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枫:赫胥黎与《圣经》

高峰枫:赫胥黎与《圣经》

  自从严复编译出《天演论》,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一八二五 —— 一八九五)这个名字,在中国便尽人皆知。《天演论》起首一句“赫胥黎独处于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便使这位进化论斗士霍地跻身周秦诸子的行列了。赫胥黎于一八九五年谢世,五年之后,他的儿子列奥纳多·赫胥黎编辑整理了一部《赫胥黎生平与书信》(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Henry Huxley),分上下两卷于一九〇〇年在伦敦出版。这部千余页的大书详细记录了赫胥黎一生各阶段的大事,特别是刊出了他与亲友的大批通信,成为研究赫胥黎生平和思想的必读书。翻阅这部书时,首先让我感到惊奇的,是赫胥黎平日在与亲朋友好的通信中,纯熟地运用了不少《圣经》典故,而且用典极为贴切。我们所熟悉的那个赫胥黎,是进化论的斗士、宗教的大敌。在他的晚年,对于基督教的批评异常严厉。但是,《圣经》之于他,或许还有更加复杂的意义。因此,确有必要勾勒一下赫胥黎对于《圣经》的态度。

  赫胥黎在晚年撰写过一篇简短的《自述》,提到自己年幼时,对所在教区的牧师崇拜得五体投地。某周日,全家赴教堂作礼拜,只有年幼的赫胥黎留守家中。没想到他竟然在厨房里另辟一座讲坛,向家中女佣慷慨激昂地布起道来。他成年后那种好为人师、喜爱传道授业的秉性始见于此。像其他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一样,赫胥黎熟谙《圣经》,不少段落烂熟于胸,在其著作和书信中随心所欲地频频运用《圣经》典故。下面谨举三个例子,以见他对《圣经》的熟稔和喜爱。一八四五年,赫胥黎从医学院毕业,经人举荐,在海军部谋到助理医师的职位,二十一岁便随“响尾蛇号”科学考察船远赴大洋洲。在随后四年时间里,他写下大量家信。考察船出发不久,赫胥黎就给他的大姐写信报平安,信中自比《旧约》先知书中的约拿(Jonah)。约拿被人抛入海中,为大鱼吞噬,在鱼腹中栖身三日三夜(《约拿书》1 :17)。赫胥黎向家人诉苦,说自己居住的船舱空间狭小,十分逼仄,论到住宿条件,鱼腹中的约拿还要胜我一筹。四年远航结束后,赫胥黎回到伦敦,一心想投入科学研究。但他很快发现,献身学术根本无法糊口。他在给大姐的信中抱怨道:“靠科学研究来谋生实在是一个笑话……一位科学家可以赢得声誉,却无法赚来面包。”他接下来又说:“如今的科学家就如以扫(Esau)一般,为了一碗汤不得不出卖自己长子的名分。”以扫的典故出自《创世记》第二十五章,说的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有一对双胞胎儿子,长子以扫善打猎,次子雅各为人安静。一日,以扫又累又饿,恳求弟弟将红豆汤给自己充饥。雅各遂趁机迫使兄长将长子的名分卖给自己。这一时期,赫胥黎确曾考虑过放弃科学研究,在另一封信中他就抱怨说,银行职员的工资都要比大学教授优厚。直到晚年写《自述》,赫胥黎仍不忘拿《圣经》故事来打趣。他回忆自己当初在“响尾蛇号”上,将远航期间所作的科学发现写成文章,投寄给英国博物学协会的刊物,但稿件频频遭拒。赫胥黎就将自己被拒的稿子比做挪亚在方舟中放出的乌鸦。挪亚放乌鸦是为了测试洪水是否消退。但洪水漫漫,乌鸦无处栖身,只得返回方舟,正仿佛赫胥黎屡遭退稿的命运。等他所寄一篇长文被皇家协会采用后,赫胥黎打趣说“这就是我那只鸽子”。这是指洪水消退之后,挪亚最后放出鸽子,鸽子见到陆地,不复飞还,而赫胥黎的文章这一次也真正找到了“栖身之所”。赫胥黎对《圣经》典故信手拈来,皆有妙趣,可见《圣经》对他影响之深。

