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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 :我的几个国庆节

王朔 :我的几个国庆节

1958年我出生时这个国家刚刚建立九年,比我晚一年出生的孩子很多都叫“国庆”或“十庆”。1959年的国庆我没有印象,只在后来看了不少那一年拍摄的电影,都是歌舞升平的那种,跟别的年份拍的片子不一样。文化大革命批判了这批电影,说这批电影表现了“资产阶级人性论”,证据是有的片子的女主角爱上了男主角,有的片子的女主角很爱自己的父亲。在当时那是不允许的,每个人都应该只爱毛主席,其他都叫“无缘无故的爱”。现在的官方说法,那是中国电影的“第一次高潮”。 1971年,我参加了国庆游行的儿童组字排练。按照计划,我和其他数万名儿童要共同组成那次游行的背景,当军队和彩车走过天安门观礼台时我们就一齐打开手中的彩色大纸本子顶在头上,向着天空拼出巨大的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此,我们从夏天开始停课,每天在学校集合,走十几公里路到天安门广场排练。很多小孩中暑,尿裤子。广场旁边的便道上有一排排铁盖子,掀开围上帐篷就是临时厕所。有时我在里面尿半截儿,尿急的女孩子们就提着裤子冲进来占领了身后所有的茅坑,我只好从另一出口仓皇逃出。有的男孩正在大便,起也起不来,四周蹲满女孩,又羞又无奈,气得掉下眼泪。 等我们排练好了,这年的国庆游行取消了,党的副主席林彪乘飞机出逃苏联,在蒙古坠机身亡。毛主席很受打击,从那以后身体一天不如一天。那年国庆日改在各公园庆祝了,我第一次去了颐和园,皇家园林的美景令我目迷神乱。在颐和园后山我迷了路,听到山外的阵阵管弦就是走不出去,穿山度林时被乱石绊了一跤,右手背上至今留着一块小伤疤。

塞缪尔·约翰逊:《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

塞缪尔·约翰逊:《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

李赋宁、潘家洵 译 我们可能永远听到有人抱怨说我们对于死人妄加赞扬,说我们对古人怀着他们不应得到的尊敬,这种尊敬只有真正优秀的作家才配享受。什么人常说这样的抱怨话呢?他们可能是这样一种人:虽然他们的话不能算是真理,但他们却想靠着发表似是而非的谬论而出名;他们也可能是另一类的人:这些人由于不得志而不得不设法安慰自己,因此希望他们在当代所不能获得的名誉地位,后代的人会送给他们,因此他们妄想他们由于忌妒而受不到重视,最后时间会给他们带来人们对他们的重视。 事物的某些特性常会吸引人类的注意,古老性就是其中的一种。古老性的信徒们崇拜古老的东西不是从理性出发,而是由于偏见。有些人似乎毫无选择地爱慕任何长期保存下来的东西,而不考虑有时这些东西之所以被保存下来是由于时间和偶然性合作的结果;可能大家对于过去的优秀作家比对于现代的优秀作家更容易发生景仰的感情;我们的头脑在评价当代天才作家时,总要穿过年深月久这面黑影重重的镜子去看他们,就好像我们带上人为的障眼物去看太阳一样。于是文学批评所讨论的问题的主要内容就成了去挑今人的错,而去发现古人的优点了。于是就有这种现象发生:当一个作家还活在世上时我们根据他的最次的作品去估计他的才能,而当他一旦去世,我们却又根据他的最好的作品来衡量他的价值了。 可是有一些作品,它们的价值不是绝对的和肯定的,而是逐渐被人发现的和经过比较后才能认识的;这些作品不是遵循一些论证的和推理的原则,而是完全通过观察和体验来感动读者;对于这样一些作品,除了看它们是否能够经久和不断地受到读者重视外,不可能采用任何其它标准。人类长期保存的东西都是经过经常的检查和比较而加以肯定的;正因为经常的比较证实了这些东西的价值,人类才坚持保存并且继续珍贵这些东西。正像在大自然的作品当中,一条河不能算是深,一座山也不能说是高,除非我们游历了许多名山,渡过了许多大河,我们就不可能做出适当的判断;同样在精神创作当中,没有任何一件东西能够称得上优秀,除非经过和同类的东西比较之后确实发现是这样。论证会立刻显示它的说服别人的力量,既不期望也不害怕时间的洪流会对它发生任何影响;但是一些未经肯定的和试验性质的作品必须按照它们接近人类总的和集体的能力的程度来加以判断,而人类总的和集体的能力是经过无数代人们的努力才能显示出来。对于世界上所盖起来的第一所房子,人们可能确定它是圆的或是方的;但它是否宽广或高大就必须由时间来确定了。毕达哥拉斯记数法立即被人们发现是一种完美的记数法;但是荷马的史诗究竟是否超越人类智慧通常的界限,我们一直到现在还不敢说,我们只能说这样一句话:一个民族接着另一个民族兴起来了,一世纪又一世纪的人们过去了,但是人类所能做的只是把荷马诗中的事件重新安排一下次序,重新给他的人物命名,变变样子说出他的思想感情,此外就很少有其它内容了。

