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波斯纳文集 ★ 新书讯
理查德·波斯纳：《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The Crisis of Capitalist Democracy），李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豆瓣 @小组
本书是波斯纳关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第二本著作。作为《资本主义的失败》的后续，《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进一步深入到经济学的理论语境当中，不仅从现实层面对于奥巴马政府的危机应对政策做出了细致分析和犀利批评，还从理论层面讨论了金融危机的形成与发展所带来的启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建设性的改革措施，建议通过经济、法律、公共政策等多方面手段加强政府的金融监管，并展望了后危机时代的前景。波斯纳指出，金融危机不仅反映了投资者与公众面对泡沫时的盲动，更显示出政府放松监管背景下金融本身的危险性和当下经济学学术发展的误区，以及美国政治结构内在的低效、分裂与冲突，因而不仅是经济危机，更是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
高鸿钧：《法缘记忆：醉心梦语》，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ISBN: 9787542642714.
内容简介
作者从业法学数十年，但始终不曾忘记文学的梦想。数年前，于青灯黄卷之余，偶感“法塔”不可承受之重，遂打量世事人情，但见红尘滚滚、浊浪滔滔、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于是写下这五十余篇别有趣味的短章，所涉内容多与法界相关。
作者简介
高鸿钧，1955年生，黑龙江海伦人；吉林大学法律系77级本科，中国政法大学81级研究生。研究生毕业留校，1991年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1998年至今在清华大学法学院任教授；主要领域为比较法学、法理学和外国法制史；中国法学会比较法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法律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刘皓明：《小批评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ISBN: 9787305084478
内容简介
本书收集了作者自1994年以来用中文发表的大部分学术随笔和评论，依照文章的主题分为七部分：一、西方古典文学；二、英国文学、现代德语文学与艺术和西方文学主题史；三、欧洲特别是德国十八世纪的思想与文学；四、西方语文学史；五、古希腊哲学；六、近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学语言；七、当代中国文化评论。
本书所包含的文章涉及西方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希腊和古罗马诗歌，古代哲学，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和浪漫派时期诗歌、德国古典哲学和浪漫派诗歌，现代德语文学和哲学、现代美国诗歌、西方语文学的历史、西方汉学史、西方音乐、当代中国文化乃至电影研究，运用和讨论了德意志观念论、存在主义、阐释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心理分析等哲学和文学理论；文章的不同主题反映了作者广泛的学术兴趣和渊博的学术背景，同时也勾画出作者作为一个学者的学术和思想发展过程，展示了作者在思想观念和治学方法上对康德、黑格尔、尼采、伽达默尔、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库尔修、奥尔巴赫、哈·布鲁姆、乔·哈特曼等人的继承与批判。这些文章文笔优美而缜密，论事深入浅出，具有很强的个人风格，不少文章在最初发表后一直广为流传。
本书既面向文学、哲学和文化研究的专业研究者，也适合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学生阅读；既有专业的学术深度，又有一定的趣味性和可读性。
2001至2010年间，我担任了北大法学院院长，也就必须出席否则不会或不愿出席的大大小小的会议，常常必须发言、讲话，以院长身份。这也是一份职责。
而职责就是，用我2010年欢送毕业生的话来说，做什么，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尽管不喜欢；还要干好。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好，只是在现有条件下务实推进，有所坚持，有所创造，有所改进。这包括说话。即使院长身份，也拒绝官话，套话，空话，大话；力求言之有物，言之成理，拒绝真理的诱惑，拒绝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益多、知识益少”（波斯纳语）的通病；面对学生、老师或其他受众，坦诚交流自己对一些事情的观察、思考、感受和经验，既不强求，也不迎合。
决心总是比践行容易。这首先要负责任地思考，认真对待自己在每个公众场合的发言。即使非常仪式化的场合，即使高度单一甚至重复的话题，也力求通过自己的眼光和创造力来避免或减少无意义的重复。这是教育者和学人的天职。没有自己的理解和发现，只是真诚地重复，哪怕是普遍真理或普世价值，那也只是信徒，而不是学人。
还不能仅仅是学人，院长有教育者和学术教育机构领导者的责任。不只是表达个人的专业学术观点，他必须有相对开阔的政治、社会和学术视野；不能局限于专业，他要尽可能从其他角度关注一些看似熟悉的人和事，研究因种种原因未获得足够关注的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重新理解那些理解过了似乎已有定论的问题。所有这些追求最终必须附着于有效的表达，针对特定受众，让人听懂，听进去，给人哪怕是些许启发或感触。否则，就不是交流，而是自说自话。
这也是履行学术领导责任。创造学术氛围，争取学术尊严，这也是其中之一。反对大学行政化，官僚化，其实不全是甚至主要不是政府或别人的事；最简单的，就是从自己做起，从日常说话办事做起，力求把每一天的日常、每一项常规活动都变成思考甚至研究的对象。否则就是推卸责任，正确的追求就成了口号或姿态，变成另一个用来媚俗的道德高地。崔永元是通过自己的说话，而不是通过号召，改变了当代中国电视主持人的腔调；王朔和冯小刚在各自行当中也是如此。
即使是说话，长期努力，也会超越“解释世界”，异化为“改造世界”。副产品就是这本小书。
苏力：《走不出的风景：大学里的致辞，以及修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ISBN: 9787301089279.