  赫胥黎生平大致可分三个阶段,其中不乏“标志性”事件,很能显示他对《圣经》的态度。第一阶段他是专业的古生物学家,发表了大量科学论文,成为英国头角峥嵘的青年科学家,但他的哲学兴趣和好战性格均没有机会充分展露。第二阶段的开始以一八六一年与牛津主教威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ce)的论战为标志,赫胥黎一夜之间成为达尔文最坚定的捍卫者,在对进化论的普及、宣传和维护方面,可以说是无出其右。他开始逐渐走出大学讲堂和实验室,变成今天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一八七〇年之后,他的古生物学专业研究基本告一段落,而关于哲学、教育、政治、经济各方面的评论越来越多。当然赫胥黎最深入人心的公众形象是捍卫进化论的斗士,他代替达尔文站在前台,接受所有针对进化论的质疑、谩骂和攻击。达尔文本人性情温和,甚至有些懦弱,在肯特郡的庄园里过着与世无争的退隐生活。他不喜抛头露面,更不愿意置身于争议的漩涡中心。而赫胥黎则刚好相反,他精力充沛,胆气过人,越是有争议,便越能激发他好斗的天性,越能激发他无限的潜能。大家都熟知赫胥黎曾自诩为达尔文的“斗犬”(bull-dog),这个比喻正可描绘出赫胥黎冲锋陷阵、摧陷廓清的劲头。但是大家可能不太熟悉赫胥黎给自己的另外两个“封号”。在一八八七年的一封信中,他谈到自己在科学阵营中所扮演的角色,戏称自己介于事事操心的“大丫环”(maid-of-all-work)和“角斗士统领”(gladiator-general)之间。这里面当然有调侃和戏谑的成分,但也可以看出他在进化论阵营中不仅披坚执锐,还担负总理万机的职责。在这一阶段,赫胥黎成为公共舞台上耀眼的“明星”,出镜率、曝光率极高,渐渐成为科学派执牛耳者。从他在“玄学会”(Metaphysical Club)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看出他当时的特殊地位。

  所谓“玄学会”,是一八七五年由著名出版人发起成立的学术组织。这个协会意在聚集英国文化界各路精英,尤其是希望为当时各种学派和意见的代表人物创造一公共平台,让他们能够有地方有机会来阐明各自的观点,引起辩驳,以促进相互理解。协会的宗旨是求和解,但不强求非要达成共识或者妥协。在四十余位受邀参加的人士中,既有代表极端保守思想的英国国教神职人员,也有主张进化论的科学派和自由派人士,还包括天主教、不可知论、实证主义等各派代表以及不奉英国国教的其他新教宗派。这个名单提供了一份文化地形图,除却穆勒和斯宾塞这两位哲学家之外,基本囊括了英国知识界的诸子百家。如果有心人能按图索骥,逐一研究各派人马,完全可以根据这份名单写出维多利亚一朝的《英儒学案》。有意思的是,各家立说虽有异同,但时间一久,大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旗鼓相当的两大阵营。正所谓“天下不归杨即归墨”,英国的情况是天下不归宗教便归科学。各派人士最终分聚在两面大旗之下,各自扎下阵脚,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宗教派以叛出英国国教、皈依罗马天主教的沃德为首领(W.G.Ward,纽曼的密友和追随者),而赫胥黎由于思维锐利、辩才无碍,自动成为科学派的领袖。时间一久,就有人建议由这两个人轮流做辩论会主席,可见赫胥黎当时在科学派中的重要程度。

