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日，李先生去了。十一日一天接的电邮，都是先生逝世的沉痛的消息。去年三月访问北京，到蓝旗营小楼拜访他，精神还挺好。谈起我的亚瑟王故事，马上就翻开大辞典似的，举出一串古法语、中古高地德语和拉丁语文献的素材例证，一个音节都不含糊，跟二十年前一模一样。师母说他每天散步锻炼，中西医结合，比前两年有进步。本想今年秋天再去探望的。现在，这期待突然落空了；“西山苍苍，永怀靡已”，这两天，先生的音容笑貌越发清晰亲切，仿佛时光倒流，又回到了求学的日子。
我是一九八二年二月考进北大西语系读硕士的。李先生是系主任，但那一学年他在耶鲁讲学，所以入学后并未见到。回想起来真是幸运，赶上了“末班车”：老先生们多数还健在，虽然有几位已经不教课了。最先拜访的是德语专业的杨业治先生。杨先生是先父与先母在清华读书时的德语老师，《德汉词典》的主编，在海德堡大学念的希腊语，精通西洋诗律和音乐理论。用现在的话说，是“泰斗中的泰斗”了。那时我的兴趣在古典语文。拉丁语在云南已自学了一点，用一本上海福州路旧书店两角钱淘来的苏联教材（我小时候学过四年俄语，在乡下又补习了一阵，读普希金和契诃夫的短篇）；在北大，老师是法国专家贝尔娜小姐。希腊语则刚开始自学。先父便写了信，让我带去找太老师求教。杨先生家和孟实（朱光潜）先生家一样，也是小洋楼，经过文革，有些破旧了，但很安静。杨先生慈祥而认真，看了信二话不说即进入正题，检查我的作业，一句句改正。不久，王府井外文书店“内部发行”他和罗念生先生推荐影印的 Liddel and Scott 《希英词典》（缩编本），又通知我进城去买。有一次，谈到中世纪艺术中的符号象征，我表示有兴趣。杨先生说，研究中世纪，先得过语言关。等李先生回来，你跟他学，他一定欢迎。我就记住了。
大约五六月间，李先生回来了，召集研究生开会。他和先父是清华十一级同学（一九三五年入学），初次见面，只问先父近况，非常客气。过了两天，又叫我去，让我谈谈学习，我就把学古典语言的计划汇报了。先生说，你有这个兴趣和基础，就跟我做中世纪这一段吧！果然被太老师言中了。接着，送我两本书：牛津版《乔叟研究目录》和 Henry Sweet 《古英语入门》。原来先生有个习惯，见到好书即买两本，一本自用，一本给学生。前些年读到汪曾祺先生回忆西南联大和沈从文先生的文章，说沈先生买书，常常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想到学生生活拮据，可供他们借阅，借了不还也从不介意。先贤爱护学子如此。这在李先生，在北大也是有口皆碑的。
这样，从第二个学期开始，就每周两晚，到蔚秀园先生家读古英语。方式是先把指定的课文（古英语《圣经》和编年史选段）一句句念出，分析语法，再译为现代英语。不明白处由先生讲解，参较中古高地德语、哥特语（代表东日尔曼语，十七世纪绝迹）和古冰岛语（主要文献为北欧萨迦，代表北日尔曼语）的同源词。再上溯至印欧语的第一次音变和第二次音变，前者即格林/威尔纳定律，是历史语言学家重建的使古日尔曼语“脱离”其他印欧语，如梵语、希腊语、拉丁语的一系列辅音音变；后者是区分高地德语（及其后裔现代标准德语）和西日尔曼诸语，包括英语的辅音音变。这些内容，后来先生在《英语史》（商务印书馆，1991）中有所阐述，但作为大学教材，大大简化了。
中古英语（即法国诺曼人入主英伦以后，十二世纪中叶到文艺复兴之前那三百多年的英语）方面，则阅读乔叟（代表伦敦方言）和各地方言文献，例如代表中部西北方言的头韵体长诗《加文爵士与绿骑士》（故事见拙著《玻璃岛·绿骑士》，北京三联，2003）。然后对照法国学者Fernand Mosse的经典《中古英语手册》，写读书报告与先生讨论。但重点放在乔叟。乔叟（约1343-1400）史称英诗之父，是中古英语文学的巅峰。因为在他以前，英语基本上只是下层百姓的土话，宫廷和司法语言是诺曼贵族讲的法语，教会和学术界则用拉丁语。乔叟的词汇，约有一半来自法语和拉丁语，修辞和诗律也深受法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文学的影响。