刘忠:政法委的构成与工作方式

刘忠:政法委的构成与工作方式

初民时代的人群从自然状态进入到社会状态,结为一个共同体后,为共同生存和公共福利,都需有一个集合意志。[1]集合意志的作出,有两个端点,一端是寡头制的独裁专断,另一端是波兰曾实行的自由否决权(liberum veto)制度,这种“极端的、自我挫败式的”制度规定“每位议员都享有否决议会决议和终止本届议会的权力”,这一“毫无生气的政治体制”导致从1772到1795年,波兰三次被瓜分,彻底丧失了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2] 列宁领导的俄共(布)建立了民主集中制,将作为单个人集合的政党之组织力,发挥至最大,成为布尔什维克1917年夺权成功的组织前提。在帝制时代漫长且散漫的个体小农意识浓厚的中国,民主集中制被高度认同,国共两党都将其接受为基本组织原则。[3]对民主集中制的内容,中共中央的表述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4]毛泽东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5] 1870年10月31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次革命实践巴黎公社起义,建立了“摆脱清谈馆式的议会制”,而是由委员组成,兼管立法和行政的代表机关公社委员会。[6]在共产党建立政权后,设立委员会,作为民主集中制的实现方式,成为共产党对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项事务治理时的基本组织形式。[7]其中,党委政法委员会的设立,是当代中国不同于西方司法体制的主要特征之一。

清华大学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冯象:欢迎来到硬规则世界

清华大学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冯象:欢迎来到硬规则世界

这是一本新书,《我是阿尔法》,封面画着两个人:机器人高出一头,向人类伸出手来,可是那个抬头仰视的人身子僵直,不愿握手。 “原本草稿上,俩人是一样大的。后来我建议机器人大点,人小点。”作者冯象先生说。 他说,国内学界讨论人工智能(AI),经常落入一个误区:把AI理解成了自动化问题。可是自动化,从发明轮船火车开始,产业升级“腾笼换鸟”的挑战,是人类社会一直在应对的,至少有200年了。人工智能之所以值得探讨,是因为地平线上升起了两片阴霾:大失业同AI军事化。终极的威胁则是,发展下去,人类可能会面临一个远比自己聪明的物种,其行为、性格与思想意识人绝对无法理解。这,才是新问题。 已故的麻省理工教授明斯基(1927~2016),人称AI教父,曾说:“智能的力量源于我们自身广博的多样性,而非某种独一无二的完美原则所赐”(The Society of Mind, 1986, p.308)。在他看来,本质上,人的感情和心理意识跟演算、逻辑推理没什么不同,都是智能的表现形式。人们引以为傲的各种智能,都可以还原为神经元相互作用的过程。

