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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阿伯特:专业知识的未来

安德鲁·阿伯特:专业知识的未来

The Future of Expert Knowledge, by Andrew Abbott [1] 安德鲁·阿伯特 著刘文楠·周忆粟 译 感谢弗兰岑(Martina Franzen)博士的介绍。我很高兴能在这里对如此考验我能力的听众演讲。由于时间有限,我就不客套了,而是直接进入话题。很抱歉我没用德语来讲,因为我德语欠佳。 今晚,我将谈的观点是,不同规模和时间尺度的历史力量结合在一起,似乎对专业知识的本质突然造成了危机。这些力量中一些是新的,另一些则历史悠久,故此,它们的结合(conjuncture)[2] 很难诠释。通过对这些力量进行仔细的归类,并指明它们彼此的对位关系,我的目的是全面分析专业知识的情况。你们当中那些了解我工作的人会认识到我通常的策略,那就是进行过程论论证(processual argument)。我将把当下分解成几个不同过程的交集,它们具有不同的时间特征。然后我将用那样的分解方式来提出可能的干预点。 1. 并无革命 不过,我今天要讲的第一点是一个重要警告:我不打算谈论任何当前的「知识革命」,因为当前并无知识革命。我们处在某个革命性时期的想法,是当前知识世界各种团体的一种意识形态,这些团体希望驱使或强迫其他人支持他们对未来的特定设计,他们的设计与知识基本无关,但与资本主义密切相关。在学术界内部,对「创新」、「创造力」和「卓越」的狂热,源于将各种管理的意识形态机械且不恰当地运用于智识生活。可以肯定的是,目前技术进步异常迅速,但是基础科学的进步则慢得多了。在一个又一个领域,我们今天依靠过去的基础科学过活,为量子力学、板块构造、新生物进化论和文化相对论等理论填写脚注,推导它们的技术应用,而所有这些理论都可追溯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在我看来,与1870年到1950年的发现相比,基础研究最近无甚进展。

刘皓明:“你这石质的”:杂谈建筑之二

刘皓明:“你这石质的”:杂谈建筑之二

近一二十年来国內很多原本位于城市中心的大学纷纷在城市远郊开辟新校园,我有幸访问过其中数所,因而有了贴近观察其中新建筑的机会。坦率地讲,对于这些新建筑,我的失望远多于喜悦。 纵观世界上著名的大学及其校园建筑,可以看出大学建筑在建筑学和建筑史上是有独特要求、独特地位和独特风格的。除了上一篇谈建筑的文里提到的罗斯金(John Ruskin)所言建筑三标准——实用性、审美效果和传达旨意——之外,大学建筑与一般民用与商用建筑有明显的不同,具有一种更常见于世俗的或宗教的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的特点,用今天时髦的名词说,就是具有纪念碑性(momumentality)。 看过那么多国內大学新校区的主体建筑后,可以公正地说,并不是设计师和决策者完全不懂这样的建筑要具备纪念碑性这一道理,而是他们对纪念碑性的理解显然极其狭隘、片面,甚至错误。非特是大学建筑有这样的问题,这几十年里人们对有纪念碑性质的建筑的理解都有同样的缺陷,就是错以为单靠体积就足以获得纪念碑性。这实在是大错特错了。

沈明:也说方方日记

沈明:也说方方日记

我不是方方的粉丝(从前叫“忠实读者”,现如今这个词显得土气十足了),几乎没有读过她的作品。国内新冠疫情发生之后,方方因其武汉疫情日记而在文学圈之外的普通公众中暴得大名,可我仍旧没怎么关注。偶尔在“朋友圈”看到别人转发的她的日记,也不过浏览过只言片语。完整读过的唯一一则,是其日记的终结篇。喜欢就阅读、转发;不喜欢或不感兴趣就忽略;如果觉得她哪里说得不对也可以作文批评——这些都是完全正常的。 然而,随着方方日记在媒体上的广泛传播,某些所谓左派知识分子对其冷嘲热讽甚至人身攻击、上纲上线的批判都出现了,比如前几天见到几位学界朋友转发并热捧的这篇:余亮《把方方日记埋在春天里——谈当代中国“良心”戏》。 这位作者先是写到:

