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

E.B.怀特：这就是纽约

吴冰青 译

无论何人渴求这般离奇的收获，纽约都将奉上独处与私隐的赠礼。正是出于如此慷慨的厚赠，城垣之内聚集了十分可观的人群；君不见曼哈顿的居民大都是外乡的陌生人，从不知什么地方搬迁来此，寻求庇护、成就，以及或大或小的梦想。纽约的神秘之处就在于给予此种可疑礼物的能力。它既可以毁掉一个人，也可以成就他，端看运气如何。所以除非一心想要得到好的机缘，谁也不应来纽约生活。

纽约浓集了艺术、商业、体育、宗教、娱乐、金融，把角斗士、传道者、承包人、演员、交易员、商人推到同一台拥挤的竞技场。它的衣领上驻留着消除不去的漫长旧日的气息，以至你无论坐在纽约什么地方，都能感觉到伟大时代和显赫功业的振颤，感觉到奇诡不凡的人物、活动和事业的振颤。此刻，我坐在中城一家旅馆的客房里，房间位于透气天井的下半部，九十度（华氏度——译者注）的闷热令人窒息。没有一丝空气流进流出，然而，我还是奇妙地感受到了紧邻的环境所散播的一切。距我二十二个街区，鲁道夫·瓦伦提诺曾停灵于此，接受公众瞻仰；距我八个街区，是内森·黑尔遇害的地方；距我五个街区，海明威在此处的出版社揍扁了马克斯·伊斯门的鼻子；距我四英里开外，瓦尔特·惠特曼曾为《布鲁克林鹰报》挥汗撰写社论；距我三十四个街区，到了薇拉·卡瑟来纽约写作关于内布拉斯加的小说住过的街道；距我一个街区，马瑟林曾在大马戏场剧院表演滑稽戏；距我三十六个街区，历史学家乔·古尔德当众将一只无线电踢得粉碎；距我十三个街区，哈利·梭射杀了斯坦福·怀特；距我五个街区，我在那里干过大都会歌剧院的领座员；而距我不过一百十二个街区，老克拉伦斯·戴在主显教堂洗清了他的罪（这个单子我可以无限地列下去）。如此说来，也许我所占据的这个房间，就有不少不同凡庸、以一事留名的人物栖止过，他们有的也是在热得透不过气来的下午身处此地，无人陪伴也无人搅扰，对于来自外边的气息，心里充满着自己独特的感受。

弗兰茨·卡夫卡：饥饿艺术家

叶廷芳 译

近几十年来，人们对饥饿表演的兴趣大为淡薄了。从前自行举办这类名堂的大型表演收入是相当可观的，今天则完全不可能了。那是另一种时代。当时，饥饿艺术家风靡全城；饥饿表演一天接着一天，人们的热情与日俱增；每人每天至少要观看一次；表演期临近届满时，有些买了长期票的人，成天守望在小小的铁栅笼子前；就是夜间也有人来观看，在火把照耀下，别有情趣；天气晴朗的时候，就把笼子搬到露天场地，这样做主要是让孩子们来看看饥饿艺术家，他们对此有特殊兴趣；至于成年人来看他，不过是取个乐，赶个时髦而已；可孩子们一见到饥饿艺术家，就惊讶得目瞪口呆，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互相手牵着手，惊奇地看着这位身穿黑色紧身衣、脸色异常苍白、全身瘦骨嶙峋的饥饿艺术家。这位艺术家甚至连椅子都不屑去坐，只是席地坐在铺在笼子里的干草上，时而有礼貌地向大家点头致意，时而强作笑容回答大家的问题，他还把胳臂伸出栅栏，让人亲手摸一摸，看他多么消瘦，而后却又完全陷入沉思，对谁也不去理会，连对他来说如此重要的钟鸣（笼子里的惟一陈设就是时钟）他也充耳不闻，而只是呆呆地望着前方出神，双眼几乎紧闭，有时端起一只很小的杯子，稍稍啜一点儿水，润一润嘴唇。

