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

沈明:自我殖民与批评伦理——简评《北大的文明定位与自我背叛》

沈明:自我殖民与批评伦理——简评《北大的文明定位与自我背叛》

“燕京学堂”事件,自高峰枫发表《谁的“燕京学堂”?》一文(《上海书评》2014年5月25日)开始,受到传媒和公众的广泛关注,日渐发酵,讨论逐步升温,加上北大部分教师学生两个月来网上网下的抗议活动,它已然成为高等教育界今年的一大热点事件。“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今天,文科学界两位重量级学者甘阳、刘小枫发表文章《北大的文明定位与自我背叛》(《21世纪经济报道》2014年7月24日,以下简称“《北》文”),进一步以猛烈的火力批判了北大燕京学堂计划,以及由它所代表的英文至上乃至“去中国化”对中国“文明定位”的损害。料想此文必将进一步助推反对意见,使相关讨论走向深入。 《北》文批评力道十足,说了不少不客气(甚至意气用事)的话,读来颇有畅快之感。文章重申了作者多年来对中国大学改革的意见和批评,其中很多观点笔者都非常赞同。然而,掩卷反思,我想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提出来,进一步辨析商榷,求教于甘刘二位学长与读者诸君。 首先是树靶子问题,表现在《北》文提出的“英文北大”与“中文北大”的二元对立。这一对概念(以及相关的“法定语言”)大概是二位作者的发明。不消说,在这样一篇时评文章中,读者不应咬文嚼字,追究此种概念的精确性,只要明白作者意在通过简捷直观的符号性表达批判中国大学教育和学术的自我殖民化,也就够了。但问题是,《北》文将“英文北大”与“中文北大”描述成几乎势不两立的状态,以过于简化的处理方式粗暴打发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作者称拟建的燕京学堂为“租界英文学堂”,大加鞭挞,提出中文必须取代英文成为北大的“法定语言”。与此同时,《北》文也意识到不能搞一刀切,因此爽快地赋予了理工科 “治外法权”,甚至慷慨到称理工科“全盘英文化”也“没有什么关系”的程度。于是,人们不禁要问,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就必须由中文作为大一统的“法定语言”吗?《北》文对燕京学堂 “英文中国学”的批判笔者基本上都赞同——“英文中国学”的荒谬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当文章试图“以小见大”,将其论说对象从燕京学堂本身提升到中国文化与学术主体性及文明定位之高度的时候,就有以偏概全、大而化之的嫌疑了,因为它在强调中文之为“法定语言”的正当性的时候,似乎有意无意地将“中国学”等同于全部人文社会科学,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高峰枫:谁的“燕京学堂”?

高峰枫:谁的“燕京学堂”?

2014年5月5日,北京大学宣布正式启动“北京大学燕京学堂”计划(Yenching Academy,Peking University)。根据北大的官方介绍,这是一个独立建制的教学科研实体机构。燕京学堂为住宿式学院,将开设一年制的“中国学”硕士项目,包括“哲学与宗教”、“历史与考古”、“语言、文学与文化”、“经济与管理”、“法律与制度”和“公共政策”六个方面的课程体系,主要以英文讲授。2015年9月,第一届学生即将入校,其中包括六十五名海外学生、三十五名中国大陆学生,所有人都将获得全额奖学金。教师的配置,是从北大现有教师中联合聘任三十人,从国内外招聘“杰出学者”二十人,并邀请“国际顶尖访问教授”二十人。 虽然目前公布的资料和数据都不多,但根据有限的报道,可大体获知这一新机构的办学宗旨和特色。我对于“燕京学堂”在命名、选址以及学科定位等方面都存有不少疑惑,特借《上海书评》一角,发表一点浅见,希望能将所牵涉的复杂问题辨析清楚。 北大与燕京 在北大发布的官方文稿中,对于这一机构的定位和宗旨有这样的阐释:燕京学堂“根植京师大学堂的中华文明底蕴,绵延北京大学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命脉,承接百年燕园孕育的博雅教育理念和国际化视野”。这一句大可斟酌。新文化运动恰恰以激烈反对传统文化而著称,这样的“精神命脉”是很难和传统文化的“底蕴”相协调的。而且,此机构的正式名称中有“燕京”字样,英文表述也启用传统的拼写(Yenching),再加上“百年燕园”的提法,凡稍知近代教育史的人,都自然会联想到著名的燕京大学。

