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鸿钧：《美国法全球化：典型例证与法理反思》，《中国法学》2011年第一期。
在法律全球化过程中，美国法大规模输往拉美国家，占领了全球新商人法，猎食了苏联和东欧等转型国家的法律改革，并对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发起攻势。这些典型例证表明，美国法出现了全球化的趋势。这种趋势的形成具有复杂的背景和动因。结合这种趋势，从法理学和比较法的角度反思法律与发展运动，审视法律现代化理论，拓展法律移植研究，并关注当代世界法系格局的新变化，不仅具有重大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在“社会理论之法”的论题中提及《黑客帝国》，犹如在麦当娜的话题中扯上麦当劳，似乎离题太远。然而，当我们注意到以下线索，就会觉得这种联想也许并非牵强附会。在那部影片中，一个黑客去同尼奥私下交易，尼奥从一本掏空的书中拿出一张非法软件，《拟像与仿真》的书名随之闪现。这个特写镜头暗示影片与作品的潜在联系，也传达了导演对该书作者的敬意。该书作者是是当代社会理论大师鲍德里亚，导演卓斯基兄弟是他的书迷，影片立意、话语和意象无不闪烁着鲍式的思想、洞识与灵感。另一个线索是，德国的托依布纳是卢曼社会系统论和法律系统论的得力传人，他在《匿名的魔阵：跨国活动中“私人”对人权的侵犯》一文中，所使用的“魔阵”一词是Matrix的中文译名，而“黑客帝国”恰是Matrix另一种中文译名，两者都是对现代社会的隐喻。
一
Matrix是什么？它是母体，是魔阵，是系统，是控制。它是我们最大的敌人，置身其中，四处一望，我们可以见到官员、商人、教师、律师、木匠以及其他芸芸众生。Matrix无处不在：当我们置身办公室、课堂、会场、股市、网络、厕所以及睡梦中，它都如影随形，跟踪着我们，控制着我们。正是这个Matrix蒙骗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不见真相，麻醉了我们的神经，使我们觉察不到虚假。它禁锢了我们的大脑，使我们失去了反思意识；束缚了我们的手脚，使我们丧失了反抗能力。我们处在战时，却误以为和平；成为了奴隶，却误以为自由；拥抱愚昧，却误以为追求真理。于是，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民主，一个世俗幽灵，最先俘获了古希腊人，随后变成了一个时隐时现的童话。
当神灵的魔力不再无远弗届，君王的权杖不再至高无上，习俗的威力不再屡试不爽，人们忆起了那个古老的童话。历史上，它曾经毁誉参半，人们对它爱恨交加。但到了现代，它借助于理性的狂飙，在启蒙的波光中，在人权的呼喊中，在自由的旗帜下，几经辗转颠沛，升华为一个令人心醉神迷的现代神话。它先是风靡欧洲，继则席卷北美，至今颇有遍布全球之势，掀起的浪潮一波一波又一波，激起的争论一轮一轮又一轮。
一
当世界历史进入了公元前5世纪，中国、古希腊以及印度等几个主要文明率先告别了“蒙昧时代”，开始自觉反思社会，理性探究人世秩序，大胆追问权威的正当性，系统设计政体与治式，精心建构道德伦理和典章制度。这标志着人类秩序从自发转向自觉，社会治理从顺应自然转向人为建构，人际关系从倚重血缘与情感转向诉诸政治与理性。所有这一切似乎展现了社会进步的希望和政治文明的曙光。然而，正如技术改进未必增加人类的自由，政治的自觉并未成为社会的福音。统一价值的确立压缩了人们的精神自由和思想空间，而标准制度的推行则使政治权力的统治趋于常规化和匿名化。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古希腊的民主和古罗马的共和不过是灵光一现，常态则是专制极权的不同变种。在古代，正如和平是战争的间歇，民主则是极权的喘息。如果说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使得人对人的征服有增无减，那么，政治制度的完善则使强权对民众的压迫变得更加无懈可击。
