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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求同：隐私的未来

“秘密是撒谎，分享是关怀，隐私是偷窃。”

这是美国科幻作家埃格斯（Dave Eggers）对未来的大胆想象。他的小说《圆圈》（The Circle）拍了电影，这句话是影片里面同名超级公司的训言，同公司建筑的极简主义风格一起，接受“吸科技”的瘾君子朝拜。那里，我们习以为常的道德规范被颠倒了，做成新的信条：藏着隐私是严重的人格缺陷，上缴个人信息等于实现人生自由，光大“分享主义”美德；而保护隐私就视同盗窃，要受新人类的唾弃，并交给新法律制裁。

隐私，能如此激发作家的想象，应该说是物联网智能时代的一个标记。不过，作为隐私的法定业主，我们得感激埃格斯先生的慷慨。因为在他的超级智能化的未来，隐私仍是有价值的，且依法享有平等的保护。人们只需修正价值观，将隐私从“私”和“隐”的疆域中剥离，转化为信息/数据财产，就能继续熟悉的生活了。当然，这新财产总是落在了别人，例如圆圈公司的手里，留给我们个人的，只是生产和再生产即奉献隐私的许可，人格权的一具空壳。但权利的空壳也是权利，也能给人带来安慰，因而是促进社会和谐美丽所不可少的一项制度。

事实上，这隐私的未来已经到来。做一个透明人，自愿或被迫交出隐私，供人牟利，业已是生活常态了。只是，价值观的修正跟社会道德转型尚待完成。转型时期，还会有人呼吁，试图保护隐私；隐私的归属和使用上的冲突，却日益频发而尖锐起来。这是因为，在资本当道的条件下，隐私同分享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最近脸书在美国乃至全球受到质疑，就是生动的例证。国会一边吵架，一边调查，俄国是否介入或干扰了美国大选，脸书却被爆料曾泄露8,700万用户的个人信息，给一家英国公司。脸书声称，这些用户信息是第三方以“不正当方式”获取的。小扎亲自出面，向公众道歉，保证今后严加管理。殊不知，早在二〇一一年，脸书就用户信息泄露事件做出过几乎同样的承诺。而那承诺之所以未能兑现，是因为无法兑现；实际上，国家法律也不允许兑现。现在的商业模式和残酷的产业竞争，有哪一家网络企业，包括电商大鳄，不是靠挖掘买卖用户信息赚钱的？手里的用户隐私越多，市场就越大，利润就越高。假如隐私当真严加保护，不就等于支柱产业集体自杀了？

利求同：大数据智能时代，医改何处去？

一

这两年，医改新政频繁出台。比如2015年6月，开始实施发改委等部门《关于印发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取消绝大多数药品的最高零售限价。2016年7月发布《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意见》，进一步缩小政府对医疗服务的定价范围，目标是2020年，形成“以成本和收入结构变化为基础的价格动态调整机制”。与此同时，人社部开启了公立医院去事业编制的人事改革，即建立医护人员的雇佣制，以吸引私人资本。回头看，这些新举措，无非是剥离政府对全民健康和医疗服务几十年来一直承担的义务，仅保留法律监管职能，放手让市场（读作资本）来安排、取舍医疗服务。

市场，教科书上说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有供给有需求，就有竞争和垄断。谁嬴谁输谁能垄断，只要不违法，就算合理公平，虽然立法几乎总是滞后，管不了强者通吃的现实。实际上，市场只遵循一条规则：赢利。其余都是可忽略的。但医疗服务不是这样，它一点也不价值中立，而是有一条伦理底线，就是维护促进患者和公众的健康福祉。这是医疗服务作为一项社会事业，老百姓认同的安全底线。也可以说，医疗为谁的问题，就是如何保障中国社会的安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么看，本轮市场化、资本化的医改同医疗服务的价值目标间的冲突，其可能引发的社会经济、伦理和政治危机，就显得格外刺眼了。

那么，这场医改是从哪儿来的呢？从主事者给药品定价改革列出的两条主要理由可见端倪：一、“药品价格管理面临的体制机制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为取消药品最高零售限价创造了条件”，意谓开放药品价格，搞市场竞争/垄断，时机成熟了。二、声称实行药品限价的，“主要是社会医保体系尚不成熟的国家或没有实行单一社会医保体系的国家。而开放“市场交易价格”，通过“采购和价格行为等综合监管，引导药品市场价格合理形成”的，则是“社会医保体系相对成熟统一的国家和地区”。后者“已经逐渐成为主流”（发改委）。

利求同：交出了隐私，再掏空钱袋

隐私，现代社会的一项基本价值，正在迅速退出大数据时代人们的生活。

没了隐私，如何生活？然而，日复一日，我们被告知：放弃一点隐私，完全值得。因为，换来的是领先国际的科学管理和高技术创新，一种市场空前繁荣、办事越来越方便的新生活！更何况，人不干坏事心不惊，干吗害怕与大数据为伴？