苏力:《走不出的风景》自序

苏力:《走不出的风景》自序

2001至2010年间,我担任了北大法学院院长,也就必须出席否则不会或不愿出席的大大小小的会议,常常必须发言、讲话,以院长身份。这也是一份职责。 而职责就是,用我2010年欢送毕业生的话来说,做什么,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尽管不喜欢;还要干好。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好,只是在现有条件下务实推进,有所坚持,有所创造,有所改进。这包括说话。即使院长身份,也拒绝官话,套话,空话,大话;力求言之有物,言之成理,拒绝真理的诱惑,拒绝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益多、知识益少”(波斯纳语)的通病;面对学生、老师或其他受众,坦诚交流自己对一些事情的观察、思考、感受和经验,既不强求,也不迎合。 决心总是比践行容易。这首先要负责任地思考,认真对待自己在每个公众场合的发言。即使非常仪式化的场合,即使高度单一甚至重复的话题,也力求通过自己的眼光和创造力来避免或减少无意义的重复。这是教育者和学人的天职。没有自己的理解和发现,只是真诚地重复,哪怕是普遍真理或普世价值,那也只是信徒,而不是学人。 还不能仅仅是学人,院长有教育者和学术教育机构领导者的责任。不只是表达个人的专业学术观点,他必须有相对开阔的政治、社会和学术视野;不能局限于专业,他要尽可能从其他角度关注一些看似熟悉的人和事,研究因种种原因未获得足够关注的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重新理解那些理解过了似乎已有定论的问题。所有这些追求最终必须附着于有效的表达,针对特定受众,让人听懂,听进去,给人哪怕是些许启发或感触。否则,就不是交流,而是自说自话。 这也是履行学术领导责任。创造学术氛围,争取学术尊严,这也是其中之一。反对大学行政化,官僚化,其实不全是甚至主要不是政府或别人的事;最简单的,就是从自己做起,从日常说话办事做起,力求把每一天的日常、每一项常规活动都变成思考甚至研究的对象。否则就是推卸责任,正确的追求就成了口号或姿态,变成另一个用来媚俗的道德高地。崔永元是通过自己的说话,而不是通过号召,改变了当代中国电视主持人的腔调;王朔和冯小刚在各自行当中也是如此。 即使是说话,长期努力,也会超越“解释世界”,异化为“改造世界”。副产品就是这本小书。

苏力:《走不出的风景:大学里的致辞,以及修辞》

苏力:《走不出的风景:大学里的致辞,以及修辞》

苏力:《走不出的风景:大学里的致辞,以及修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ISBN: 9787301089279. 购买本书:卓越网;当当网。 内容简介 本书是苏力先生在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10年任期内各种致辞的汇集,主要是迎新和毕业致辞,因为苏力的致辞一洗官腔套话,贴近年轻学生的心灵与生活,这些致辞在当时就引起了校园轰动,并逐渐成为每年6月(毕业)和9月(迎新),学生以及毕业生们翘首期待的一道风景。并且从苏力开始,引发了一系列大学院校长们的清新致辞风气,比如华中科技大学的校长“根叔”。在本书中,苏力还专门写文章讨论了大学致辞与政治修辞,表示他表里如一的致辞理念,对于教育界的同仁也有很大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著有《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法律与文学》、《送法下乡》等,译作有《法官如何思考》、《并非自杀契约》等。 目录