十分吊诡的是，民主虽然千姿百态，而极权却往往不谋而合。在极权体制下，个人的价值取决于权力的大小，个体的自由取决于地位的高低，正如商人的身价取决于金钱的多少，学者的身价取决于官位的高低。根据“政治正确”的定理，君王言必金科玉律，行必前呼后拥，而臣民则只能是沉默的羔羊和孤独的人群。所有独裁者最需要的是骗子和傻子：骗子可以为皇帝新衣谱上欢乐颂的音符，而傻子则按音符翩翩起舞，由此实现三位一体的道成肉身。一切极权体制都尝试把人打造成奴才与敌人两类：奴才供自己使役，满足主子的原始控制欲与虚荣心；敌人供自己斗争，满足人主的兽性征服欲和施虐癖，从而达致强者权力意志的精神涅槃。如果说黑社会是赤裸裸的极权体制，那么极权体制则不过是经过包装的黑社会。极权体制把恣意称做锐意创新，把蛮干称做大胆探索，把幻想称做美好愿景，把奴役称做教化改造，把造势称做正面宣传，把失败称做暂交学费。在那里，不满的民众只能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要么逆来顺受，要么揭竿而起。太平时，他们总算坐稳了奴隶；战乱时，求做奴隶亦不得，故而民众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极权体制可能使国家一时繁荣，但往往是国富民穷，官肥民瘦；极权体制可能使社会一时强盛，但强而不久，盛而不坚。故而许多看似坚不可摧的庞大帝国和显赫盛世，往往外强中干，一遇危机便会瞬间坍塌。
今天是“五四”运动九十年，写几句废话，聊作纪念。
一、九十年前，中国至少面临三大冲突：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以及国家主义与个人自由。当下的中国仍然没有走出这些困境，尽管不受外国欺负。
二、“五四”运动贵在追求真理，批判和改变现实。九十年来，这种精、气、神虽几经磨难，但薪火相传不灭。然而，进入耄耋之年，她却显得有些气力不支，似成强弩之末。“德先生”逐渐屈服于“权老爷”，“赛小姐”也开始听命于“钱大娘”。当年的火种摇篮变成了名利场，先贤寄予厚望的学子们，大都在争当“房奴”和“车奴”和“洋奴”，竞聘政官、校官和村官。那座红楼使人联想到的是二拍《红楼梦》，而坊间津津乐道的是当年的教授与八大胡同桃色逸闻。
三、校长保护教师，教授呵护学生，传为当年佳话。军警善待游行队伍，政府并未深究痛打章宗祥和火烧赵家楼的“罪行”，在那个时代，这种克制显得难能可贵，使得轰轰烈烈的学运没有流血，没有埋下复仇的种子。
四、运动之初，各路学生领袖的目标和手段就已然分化，有的主张和平示威，有的暗中谋划暴力。如果这场运动再延续一段时间，学生内讧不可避免。教授们后来的分道扬镳，似乎预示了这一点。
五、惩治“卖国贼”可谓大快人心，一些政客自私自利，丧权辱国，实在可恨。但想想那时中国的处境，我们也许会认为，他们也有某种无奈和苦衷，就如唐德刚笔下的李鸿章和袁世凯。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并非当时决策者，却成为替罪羊，也许背后另有文章。
一日闲得无聊，便到网上漂流，觉得一个段子好玩，随手下载，收入囊中：
……隆田国小、曾文中学、台南一中、台大法律系、民权律师、立法议员、民进党领袖、两届总统、数月囚徒……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浮想联翩，就是睡不着。毕竟已近花甲之年，哪能经得起牢狱的孤独长夜，哪能受到了三番五次提审的折腾。想到家人最新要南迁，什么会长要北上，更觉形单影只，心底倒抽一口冷气。一个喷嚏没有憋住，鼻孔涌出一摊粉丝，心想，这粉丝还很团结。他提了提神，似乎觉得清醒一些。他决定要摆脱这种状态，起身上了次厕所，抓起几粒特效安眠药，一口吞了下去，连水都不用。我的名字就有水，吃药还用水吗，他略微苦笑了一下，倒身钻进被窝。
他被法警压着，来到一个圆形大厅，好像是法庭。他决定要利用这次终审的机会，把一肚子苦水都倒出来。对，我阿扁要一鸣惊人，让台湾大吃一惊，让世界大吃一惊，让人们忘记奥巴马的演说，忘记苏珊的歌喉，忘记拉登的胡子，忘记陈冠希的艳照！我要把法庭陈述变成精彩的演说，不，我要把它变成千古绝唱……他越想越心潮澎湃，步伐轻盈而敏捷。