刘皓明:错落:杂谈建筑之一

刘皓明:错落:杂谈建筑之一

上个世纪末的一天,我在威尼斯圣马可广场偶遇一群来自中国的游客。那时候中国人出国旅游还远没有今天这么众多,所以他们的出现引起了我的注意。那群人显然属于一个旅游团,大抵由水上到达广场前的码头,刚上岸,浩浩荡荡好几十人,走过广场时除了一边发出咕咕声响一边满地蹒跚的野鸽引起他们的兴趣和注意外,目无旁骛,对这个著名广场及其周边的圣马可教堂等建筑似乎毫无兴趣,抬头看一眼都不看,所以不到一分钟便从广场鱼贯而过,匆匆奔向不知哪里的目的地去了。 中国游客对集西洋建筑之大成的威尼斯的精美建筑毫无兴趣,我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这些年来在中国人中间我听到过各种鄙夷西洋建筑及其美学原则的奇谈怪论:对中国以外的地方,有人说威尼斯这样的欧洲城市破破烂烂,毫不足观;对国内的地方,有人拿全然中式格局的北京与缘于近代开口通商而成立的城市天津作比较,以为天津城区街道窄而且弯曲,远不如北京逵衢阔道来得便利气派。这种审美观不仅流行于普通民众中间,而且必定也反映了专业城市规划和建筑从业者的审美,否则我们无法解释近几十年来中国城市规划与建筑的风格状态。

沈明:“(买)这么多书,你都读过吗?”

沈明:“(买)这么多书,你都读过吗?”

我相信这是每一个爱好藏书的人都曾遭遇过的问题。笔者自己就被问过多次,记忆中的最后一次是一年多以前越洋搬家到伦敦的时候,一位已经有些年纪的搬运工人得知他正在搬的几十只沉甸甸的纸箱里装的都是书时,用带着某种外国口音的英语问的。此前还有同学、朋友、邻居以及大学教师同事,都问过我同样的问题。可见“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呀。 “买这么多书,你都读过吗?”——这问题合情合理。 收藏可以是也常常是一种爱好。作为爱好而收藏的物品大多没有什么实际功用,或至少收藏之目的不在其实际功用,而在比如说投资(但这仅限于某些收藏品而不是任何收藏品)。爱好,常跟“业余”搭配构词成为“业余爱好”,说的是谋生之外的意趣活动,故而天然隐含了几分非实用性的色彩。爱因斯坦拉小提琴,是业余爱好。但假如他碰巧是个职业小提琴手,靠演出甚或街头卖艺赚钱谋生,那就不叫业余爱好了。我想这没有疑义。古玩、佳酿、邮票等,作为收藏对象,都是这样:收藏这些物件不为吃也不为用,为的是赏玩并且增值。然而,相比之下,书似乎不太一样。书有非常明确的使用价值,人们买书当然不是要买构成书的纸张和油墨,而是意图获取那有形物所承载、蕴含的某些无形的东西——这种无形性非常独特,以至于在那上面形成了一类区别于普通财产权的特殊法律权利,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就是版权。(附带一说,古籍珍本之类的图书在性质上更接近古玩——收藏主要是为了其经济价值而非使用价值即阅读,故而笔者就不揣武断,将之排除在本文所谓“藏书”的讨论之外了。)从书的价值在其无形内容而非有形实体这一点来说,买书藏书的行为如果不包含阅读之目的就应该是奇怪甚至荒谬的。为收藏而购买一枚邮票的行为并不包含将其作为邮资贴在信封上并寄出之目的;为收藏而购买一个瓷盘的行为并不包含用其盛放菜肴并置于餐桌之目的;但购买并(为日后再读而)收藏一本书似乎只能是阅读意图驱动的行为,因而其中隐含了阅读的义务。藏书者实际上通过买书行为给自己创生了一份家庭作业。书买而不读,则作业没有完成。