如此看来，倒是那些执著于隐私意识的人心虚，不愿做贡献了。道理竟可以这样讲，人的尊严与自由得让位于所谓科学管理、创新和市场，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难言的隐情吧。

原来，新兴的电商资本有一种贪欲：依靠实时实地收集用户的隐私信息，由此全面掌握并准确预测消费者的行为，用于营销开发各种产品。只不过，未经许可攫取用户的隐私，毕竟是违法的，至少依照现行的法律。所以就需要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借用一些时髦的话语，然后才能否定，并最终让人们忘却，隐私信息的初始产权；才能拿“洗过”的跟没“洗过”的数据，在交易所公开合法地买卖。今天，手机和电脑用户，谁没有被“瞄准式广告”（targeted advertising）跟踪追逐过？仿佛广告熟知了你从小到大的一切，包括早已遗忘的某一次浏览、点赞、选购或者退货记录。当然，如果你觉得烦人，可以点击“关闭”，把它当一只苍蝇赶开。但是，假若你以为这是电商收集隐私的主要用途，那就大大地小看了资本“创新”的能耐。

利求同：数据商品化何去何从

今年，大数据领域迎来了一个里程碑的日子。

四月十四日，我国第一个大数据交易所在贵阳挂牌，并完成了第一笔交易。买卖双方都是有名的企业和机构，虽然数据内容和交易金额不详，数据交易的前景据说十分辉煌。有关方面预测，未来三至五年，贵阳交易所的日交易额将突破100亿元，而整个交易市场可望达到万亿元级别！业内人士称：贵阳交易所是大数据金字塔顶端的一颗“明珠” ，“不但开启数据交易的‘贵阳模式’，更将补齐全国大数据产业链的关键一环，为整个行业掀起一场革命”（见《贵阳日报》2015.4.15头版）。借这个交易所，数据产业向世界正式宣布：“庞大数据的生产和交换，使数据从抽象概念中逐渐剥离”，“数据这个飘在云端的枯燥概念，终于走进现实，变为货真价实的商品”（同上）。

画龙点睛，“数据商品化”正是整个事件的关键词。随着互联网技术更新换代，数据的大规模采集和分析使用，已是人们生活的常态。高端分析算式的研发，使抽取数据中藏着的有用信息成为现实。于是数据的魔力大放异彩，给我们带来了梦寐以求的便利。例如，商家仿佛钻进消费者肚子里的孙悟空，你才转了个念头，电脑和手机就奇迹般地开始推送相关的商品广告了。真应了那句老话：心想事成。当然，我们也添了许多闻所未闻的麻烦，比如刚接通一个免费WiFi，银行账户信息就莫名其妙地泄露了。电视台天天报道，告诫大家警惕。但在市场弄潮儿眼里，数据还有更为奇妙的神功，那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原材料——元数据。元数据追踪着我们的生活，一刻不停又无处不在，仿佛一座座富矿，等待着算式处理、点石成金。多少人想挖掘这富矿……现在，终于打通了矿井，而那最后的爆破就是：数据商品化，公开合法的交易。

利求同：当世界穿上创新的“红舞鞋”

创新，在今天的语境，通常是指新思想新方法应用于实践，影响了社会发展或市场竞争（参见弗兰克留，页49）。一般说来，市场上的创新容易发生在产品、服务和技术的边缘交叉地带，如开发微信打破了手机市场巨头间的“均衡”。因此，对于创新，新的交叉关系，尤其是现有知识体系的边缘地带的探索、开发和利用，就成了关键。

这正是互联网大数据的长项。互联网已经覆盖了我们的生活，大数据的海量信息，加上聪明的算法，给创新提供了无尽的源泉。魔法般地，许多看似遥远、互不相干的事物和现象，一经串联，就显出了规律；从前被人们忽略或者接触不到的地方，突然可以放大观察了。大数据在信息和创新之间搭起一座桥，世界就变了样，简直焕然一新了。

于是，我们迎来了一个喧嚣鼎沸的商品和服务的创新潮。网上新事多多，商家奇招不断；不久前，横空出世的打车软件就是其中一朵夺目的浪花。阿里巴巴率先推出“快的打车”软件， 腾讯的“嘀嘀打车”几乎同时上市，发红包争夺市场。智能手机用户接了红包，大呼方便，赞口不绝；的哥那一边，因为每一单搭载都有奖励，自然也喜笑颜开。一时间，大江南北， 竞争硝烟滚滚，市场热火朝天，谁说这不是创新的威力呢？可是，老人小孩打的，却变得困难了。有时候，例如下雨天，不用智能手机、没有打车软件的人，打的竟成了奢望。

