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法下乡

苏力:中国司法中的政党

苏力:中国司法中的政党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毛泽东[1] 一、问题的界定和意义 《耶鲁法学杂志》2005年春季号刊登了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弗兰克·阿帕汉(Frank Upham)的一个长达44页的书评,[2]评论我的《送法下乡》。[3]在认真理解并给与了高度评价的同时,阿帕汉教授对他认为的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批评主要有两点,一是“不加批评地接受了单线进化版的现代化理论”;[4]但“最大的问题”则是在书中“看不见政治和政治权力”,[5]仔细读来其实是批评我没有展示并辨析中国共产党对法院工作的干预和影响,法院在涉及党的或有党的背景的机构、人员的案件中具体行动,以及基层法院在社会冲突中的一般角色等等。

赵晓力:基层司法的反司法理论?——评苏力《送法下乡》

赵晓力:基层司法的反司法理论?——评苏力《送法下乡》

一、《送法下乡》与“文字下乡” 《送法下乡》这个书名,总让人想起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讨论过的“文字下乡”。的确,苏力在书中也引用过费先生的这篇文章。在讨论一桩偏远山村发生的“卖牛案”为什么没有文字证据的时候,苏力引述了费孝通在半个多世纪前就给出的理由:“文字的主要功能是为了进行跨时空的交流”,而在乡土社会中,绝大部分交流都是面对面进行的,“卖牛案”中原被告双方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从一开始到涉讼前前后后一共九年时间里,围绕那头牛有一系列安排与交易,但都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化记录材料作为司法的支撑”。[1] 费先生在他的经典论述中,从空间阻隔和时间阻隔两方面考察了文字的功能。不能当面讲话的时候,才需要文字来代替,乡土社会从空间上来讲是面对面亲密接触的社会,从时间上来讲是今天与明天、这一代与下一代的生活没有多大变化的社会,用不着文字来补充记忆力的不足,这样的社会当然没有文字的需要。“中国如果是乡土社会,怎么会有文字的呢?……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最早的文字就是庙堂性的,一直到目前还不是我们乡下人的东西。”因为这个缘故,费孝通对文字下乡的看法是:“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在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2] 五十多年过去了,费先生所描述的乡土社会的特色,在中国农村许多地方还保留着,但文字早已下乡;不但下乡,而且在乡下建立了自己的再生产机制,比如一所所乡村小学、中学。除了文字,本来是产于庙堂、城市的许许多多东西,也都纷纷下了乡,比如科技、文化、卫生,比如革命、运动、知识青年,比如广播、电影、电视。有的下来了又走了,有的下来了再也没有回去。法律是比较晚下来的,但现在似乎也不走了,不但有时令性的“普法”运动来刷几条标语,而且还建立了自己的机构,比如派出所、法庭、司法所、法律服务所,养下一大帮人员,比如公安、法官、司法助理员,也就是,产生了所谓的“基层司法”的制度、技术、知识、人员,而这,正是苏力这本书研究的对象。 照费老先生的看法,产于庙堂的文字并不是乡土社会需要的。那么文字不顾乡土社会的需要竟然下了乡,那肯定是出于庙堂和城市的需要。乡土社会的生活是自足的,但庙堂和城市的生活却不是,庙堂和城市需要乡土社会的东西做原料,或者是粮食、土地,或者是资源、人员,就下了乡来改造乡土社会以适应自己的需要。庙堂或者城市要和乡土社会做跨时空的交流,要乡下人听懂他们要什么,于是便要文字下乡,乡下人不识字,便被称为“文盲”,“意思是白生了眼睛,连字都不识”[3]。同样的道理,法律要下乡,“依法收贷”之类,乡下人的不懂法便被称为“法盲”,或者“农民没有法律意识”,意思当然是白长了脑袋,连法律也不懂了。 费孝通当年为乡下人鸣不平,说乡下本无识字的需要,就像城里人只要晓得吃包谷、面粉就得了,无须搞清楚包谷是否比麦子长得高。换句话说,城里有城里的地方性知识,乡下有乡下的地方性知识,大家没有必要非要认为自己懂得的非要别人懂得,不懂得便是“盲”,或者认为只有自己的地方性知识是普适的,是“大写的真理”,硬要别人来认同。这个鸣不平得工作,苏力也做过,他举的是电影《秋菊打官司》里的例子。他指出,倒是秋菊在努力理解现代法制这个地方性知识,而现代法制,却没有同情地理解秋菊所执着讨要的那个“说法”究竟是什么;他希望,“在国家制定法和民间习惯法发生冲突时,不能公式化地强调以国家法来同化民间法,而是应当寻求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的相互妥协和合作,并对法学家”沟通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打破这种文化的阻隔”寄于厚望。[4] 不过,这本《送法下乡》的工作,同情理解的还不是乡下人秋菊的地方性知识,而是基层司法人员,尤其是基层法官的地方性知识。原因是,苏力在实地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在送法下乡的过程中,非但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的文化隔阂依然存在,而在执行送法下乡的人员和派遣他们的人员之间,也产生了文化的隔阂。法盲的范围扩大了。那些执行送法下乡任务的基层法官,又形成了他们的一套地方性知识,城里和庙堂的法学家对待这些法官,像法官们对待秋菊一样不耐烦,于是基层这帮法官便成了新法盲。苏力在这本书中的任务之一,便是努力辩明:“所有的适应都是知识”[5],“各庄的地道都有许多高招”[6],先把法学家沟通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的任务暂放一边,寻求基层法和高层法的相互理解。