冯象:他的歌与我同在——《新约》修订版缀言

冯象:他的歌与我同在——《新约》修订版缀言

光阴似箭,自译注《新约》,回国服务,在清华讲授法律与宗教,不知不觉已近八年。去年课毕,准备讲座材料,翻开书桌上这本紫红封面的牛津版《新约》,忽有一个发现,一直未留意:好些书页天地头的空白消失了,被各色墨水的勘正和补注填满了,也就是说,书该修订了。 当时手上另有一部书稿《圣诗撷英》,是圣书的诗萃,写了大半年了。其中《新约》选了十二篇(片段)。作这十二篇的导读与注释,也有不少因解经而起的思想上的收获,不啻给牛津版的修订做一遍预习。冬月,《圣诗撷英》交稿,便开始了修订。对照原文,从福音书到《启示录》,一字一句重新斟酌,全力以赴,至六月底终于完工:“一番炽热的劳动”,诚如但丁的引导者吟咏,“多么幸福!人把城墙立了起来”(o fortunati, quorum iam moenia surgunt,维吉尔《埃涅阿斯纪》1:436)。 跟之前的两卷《摩西五经》《智慧书》的修订一样,译文主要是“微调”,进一步节俭文字,锤炼风格;让经书的不同作者,及其笔下呈现的不同性格和思想立场,发出不同的声音。

刘忠:从公安中心到分工、配合、制约——历史与社会叙事内的刑事诉讼结构

刘忠:从公安中心到分工、配合、制约——历史与社会叙事内的刑事诉讼结构

导 言 作为现代性的标识之一,诉讼在刑事领域中功能分化、分立。区别于古典时期的功能合一,现代国家的刑事诉讼分化为侦查、羁押和强制调查手段批准、预审、起诉、审判、执行等各个诉讼职能,这些职能以不同方式配置,结成不同的刑事诉讼结构。结构是事物的要素、成分之间在人的意向中的一种稳定的关系形式。对诉讼进行结构分析,成为理解刑事程序法的一种辅助认知方式。[1] 美国学者帕克(Herbert L. Packer)以隐喻方式,用“障碍赛”和“流水线”来分别指称刑事诉讼的社会控制和正当程序两种模式。[2] 中国的法学研究者多因袭此说,将当代中国的刑事诉讼结构理解为“流水线”,或将“障碍赛”偏转,称之为“接力赛”,认为这一结构有两个基点:其一,公检法各机关依诉讼阶段顺序先后进入;其二,流水线、接力赛的起始由公安机关担当,这对其后的形态具有决定性,检、法在这一结构中只是处于被动承受位置,整个结构表现为公安中心。[3]这种理路在知识论上来自于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同构的假设,以为可以用自然物理世界的机械构造和景象同样来解释社会。对当代中国刑事诉讼结构最准确的表述,是彭真确定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但一些西方研究者亦将此结构套入帕克的上述隐喻进行读解,[4] 造成更大的认知误导。 彭真所确定的这十二字原则,是对建国初期“公安中心”结构的改变。对此,本文将探讨如下几个相互关联的问题:(1)在思想政策上,从公安中心到公检法分工、配合、制约结构的演化;(2)在体制设计上,1983年的司法体制改革如何对此思想政策进行实现;(3)在规则意义上,刑事诉讼法对此体制设计的展开;(4)规则落入实践中,实际生发出的侦、诉、审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力图揭示,由于社会变迁,实践中发生较多非1983年时的刑事诉讼结构设计时所能预期的现象,新近的政策设计并非是构建法院中心、监督中心等新的一元中心,而是“回到彭真”。本文旨在对这一历程和该结构在社会中的实现进行一个白描的叙事,对再造中国刑事诉讼结构的革新话语,提供一个尽可能扎根的/在地的经验意义上的“写事实”的报告。

索尔仁尼琴诞辰一百周年

索尔仁尼琴诞辰一百周年

今天,2018年12月11日,是索尔仁尼琴诞辰一百周年。 根据 Gary Saul Morson 教授的看法,二十世纪俄国文学,称得上经典的,大概只有《古拉格群岛》及《大师和玛格丽特》。 索尔仁尼琴英文传记作者 Michael Scammell 在《纽约时报》的纪念文章:The Writer Who Destroyed an Empire。