观众来来去去，川流不息，除他们以外，还有几个由公众推选出来的固定的看守人员。说来也怪，这些人一般都是屠夫。他们始终三人一班，任务是日夜看住这位饥饿艺术家，绝不让他有任何偷偷进食的机会。不过这仅仅是安慰观众的一种形式而已，因为内行的人大概都知道，饥饿艺术家在饥饿表演期间，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点食不进的，你就是强迫他吃他都是不吃的。他的艺术的荣誉感禁止他吃东西。当然，并非每个看守的人都能明白这一点，有时就有这样的夜班看守，他们看得很松，故意远远地聚在一个角落里，专心致志地打起牌来。很明显，他们是有意要留给他一个空隙，让他得以稍稍吃点儿东西；他们以为他会从某个秘密的地方拿出贮藏的食物来。这样的看守是最使饥饿艺术家痛苦的了。他们使他变得忧郁消沉；使他的饥饿表演异常困难；有时他强打精神，尽其体力之所能，就在他们值班期间，不断地唱着歌，以便向这些人表明，他们怀疑他偷吃东西是多么冤枉。但这无济于事；他这样做反而使他们一味赞叹他的技艺高超，竟能一边唱歌，一边吃东西。

Gary Saul Morson 谈俄国文学英译

“俄国文学英译”貌似挺大一个题目，这里其实只是摘抄几段 Gary Saul Morson 的文章，以为备忘。

Gary Saul Morson，西北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在 Commentary 杂志二〇一〇年七、八月号上有一篇文章“The Pevearsion of Russian Literature”，不客气地批评了被媒体和评论家（包括 James Wood）热捧的 Richard Pevear & Larissa Volokhonsky 俄罗斯文学英译，称这一现象为“悲剧”。

Morson 教授的观点很鲜明：Pevear-Volokhonsky 的诸多译本虽然畅销，但翻译质量或文学价值其实很低。P-V 夫妇的翻译不行，那么谁的行呢？简短的回答是 Constance Garnett。Morson 教授在1997年给友人的信中以感人的笔触写到：

I love Constance Garnett, and wish I had a framed picture of her on my wall, since I have often thought that what I do for a living is teach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onstance Garnett. She has a fine sense of English, and, especially, the sort of English that appears in British fiction of the realist period, which makes her ideal for translating the Russian masterpieces. Tolstoy and Dostoevsky were constantly reading and learning from Dickens, Trollope, George Eliot and others. Every time someone else redoes one of these works, reviewers say that the new version replaces Garnett; and then another version comes out, which, apparently, replaces Garnett again, and so on. She must have done something right.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ne 23, 2016, Page 4.)

当然，Garnett 的译本并非完美（纳博科夫甚至对其贬损有加，但纳博科夫对这类问题的看法恐难以为凭，他自己翻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就被爱德蒙·威尔逊批得体无完肤，以至于二人多年的友谊因此告终。见 David Remnick, “The Translation Wars,” The New Yorker, November 7, 2005 Issue），但经过后代学者修订之后，就更臻完善了。此外，也有一些后人的新译超过了 Garnett 译本，但数量似乎不多（在翻译领域，后来居上绝不是常态），Morson 教授提到了如下几种：

Over time, in the case of a few major works, better versions were produced. Ann Dunnigan’s translations of War and Peace, Chekhov’s plays and stories, and Ivan Goncharov’s tragicomic masterpiece Oblomov provide a more accurate rendering of the language and, perhaps, an even greater degree of literary grace than Garnett’s. Bernard Guilbert Guerney accomplished the impossible with a translation of Nikolai Gogol’s enormously difficult and complex Dead Souls, conveying the weirdness, linguistic inventiveness, and perfectly timed humor that had eluded everyone else, even Garnett. To be sure, Garnett and Guerney have their flaws, including some errors in meaning, but editing by judicious scholars has often corrected those mistakes. Ralph Matlaw thoughtfully revised the Garnett version of Dostoevsky’s Notes from Underground, and Elizabeth Allen did the same with many works in The Essential Turgenev. Susanne Fusso’s recasting of Guerney is the only Dead Souls worth reading.

他还谈到了合格翻译要求译者具备的条件：学养和经验（P-V译本的糟糕之处反证了这一点，具体文本例证见 Pevearsion 一文）——

Above all, translators need a thoroughgoing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k and a feel for the genre in which it is written. Garnett’s Victorianization of Tolstoy was not inappropriate; to produce an English version of Tolstoy, it really does help to know George Eliot and Anthony Trollope, both of whom Tolstoy loved. For Dostoevsky, familiarity with Dickens goes a long way, as Garnett surely knew. One cannot adequately translate a work one has not experienced with critical sensitivity, because it is that experience, not just the sequence of signs on a page, that one needs to convey.