刘皓明:摩西的智慧、孔子的缺失:文明如何规定不可食的、可憎的动物

刘皓明:摩西的智慧、孔子的缺失:文明如何规定不可食的、可憎的动物

如果说出于含蓄和得体的审慎考虑在某些情况下命我们缄口,在另一些情况下,更高级的审慎则以说出内心所想为正当。 ——埃德蒙德·柏克 考古学是我一直非常感兴趣的学科,虽然我现在从事的工作似乎与之并无关联,可对于与考古有关的消息,我却一直都很关心。不过我倒也不是对所有的考古都有兴趣,而是只关心与欧亚大陆上几个主要文明的上古史有关的,因为我以为,对上古遗迹的考古往往能揭秘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根本特征以及形成这些特征的根本原因,换句话说,就是能向我们显示一个民族和文化的最深层的超稳定结构或者说其基因。近些年来,有几个中国考古发现和对这些发现的研究成果,尤其在我心里引起震撼,因为如果我们将这些发现与当下联系起来,我们会有一种“亘古以来我们从未改变过”、“我们无非就是我们祖先的副本”的感觉;会让我们意识到,无论表面上今天的人与他们几千年前甚至上万年前的祖先显得多么不同,他们身上存在的最根本的、最无意识的、从未经反省的人类学意义上的行为和行为的本能却是几乎始终不变的,而这种认识令我毛骨悚然。 就比如十多年前江西靖安县水口乡李洲坳东周古墓的发掘。从那座古墓里,考古学家们发现,里面埋葬的是四十六名作为人殉被毒杀的少女连同她们为之殉葬的一位男性墓主。这样骇人听闻的罪行,哪怕是发生在近三千年前,也仍然令人发指。今天的我们应该对这一考古发现产生强烈的反应,尤其因为我们几乎在同时可以从完全不同的渠道了解到,驱使那个男性墓主及其家人实施这样残暴的人殉的心理和信念,在今天仍活跃在他们后人中的一些人身上:直到最近仍在好几个地方不断发生的杀害女性以配冥婚的刑事案件(2019年11月27日《澎湃新闻》)就是当代版的李洲坳墓人殉。

2019年度最佳图书

2019年度最佳图书

又到了年末,又是各种年度书单满天飞的季节。从前,我贴过好些年的《经济学家》年度最佳图书( 因为那时候,部分地出于教书的原因,部分地出于个人兴趣,对该刊几乎每期必读 。有兴趣瞥一眼老黄历的朋友,可以看: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2018)。后来,由于年龄增长,一度辗转于某大洋两岸,并且离开了讲台和学校等诸多原因,个人阅读品类也有变化,杂志看得不多了。 尽管各种年末书单的实际用途颇为可疑(除了图书促销等商业目的),喜欢读书或至少喜欢浏览报刊杂志书评版面的人还是不免要浏览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书、可能感兴趣的书被自己错过。以下是《经济学家》和《纽约客》选出的2019年度最佳图书(图书标题链接到 Amazon),希望至少对受阻于付费墙的朋友有点用处。——这两本杂志是我个人最熟悉的英文刊物。至于大西洋两岸最有影响的书评刊物《纽约书评》和《伦敦书评》,反倒没有年度书单,大概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吧。 在人人低头,屏幕主导一切“阅读”的时代,让我们尽量找机会,捧一本纸书,享受一点不受干扰的阅读时光吧。