《经济学家》2018年最佳图书

《经济学家》2018年最佳图书

参考:《经济学家》年度最佳图书: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 The big read: The Economist’s books of the year Politics and current affairs Moneyland: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Crooks and Kleptocrats Who Rule the World. By Oliver Bullough. Profile Books; 298 pages; £20. To be published in America by St Martin’s Press in May; $28.99 Moneyland is the author’s term for the virtual country into which the world’s mega-rich smuggle their (sometimes ill-gotten) wealth, so insulating it from the attention of tax and other officials. Focused in part on the kleptocrats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the book ranges across the world and a wide cast of lawyers,…

臧棣:一首伟大的诗可以有多短

臧棣:一首伟大的诗可以有多短

九十年代初,关于戴望舒的诗歌语言,余光中曾经有过一番发难。大意是说,戴望舒的诗歌语言有许多缺陷,远远没有达到成熟;而这样的有着致命语言缺陷的诗人,居然占据着新诗史上一个显赫的位置,是很奇怪的。由于诗歌是一个特殊的语言竞技场,所以,后来的诗人意识到前驱者的语言局限,不仅意味着他自身的成长,而且也是诗歌自身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但是,在余光中对戴望舒的责难中,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后来者对先驱者所依傍的语言资源和所处的语言环境缺少必要的同情心;不仅如此,余光中对戴望舒的语言才能的判断也极有问题。而最大的疑问在于,当我们用今天的关于诗歌语言的标准去衡量戴望舒那一代诗人时,我们所运用的尺度本身是否具有充足的客观性。 问题不在于戴望舒的语言是否成熟,或者是否完美,因为这太像是一种趣味之争。在余光中对戴望舒的责难中,让我感到不够公允的是,他的批评更多的是出于他自己的语言趣味;并且,他把自己的趣味当成一种客观的审美标准来运用。这样,他得出的结论——戴望舒的诗歌语言不成熟,便令人疑窦丛生了。因为在新诗史上,就绝对的语言才能而言,大概只有两三个诗人能和他匹敌。当然,由于戴望舒所处的时代,新诗语言的整体水准比较低,这或多或少影响了他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在个别的文本中,他的语言确实有不少毛病,但必须意识到,无论这些毛病有多少,它们和戴望舒对诗歌语言的自觉意识相比,和他所拥有的语言才能相比,甚至和他自己的另一些更优异的文本相比,都是非常次要的。在我看来,戴望舒目前在新诗史上享有的显赫的位置,不是由于其他的原因,比如,不是由于他在主题上的开拓精神,不是由于他在风格上的创新意识,恰恰是因为他在诗歌语言上显示了一种令人难忘的造诣。如果人们要在新诗的发展史上,为诗歌语言的进展和成熟树几块纪念碑的话,很多名声显赫的人都可以被忽略,但戴望舒的这一块碑是一定要树的。 也许,更需要我们自己不断省思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新诗语言的成熟?为什么很少有人指责小说的语言不成熟,或是抱怨散文的语言不成熟?新诗的语言,在本质上和小说、现代散文的语言是一致的。尽管有过一些短暂的偏离,如新格律诗运动,但在总体上,它根植于“五四”知识分子启蒙主义的语言观及其实践:即用来创作新诗的语言,不再是一种特殊的文学语言,而是一种和用来创作小说的语言没有什么本质差别的语言。不要小瞧这其中界限的消弭,它预示了一种新的诗歌理想,也揭示了一种新的语言态度:诗歌的语言应该趋同于日常语言。它更极端的主张是,新诗的语言应该口语化。