创新不是件大好事吗？怎么会同消费者过不去？太不可思议了。其实并不奇怪，这就是创新——互联网时代创新的复杂性、多面性了。顾名思义，创新首先是新，是未知；因而其影响，一时和长远的利弊，往往是扑朔迷离、难以预料的。创新其实是风险的化身：不仅创新者要冒风险，不怕失败；接纳创新产品的市场、消费者，以及整个社会，也得做好失败的准备。主流经济学和管理学告诉我们，创新的目标是开拓市场、降低成本、击败对手，等等。这是取创新收益者即成功商家的视角。但这也意味着，创新的成功与否，不能没有消费者的接受和认同。消费者因此在创新的竞技场上成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即商业和技术创新取悦的对象。

利求同谈美国的全民医保计划

2014年1月1日，美国《患者保护和平价医疗法案》即医改法案将正式实施，美国原来的医保计划的困境在哪里，这次医改会引发什么样的变化，这次涉及全体美国人的改革，命运究竟如何？利求同女士曾多年在美国的电讯、保险和人力资源大公司从事知识管理与竞争信息咨询工作，她认为，这次医改法案最核心目标的有三点：一是让所有的人都加入医保，二是提高医疗质量，三是降低医疗服务的费用。

美国即将启动全民医保。能简单介绍一下这部最新医保改革法案吗。奥巴马强力推行的这一法案，其核心是什么？

利求同：二〇一〇年三月，国会通过了《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以下简称《平价法》)，奥巴马总统当月二十三号签字生效。这就是令美国两党和利益集团争战不休的“奥巴马医改”（Obamacare)的主要成果。这《平价医疗法》的核心目标有三个：一是全民医保，二是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三是降低费用。

基于《平价法》，明年元旦起，美国将正式启动全民医疗保险，按计划逐步实施，至二〇一九年全部完成。这在美国，实在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几代美国人奋斗的结果。美国的医疗服务，一直是以医学发达、资源充足而骄傲的。但是问题也很大：服务分布不均，费用居高不下且不断攀升，财政不堪重负，老百姓和企业叫苦连天；还有大量人口没有医保。据联邦人口局（Census Bureau）的统计数据，二〇〇九年，无医保者高达五千多万，占总人口的16.7％，简直不像这个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了。

所以长期以来，迫于民怨，两党都一致认为医改势在必行。但如何改，却是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毕竟牵扯到不同阶层地域、不同产业、不同组织的不同利益。之前，克林顿政府企图大改，由希拉里主导，因为起步失当，得罪了既得利益，不久就偃旗息鼓。小布什总统任上，也尝试过改革医疗信息系统，没有动真格。但民怨蓄久了，就“倒逼改革”，跟中国是一样的情形。于是奥巴马在第一次总统竞选中向选民许愿医改，实现全民医保。上任第二年，就做起来，最后《平价法》得以通过，为全民医保铺平了道路。显然，这是老百姓大力支持的结果。针对现有医疗体系的三大问题：服务覆盖面不全、医护质量需优化及高费用，《平价法》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有些新举措尤其引人注目，如：强制个人购买医保；全职员工50名以上的企业必须给员工提供医保；向高收入者征收较高的医疗税；规定最低医保计划的基本保项；以及建立联邦／州政府的网上医保交易所（Exchanges），开辟网上医保市场，帮助民众选购保险公司提供的达标医保计划，等等。《平价法》试图在原有的公民自愿和市场机制中，注入集体互助精神。它保留了原系统中所有的子系统—— 包括雇主计划，老年人计划、低收入者计划，以及开放市场上的计划——， 加上新建的政府医保交易所，集合成一个全民医保体系。《平价法》连同配套的相关条例，涉及面之广、规定之琐细，可谓空前。有国会议员数了数，说这套法规目前已经长达20,202页，而条例解释还远未完善！“奥巴马医改”牵动的利益之错综复杂，于此可见一斑。

利求同：神奇大数据

现在这个世界是媒体的游戏场，有一种游戏唤作“年度词”提名。二〇一二年获提名的一个词叫“大数据”（Big Data），拿着一条响当当的理由：大数据将彻底改观人类文化！

这是何方大圣，竟有如此神力？顾名思义，大数据意味着海量的数据，“海”得远远超出了常规数据管理工具和系统的处理能力，乃是数码互联网技术一个最新动态。不用说，网络早已俘获了我们：从手机短信、刷卡吃饭、缴费、购物，到人肉搜索、QQ聊天、微博围观，日常生活当中哪一样便利甚至习惯，没有一步一个脚印，留下我们的电子行踪？这一切，都是有用的信息，时时被网络服务商、销售方和相关政府监管部门记录在案。为了利用这个巨量的数据集，人们在统计学和决策学等研究的基础上，模拟大脑思维和学习模式，创造出专门的分析工具，编制成算法软件。借助计算机的强大信息处理能力，对大规模数据做细致的梳理归纳。这样，在仿佛随机无序的庞大数据集里，发现人的行为的内在模式，建立事物间的相关性；进而甄别、推断并给出预测，支持决策和行动计划；并通过学习与再学习程序，求得结果的不断优化。可以说，大数据所到之处，一切思路和方法全要更新。

