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书》的译注，初稿成于二〇一二年夏，一四年又从头至尾修订一遍。原先的计划，是要等先知书全部译出再同读者见面的。先知是个大题目，在清华讲过几次。有位编辑朋友来听课，十分谬赞，并用她的专业眼光评估了，说应该出“单行本”。此书便是她的建议的结果。
那门课叫“法律与宗教”，每年秋季开，供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选修。目的是让学生读一点经典，讨论一些超越法条案例“教义”学说的批判性的哲学、宗教、政治和伦理问题。《以赛亚书》做一个单元，接着《摩西五经》，同《约伯记》对照着讲。这两部书可说是（《诗篇》之外）希伯来诗歌的双璧，主题都是好人受苦、义仆牺牲，绝对主权者即以色列的唯一神与子民的关系破裂，先知陷于“代表性危机”（参《信与忘·约伯福音》）。从法理及政治神学的角度考察，那困局正是二十世纪革命失败以来，求公义的人们面对着的那一道难题所指：“新天新地”和新人伦理是否可能，何以可能——如今 “福地已种满了苦难”？
前言其实是后记，依我的习惯。一本书写好，修改完毕，连同附录献辞参考书目，大功告成，可以交稿了；再回头想想，有什么需要向读者和友人交代、感谢的？一二三四，便是前言。今晚，正是这样一个愉快的回顾的时刻。
按常规，仿佛还缺一长文，讨论《智慧书》的历史背景同结构内容。然而，这五篇经文的渊源旨趣、思想关怀差异极大：《诗篇》是圣殿祭祀，子民礼拜，忏悔感恩的颂诗哀歌等等的总集，约有一半归在大卫王名下。《雅歌》虽然题为“属所罗门”，却更像民间情歌或婚礼上的唱和之曲，也有人认为取材于初民春祭的颂神诗。《约伯记》(传统上归摩西)、《箴言》与《传道书》(均托名所罗门)，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智慧文学”，承接的是古埃及、苏美尔/巴比伦和迦南的悠长的智慧传统。但它们的风格、哲理与教义又各不相同，难以放一块儿讨论。倘若分别作文章探赜索隐，似乎又超出了本书的体例和目的。毕竟，译本不是论著，译者的主要任务并非立一家之言。相反，正因为译文不可避免是一番“再创作”，译者就要十分注意为读者留余地，而不应越俎代庖，替他读书下论断，尤其像《圣经》这样蕴含了无穷教导和启示的经典。这也是拙译的插注一般不涉及神学诠解，不追求微言大义的理由之一。
于是，想到一个化整为零的办法，原先用过(见拙著《玻璃岛：亚瑟与我三千年》，北京三联，2003)。就是作一份“释名”，为五篇经文和其中重要的人物神明、部族城镇、动物植物，以及相关圣经学术语，做一扼要的介绍。置于附录，供读者随时查阅，“链接”浏览。如此，“译序”即可聚焦一个题目，而不必面面俱到了。题目我选的是希伯来诗律，因为智慧书乃是《圣经》诗歌艺术的明珠，对西方文学影响至巨。原文格律修辞等语言手段作为思想的载体，对于译家，正是他的译文力图再现、转换而“再创作”的一个个文体元素；对于译本的读者，则是为完整准确地理解经文所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而《圣经》的中文旧译，无论文言白话，错漏最多、笔力最弱的部分，恰在诗体的章节。这里面，是有好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研究的。
智慧书五篇，传世抄本讹误较多，远不如摩西五经整齐。部分段落顺序衔接紊乱(如《约伯记》二十四至二十七章)，断句训读，历代注家歧见纷纭。故拙译在底本德国斯图加特版传统本(BHS，1997)之外，参照引用的原文抄本(如死海古卷)和古译本(如希腊语七十士本、亚兰语译本、古叙利亚语译本、拉丁语通行本)的异文异读，也大大增加，详见各篇插注与释名。插注中，“原文”指BHS编者校订的经文善本，即圣彼得堡公共图书馆藏列宁格勒抄本(codex leningradensis)；“另读”则指该抄本页边所录经师附注(masorah)，或编者脚注列出的传统读法。