Gary Saul Morson 谈俄国文学英译

Gary Saul Morson 谈俄国文学英译

“俄国文学英译”貌似挺大一个题目,这里其实只是摘抄几段 Gary Saul Morson 的文章,以为备忘。 Gary Saul Morson,西北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在 Commentary 杂志二〇一〇年七、八月号上有一篇文章“The Pevearsion of Russian Literature”,不客气地批评了被媒体和评论家(包括 James Wood)热捧的 Richard Pevear & Larissa Volokhonsky 俄罗斯文学英译,称这一现象为“悲剧”。 Morson 教授的观点很鲜明:Pevear-Volokhonsky 的诸多译本虽然畅销,但翻译质量或文学价值其实很低。P-V 夫妇的翻译不行,那么谁的行呢?简短的回答是 Constance Garnett。Morson 教授在1997年给友人的信中以感人的笔触写到: I love Constance Garnett, and wish I had a framed picture of her on my wall, since I have often thought that what I do for a living is teach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onstance Garnett. She has a fine sense of English, and, especially, the sort of English that appears in British fiction of the realist period, which makes her ideal for translating the Russian masterpieces. Tolstoy and Dostoevsky were…

冯象:呐喊和思念——《我是阿尔法》弁言

冯象:呐喊和思念——《我是阿尔法》弁言

此书是《以赛亚之歌》(北京三联,2017)上编的姊妹篇。那书研究《圣经》和宗教,这一本侧重法律。近年因为专注于解经译经,法学方面的文章写得少了。此番结集,重读一遍,觉得几个题目颇受益于一门课“知识产权与中国革命”的教学。不论知识产权、劳动法、宪法,还是大学教育、接班人伦理和人工智能,都是经过课堂讨论,得了学生反馈的。可见“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而“教学相长”,对于写作的重要了。 课以“中国革命”为名,听上去有点另类,仿佛招引删帖的一个敏感词,实际是有来历的。解放后,新清华的办学传统,叫作“双肩挑”“又红又专”,就是根据“祖国的需要”培养人才,不囿于训练工程师。一九九五年法学院重建以来,毕业生便有许多入职各级党政机关和国企,及报名到中西部下基层挂职锻炼的(据说人数为诸院系之首),表现优异的不在少数。但是出了校门当干部,不能只懂些法条学理,开口美国,闭口欧日,摆弄课本里的一套。那样办不成事,容易犯错,脱离群众,甚至挤进了“官场”也难以立足。反对教条主义官僚主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论联合政府》),原本是共产党闹革命的“法宝”,现在经常给“忘了”。 所以,回国服务之初,法学院让我招收知识产权专业的博士生,开必修课,就想到了这一历史视角。内容安排上,大致是一半的课时讲前沿问题,包括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另一半联系这些新技术新经济的挑战,反思二十世纪革命的经验教训,考察网络时代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探索人类理想社会的前路。因为博士生不多,课程遂隔年一讲,并向硕士生和高年级本科生开放,不限专业。要求是,选课同学须自己选题,与老师讨论,期末交一篇论文。

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 v. Harvard 资料选辑

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 v. Harvard 资料选辑

讼案本身,及美国大学招生涉嫌歧视亚裔申请人的相关资料: 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 Ron Unz, “The Myth of American Meritocracy,” American Conservative, December, 2012. [PDF] Note: “The Harvard Plan That Failed Asian Americans,” 131 Harvard Law Review 604 (2017). [PDF] Anemona Hartocollis and Stephanie Saul, “Affirmative Action Battle Has a New Focus: Asian-Americans,” New York Times, August 2, 2017. Drew Faust, “Defending Diversity,” June 12, 2018,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Harvard. Nicole Hong & Melissa Korn, “Court Filings Detail Role of Race in Harvard Undergraduate Admissions,”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5, 2018. Anemona Hartocollis, “Harvard Rated Asian-American Applicants Lower on Personality Traits, Suit Says,” New York Times, June…