讲演的时间一到，他就气宇轩昂地站起来，如同当年发表就职演说：“女士们，先生们：今天，阿扁不谈案件，这格局太小；也不谈政治，我早已厌烦。阿扁要说一些你们从前没有听到的话。从此，你们会忘记阿扁这个人，但会记住他说的这些话。”他扶了一下眼镜，展开早已准备好的讲稿。
在经济危机的风暴中，在猪流感的高潮中，在威士忌的故乡苏格兰，苏珊大婶一鸣惊人。她的臃肿身影与亮丽歌喉转瞬遍及全球，范围超过奥巴马的就职演说，速度则胜过猪流感。
一、《英国达人》选秀节目中爆出一个炸弹：语不惊人、貌不出众的苏珊一曲高歌，征服了观众、评委乃至世界听众，粉丝之多，数以亿计。这位明星中的歪瓜裂枣，虽然不是雾都孤儿，但毕竟生活在被人遗忘的悲惨世界，如泣如诉的《我曾有梦》饱含着《孤星泪》，浸满了大半生的苦辣酸甜。当评委和观众觉得这位大婶的嗓音可口而并不可乐时，全都震惊了，准备就绪的冷嘲热讽骤然变成了肃然起敬。随后世界震惊了：此音本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相比之下，那些嗲男的哼哼哼与浪女的嗡嗡嗡，更显得是末世的无聊呻吟，好像这世界上除了《我和你》，根本就没有她。
二、中国有个本山，英国涌出个苏珊。本山大叔山山翻越，慢慢热遍中国，苏珊大婶姗姗来迟，却突然红透世界；本山大叔二人转起家，苏珊大婶独唱走红。两人虽然一个是大叔，一位是大婶，且都称作shan，但我们似乎不应像某些比较文学和比较法学那样，简单类比，甚至不无牵强和不忌讨巧（无意暗讽《管锥编》）地拉郎配，尽管中国人在开玩笑时，总愿意占这类性别便宜。
三、据载，苏珊在14年前曾经登台试唱，但她成为了主持人嬉戏的体裁，也成为观众嘲笑的对象。在傲慢与偏见的故乡，有这样势利眼的主持人和残酷无情的观众，一点也不奇怪。当年那位主持人巴里摩尔，曾经在她演唱时，为了迎合观众的低俗趣味和卖弄他的下作搞笑技巧，不惜以裙后偷窥丑态来戏弄苏珊。这次看他的老脸往哪里藏，要想再躲到苏珊裙后，即使她不计前嫌，慨然惠允，那也要问问粉丝们是否答应。
经济下滑还没有见底，一场猪流感悄然而至。这正应了中国那句老话：福不双降，祸不单行。
一、禽流感虽然折腾了数年，但只在禽-人之间传播。猪流感病毒则实现了禽-猪-人的三结合，不仅穿梭于猪-人之间，还在人与人之间沟通，可以看作禽流感的升级版，正如电脑、骗术和腐败不断有升级版问世。这再次雄辩证明了，事物是普遍联系，也表明人类与禽兽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而西方人人平等远不如佛教的众生平等来得更深刻、彻底。
二、转眼间猪流感遍及多个国家，闹得人心惶惶。为此，世卫组织不得不把猪流感的警告级别提高，正如某些上级不得不把握有自己短处的下属级别提高。如果人们还不理解何为何全球化，看看猪流感谈传播速度之快和范围之广，就会豁然开朗，正如不懂权力的人们看看新闻联播，便一目了然。
三、从电视看到，一些国家的大街小巷都出涌动着“白兰地”口罩。口罩经营商由此可大赚一把，一些政府便不必担心言论自由，更省去了封口费。正所谓凡事有弊必有利。
四、伊斯兰教国家穆斯林暗自庆幸：都是你们养猪吃猪惹的祸，我们穆斯林不沾这东西，自然就没有这麻烦，还是安拉和先知穆圣有先见之明。但他们并不认为，这是猪对人类的报复，尽管猪为人而生，为人而死，为人而肥，为人而瘦，因为这种说法会引火烧身：牛羊就不会报复吗？无论如何，一些穆斯林们会反问：你们基督徒嘲笑我们的女子披戴黑色面纱，现在你们连男人不都蒙上了白色恐布吗？报应！
五、据说美国的猪流感就比墨西哥温和一些，难道这玩意也欺软怕硬，看人下菜碟？虽说人们专软的挑柿子捏，但拉登们可反其道而行之，专撞纽约的铜墙铁壁。然而，病毒毕竟身单力薄，不同于人肉炸弹。
六、中国目前没有相关病例，虽然说要严防死守，避免人流聚集，但各个城市仍然乱发旅游券。某些老外无事生非，竟说猪流感病毒产自中国。中国尽管盛产污染和腐败，但在病毒版本上还达不到制造猪流感的水平，即便存有某些“疑似”，也属假冒一类，正如上海交大的“汉芯”属于伪造。