  赫胥黎虽已成为进化论的官方发言人,被极端保守派斥为“魔鬼的门徒”,但在这一阶段却因为某种机缘,对《圣经》有过一番热情的称颂。这件事让他的同道和对手都不免瞠目结舌。事情缘起于小学教育改革的讨论。一八七〇年,赫胥黎决定竞选伦敦教育委员会委员一职,为此而作《教育委员会的目标》一文(载《文集》卷三)。他这时健康状况不好,诸事繁多,但是认为教育问题事关重大,不愿作壁上观,故决意参选。他没有财力也没有时间为自己造势,只是在几次公众集会上表明了基本主张。但是《当代评论》的编辑为公共利益着想,自作主张将赫胥黎演讲的摘要刊登于该刊十二月号上。结果到了选举日,赫胥黎竟然顺利当选,得票率高居第二位。他虽然只在该委员会任职十四个月,但对于小学教育的推动起了关键作用。最出人意料的莫过于他对《圣经》在小学教育中的看法,因赫胥黎主张小学德育教育中应当为《圣经》保留一席之地。这一主张出自科学派领袖赫胥黎之口,不免令所有人错愕。极端保守派向来视赫胥黎为青面獠牙的妖魔,摧毁基督教的急先锋,绝没料到这位“毁教先锋”不仅不废读经,还对于《圣经》顶礼有加。而自由派人士获悉赫胥黎入选教育委员会,喜出望外,以为来了强援,原想仰仗这位斗士来大力推动教育世俗化进程,却没承想这位斗士竟然与守旧派同一鼻孔出气。

  《教育委员会的目标》一文全面论述了赫胥黎关于基础教育的主张。赫胥黎在文章中指出,宣扬宗教教育和推进世俗教育这两种对立的主张大错特错,会对教育产生极大的危害。因为旧派所提倡的宗教教育,实为神学灌输。而新派虽力图摒弃小学教育中一切宗教因素,实际上他们所深恶痛绝的只不过是僵死的神学教条而已。赫胥黎强调,所有人必须接受高尚的伦理原则的指引,而适当的宗教教育恰恰能够提供此种样板。他甚至说:“如果有一所学校提供真正的宗教教育,而另一所学校完全没有,而我又被迫在两校之间选择的话,我宁愿把孩子送到第一所学校,即使他会沾染上很多神学影响也在所不惜。”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下,赫胥黎提出了对《圣经》的看法:

我一向鼎力支持世俗教育,也就是说,摆脱神学教育。但是,我得承认自己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着。我实在想不出采用何种有效方式,可以做到既不读《圣经》,又能维系构成伦理行为基础的宗教情感。异教的道学家缺乏活力和兴味,就连高贵的斯多噶派,比如马可·奥勒留,对于普通孩子来说也显得过于高远、过于精微了。而若将《圣经》当做一整体,若能以公允的批评将《圣经》中的缺点与错误加以剔除,若能找到一位通达、无宗教偏见的教师来放手删除不适合孩子阅读的段落,那么这部古老文献仍能保存其精神之美与辉煌。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三个世纪以来,这部书业已融入英国最辉煌最伟大的历史阶段,它已然变成不列颠的民族史诗(national epic of Britain)。人们无论高低贵贱,无论身处何地,都熟悉《圣经》,正如从前意大利人熟悉但丁和塔索一般。《圣经》的英文高妙纯正,文字美不胜收。最后一点,身处穷乡僻壤的农夫也能通过《圣经》知晓异乡异地的风俗,也能对最古远的文明了解一二。(《文集》卷三,397—398页)

  这是赫胥黎著作中少有的集中论述《圣经》的段落,其中值得注意者有二。第一,赫胥黎对读经的问题秉持中庸务实的路线。据同时期在教育委员会供职的人回忆,赫胥黎虽与绝大多数成员在根本信念上有深刻的分歧,但是他愿意倾听他人的意见,对待具体问题考虑全面,不偏执,即使其对手也对他十分敬重。第二,赫胥黎强调《圣经》对于英国民族文化历史的含义。《圣经》是人人可读的百科全书,尤其钦定本英文《圣经》已然溶入英国文化的血脉当中,其功能早已超出单纯的宗教说教,而变成民族的根本经典,因此道德和美育不可能与《圣经》分离。赫胥黎曾以简洁生动的方式定义道德和美育,他说:“教一个孩子明事理,这就是道德;教他明事理和欣赏美,这便是宗教”(《生平与书信》下卷,368页),可谓要言不烦。若在小学阶段彻底抛弃《圣经》,这就等于割断了英国传统文化的血脉,因此对于主张完全废除读经者,赫胥黎讥之为“杀鸡取卵”(英文谚语直译为“焚舟以灭蟑螂”)。

