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维诺

黄灿然:为什么要读经典?

这是卡尔维诺评论集英译本的书名(Pantheon,1999),也是书中第一篇文章的标题。卡尔维诺的问号,揭示当代写作的一个病征,也即当代读者已基本上不读经典作品,更不要说古典作品了。读者这种阅读趣味的浅薄化,又与当代作家的匮乏和枯竭密切相关——当代作家也基本上不读经典作品,而这又是当代写作浅薄化的原因。

  事实上,当代那些真正大师级作家,例如博尔赫斯,例如纳博科夫,又例如卡尔维诺,都是从经典尤其是古典作品中走出来的——不,他们才不想走出来呢,那是他们的营业源和休憩所。讽刺的是,他们被称为后现代主义作家,这种误解,在于他们的读者只读到他们为止,而不读他们所读的并使他们之所以成为他们的古典作品。

读者这种偷懒,主要是源于这样一种错觉,以为文学是一路发展下来的,以为人类的才智是一路发展下来的,只要我们把握现在,我们就知道过去,甚至毋须知道过去。事实恰恰相反,不知道过去,就无从把握现在。同样恰恰相反的是,文学不是发展的,而是变化的,即是说,我们现在的作品,最好也只是像古典作品那样好(事实是永远达不到),文学绝不存在现在比以前好这回事。

所谓的古典与现代,也不是发展下来的,而是并置和交叉的。譬如说维吉尔继承荷马,但丁继承维吉尔,形成一条严谨的古典主义线索,但是,在维吉尔与但丁之间的奥维德,却是绝对的“现代”——“后现代”也许更准确。普希金从奥维德吸取养份,造创的却是浪漫主义极品。普希金的继承者们——随便举一两个名字——陀斯妥也夫斯基和契诃夫,则为现代主义小说奠基,另一位更远的继承者纳博科夫弄出的,却是后现代主义小说。要不要把这条线摸下去?美国当代的简约主义大师雷蒙德·卡弗,推崇的是契诃夫;更早的意识流大师福克纳,拜服的也是契诃夫;英国「女性主义」的弗吉尼亚·伍尔芙?又是契诃夫。

上述这些名字和线索,无非是表明,文学是一张花样百出的花毯。你把后现代主义摸上去,可能是前古典主义(如果有这个名称的话);你把殖民和后殖民文学摸上去,恐怕要碰上笛福;你去敲敲帕斯的窗子,开门的也许是庄子。

如果一个当代作家不能把自己的阅读织入这张花毯,那么,他想把自己的作品织入这张花毯也即成为一位大作家或有意义的作家,便是痴人说梦。当一个作家开始争名夺利了,其固疾可能就是他的写作无以为继了,他的资源匮乏了,而你细心检查他的身体,可能发现他身上缺乏的,就是古典作品的营养;当一个作家转行了,停笔了,重复了,水准下降了,变坏了,恶化了,你不用细心检查,他脸上的愁云惨雾早就告诉你,他患的又是古典营养缺乏症这一流行病。当代作家的匮乏即意味着他们不能把当代读者引向更深广的经典,遂令读者的品味愈来愈浅薄,结果是造成全社会的文化水平下降。

伊塔洛·卡尔维诺:为什么要读经典?

黄灿然

让我们先提出一些定义。

一、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

至少对那些被视为“博学”的人是如此;它不适用于年轻人,因为他们处于这样一种年龄: 他们接触世界和接触成为世界的一部分的经典作品之所以重要,恰恰是因为这是他们的最初接触。

代表反复的“重”,放在动词“读”之前,对某些耻于承认未读过某部名著的人来说,可能代表着一种小小的虚伪。为了让他们放心,只要指出这点就够了,也即无论一个人在性格形成期阅读多么广泛,总还会有众多的重要作品未读。