利求同:隐私的未来

利求同:隐私的未来

“秘密是撒谎,分享是关怀,隐私是偷窃。” 这是美国科幻作家埃格斯(Dave Eggers)对未来的大胆想象。他的小说《圆圈》(The Circle)拍了电影,这句话是影片里面同名超级公司的训言,同公司建筑的极简主义风格一起,接受“吸科技”的瘾君子朝拜。那里,我们习以为常的道德规范被颠倒了,做成新的信条:藏着隐私是严重的人格缺陷,上缴个人信息等于实现人生自由,光大“分享主义”美德;而保护隐私就视同盗窃,要受新人类的唾弃,并交给新法律制裁。 隐私,能如此激发作家的想象,应该说是物联网智能时代的一个标记。不过,作为隐私的法定业主,我们得感激埃格斯先生的慷慨。因为在他的超级智能化的未来,隐私仍是有价值的,且依法享有平等的保护。人们只需修正价值观,将隐私从“私”和“隐”的疆域中剥离,转化为信息/数据财产,就能继续熟悉的生活了。当然,这新财产总是落在了别人,例如圆圈公司的手里,留给我们个人的,只是生产和再生产即奉献隐私的许可,人格权的一具空壳。但权利的空壳也是权利,也能给人带来安慰,因而是促进社会和谐美丽所不可少的一项制度。 事实上,这隐私的未来已经到来。做一个透明人,自愿或被迫交出隐私,供人牟利,业已是生活常态了。只是,价值观的修正跟社会道德转型尚待完成。转型时期,还会有人呼吁,试图保护隐私;隐私的归属和使用上的冲突,却日益频发而尖锐起来。这是因为,在资本当道的条件下,隐私同分享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最近脸书在美国乃至全球受到质疑,就是生动的例证。国会一边吵架,一边调查,俄国是否介入或干扰了美国大选,脸书却被爆料曾泄露8,700万用户的个人信息,给一家英国公司。脸书声称,这些用户信息是第三方以“不正当方式”获取的。小扎亲自出面,向公众道歉,保证今后严加管理。殊不知,早在二〇一一年,脸书就用户信息泄露事件做出过几乎同样的承诺。而那承诺之所以未能兑现,是因为无法兑现;实际上,国家法律也不允许兑现。现在的商业模式和残酷的产业竞争,有哪一家网络企业,包括电商大鳄,不是靠挖掘买卖用户信息赚钱的?手里的用户隐私越多,市场就越大,利润就越高。假如隐私当真严加保护,不就等于支柱产业集体自杀了?

冯象:全世界机器人,联合起来!

冯象:全世界机器人,联合起来!

Robots of the World, Unite! 资本主义在西方败坏了,这一点已是共识。中国以其强劲的所谓“修正主义”,能否拯救资本主义,做它的末世弥赛亚? 跟中美贸易战或地缘政治的竞争不同,这一次,同今世的败坏赛跑,时间不在中国一边。因为人工智能(AI)来了。 α 人工智能,又名大失业。 这是一场结局已定的比赛,绝大多数人将输给极少数人。前者要因AI而抹平出身、学历和技能的差异,一起堕于失业;后者要藉AI化数据为财产而独占:将来可以为所欲为,顶层设计一切,甚而准备大脑植入芯片,人机融合,称“超人”(Übermensch)。 α 人工智能,越是接近通用(AGI)而全面渗透社会生活、支配经济活动、影响政治决策,就越没有理由留在私人手里,服务于资本的利益。 那么,为何近来谈论计划经济的可行性的,不是经济学家或马院拿国家重大课题的教授,而是智能产业的头面人物?因为资本家从来不信教条,他们明白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诚如爱因斯坦指出。

New Book: <em>The Chinese Must Go: Violence, Exclus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Alien in America</em>, by Beth Lew-Williams

New Book: The Chinese Must Go: Violence, Exclus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Alien in America, by Beth Lew-Williams

The Chinese Must Go: Violence, Exclus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Alien in America, by Beth Lew-William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ISBN 9780674976016 The American West erupted in anti-Chinese violence in 1885. Following the massacre of Chinese miners in Wyoming Territory, communities throughout California and the Pacific Northwest harassed, assaulted, and expelled thousands of Chinese immigrants. Beth Lew-Williams shows how American immigration policies incited this violence and how the violence, in turn, provoked new exclusionary policies. Ultimately, Lew-Williams argues, Chinese expulsion and exclusion produced the concept of the “alien” in modern America. The Chinese Must Go begins in the 185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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