  在一八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致友人的信中,赫胥黎再次论及他这一根本主张:“过去二十五年中,虽然我一直尽我所能,破除附着在犹太教和基督教身上的偶像崇拜,但对于那些‘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的人,我没有丝毫同情。当我在伦敦教育委员会任职期间,曾极力主张保存《圣经》,这令不少自由派的朋友大为光火,他们至今仍弄不明白,我到底是一个言行不一的伪君子还是一个十足的傻瓜。但我的本意是,我们不应该从民众手中夺走这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民众不应当与以往的全部文明史斩断联系。”(《生平与书信》下卷,9页)

  赫胥黎于一八八五年正式退休,也不再担任英国皇家协会总干事一职,这标志他人生第三阶段的开始。赫胥黎立言行事均有法度,尤其在涉及公众事务时,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他虽然在大众眼中是进化论的鼓吹者,被极端正统派目为魔教弟子,但是一旦担任公职,成为全国科学机构的主事者,便尽量降低说话的调门,避免过激言论会给自己所主导的公共机构带来不良影响。他曾在一封信中明言,不欲混淆公私两方面,不欲引来不必要的争论使皇家协会蒙污。但是去职之后,赫胥黎便不复有体制的约束,不再顾虑皇家协会加在他身上的公共责任。他忽地“跳出三界外”,很快就“故态复萌”,从一个学术机构的管理者又变回口无遮拦、无所顾忌的批判者。在他人生最后的十年当中,赫胥黎卷入多起争端,从《圣经》阐释到有关“不可知论”的大辩论,无处不见他的身影。赫胥黎虽已进入花甲之年,但在这些学术和思想的交锋当中仍然大杀大砍,一往无前,其旺盛的精力和过人的勇气令年轻人也望尘莫及。也就是在这一阶段,赫胥黎开始猛烈抨击《圣经》,将经中一切神异故事统统斥为神话和传说,认为“《圣经》无谬误”的传统观点必须彻底摧毁。

  一八八五年赫胥黎与格莱斯顿(W.E.Gladstone,一八〇九——一八九八)因争论《创世记》而打了一场笔仗。格莱斯顿是十九世纪英国政坛上叱咤风云的大政治家,曾四度出任首相。这场争论爆发时,格莱斯顿刚刚结束第二任首相任期。他在《十九世纪》月刊上发表一篇文章,想证明《圣经》中有关创世的记载与新近的科学发现若合符节。比如,在创世第五日,《圣经》记录了上帝造海洋生物和空中飞禽,第六日记录陆地生物的创生,最终创世活动终结于人的受造。格莱斯顿便认为,《创世记》经文明确记载“海—空—陆”三界生灵依次在世间出现,此种造物的顺序实已为科学发现所证实。这篇试图在科学和宗教之间和稀泥的文章令赫胥黎非常愤怒,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正统派竟敢将进化论当做护教的新法宝。他立即撰文予以回击,运用古生物学专业知识,驳斥了格莱斯顿企图将《圣经》与科学发现妄加调和的主张,并列表详述从寒武纪到第四纪生物演进的过程。赫胥黎证明,从海洋中的无脊椎动物、陆地上的脊椎动物,一直到空中的脊椎动物,生命演进的基本顺序根本不是“海—空—陆”,倒应该是“海—陆—空”。另外,赫胥黎认为格莱斯顿的基本前提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因为后者认为海、陆、空三界生物分别起源于三个判然分明、前后相续的时间段,每一界生物的出现均整齐划一,不与其他界生物相混杂。赫胥黎指出,实际上三界生物的出现和进化过程杂错相交,中间没有清楚的时间分界。如果打一个通俗的比方,格莱斯顿认为三界生物如同阅兵式中的三个方阵,第一方阵走过检阅台,第二方阵方开始缓缓进入校军场。赫胥黎说,第一方阵虽走在前列,但队中已然混入了后两个方阵的部分人马。赫胥黎在十九世纪末所持的生物进化理论,在今天是否仍然站得住脚,这要请教当今的古生物学家。但是他的要点在于,对照当时已为科学界普遍接受的进化理论,格莱斯顿的说法没有任何证据。按赫胥黎本人的话来说,试图在《创世记》和科学理论之间调停折衷的人就是“现代版的西绪福斯”,他们所从事的是徒劳无功的工作。