顺带一说，《大师和玛格丽特》最流行的英译本也是P-V出品，看来同样要打入另册了。Morson 教授在其 Narrative and Freedom: The Shadows of Time 一书中引用的《大师和玛格丽特》，出自 Michael Glenny 译本。

通过翻译阅读外国文学是大多数人的宿命。不论中文还是英文网站，网友七嘴八舌地议论自己对译文的见解，实在太常见了。一道菜的品质如何，你不需要是一个美食家就可以发表意见，但文学翻译这种事，除了通晓原文的学者或译者的意见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值得听的。

王朔：我看大众文化港台文化及其他

1

二十年前，我们提到香港经常说它是“文化沙漠”，这个说法在很长时间内使我们面对那个资本主义城市发达的经济和令人羡慕的生活水平多少能保持一点心理平衡。那个时候香港人的形象在我眼里是喧闹和艳俗的。我在广州、汕头机场曾亲眼看到他们一飞机一飞机地到达，花花绿绿地下来，人人穿着喇叭裤，戴着金戒指和太阳镜，手提录音机和大包小包的尼龙衣服，都是准备赠送大陆亲友的，随机同到的还有他们托运的无数彩色电视机，而那时汕头除了党政军机关电影院路灯其他地方一律没电，这些电视机录音机第二天便都高价卖给了北方来的倒爷。他们似乎人人都是财主，住满广州汕头仅有的几座酒店和华侨旅行社，每人进出都带着一大堆衣衫褴褛面带菜色的亲友团，一吃饭就开好几桌。我在电梯间经常听到他们认识不认识的互相大声抱怨国内亲戚的贪婪，国内酒店的服务差，有蚊子，想吃的东西吃不到。那时我还不太能分辨香港人和东南亚各国华侨的区别，现在想来那也不全是香港人，也有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等地的华人。随着他们的到来，城市中出现了餐厅中的伴宴演唱、的士、出售二手服装的摊贩市场和妓女，今天已成为我们生活方式或叫消费模式的那些商业活动在最初就是带着深深的香港烙印进来的。

那时我不知道这也叫文化，餐厅中的伴宴演唱会发展到卡拉OK，酒吧乐队；的士会造成广播电台专为有车一族播放流行音乐；摊贩市场除了卖衣服也卖流行杂志盗版光盘和盗版软件；妓女，直接造就了歌舞厅夜总会桑拿室洗头房洗脚屋这些新兴娱乐产业的繁荣，更重要的是为流行小报地摊刊物乃至时装影视剧提供了耸人听闻和缠绵伤感的永远话题。

当时我们的文化概念是不包括大众文化或叫消费文化的，也没有娱乐这个词，一提娱乐好像是下下棋，打打扑克，单位搞个舞会，自己跟自己找点乐。当时右派作家咸鱼翻身，争当“重放的鲜花”；知青作家头角峥嵘，排着队上场；谢晋的电影观众数以亿计；张暖忻郑洞天谢飞吴天明都是新人，每部戏都能轰动一时；随便一个作家或者导演随便一出手都能给人带来一个新观念和新感受。滕文骥在《生活的颤音》还是《苏醒》中让高飞和陈冲正经接了一个吻，便成了那年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喧嚣得一塌糊涂。这还仅仅是开始，文学上“伤痕”“反思”“寻根”之后紧紧跟着“垮掉的”刘索拉徐星，莫言这样的“魔幻中国流”，马原这样的文体革命之父。在王蒙宣布“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后，还应声而起池莉方方刘震云等人领导的“新写实主义”，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等人的“先锋文学”。那时兄弟的“痞子文学”八字还没一撇，正在家里急得团团转。

电影方面，吴天明高就西影厂厂长，钟惦斐给他指了方向：要搞中国自己的西部片。也就在张暖忻他们那拨“第四代”刚红透，一眨眼的工夫，“第五代”出手了，陈凯歌的《黄土地》和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一下打破了中国人的欣赏习惯，接着是田壮壮的《盗马贼》、《猎场扎撒》犹如大耳贴子似的贴在中国观众的脸上，扇晕一个算一个。那时大伙也算是群情激愤，特别是田壮壮说了那句“我的电影是给下一世纪观众拍的”之后。有意识地和大众保持距离，就是不为人民服务，还给嚷嚷出来，田壮壮是连作家带导演中的头一个。这个架直到张艺谋拍出《红高粱》才算打完，第五代走出象牙塔，谢晋谢幕，中国观众又被带入了新一轮的狂欢。