刘忠:中国法院改革的内部治理转向              ——基于法官辞职原因的再评析

刘忠:中国法院改革的内部治理转向 ——基于法官辞职原因的再评析

现代西方诉讼构造的观念体系下,司法体制改革的中心议程被设定为法官中心、法院至上。为实现此目标,研究者集中论证法院机构地位应拔高,法官待遇应提升,如此才能吸引法学精英、律政先锋进入法院,法院的公共信任度和民众认同才能改善。[1] 由此为导向,多年来颁布的众多方案,都以扩大法院干部职级比例、提升法官福利水平为真实内涵。法院的机构地位、法官的福利水平,从历时性看,获得巨大提高;从共时性分析[2],较之许多同级党政机关和律师都有较大超出。但是,在有关法院的作品中,以法院福利待遇低为主题的研究始终弥散。晚近,“法官流失”一词开始被高频使用。[3]这些研究的归因逻辑线路是:法官流失→法官待遇差→法官缺乏职业保障→司法的人财物受制于外部。 本文对此归因路线进行拆解,对于法官辞职和由此牵引出的法院内部晋升中的积弊,重新进行分析。如何实现良好的法官晋升激励机制,应是法院改革的中心之一。将司法改革集中于去除人财物受制于外部的定位,遮蔽了真实的痼疾所在。本文使用的“转向”(turn)一词为借用。西方哲学先后经历认识论转向、语言学转向,每次都极大地丰富了西方哲学的内容。“转向”并非否定先前,而是自我更新。对法院改革进行内部转向,建立一个优良的法院内部治理,与践行系于司法的政策目标具有更紧密的关系。

保尔·瓦雷里:海滨墓园(葛雷译)

保尔·瓦雷里:海滨墓园(葛雷译)

海滨墓园 保尔·瓦雷里 译者:葛雷 亲爱的灵魂,别去追求 不死的生命,尽量去做可行的事情。 ——品达《庇提亚颂》第三首 这片平静的屋顶上白色的鸽群在游荡, 在松林和荒冢间瑟缩闪光。 公正的中午将大海变成一片烈火, 大海总是从这里扬起长涛短浪! 放眼眺望这神圣的宁静, 该是对你沉思后多美的报偿! 要使这缤纷的电闪收敛需要怎样纯粹的劳动, 粼粼的浪花泛起宝石的微光千重, 怎样神奇的平静正在这里酝酿, 夕阳正在那深渊的上空倚下它疲倦的面庞, 这是不朽伟业的赫赫巨著, 时光正闪烁,梦思正圆通。 海呵,你是稳定的宝库,素朴的米奈芙神殿 静浪如山,有节制的威严, 高傲的水呵,你水皮下藏着多少慧眼, 火纱下隐伏着多少昏倦, 我的沉默呵,你是灵魂中的大厦, 而那辉煌的金色正镀满你顶上千万块瓦片! 仅一声长叹即能概括这时光的神殿, 我登上顶端并习惯于如此俯瞰, 整个大海都逃不过我这水手的眼睛, 那安详静穆的波光向长天 掷出这神圣高傲的一瞥, 仿佛是我向上帝奉上的崇高贡献。 正如果实消融而化成美味, 正如它由有形的果而化成无形的快慰, 我用毁掉它形体的嘴, 在这里吮吸我未来的灵灰, 长天正向着我枯竭的灵魂歌唱, 歌唱那宁静的海滨漾起了一片喧豗。 美的天,真的天呵,注视变化无常的我吧! 我曾多么傲岸,我曾多么狂诞, 但那时我多么精力充沛, 而今我徒倚这片寂寥长天, 我的孤影掠过死者的屋脊, 脚步儿踉跄,孤影儿零乱。 灵魂被骄阳的火把照彻, 我昂然将你迎视,带着无情利箭的光呵, ——正义凛凛的可敬勇士! 我不折不扣地把你送还原来的位子: 你看一看自己吧!……但归还并非徒劳, 我已窥见黑暗的一半奥妙。 啊,为了我自己,属于我自己,就在我心里, 在心灵一旁,诗泉之畔, 在空白和纯粹的创造之间, 我倾听我内心伟大的回声, 苦涩、阴郁、清脆的水池, 未来的空壳永远在灵魂中震响! 海湾呵,你知道吗?你像群叶间虚假的囚徒, 正用利齿将囚你的瘦栅啃啮, 我闭上眼秘密依然眩目, 什么样的躯体把我拖来看这懒洋洋的收场, 又是什么样的头脑把躯体诱到这丧葬的地方? 一道闪光正在这额头遐思着我的退场。 这片充满无形烈火的圣洁含蓄的大地 是献给光明的赠礼, 我喜欢这里,它由高擎火把的翠柏荫庇, 树影幢幢,金光闪闪,片石林立, 有多少颤抖的纹石,就有多少阴魂埋地, 忠实的大海困睡着将我这坟丛斜倚! 我壮丽的犬呵,快把那偶像崇拜者赶走! 让我在孤独中带着牧人的微笑, 仔细地将这神秘的羊群 ——闪着白光的宁静墓丘欣赏观瞧, 快把那拘谨的群鸽赶走, 快将那徒然的梦思与好奇的天使驱跑! 来此的生者也终会有那懒洋洋的终结。 鸣蝉用嘶哑的声音刮擦大地的干涸, 一切都化为灰烬化入大气, 不知变成了怎样精严的东西…… 既然存留都属一梦,那么生自然无比广阔, 酸辛即是甘甜,达观常有欢乐。 死者已安然睡入这大地, 大地将他们温暖,烤干他们的秘密, 正午,凝滞不动的正午呵, 正对自身沉思,这也正是你的脾气, 你是全能的头脑,完美的冠冕, 我是你里面一种秘密的变幻。 你把你的恐惧只交给了我一人! 我的悔恨,我的怀疑,我的拘谨, 是你巨大宝石上的瑕疵…… 而在那沉沉墓石下的茫茫夜里, 那死去的幽魂就睡在你的树根, 并渐渐地接受了你的成命。 死者已化为冥冥的虚无, 森森白骨溶进了红色的粘土, 生命的才具变成了墓地的鲜花, 当年他们的谈笑风生安在? 又哪里去了,他们个人的风采和荦落的秉性? 当年那多情的眼里而今只有蛆虫的蠕动。 那些少女尖声细气的呼喊, 明眸皓齿,秋波的浮艳, 那撩人欲火的艳冶酥胸, 朱唇的热吻桃腮泛起的红晕,…

