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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求同:大数据智能时代,医改何处去?

利求同:大数据智能时代,医改何处去?

一 这两年,医改新政频繁出台。比如2015年6月,开始实施发改委等部门《关于印发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取消绝大多数药品的最高零售限价。2016年7月发布《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意见》,进一步缩小政府对医疗服务的定价范围,目标是2020年,形成“以成本和收入结构变化为基础的价格动态调整机制”。与此同时,人社部开启了公立医院去事业编制的人事改革,即建立医护人员的雇佣制,以吸引私人资本。回头看,这些新举措,无非是剥离政府对全民健康和医疗服务几十年来一直承担的义务,仅保留法律监管职能,放手让市场(读作资本)来安排、取舍医疗服务。 市场,教科书上说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有供给有需求,就有竞争和垄断。谁嬴谁输谁能垄断,只要不违法,就算合理公平,虽然立法几乎总是滞后,管不了强者通吃的现实。实际上,市场只遵循一条规则:赢利。其余都是可忽略的。但医疗服务不是这样,它一点也不价值中立,而是有一条伦理底线,就是维护促进患者和公众的健康福祉。这是医疗服务作为一项社会事业,老百姓认同的安全底线。也可以说,医疗为谁的问题,就是如何保障中国社会的安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么看,本轮市场化、资本化的医改同医疗服务的价值目标间的冲突,其可能引发的社会经济、伦理和政治危机,就显得格外刺眼了。 那么,这场医改是从哪儿来的呢?从主事者给药品定价改革列出的两条主要理由可见端倪:一、“药品价格管理面临的体制机制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为取消药品最高零售限价创造了条件”,意谓开放药品价格,搞市场竞争/垄断,时机成熟了。二、声称实行药品限价的,“主要是社会医保体系尚不成熟的国家或没有实行单一社会医保体系的国家。而开放“市场交易价格”,通过“采购和价格行为等综合监管,引导药品市场价格合理形成”的,则是“社会医保体系相对成熟统一的国家和地区”。后者“已经逐渐成为主流”(发改委)。

冯象:那生还的和牺牲了的

冯象:那生还的和牺牲了的

一 四月间在上海讲学,蒙田雷君赠一本新书《非凡的时光》,是他们六位青年才俊合译的美国法学名家的访谈录。高铁上一气读完,饶有兴味,因为书中所记十个受访者,多是哈佛耶鲁的熟面孔。尤其开篇结尾的二位,邓肯·肯尼迪先生与科尔曼先生,让我想起留学时候的一些趣事,颇感亲切,如下: 初抵剑桥,阔别多年的知青战友M从洛杉矶飞来探望。走进哈佛老院(Harvard Yard),她掏出相机拍照,忽听身旁有个男中音道:要不我帮你俩来张合影?扭头看,是一个笑容可掬、微微谢顶的绅士,自我介绍,说是做律师的,刚去过中国旅游,名叫布莱德利。M走后,布律师就约我出游,参加他的哈佛同学聚会,遂成了好友。 八八年,卫斯理女子学院友人D君以学姐希拉里为榜样,念了法律。暑期她到州长杜卡基斯的办公室实习,向我谈及州府的内幕,法律人如何纵横捭阖。我心想,这肮脏的法治,莫非上演的是中国的明天?便找布律师商量报考法学院。他非常支持,说:历史上,法律不就是文学的一支?修辞术而已,奥古斯丁没当上圣人那会儿的营生。你的情况,像我们一个同学邓肯;他是天才,原本立志学习罗马诗人贺拉斯,要给美国文学树一块“不朽的纪念碑”。后来钻研“西马”和法国后结构主义,痛感“民有、民治、民享之政权”业已堕落,祖国亟待解放,就上了耶鲁法学院。现在他是哈佛“批判法学”运动的领军人物了。说着,从书架上取下一册,是邓肯送他的文集,让我拿回去读。