大数据之新，新在以“量”取胜，靠的是前人难以想象的数据量，以及超级的信息分析处理的能量。我们知道，人做事离不开信息分析。小到出门应否带伞，大至卫星如何成功进入轨道，无论个人集体、有意无意。而信息分析能否有所发现、预测正确与否、决策是好是坏，这个“质”的问题往往取决于“量”。 一般说，信息量越大、分析工具越精，预测跟决策的品质就越好，行动就越是近于成功。

因此，大数据魅力四射，让各行各业趋之若鹜也就不奇怪了。通过大数据，药学家可以更便捷地测定药物的交叉反应；气象学家更准确地发布预报；商家能及时解读看似杂乱无章的消费者行为，诱导购买；犯罪学家创建了算法犯罪学，用来预防并惩治犯罪，等等。美国自然是这风潮的引领者。去年大选，据报道，奥巴马总统便是借了大数据的光，才获胜连任。

利求同：大学图书馆的严冬——透视哈佛图书馆重组

元旦刚过，哈佛就爆出一条不大不小的新闻：全校图书馆重组。之前有小道消息在传，现在不幸证实了。图书馆职工都接到了一封“邀请”，提交履历表，列出自己的资质、技能和岗位选择，统称“雇员画像”（employee profile），以协助校方重新录用——全球最大的大学图书馆系统的全体雇员，就此“实质性”下岗了。一时间，网上风暴骤起，师生、校友纷纷表达担忧和愤怒。哈佛院子里，图书馆职工和支持者举起了抗议的横幅。但是没几天，校园又恢复了隆冬的宁静。

美国其他私立大学和州立大学，会不会学习哈佛老大哥，也向图书馆开刀呢？现在的经济形势，业内业外什么样的猜测都有。

这确是前无古人的事件，由不得不为哈佛的同行和图书馆员工的生计事业担忧，他们可是优秀的大学图书馆人才啊。但震惊担忧之外，也让人意识到，在这看似劳动纠纷的后面，有着更大、更根本的社会危机：我们的知识管理系统出什么问题了？是怎么引发的？后果会如何？该怎么应对？

知识的管理传播是人类社会的微循环系统，为日常生活、科学探索、以及精神进取递送隐形“燃料”。为此，人类发明了图书馆，专司知识的收集、整理、传递、保存和使用。传统上，出于一种知识为天下公器的价值，图书馆普遍是非赢利营运的。进入现代社会，公共图书馆的普及，还承载并伸张着民主、自由、知识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这一知识管理模式，可以上溯到两千三百年前的埃及，托勒密王朝建立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参见拙文《心智的圣所》）。现代图书馆是亚历山大城的孩子，那满载印刷品的排排书架、静谧宽敞的阅览室、一丝不苟又热心服务的馆员，每每让用功的读者感觉宾至如归。图书馆的感召力和尊严，甚至表现在她的规划布局上。如果您稍稍留意就会发现，不论大学校园、科研机构，还是大小城镇，图书馆总是居于靠近中心的位置。这个设计是为读者着想，给尽可能多的人接触知识的便利，真可谓条条道路通向图书馆——心智的圣所。

然而，近年来，这知识殿堂的伊甸园般的平静被打破了，基石经受着一次次震荡，出现了一条条裂缝。一场大风暴在酝酿之中，它的名字叫数码技术，叫互联网。

利求同：互联网大脑，能阅读思考？

互联网数码技术带来的方便，似乎是无穷无尽的。坐在北京家里，暖气热得全身发干，上网定了加湿器，立刻就送货上门。周末，同纽约的同学上Skype聊天，谈合作计划。前不久，朋友提起《圣经》里的海枣的种种用处，上网“谷歌”一把，果然，大长见识。有时我想，万一哪天互联网歇工一小时，这世界会怎么个绝望！

还有一个现象，邻居王老师说的：原先读书，一篇长文能一口气看完。现在变了，读上一两页就走神，情不自禁想干点别的：上网接接电邮，追踪微博新闻。他太太也说，女儿像长了三头六臂，做着作业，电脑要打开七八个视窗，飞信来回，一边还放音乐，玩手机，哦，还有YouTube视频，忙个不亦乐乎。说她，她还嘴硬：大家都这样，这叫multi-tasking，复合型人才，没听说过呀？

看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码技术在提供方便之时，也悄悄改变着我们。“洛杉矶时报/布隆伯调查”表明，现在每五个青少年中有三个说，喜欢同时做好几件事，而不喜欢集中精力做一件事（见《洛杉矶时报》2006.8.7）。与此相关，网民的荧屏阅读习惯，就像是蜻蜓点水，在文献间横向跳跃，注意力不断转移、停留不住。这现象已有专家在研究，还给它取了一个吓人的名称：“互联网注意力缺乏症”（IADD），担心人类的思维和创新能力会因此受妨碍。当然，也有乐观的一派，认为互联网只会使我们更加聪明，因为网上汇集了“海量”的知识信息，而信息的管理、检索和传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便捷。但是，无论担心还是乐观，有一点是大家都意识到的：互联网正在重塑大脑功能，影响到人们的一部分认知行为，尤其是阅读、理解、学习和思考。那么，这些变化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利求同：互联网时代的知识隐忧

