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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皓明:谈谈数字化书写

刘皓明:谈谈数字化书写

书写方式在文学乃至文化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可能至今还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在书写方式已经进化到数字化的今天,我跟用中文写作的绝大多数人一样,直接在键盘上输入汉字。比起中文计算机化的初期,现在的输入法使用起来方便了很多。但我恐怕这样的方便主要来自计算机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处理器的速度、内存的扩大等等——而不是输入法本身有了多大改进。我甚至觉得,这几年各种中文输入法在语言水平上不进反退,以至于如今坐在计算机前写作就像从塌方的房子里搜寻财物,灰头土脸,费力地拨开错字的瓦砾和脏话的污秽,把埋在里面的东西刨出来,然而无论怎样擦洗,遭此劫难的幸存物上还是有污渍。 我用过的汉字输入系统近年来有两种,应该也是今天最广为人使用的那两种,而且我只用拼音输入法。作为学者,汉字输入系统的用途对我来说主要当然是学术写作,但是如今用通用的汉字输入系统打任何业务文件,无论是学术的还是其他一般性的公文,都很费劲。因为按照拼音打出的字词,排在前列的有大量的字或词条是网络语、脏字、表情图甚至是内容猥亵的图案。 我不知道汉字输入软件在业务性(相对于娱乐性)的使用上占全部使用的比率是多少,是否娱乐性而不是业务性的使用占了全部使用的绝对多数,也不知道使用者的年龄分布和受教育程度的分布,是不是二十五岁以下的占绝对多数,但是我所接触的几种主流汉字输入法肯定主要是为青少年娱乐设计的,是网吧风格的、混混儿风格的、网瘾患者友好型的,但绝不是服务于成年人乃至青少年从事其各自业务和用于学习的。 这种状况跟我所熟悉的英语德语计算机输入状况乃至更广泛的社会书写规范化的相对严格形成鲜明对比。诚然,英德等西方语言除了手机输入法有文字联想功能外,计算机文字输入的确都是一个个字母的输入,不像中文这样需要拼音输入然后在大量的同音字词中选择正确的字词。但是英德文字输入软件带有拼写检查、语法检查、同义词近义词词库等功能,这些功能类似于中文输入法的联想功能的地方在于,两者都体现了产品生产者在语言规范标准上的立场与政策。两者之间不同的,则是这些西文软件绝不像中文输入软件那样,努力迎合任何一种新的口语和网络语的语用潮流而无视语言学家们制定的标准语言规范,更不会推广脏话。 如果网络语乃至脏话泛滥旨在迎合年龄和教育水平处在低端的用户,旨在服务于业务性应用的功能也同样问题重重。我这里不想说词库中的词组常常包含错字、非词语组合大量出现在词库等等情况,只想说说繁体字的问题。由于需要引用古籍,我常常要输入繁体字,但是繁体字库中错字连篇。比如最常用的字“爲”,无论拼音输入后的首选字还是含爲字的多音节词,都被设计成“為”,甚至所有以这个字为偏旁的汉字例如“僞”、“潙”等也都用这种异体繁体字。这样的混乱不仅见于网络,连正式出版的古籍都这么印,例如新近出版的《杜甫诗全集校注》。仅次于“為”的繁体字滥用大概要属“著”,被用来取代一切“着”字。据我所知,这种混乱的原因主要是在字体选择和设计上依从了台湾地区流行的字体,而台湾地区使用的繁体字体又常常受到日文简化汉字的影响,“為”应该就是依据“爲”的行草字体简化来的,而不是依从了语言文字学的经典和机构。 众所周知,语言是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和变异的,但是在成熟的现代社会里,语言就像任何流通物品一样,是被规范甚至是被立法的。这些规范和立法总的来说偏向于保守,它会有选择地承认和接受伴随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所产生的新名词新术语,但是绝不会承认、鼓励、散布网络俗语、脏话、不规范缩写简称等等语言污染。的确,没有任何机构可以阻止人们在口语中发明和使用新俚语新俗语等规范之外的语言,而且也实在没有必要阻止。但是一旦进入书写,情况就不一样了。早在一个多世纪前,H.W. Fowler和F.G. Fowler在其名著《标准英语》(The King English)中就说过,俚俗语(slangs)除了在对话里外不应该出现在写作中,这话我看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有效。 当然今天的情况复杂些。在数字化书写的今天,并非所有数码输入的文字都是写作。社交媒体的文字输入的确就是口语对话的另一种形式而已,算不上是写作。但是使用WORD等文件软件时的文字输入则都应是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写作:无论写的是应用文,记叙文、论说文,还是文学创作。换句话说,在计算机上使用办公软件输入文字时应该被视作是文字输入软件的业务应用。那么,用于这样输入文字的软件是应该首先甚至是排他地方便使用规范语言的合理合法使用呢还是要增加合理合法使用规范语言的难度而给不规范使用大开方便之门呢?是服务于业务使用呢还是服务于娱乐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造成汉语文字输入目前这种混乱状况,除了马虎的工作态度和习惯外,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是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中的对成规的轻视甚至无视。这些年来风行的网络语有不少就是无知者们狂欢的产物,比如近年来流行的“囧”字等等。变化无常的网络流行语和相对稳定的书面语是要划出一个界限的,就像民间与体制、一时的时尚与历史久远的传统之间是有区别的;书面语是需有规范的,就像社会有法律规范一样。 并不是任何事物都可以通过当下流行度来决定,而民科民哲民骂并不能因为来自草根就应被视作天然具备高于体制的道德水平乃至专业水平。不尊重规范、纵容无知对规范的冲击行为就如同纵容医闹一样,最终损害的是全社会的利益,败坏的是我们整体的文明水平。 原载2016年9月14日《文汇报·笔会》