保尔·瓦雷里:海滨墓园(卞之琳译)

保尔·瓦雷里:海滨墓园(卞之琳译)

海滨墓园 保尔·瓦雷里 译者:卞之琳 我的灵魂啊!别期望生命不朽, 但求汲尽可能的领域。 ——品达《凯旋颂》III 这片平静的房顶上有白鸽荡漾, 它透过松林和坟丛,悸动而闪亮。 公正的“中午”在那里用火焰织成 大海,大海啊永远在重新开始! 多好的酬劳啊,经过了一番深思, 终得以放眼远眺神明的宁静! 微沫形成的钻石多到无数, 消耗着精细的闪电多深的工夫, 多深的安静俨然在交融创造! 太阳休息在万丈深渊的上空, 为一种永恒事业的纯粹劳动, “时光”在闪烁,“梦想”就是悟道。 稳定的宝库,单纯的米奈芙神殿, 安静像山积,矜持为目所能见, 目空一切的海水啊,穿水的“眼睛” 守望着多沉的安眠在火幕底下, 我的沉默啊!……灵魂深处的大厦, 却只见万瓦镶成的金顶,房顶! “时间”的神殿,总括为一声长叹, 我攀登,我适应这个纯粹的顶点, 环顾大海,不出我视野的边际; 作为我对神祇的最高的献供, 茫茫里宁穆的闪光,直向高空, 播送出一瞥凌驾乾坤的藐视。 正像果实融化而成了快慰, 正像它把消失换成了甘美 就凭它在一张嘴里的形体消亡, 我在此吸吮着我的未来的烟云, 而春天对我枯了形容的灵魂 歌唱着有形的涯岸变成了繁响。 美的天,真的天,看我多么会变! 经过了多大的倨傲,经过了多少年 离奇的闲散,尽管是精力充沛, 我竟然委身于这片光华的寥阔; 死者的住处上我的幽灵掠过, 驱使我随它的轻步,而踯躅,徘徊。 整个的灵魂暴露给夏至的火把, 我敢正视你,惊人的一片光华 放出的公正,不怕你无情的利箭! 我把你干干净净归还到原位, 你来自鉴吧!……而这样送还光辉 也就将玄秘招回了幽深的一半。 啊,为了我自己,为我所独有, 靠近我的心,靠近诗情的源头, 介乎空无所有和纯粹的行动, 我等待回声,来自内在的宏丽, (苦涩,阴沉而又嘹亮的水池) 震响灵魂里永远是在来的空洞。 知道吗,你这个为枝叶虚掩的海湾, 实际上吞噬着这些细瘦的铁栅, 任我闭眼也感到奥秘刺目, 是什么躯体拉我看懒散的收场, 是什么头脑引我访埋骨的地方? 一星光在那里想我不在的亲故。 充满了无形的火焰,紧闭,圣洁, 这是献给光明的一片土地, 高架起一柱柱火炬,我喜欢这地点, 这里是金石交织,树影幢幢, 多少块大理石颤抖在多少个阴魂上; 忠实的大海倚我的坟丛而安眠。 出色的忠犬,把偶像崇拜者赶跑! 让我,孤独者,带着牧羊人笑貌, 悠然在这里放牧神秘的绵羊—— 我这些宁静的坟墓,白碑如林, 赶开那些小心翼翼的鸽群, 那些好奇的天使、空浮的梦想! 