——答晓峰、柳莺

不久前，谷歌与美国作家协会达成的和解协议被法院驳回，在中国，则有五十名作家联名声讨“百度文库”侵权……在互联网时代，我们享受着随机快速获取大量知识信息的便利，可是知识的物质载体变化背后潜藏着的危机，正逐渐为人们注意。利求同女士曾求学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马里兰大学信息研究学院和MIT斯隆商学院。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入职美国商界，在电讯、保险和人力资源大公司负责知识管理与竞争信息咨询。在她看来，互联网若是落入营利机构的控制，对传统知识管理体系的冲击，不仅会影响到个人，甚至对国家、社会，都是灾难性的……

我们都能感受到，互联网的普及，使知识的形态以及我们获取知识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您能具体谈谈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吗？

上世纪中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利克莱德（J.C.R. Licklider）提出了“计算机功能分享”的愿景，互联网就是这愿景的实现。互联网的崛起，其实是一场信息革命。不久前，人类储存的信息已高达295 exabytes（加20个零），如果存入光盘，会堆至月球都不止。一九八六至二〇〇七年, 世界范围计算机能力的年增长率为58％。二〇〇二年，数码信息储量首次超过了各类传统载体的总和。五年后，全球约94%的信息“记忆”，已变为数码。大家都受益于这个奇迹，并为之折服。但同时，互联网又带来了全方位的挑战，我们习以为常的知识生产、管理、传播、学习、使用的方法跟习惯，都动摇了。

在个人层面上，首先是知识信息的质量变得良莠不齐，难以控制。互联网通过服务器、宽带、超文本等手段集合众多分散独立的信息源，形成二百五十多亿个可标引网页。这庞然大物信奉民主，鄙视内容审查，原则上，任何人都可以实名或匿名，上载下载文献，随时更新内容。在虚拟世界里，正如苏格拉底担心的，知识信息与作者的关系变得松散模糊，文字内容同作者的行为、荣誉及品格不再关联。网上信息的内容“海量”重复，真假难辨。这就要求互联网使用者，如果审慎的话，对所得信息仔细甄别与筛选。

其次，信息保存的难度加大了。现在我们发短信、写电邮、起草文件、分析资讯等等，一切都数码化了，必须使用阅读装置才能处理。但同时，软硬件技术迅速更新，制式标准不断换代，这些数码化记录很快就没法阅读了，除非请专业人士协助“破译”，非常费工，且不安全。这问题让公司和政府部门很头痛，数码信息维护成本高，稍不留意就丢失了。

第三，更为严峻的是，“互联网大脑”对深度阅读思维跟创新能力的威胁。面对信息轰炸，我们的大脑容易超负荷运作，无谓地损耗注意力。互联网是个链接世界，读者跟着链接到处浏览，系统而连贯的阅读，就难以延续了。久而久之，养成一种蜻蜓点水、跳跃式的阅读习惯，导致推论、分析、批判、洞察等高级认知行为来不及调动，阅读思考便提前结束。这个倾向令人担忧，会不会阻碍科学探索、知识创新呢？西方学界做了不少研究，详细的讨论，请参阅拙文《互联网大脑，能阅读思考？》（《书城》2011.4)。

在社会和历史层面，则是知识管理何去何从的问题。知识管理是知识生产链上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两千三百多年前，埃及托勒密王朝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创立了以图书馆为中心的知识管理模式，沿用至今（参见拙文《心智的圣所》和《Pinakes》，载《书城》2010.9 & 11）。图书馆收藏书卷抄本等各样文献，分类著录整理校辑，供学者、科学家和普通读者使用，达到知识承传的目的。传统图书馆是围绕着书籍这一知识载体而运作的。印刷术虽然大大促进了学术交流和教育普及，但书籍的传播范围和速度还是很受限制的。印刷品一般只能在一时一地阅读使用。所以，图书馆要按照社区分布，根据读者的需求收藏复本，才能做到知识分享。而出版物一旦入藏，图书馆就永久拥有其产权，并藉此实现馆藏的管理和借阅流通，形成一个多重子系统、互为后备的分散式组织结构。这技术性功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图书馆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社会功能，她不仅收藏知识，还要确保知识的公有共享。因此现代图书馆多取非营利的组织形式，无论官办私立。公立图书馆纳入国家、地方政府、学校或研究机构，给予财政预算；私立图书馆，则有专门设立的基金做后盾。这样，不以营利为目标，少受市场动机（包括知识产权）的干扰，在知识四周筑起一道围墙，保证了全社会对知识相对自由的使用，实现公有共享。历史证明这是有效的。