冯象:知识产权的终结——“中国模式”之外的挑战

冯象:知识产权的终结——“中国模式”之外的挑战

摘要:一块新礁石,被“法治号”豪华邮轮撞上了,名叫“知识产权无执行力”。本文指出,知识产权陷入历史性的冲突而被克服,与其归咎于那匹经常被人误名误解的替罪羊“中国模式”,不如指互联网和业务外包这两股全球化潮流为“罪魁祸首”。有鉴于此,通行的法律观念和法律运用或许不得不做出重大修正,以接纳新的普世主义信念。 关键词:知识产权 法治 互联网 业务外包 修正主义 普世主义 一 知识产权正在消亡。至少,那一整套的由我们法学院传授、靠国家机器强制推行的知识财产的各种权利形式(IPRs),那张由法定财产权与人格权编织的繁复的网络,且依照世贸组织(WTO)等全球贸易共同体各成员签署实施的一长串条约同国际协定,有权在一切“文明国度”接受官方敬意和保护——那一类知识产权,业已走到了尽头。

冯象:《智慧书》修订版缀言

冯象:《智慧书》修订版缀言

羊年三月,帝京夜霾,见不足者独行于水木清华(参《摩西五经》二版缀言)。寂寥之中,举目四顾,突然红光照面,仿佛来到了荒野深处。眼前一列奇长的阶梯直通云端,有白袍者衔命,上上下下,恰如先知记述的(《以赛亚书》六章): 只见我主高踞宝座之上,袍裾垂下,覆盖宝殿。左右有火焰天尊侍立,各生六翼:一对遮面,一对掩脚,一对飞翔。彼此高呼着: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大地充盈他的荣耀! 那呼声极大,连门槛的基石也震动了,殿上青烟缭绕。我说:呜呼,我完了!因为我这人嘴唇不洁,在嘴唇不洁之民中居住,竟亲眼见了吾王,万军耶和华! 忽地飞来一个天尊,手持一块红炭,是他拿火钳从祭坛上夹起的。他就用那红炭点我的口,说:看,你嘴唇受过红炭,你的咎责就除了,你的罪愆赦免了! 接着,便听见我主雷霆之音:我可派谁?谁愿为我们前往?我忙回答:我愿意,hineni,请派我去!他说:去吧,告诉那一族人—— 你们听是听了,但就是不明白 看也看了,却什么都不见! ——你去使这些人的心肥肿 让他们耳背眼浊; 免得他们眼睛看见 耳朵听到,心里明白 而悔改,而得了医治! 我问:几时为止呢,我主?答:要到城邑废弃,无人入居,房舍空寂,田亩一片荒芜;要到耶和华将人赶去了远疆,山河沦亡。而残留的仅及什一,即便悔改了也要火里走,如笃耨香或橡树伐倒了只剩树桩——那树桩,便是圣洁之子实。 醒来,晨辉满窗,微风中飘荡着少先队队歌。匆匆吃了早点,走到附小门口,一辆辆汽车已经排起长龙,见不足者却没去留意。他低着头,绕开熙熙攘攘的人群,像是在找寻什么。 那天,他在园墙倾圮处看到一截白亮的树桩;坐下,他开始了《智慧书》的修订。 二〇一五年九月于铁盆斋 《智慧书》,冯象译注,修订版,北京三联,2016.2。

冯象:宪法宣誓,人民监督

冯象:宪法宣誓,人民监督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努力奋斗! ——冯老师,恰逢清华法学院复建二十周年,我们想跟您聊聊,做一次访谈。 好啊,光阴似箭。还记得当年刚建系不久,我从港大来访,几位老师在主楼借用一间办公室的情形。师生都铆足了劲儿,真让人感动,那个时候。 你说“复建”,校园里到处挂的彩幡也这么写,我觉得弱了,仿佛只是恢复一样丢失了的东西。不如说“重建”,重新建设。解放前老清华成就辉煌,但法学混迹于政治学,师生寥落,是拖后腿的;设立不久,即遭教育部训令停办。西南联大时期,法商学院教法律的基本上是北大帮。学生的回忆,都不太恭维,你听听:“教师授课的索然无味是独一无二的”;几乎全是“海龟”,履历挺鲜亮,却“只会逐条讲解法规”。只有费青先生(费孝通先生之兄)一人例外,受学生爱戴。说他既能“谈论深奥的法理”,又能“举出有趣的案例”;“在这个满是无聊的空谈家和古怪的庸才的法律系”,不啻“一盏耀眼的明灯”(易社强,页208-210)。 ——哈哈,您戳破了一个神话。

