日后为伽达默尔(H-G. Gadamer)发扬光大了,如今通常以“解释学循环”(der hermeneutische Zirkel)这一说法著称(见伽氏《真理与方法》Wahrheit und Methode: Grü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 Tübingen, 1990 ; 270-80页)。同施皮泽的这段话相比,伽达默尔的贡献在于表明了这个循环作为一种方法,不仅适用于文学史以及其他某一具体的人文学科,而且也适用于人的理解和认识的一般,适用于探讨这种理解和认识的哲学本身。依照伽达默尔,现代解释学有两个起源:一个是如狄尔泰所指出的那样,宗教改革后,从新教所强调的对圣经本文的理解中发展出了一套针对传统神学的解经学;另一个就是人文主义者为了解读新发现的古典文学和文献而发展起来的语文学(《真理与方法》页177)。伽达默尔不仅在理论上这样阐发,而且也在其哲学阐发中实际运用了作为解释学基础的语文学。在他乃至其师海德格尔那里,语文学(或者施皮泽所谓的语言学)的路数被运到进哲学写作中,从而将施皮泽所描述的把语文学或语言学带到文学史的这个理解的循环延伸到把语文学带到哲学这样一个更大的循环:好言最终引向好智,而好智就是好言。《真理与方法》一书很多地方可以被看作是依照施皮泽对conundrum一词溯源的那种语文学原则而对某些相关的解释学词汇和概念所进行的语文学考证与阐发,这些词汇和概念包括例如Bildung(教育),sensus communis(常识),Erlebnis(体验)等等。通过对这些词的起源和用法的考证,伽达默尔讨论了作为哲学的解释学中一些最根本的问题;而且通过实际运用这种语文学的方法,伽达默尔为语文学和哲学、特别是和解释学哲学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了申辩,并且为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树立了具体的操作榜样。

如果在《真理与方法》那里,古典语文学在哲学讨论中的实际作用显得已经不那么突出,它在海德格尔那里则是明白无误的:古典语文学对于海德格尔哲学的意义确实是根本性的(grundlegend)。海氏的《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Tübingen,1926/1986)实际上就是从对先苏哲人乃至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等人著述中最基本的动词ειναι及其各种变位形态(例如ον,ουσια等等)的使用分析着手的(页3-4)。而他的另一部主要著作《形而上学导论》(Einführung in die Metaphysik, Tübingen,1987)更是专辟一章,“论‘在’一词的语法和语源”(“Zur Grammatik und Etymologie des Wortes Sein”,页40-56),用语文学的手段讨论哲学的基本问题。正是通过对印欧语系中最重要的古典语言之一的希腊文中这个在语言学和哲学上最基本的动词的阐发,海德格尔重新申明了在的问题(Seinsfrage)的根本性和迫切性。实际上,除了“在”这个概念以外,海德格尔哲学中其他一些最基本的概念都是建立在古希腊语语文学基础之上的,例如真理(αληθεια)被还原为α-ληθεια(解为将隐藏的揭露出来),而λογος被解释为“使某物得见”(Sehenlassen von etwas;不过应该提醒的是,海氏的希腊语源学并不是没有争议的)。而《形而上学导论》中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Antigone)中著名的合唱“恐怖的事很多”πολλα τα δεινα(页112-126)来诠释帕尔门尼德(Parmenides)论人的在的残篇,则更是从语文学入手谈论哲学的范例。