刘皓明:再评王佐良译《荷尔德林诗集》

刘皓明:再评王佐良译《荷尔德林诗集》

我最近的书评《失控的文化生产过程——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荷尔德林诗集〉》(载2016年6月3日《文汇学人》)从所评的书中举出的例子都是诗人荷尔德林后期作品中的赞歌体裁作品(Oden)。对于该书中包含的诗人其他后期作品,我说“读者可据[拙著2009年版《荷尔德林后期诗歌》]以自行研判人文版《荷集》这一部分译文的正确性与准确性”。我那样说既是出于对读者判断力的信任,也是为了在有限的篇幅里更有效地讨论该书的质量。然而在书评交稿之后,我继续查看王佐良先生这部译作时,却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我对读者的信任和对书评篇幅的考虑令我忽略了对译者学术品格可信度的考察:在德语水平不足的问题以外,译者王佐良先生的学术伦理水平也有理由让人怀疑。

刘皓明:失控的文化生产过程——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荷尔德林诗集》

刘皓明:失控的文化生产过程——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荷尔德林诗集》

十多年前,在一篇荷尔德林中译本的书评中,我曾说过,从翻译和研究的角度看,荷尔德林是德语诗歌史上门槛最高的诗人,一是因为这位诗人最成熟期的作品中有丰富的对西方古典和圣经的指涉和借用,二是因为他的德语有意吸收了古典语言的词法、句法和风格因素,只学过现代德语而没有西方古典语言知识的人,往往不能或者不能充分理解他的诗歌语言。在那篇书评发表之后的十馀年里,包括我自己翻译在内的荷尔德林诗歌的中译本已经出了至少四种:拙译之外,分别是先刚先生、林克先生和顾正祥先生的选译本,使得中文世界的读者终于能够比较广泛地读到这位最重要的德语诗人的诗歌作品。不过这几部译作都只包含诗人部分而非全部诗歌作品,要么是林、顾二先生选裁范围不限的选译本,要么是先刚先生和我自己的依据时期和体裁选裁作品的译本,总之直到最近,还没有一部包括诗人全部或者几乎全部诗歌的译本。当不久前看到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一部声称 “收录了荷尔德林绝大部分诗歌”(见该书的“内容简介”)的译本时,我以为这一状况大概就要结束了。然而在实际看到由王佐良先生翻译的这部诗集之后,我意识到译者和出版社的宣传词是需要暂时悬置的。