黄灿然：在兼容中锐化差异

堂吉诃德以长矛刺穿风车的翼板并被吊到半空中的场面，在塞万提斯的小说中只占寥寥数行。我们甚至可以说，作者只把他的资源的一丁点儿放进这个段落。尽管如此，它依然是所有文学作品中最著名的段落之一。

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讨论文学中轻的风格时，举了这个例子，说明轻需要获得一种具有“象征性价值”的视觉形象。这段文字，也恰好可以用来说明卡尔维诺这本书所具有的象征性价值。这包括：一、注意细节又简明扼要，例如第一句以半句话就把堂吉诃德吊在半空中的场面生动地复述出来；二、从作家的立场出发，例如第二句是猜想，但它是建立在卡尔维诺自己的创作经验的基础上的有说服力的猜想；三、把所要讨论的对象放置在一个广大的脉络中来谈，例如把堂吉诃德这一幕放置到世界文学中来衡量。

在世界文学脉络中谈文学，乃是卡尔维诺这部讲稿的经纬线。而在谈他本行的小说时，他不仅从世界文学中抽取样本，而且讨论的都是小说写作海洋中少为人知甚至不为人知的珍珠。在谈到小说的情节时，他聚焦于物件的妙用：“在阿里奥斯托的《疯狂的奥兰多》中，我们看到一系列交换剑、盾、头盔和马匹的场面，每一样东西都具有特殊功能。如此一来，便可以依据交换某些物件的拥有权来展开情节，每样物件都被赋予一定力量，决定某些人物之间的关系。”他又说：“当一个物件出现在叙述中，就立即充满某些特殊力量。”在《鲁滨孙漂流记》中，主人公从沉船里抢救出来或自己动手去制作的物件“都带有非凡的重量”。

不过，虽然不是诗人、却热爱诗歌的卡尔维诺，对小说中的事件的见解，才叫人折服。他认为，小说中的事件就像诗歌中的押韵，尤其是当故事包含一系列相同的障碍，却需要由不同的人来克服的时候。“一个孩子听故事的乐趣，有一部分在于等待发生他期望的重复：重复的情景、重复的措辞、重复的套语。就像在诗中和歌中，押韵帮助形成节奏一样，在散文故事中事件也起到押韵的作用。”法国作家朱尔·巴尔贝·多尔维利笔记本中记载一则查理曼大帝的故事，故事中查理曼爱上一个姑娘，她死了他还继续恋尸，图尔平大主教发现姑娘舌下含着一枚指环，于是把它收起来。皇帝立即热恋大主教。大主教把指环扔进湖里，皇帝立即爱上湖。“查理曼那则传奇，其叙述之所以高度有效，是因为一系列故事互相呼应，如同诗中的押韵。”

彭伦：从哈尼山寨教师到文法双料博士——访旅美学者冯象

　　1971年，在中国、越南、老挝三国交界处的一个哈尼山寨，一个十七岁少年，望着山寨里狗追着拉屎的娃子摇尾巴，背诵着借来的《基础英语》教程中的课文，心里上演着一出中世纪欧洲的亚瑟王传奇：受伤的亚瑟王登上黑衣女子的帆船远去，留下他的爱将、圆桌骑士伯畏在岸边叫道：“主公哪，如今圆桌散尽，只剩下我一个，孤零零走在生人和敌人中间，我去哪里好？”悲凉的话引起了这个三年前孤身从上海来到云南边疆的少年深深的共鸣。

　　三十二年过去了，这个少年已相继获得哈佛大学中古文学博士、耶鲁大学法律博士学位，走上哈佛法学院的讲台。而当年在那“周围，日子一天天变黑”的岁月里将他的思想“从绝望中痛醒”的亚瑟王传奇，也由他第一次系统地介绍到国内，先是从2000年起在《万象》杂志连载，最近又由三联书店以《玻璃岛：亚瑟与我三千年》为名增补结集出版。一个春日的下午，我见到了作者冯象先生。

　　冯象出自书香门第，父亲冯契先生是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名教授。1968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把初中尚未毕业的冯象“发配”到了云南弥勒县，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在云南乡下九年是我人生经历中最关键的一段时间，”冯象说。最初两年多，他在生产队种甘蔗。到1971年，眼看招工无望，回家无期，他报名进深山老林，到绿春县哈尼族山寨教书。这里也有一帮被打成右派或戴了“历史问题”帽子下放支边的落难弟兄。一帮人碰在一处，弹起吉他，“酒精中毒”之际，才暂时忘却苦闷，懂得了平日背诵的英国诗人丁尼生的诗句：“世道在变，旧让位于新/上帝的旨意，自有种种方式实现/免得一部好惯例用久了，坏了人间。”