人来了,未来却是充满了懒意, 干脆的蝉声擦刮着干燥的土地; 一切都烧了,毁了,化为灰烬, 转化为什么样一种纯粹的精华…… 为烟消云散所陶醉,生命无涯, 苦味变成了甜味,神志清明。 死者埋藏在坟茔里安然休息, 受土地重温,烤干了身上的神秘。 高处的“正午”,纹丝不动的“正午”, 由内而自我凝神,自我璀璨…… 完善的头脑,十全十美的宝冠, 我是你里边秘密变化的因素。 你只有我一个担当你的恐惧! 我的后悔和拘束,我的疑虑, 就是你宏伟的宝石发生的裂缝!…… 但是啊,大理石底下夜色深沉, 却有朦胧的人群,靠近树根, 早已慢慢的接受了你的丰功。 他们已经溶化成虚空的一堆, 红红的泥土吸收了白白的同类, 生命的才华转进了花卉去舒放! 死者当年的习语、个人的风采、 各具一格的心窍,而今何在? 蛆虫织丝在原来涌泪的眼眶。 那些女子被撩拨而逗起的尖叫, 那些明眸皓齿,那些湿漉漉的睫毛, 喜欢玩火的那种迷人的酥胸, 相迎的嘴唇激起的满脸红晕,…

王朔 :我的几个国庆节

王朔 :我的几个国庆节

1958年我出生时这个国家刚刚建立九年,比我晚一年出生的孩子很多都叫“国庆”或“十庆”。1959年的国庆我没有印象,只在后来看了不少那一年拍摄的电影,都是歌舞升平的那种,跟别的年份拍的片子不一样。文化大革命批判了这批电影,说这批电影表现了“资产阶级人性论”,证据是有的片子的女主角爱上了男主角,有的片子的女主角很爱自己的父亲。在当时那是不允许的,每个人都应该只爱毛主席,其他都叫“无缘无故的爱”。现在的官方说法,那是中国电影的“第一次高潮”。 1971年,我参加了国庆游行的儿童组字排练。按照计划,我和其他数万名儿童要共同组成那次游行的背景,当军队和彩车走过天安门观礼台时我们就一齐打开手中的彩色大纸本子顶在头上,向着天空拼出巨大的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此,我们从夏天开始停课,每天在学校集合,走十几公里路到天安门广场排练。很多小孩中暑,尿裤子。广场旁边的便道上有一排排铁盖子,掀开围上帐篷就是临时厕所。有时我在里面尿半截儿,尿急的女孩子们就提着裤子冲进来占领了身后所有的茅坑,我只好从另一出口仓皇逃出。有的男孩正在大便,起也起不来,四周蹲满女孩,又羞又无奈,气得掉下眼泪。 等我们排练好了,这年的国庆游行取消了,党的副主席林彪乘飞机出逃苏联,在蒙古坠机身亡。毛主席很受打击,从那以后身体一天不如一天。那年国庆日改在各公园庆祝了,我第一次去了颐和园,皇家园林的美景令我目迷神乱。在颐和园后山我迷了路,听到山外的阵阵管弦就是走不出去,穿山度林时被乱石绊了一跤,右手背上至今留着一块小伤疤。