New Book: <em>The Federal Judiciary: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em>. By Richard A. Posner

New Book: The Federal Judiciary: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By Richard A. Posner

The Federal Judiciary: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By Richard A. Posn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ISBN: 0674975774, 9780674975774. No sitting federal judge has ever written so trenchant a critique of the federal judiciary as Richard A. Posner does in this, his most confrontational book. Skewering the politicization of the Supreme Court, the mismanagement of judicial staff, the overly complex system of appeals, the threat of originalism, outdated procedures, and the backward-looking traditions of law schools and the American judicial system, Posner has written a cri de coeur and a battle cry. With the prospect that the Supreme Court will soon be…

冯象:新秋菊——法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多元格局研讨会总结发言

冯象:新秋菊——法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多元格局研讨会总结发言

这次会议的主题好,论文质量高。适逢《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初版二十周年,华政交谊楼济济一堂,争相鸣放,真是又严肃又活泼的一场学术盛会。 上午几位发言提到秋菊,各个角度的回顾或阐发,十分精彩。我就接着谈谈,有三点感想。首先是秋菊的故事,何以吸引了学界那么多的讨论?一个原因,大约今天的人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成了秋菊,新的秋菊。故而她的遭遇、她的诉求与困惑,容易引起共鸣。 十多年了吧,都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了。可我的感觉,是城市越来越像乡下。大学亦不例外,校园里的氛围,整一个土壤和水质污染了的新农村。进进出出,一群群的西装革履,到处弥漫着铜钱味儿,哪像是学者科学家工程师的园地、党员干部的摇篮?饭桌上,知识分子跟官员商人没什么两样,堂而皇之地按照身份级别,挨个儿敬酒赔笑脸说话。这在过去,是乡下一些欺负农民的小官僚的坏作风,文革后期开始滋长蔓延的。文革前,大学没有这种习气。这么做,叫“封资修”,要挨批判。解放前的知识分子,尽管毛病也不少,如《围城》所记,但绝大多数不会这个。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坚决抵制西方“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坚决抵制西方“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网,发布时间:2017-01-14 18:47:27。《人民法院报》2017年1月15日,第1、4版。 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 周强强调 扎实做好人民法院各项工作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1月14日上午,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在北京开幕,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感,按照“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要求,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信息化建设,努力建设过硬队伍,进一步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更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刘忠:想象干预司法的方式——重评司法地方保护主义

刘忠:想象干预司法的方式——重评司法地方保护主义

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工作报告中说:“在经济活动领域内,一些干部……把法律当成保护本地区局部利益的工具。……如果法院判决本地应偿还外地的债务,就不高兴,就指责法院‘胳膊肘往外拐’;甚至阻挠法院对一些案件的受理、判决和执行。”这是第一次在国家最高议事议政仪式上提出地方保护主义话题。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以上现象在最高法院的工作报告中被正式称谓为“地方保护主义”。[1]自1988年开始到2001年的历年全国人大会上的最高法院工作报告,都批评“地方保护主义”对法院审判、执行的干预。对当代中国民商事审判进行观察的西方学者,在审判不公、法官滥用权力的归因上,亦多认为系出于体制所导致的司法地方保护主义(local protectionism)。[2]对于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批评,逐渐演化为一种控制性话语形态,成为主导1990年代末启动司法体制改革以来,直到晚近,对中国司法政治治理进行重构的基本叙事。 从地方保护主义叙事形成迄今三十年,已沉淀出一个可进行感知的较完整图像,从而使得对地方保护主义话语形态进行评析,成为可经验检验、测证的事件。本文从地方保护主义发生的制度结构切入,试图表达和论证以下事实:地方保护主义叙事来自于1990年代初期之前的印象。1992年后,剧烈的变革所产生的制度外部性,使得地方党委、人大、政府,进行地方保护主义的激励和所享有的支配力不断衰退;从当事人的案件收益、寻租成本、搜寻成本以及各项风险量值来分析可清楚的判知,并非地方党委、人大,而是上级法院,是当事人寻求对案件进行干预的优先选择,持续三十年的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叙事遮蔽了该事实。对于司法改革这一总前提的厘清、查勘,是司法改革政策设计再出发的起点。

