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

究竟有没有一种艺术形式可以化解屈辱和屠杀所带来的创伤？在电影史上涉及日本侵华题材的作品里，姜文的《鬼子来了》（以下简称《鬼子》）结束了叙述这类电影中《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等的政治宣传图解的模式，给后继者们开拓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但是在某些关键的地方，《鬼子》仍然带有很强的在它之前第五代相关电影中的某些特点。在第五代那里，这种特点集中地表现在张艺谋的早期作品《红高粱》中（姜文在里面扮演男主人公）。但是如果在《红高粱》里，这种特点还多少是隐蔽的，那么到了《鬼子》，这种特点就完全公开了。具体地说，这个特点就是用中国男主人公及其替代物的阳物来平衡被外国所蹂躏的屈辱感和创伤感。这种几乎不用象征而是径直表现的阳物情结构成了这一叙述深层次的上的“本我”。这种不断冲到意识表层的“本我”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导演更为有意识的艺术努力。尽管在《鬼子》里，姜文果断地打碎了反现代的伦理道德主义的迷误，但是这种用公然的个体阳物寄托和夸张来在幻想中报复和平衡民族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失败的“本我”的冲动，构成了一种心理分析学意义上的情结。这种情结所导致的对没有组织过的性本能乃至性器官的依赖，使它在实质上等同于义和拳对没有组织过的纯身体力量的依赖。 在义和拳惨烈失败一百年后，这种对没有组织过的、没有“格式化”的身体力量的依赖仍然深存于我们潜意识里并时时作祟这一事实，显明了叙述中日冲突的电影中所存在的一种隐蔽的、涉及问题非常深刻的迷误。但是《鬼子》中的问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普遍的？是否可能有其他的模式？也就是说，作为只在名义上是战胜国、其对正义的要求由于内外种种原因被长期延误、搁置和压抑的深受创伤的一方，我们应该、我们能够怎样拍叙述中日冲突的电影？甚或我们根本上能否拍这样的电影？

几乎在所有方面，娄烨的《紫蝴蝶》都是对《鬼子》的反动：它用蝴蝶情结取代了张艺谋/姜文等的阳具情结；用相当成功地扮演过同性恋人物的刘烨（《蓝宇》）替代了经常以极端男性沙文主义者面目出现的姜文；用大都会的上海替代了姜文的华北农村。《紫蝴蝶》故事的核心是一群似乎是孤立的、无党派的抗日青年结成一个秘密恐怖组织，策划并实施了一系列暗杀活动。为了暗杀日本驻沪特务头子山本，这个组织做了周密的计划：依仗秘密的单线联系，通过暗号而不是通过语言，通过行动而不是通过话语，达到他们的目的。于是就有了车站的接应，处决司徒，暗杀山本，将计就计去参加舞会……然而没有一件事是照着计划实现的：出于不相干的旁人的错误介入、由于动作的迟缓、因为消息的闭塞，由于有叛徒，一切都乱了套。然而在混乱之中目的居然达到了，虽然这目的是由计划外的力量实现的，过程也不干净利落，我方损失以及侧损失均过大，而且结果仿佛也于事无补，改变不了历史的进程，从军事和政治的效果上看是徒劳的，不可能改变或影响国际关系的进程和走向，并没能影响或推迟日本对上海乃至全中国的全面侵犯。

影片虽然打着贺岁剧的旗号，结局也不离皆大欢喜，但主题仍然是严肃的，每一个细节都反映了活生生的现实：民工掏薪、医患关系、过年回家买票难……

影片并没有简单地道德说教，也没有站在流行意识形态的立场上揭露，而是把各种事件的真实逻辑展现给观众，每一方都有其道理和苦衷，同时每一方也有大可指责之处，关键不在于如何批判，而在于认识和理解人们的想法和生活。

我最看重的是，影片表现出了人性真实的一面。里面的人物都是普通人，他们中没有道德圣人，也没有所谓的恶人，无论是主任医师还是农民工，无论是拖欠工资的客户还是一心为儿子的护士母亲，都是在不同的环境约束下表现出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举动。主任医师医德高尚，但是为了回家给父亲祝寿也坦然接受车票“贿赂”；农民工合法讨薪时群情激愤，但是出了装修事故后又想一走了之……作为观众我发现并不能简单地指责他们，每个人都是在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从而表现出人性的弱点；而这个弱点，也许你我都无法避免。所谓道德如果只是修身的规范，在某些场合就会理所当然的离弃。

影片表达的意象并不能说深刻，但看过之后我却无法释怀。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世界，这就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芸芸众生。他们并不完美，甚至可能还令人反感；但如果他们是真诚的，都在为生计和所爱的人操劳忙碌，即使舍弃自己的幸福，那么在我看来他们就是值得尊重的，一句话：一年到头，都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