译文的体例，包括插注、原文的拉丁字母转写，一如《摩西五经》(牛津大学/香港，2006)，此处不赘。仅说明三点，因为常有读者电邮问起。第一，经文原本不分章节(亦无现代标点)，至欧洲文艺复兴，十六世纪中叶才开始划分，渐成定例。但这一套章节设计与经文的叙事、诗句的起止，往往并不吻合；不乏一句话断为二节，一首短诗横跨两章的情况。所以章节只是方便检索引证的一个系统，跟如何诵读或理解经文未必相关。这是读者须了解的。此外，传统本的分章与拉丁语通行本略有出入。因为英语钦定本的章节跟从通行本，而中文旧译如和合本又以钦定本为底本，故而凡通行本与传统本分章不一致处，插注中都标明了，俾便熟悉和合本章节的读者对照。
第二，同样，译本里散文的段落，诗歌分行划阕，加标题，也是现代译经的惯例，非原文即古代抄本的原样。为的是便利阅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译家根据自己的理解判断而做的文体选择(详见译序)。
第三、希伯来经文中以色列子民的唯一神(‘elohim)，汉译有“天主”“上帝”之分野。原是十九世纪传教士不智而搭的藩篱，不仅加剧了教派对立，还阻碍经文合一运动，实为历史的遗憾。而在他们自己的拉丁语和母语译本里，却只有一个诸派共尊的大写的名：Deus-Dio-Dieu-Gott-God。我是“非教徒”、“无党派”的“统战对象”，对于这译名的分歧并无任何偏向。可是译经只能采取其一，没法兼顾；若自创新名，又不符合约定俗成的原则，徒增混乱，委屈读者。而简单直译作“神”也不好，易与异教神或泛指的神祇混淆。所以就随汉语学界的大流，用了“上帝”。读者若愿意，读作“天主”也行，音节相当，应无大碍。
《摩西五经》问世以来，蒙读者包括许多教友的厚爱，来信鼓励或提出意见建议，还有专家学者著文评论，在此一并深表谢忱。现在《智慧书》将要付梓，最大的希望，便是继续领受读者诸君的指教——网络时代的写作，有个前人想象不到的好处：能够几乎是即时地获得反馈，隔着十二三个时区。
译经，在智慧的“传道人”(qoheleth)看来，恐怕也是太阳下无休止的一种“辛劳”，或上帝派给人子的“苦活”(《传道书》1:13)。然而人生幸福，却在那份“苦活”日积月累的所得，可以同无数人分享。这一点，我常得益于内子的提醒。我在西文典籍和学术话语里沉浸久了，容易忘记中文世界的读者的知识需求、阅读心理或可能有的困难。她的批阅、提问，总是站在普通读者的立场上，要求修改或解答，让我对学院派的玄谈和上不了口的“文绉绉”辞藻，时刻保持着警惕。
我以这本书纪念卢兄，我的哈尼阿哥。“伐木丁丁，鸟鸣嘤嘤”：每当我乘着经文诗句的翅膀，飞入希伯来智慧的明光，我就离他的大森林近了一程；就又一次回返往日，坐于他的火塘，端起新米的纯酿，聆听一颗超越民族疆界和宗教信仰的宽仁之心的吟咏。而且我知道，从他祖宗的圣山，他能望见，四面八方汇拢到我笔下，这一片漫漫黑地里“渴求天光”的众灵。
二〇〇八年一月于麻省新伯利港铁盆斋
《木腿正义》初版印数不多，三千，似乎面世不久就脱售了，一直未重印。常有读者来信问起。现在终于再版，趁机做了四件我认为要紧的事。一是订正手民之误。我的原稿是手写的繁体字(小时候临帖养成的习惯)，输入排版容易看错。这次请南京大学杨君全强帮助，整理了一份简体字Word稿，修订和编辑都方便了。二是找了三十多幅插图，增加阅读趣味，同时也希望对读者理解或欣赏书中论及的一些政法策略、神话传说和外国文学作品有所启迪。
第三，添加新的内容。我素来不爱作“孤文”，老觉得书稿计划外的零星文字犹如下围棋走出孤子，是“子力”不足甚至“恶手”的表现。可是习惯挡不住形势，每年都会“破例”写上几篇。五月底长周末(阵亡军人纪念日)，把近年发表的孤文捡拢来看了一遍，发现多数可同《木腿正义》的两个题目法律跟文学衔接。于是有了“增订版”的想法。体例不变，仍旧分上下编，上编研究法律(包括法律教育、法学方法)，下编讨论语言文学、宗教神话等。这样，一共增补了十五篇，在目录中以一空行跟初版的文章隔开。而全书的内容，自一九八七年迄今，恰好二十年，大略可算一份读书心得和思想轨迹的记录。