但他的诗歌语言的基础和核心是伦敦方言；后来伦敦方言成长为英国的民族共同语，跟他的文学成就和崇高地位是分不开的。所以从历史语言的角度看，非常值得研究。乔叟也是先生早年留学耶鲁钻研过的题目。北平解放，清华请他回校执教，他觉得新中国百废待兴，便放下写到一半的博士论文，于一九五零年回国服务了。当然，回国后频繁的政治运动，再埋头于勉强贴个“人文主义”标签的乔叟，就明显地不合时宜了。五七年先生逃过反右一劫，据说是被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保下的：西语系黄继忠老师划为右派，先生为之抱屈，对江书记“提了不恰当的意见”。江书记却实事求是，当众宣布：“李赋宁虽批评我，但他并不反党”（中华校园网载先生文《我与北大人》）。不过，此类事情我从不向先生打听，因为先父早有嘱咐：拜访老先生，规矩与老干部不同，只许谈学术，绝不问政治——怕我说话出格，惹出事来。
李先生希望我接着做乔叟，对我而言是再好不过，因为早就对照方重先生的精彩译文读过原作（见拙著《政法笔记·不上书架的书》，江苏人民，2004），时代背景也不生疏。但是我好高骛远，想找个题目跟古典语文的学习结合起来。先生说，那也行，《坎特伯雷故事集》片断三巴斯妇（Wife of Bath）《开场白》里提到一本书，你可以从它入手，探讨乔诗中的拉丁语及有关文献的运用。我就乐了，没想到先生点了这么个题目；那段开场白是乔叟的神来之笔，大意如下：
织布能手巴斯妇家道殷实，四十岁上得了第五任丈夫，一个年方二十的“牛津学生”。新郎官文文雅雅，样样都好，只是不爱求欢。成天价手里捧一本书，名叫“Valerie and Theofraste”，读着读着就笑出声来。一天晚上，他坐在壁炉前又念将起来（古人很少默读）。巴斯妇尖起耳朵听，却是些夏娃害亚当、叁孙遭出卖、谁家淫妇往熟睡的老公脑袋上钉钉子、哪里的巫婆在情人的酒里搁毒药的故事，控诉的全是古往今来夏娃女儿们犯下的罪行。那巴斯妇是个风流泼辣货，女权先驱，一听这个，全明白了：原来小丈夫对她嘀咕的那些妇德训诫，什么“姑娘衣一脱，羞耻心全抛”（圣杰罗姆《反约维年书》1:48），“美女若不贞，金环挂猪鼻”（化自拉丁语通行本《旧约圣经·箴言》11:22），都是这里头看来的！不禁怒火中烧，将那“淫书”一把夺下撕了，再对准牛津学生的面颊一记，把他打个仰面朝天，跌在木炭灰里。新郎官爬起来，发疯一样，一拳将老婆打昏在地。从此巴斯妇聋了一只耳朵，小丈夫却晓得听话了（《开场白》525行以下）。
Valerie 和 Theofraste，是两篇中古拉丁语作品。前者全称《瓦雷里劝陆非奴不娶妻文》（Dissuasio Valerii ad Rufinum de non ducenda uxore），古人以为圣奥古斯丁所作，其实是亨利二世朝（1154–1189）一位通人马普（Walter Map）的手笔。马普是威尔士人，曾任牛津副主教，博闻强记，机智脱俗。传统上不少拉丁语醉酒歌归在他的名下，据说还写过一部拉丁语亚瑟王传奇，今存古法语译本，即“标准本”散文《湖中郎士洛爵士》。但现代学者能够确认的马普著作，只有一本掌故书《庭臣琐闻》（De nugis curialium）。《不娶妻文》即出于此。《庭臣琐闻》在中世纪并无名气，仅一部十四世纪羊皮纸抄本传世，到十六世纪才见著录。《不娶妻文》却流布甚广，乔叟笔下的牛津学生爱不释手，大概既是讽刺也是时代风貌的真实写照。Theofraste即亚里士多德的弟子、古希腊逍遥学派哲人提奥弗拉斯特（约公元前372-287）。中世纪有一篇《提氏论婚姻金书》（Aureolus liber Theophrasti de nuptiis），归于他的名下。《金书》与《不娶妻文》齐名，也是攻讦女性、鄙视婚姻的布道文章。巴斯妇在《开场白》里还列出小丈夫“淫书”中其他篇目的作者，诸如奥维德、特尔图良（二世纪教父）、圣杰罗姆（约342–420，教父、通行本《圣经》译者）等，都是古代关于贞操性爱与婚姻的权威。由此看来，牛津学生读的是一本讨论婚姻问题的名家“文选”。