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

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

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修订版] 本书是一部基于实证调查,运用交叉学科知识研究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的理论著作,它力求开掘只有中国学者(由于其在自存环境和文化修养上的比较优势)才可能敏感察觉和提出的中国当代基层司法中具有实践意义的同时又对一般司法制度具有理论意义问题,给读者智识的挑战和思想的愉悦。 本书分四编。第一编以送法下乡、法院行政和审判委员会三个制度为切入点从达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考察中国基层司法的制度问题及理论问题。第二编针对区际法系和英美法系有关司法研究之空白;集中考察基层司法中的技术和知识问题,力求将传统司法理论中看不见的初审法官的技术和知识“问题化”,纳入一般的理论分析。第三编考察中国基层司法中包括法官在内的各类法律人。第四编考察了法律实证调查中的权力问题。是对本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目 录 世纪末日的交待 (自序) 致谢 导论:研究中国基层司法 一、为什么司法? 二、为什么基层? 三、为什么中国? 四、法律学术的意义 五、本书的结构和安排 ~第一编 司法制度~ 第一章 为什么送法下乡? 一、问题和材料 二、为什么送法下乡? 三、权力的运作与空间 四、下乡——局部支配性权力关系的重建 五、村干部——地方性知识的载体 六、知识的另一种可能和村干部的另一角色 七、结语 附录:感受中国法律的现代性 第二章 法院的审判职能与行政管理 一、问题 二、法院的两套制度及其结构 三、司法过程中实际体现的行政化审判制度 四、行政化中的集体决策 五、最后的评论 第三章 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 一、问题的界定 二、进路、方法和材料 三、审判委员会的构成和运作 四、法官的看法和理由 五、法官的理由是否可信 六、另一个视角的考察 七、审判委员会的问题 八、两个例子的简析 九、结语 ~第二编 司法知识与技术~ 第四章 初审法院与上诉法院 一、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司法知识 二、司法知识谱系的勾勒 三、作为初审法院的中国基层法院 四、作为中国初审法院的基层法院 五、作为开头的结尾 附录:初审法官的重要性 第五章 纠纷解决与规则之治 一、问题的提出 二、两个”案件” 三、关注的差异 四、为什么关注纠纷解决 五、特殊主义背后的规则 六、现代化与规则 第六章 纠缠于事实与法律之间 一、引子:韦伯与秋菊 二、耕牛的纠纷与法律的纠纷 三、中国司法中的事实争议 四、事实,还是法律? 五、事件的社会格式化 六、事件的公文格式化 七、反证? 八、尾声 附录:作为格式化工具和过程的司法 第七章 穿行于制定法与习惯之间 一、从司法透视习惯的意义 二、案情始末和 ”法律”处置 三、习惯的弥散和认同” 四、制定法与习惯的互动。 五、余论 第八章 基层法官司法知识的开示 一、司法知识与法官的关系 二、法官知识生产的主要制约和资源 三、在事实争议上 四、在法律争议上 五、基层法官知识的实践意义 六、基层法官知识的理论意义 ~第三编 法官与法律人~ 第九章 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人 一、乡土社会法律人概述 二、法律工作者 三、法律文书送达人 四、作为律师的法官 第十章 基层法院法官的专业化问题 一、“复转军人进法院” 二、基层法院法官的大致状况” (一)复转军人 (二)大专院校毕业生 (三)其他地方单位调进法院的 三、法学院学生都去哪儿啦? 四、“解放军是个革命大学校” 五、“一盆水洗脸,一桶水也洗脸” 六、“学校[学]的那点儿东西,我都还给老师了” 七、“化作春泥更护花” 八、“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 附录:美国的治安法官和治安法院管辖 第十一章 基层法院法官的司法素质 一、问题 二、操作定义、假说和可测定假说 三、原始材料的说明和处理 四、研究结果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