内容简介
本书是苏力先生在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10年任期内各种致辞的汇集，主要是迎新和毕业致辞，因为苏力的致辞一洗官腔套话，贴近年轻学生的心灵与生活，这些致辞在当时就引起了校园轰动，并逐渐成为每年6月（毕业）和9月（迎新），学生以及毕业生们翘首期待的一道风景。并且从苏力开始，引发了一系列大学院校长们的清新致辞风气，比如华中科技大学的校长“根叔”。在本书中，苏力还专门写文章讨论了大学致辞与政治修辞，表示他表里如一的致辞理念，对于教育界的同仁也有很大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著有《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法律与文学》、《送法下乡》等，译作有《法官如何思考》、《并非自杀契约》等。
目录
★ 社会思想译丛 ★ 新书讯
奥斯汀·萨拉特（Austin Sarat）编：《布莱克维尔法律与社会指南》（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Law and Society），高鸿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ISBN: 9787301162323. @豆瓣@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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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这部指南包含一篇导论和六编正文，收入论文33篇，是研究法律与社会研究领域的权威著作。各章重在考察特定领域的历程，描述其现状，分析其得失，指出其挑战，展示其未来走向。作者来自世界各地，代表了广泛的社会情境，体现了多元的文化视域。这些文章横跨法理学、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比较法学以及许多部门法学，涉及立法、执法、司法以及法律意识，涵括民主、人权、法治、程序正义、法律文化等传统问题，触及批判种族理论、女权主义法学、后殖民法律以及法律全球化等前沿领域。由此，本书展示了丰富智识和多重洞见。
本书作者运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和阐释进路，不仅有实证主义和新制度主义，而且有解释学进路和文化研究视角；不仅有理性选择方法和政策分析模式，而且有批判研究范式和后现代叙事风格。本书论证严谨，意蕴丰厚，行文有趣，观点新颖。
书评
本书以百科全书的规模，填补了多年来我们深以为憾的许多空白，现了本领域丰富多彩的成果，为法律与社会研究树立了良好典范，由此必定成为一部经典。——凯蒂·卡拉维塔， 加州大学
奥斯汀·萨拉特和许多作者了撰成一部富有价值的权威论著。本书展示了法律与社会研究的学术精华，反思了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是本领域初学者和资深学者的必读著作。——罗伯特·丁沃尔，诺丁汉大学
在当代西方，法律与社会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种研究涉及哪些人物，具有哪些文献，关注哪些问题，采用哪些方法，取得哪些进展，面临哪些挑战……凡此种种，读者翻开本书，便会解开谜题。本书对于我们拓展法律社会学的视野，探索中国的法律与社会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高鸿钧， 清华大学
社会思想译丛 ★ 新书讯
詹姆斯·雅各布（James B. Jacobs）、吉姆伯利·波特（Kimberly Potter）：《仇恨犯罪：刑法与身份政治》（Hate Crimes: Criminal Law & Identity Politics），王秀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ISBN: 9787301176450. @豆瓣@小组
内容简介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联邦政府以及大多数州仇恨犯罪法的出台并非因为刑法在这方面尚付阙如，或者因为一些骇人听闻的犯罪不能依照现有法律充分受到起诉和处罚。刑法的缺失或者不当的宽缓并不是令美国政府头疼的一个问题，执法人员当然拥有起诉那些实施杀人、强奸、伤害或其他犯罪的恰当方法，无论这些犯罪是否以偏见为动机。20世纪90年代初期，法学家们开始使用“仇恨犯罪”和“偏见犯罪”的术语。