刘忠:政治性与司法技术之间:法院院长选任的复合二元结构

刘忠:政治性与司法技术之间:法院院长选任的复合二元结构

中国现代的学科专业分类出自西方。对于学科专业化,沃勒斯坦认为:“十九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多元学科的创立乃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由于现实被合理地分成了一些不同的知识群,因此系统化研究便要求研究者掌握专门的技能,并借助于这些技能去集中应对多种多样、各自独立的现实领域。”[1]就法学而言,恩格斯认为:“随着立法进一步发展为复杂和广泛的整体,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工的必要性:一个职业法学家阶层形成起来了,同时也就产生了法学。”[2]这产生了三个逻辑递进的后果: 1、职业法学家阶层产生后,对自有利益的认识从自发到自觉,推动着法学进行有意识地固化和扩张,对于通过法学学历和经历所表现出的专业化,与其他学科竞争; 2、法学的学科化、专业化确立后,法律职业主义认为专业知识的训练符号,与该专业领域的职业实践者,两者之间应具有一一对应的映射关系,否则即是反现代化; 3、英语中学科(discipline)同时具有的含义是纪律/规训,选择某一个学科,意味着接受该学科既成知识体系规范的纪律约束或规训。

冯象:“使耻辱更加耻辱”——致《北大法律评论》编辑部(三)

冯象:“使耻辱更加耻辱”——致《北大法律评论》编辑部(三)

编辑同学: 这次年会人不算多,却很成功,足可称贺。四位老师的发言跟提问评议,有板有眼,谈的都是实际问题,体现了《评论》的好传统。希望坚持下去。 不过我写此信,首先是致谢,感谢你们赠送的惊喜——母亲松江女中时代的一封家书。是网上拍得的吧,真是再好没有的纪念。看内容,像是一九三四年六月上海会考前寄出的,距今八十多年了。母亲在女中,是理科尖子,但受国文兼世界语老师徐声越(震堮)先生影响,终生保持了对文学的爱好。同年考取浙大。入学后发现学术气氛沉闷,校方压制学生;抗议无果,遂转学北平,上了清华物理系。来到清华园,才感觉如鱼得水,十分喜欢。不久,经好友中文系同学孙兰(韦毓梅)介绍,加入了蒋南翔的读书小组。“一二九”运动,翻墙进城上街游行,被军警抓住关在牢里,最后还是梅校长出面,将她们一伙保出来的。所以我从小知道,中国的学生运动,物理系同学总是冲在头里的。 当然现在时代不同了,不能动辄闹“群体事件”。但青年的迷惘、学界的沉沦、人的理想追求和斗争精神,并没有变。这是我回忆旧事,想到与各位分享的一点。

利求同:交出了隐私,再掏空钱袋

利求同:交出了隐私,再掏空钱袋

隐私,现代社会的一项基本价值,正在迅速退出大数据时代人们的生活。 没了隐私,如何生活?然而,日复一日,我们被告知:放弃一点隐私,完全值得。因为,换来的是领先国际的科学管理和高技术创新,一种市场空前繁荣、办事越来越方便的新生活!更何况,人不干坏事心不惊,干吗害怕与大数据为伴? 如此看来,倒是那些执著于隐私意识的人心虚,不愿做贡献了。道理竟可以这样讲,人的尊严与自由得让位于所谓科学管理、创新和市场,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难言的隐情吧。 原来,新兴的电商资本有一种贪欲:依靠实时实地收集用户的隐私信息,由此全面掌握并准确预测消费者的行为,用于营销开发各种产品。只不过,未经许可攫取用户的隐私,毕竟是违法的,至少依照现行的法律。所以就需要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借用一些时髦的话语,然后才能否定,并最终让人们忘却,隐私信息的初始产权;才能拿“洗过”的跟没“洗过”的数据,在交易所公开合法地买卖。今天,手机和电脑用户,谁没有被“瞄准式广告”(targeted advertising)跟踪追逐过?仿佛广告熟知了你从小到大的一切,包括早已遗忘的某一次浏览、点赞、选购或者退货记录。当然,如果你觉得烦人,可以点击“关闭”,把它当一只苍蝇赶开。但是,假若你以为这是电商收集隐私的主要用途,那就大大地小看了资本“创新”的能耐。

