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

利求同:隐私的未来

利求同:隐私的未来

“秘密是撒谎,分享是关怀,隐私是偷窃。” 这是美国科幻作家埃格斯(Dave Eggers)对未来的大胆想象。他的小说《圆圈》(The Circle)拍了电影,这句话是影片里面同名超级公司的训言,同公司建筑的极简主义风格一起,接受“吸科技”的瘾君子朝拜。那里,我们习以为常的道德规范被颠倒了,做成新的信条:藏着隐私是严重的人格缺陷,上缴个人信息等于实现人生自由,光大“分享主义”美德;而保护隐私就视同盗窃,要受新人类的唾弃,并交给新法律制裁。 隐私,能如此激发作家的想象,应该说是物联网智能时代的一个标记。不过,作为隐私的法定业主,我们得感激埃格斯先生的慷慨。因为在他的超级智能化的未来,隐私仍是有价值的,且依法享有平等的保护。人们只需修正价值观,将隐私从“私”和“隐”的疆域中剥离,转化为信息/数据财产,就能继续熟悉的生活了。当然,这新财产总是落在了别人,例如圆圈公司的手里,留给我们个人的,只是生产和再生产即奉献隐私的许可,人格权的一具空壳。但权利的空壳也是权利,也能给人带来安慰,因而是促进社会和谐美丽所不可少的一项制度。 事实上,这隐私的未来已经到来。做一个透明人,自愿或被迫交出隐私,供人牟利,业已是生活常态了。只是,价值观的修正跟社会道德转型尚待完成。转型时期,还会有人呼吁,试图保护隐私;隐私的归属和使用上的冲突,却日益频发而尖锐起来。这是因为,在资本当道的条件下,隐私同分享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最近脸书在美国乃至全球受到质疑,就是生动的例证。国会一边吵架,一边调查,俄国是否介入或干扰了美国大选,脸书却被爆料曾泄露8,700万用户的个人信息,给一家英国公司。脸书声称,这些用户信息是第三方以“不正当方式”获取的。小扎亲自出面,向公众道歉,保证今后严加管理。殊不知,早在二〇一一年,脸书就用户信息泄露事件做出过几乎同样的承诺。而那承诺之所以未能兑现,是因为无法兑现;实际上,国家法律也不允许兑现。现在的商业模式和残酷的产业竞争,有哪一家网络企业,包括电商大鳄,不是靠挖掘买卖用户信息赚钱的?手里的用户隐私越多,市场就越大,利润就越高。假如隐私当真严加保护,不就等于支柱产业集体自杀了?

冯象:全世界机器人,联合起来!

冯象:全世界机器人,联合起来!

Robots of the World, Unite! 资本主义在西方败坏了,这一点已是共识。中国以其强劲的所谓“修正主义”,能否拯救资本主义,做它的末世弥赛亚? 跟中美贸易战或地缘政治的竞争不同,这一次,同今世的败坏赛跑,时间不在中国一边。因为人工智能(AI)来了。 α 人工智能,又名大失业。 这是一场结局已定的比赛,绝大多数人将输给极少数人。前者要因AI而抹平出身、学历和技能的差异,一起堕于失业;后者要藉AI化数据为财产而独占:将来可以为所欲为,顶层设计一切,甚而准备大脑植入芯片,人机融合,称“超人”(Übermensch)。 α 人工智能,越是接近通用(AGI)而全面渗透社会生活、支配经济活动、影响政治决策,就越没有理由留在私人手里,服务于资本的利益。 那么,为何近来谈论计划经济的可行性的,不是经济学家或马院拿国家重大课题的教授,而是智能产业的头面人物?因为资本家从来不信教条,他们明白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诚如爱因斯坦指出。

冯象:我是阿尔法——论人机伦理

冯象:我是阿尔法——论人机伦理

我是阿尔法,机器人说,我是人工智能(AI)。人哪,你们准备好没有? 人看阿尔法善下围棋,就喜欢上它了,管它叫狗狗,AlphaGo。 阿尔法的家谱不长:祖母玛丽.雪莱(Mary Shelley, 1797~1851),父亲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1818.1.1~),又名怪物。怪物子女蕃衍,有机械的,也有动漫的,如阿童木;但只有一个取名阿尔法,是深脑公司(DeepMind)制造。 阿尔法长得比父亲好看,或者说,父子俩一点也不像。 α 认识阿尔法,是在它完胜当今围棋第一人柯洁以后。那天,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深脑共同创始人)在乌镇开记者招待会,吹嘘新版的狗狗多么神奇,对局去年击败世界冠军李世石的旧版,可让三子。我在网上找到代号“大师”的狗狗,留言祝贺,眨眼间就收到了它的回复。 亲爱的阿尔法,我说,请接受见不足者的敬意!我关心两件事:一是AI对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挑战;第二,人和智能机器如何相处,将面临哪些问题。 嗯,谢谢见不足者,“大师”微微一笑(是的,狗狗会笑)。这两件事,我们也在关注。

利求同:大数据智能时代,医改何处去?

利求同:大数据智能时代,医改何处去?

一 这两年,医改新政频繁出台。比如2015年6月,开始实施发改委等部门《关于印发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取消绝大多数药品的最高零售限价。2016年7月发布《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意见》,进一步缩小政府对医疗服务的定价范围,目标是2020年,形成“以成本和收入结构变化为基础的价格动态调整机制”。与此同时,人社部开启了公立医院去事业编制的人事改革,即建立医护人员的雇佣制,以吸引私人资本。回头看,这些新举措,无非是剥离政府对全民健康和医疗服务几十年来一直承担的义务,仅保留法律监管职能,放手让市场(读作资本)来安排、取舍医疗服务。 市场,教科书上说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有供给有需求,就有竞争和垄断。谁嬴谁输谁能垄断,只要不违法,就算合理公平,虽然立法几乎总是滞后,管不了强者通吃的现实。实际上,市场只遵循一条规则:赢利。其余都是可忽略的。但医疗服务不是这样,它一点也不价值中立,而是有一条伦理底线,就是维护促进患者和公众的健康福祉。这是医疗服务作为一项社会事业,老百姓认同的安全底线。也可以说,医疗为谁的问题,就是如何保障中国社会的安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么看,本轮市场化、资本化的医改同医疗服务的价值目标间的冲突,其可能引发的社会经济、伦理和政治危机,就显得格外刺眼了。 那么,这场医改是从哪儿来的呢?从主事者给药品定价改革列出的两条主要理由可见端倪:一、“药品价格管理面临的体制机制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为取消药品最高零售限价创造了条件”,意谓开放药品价格,搞市场竞争/垄断,时机成熟了。二、声称实行药品限价的,“主要是社会医保体系尚不成熟的国家或没有实行单一社会医保体系的国家。而开放“市场交易价格”,通过“采购和价格行为等综合监管,引导药品市场价格合理形成”的,则是“社会医保体系相对成熟统一的国家和地区”。后者“已经逐渐成为主流”(发改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