塞缪尔·约翰逊:《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

塞缪尔·约翰逊:《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

李赋宁、潘家洵 译 我们可能永远听到有人抱怨说我们对于死人妄加赞扬,说我们对古人怀着他们不应得到的尊敬,这种尊敬只有真正优秀的作家才配享受。什么人常说这样的抱怨话呢?他们可能是这样一种人:虽然他们的话不能算是真理,但他们却想靠着发表似是而非的谬论而出名;他们也可能是另一类的人:这些人由于不得志而不得不设法安慰自己,因此希望他们在当代所不能获得的名誉地位,后代的人会送给他们,因此他们妄想他们由于忌妒而受不到重视,最后时间会给他们带来人们对他们的重视。 事物的某些特性常会吸引人类的注意,古老性就是其中的一种。古老性的信徒们崇拜古老的东西不是从理性出发,而是由于偏见。有些人似乎毫无选择地爱慕任何长期保存下来的东西,而不考虑有时这些东西之所以被保存下来是由于时间和偶然性合作的结果;可能大家对于过去的优秀作家比对于现代的优秀作家更容易发生景仰的感情;我们的头脑在评价当代天才作家时,总要穿过年深月久这面黑影重重的镜子去看他们,就好像我们带上人为的障眼物去看太阳一样。于是文学批评所讨论的问题的主要内容就成了去挑今人的错,而去发现古人的优点了。于是就有这种现象发生:当一个作家还活在世上时我们根据他的最次的作品去估计他的才能,而当他一旦去世,我们却又根据他的最好的作品来衡量他的价值了。 可是有一些作品,它们的价值不是绝对的和肯定的,而是逐渐被人发现的和经过比较后才能认识的;这些作品不是遵循一些论证的和推理的原则,而是完全通过观察和体验来感动读者;对于这样一些作品,除了看它们是否能够经久和不断地受到读者重视外,不可能采用任何其它标准。人类长期保存的东西都是经过经常的检查和比较而加以肯定的;正因为经常的比较证实了这些东西的价值,人类才坚持保存并且继续珍贵这些东西。正像在大自然的作品当中,一条河不能算是深,一座山也不能说是高,除非我们游历了许多名山,渡过了许多大河,我们就不可能做出适当的判断;同样在精神创作当中,没有任何一件东西能够称得上优秀,除非经过和同类的东西比较之后确实发现是这样。论证会立刻显示它的说服别人的力量,既不期望也不害怕时间的洪流会对它发生任何影响;但是一些未经肯定的和试验性质的作品必须按照它们接近人类总的和集体的能力的程度来加以判断,而人类总的和集体的能力是经过无数代人们的努力才能显示出来。对于世界上所盖起来的第一所房子,人们可能确定它是圆的或是方的;但它是否宽广或高大就必须由时间来确定了。毕达哥拉斯记数法立即被人们发现是一种完美的记数法;但是荷马的史诗究竟是否超越人类智慧通常的界限,我们一直到现在还不敢说,我们只能说这样一句话:一个民族接着另一个民族兴起来了,一世纪又一世纪的人们过去了,但是人类所能做的只是把荷马诗中的事件重新安排一下次序,重新给他的人物命名,变变样子说出他的思想感情,此外就很少有其它内容了。