《经济学家》杂志评选的2015年最佳图书

《经济学家》杂志评选的2015年最佳图书

参考:《经济学家》年度最佳图书:2011;2012;2013;2014。 Shelf life The best books this year are about North Korea, Detroit, Nagasaki and being a pilot Politics and current affairs Near and Distant Neighbours: A New History of Soviet Intelligence. By Jonathan Hasla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00 pages; £20 A detailed appraisal of how the Soviet Union handled undercover operations from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1917 until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most gripping chapters focus on the chaos that was unleashed by Josef Stalin.

冯象:饮水思源——写在杨周翰先生百年诞辰之际

冯象:饮水思源——写在杨周翰先生百年诞辰之际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杨先生离开了我们,距今已有四分之一世纪。媒体上纪念的文字似乎不多。有一篇学生回忆,有这么一句话,大约能代表某个时期师生间扭曲了的“距离”带来的感受:“因为[先生]待人处世矜持,平日不苟言笑,时有沉郁凝重之态,不止一个人认为他‘有架子’,‘为人孤傲’”(柳鸣九文)。但是我跟随先生读书,从旁观察,觉得他只是寡言、认真,心里却燃着火炬,照见一条艰巨的道路;学问上的事,在先生面前,任何话题包括批评意见,都是可以畅言而鼓励论辩的。 第一次上先生家,在八二年春,入学不久。是跟同学白晓冬还是谁一起去的,记不清了。先生微笑着,示意我们坐下,忽然一抬手,说我考得好,让我吃了一惊。那年北大西语系的硕士生考试,英文和法文(第二外语)不难,但中文卷(欧洲文学史)内容多,得分配好时间,赶着写,印象颇深。其中一题我大胆发挥,引杜甫《春望》比较“通感”或“移觉”的修辞格用法。走出考场,又忐忑不安了:扯上中文语法与古人的诗论,是否离题呢?——居然蒙先生称“好”,大为得意,返回宿舍,同晓冬几个胡侃一通。回想起来,那时节做学生的撂下饭碗,拿本书绕未名湖溜达一圈,径直去敲先生的门,求教随便什么问题,那般倜傥风流,几近“魏晋风度”。除了得益于恢复高考后人们求知若渴的大氛围,及文革破除了社会等级观念,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师长对儿女辈学子的无私关爱。而这份师长心,如今自己到了耳顺之年,也日渐体会了,虽然环境业已大变——现在的大学,众人捆绑在“契约自由”的雇佣劳动里,竞逐名位,谄媚上司,普遍的自私而迷惘,很难想象当年那种亲密的不计功利的师生关系了。

沈明:法学院的生意(一):美国法律教育困境的制度分析

沈明:法学院的生意(一):美国法律教育困境的制度分析

内容提要:美国法律教育在法律全球化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然而,过去十余年来,其繁荣表象之下逐渐显露出种种困境,并在2008年以来的经济萧条中演化成危机。从宏观制度结构着眼,美国律师协会对法律教育机构的认证制度以垄断性的高标准推高了法律教育和法律服务的市场价格,维系了以法学教员为代表的法律职业群体的高额利润。即便美国司法部对美国律师协会的反垄断诉讼及制裁也未能实质性扭转不公平的法律教育市场竞争格局。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塑造、掌控、维护着法律教育体制的法学教授群体的课时量负担不断下降,与此同时,薪酬却持续上涨到明显领先于法律职业总体水平的高度。课时量与薪酬的反向变化是推高法学院学费的直接原因。自19世纪后期现代法学院在美国大学中建立以来,其社会功能定位不断由职业教育向学术研究倾斜,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之间的张力极大地扭曲了法律教育机构。法律交叉学科研究不但与司法实践日益隔膜,而且还使教学本身在法学院中愈加不受重视。其后果颇为严重:不但直接损害了学生的利益及教育市场公平,而且在间接意义上,因法律教育从业者以违背职业伦理的方式获取社会的转移支付而损害了社会正义。 关键词:法学院 法律教育 社会功能 薪酬 课时量

