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s by: 李昌平

李昌平:扩大农民地权及其制度建设

党在十月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将做出进一步扩大农民地权的决议。本文将就扩大农民地权及其制度建设展开讨论。 一、扩大农民地权的重要意义 最近十多年来,尽管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在致力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农民在农村经济和农业经济中获得的收益却一直在下降,到2007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依然扩大为3.31:1,为历史最高,成为社会稳定的大隐患; 由于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远远低于GDP增长速度,内需严重不足,导致中国经济长期“外向依附”,发展经济的目的演化为“不断满足外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最近连吴市场也不得不说:中国长期补贴美国是个早该发现并加以解决的严重问题; 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只要农民的土地而不要失地农民,中国已经有了4000万失地农民,这种以牺牲农民地权为代价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战略,是不人道的,是在玩火; 很多农民工已经进城多年了,一方面,属于自己的份额地权却无法退出(变现);另一方面,低工资无法维持在城市体面生存,更难进入城市体系,导致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农民工群体越来越庞大,今年年初的雪灾给中国敲响了警钟! 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都是中国的重大问题。中国的重大问题,都与农民收入相关,农民收入与地权相关。党中央做出扩大农民地权的决定,再一次证明我党中央是英明的!

李昌平:中国农民自主性与中国自主性——从被殖民到自我殖民

一,中国近代史,是列强殖民史——追求独立自主成为中国人的“百年共识”; 1840—1948年的中国历史,是一部饱受列强侵略的屈辱史,也是一部被殖民和反殖民的斗争历史。百多年中,中国人达成的最大共识是:中国要想摆脱被殖民的命运、中国人民要想不做亡国奴,必须快速实现工业化。1948年,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在总结“百年共识”的基础上,制定了新中国的准宪法——《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的核心思想就是快速发展国家工业化,以实现国家独立自主和人民民主富强。 二,1949——1978年的国家工业化历史,是国家对农民的“殖民”史; 新中国成立后,遭遇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干扰,国家工业化道路并不顺利。为了快速实现国家工业化,中国很快被迫走上了依靠中央“高度集权和高度计划体制”剥夺农民——“内卷化”完成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工业化道路。农民在国家工业化中被迫完全丧失自主性,成为国家工业化的工具。在不长的时间内,“剪刀差”转化为中国国家工业化的巨大成就,中国建成了完整的、自主的工业体系、农业体系、国防体系、教育体系、文化和思想体系等等,并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国家自主性和自主权充分实现,被殖民的历史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但这种以牺牲农民自主性为代价而获得的国家自主性,按照毛泽东建国初期的想法,到60年代初期就应该结束,由“以农补工”转而实现“以工补农”,但直到毛泽东去世也没有改变剥夺农民的工业化战略,国家工业化最终遇到了农民的消极抵抗——出工不出力(创造性不足)和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人民公社体制失效,直接的后果是大量的城市工业品下乡不能获得等值的农产品,城乡交换不能有效进行,国家工业化陷入困境。 中国1949—1978年的国家工业化实践证明,靠牺牲农民(中国大多数人)自主性实现国家工业化是不可持续的,最终还是因为农民的自主性(创造性)和有效需求不足而失败。1949-78年的国家工业化的失败,实际上是对内“殖民”发展道路的失败。 三,中国1978—1988年的高速发展历史,是农民自主性回归的历史。 到70年代,国家工业化遭遇了农民的消极抵抗(创造性不足)和内需不足的约束,对内“殖民”的国家工业化遭遇困境。在这个时候,在安徽的小岗村等地出现了“大包干”尝试,“大包干”的核心是“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实际上是农民 “以自主劳动创造的增量向国家赎买生产经营自主权”——获得自主性,正是由于农民获得了有限的生产和经营自主权,中国进入了一个由农民自主发展、并推动中国自主发展的新时期。 1980年开始,全国各地开始试点小岗村的“大包干”模式。1982年全面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也称“大包干”),把7亿多农民从人民公社的桎酷中解放出来,农民家庭获得了组织农业生产和经营剩余农产品的自主权。随之,农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得以空前释放,劳动生产率得以极大的提高,粮食单产由亩产400斤增长到了600多斤。农民在“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大约50斤/亩谷物,并完成200多斤/亩的粮食定购任务之后,剩下农产品全部是自己的。农民不仅吃饱饭了,还有了剩余产品。最初的剩余产品主要是粮食,后来蔬菜、水果、畜牧水产、传统食品和手工艺品等也多了起来,农村集市也随之活跃起来。农民作为市场主体的市场交换的出现,给农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增添了翅膀。