苏力:北大法学院开学典礼、毕业典礼致辞(2001-2010)

苏力:北大法学院开学典礼、毕业典礼致辞(2001-2010)

20. 不可能的告别——北大法学院2010年毕业欢送会致辞 19. 更是播种的季节——北大法学院2009级迎新致辞 18. 走出校园——北大法学院2009年毕业欢送会致辞 17. 重申的祝福——北大法学院2008级迎新致辞 16. 在许多感动之后——北大法学院2008年毕业欢送会致辞 15. 你听见阳光的碰撞——北大法学院2007级迎新致辞 14. 责任高于热爱——北大法学院2007届学生毕业欢送会致辞 13. 选择北大——北大法学院2006级新生开学典礼致辞 12. 你柔软地想起了这个校园——北大法学院2006届学生毕业典礼致辞 11. 第一个梦想成真——北大法学院2005级新生开学典礼致辞 10. 你得是有出息的孩子——北大法学院2005届学生毕业典礼致辞 09. 这里是北大法学院——北大法学院2004级新生开学典礼致辞 08. 走不出的背景——北大法学院2004届学生毕业典礼致辞 07. 这一刻,你们是主角——北大法学院2003级新生开学典礼致辞 06. 这一个大学生活的尾巴——北大法学院2003届本科生毕业典礼致辞 05. 发现你的热爱——北大法学院2002级新生开学典礼致辞 04. 你们不再提问了——北大法学院2002届本科生毕业典礼致辞 03. 珍重自己——北大法学院2002届研究生毕业典礼致辞 02. 迎接挑战——北大法学院2001级新生开学典礼致辞 01. 你我都如流水——北大法学院2001届学生毕业典礼致辞