刘忠:四级两审的制度发生和演化

刘忠:四级两审的制度发生和演化

1990年代末以来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叙事前提是反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作为反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对策,一是将两审制改为三审制,二是调整人民法院设置,突破按行政区划设置的模式[1]。增设跨区划法院,不仅是突破政权底部的乡、县、市,而主要是在政权上部设立跨省级区划的大区分院,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这被认为是法院设置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2]在现当代中国司法史上,法院层级调整和审级变化,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互为因果、彼此正相关的一个主题的两个侧面。跨省的最高人民法院派出机构这一方案,在2014年走入制度实践,对三审制的讨论,也形成热潮。区别于以往司法改革对微观工作机制的改变,这是对当代司法体制的突破。 当代司法体制的架构,由1982年《宪法》及稍后修改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确立,这两法是跃过1975、1978年《宪法》和组织法,以1954年《宪法》和组织法为基础拟定[3]。决策中枢在1954年对1949-1954年一届政协期间的政治、司法体制等大量制度进行废弃、重新设计,其中即包括撤销1949-1954年之间,曾经在司法体制中存在的跨省的最高人民法院大区分院,以及废弃三审制,所以一届政协期间被称为过渡政体。然而,六十年一甲子,大区分院制度轮回。两相辉映,落下一个设问:为何大区分院在1954年宪制框架下会被撤销,这对中国司法体制的塑造产生什么影响? 由此,1949-1954年期间的制度规范和实践,即成为考察当代司法体制的制度史前史。本文即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制度史细节进行分析,体察中国司法的构造与司法政治关切所在。制度演化,由无数历史细节连缀、冲决而发生,本文繁密的历史事件和细节所传递的制度史线索是:

利求同:数据商品化何去何从

利求同:数据商品化何去何从

今年,大数据领域迎来了一个里程碑的日子。 四月十四日,我国第一个大数据交易所在贵阳挂牌,并完成了第一笔交易。买卖双方都是有名的企业和机构,虽然数据内容和交易金额不详,数据交易的前景据说十分辉煌。有关方面预测,未来三至五年,贵阳交易所的日交易额将突破100亿元,而整个交易市场可望达到万亿元级别!业内人士称:贵阳交易所是大数据金字塔顶端的一颗“明珠” ,“不但开启数据交易的‘贵阳模式’,更将补齐全国大数据产业链的关键一环,为整个行业掀起一场革命”(见《贵阳日报》2015.4.15头版)。借这个交易所,数据产业向世界正式宣布:“庞大数据的生产和交换,使数据从抽象概念中逐渐剥离”,“数据这个飘在云端的枯燥概念,终于走进现实,变为货真价实的商品”(同上)。 画龙点睛,“数据商品化”正是整个事件的关键词。随着互联网技术更新换代,数据的大规模采集和分析使用,已是人们生活的常态。高端分析算式的研发,使抽取数据中藏着的有用信息成为现实。于是数据的魔力大放异彩,给我们带来了梦寐以求的便利。例如,商家仿佛钻进消费者肚子里的孙悟空,你才转了个念头,电脑和手机就奇迹般地开始推送相关的商品广告了。真应了那句老话:心想事成。当然,我们也添了许多闻所未闻的麻烦,比如刚接通一个免费WiFi,银行账户信息就莫名其妙地泄露了。电视台天天报道,告诫大家警惕。但在市场弄潮儿眼里,数据还有更为奇妙的神功,那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原材料——元数据。元数据追踪着我们的生活,一刻不停又无处不在,仿佛一座座富矿,等待着算式处理、点石成金。多少人想挖掘这富矿……现在,终于打通了矿井,而那最后的爆破就是:数据商品化,公开合法的交易。