　　其时，冯象已经开始自学英语和法语；兄弟民族丰富多彩的语言、文化也让他着迷。冯契先生在“牛棚”里读到儿子描述各民族语言和山歌俚语的信，觉得他对语音声律有特殊的敏感，鼓励他钻研语言学。1977年恢复高考，云南有个土政策：报考英语专业的中小学教师，只可录取在本省师范院校。冯象只能被录取在昆明师范学院外语系。好在昆明师院在西南联大旧址，冯象得以在此广泛阅读云南大学及西南联大旧藏中外文图书。1982年，冯象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师从系主任李赋宁先生学古英语和中古英语。老先生当时精力充沛，还有一个习惯，看到好书就买两本，一本自己读，一本送弟子。于是，每星期冯象上李赋宁家读古英语，就用李先生的书作课本，逐字逐句讨论语法词源，再译成现代英语。

　　在北大，冯象打下了希腊语、拉丁语、德语等欧洲语言基础。1984年，他经美国哈佛－燕京基金会选拔，赴哈佛大学英语系攻读中古文学博士学位。

　　当时哈佛英语系是中古文学研究的重镇。系主任班生是乔叟和亚瑟王传奇权威，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由史诗现代英语译者兼剧作家阿尔弗雷德主讲，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诗人希尼则客座教授修辞学（后来希尼也译了《贝奥武甫》）。正是在这个时期，冯象将《贝奥武甫》译成中文，后于1992年在三联书店出版。

　　就在冯象埋首遍览欧洲中世纪文学之时，中国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政法体制开始转型，商品经济重新建立，原本由革命文艺承担的一部分社会控制策略改由法律途径实施，法治话语渐渐加入主流意识形态。”他解释说，“做学问和搞创作一样，必须有批判意识，必须刨根问底。因此在文学商品化、‘边缘化’亦即附庸于资本及其法治话语之际，就应当考虑研究法律了。”他认为，在这个资本再临中国（叶芝形容过的“second coming”）的历史时刻，作为知识分子，有责任为弱者和被压迫者说话，包括用资本的语言即法律说话。

　　文学博士改行读法律，这在中国也许没有，在美国却不希奇，法学院教授很多都有其他学科硕士或博士学位。冯象在哈佛做完博士论文，即考入耶鲁大学法学院。他把研究重点放在与文艺创作和知识商品化密切相关的知识产权。

　　1993年获法律博士，冯象应聘到香港大学法律系任教。1999年，他回到美国，从事知识产权和竞争资讯方面的法律业务，并担任哈佛法学院客座教授。在国内，他用自己两个专业领域的知识，一边在《读书》杂志开设探究法理的专栏《政法笔记》，一边在《万象》杂志写亚瑟王传奇。

　　冯象告诉我，他接下来的一大任务是重译《圣经》。“实际上，《圣经》对中国知识界和现代文艺的影响非常大。基督教东渐，如果从利玛窦开始算，已经四百年了。然而常有人（包括宗教界人士）对我说，看不懂中文《圣经》。怎么会有那么多问题呢？除了技术上的困难和教派分歧，我想现在通行的和合本《圣经》诞生于上世纪初，正是文言白话夹杂时期，而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没有一个参与翻译，大概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天主教另有思高本《圣经》，较贴近原文）。我在乡下自学英语的时候开始读英语钦定本《圣经》，后来陆续收集研究了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圣经》及拉丁、法、德等古今译本。现在有了一点学术积累，也有资料方面的条件（哈佛的图书馆和一流的书店），所以觉得可以做这项工作了。”他从希伯来语《圣经》的头五篇摩西五经开始翻译、注释，同时将有关的研究，包括神话传说、律法史料和考古发现整理出来。去年，他就在《万象》杂志上开设《尘土亚当》专栏，讲述古代以色列民族的故事。

　　“从洋务运动起，中国就开始热切而执著地学习西方的文化、思潮、制度等等，然而我们对西方文化经典的研究和探讨，至今仍很粗略。我们这一代经历了‘文革’洗礼成长起来的学者，到现在学术上已有相当的积累，应该继承先辈学者三、四十年代开创的事业，把自己所学、所思写出来。我想这不仅是我的兴趣，也是我的责任。”冯象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