冯象:“蜜与蜡”的回忆——悼念李赋宁先生

冯象:“蜜与蜡”的回忆——悼念李赋宁先生

  五月十日,李先生去了。十一日一天接的电邮,都是先生逝世的沉痛的消息。去年三月访问北京,到蓝旗营小楼拜访他,精神还挺好。谈起我的亚瑟王故事,马上就翻开大辞典似的,举出一串古法语、中古高地德语和拉丁语文献的素材例证,一个音节都不含糊,跟二十年前一模一样。师母说他每天散步锻炼,中西医结合,比前两年有进步。本想今年秋天再去探望的。现在,这期待突然落空了;“西山苍苍,永怀靡已”,这两天,先生的音容笑貌越发清晰亲切,仿佛时光倒流,又回到了求学的日子。   我是一九八二年二月考进北大西语系读硕士的。李先生是系主任,但那一学年他在耶鲁讲学,所以入学后并未见到。回想起来真是幸运,赶上了“末班车”:老先生们多数还健在,虽然有几位已经不教课了。最先拜访的是德语专业的杨业治先生。杨先生是先父与先母在清华读书时的德语老师,《德汉词典》的主编,在海德堡大学念的希腊语,精通西洋诗律和音乐理论。用现在的话说,是“泰斗中的泰斗”了。那时我的兴趣在古典语文。拉丁语在云南已自学了一点,用一本上海福州路旧书店两角钱淘来的苏联教材(我小时候学过四年俄语,在乡下又补习了一阵,读普希金和契诃夫的短篇);在北大,老师是法国专家贝尔娜小姐。希腊语则刚开始自学。先父便写了信,让我带去找太老师求教。杨先生家和孟实(朱光潜)先生家一样,也是小洋楼,经过文革,有些破旧了,但很安静。杨先生慈祥而认真,看了信二话不说即进入正题,检查我的作业,一句句改正。不久,王府井外文书店“内部发行”他和罗念生先生推荐影印的 Liddel and Scott 《希英词典》(缩编本),又通知我进城去买。有一次,谈到中世纪艺术中的符号象征,我表示有兴趣。杨先生说,研究中世纪,先得过语言关。等李先生回来,你跟他学,他一定欢迎。我就记住了。   大约五六月间,李先生回来了,召集研究生开会。他和先父是清华十一级同学(一九三五年入学),初次见面,只问先父近况,非常客气。过了两天,又叫我去,让我谈谈学习,我就把学古典语言的计划汇报了。先生说,你有这个兴趣和基础,就跟我做中世纪这一段吧!果然被太老师言中了。接着,送我两本书:牛津版《乔叟研究目录》和 Henry Sweet 《古英语入门》。原来先生有个习惯,见到好书即买两本,一本自用,一本给学生。前些年读到汪曾祺先生回忆西南联大和沈从文先生的文章,说沈先生买书,常常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想到学生生活拮据,可供他们借阅,借了不还也从不介意。先贤爱护学子如此。这在李先生,在北大也是有口皆碑的。   这样,从第二个学期开始,就每周两晚,到蔚秀园先生家读古英语。方式是先把指定的课文(古英语《圣经》和编年史选段)一句句念出,分析语法,再译为现代英语。不明白处由先生讲解,参较中古高地德语、哥特语(代表东日尔曼语,十七世纪绝迹)和古冰岛语(主要文献为北欧萨迦,代表北日尔曼语)的同源词。再上溯至印欧语的第一次音变和第二次音变,前者即格林/威尔纳定律,是历史语言学家重建的使古日尔曼语“脱离”其他印欧语,如梵语、希腊语、拉丁语的一系列辅音音变;后者是区分高地德语(及其后裔现代标准德语)和西日尔曼诸语,包括英语的辅音音变。这些内容,后来先生在《英语史》(商务印书馆,1991)中有所阐述,但作为大学教材,大大简化了。   中古英语(即法国诺曼人入主英伦以后,十二世纪中叶到文艺复兴之前那三百多年的英语)方面,则阅读乔叟(代表伦敦方言)和各地方言文献,例如代表中部西北方言的头韵体长诗《加文爵士与绿骑士》(故事见拙著《玻璃岛·绿骑士》,北京三联,2003)。然后对照法国学者Fernand Mosse的经典《中古英语手册》,写读书报告与先生讨论。但重点放在乔叟。乔叟(约1343-1400)史称英诗之父,是中古英语文学的巅峰。因为在他以前,英语基本上只是下层百姓的土话,宫廷和司法语言是诺曼贵族讲的法语,教会和学术界则用拉丁语。乔叟的词汇,约有一半来自法语和拉丁语,修辞和诗律也深受法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文学的影响。