  一八八五年是赫胥黎退休后的第一年。他一生忙碌,从无有过片刻的安宁,如今忽然赋闲在家,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让他深感窒息。赫胥黎这一阶段身体不适,精神萎靡,脾气暴躁,几乎到了老年抑郁症的边缘。而这场突如其来的争论对他来说,不啻为一剂天赐的灵丹妙药。他一夜之间,百病全消,一扫退休之后的颓唐与倦慵,又开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了。他在致友人书中写道:“我有心将格莱斯顿钉在标本架上,像做一心理解剖实验一样将他肢解。”当格莱斯顿为自己辩驳之后,赫胥黎几天时间里洋洋洒洒,飞快地完成了第二篇论战文章。但杂志主编觉得文章过于犀利尖刻,建议他修改。于是赫胥黎不得不减弱火力,在一封信中对修改文章一事大开玩笑:“今天早晨,我足足花了三小时来驯服这只野猫(指论战的文章)。现在它已野性全无,牙齿被锉掉,爪子被斩断,它已学会喵喵地乖叫,吐痰如同咳嗽。它从袋子里跳出来时,你会觉得它简直就像一只乖乖兔了。”(《生平与书信》下卷,125页)但就是这篇被剪断了爪牙的文章,仍能让我们领略赫胥黎的火力。

  这篇文章题为《格莱斯顿先生与〈创世记〉》,讨论了更加细致的问题,比如爬行动物(乌龟、蜥蜴和蛇等)是否就是《创世记》中所说的“地上所爬”的一切动物。又比如,《创世记》首章第二十一节中所谓海中“大鱼”理应包括海中的大型哺乳动物,比如鲸、海牛、儒艮等等。但是海中哺乳动物不可能早于鸟类出现,因此格莱斯顿提出的“海—空—陆”的进化顺序不能成立。另外,“水中生物”严格来说,也不都是鱼类,还包括软体动物、甲壳纲动物、棘皮动物等等。总之,《创世记》中那些模糊、宽泛、非专业的名词(鱼、牲畜、野兽、爬行动物)经不起古生物学的严格推敲,在赫胥黎的科学显微镜下,逐渐露出破绽来。这篇文章讨论类似的专业问题还有很多,这里不便一一列举,重要的是赫胥黎的结论:《创世记》中上帝造万物的故事不过一神话而已。这些故事乃是古人根据当时的知识水平所提出的假说,反映的是人类思想演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但与现代科学理论绝不能相提并论(《文集》卷四,180页)。

  赫胥黎与格莱斯顿这场笔战颇具象征意义。一方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政坛元老,《圣经》传统坚定的捍卫者,一方则是同时代科学领域的先知,新思潮的代表。双方对于《圣经》考据这门专门学问均无专业研究,都属于阅读广博、但并无专精的“门外汉”。赫胥黎言辞激烈,但毕竟科学与宗教之争最激烈的年代已经过去,故而赫胥黎虽欲与格莱斯顿作长期拉锯战,但一般公众、甚至包括赫胥黎的密友很快就感到厌烦。但对于赫胥黎本人来说,这场论争迫使他将长期郁积心中的对基督教和《圣经》的敌意彻底释放出来,也使他得以宣泄了积存过多的“力比多”。

  与格莱斯顿争论之后三年,在一八八九年,赫胥黎又卷入了关于“不可知论”的争论。这场争论参与者较多,涉及问题也很广,此处不能详论。与本文相关的是,赫胥黎在维护自己所倡导的不可知论立场的时候,借机对福音书发了一番议论。赫胥黎步入晚年之后,开始对德国的《圣经》考据学格外留意,与格莱斯顿辩《创世记》时便已广泛引证这方面的著作。这一次对于《新约》“大放厥词”,更是将《圣经》考据学的锋芒、其最具杀伤力和毁灭性的论点推到极致。