作者通过追溯仇恨犯罪的起源、界定仇恨犯罪的定义及对仇恨犯罪立法价值的分析，对仇恨犯罪的泛滥展开了社会属性、政治属性及其正当性的解释。在进一步分析仇恨犯罪法执行、仇恨犯罪与宪法、仇恨犯罪与身份政治的冲突与碰撞后，作者指出，刑法及其执行在创造一个更加宽容的和谐社会中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建立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至关重要的是，警察和其他刑事司法机构在执法中，既要公正对待犯罪行为的被害人，也要公正对待犯罪行为人。厘清广泛存在特殊犯罪背景下的偏见可能发生在不同团体成员之间毫无意义，相反，它很可能导致分化，产生冲突并造成相反的社会和政治效果。
2019年修订版：
ISBN 9780190979744
修订版缀言：他的歌与我同在
目錄 [PDF]
新書試讀 [PDF]
譯經的目的，一是為中文讀者（包括信友和聖經學界）提供一個可靠的中文學術譯本，二是力求讓《聖經》立於中國文學之林，進入漢語主流文化。譯者馮象說的是聖經學，而非任何基督教宗派的神學或教義。傳教“牧靈”跟做學問，是完全不同的事業，沒有哪個譯家可以兼而得之。因此，這個譯本也許會影響到“牧靈”譯本的修訂和術語措辭，但不可能取代其中任何一種。在香港，正如在內地，有哪一個教會不在散發《聖經》，不積極宣道、參與社會建構和社會鬥爭呢？不如此，她就不能够撫慰苦靈，傳布福音，教人立信稱義。在此意義上，譯經，即使是“非教徒”的譯經，也不僅僅是 “文化保育”。聖法的教導、先知的呼喚、耶穌的受難復活的啓示，隨着宗教復興和中國社會行將展開的倫理重建，是會為越來越多的國人聆聽而認識的。一個日益多元化的容納不同信仰的社會，需要這樣一份“生命的糧”。（《約翰福音》6:35）
跟《摩西五經》《智慧書》修訂一樣，本《新約》修訂版，譯文主要是「微調」，進一步節儉文字，錘煉風格；讓經書的不同作者，及其筆下呈現的不同性格和思想立場，發出不同的聲音。《新約》從希臘文普通話（koine）迻譯為現代語言，包括漢譯，必然也是極易陷於「力不從心」的境地的。故而譯經人除了準確理解原文，能探求並領悟聖言的意境，還要耳朵對母語／目的語十分敏感，善於創造新的表達；否則就一定無力承接聖言的託付。修訂版按頁數估計，譯文的變動加上注文增刪，大約不下八九千處。
初版：
《新约》[The New Testament]，冯象译注。
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0年。
ISBN: 9780193958944.
塞林格肯定是一个奇人，其中一奇是他对自己作品的封面设计要求极为苛刻，不过他作品的（美国版）封面却多不好看，比如代表作 The Catcher in the Rye 的封面，我就无论如何喜欢不起来：
不知道是不是由于某些封面设计不佳的原因，塞先生才对封面变得苛刻起来。不过，丑陋的局面即将改变了，《卫报》报道，塞林格作品将以新的系列封面重印上市：
Before his death, JD Salinger’s publisher, Hamish Hamilton, worked with him to produce jackets for reissues of his books (originally planned for June, they are now due out next month). …
Simon Prosser, publishing director, Hamish Hamilton: “There are strict rules about JD Salinger’s covers. The only copy allowed on the books, back or front, is the author name and the title. Nothing else at all: no quotes, no cover blurb, no biography. We’re not really sure why this is, but it gives you definite guidelines. Last year we decided it was probably time to re-design the covers, and we wanted a unique typeface that stood out. We commissioned Seb Lester, the highly regarded type designer, to hand-draw a font; that font, on the cover of these re-issues, is a one-off and is known in-house here at Hamish Hamilton as the ‘Salinger’.”