李昌平:土地私有化是知识分子有意编故事

李昌平:土地私有化是知识分子有意编故事

大江城市生活周刊 记者 金微 不要神话林权改革 城市生活:我们从江西谈起。05年江西作为林权改革试点省份之一,其经验正在全国推广,你对林权改革有什么看法? 李昌平:我觉得不要神话林权改革,但近两年,中国有意在神话林权改革。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主流媒体“一而再、再而三”的用福建、江西等地的几个典型,编创了“一分就富”的林改神话。至于哪些农民典型为何“一分就富”了,主流媒体给出的答案非常简单:因为林权改革“明晰产权,调动了林农积极性”。 我们要知道过去森林的积累从哪来?是集体林积累出来的。现在一分就富是因为有集体林的积累,你不要一改革就否定集体林,这是有问题的。集体林有优有劣,不要认为分给个人就好了。 我是主张林权改革的,但你千万不要神话它。这容易误导很多事情,你要实事求是:这个地方一分到户,老百姓发财了,但你后面要说,钱是哪来的呢?钱是前几十年,集体林管理的很好,奠定了物质基础。我们现在根据市场状况、经济状况,我们分林到户管理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 另外,今后劳动力的成本越来越高,很多地方不像江西有大片竹子,是树木。树木的经济价值比较低,当劳动力成本过高的时候,栽树是没有效率的,砍树也是没有效率的。今后到了一定阶段,不是要把集体林、国家林变成个人的,而是要把个人林变成国有林、集体林。 城市生活:未来还是要走国有林、集体林道路? 李昌平:你看日本、台湾地区都是逐步减少个人林,扩大集体林、国有林。为什么?因为维护林业成本的很高,林业本身的经济价值很低,所以个人不需要大片的林场。 城市生活:现在林改是不是有些开历史倒车? 李昌平:这要看各地情况。你说西北,你说要搞绿化,“一分就富、一分就绿”这是神话。北京四周几百万亩林地,每年就花很多钱维护,分到个人都不要,根本就没有一分就富那回事。林改要看全国各地的情况,江西的经验不可能复制到全国去,特别不能由中央媒体轰炸。 至于其他地区要不要依照江西的模式去做,这还得看行不行得通?西北地区,你要他们去栽树,老百姓会一分就高兴,一分就富吗?肯定连积极性都没。假如江西没有成片的竹子,一分就富吗?不可能。 城市生活:你对林改有实地考查过吗?有媒体报道,这次云南林改对当地生态破坏很大。

李昌平:中国农村将彻底走上菲律宾道路

锦涛同志今天去了安徽小岗村,肯定了小岗村当年“求温饱”——“分田单干”的历史贡献,对小岗村前年以来“奔小康”——“重走合作路”一字未提。全国人民都知道小岗村“重走合作路”了,锦涛同志不知道?安徽的同志和锦涛同志的随行人员都不知道? 我党10月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将再次讨论农村改革,从锦涛同志的在小岗村的讲话中可知今后农村改革的方向了——推进土地“永包制”,加大土地流转,方便资本下乡,发展“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 “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不可能增加农民收入 我党最近几年的几个一号文件,始终都将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核心目标。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呢?一号文件的核心措施就是发展现代农业。什么是现代农业呢?一号文件中所指的现代农业就是“公司+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措施就是农民将土地“流转”给公司,让农民做农工或“股东”。 发展“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真的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吗?理论和实践都证明是不可以的!从理论上讲,“公司+农户”的结果,就是农民被迫从加工业、运输业、流通业、储藏业、生产资料生产和销售、农村金融、土地“农转非”收益等领域退出,让位于资本家,农民只能搞种植业和养殖业,甚至养殖业都不能搞了,如养猪和养奶牛就正在迫使农民逐步退出——公司化养殖。这样的农业现代化,结果只能是农民只获得种植业和少量养殖业收入了,农民收入会随着所谓的农业现代发展而下降。从实践上讲,最近一些年,农民收入的增加部分,主要是劳务收入,扣除农民家庭的“农民工”收入,农民收入是下降的,这有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数据证明。严格来讲,“农民工”是产业工人,其收入是不应该统计在农民收入之中的。那就是说,中央最近几年通过“公司+农户”——农业现代化、增加农民收入的努力是完全失败的! 我党2003年以来,一直致力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扩大。这其实也证明中央最近几年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是失效的。 没有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不是检讨农业现代化——“公司+农户”模式的弊端,却认为是土地流转不畅,导致农业现代化——“公司+农化”——资本下乡的步伐太慢。所以,我党10月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就是要为“资本下乡”开路。这样的想法,和上个世纪30年代的菲律宾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