互联网的崛起，信息载体和传递方式数码化了，知识管理进入了一片新天地。信息的收藏、整理、传播、使用不再受地域和传统载体的限制，分享可以异地、共时、随机并大规模地实现。比如，在中国偏远地区查阅美国Westlaw的判例文献，已无技术上的障碍。互联网极大地便利了知识共享。相比之下，传统图书馆尽管引入了数码技术，但她代表的知识管理方式在新技术面前显得笨拙，效率低。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图书馆，尤其是研究型图书馆的使用率普遍下滑。据(美加)研究型图书馆学会（ARL）二〇〇八年统计：与二〇〇五年相比，成员馆的使用率下降了35－50％；研究型（参考咨询）服务的利用率，则从一九九六年的顶点下跌了63％。连一流大学也不能幸免，例如耶鲁大学图书馆网络目录的使用率，2008－09学年较前一学年下滑21％。这一趋势，跟互联网的扩张刚好同步而成反比，显示出人们获取知识的来源和方式变了。图书馆的读者在减少，社会对她提供的知识信息的依赖程度在降低。图书馆作为知识管理核心机构的崇高地位，从技术上被动摇了，面临两千多年来最大的一次危机。

利求同：Pinakes：谷歌百度们的鼻祖

世界变得真快。现在的人查找信息，只要上百度或者谷歌，输入一两个关键词，立刻，荧屏就给出了相关的网页网址。想想，在成亿的网页，上兆亿的信息存储中，如此快速准确地检索出结果，再有条不紊地排序显示，这是多么困难而又神奇的事！谷歌百度们的创始人和工程师了不起呀。然而，跟世上别的发明一样，互联网的超级信息检索功能也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它是人类知识生产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是系统性知识管理和使用，借助数字网络技术，酝酿出来并正在实现之中的一次划时代的飞跃。而在这部知识生产管理史的开端，站着Pinakes，西方世界第一部图书馆分类目录。

Pinakes诞生于托勒密王朝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距今已有两千三百多年了。它的希腊语原意为清单、表格，是“百科鸿儒及其著述综合目录”的简称。整部目录共一百二十卷，囊括了大城图书馆的全部馆藏，以及虽未能入藏，但名见经传的各国著作。亚历山大城图书馆以广集天下书籍为己任，是托勒密王朝希腊化统治大业的一块基石（详见拙文《心智的圣所》）。鼎盛时期，馆藏高达七十万卷轴，涵盖哲学、宗教、法律、文艺、科学各个知识领域。庞大的藏书引来无数优秀学者，使亚历山大城迅速上升为地中海世界的文化中心，凸显了王朝的荣耀。但图书馆员和缪斯殿的学者发现，卷轴积累到一定程度，这座宏伟的知识宝库变得难以管理，既不能确知收藏范围，查找起来更像大海捞针。而且可以预见，随着纸草纸卷轴增加，问题会日益严重。有位名叫卡利马科斯（Callimachus of Cyrene，约前310~240）的哲人感叹：“书籍越多，麻烦越大”。卡氏活跃于托勒密二世和三世朝，是缪斯殿名望极高的学者，著有八百多首诗歌，据说是仅次于荷马，被古代语法学家引用最多的希腊诗人。于是，托勒密三世命他解决这个“麻烦”，编制一种工具，以改变大城图书馆入藏书籍的无序状态。Pinakes的修纂就这样开始了。

万事开头难。当时还从未有人处理过如此庞大的藏书，没人知道这任务的深浅。书籍是人类知识的文字记录，也是知识创造、积累、传播以及再生产的重要载体。所以，Pinakes要解决的不仅是大城图书馆的馆藏组织，而且事关知识生产与管理使用。更微妙的是，希腊化前期（前332~215），地中海世界正处于口述传统向书写过渡的重大变革之中，各地出现大量卷轴，把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习惯上，我们总是把书写看作记录、教授、传播和保存知识的主要手段，赋予它优于包括口述在内的其他交流手段的权威地位。伟大的英国史家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文明人类与没有知识、亦不能反思的野蛮部落一大差异，便是使用文字”（卷一章九，页218）。但追溯历史，古代社会有很长一段时期是由口述传统主宰的。古希腊就曾是一个典型的口述社会。在黑色图案陶罐时期（前7~5世纪）的出土陶器上，我们找不到卷轴的形象，弹琴吟唱的歌手却屡屡出现，知识和经验的承继，主要靠口耳相传。例如荷马史诗，就是一代代歌手演唱加工光大的成果，即便有了文字版本之后，仍然主要靠说唱来传布。苏格拉底也偏爱口述，长于辩论，相信演讲是导向真理的最佳方法。他认为，口述可以让人们在听讲的同时，参考讲演者的声誉以及现场表现，来判断他的话是否诚实真确。在他看来，书写反倒是不值得信任的而易朽的，因为隔断了文字内容同作者的行为、荣誉及品格的现场关联。由于这一“偏见”，苏格拉底坚持述而不作，把面对面的授课和辩论，视为自己哲学思想的标准“版本”。