七、既然病毒是禽-猪-人三位一体，那么让猪独领风骚，对鸟人就显得不公平。于是，欧盟率先给猪平反，决定把“猪流感”更名为“新流感”。市场猪制品如此之多，如果人们都成为“猪八戒”，那损失就惨了，对于目前的经济危机无异于雪上加霜。实际上，欧盟一体化的第一推动力正是源于经济，正如地球的第一推动力来自上帝，房地产大亨的第一推动力来自政府高官和银行高管，学者的第一推动力来自命题项目，新演员的第一推动力来自老导演，男老板后背的第一推动力来自按摩女。过不了多久，世卫组织和各国就会纷纷更名，但理由会更巧妙。除了经济的考量，病毒一旦归入“新新”一类，暂时找不到对策，也就不应责怪人类无能了。人类对于自己的过错和无奈，总得找个说法。
八、如以往疫情一样，这次疫情对感染者是灾难，但却是媒体的嘉年华。没有新闻的媒体，就如退役军人、退休干部和退出舞台的明星。因此，常人的坏消息就是媒体的好消息。这次疫情本身就比新闻还耸人听闻，只是没有媒体那样赤身裸体，连脸都蒙上，都达不到赤臂（壁）的级别。这对于喜欢热闹的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多少有些遗憾。
5月1日
漯河驻京办购买大量茅台酒，此事被网络抖落出来，一些网民不依不饶，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一、驻京办的前身是就王朝的各省会馆，自然属于中国特色。伴随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它们如雨后蘑菇，在京城扩散开来。其发展的速度比非典的传播还快。京城大街小巷中，遍布级别不同的各地驻京办，它们成为京城的一道亮丽风景。
二、地方官员在当地处处前呼后拥，鲜花掌声，一到京城，就显得官小，就如商人一到华尔街，就显得钱少，教授一到红灯区，就显得身体不好。设个驻京办，偶尔来京，有人接送，吃、住、游一条龙，宾至如归，那感觉真好。不然，地方领导纵然住总统套房，那也有些独孤求陪。经费不好落实，就让企业担着，而深暗事理的企业，所得回报自不待言。
三、更为重要的是，在京城办事要靠关系，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毕竟会显得捉襟见肘。因此需要未雨绸缪，润物无声。有了驻京办，就可以把握信息，联络感情，打通关节。在西方，这叫公关；在中国，这就攻关，民间的说法是“跑部钱进”。驻京办把地方的“土特产”带上来，再把京城的“政策”或“精神”转回去，这样的传经送宝，可以密切京内与京外领导的关系。
四、漯河驻京办一口咬定是给企业代买茅台。网民这回“人肉搜酒”就有些无奈，不同于那次“人肉搜烟”，能够把烟主给搬倒。话说回来，茅台就是给当地领导买的，也不为怪，因为当地可以生产“九五金尊”之类的特供烟，但无法生产茅台品级的特供酒，只能外买。据说到茅台酒厂去买都不敢保证是真货，可能是“茅坑”生产的，在京城购买也许更放心一些。
河南灵宝的王帅案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洒家不免也想跟风，挖个坑，载棵树，洒点水，至于树苗是否成活，就不管了，集体植树都是这种心态。
一、王帅反映的是当地征地问题，这触及了本土资源，自然碰了当地领导的敏感神经。
二、征地建工业园区，那可是实施高科技的战略，属于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质疑地方领导这种大目标、大战略，问题就严重了，要放在过去的某个时期，那可构成反革命罪，现在定个诽谤罪就算便宜了。公安尽管冠以“人民”二字，但是大都帮助领导欺压人民，只有“人民内部”矛盾时，他们或可主持公道。这正如许多环保部门保护的是污染而不是环境。
三、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工业化就需要圈地。英国的圈地被称为“羊吃人”，但不能说中国的圈地是科技吃人。这个圈地的奥妙是批地一小块，开发一大片。尽管许多科技园区或工业园区都有名无实，但必须上马这些“工程”，搞不好是客观原因，不搞就是态度问题了。这背后的巨大利益，政府和开发商自然心照不宣，遭殃的只是那些被圈地的农民。