实际上,没有十八世纪末以来主要是德国古典语文学的成就,海德格尔的哲学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再远一点说,没有十八世纪末以来主要是德国古典语文学的成就,尼采的哲学也是不可想象的。从历史上说,导致了尼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哲学写作的这个时期德国古典语文学的巨大成就首先要归功于从文克尔曼(J.J. Winkelmann)到荷尔德林的浪漫派作家和诗人们对希腊文化的迷恋和认同;而具体到古典语文学上,那一两代人中没有谁比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对于启发和促进特别是希腊的古典语文学起了更大的作用。他的《论希腊诗歌的派别》(“Von den Schulen der Griechischen Poesie”1794)、《论对希腊人和罗马人研究的价值》(“Vom Wert des Studiums der Griechen und Römer”1795-6)、《论希腊诗歌的研究》(Über das Studium der Griechischen Poesie,1795-7;均见于施氏《批评文集与残篇》(Kritische Schriften und Fragmente),卷一,Paderborn,1988)等一系列讲座和文章乃至《希腊人和罗马人诗歌史》(Geschichte der Poesie der Griechen und Römer, 1798;《批评文集与残篇》,卷二)等著作为古典语文学提供了理论的依据,奠定了学科的基础,开启了日后发展的方向。步施莱格尔的后尘,德国古典语文学在十九世纪直至二十世纪前半期产生了一批里程碑式的成果。我们只需提一提勃克(August Böckh)对品达竞技凯歌格律的发现、被后人不断增补为几十卷巨著的保吕(Friedrich August von Pauly)的《保吕氏古典学专业百科全书》(Paulys Real-Encyclopä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初版1839)的出版,库纳尔(Raphael Kühner)权威的《希腊语详尽语法》(Ausführliche Grammatik der griechischen Sprache,初版1834)的发表,狄尔斯(Hermann Diels)对先苏哲人著作言行的辑佚(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初版1903)、直至对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有直接启发的赖因哈特(Karl Reinhardt,伽氏在其自传《哲学的学徒期》(Philosophische Lehrjahre: Ein Rückschau, Frankfurt am Main, 1977)中对他有回忆)权威性的索福克洛斯研究著作(Sophokles, Frankfurt am Main,1933),而无需列数不计其数的其他更专门的权威性著作和人物,就能给人一个对这一学科的规模的大致概念了。这一伟大的传统甚至超出了德语的区域,在英国曾影响了从柯勒律治(S.T. Coleridge)——这位因大量剽窃德国文学和学术成果而有争议的英国文人自然不会对德国文化的这个重要潮流视而不见——到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在小说《密德尔马契》(Middlemarch)中,多罗西娅(Dorothea)得知她毕生研究古典神话学、自以为是的学究丈夫不了解德国学者的成果是多大的一个缺陷——等重要的十九世纪英国诗人、作家以及英国和后来美国的古典研究。它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中期,直到那场历史主义史学的终结者迈纳克(Friedrich Meinecke)所谓的“德意志的浩劫”(die deutsche Katastrophe),才告中断。

作为古典语文学的延伸和扩展,罗曼语语文学从十九世纪中期起,也见证了这一学科的发展和壮大。这一学科中影响力延伸到狭隘的专业领域以外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包括:写作了《欧洲文学和拉丁中世纪》(Europäische Literatur und lateinisches Mittelalter, Bern: 1948)的库尔修(Ernst Robert Curtius),施皮泽,以及已经为国人所熟悉的《摹仿》(Mimesis: Dargestellte Wirklichkeit in der abendländischen Literatur, Bern:1946)的作者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等等。更进一步说,捷克的语言学家雅各布逊(Roman Jakobson)和文学史家韦勒克(René Wellek)等东欧德国文化圈中产生的语言文学学者也都属于这一传统。比起许多古典语文学学者来,这些罗曼语语文学者更为人们熟悉。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罗曼语语文学所涉及的对象更为现代,因而他们的著作对于专业外的学者和学科来说意义就更为直接和广泛,于是也就更广为人知,影响也就更深远。

从德国十九到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哲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的发展看,语文学——不仅仅是古典语文学——不仅为哲学奠定了基础、预备了其必要的条件,它其实还是所有本质上属于历史的研究的基础,也就是说,是所有人文学科的基础。对于语文学的这种根本性的、哲学的意义,库尔修在其为写作于二战期间的《欧洲文学和拉丁中世纪》的英译本所作的自序的结尾处,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断:

我的这本书,如上所述,不是纯粹学术兴趣的产物。它产生于活生生的冲动,是在具体的历史处境的压力下形成的。但是为了令人信服,我不得不运用那种作为一切历史研究基础的科学的技术:即语文学。对于精神科学来说,它具有同数学之于自然科学相同的重要意义。正如莱布尼茨所指出的,存在着两种真理:在一方面,是那种只有通过理性来获得的,它既不需要也不能够有经验的确证;在另一方面,是那种通过经验认识的、用逻辑无法证明的;就是说有必然的真理和偶然的真理,或者用莱布尼茨的话来说,有vérités éternelles et vérités de fait(永恒的真理和实事的真理)。实事的偶然真理只能由语文学来建立。语文学是历史学科的婢女。我力图用像自然科学使用它们的方法时所具有的精确度来使用语文学。几何学通过数字来求证,语文学则通过文本。但是语文学也得给出可验证的结果。

但是如果本书的题目是通过语文学的技术来探讨的,我希望能明白无误的是语文学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处理的是文学——即以语言的形式存在的西方文化的伟大思想精神传统。它包含有不会磨灭的美、伟大和信仰的宝藏。它是我们可以藉之品尝和让我们目前生活高尚的精神能量的储蓄所。……(Princeton,1953;页x)

这一段针对性很强的文字最明白无误地阐述了语文学对于整个人文历史学科的意义。比起日后伽达默尔从哲学上捍卫和阐发历史学科“方法”和“真理”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性来,库尔修的这段论述更具体地说明了作为一种“技术”的语文学对于精神领域的真理(莱布尼茨所谓的“事实真理”)的根本性意义。它实际上是一个宣言,站在今天的后知后觉的角度上看,它几乎也是古典和罗曼语语文学的墓志铭。

综上所述,德意志近两百年的古典和罗曼语语文学传统大概可以概括出如下几个共同点:第一是令人兴叹的博学——这不是杂学的博学,而是极为系统化的、为研究提供全面的资料基础的博学;第二是科学法则的运用,就是在对材料的全面和广博的占有基础上,运用从培根到笛卡尔等发展起来的科学的工具(organon)对材料进行归纳、总结、概括和提炼,从而产生了像涉及印欧语演变的格林定律、品达竞技凯歌格律的发现等许许多多根本性的结论;第三是建立在这种博学和科学法则上的精读与文本分析;第四是杰出的叙述或表述,使得十分专门和琐碎的观察与研究结论能够构成一幅大的画面,从而将它们放置在历史的进程里,既为专家也为相关专业人士以及一般读者提供一部详尽、可靠、前沿、同时也有高度可读性的精神史(Geistesgeschichte);最后,这种宏大画面或精神史的理论基础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历史主义的信念,这种对普遍历史(die Universalgeschichte)的信念坚信西方文明的连续性、优越性及其对人类历史当仁不让的使命,坚信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的希腊罗马古典的几乎是无条件的历史和理论意义。这五个共同点在从蒙森的(Theodor Mommsen)《罗马史》(Römische Geschichte,1854-56)到耶格尔(Werner Wilhelm Jaeger)的《Paideia[教育]:希腊人的塑造》(Paideia: die Formung des griechischen Menschen,1934)、从乌尔里希·封·维拉诺维茨-摩兰道夫(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的《品达》(Pindaros, Berlin,1922)到奥尔巴赫的《摹仿》都能完整地找到,它们是德国语文学暨精神史派的缺一不可的要素。

为了更具体地说明这里总结的五个特征,我们不妨举一些例子。比如在博学、概括提炼和精读分析方面,让我们回想一下《摹仿》讨论古法语史诗《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and)的第五章。在这一章里,奥尔巴赫先是对所引的原文进行细致的精读,把原文的叙事内容与方式梳理清楚,然后利用他对整个传统和领域的博学将《罗兰之歌》的这段文字的内容与叙述方式同古典的以及其他中世纪史诗(譬如《伊里昂纪》,《高尔蒙与伊桑巴》(Gormund et Isembard),《希勒德勃朗之歌》(Hildebrandslied),《尼伯龙根之歌》(Niblungenlied)乃至近现代的作品相比较,最后得出了这样一段有总结性的观察:

在古典语言中,并置联接(die parataktische Fügung)属于低下风格(der niedere Stil),它更多地用于口语而不是书面语,更多地是属于喜剧性写实而非崇高的人物性格。但是在这里[即所引的《罗兰之歌》的片段]它却属于崇高的风格;这是一种新的崇高风格的形式。它不依赖于浑圆句式(Periodik)和修辞格(Redefigure),而是依赖于把独立的语句单块并置在一起所产生的力量。由并置成分构成的高扬风格在欧罗巴并不新鲜,圣经的风格就已经具有这种特征了(参观本书第一章)。人们记得起对《创世纪1.3》的那个句子的崇高性的那场讨论( dixitque Deus:fiat lux, et facta est lux;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一讨论在十七世纪时,连同《论崇高》(περι υψους)这篇作品,由布瓦洛(Boileau)和于埃(Huet)展开。《创世纪》中这个句子的崇高并不在于圆浑句雄伟的滚动和丰富的修辞格点缀,而在于与其剧烈激奋的内容形成对比的富于表现力的简要,正因如此,这种简要才具有了某种黑暗的东西,令听者充溢着因警惧而生的颤栗。正是由于缺乏因果连接词,赤裸地报告所发生的事——这种报告用充满惊异的观照代替了前因后果的联接和理解,它根本不求理解——赋予了这一句子以其伟大。……(页107-8)

高尚的和低下的风格、并置句与圆浑句,这两对相反相承的概念贯穿《摹仿》对西方叙事传统的分析的始终;而作者上面得出的结论,一方面是建立在对整个西方叙事传统、特别是古典和中世纪史诗的亲密了解、另一方面是建立在对原文所作的语言学的分析上的。奥尔巴赫的这段文字完全印证了前面引过的施皮泽对语言学与文学史的关系以及理解上的循环的论断,显示着罗曼语语文学乃至古典语文学方法论上的一致性。

至于这五个要素中的第四个和第五个,即杰出的叙事或表述风格,以及历史主义的世界观,下面这个例子应该能给予足够的说明。这个例子来自赫尔曼·佛兰科尔(Hermann Fränkel)的名著《早期希腊诗与哲学》(Dichtung und Philosophie des frühen Griechentums, 初版1950)。在详尽地分析了女诗人萨福的(Sappho)许多具体的作品之后,作者在结论的段落里这样总结道:

在萨福有魔力的诗歌中,历史的运行一时间停息下来;但是它并不像荷马那样,是被故意拦截住了;它静止着是因为所有的力量达到了一种完满的平衡。在最优美的平衡里,即时的同无时的结合在一起。这样一种无争斗的和解犹如一个奇迹。即使在萨福的同代人中它也是无双的。(München: 1993, 页214)

这个结论性的段落的语言风格其实是相当宏大的:萨福被纳入了一个今天的流行术语所谓的“宏大叙事”之中。这个宏大的叙事就是建立在历史主义原则上的文学和思想史。在这里,“历史的运行”(原文是geschichtliche Bewegung)中所谓的历史不是指萨福的诗歌所叙述的故事,而是指被看作是普遍历史的西方历史。因为对于历史主义者来说,Historie并不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只有Geschichte才属于具有目的论意义的人类(也就是西方的人类)普遍历史。虽然作者并没有想在这里特别发挥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它其实是不言而喻的,先决的,是希腊语文学的哲学的前提,也是许多德国古典和罗曼语文学著作风格的最根本的构成因素。

众所周知,德国的历史主义观随着德国为实现其认定的历史使命的努力的灾难性失败而破产。作为这个宏大的历史和精神事业的婢女的德国的语文学,特别是古典语文学,也随之终结。这是一个悲剧性的终结,正如托马斯·曼的小说《浮士德博士》(Doktor Faustus)中的主人公的命运所表现的那样;因为伴随它终结的是如此深厚、如此伟大的一个思想的和精神的传统,这样一个传统的终结是令人惋惜的。在古典和罗曼语语文学这里(同曼那部小说的写作过程类似),这种终结的悲剧性讽刺在于这一传统最后的著作中有很多是在德国和传统的德语文化圈以外的国家写作的,是由德国的历史观和使命感所不能容纳的人写作的。然而,虽然历史主义的德意志事业失败了,作为其精神领域的一部分的语文学的辉煌成就,却继续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目前和未来好言与好知的事业。

原载《读书》2004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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