第四，旧文的缘起，初版没有说明，我想应该补上。上编开头的四篇，原载《读书》杂志，是沈公昌文先生和赵丽雅(扬之水)女士多次来信关心督促的结果；回头再看，有点像《政法笔记》的预习。《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等五篇，先后发表于(英文)《香港法律学刊》、《二十一世纪》、《中国书评》、《北大法律评论》和《中国文化》，侧重法学方法。下编《他选择了上帝的光明》等六篇，本是为郑培凯教授创办的《九州学刊》作的书评。《九州》可能是八十年代海外华人学界惟一的汉语人文学刊，郑先生把在美国大学执教的前辈学者几乎全请到了。他们也大力支持，不仅赐文争鸣，还多次在哈佛燕京礼堂以学刊名义举办讲座；记得有王浩、张光直、杜维明、余英时、许倬云、高友工、张充和与傅汉思先生。李耀宗老师把我介绍给郑先生。我问郑先生写什么好，他说缺书评。我就写了五篇一组，借书评的形式，结合当时在哈佛的学习，介绍一点欧洲中世纪文学和晚近的研究。写到第六篇(评友人哈金的诗集)，考取了法学院，才停了笔。
新增添的文章，写作背景各篇自有交待，此处不赘。
除了上述诸位友人和各篇尾注提及的法学界同仁，我还要特别感谢彭伦、陈佳勇、汪庆华、沈明四位先生，谢谢他们就拙著《玻璃岛》、《政法笔记》和《创世记》所做的采访。彭伦先生另有一篇《创世记》采访，已经收在我的新书《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北京三联，2006)，这儿就不重复了。
内子抽空通读了全书，并提出若干修改意见(但尽量不动原稿文字和语气)，使得增订版增色不少。
最后，这本小书也是对所有那些“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尊崇地纪念”的高贵灵魂的一个纪念。
二〇〇六年六月于麻省新伯利港铁盆斋
150多年前，法国哲人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时就注意到，美国的强盛主要得益于地利、法治和民情。正如托氏所料，美国后来变得日益强盛，不仅成为了西方世界的领头羊，而且成为了世界的超级大国。时至今日，美国不仅在经济、政治、军事谋求霸主地位，而且还在法律上试图领导世界的新潮流。有人说，在这个法律全球化的时代，人类法律发展的总体潮流是，“世界跟着西方走，西方跟着美国走，美国跟着感觉走”。当然，这种说法明显含有夸张“戏说”的成分，不过，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当今世界的法律体系中，西方的法律占据着支配地位，而在西方的法律中，美国法律势头强劲，影响显著，在许多领域捷足先登。无论我们是否喜欢这种局面，都必须正视这一现实。
众所周知，在美国这个法律超级大国中，法律著述之多，即便搬用“多如牛毛”、“汗牛充栋”之类的词语，仍不足以形容之。然而，在这些数不胜数、读不胜读的著述中，更多的是关于法学理论的阐释，对法律实践的系统研究较少；更多的是关于法律规则的诠释，对法律生活的具体描述较少；更多的是关于法律历史的言说，对法律现状的全面论述较少。于是，人们纵然遍览法典，遍读著述，遍查判例，也常对下列问题疑问重重：当代美国的法律实践状况如何？当下美国人的法律生活样态如何？美国法律文化的未来趋向如何？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或许有一鳞半爪的印象，或许有浮光掠影的观感，但无法得到整体的影像，无力给予具体的解说。
值得庆幸的是，劳伦斯·M.弗里德曼的《选择的共和国：法律、权威与文化》一书的问世，为我们提供了上述问题的答案。弗里德曼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资深法学教授，长期从事美国法律史和法律社会学研究，成就卓著，著述甚丰。他的代表作有《美国法律史》、《美国法》、《完全正义》、《法律制度》以及《20世纪美国法》等，其中《法律制度》一书早已被译成了中文，为中国法学界所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