赫胥黎 Thomas Henry Huxley  赫胥黎这一次的对手是神学家韦斯(Henry Wace),韦斯指责他以“不可知论”做幌子,回避讨论宗教的根本问题。因此,韦斯追问赫胥黎究竟如何看待耶稣受难和复活的问题,这等于逼迫他公开表态。赫胥黎的回答见《不可知论:反诘》一文(收入《文集》卷五),他承认耶稣被钉十字架一事无可置疑,但是死后三日复活便纯粹是杜撰了。赫胥黎给出的理由如下:钉十字架之所以是一种酷刑,正因为死亡过程缓慢而痛苦。最初几小时的痛苦尚可忍受,但随之而来的是饥饿、干渴以及精神的摧残,这时若受刑者的机体没有受到进一步破坏,则痛苦可以延续很长时间,有时会长达几天。据说身强力壮的农夫可以在十字架上弥留数日之久。据《马可福音》十五章的记述,耶稣被钉大约在上午九点,下午三点左右便立即死去。赫胥黎语带讥讽地评论道:“被钉六小时就死去,这可与彼拉多动用此种酷刑的用心相去甚远。”言下之意,如此迅疾的死亡根本没有达到施刑者预先期望的震慑效果。故而下令处死耶稣的罗马巡抚深感惊奇,特意询问属下耶稣死了多久(《马可福音》15:44)。而负责收尸的百夫长不过一介武夫,根本无能力判断什么是医学意义上的死亡。赫胥黎于是问道:“死亡无可辩驳的标志是什么?这个问题极难解答。仔细研究过这一问题的人大可以衡量一下,一个大兵的判断到底有何价值。也许他对巡抚据实禀报,也许他没有,但不要忘记,耶稣的朋友,这位焦急等待回复的人(指为耶稣收尸的约瑟),可是一位有权有势的人。”这里的微言大义不难读懂,赫胥黎是质疑行刑的军官有可能被约瑟重金收买,提前将耶稣从十字架上抬下来。接下来,生理学家赫胥黎对于耶稣的墓穴做了一番详尽的描写:无生命迹象的身体被放在宽敞、冰冷的石室中,洞口只放一块大石,可以保持空气流通,而三十六小时之后,人去墓空,只有一白衣少年告诉众人耶稣已去了加利利。赫胥黎不明说耶稣可能已被人救走,或者苏醒后自行离开墓室,只含蓄地说,“这些便是现存最早的记录中所陈述的事实”(以上所有引文俱见《文集》卷五,280—281页)。明眼人看得出来,福音书中这些记述已经变成被赫胥黎做了特殊处理的“事实”。

  耶稣的复活不是超自然的神迹,而纯粹是可以解释清楚的事实。赫胥黎这个观点不算新颖,十八世纪末已有人提出类似理性的解释,认为耶稣不过是受伤昏厥,事后为同伴营救。只是将这种说法裹在貌似科学、客观的语言中,不露声色,赫胥黎做得最为巧妙,也正见其文字功力之深。

  比起七十年代早期来,老年赫胥黎少了当时的温情,多了浓浓的火药味。筹划小学教育大纲的时候,他是一个有实干精神、充满“人文关怀”的教育家。论及学童的德育教育,赫胥黎便对《圣经》满怀温情与敬意,不惜招致同人的误解。而一旦涉及科学与宗教之根本分别,赫胥黎便严防死守,对于《圣经》冷酷无情。他不再强调《圣经》对普通民众的教化功能,也不再大谈其文学成就,而是借助德国的《圣经》考证成果,将旧约和新约故事的历史性予以彻底否定。这二者看似矛盾,实则一体两面。赫胥黎不忍割舍的是去除掉神学灌输的文化经典读本,而他晚年大肆攻伐的其实不是《圣经》本身,而是神学家妄称从中发现甚深奥义、被神化、被膜拜、滋生了无数个人私见和引发了无穷教派冲突的那部《圣经》。

  (《赫胥黎文集》,是由赫胥黎生前亲手编订的九卷本 Collected Essays,伦敦麦克米伦公司一八九三至一八九四年出版)

《读书》二〇〇九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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