但他的诗歌语言的基础和核心是伦敦方言;后来伦敦方言成长为英国的民族共同语,跟他的文学成就和崇高地位是分不开的。所以从历史语言的角度看,非常值得研究。乔叟也是先生早年留学耶鲁钻研过的题目。北平解放,清华请他回校执教,他觉得新中国百废待兴,便放下写到一半的博士论文,于一九五零年回国服务了。当然,回国后频繁的政治运动,再埋头于勉强贴个“人文主义”标签的乔叟,就明显地不合时宜了。五七年先生逃过反右一劫,据说是被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保下的:西语系黄继忠老师划为右派,先生为之抱屈,对江书记“提了不恰当的意见”。江书记却实事求是,当众宣布:“李赋宁虽批评我,但他并不反党”(中华校园网载先生文《我与北大人》)。不过,此类事情我从不向先生打听,因为先父早有嘱咐:拜访老先生,规矩与老干部不同,只许谈学术,绝不问政治——怕我说话出格,惹出事来。   李先生希望我接着做乔叟,对我而言是再好不过,因为早就对照方重先生的精彩译文读过原作(见拙著《政法笔记·不上书架的书》,江苏人民,2004),时代背景也不生疏。但是我好高骛远,想找个题目跟古典语文的学习结合起来。先生说,那也行,《坎特伯雷故事集》片断三巴斯妇(Wife of Bath)《开场白》里提到一本书,你可以从它入手,探讨乔诗中的拉丁语及有关文献的运用。我就乐了,没想到先生点了这么个题目;那段开场白是乔叟的神来之笔,大意如下: 织布能手巴斯妇家道殷实,四十岁上得了第五任丈夫,一个年方二十的“牛津学生”。新郎官文文雅雅,样样都好,只是不爱求欢。成天价手里捧一本书,名叫“Valerie and Theofraste”,读着读着就笑出声来。一天晚上,他坐在壁炉前又念将起来(古人很少默读)。巴斯妇尖起耳朵听,却是些夏娃害亚当、叁孙遭出卖、谁家淫妇往熟睡的老公脑袋上钉钉子、哪里的巫婆在情人的酒里搁毒药的故事,控诉的全是古往今来夏娃女儿们犯下的罪行。那巴斯妇是个风流泼辣货,女权先驱,一听这个,全明白了:原来小丈夫对她嘀咕的那些妇德训诫,什么“姑娘衣一脱,羞耻心全抛”(圣杰罗姆《反约维年书》1:48),“美女若不贞,金环挂猪鼻”(化自拉丁语通行本《旧约圣经·箴言》11:22),都是这里头看来的!不禁怒火中烧,将那“淫书”一把夺下撕了,再对准牛津学生的面颊一记,把他打个仰面朝天,跌在木炭灰里。新郎官爬起来,发疯一样,一拳将老婆打昏在地。从此巴斯妇聋了一只耳朵,小丈夫却晓得听话了(《开场白》525行以下)。   Valerie 和 Theofraste,是两篇中古拉丁语作品。前者全称《瓦雷里劝陆非奴不娶妻文》(Dissuasio Valerii ad Rufinum de non ducenda uxore),古人以为圣奥古斯丁所作,其实是亨利二世朝(1154–1189)一位通人马普(Walter Map)的手笔。马普是威尔士人,曾任牛津副主教,博闻强记,机智脱俗。传统上不少拉丁语醉酒歌归在他的名下,据说还写过一部拉丁语亚瑟王传奇,今存古法语译本,即“标准本”散文《湖中郎士洛爵士》。但现代学者能够确认的马普著作,只有一本掌故书《庭臣琐闻》(De nugis curialium)。《不娶妻文》即出于此。《庭臣琐闻》在中世纪并无名气,仅一部十四世纪羊皮纸抄本传世,到十六世纪才见著录。《不娶妻文》却流布甚广,乔叟笔下的牛津学生爱不释手,大概既是讽刺也是时代风貌的真实写照。Theofraste即亚里士多德的弟子、古希腊逍遥学派哲人提奥弗拉斯特(约公元前372-287)。中世纪有一篇《提氏论婚姻金书》(Aureolus liber Theophrasti de nuptiis),归于他的名下。《金书》与《不娶妻文》齐名,也是攻讦女性、鄙视婚姻的布道文章。巴斯妇在《开场白》里还列出小丈夫“淫书”中其他篇目的作者,诸如奥维德、特尔图良(二世纪教父)、圣杰罗姆(约342–420,教父、通行本《圣经》译者)等,都是古代关于贞操性爱与婚姻的权威。由此看来,牛津学生读的是一本讨论婚姻问题的名家“文选”。