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笔记

简介(略)。二〇〇四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冯先生的《政法笔记》和《创世记：传说与译注》两书，引起读书界广泛关注。九月间，冯先生来湘潭探亲，笔者专程到湖南科技大学与冯先生会面并做了以下的访谈。（向继东）

向：先谈谈你今年出的这两本书吧。我记得，《创世记》里的故事在《万象》杂志连载时，好像题为《尘土亚当》？

冯：是的。但出书时考虑，作为书名，一个多卷本的开篇，为了跟后边各卷的篇章衔接，还是依照传统叫《创世记》的好。

向：你在前言中说，关于《圣经》的版本文字、历史和思想背景，拟另文讨论。这里能谈一点吗？还有，《圣经》早有中文译本，且被广泛接受，为什么还要重译呢？

冯：《圣经》对于现代中国人的意义，我在《政法笔记》和彭伦先生的采访里说过，这儿不重复了。希伯来语《圣经》的版本文字，包括中文旧译的一些问题，我准备抽空把译经的笔记整理一下，择要发表，稍加讨论。

中文旧译中流行较广的有“和合本”，可以简单谈谈。那是新教各派上世纪初妥协合作，在上海出版的。它用了一种生造的“白话”，念起来大舌头似的，大概是受了传教士的影响吧，我叫它“洋泾浜中文”。本来，经文拗口一点也无伤大雅，让信众和普通读者慢慢习惯就是了。但它运气不好，生不逢时；“五四”以后，现代汉语文学的发展即新文学运动走了另外一条道，和合本那个“白话”就留在死胡同里了。常有教友告诉我：读不懂。当然，我们现在用来思考、写作和讨论问题的汉语的词汇句法和节奏，它的丰富的表达力，还经过“红宝书”的熏陶和马列编译局的锤炼，就更不一样了。你读读香港、台湾的学术和翻译作品，马上就感到差距不是一点点，是一个时代。和合本另外一个缺点，是舛误太多，没有吸取当时西方已有的《圣经》研究成果。有些地方错得还蛮有趣，我给你举个例子：《创世记》开头，上帝在深渊大水之上造了光。然后说（1:6）——

拙译：大水中间要有苍穹，把水分开！
和合本：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

“诸水”不通。原文复数（mayim）形容水势浩淼，并无诸水分流的意思；后者是陆地升出海面后的景象（1:9）。“空气”则是误译。按照古代近东闪族人的宇宙观（希伯来人属于其中说西北闪语的一支），天空是一座晶莹透亮的穹隆（raqia`），托起天河，罩住大地。河水透过穹隆的孔隙或窗口漏下，便是雨。所以苍穹为固体，像一只倒扣的碗，是上帝造来分开天上的水和地下的水的。古代译本，例如希腊语七十士本和拉丁语通行本，都是这么理解的（stereoma / firmamentum > 英语钦定本：firmament）。和合本怎么会误译为“空气”呢？我没有考证过。没准，参与译经的传教士们接受了现代科学观念，把经文“重译”了。

向：《圣经》和犹太教有很大的关系，是吗？

冯：论起源，希伯来语《圣经》（基督教称“旧约”）本是古代以色列人的宗教典籍和民族文化遗产。书中记载的人物事功和神迹，古人留下许多传说。其中有些对后世影响极大，从宗教思想、道德哲学到文学艺术、民间风俗——包括基督教在内——例如恶天使撒旦（上帝和子民的敌手）的故事。我就尝试着拿来“故事新编”了。

向：我觉得《创世记》和《政法笔记》有很大的不同，前者恐怕是对宏大的人类文化的追溯，而后者则是直面当下的急切关怀。

冯：没有办法，我们老三届“知青”伤亡惨重，“欠债”太多，不得不写。

向：我很喜欢《政法笔记》。读过你这本书，印象很深。从技术层面来看，你是一位随笔文字的高手，简洁的笔法，犹如史记；从思想层面看，你说的都是关于政法的问题，但文字穿透力极强，犀利而又不露锋芒，且都击中法律背后的要害。这样的书，学府里一般所谓的教授恐怕是很难写出来的。