沈明:“路”vs.“网”:全球化与地方化的角力

沈明:“路”vs.“网”:全球化与地方化的角力

研究全球化的文献已经汗牛充栋。宽泛地说,全球化与世界历史的近现代化过程大体是同步的。在这个意义上,几百年来,全球化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历史进程。尽管每一代人都感觉自己生逢全球化时代最前沿的历史时刻,但事实上,全球化并非一个线性进化过程:在某些非常重要的领域,例如就劳动力的跨国自由流动而言,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程度还不及十九世纪。阻碍或者牵制全球化的因素显然既复杂多样又盘根错节,但其中最直接的原因恐怕就是民族国家的主权及其治理对全球化的敌意了。通俗地讲,在全球化这一宏大的叙事层面上,地球村从来都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故而全球化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建构出来的社会工程或者乌托邦,而只能是由种种利益驱动的政治经济博弈的动态过程。道理这样讲似乎有些抽象甚至空洞,我们不妨以不久前出版的一本书为例子,由国际贸易这一典型的全球化论题入手,看看从古老遥远的丝绸之路到——比如说——案头昨天报纸上还在热议的“一带一路”、“亚投行”这些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的“风马牛”,如何被全球化的理论勾连在一起,以及这种整合过程为什么必然充满了羁绊、分歧乃至冲突。 我们要讨论的书是阿努帕姆·钱德(Anupam Chander)的《电子丝绸之路》。钱德教授任教于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法学院,是一位网络法与国际贸易法专家。他这本书系耶鲁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书出自知名学术出版社,封底印有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精英法学院学者(以及美国参议员、WTO官员)的推荐语,不过其文体定位却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从全书的结构、行文以及特别是文献引证来看,应该说其性质更接近 journalism。话这样讲,并非基于某种所谓的学术自信或自大贬低洋人同行,因为至少“他们是不大敢一把剪刀、一瓶浆糊闯天下的”(借用冯象老师说法)。其实,指出学术味不够浓这一点,虽然算不得赞许但也并未意在贬低。我们知道,与国际商贸与互联网相关的法律研究多属实践性很强的部门法领域,对于这类论题来说,纯学术的、着力追求理论创新的“阳春白雪”型写作很可能只是富有“波西米亚”意味的自娱自乐。立足于严肃的实证材料的分析和研究——而非花拳绣腿或者屠龙术——应该成为法学研究的主流。这一点对当下中国来说格外值得强调,因为门派/语词之争变换了模样,在法学界代代转世生生不息,甚至可以化神奇为腐朽:教义法学和社科法学的战斗本身其实构成了(或者说延续了)政法法学。钱德教授这本书即便在纯学理层面上缺乏建树,但其务实的方法、扎实的材料、多学科视角及其提出的诸多问题与分析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国际商贸与互联网既是当今世界的重大政治经济学问题,也是重大的法律问题。我相信政治法律经济贸易等诸多相关专业的学者,以及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普通读者,都能从这本书中汲取有益的信息和洞见。以上简单介绍之余,应该说明,笔者的醉翁之意不在作为部门法的国际贸易法研究,而在提取该书宏旨,在一个较为抽象的层面上,即所谓“理论”层面上,略微探讨一下电子丝绸之路、互联网、世界贸易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而尝试初步挖掘这种关系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学含义,特别是全球化和与之相反的力量“地方化”之间的张力与互动。可以说,这是形塑当代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力量和基础性动因之一。

New Book: <em>Richard Posner</em>. By William Domnarski

New Book: Richard Posner. By William Domnarski

Richard Posner. By William Domnarsk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ISBN: 9780199332311; 0199332312. The first biographical treatment of the enormously influential Judge Richard Posner Author has unprecedented access to Posner, as well as a wealth of relevant interview subjects and material Domnarski examines the life experience, personality, academic career, jurisprudence, and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s of his subject with depth and clarity A comprehensive and accessible account of a unique judge who has dominated the way law is understood in contemporary America Judge Richard Posner is one of the great legal minds of our age, on par with such generation-defining judges as Hol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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