《经济学家》2016年最佳图书

《经济学家》2016年最佳图书

参考:《经济学家》年度最佳图书:2011;2012;2013;2014;2015。 High fliers: Books of the Year 2016 The best books of 2016 are about China, language, microbes, hereditary power, inequality and medieval manuscripts Politics and current affairs China’s Future. By David Shambaugh. Polity; 195 pages; $19.95 and £14.99 No country has modernised its economy without also becoming a democracy. A respecte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tist asks whether China can break the mould.

冯象:夺福

冯象:夺福

雅各夺福,说是命数,又不像。故事得从他母亲不育讲起。不育是圣祖夫人莎拉以降,以色列家的女人每每要忍受的“耻辱”(创30:23)。但利百加福气好,丈夫以撒爱她,为她向天父求子。终于,结婚第十九年,有喜了。不想腹中胎儿踢打不停,利百加做了一件之前没有哪个夏娃女儿敢做的事,就是去耶和华显现处祈问。神谕传下,却令她心头一颤(创25:23): 你一胎孕育了两个国家 肚里一对相争的民族; 一个要比另一个强大 老大要给老二为奴! 按:原文末句,werab ya`abod za`ir,可两读,如拉比注释,作倒装句“老二给老大为奴”,亦通。故而经文所述这一对孪生子迥异的相貌性格,以神谕观之,并无孰优孰劣的表示:以扫红肤多毛,又名红哥(’edom),终日游猎山野,父亲喜欢;雅各白皙好静(tom,本义完好),守着帐篷,是母亲的宝贝。大人不掩饰偏爱,孩子心里便存了芥蒂。

刘忠:“命案必破”的制度结构分析

刘忠:“命案必破”的制度结构分析

2004年11月公安部南京会议(全国侦破命案工作会议)上,公安部认可此前湖北、河南等地所作的尝试,正式提出“命案必破”口号。[1]此后,媒体和学者对之提出了一系列批评,认为“命案必破”要求过高,是浮夸;而且在“命案必破”这样一个不切实际的口号压力下,必然刺激办案民警进行刑讯逼供,从而侵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在近期,媒体、学界密切注意一些刑事错案,刑诉法、刑法、司法制度甚至法理学领域的很多学者都投入相当多的学术精力对错案的问题进行关注,在这些学者对于错案的归因上,也大多诉诸于“命案必破”,将“命案必破”作为错案发生的一个重要诱导因素。[2]虽然公安部刑侦局局长何挺公开亮明态度,表示“命案必破不会引发逼供”,但并未作出有力的回应,而只是声称:各相关执法部门为“命案必破”设置了两道关卡即检察机关直接监督和公安机关内部的完整的案件质量审核把关机制,特别是命案实行的“一长双责制”或者说“三条防线”即检察机关监督+案件质量审核+增加办案透明度,可以避免错案发生。[3] 由本文的分析切入思路来看,就“命案必破”话题而言的批评文字,对于公安机关的分析和评价都是采用了一种整体论(holism)的方式,将公安机关内部视为一个“黑箱”,将公安机关作为一个“质点”或“单子”(monad)[4],而不是能够细致地进入公安机关内部,感知公安机关作为一个由各个分支单元部门组成的组织在如何运作。因此就无法考量执政党和上级公安机关如何对于公安组织内部进行信息识别和提供激励,进而没有力量分析公安机关内部的组织变化如何影响作为一个整体的组织的外部绩效。 而这恰恰是分析公安机关提出“命案必破”口号的来由以及“命案必破”在制度上何以可能的关键点。 本文观点认为,“命案必破”口号提出后,在其统领下又相继出台了一批据以实现该口号的具体制度、规则[5],从而对整个普通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和公安机关的机构、资源配置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已经成为“严打”方针之下一个极为重要的中观层面的刑事政策。本文试图重新对这一问题进行审视,从“结构-组织”维度来看待行动主体的外显行为,但是方法上大抵秉持陈寅恪所说的“同情的理解”,首先对“命案必破”进行尽可能“主位的”(emic)分析,然后提出本文的认识。