这套新封面是 Seb Lester 设计的，相当赏心悦目：
This collection,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Nine Stories in the US in 1953, contains some of Salinger’s greatest short fiction, including the title story (first published in the New Yorker in 1950), in which an army sergeant recalls his meeting with a young girl before he was sent to war, and A Perfect Day for Bananafish, the first of Salinger’s stories of the Glass family.
按：Kindle 阅读器的成功不但让亚马逊的老板 Jeff Bezos 感到吃惊，其实也会让所有关注这一事实的人感到吃惊。Bezos 预言纸质书籍将走向消亡。让人联想起 Eco 2003年11月1日在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的演讲《书的未来》（译者：康慨）——
三种记忆
我们有三种记忆。第一种是生理上的，此种记忆由血肉形成，并归我们大脑支配。第二种是矿物的，在此意义上，人类已知有两种矿物形式的记忆：数千年前，有以陶板和石碑为载体的记忆，在埃及尤为著名，人们在其上刻下文字。第二种形式则是今日电脑的电子记忆，它以硅为基础。我们还知道另一种记忆，植物形式的记忆，首先是纸莎草纸，在埃及也同样著名，而后便是以纸制成的书。当然，史上最早的犊皮抄本也源自动物的身体，第一张纸也是由兽皮而非木材制成，但我们尽可以不去管它。我这样讲是为了简化植物形式的记忆与书籍的关系。
此地（译注：指亚历山大图书馆）过去始终致力于书籍的存护，将来也是如此，所以，它现在是，将来也会是植物记忆的圣殿。数百年来，图书馆一直是保存我们集体智慧的最重要的方式。它们始终都是一种全人类的大脑，让我们得以从中寻回遗忘，发现未知。请允许我做如下比喻：图书馆是一种最可能被人类效仿的神的智慧，有了它，就可在同一时刻看到并理解整个宇宙。人可以将得自一座大图书馆的信息存入心中，这使他有可能去习得上帝智慧的某些方面。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发明图书馆，是因为我们自知没有神的力量，但我们会竭力效仿。
理查德·波斯纳文集 ★ 新书讯
理查德·波斯纳：《并非自杀契约：国家紧急状态时期的宪法》（Not a Suicide Pact: The Constitution in a Time of National Emergency），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豆瓣@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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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之后，美国采取了一系列国家安全措施：监听公民的电话、联邦调查局查阅图书馆的借阅记录、建立军事法庭审理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嫌疑恐怖分子，等等；所有这些都大大挤压了长期和平时期美国宪法保证的、民众已习惯的公民自由。由此提出了一个关键性两难，在一个恐怖主义对公民自由和安全的威胁增大的时代，能否以及如何平衡宪法保护的个人自由利益和公共安全利益的冲突？法院、国会和行政部门的角色又应当是什么？美国著名法官、法学家波斯纳在本书论辩说，在严重恐怖威胁和大规模杀伤性手段急剧扩散的时期，适度压缩公民的宪法性自由因其必要而是正确的。恐怖主义活动的特殊性决定了国家必须采取针对性措施，不给恐怖疑犯与普通疑犯同等的宪法性权利；宪法必须保持其流动性和可变性，回应当前重大事件所产生的压力；在安全紧急时期法院和法律的回应有重大局限性，必须允许政府以某些未获法律授权的行为来保护国家安全和个人自由。
公民宪法权利必须在燃眉的情境中作实用主义调整，美国宪法从来不曾，也不应是一份为法条紧捆的自杀契约。
除了恐怖分子，我们还有其他敌人。但正因为恐怖威胁的特点是特别狠毒，才要求有回应措施来检验我们对公民自由的执着，也使自由与安全的宪法平衡成为一个急迫问题。时光流走，“9·11”袭击的影响正在隐退，遗忘和自满正成为生活的常态。我们更安全了吗，或我们只是感觉更安全了？
……思考宪法权利的恰当方式是天平这个隐喻。……由于各自利益的砝码改变，这个天平需要并接受不时的调整。我们越感到安全，我们就会给个人自由加上更多砝码；我们越感到危险，我们就会给安全加上更多的砝码……但这都是些细节。最精华的要点在于，法律必须以某种方式调整适应因紧急状态而发生的这种困窘。
——理查德·波斯纳
波斯纳（1939－），先后以最优生和年级第一名毕业于耶鲁大学英文系（1959）和哈佛法学院（1962）。曾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助理、联邦政府律师、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1968）、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1969）和讲座教授。1981年出任美国联邦第七巡回区上诉法院至今（1993－2000任首席法官），同时担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高级讲师。