利求同：“心智的圣所”

两千三百多年前，地中海南岸一座大城拔地而起，她奢华的宫殿拥抱着如画的港湾，巍峨的灯塔为五十公里外的船只引航，良港连着熙熙攘攘的集市，让她做了世界贸易之都。连雅典和罗马在她的辉煌面前，也不得不屈居下风。然而，她的不朽的光荣，属于一座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图书馆——埃及亚力山大城图书馆。

亚力山大城得名于亚力山大大帝（前356~323年），是埃及托勒密王朝（前305~30年）的首都。亚力山大是希腊北部马其顿国的王子，少年时代曾师从亚里士多德，学习荷马史诗。二十岁继位，随即发动对波斯的战争和人类历史上最卓越的远征。他所向披靡，短短十年，打下一座横跨欧亚非三洲，直抵印度河的庞大帝国。此后，地中海世界和近东便进入了“希腊化时期”，古代希腊文明的疆域拓展到了顶点。其间（前331年）这位天之骄子曾踏足埃及，来到尼罗河三角洲西端，在那里，据说他梦见了荷马，诗人吟诵道（《奥德修记》4:354）：

在埃及前头，
汹涌的大海上有一座岛，
人们管她叫法罗斯。

大帝立刻起床，来到法罗斯岛，下令建城，城里还要修一座图书馆，献给执掌智慧与文艺的缪斯。仿佛真是一道神谕，天上降下一个征兆：当建筑工匠开始规划港口和城区，用大麦粉在地上画线时，突然飞来成千上万只鸟儿，好似一片乌云覆盖海滨，把大麦粉吃个精光。大帝大惊，以为冒犯了什么神明，忙请术士占卜，术士说，是吉兆，大城要成为地中海的粮仓。不过，这大城的鸿运并没有保佑亚历山大太久。八年后（前323年6月），他在巴比伦王宫举行宴饮时猝然倒下，再也没有起来。

亚历山大终年三十二岁。幼主稚齿，无力号令天下，几个将军便拥兵自重，觊觎着王位。其中一位镇守埃及，叫托勒密。他见割据已是大势所趋，就发兵入叙利亚，把返回马其顿途中的大帝的遗体劫下，迎来亚历山大城安葬了。这托勒密原是亚历山大小时候读书的陪伴，一块儿听过亚里士多德讲课，后来就跟随大帝南征北战，军功卓著。现在大帝死了，诸侯相争，他便以大帝的总督之名，统治埃及。慢慢经营了十多年，将政敌一一剪除，才在公元前三零五年加冕法老，号“拯救者”（Soter），史称托勒密一世（前305~282在位）。这是托勒密王朝的开端。

利求同：私家藏书的“不散之散”

前些年，媒体以大字标题“巴金赠书惊现旧书摊”、“谁亵渎了巴金”等等披露，有人在京城旧书摊上发现印有“巴金赠书” “北京图书馆藏书”等印章及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财产登记号的外文书刊。还说摊主说的，是国图外文期刊部处理的过期期刊。据报导，巴金老人晚年很重视捐赠，曾六次向北京图书馆（后更名国家图书馆）捐赠书刊，其中一九八一、八二年两次捐出三千多册。家属回忆，巴老捐书是有计划的，比如《随想录》手稿，第一、四卷赠上海图书馆，第二、三卷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五卷则捐献国图。一时间，报刊上指责国图的文字如潮。巴老的子女更是感到震惊和伤心，认为国图“辜负了父亲的信任，也伤害了一位毕生视书如命的老人的感情”，因此要求国图归还捐赠的手稿。捐赠如此结局，大概是当事人始料不及的。但双方的初衷，应该是希望合作，妥善保存捐赠的书刊，为巴金和现代文学的研究作贡献。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为什么事与愿违？乍一看，或许是国图疏于管理，造成受赠期刊“流失街头”，未能尊重巴老及家属的感情，产生不良社会影响。很可能，像报道的那样，有些“文化老人”和藏书家，本来想学巴老的，从此就不敢向国图捐赠了。然而细加分析，就会发现事情不那么简单；这里面还涉及私家藏书捐赠的一些基本原则及社会功能问题。因为捐赠不仅是藏家跟图书馆之间的合作，也是读者关心的事，还可能影响到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我想，有必要讨论一下其中的道理，研究一两个“案例”或值得学习的榜样。