冯：过奖了。法律其实跟文学差不多，只是文字拗口一些，道理浅白一点；两者都是教化或思想改造的利器。我在《木腿正义》和《政法笔记》里讨论过这个问题。政法实践对于（广义的）文学艺术的依赖、渗透和利用，在现代西方式法治意识形态建成，即支配大众想象力之前，向来不是秘密。问题的关键是，其实现代法治也是这么运作的，靠银屏故事、报屁股漫画、电脑游戏、武侠和言情小说等等来说事、论理、蒙人。美国也是法盲大国，它怎么治理？当然不靠律师法官，而是靠好莱坞“偶像产业”(包括色情文艺)和主流传媒“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么潜移默化、灌输教育出来的。否则不能解释，为什么政法业者尤其政客、律师的名声那么糟糕，大众依然相信法治，至少相信没有更好的制度选择。但是，中国又有独特的国情：因为大众媒体和学界老在说“普法”，老百姓以为法律真是看不懂的什么“东东”了，认了“秋菊”的命，哈哈。学者的任务，便是揭示这场“普法”运动之下、之后的问题。

　　有一年，香港大学法学院的老同事陈弘毅先生来访，问哈佛广场有哪几家书店可看。我推荐了号称“全美最佳学术书店”的哈佛书店（按：此书店实际与大学无任何隶属挂靠关系，只因店名起在大学申请“哈佛”商标、成立商标授权管理办公室之前，故得以免费继续使用“哈佛”二字，包括注册含金量极高的互联网域名：www.harvard.com）。陈先生进了书店即来到“Law”字下面，发现法学书籍仅占了一只书架，远少于周围其他科目（宗教、神话、哲学、政治）的陈列面积，甚为惊讶，问什么道理。我一下答不上来：实在是老主顾了，熟视无睹，竟从未留意过法学的这一“窘境”。上世纪八十年代，哈佛书店后门街角旮旯里还缩着一爿法律书店，窗口粘些“收购旧课本”的黄纸条。后来不知什么缘故关闭或迁走了，哈佛书店却也并不乘机扩展法学的面积。回到家里，又想了想，觉得事出有因，似可这样解释：

冯象的新书《政法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北京大学法学院沈明先生就此与作者做了书面访谈。

沈明：二〇〇〇年以来，您在《读书》杂志上陆续发表了“政法笔记”系列文章，在知识界引起不小反响。《政法笔记》这本书里的其他文章我也大多读过，而且不止一遍。可是要对这本书归纳出一个总体印象，却不容易。我觉得，您在《县委书记的名誉权》一文的结束语点破了主题：“一言以蔽之：宪政重建。”也许是受到美国法学的某种影响，宪政问题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法学界（乃至整个知识界）的热门话题，而您的文章也以多少有些“另类”的姿态加入了这一讨论。依您之见，我国宏观社会政法语境的变迁是否足以促成宪政问题在今天的重新凸显？中国素无宪政，何谓“重建”？在法治建设受制于政治体制的条件下，新一轮宪政舆论与理论热潮在多大程度上不是“戴着脚镣跳舞”的“自娱自乐”？

冯象：“宪政”是一面旗。一样的旗号，可以有不同的目的用意和行为效果。旧中国也搞过宪政，立了不少法，也有舆论和理论浪潮，但没成功，被革了命。我小时候，有位邻居老先生，他是那个时代投身宪政建设的法律精英，东吴还是什么大学毕业，解放后境遇之尴尬可想而知。前几年回上海探亲碰上，老先生颤颤巍巍拉着我的手说：“你看我，一辈子就这么浪费掉了！你们好呀，你们赶上法治建设的新时期了！”所以现在不是开辟新天地，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东西；虽然具体做法要讲究技巧，要运用政治智慧，要善于抓住机会。基础还是清末民初那两代人打下的。就法制和宪政而言，那些人的成就（术语概念组织架构等整套制度的引进和创立），是我们后人不可企及的。

沈明：也许是您曾在耶鲁法学院这个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大本营接受法律教育的缘故，我在您的文章中清晰地感受到了现实主义法学及其后继者批判法学的思想痕迹，比如您对我国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官方政法意识形态的某种肯定和发挥，进而揭示并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现代法治意识形态。在学术界宪政“合唱”与“对唱”的四面楚歌之中，您的声音是“另类”的，但至少在我看来也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启蒙。然而，现实主义和批判法学的思想资源对于公、私权力（利）对比悬殊的中国社会现实来说，显然有其消极的一面。另一方面，我觉得一些学者以学术“大词”包装起来的研究，未必尽是“一厢情愿”的理论游戏，也可能是出于各自的政治立场，在社会政法制度博弈实践中采取的一种委婉的策略。是的，宪法和现代法治意识形态都有两重性，然而“皇帝的新衣”也可以解作一个充满智慧的博弈，在这一游戏格局中，“骗子”、臣民和皇帝的优劣处境是显而易见的。不知您怎样看待上述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请原谅我这种不准确的概括）两种方法的差异以及它们在中国法治建设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