波斯纳是法律经济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同时也是法律与文学和实用主义法学的领军人物。他的著作众多，辐射广泛，有所谓“一个人的智库”；他的法律学术和实践重塑了美国的法学和法律。
“他是著述最丰的联邦法官，前无古人。任职上诉法院、仍属最高产的法学家之列，同样前无古人。如果以引证率测度影响力，那么当仁不让，波斯纳是在世的最有影响的法学家。”（劳伦斯·莱西格语）
苏力，少年从军，当过工人、政府雇员。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学士，1982）；1985年读研究生期间赴美留学，先后获LL.M（McGeorge）、M.A.和Ph.D（Arizona State）学位。1992年起任教于北京大学法学院；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院长，长江学者。
社会思想译丛 ★ 新书讯
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Poetic Justice: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Public Life），丁晓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豆瓣@小组
在本书中，美国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考察了文学想象如何作为公正的公共话语和民主社会的必需组成部分。
在一个“理性”、“效用”和“科学”占据主流话语的社会中，小说还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情感还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想象力是否能够促进更加正义的公共话语，进而引导更加正义的公共决策？玛莎·努斯鲍姆以优美而犀利的文字回答了这些问题，将这些看似不相关的问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努斯鲍姆表明：文学，尤其是小说，能够培育人们想象他者与去除偏见的能力，培育人们同情他人与公正判断的能力。正是这些畅想与同情的能力，最终将锻造一种充满人性的公共判断的新标准，一种我们这个时代亟需的诗性正义。
及时而紧迫……努斯鲍姆女士将小说的观点作为司法与公共政策的范例，这是乌托邦式的理想，让人振奋和鼓舞。——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纽约时报书评》
对于文学和人文教育对一个国家公共生活的重要性，没有人作出比这更好的辩护了。玛莎·努斯鲍姆的新书应该成为每个国会成员的必读物。——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专业正确——文学研究与政治变迁》
努斯鲍姆精彩地辩论道，通过带着同情心去关注那些不同于我们的生命，小说扩展了我们的想象能力，让我们能够更好地作出公共生活所需的判断……努斯鲍姆的论题……应该在屋顶上高声呼喊——就像惠特曼的《我自己的歌》。——《科克斯书评》
努斯鲍姆引人入胜地辩论道，那种所谓的“理性心智”已经使我们完全忽视了人这一动物的显而易见的一面——我们的情感。——劳尔‧尼诺（Rául Niño），《新城市》
努斯鲍姆是当代深刻的思想家之一……我们并不知道是否阅读小说是否真的会让人们变得更为仁慈，[但是]这是迄今为止发表过的最强有力的论辩。——凯斯‧奥特利（Keith Oatley），多伦多，安大略《环球邮报》
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芝加哥大学法律与伦理学教授。著有《善的脆弱性》（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爱的知识》（Love’s Knowledge）、《欲望的治疗》（The Therapy of Desire）、《培育人性》（Cultivating Humanity）、《性别与社会正义》（Sex and Social Justice）、《妇女与人类发展》（Women and Human Development）、《思想的剧变》（Upheavals of Thought）、《逃避人性》（Hiding from Humanity）、《正义前沿》（Frontiers of Justice）、《良心自由》（Liberty of Conscience）等著作。
丁晓东，北京大学法学院2007级法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现任《北大法律评论》主编。
理查德·波斯纳：《资本主义的失败：〇八危机与经济萧条的降临》（A Failure of Capitalism: The Crisis of ’08 and the Descent into Depression），沈明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ISBN: 9787301156667. @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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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始于2008年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因其惊人的蔓延速度而成为这代人一生中最为危急的事件。危机是怎么发生的，尤其在已经吸取了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教训之后？为什么人们事先没有预测出来，以采取挽救措施避免其发生或减轻其危害？可以用什么对策来阻止经济陷入深度萧条？为什么政府和经济学界到目前为止的应对举措如此乏善可陈？所有金融灾难事件及迄今所做的捉襟见肘的挽救努力的根源何在？理查德·波斯纳对这些问题给出了简明的、非技术化的解释。本书并不要求读者预先具备宏观经济学或者金融理论知识。这是一本写给涉猎广博的智识读者的书，它同时也会令专业人士感兴趣。