这也是中世纪书的常态：羊皮纸昂贵，誊写费时，最好一本书顶得上一部专题百科，有用的知识和道德教训一块儿收录其中。勤奋的学者，例如乔叟，会到各地的寺院图书馆去抄书（他自称拥有六十本这样的书，算是不小的私人收藏）。抄书也是寺院僧侣的一项收入，因为常有贵族和有钱人家出资请他们做书，题目自然取决于出资人的爱好和需要。寺院便成了中世纪文化知识，包括异教知识甚至一部分亵渎神圣的文字的保存者。这一艰巨而神秘的知识生产和流通过程，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先生在小说《玫瑰之名》里有生动细致的描写。
于是，我对巴斯妇小丈夫的“淫书”大感兴趣。当时听说牛津大学出版社新出一版《庭臣琐闻》，可是北大图书馆、北图和中科院图书馆都没有，连一九二四年的旧版本也没有。特尔图良、圣杰罗姆等教父的拉丁语原著倒是有一些，书中插的发黄的借书卡上往往只一个遒劲的签名：钱钟书。二手资料例如中世纪语文历史宗教等领域的学术期刊也少得可怜。写信去法国向我的老师波士夫人求助（见拙著《玻璃岛·圣杯》），她立刻买了一批书寄来，却是一套古法语传奇，也是乔叟借鉴引用的，但不属于牛津学生的“淫书”：应该是我的信没写清楚。只好报告李先生，题目太冷门，缺书，没法写论文。先生笑道，不错不错，我出那个题目是考考你。现在国内的条件，只够打一个基础；系统的训练和深入研究，你得出国留学。之后，根据我的兴趣和图书馆书刊资料，先生把论文方向定为乔叟的诗律研究；我选的题目，则是乔叟早年一首寓言体悼亡诗《公爵夫人书》的“四重音诗行的断续问题”。
一九八三年秋，哈佛燕京学社再度来华面试（前一年录取了张隆溪学长，再前一年则是赵一凡学长）。李先生和杨周翰先生、贝尔娜小姐做推荐人，我申请了哈佛和耶鲁的英语系，两处都中了。次年通过硕士论文答辩，提前半年毕业。李先生大概是希望我进耶鲁的，因为那是他的母校。但学社的奖学金优先给哈佛，而且“乔学”在哈佛有悠久的传统和最强的教授阵容，我就到了哈佛。
在哈佛，先生替我打好的古英语和乔学基础马上“见效”，让我得以跳过中古文学专业必修的英语史、古英语基础和乔叟讨论班（seminar），直接进入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的学习以及古典与中古语文的训练。而博士论文的选题也顺理成章，从乔叟的诗律转向全面的语言考据，即古法语《玫瑰传奇》之中古英语译本（格拉斯哥残卷）三片断中乔叟手笔的真伪问题。一九八七年过完大考（博士资格考试），即写信向先生汇报了论文选题，并提出翻译《贝奥武甫》。先生非常支持，叮嘱我翻译上的问题可向杨周翰先生请教（次年杨先生来美讲学，多有指导；见拙著《木腿正义》，中山大学，1999，页120），还写信给北京三联书店沈昌文先生大力推荐。译稿后来就由沈先生亲自编辑，于一九九二年出版（沈先生之谦虚认真，也让我十分感动：他把前言中感谢他的话删去了，封底也不印编辑姓名）。
这几年每逢同学聚会，常谈起在北大受教于李先生的两年。不是怀旧，而是有感于九十年代以来西学在中国的衰落；究其根源，则连着大学教育和学术的腐败。漫漫长夜降临之际，自然就格外怀念先生的学问风范。清华十一级外文系可谓人才济济，除了李先生，还有查良铮（穆旦）、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等；杨周翰先生从北大毕业前也是他们的同班。如今那一代英杰都逝去了。李先生论英国诗人、批评家阿诺德（1822-1888），曾写过这么一段话：蜜蜂用蜜和蜡布满蜂房，给人类提供了最高贵的两样东西：甜蜜和光明。阿诺德就此发挥，解作“美和智”，其完满的结合即理想的文化。我想，先生留给我们的，一言一行之中，正是那“蜜与蜡”一般的“美和智”的教育与学术理想。正是因为那理想的“甜蜜和光明”，我们在黑暗中的前行和抵抗，才有了信心和希望。
二〇〇四年五月十五日于铁盆斋；载《文汇读书周报》（二〇〇四年五月廿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