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塔格

黄灿然 译

译者按：除了两三位敢言的社会批评家之外，九一一之后美国知识分子基本上没有发声，一方面是没有地方发表意见，另一方面是在爱国主义情绪弥漫的气氛下不敢发表逆耳之言。苏珊·桑塔格是美国知识界和文学界的代表人物，她去年曾在《纽约客》发表数百字逆耳短文，并引起争议。日前（九月十日）她又在《纽约时报》发表这篇文章，就连中文知识界的读者亦奔走相告。

IdeoBook 编者按：Susan Sontag, “Real Battles and Empty Metaphors,”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0, 2002.

　　
　　自去年九月十一日以来，布什政府就对美国人民说，美国正处于战争状态。但这场战争具有特殊性质。考虑到敌人的性质，这场战争似乎看不到终结。这是哪一种战争？

　　是有一些先例的。人们都知道，针对癌症、贫困和毒品这类敌人而发动的战争，是没有终结的战争。永远有癌症、贫困和毒品。也永远有像发动去年那场袭击的可鄙的恐怖分子和大规模杀人者——又有曾经被他们反对的人称为恐怖分子、后来被历史正名的自由战士（像法国抵抗运动和非洲国民大会）。

　　当一位美国总统对癌症或贫困或毒品宣战时，我们知道“战争”是一个隐喻。可有任何人认为这场战争——美国对恐怖主义宣布的战争——是一个隐喻？但它是隐喻，并且是一个带有强大后果的隐喻。战争是被披露出来而不是被实际宣布出来的，因为威胁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

　　真正的战争不是隐喻。并且，真正的战争都有开始和终结。哪怕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骇人、棘手的冲突，也有终结的一天。但这场反恐战争却可以没有终结。这就是一个徵兆，表明它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种授权，用来扩大使用美国的权力。

　　当政府对癌症或贫困或毒品宣战，它意味著政府要求动员各种新力量来处理该问题。它还意味著政府不能包办一切来解决它。当政府对恐怖主义——由敌人跨国的、基本上是秘密的网络构成的恐怖主义——宣战，它意味著政府允许自己做它想做的事情。当它想干预某个地方，它就会干预。它不能容忍限制其权力。

　　美国对外国“纠缠”的怀疑，早已有之。但是，本届政府却采取激进立场，认为所有国际条约都有可能损害美国的利益——因为就任何事情签约（无论是环境问题或战争行为或对待俘虏），美国都要使自己受约束，遵守一些准则，这些准则有一天可能会被用来限制美国的行动自由，使美国不能任意做政府认为符合美国利益的事情。事实上，这正是条约的作用：限制签字国对条约所涉对象任意采取行动的权利。直到现在，任何受尊重的国家，都不曾这样公开把条约的限制作为回避条约的一个理由。

　　把美国的新外交政策描述成战争时期采取的行动，就可有力地制约主流媒体就实际发生的事情展开辩论。这种不愿意提问题的态度，在去年九月十一日袭击事件后就立即变得明显起来。那些反对美国政府使用圣战语言（善对恶、文明对野蛮）的人士遭谴责，被指容忍这次袭击，或至少是容忍袭击背后的冤屈的合法性。

　　在“我们站在一起”的口号下，呼吁反省就等于是持异议，持异议就等于是不爱国。这种愤慨正是那些主持布什外交政策的人士求之不得的。在袭击一周年纪念活动来临之际，两党主要人物对辩论的厌恶依然很明显——纪念活动被视为继续肯定的一部分，肯定美国团结一致对抗敌人。把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拿来跟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比较，一直是挥之不去的念头。

　　再次，美国是一次造成很多人死亡（这一回是平民）的致命突然袭击的对象，人数比死于偷袭珍珠港的士兵和海员更多。然而，我怀疑，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七日，是否需要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来鼓舞士气和团结全国。那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一年后，那场战争基本上仍在继续著。

　　而目前这场战争，是一场幻影战争，因此需要举行周年纪念。这种纪念，可服务于多种目的。它是一个哀悼日。它是对全国团结的肯定。但有一点却是明白不过的：这不是一个全国反省日。据说，反省会损害我们的“道德明晰度”。有必要简单、清楚、一致。因此，将会借用过去时代的话语，这些话语，例如盖茨堡演说，在当时能以滔滔雄辩来感染人。

　　林肯的演说不只是鼓舞人心的散文。它是大胆的讲话，在真实、可怕的战争时期阐明国家的新目标。第二次就职演说敢于预告继北方在内战中胜利后必定形成的全国和解。林肯在盖茨堡演说中所颂扬的自由，其关键是承诺把结束奴隶制作为首要任务。但是，当林肯这些伟大的演说被习惯性地援引或被套用于纪念活动时，它们就变得完全没有意义。它们现在成为高贵的姿势、伟大精神的姿势。至于它们伟大的原因，则是不相干的。　　

　　这种借用雄辩造成的时代错误，在美国反智主义的大传统中屡见不鲜。反智主义怀疑思想，怀疑文字。宣称去年九月十一日的袭击太可怖、太灭毁性、太痛苦、太悲惨，文字无法形容；宣称文字不可能表达我们的哀伤和愤慨——躲在这些骗人的话背后，我们的领导人便有了一个完美的藉口，用别人的文字来装扮自己，这些文字现已空洞无物。说点什么，可能就会惹来争议。说话实际上有可能变成某种声明，从而招来反驳。最好是什么也不说。

　　我不质疑我们确有一个邪恶、令人发指的敌人，这敌人反对我最珍惜的东西——包括民主、多元主义、世俗主义、性别平等、不蓄须的男子、跳舞（各种各样）、裸露的衣服，嗯，还有玩乐。同样地，我一刻也没有质疑美国政府有义务保护其公民的生命。我质疑的是这种假战争的假宣言。这些必要的行动不应被称为“战争”。没有不终结的战争；却有一个相信自己不能被挑战的国家，宣称要扩张权力。

　　美国绝对有权搜捕那些罪犯及其同谋。但是，这种决心不必是一场战争。有限度、集中的军事行动，不应解释为国内的“战争时期”。要抑制美国的敌人，尚有更好的、较少损害宪法权利和损害对大家都有好处的国际协议的途径，而不必继续乞灵于没有终结的战争这一危险、使人头脑迟钝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