波斯纳在本书中阐明的事实与缘由包括：从亚洲流入美国的过剩资本以及美联储粗率执行的低利息率政策；企业经理人薪酬、短期收益目标和高风险借贷之间的关系；由低利息率、积极的抵押贷款营销和松懈的监管共同推波助澜吹起的房地产泡沫；美国人的低储蓄率；还有大型金融机构很高的负债资产比率。本书分析了两种基本的危机拯救方案，分别对应于解释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成因的两种理论：货币主义理论，认为美联储放任了货币供给的收缩，因而未能阻止灾难性的通货紧缩；以及凯恩斯主义理论，认为经济萧条是1920年代信贷盛宴、股市暴跌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活力螺旋下降的产物。波斯纳结论认为，经济之摆摇动得太远了，应该较为严密地监管美国金融市场。这场灾难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由市场的系统风险，因此，它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次失败。
Lawrence Lessig：《代码2.0：网络空间中的法律》（李旭、沈伟伟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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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对一本旧作的翻新——事实上，按互联网时代的计时标准，就是对一本古籍的翻新。早在1999年，《代码》第一版就已问世。第一版诞生于一个与如今大相径庭的时代背景，而且，在许多方面上，它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格格不入。正如第一章所述，主张互联网独立的吹捧者们普遍认为： 现实空间的种种规制不应延伸到网络空间。政府不能干涉人们的网络生活。因此，网络生活将被归为另类，并将摆脱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规制，《代码》第一版正是对当时这种观点的反驳。
近几年来，上述主流观点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对于那些主张互联网独立的吹捧者们来说，他们的信心也随之瓦解。互联网将继续不受规制，这一观点，甚至说这一欲望，业已消逝殆尽。于是，在接到翻新这本书的邀请时，我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 是重写新书，还是翻新旧书，以使其能够在这个截然不同的新时代中传承前作而又通俗易懂？
我选择了后者。这样的话，第一版的基本架构以及一些前沿的论断将得以保留。不过，具体案例的设计方面有所改动，并且，我还把文字修改得更加明晰易懂，至少我希望如此。同时，我还拓展了部分章节中的论据，并增加了摘要链接，以使本书与第一版融为一体。
然而，有一件事情我并没有做，那便是将其他人研究过的相关论述纳入本书。我没有屈从这样一股极度强烈的诱惑： 重新写一本书来回应那些评论，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我在注释中指出了一些评论，以供参考。那些想看看回应是如何完成的人可以按图索骥。不过，即使是在本书第一版发表之时，它也仅仅是那场大辩论中的一小部分。因此，你不应该只读我的著述而排斥后续的杰作。有两本书对这里的论述做出了恰当的补充，分别是杰克·戈德史密斯（Jack Goldsmith）和蒂姆·吴（Tim Wu）合著的《谁在控制网络？》 (2006) ，以及尤查·本科勒（Yochai Benkler）的《网络的财富》 (2006) 。还有一本书，由乔纳森·茨特瑞恩（Jonathan Zittrain）所著，近期将出版，它将对这些观点做出重大延伸。
同时，我并未把第一版中切实的或是可疑的错误观点一一罗列。我对于一部分错误观点做出了完全的修正，而对于另一部分“错误”观点我则继续保留。之所以保留这部分“错误”观点，是因为无论别人作何感想，在我看来，它们准确无误。而其中最关键的一个“错误”观点是： 在数字认证技术的支持下，网络的基础构架将逐渐变得更加易于控制和规制。同仁们把这个“错误”称为“弥天大谎”。但事实并非如此。我无法确定1999年的时候我的眼界能看清多长时间内的远景，我也承认书中的某些预言尚未发生。但是，现如今我更加笃信这一观点，于是，我选择继续坚持这个“根本错误”。也许，我们可以依此来打赌： 如果我是正确的，那么我将得到大家的理解。如果我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将得到这样一个互联网，它与其最初设计的价值理念结合得更加紧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