刘忠:政法委的构成与工作方式

刘忠:政法委的构成与工作方式

初民时代的人群从自然状态进入到社会状态,结为一个共同体后,为共同生存和公共福利,都需有一个集合意志。[1]集合意志的作出,有两个端点,一端是寡头制的独裁专断,另一端是波兰曾实行的自由否决权(liberum veto)制度,这种“极端的、自我挫败式的”制度规定“每位议员都享有否决议会决议和终止本届议会的权力”,这一“毫无生气的政治体制”导致从1772到1795年,波兰三次被瓜分,彻底丧失了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2] 列宁领导的俄共(布)建立了民主集中制,将作为单个人集合的政党之组织力,发挥至最大,成为布尔什维克1917年夺权成功的组织前提。在帝制时代漫长且散漫的个体小农意识浓厚的中国,民主集中制被高度认同,国共两党都将其接受为基本组织原则。[3]对民主集中制的内容,中共中央的表述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4]毛泽东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5] 1870年10月31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次革命实践巴黎公社起义,建立了“摆脱清谈馆式的议会制”,而是由委员组成,兼管立法和行政的代表机关公社委员会。[6]在共产党建立政权后,设立委员会,作为民主集中制的实现方式,成为共产党对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项事务治理时的基本组织形式。[7]其中,党委政法委员会的设立,是当代中国不同于西方司法体制的主要特征之一。

清华大学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冯象:欢迎来到硬规则世界

清华大学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冯象:欢迎来到硬规则世界

这是一本新书,《我是阿尔法》,封面画着两个人:机器人高出一头,向人类伸出手来,可是那个抬头仰视的人身子僵直,不愿握手。 “原本草稿上,俩人是一样大的。后来我建议机器人大点,人小点。”作者冯象先生说。 他说,国内学界讨论人工智能(AI),经常落入一个误区:把AI理解成了自动化问题。可是自动化,从发明轮船火车开始,产业升级“腾笼换鸟”的挑战,是人类社会一直在应对的,至少有200年了。人工智能之所以值得探讨,是因为地平线上升起了两片阴霾:大失业同AI军事化。终极的威胁则是,发展下去,人类可能会面临一个远比自己聪明的物种,其行为、性格与思想意识人绝对无法理解。这,才是新问题。 已故的麻省理工教授明斯基(1927~2016),人称AI教父,曾说:“智能的力量源于我们自身广博的多样性,而非某种独一无二的完美原则所赐”(The Society of Mind, 1986, p.308)。在他看来,本质上,人的感情和心理意识跟演算、逻辑推理没什么不同,都是智能的表现形式。人们引以为傲的各种智能,都可以还原为神经元相互作用的过程。

冯象:他的歌与我同在——《新约》修订版缀言

冯象:他的歌与我同在——《新约》修订版缀言

光阴似箭,自译注《新约》,回国服务,在清华讲授法律与宗教,不知不觉已近八年。去年课毕,准备讲座材料,翻开书桌上这本紫红封面的牛津版《新约》,忽有一个发现,一直未留意:好些书页天地头的空白消失了,被各色墨水的勘正和补注填满了,也就是说,书该修订了。 当时手上另有一部书稿《圣诗撷英》,是圣书的诗萃,写了大半年了。其中《新约》选了十二篇(片段)。作这十二篇的导读与注释,也有不少因解经而起的思想上的收获,不啻给牛津版的修订做一遍预习。冬月,《圣诗撷英》交稿,便开始了修订。对照原文,从福音书到《启示录》,一字一句重新斟酌,全力以赴,至六月底终于完工:“一番炽热的劳动”,诚如但丁的引导者吟咏,“多么幸福!人把城墙立了起来”(o fortunati, quorum iam moenia surgunt,维吉尔《埃涅阿斯纪》1:436)。 跟之前的两卷《摩西五经》《智慧书》的修订一样,译文主要是“微调”,进一步节俭文字,锤炼风格;让经书的不同作者,及其笔下呈现的不同性格和思想立场,发出不同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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