Italo Calvino任何人如果读过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全部作品,请举手。圣西门又如何?还有雷斯枢机主教?即使是十九世纪那些伟大的系列小说,通常也是提及多于读过。在法国,他们开始在学校读巴尔扎克,而从各种版本的销量来判断,人们显然在学生时代结束后还在继续读他。但是,如果在意大利对巴尔扎克的受欢迎程度作一次正式调查,他的排名恐怕会很低。狄更斯在意大利的崇拜者是一小撮精英,他们一见面就开始回忆各种人物和片断,仿佛在谈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认识的人。米歇尔·布托多年前在美国教书时,人们老是向他问起左拉,令他烦不胜烦,因为他从未读过左拉,于是他下决心读整个《鲁贡玛卡家族》系列。他发现,它与他想像中的完全是两回事: 它竟是寓言般的、神话学式的系谱学和天体演化学,他后来曾在一篇精彩的文章中描述这个体系。

上述例子表明,在一个人完全成年时首次读一部伟大作品,是一种极大的乐趣,这种乐趣跟青少年时代非常不同(至于是否有更大乐趣则很难说)。在青少年时代,每一次阅读就像每一次经验,都会增添独特的滋味和意义;而在成熟的年龄,一个人会欣赏(或者说应该欣赏)更多的细节、层次和含义。因此,我们不妨尝试以其他方式:

黄灿然:在兼容中锐化差异

堂吉诃德以长矛刺穿风车的翼板并被吊到半空中的场面,在塞万提斯的小说中只占寥寥数行。我们甚至可以说,作者只把他的资源的一丁点儿放进这个段落。尽管如此,它依然是所有文学作品中最著名的段落之一。

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讨论文学中轻的风格时,举了这个例子,说明轻需要获得一种具有“象征性价值”的视觉形象。这段文字,也恰好可以用来说明卡尔维诺这本书所具有的象征性价值。这包括:一、注意细节又简明扼要,例如第一句以半句话就把堂吉诃德吊在半空中的场面生动地复述出来;二、从作家的立场出发,例如第二句是猜想,但它是建立在卡尔维诺自己的创作经验的基础上的有说服力的猜想;三、把所要讨论的对象放置在一个广大的脉络中来谈,例如把堂吉诃德这一幕放置到世界文学中来衡量。

在世界文学脉络中谈文学,乃是卡尔维诺这部讲稿的经纬线。而在谈他本行的小说时,他不仅从世界文学中抽取样本,而且讨论的都是小说写作海洋中少为人知甚至不为人知的珍珠。在谈到小说的情节时,他聚焦于物件的妙用:“在阿里奥斯托的《疯狂的奥兰多》中,我们看到一系列交换剑、盾、头盔和马匹的场面,每一样东西都具有特殊功能。如此一来,便可以依据交换某些物件的拥有权来展开情节,每样物件都被赋予一定力量,决定某些人物之间的关系。”他又说:“当一个物件出现在叙述中,就立即充满某些特殊力量。”在《鲁滨孙漂流记》中,主人公从沉船里抢救出来或自己动手去制作的物件“都带有非凡的重量”。

不过,虽然不是诗人、却热爱诗歌的卡尔维诺,对小说中的事件的见解,才叫人折服。他认为,小说中的事件就像诗歌中的押韵,尤其是当故事包含一系列相同的障碍,却需要由不同的人来克服的时候。“一个孩子听故事的乐趣,有一部分在于等待发生他期望的重复:重复的情景、重复的措辞、重复的套语。就像在诗中和歌中,押韵帮助形成节奏一样,在散文故事中事件也起到押韵的作用。”法国作家朱尔·巴尔贝·多尔维利笔记本中记载一则查理曼大帝的故事,故事中查理曼爱上一个姑娘,她死了他还继续恋尸,图尔平大主教发现姑娘舌下含着一枚指环,于是把它收起来。皇帝立即热恋大主教。大主教把指环扔进湖里,皇帝立即爱上湖。“查理曼那则传奇,其叙述之所以高度有效,是因为一系列故事互相呼应,如同诗中的押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