四、当地政府本来就是铁板一块，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自然是吃不了兜着走。别以为张帅跑得远一点就管不着你了，法网恢恢，密而不漏，派几个公安照样把你抓回来。只要地方领导拍案，公检法联合办公，从重从快，效率极高。小小年纪，喝了点墨水，在上海见了点世面，就敢对当地领导说咸道淡，还在网上乱贴图片，真是胆大包天。糟蹋当地领导形象，就是糟蹋当地人民形象，因为领导代表人民，以人为本就是以领导人为本，没有官，哪有民？就像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我，没有我，哪有你？简直无法无天，非得让你尝尝专政的铁拳。
前几天，泰国红衫军运动如火如荼，其中局势让人眼花缭乱，有些看不明白其中的奥妙和玄机。
一、泰国红衫军运动是否模仿前几年台湾倒扁的红衫军，不得而知。有一点似乎可以确定，亚洲即便在民主运动中，也呈现出步调一致的色彩，至少在着装上是如此。在欧美诸国，民主运动的参与者似乎很少统一着装。颜色的鲜明区分，使人想到两军对垒，在战场上，服饰上不明确区分，就可能敌我不分，乱杀乱砍。如果红衫军的原型与军队有关，那么，它暗藏杀气就不足为怪了。
二、兴旺发达的佛教文化与繁荣昌盛的色情产业，不男不女的人妖与一本正经的佛像，阴柔含蓄的泰女与刚烈残暴的泰拳，温善软弱的国王与威猛强硬的军阀，物欲横流的逐利奔走与如醉如痴的民主追求……所有这一切针锋相对的气质，在那个人间“香格里拉”怎么结合在一起的，真让人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三、有幸跻身G20峰会的大国巨头，想就东盟峰会再风光一把，就如高官和大款刚从一个大宴会出来，加入另一个小宴会。无缘参加G20峰会的小国巨头，能够在东盟峰会露脸，多少可以补偿无缘身临G20峰会的缺憾和失落，见不到皇后，能够一睹宫女风采，也算一种艳福。各国巨头纷纷到场，摄像机也架好了，没想到让红衫军把这场搭起帐篷的宴席给搅散了。都是民主惹的祸。
朝鲜宣布发卫星，在东亚乃至国际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其间变数十分微妙，令人感到有些扑朔迷离。
一、六方会谈几起几落，有时几乎达成协议，但还是无果而终。酒罢席散，各回各家，主人面对灯火阑珊，不免寂寞和失落。发一颗卫星，消愁解闷，也是一种选择。有人把这比作孩子摔玩具，意在吸引大人注意。这种比喻过于简单，就好像把朝鲜比作斯巴达，韩国比作雅典。朝鲜毕竟不是孩子，卫星也不是玩具。至于外界是否注意，与发射者无关。
二、朝鲜说是卫星，俄罗斯加以确认。日、美、韩都说是导弹。中国态度模糊。这背后反映出各揣心腹事。火箭可以携带卫星，也可以携带导弹，这种争论意义不大。但是对日美韩来说，则事关重大，如果发射的仅是卫星，那事前和事后的激烈反应，不显得小题大做吗？
三、朝鲜清楚，发射的即便是卫星，你们也要说是导弹，即便没有成功，你们也不会揭底。因为你们不借此制造一种恐惧氛围，怎么可以增加军费和扩展武力？实际上，你们会暗中感谢我，没有这个事件，你们怎么转移经济危机中人们的阴郁情绪？
四、日本声称要拦截，不然怎么体现保护领空安全的意识？没等朝鲜发射你就宣布发射了，明眼人自然会看破这“失误谋略”：在制造紧张情绪的同时，暗示自己获取信息的技术欠佳，可乘机增加研发经费。日本不遗余力渲染来自朝鲜的威胁，这多少类似猫鼠游戏。大猫通过夸大小鼠的威胁，并不在于提高警惕，而在于强化坚牙利爪，对付真正的对手。不然，日本怎么能把自卫队变为常备军，把经济强国变成军事大国？日本所玩弄的“恐惧战略”，不过是在国际社会面前“装弱”，摆出一副受害者的可怜相；在国内争取反战党派和民众对于扩大军备的支持。既然如此，朝鲜的所谓“核威胁”实际上成就了日本右翼的梦想。
