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
冯象：法盲与版权
一九九六年岁末，有件案子“震动了文艺界”。简单说来，经过是这样的：一九九三年九月，汪曾祺先生（被告一）将京剧《沙家浜》剧本收入陆建华（被告二）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被告三）出版发行的《汪曾祺文集》（戏曲剧本卷），署名“汪曾祺、薛恩厚、肖甲、杨毓珉集体创作，由汪曾祺主要执笔写成”。这署名却藏着一个漏洞：漏了《沙》剧的前身沪剧《芦荡火种》的作者（“上海沪剧团集体创作、文牧执笔”）。结果，沪剧团（现称院）和文先生（已故）的夫人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三被告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四万元，并恢复原作《芦》剧作者的署名。不过官司没打太久。纠纷伊始，《文集》主编就对记者表态：《沙》剧“一度”只署京剧作者姓名，是“特定的历史条件限制”及“人们的法制观念也比较淡薄”造成的；现在应当承认《沙》剧是改编作品，“还历史本来面目。”汪先生本人也表示，事情出于疏忽，愿意通过上海《新民晚报》（1997.1.16）向文夫人道歉，并遵照法律支付应得报酬。不久，汪先生去世。其继承人向原告道歉，取得谅解，原告遂撤了对汪先生的起诉。官司于一九九七年夏调解（协议）结案：出版社和《文集》主编承认侵犯著作权（版权），向原告道歉；《文集》如再版，得按一九六五年三月《沙》剧首次发表于《人民日报》时的署名格式，补上《芦》剧作者；被告方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三千五百元（《人民法院报》1997.8.14，第二版）。
我们的兴趣，不在案子的结局，也无关当事人之间的是非曲折、分歧和解。此文的缘起，在汪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两句话。记者认为，纠纷能否顺利解决，“最为关键的是作为《沙》剧编剧”的汪先生的“态度”，即他承不承认《沙》剧系《芦》剧的改编，愿不愿意更正署名。不料“态度”没问出来，反被汪先生将了一军（录音“未经汪先生审阅”，《文汇报》1996.12.26，第二版）：
沈明：前版权时代的智识权属观念和出版制度
今天，至少在大陆法系国家里，知识产权通常属于民事权利的范畴；然而，回溯历史带给人们的第一个惊异发现就是，知识产权并非源自于任何财产权利或者其他民事权利，[1] 原初的知识产权恰恰是一种与王权相关联的特权。[2] 这一特点在版权制度的起源上有典型的体现。当然，上述“惊异”到如今已经是版权史学者的常识了，然而，它至少暗示了历史考察的意义与作用。就时间维度而言，探寻版权制度与文化生产的关系，[3]显然不能满足于以正式版权制度即版权法的起点为研究起点。原因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首先，非正式的版权制度具有比正式制度更为深远的历史根系，渗透了历史学的法律社会学研究显然不应该将其对象局限于正式制度或者实在法的范畴。其次，文化生产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文化的历史，其源头几乎杳不可及。即便把对于文化生产的研究局限于与版权制度和思想相关联的部分，仍然有必要将此研究工作回溯至前版权时代。第三，与文化生产、版权制度密切联系的出版业的产生也先于版权法律的产生，而出版业的早期历史是文化生产研究所不能忽视的主要材料和线索。第四，看起来似乎与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史观相矛盾但实际上并不矛盾的是，版权法律制度的发生与进化需要智识权属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启蒙、论证和“摇旗呐喊”。在文化生产借助物质技术手段逐步发展并日益繁荣的历史进程中诞生了版权制度，我们有必要厘清在这一过程中物质条件、意识形态、各种社会制度与版权法律之间相互纠缠的多重关系。而本文正是这一工作的开端，目的在于阐明“版权制度与文化生产”这一“故事”的渊源与“前传”。
古代世界的“作者”与智识权属观念
知识的积累和文化的传承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条件和形式。然而，不论是在古代中国还是在古代希腊－罗马、犹太－基督教、伊斯兰世界，在以文字为载体的知识和文化作品产生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几乎不存在关于思想、作品及其表达的作者权观念。[4] 换句话说，对于知识、思想的权属观念的缺乏是古代文明世界中的一个显著的共同之处。这也从另一方面反衬出，版权（以及知识产权）的观念与制度实在是一种相当“摩登”（modern）的现代文明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