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

冯象:宪法宣誓,人民监督

冯象:宪法宣誓,人民监督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努力奋斗! ——冯老师,恰逢清华法学院复建二十周年,我们想跟您聊聊,做一次访谈。 好啊,光阴似箭。还记得当年刚建系不久,我从港大来访,几位老师在主楼借用一间办公室的情形。师生都铆足了劲儿,真让人感动,那个时候。 你说“复建”,校园里到处挂的彩幡也这么写,我觉得弱了,仿佛只是恢复一样丢失了的东西。不如说“重建”,重新建设。解放前老清华成就辉煌,但法学混迹于政治学,师生寥落,是拖后腿的;设立不久,即遭教育部训令停办。西南联大时期,法商学院教法律的基本上是北大帮。学生的回忆,都不太恭维,你听听:“教师授课的索然无味是独一无二的”;几乎全是“海龟”,履历挺鲜亮,却“只会逐条讲解法规”。只有费青先生(费孝通先生之兄)一人例外,受学生爱戴。说他既能“谈论深奥的法理”,又能“举出有趣的案例”;“在这个满是无聊的空谈家和古怪的庸才的法律系”,不啻“一盏耀眼的明灯”(易社强,页208-210)。 ——哈哈,您戳破了一个神话。

赵士兵:“自干五”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践行者

赵士兵:“自干五”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践行者

话语标本 · DISCOURSE SPECIMEN 《光明日报》2014年11月15日10版 近段时间以来,来自网上两个群体的论战很是热闹。 一个群体以“公知”为名,将“公民”与“知识分子”二者身份结合起来。他们专找现实社会中的阴暗面进行无限放大,引用几段洋人语录就开始在网上信口雌黄,睁眼说瞎话,专挑社会和政府的不是。 还有一个群体叫“自干五”,全称为“自带干粮的五毛”,指那些自觉自愿为社会正能量点赞、为中国发展鼓劲的网民。贬损“自干五”的人说,“自干五”连收钱发帖的“五毛党”都不如,不收钱,只能“自带干粮”。 在此,笔者要旗帜鲜明地站在“自干五”的角度说几句话,因为他们是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对污蔑中国的言论进行理性、历史、客观的辟谣、解释和批判。他们不像“网络水军”那样拿钱发帖,而是废寝忘食地自费查资料、找理论;他们鼓励理性思考,习惯引用文献和已有资料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而不是盲目占据什么“道德制高点”;他们对能够提供资料并理性思辨者持有宽容态度——这与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看社会,用尖刻、嘲弄的语言来攻击政府和社会现实的所谓“公知”和“精英”有着本质的不同。 你看“自干五”们,他们遵纪守法,爱国敬业,希望祖国富强繁荣、社会公正廉明,倡导自由民主、知行合一,文明辩论。他们自觉地遵守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行为无疑充满正能量。

朱苏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资本主义法治思想的比较

朱苏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资本主义法治思想的比较

全国政法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和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专题研讨班在北京开班。图为朱苏力讲授《中西方法律文化和法律制度比较》。万云 摄   ( 2008年6月17日 )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现实和全局出发,借鉴世界法治经验,对近现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和法治发展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它既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划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执政党对中国法治经验的理论追求和升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法治建设上的体现。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要深入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最主要的是要理解中国国情,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和发展,以及与之相伴的法治,同时必须同中国的伟大复兴和中国和平发展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建设确实成功借鉴和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法治经验和教训,但这种借鉴很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似乎简单甚至全盘照搬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法治模式和理念,就能回答中国法治建设中的问题。这种观念不但在中国法学界存在,而且在政法实践中也有一定影响。如果不加认真反思和比较,轻则中国法治实践脱离中国社会实际,社会效果不佳,也许法学学术水平上去了,但法治在社会实践中边缘化了;重则可能背离乃至有损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局,损害中国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基于历史和国情,比较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观念,有助于深入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之迷——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之二

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之迷——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之二

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2) C:中共这几十年有许多东西是很难理解的。比如相信大跃进、公共食堂之类的事情,还有什么党内资产阶级呀。我们总的对此有个说法吧。 Y:我想,这确实是个违反了很多常识的现象。但不论怎样我们总得用常识来解释这一切,才能站的住脚。我不太相信很复杂的理论的。 C:无论怎样,总的有个脉络吧。要不这一切怎么会总是负面的东西居多呢?解放前后,这个对比太明显了。解放前,为什么正面的东西多,解放后负面太多了,都是同一帮人啊。 Y:对呀,这是个切入点。我有几个看法。一个就是在解放以后,或者说在两论,《论新民主主义》和《论联合政府》(毛泽东著)之后,主席的理论思维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他的理论思维特征是什么?是如何完成的?这一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在主席《论联合政府》之前,他在理论上保持了他的一种系统性,对中国的当时的经验总结,有着系统性和创造力。这里头是不是同陈伯达的理论创造高峰期有关?这期间的东西,你必须看到,它非常鲜活。应该讲,到了解放以后,主席的诙谐是够了,但是他原来的理论的系统性特征都没有了。我对比了一下,刘少奇在解放前夕和随后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的论述,这里应该讲,少奇对新民主主义理论具体化做了一个非常详细地描述。这在全党当时似乎形成了一个一致的看法,没有什么人有异议。那么为什么从53,54年以后主席发生变化了?这个变化从两个事件中可以看出,一个是山西省、华北局关于那个合作化运动的争论。当时主要是王谦。这个人当时是地委书记。他的地委有一份关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报告给了山西省委,山西省委把这个报告给了华北局和中央,刘少奇在这个东西上作了非常严厉的批示。就是,这是一个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一个非常坏的苗头。在刚解放搞新民主主义阶段,这个思想是要不得的。他甚至在春耦斋讲了一次课,给高级党校讲了一次课,集中讲这个问题。还有包括薄一波等等,一批高级财经干部都反对山西省委报告。但是主席第一次在这个文件上作了非常明确的批示,他支持山西省委。第一次最明显的表达了毛泽东对于合作化运动有了一种看法,这种看法直接成了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的质疑,而这个最后被证明是后患无穷的。这是第一次。第二次争论来自于刘少奇与高岗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