伴随4月的和风，新医改方案吹进了千家万户。百姓可能又要高兴一回，但许多担忧如西北春天的阴霾，挥之不去。
一、在医院行政化时代，普通百姓到大医院看不上病，只能就地治疗；医疗市场化之后，他们可以到大医院就医，但看不起病，而合作医疗机制却已瘫痪。过去，作为一种替代性医疗，还有巫医神汉，纵然是忽悠，但多少可以获得心理安慰。现在，人们不信那一套，最佳选择莫过于不得病，于是强身健体运动发展成练功热。一些练功者却走火入魔，某些功夫大师的骗术相继得逞，据说信徒中不乏高官。身体不行，面对荣华富贵的日子，不能尽情享受，自然是人生的一大悲哀。难怪自古皇帝最怕死，尽管长生不老之药没有求到，但那种心境苍天可鉴。几十年来，纵然花样翻新，病症似乎越来越多，病人也有增无减，看病难的问题依然如故。
二、新医改强调医疗的公益性，这似乎给人们带来福音。但医疗事业早已成为市场的先锋队，白衣天使为超额完成创收指标而奋斗。由表及里的检查和围点打援的化验，不仅使所有现代医疗器械发挥到极致，还可避免医疗纠纷，防患于未然。至于那大处方，更是平常人士难以承受。结果是，看得起病的受不起折腾，受得起折腾的付不起费用。当然，医院自然欢迎这种医改，患者的红包照收，再从国家那里得一份大礼，岂非一举两得。国家的医改拨款纵然是疾风暴雨，但到百姓那里，有几个雨点就不错了。
三、医疗体制行政化并非没有优越性，享受程度与行政级别成正比。级别最高的有保健医生，可以享受世界最先进的医疗成果，因而万寿无疆或永远健康之类的祝福，也并非只是良好的祝愿，只是世界医学发展速度慢了些。但这毕竟是少数的一小撮，占用的医疗资源总量的比例毕竟不算大。比这差一等的是为数可观的“高干待遇”，据说他们占据的“病房”和花费的医疗费用，实在了得。我等小民无缘体验，没有无统计数字，不敢乱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占用了相当可观的国家医疗资源。第三等是享受公费医疗的群体，市场化以来发生了分化，报销的比例因行业或单位性质千差万别。最底层是失业或下岗的职工和没有保障的农民。他们或者没钱看不起病，或者有钱看不上病，或者既看不起并又看不上病。
“老上访专业户至少99％精神有问题”，某教授的此言一出，舆论哗然。
一、老上访户是困扰社会稳定的顽疾，如果其中99％能够诊断为精神病患者，那就省事多了，统统送入精神病院！剩下1%就好办了，一大锅牛奶加入一滴三聚氰胺，便不至于影响人们肌体健康。
二、知识就是权力，司法精神病学专家是知识与权力的完美结合。该教授诊断这个顽疾，属于专业对口，无可厚非。错在没有进行实证调查，提出支持这个结论的具体数据。据说，经济学家就用数据说话，尽管他们诊断出经济危机。
三、上访问题十分复杂，首先与中国文化有关。民间认为，法是好法，全是地方官吏给弄错了，一如经是好经，全让和尚念歪了。在主持公道上，大官胜于小官；在坚持公理上，皇帝胜于大官。一旦有了冤屈，只要不满裁决，活着不见皇帝不死心，死了也要告到阎王殿。皇帝和高层对于这种说法也半推半就，这表明自己掌握着终极正义，同时也对下层官吏构成一种监督和震慑。于是，击鼓鸣冤、拦轿喊冤以及进京告状，作为一种法律文化由来已久，根深蒂固，而与之相关的制度也随之而生。据载清朝的京控人群就相当可观。当今发达的信访制度便得益于这种传统。实际上，英国也有类似传统。起初，民众告状要到伦敦找国王。后来，国王嫌麻烦，就让大法官代为受理。大法官又把案子交给下属法官，轻微的案子由乡绅构成的治安法官受理，把一般纠纷解决在基层。
四、老上访户的构成很复杂，诉求没有得到适当解决者，肯定不少。但是，按照自己的正义观一条道跑到黑者，也大有人在。这与传统偏重实质正义有关，百姓平时厌讼，一旦惹讼上身，往往要倾家荡产和豁出身家性命，坚决把诉讼进行到底。由厌讼到缠讼，似乎表明诉讼如鸦片，人们平时惧而远之，一旦沾上就一发不可收拾。这也有些像赌博，偶尔摸两把亏了本，就想把本钱捞回来，越陷越深，损失越大，就越要整体翻盘，因而难以罢手。如果有了程序正义的观念和机制，情形可能就大为不同。人们一旦卷入了纠纷，有些损失，该告就告。如果告不赢，经历了申诉亦无果，也就无奈算了，不至于生命不息，上访不止。