John Harvard一般而言，图书馆的功能特色和声誉，多是由藏书决定的；发展藏书便是图书馆的生命线。藏书作为一项社会事业，却离不开私人即藏书家的贡献。真正的读书人都是爱书的。用心挑选，四处访求，持之以恒，就成了藏书家。追源溯史，私家藏书可谓现代图书馆的鼻祖。世界上好些有名的图书馆，都始于私家藏书，尤其珍本善本大多来自私人捐赠和洽购。比如，哈佛大学图书馆系统是美国最老，也是世界最大的学术图书馆，拥有七十多个分馆和一千五百多万藏书。它的“出身”却并不显赫，第一批藏书得自一位剑桥毕业生约翰·哈佛先生一六三八年的遗赠，约四百册，以《圣经》与神学著作为主，还有语法、词典和古希腊罗马文学，都是主人从英国带来的。大学就以这位捐赠人（benefactor）的名字命名，叫哈佛学院。如今校园里常见到游客站在哈佛先生的铜像下，手摸他的皮鞋留影，皮鞋下方刻着几个字，称他是大学的“创始人”（founder），却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可见图书馆对于一所珍爱传统的大学，在师生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再如，拥有世界第四大藏书的纽约公共图书馆，也是以私家藏书起家的，每年都有大批私人捐赠。镇馆之宝则是流入美国的第一部“古登堡《圣经》”，受赠于图书馆的创始人之一列诺克斯先生（详见拙文《“我依然信赖着人民”》）。

利求同：“全在这儿了，我们时代的故事”

新总统上任做的第一件事，总有点意味深长。奥巴马第一天白宫上班，签署的第一个总统行政命令，第13489号，便是废止前任总统小布什二〇〇一年签署的第13233号行政命令，即宣布在任总统有权否决卸任总统自行决定总统档案解密与否的特权；并同时取消卸任总统家属或代理人以总统名义行使该项特权，取消卸任副总统的相应特权。由此结束了美国总统档案解密问题上，总统、国会、两党政治和公共利益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的一个新的回合。

总统档案的开放，关系到执政信息透明，是美国政治的一座风向标，也是其民主信念的宣示。那么，奥巴马总统的行政命令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从这事的大原则说起。

丘吉尔有一句名言：“楼房是我们建造的，楼房也塑造了我们”。国家档案文献的收藏管理，虽说是国家体制的设计，但反过来也往往影响到那体制的运作。在民主制度下，这一点尤其明显。通过查阅国家档案，学者和公众可以了解历届政府和官员的执政努力，总结成败的经验，探究历史真相。按时有序地解密档案，不仅可以纠正一些错误，还能增进公众对决策过程的信任，对民主制度的信心。不过，即使在西方，由于各国的政治和文化传统不同，档案制度也各具特色。欧洲一些发达国家，采用君主制历史下发展起来的的现代议会制，公务员系统中立，国家首脑多由议会多数党领袖担任，宪法上向议会负责。这使得政府对国家档案的态度，倾向于保密，不太鼓励公众寻求、接触信息。相比之下，美国历史短，以反抗君主起家，主张英才治国。又因为强调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由国会行使监督职责，抗衡总统及其领导下的政府部门的档案保密倾向，培育了公众参政、使用政府档案的强烈意识。因此，尽管迟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有了官方档案机构（见拙文《“总统档案是人民的记录”》），美国对档案解密的态度，要比大多数欧洲国家开明一些。及时解密、自由使用总统档案资料，便成为美国式民主的一项基本原则。

利求同：“总统档案是人民的记录”

如果说档案是一个国家的历史的纪念碑，档案馆便是守护它的圣所。

美国的政府档案馆体系，最有国情特色的大概是总统图书馆了。建制上，散布在各地的总统图书馆都隶属于美国国家档案局，负责收藏管理历任总统的档案文献，为政府、学界和公众服务。这个做法，跟别的国家很不一样，常为外国观察家和游客称道。其实，美国重视联邦政府档案管理的历史不长，迟至一九三四年才正式成立国家档案局。总统档案的收藏管理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建国后一个半世纪中，既无国家机构系统收藏，也没有立法保障管理使用，犹如“放羊”，直到第三十二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才有了转机，逐步走上了正轨。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日，一小批有声望的图书馆员、学者、法学家和政界人士收到一封发自白宫的总统备忘录，注明“私人机密”，附一邀请，请收信人于十二月十日到白宫和总统共进午餐。那天是星期六，餐后安排了新闻发布会，跑白宫新闻的各大媒体记者互相打听，发生了什么大事，总统要在周末向公众宣布？午餐会很长，罗斯福耐心听取了客人们对备忘录的评价和建议，然后施展他的的个人政治魅力，引导大家跟随他的思路，指出公众利益所在，很快就得到了客人们的一致支持。接着，又领着众人参观总统档案里的文献珍品，以及公众和外国元首送给总统的礼物。欣赏完毕，才一起来到记者面前，郑重宣布那封“私人机密”总统备忘录：关于建立总统图书馆，永久收藏总统公务档案和私人文献的计划。

当时，媒体对罗斯福这个计划颇不以为然，只当是总统竞选的新花样，想给自己树碑立传。多年以后，一座座总统图书馆落成，向公众开放，逐渐形成一个制度，人们才发现，这“罗斯福计划”已是美国政治、学术和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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