这也是中世纪书的常态:羊皮纸昂贵,誊写费时,最好一本书顶得上一部专题百科,有用的知识和道德教训一块儿收录其中。勤奋的学者,例如乔叟,会到各地的寺院图书馆去抄书(他自称拥有六十本这样的书,算是不小的私人收藏)。抄书也是寺院僧侣的一项收入,因为常有贵族和有钱人家出资请他们做书,题目自然取决于出资人的爱好和需要。寺院便成了中世纪文化知识,包括异教知识甚至一部分亵渎神圣的文字的保存者。这一艰巨而神秘的知识生产和流通过程,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先生在小说《玫瑰之名》里有生动细致的描写。   于是,我对巴斯妇小丈夫的“淫书”大感兴趣。当时听说牛津大学出版社新出一版《庭臣琐闻》,可是北大图书馆、北图和中科院图书馆都没有,连一九二四年的旧版本也没有。特尔图良、圣杰罗姆等教父的拉丁语原著倒是有一些,书中插的发黄的借书卡上往往只一个遒劲的签名:钱钟书。二手资料例如中世纪语文历史宗教等领域的学术期刊也少得可怜。写信去法国向我的老师波士夫人求助(见拙著《玻璃岛·圣杯》),她立刻买了一批书寄来,却是一套古法语传奇,也是乔叟借鉴引用的,但不属于牛津学生的“淫书”:应该是我的信没写清楚。只好报告李先生,题目太冷门,缺书,没法写论文。先生笑道,不错不错,我出那个题目是考考你。现在国内的条件,只够打一个基础;系统的训练和深入研究,你得出国留学。之后,根据我的兴趣和图书馆书刊资料,先生把论文方向定为乔叟的诗律研究;我选的题目,则是乔叟早年一首寓言体悼亡诗《公爵夫人书》的“四重音诗行的断续问题”。   一九八三年秋,哈佛燕京学社再度来华面试(前一年录取了张隆溪学长,再前一年则是赵一凡学长)。李先生和杨周翰先生、贝尔娜小姐做推荐人,我申请了哈佛和耶鲁的英语系,两处都中了。次年通过硕士论文答辩,提前半年毕业。李先生大概是希望我进耶鲁的,因为那是他的母校。但学社的奖学金优先给哈佛,而且“乔学”在哈佛有悠久的传统和最强的教授阵容,我就到了哈佛。   在哈佛,先生替我打好的古英语和乔学基础马上“见效”,让我得以跳过中古文学专业必修的英语史、古英语基础和乔叟讨论班(seminar),直接进入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的学习以及古典与中古语文的训练。而博士论文的选题也顺理成章,从乔叟的诗律转向全面的语言考据,即古法语《玫瑰传奇》之中古英语译本(格拉斯哥残卷)三片断中乔叟手笔的真伪问题。一九八七年过完大考(博士资格考试),即写信向先生汇报了论文选题,并提出翻译《贝奥武甫》。先生非常支持,叮嘱我翻译上的问题可向杨周翰先生请教(次年杨先生来美讲学,多有指导;见拙著《木腿正义》,中山大学,1999,页120),还写信给北京三联书店沈昌文先生大力推荐。译稿后来就由沈先生亲自编辑,于一九九二年出版(沈先生之谦虚认真,也让我十分感动:他把前言中感谢他的话删去了,封底也不印编辑姓名)。   这几年每逢同学聚会,常谈起在北大受教于李先生的两年。不是怀旧,而是有感于九十年代以来西学在中国的衰落;究其根源,则连着大学教育和学术的腐败。漫漫长夜降临之际,自然就格外怀念先生的学问风范。清华十一级外文系可谓人才济济,除了李先生,还有查良铮(穆旦)、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等;杨周翰先生从北大毕业前也是他们的同班。如今那一代英杰都逝去了。李先生论英国诗人、批评家阿诺德(1822-1888),曾写过这么一段话:蜜蜂用蜜和蜡布满蜂房,给人类提供了最高贵的两样东西:甜蜜和光明。阿诺德就此发挥,解作“美和智”,其完满的结合即理想的文化。我想,先生留给我们的,一言一行之中,正是那“蜜与蜡”一般的“美和智”的教育与学术理想。正是因为那理想的“甜蜜和光明”,我们在黑暗中的前行和抵抗,才有了信心和希望。 二〇〇四年五月十五日于铁盆斋;载《文汇读书周报》(二〇〇四年五月廿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