记得若干年前，有一伙人鼓捣了一本称作“可以说不”的书，在地摊上卖的很火。当时以为，对这类逆向煽情和反常造势的举动，如果当真，就中计了，还是远离为好。时隔13年，忽然听说“不”升级为“不高兴”，便有些经不起诱惑，找来看看。
一、以“中国”名义说事，可见其来头和派头。谁都知道，凡有“中国”二字，便令人肃然起敬，甚至不可抗拒。因为民虽然告官，但不能诉国。至于几个人如何能够代表“中国”，虽然不免令人生疑，但他们却得国情秘诀。但是，如果说只有国家领导人才有这种资格，那么他们就有篡党夺权之嫌了。
二、问题似乎没有这样严重，既然人民当家做主，偶尔过把业余国家领导人的瘾，也许不算过分。对于最高权威，古代就有“宁有种乎”的质疑。做不得帝王，还有望做帝王师，就如运动员自己无力夺冠，却有望成为金牌得主的教练。无缘奉召讲课，就写书奏告天下；上传下达，可谓一举两得。这并非由于“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而是“天下兴衰，匹夫有责”。用时髦的话讲，就是“位卑不敢忘忧国”。这当然不是对历史卖俏，而意在产生情感共振，归拢人心。
三、几位作者情感共振如何，颇令人怀疑。有的主张“文攻”，有的坚持“武卫”；有的想要中国当“拳王”，有的却要“打碎拳坛”；有的充满愤懑地怒斥“愤懑主义”，有的从容臧否文坛教主。几个人尚无法情感共振，那归拢人心的大目标如何实现？
四、当然，没有最低共识，几个人走不到一起。他们对于社会物质化和低俗化的批判可谓一针见血。但他们没有想想，人们将关注点从上半身转向下半身，从领袖的眼神转向馒头的白脸，从未来的理想转向当下的生计，这客观上有利于统治秩序的维系。通过广告制造消费，借助媒体生产颓废，政治人被转变为经济人，愤青被转变为嬉皮士，这是美国政客和高参的绝招。这个奥妙竟然逃脱了几位真明白人的火眼金睛，未免有些遗憾。
G20第二次峰会4月2日在伦敦如期举行。它对媒体的吸引力远远超过普通民众，正如它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作用。尽管如此，遇到这些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盛事，洒家理应有话说，一如“李敖有话说”。
一、G20峰会同愚人节错开一天，这以雄辩的实施表明，它同愚人节具有本质的区别。
二、开会股市却跟着涨，散会股市跟着跌，不在于开会能否解决问题，而在于开会表明正在解决问题。政治是经济的晴雨表，就如股市是股民心情的晴雨表，老公钞票是二奶表情的晴雨表。要想股市牛而不熊，领导就要会而不散，一如英国的长期议会那样可持续发展。过年使小孩兴奋，美容使少妇兴奋，按摩使老头兴奋，开会使领导兴奋。领导一兴奋，股市一路飙升，就如斗牛士红斗篷一挥，公牛左右狂奔。
三、G20两次峰会在美国和英国举行，足见它们的地位。心病还须心药医，解铃还须系铃人。但是，惹祸容易去祸难，一如得病容易去病难，燃情容易断情难，假唱容易真唱难。
四、从G7到G8（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再到G20，标志着从西方中心转到大国中心，实在是重大历史进步。至于众多的小国，只能在精神上享受各国一律平等的原则。反对超级大国的总是小国或弱国，就如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总是出口国，反对避税天堂的总是没有进入税制黑名单的国家。
五、G7、G20不同于中国春秋战国时的五霸、七强，联合国也不同于那时的周天子，正如拉登不同于荆轲，布什不同于秦王。春秋战国时的会盟，往往是东道国挟天子以令诸侯，现在的峰会无须联合国的招牌；会盟参与者多是迫于强势，小国不得不从，峰会是强势的政治嘉年华，参与者津津乐道；会盟每次都达成盟约，会后都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毁约，峰会聪明多了，只发表空洞的宣言，各国无需毁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