利求同:大数据智能时代,医改何处去?

利求同:大数据智能时代,医改何处去?

一 这两年,医改新政频繁出台。比如2015年6月,开始实施发改委等部门《关于印发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取消绝大多数药品的最高零售限价。2016年7月发布《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意见》,进一步缩小政府对医疗服务的定价范围,目标是2020年,形成“以成本和收入结构变化为基础的价格动态调整机制”。与此同时,人社部开启了公立医院去事业编制的人事改革,即建立医护人员的雇佣制,以吸引私人资本。回头看,这些新举措,无非是剥离政府对全民健康和医疗服务几十年来一直承担的义务,仅保留法律监管职能,放手让市场(读作资本)来安排、取舍医疗服务。 市场,教科书上说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有供给有需求,就有竞争和垄断。谁嬴谁输谁能垄断,只要不违法,就算合理公平,虽然立法几乎总是滞后,管不了强者通吃的现实。实际上,市场只遵循一条规则:赢利。其余都是可忽略的。但医疗服务不是这样,它一点也不价值中立,而是有一条伦理底线,就是维护促进患者和公众的健康福祉。这是医疗服务作为一项社会事业,老百姓认同的安全底线。也可以说,医疗为谁的问题,就是如何保障中国社会的安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么看,本轮市场化、资本化的医改同医疗服务的价值目标间的冲突,其可能引发的社会经济、伦理和政治危机,就显得格外刺眼了。 那么,这场医改是从哪儿来的呢?从主事者给药品定价改革列出的两条主要理由可见端倪:一、“药品价格管理面临的体制机制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为取消药品最高零售限价创造了条件”,意谓开放药品价格,搞市场竞争/垄断,时机成熟了。二、声称实行药品限价的,“主要是社会医保体系尚不成熟的国家或没有实行单一社会医保体系的国家。而开放“市场交易价格”,通过“采购和价格行为等综合监管,引导药品市场价格合理形成”的,则是“社会医保体系相对成熟统一的国家和地区”。后者“已经逐渐成为主流”(发改委)。

冯象:那生还的和牺牲了的

冯象:那生还的和牺牲了的

一 四月间在上海讲学,蒙田雷君赠一本新书《非凡的时光》,是他们六位青年才俊合译的美国法学名家的访谈录。高铁上一气读完,饶有兴味,因为书中所记十个受访者,多是哈佛耶鲁的熟面孔。尤其开篇结尾的二位,邓肯·肯尼迪先生与科尔曼先生,让我想起留学时候的一些趣事,颇感亲切,如下: 初抵剑桥,阔别多年的知青战友M从洛杉矶飞来探望。走进哈佛老院(Harvard Yard),她掏出相机拍照,忽听身旁有个男中音道:要不我帮你俩来张合影?扭头看,是一个笑容可掬、微微谢顶的绅士,自我介绍,说是做律师的,刚去过中国旅游,名叫布莱德利。M走后,布律师就约我出游,参加他的哈佛同学聚会,遂成了好友。 八八年,卫斯理女子学院友人D君以学姐希拉里为榜样,念了法律。暑期她到州长杜卡基斯的办公室实习,向我谈及州府的内幕,法律人如何纵横捭阖。我心想,这肮脏的法治,莫非上演的是中国的明天?便找布律师商量报考法学院。他非常支持,说:历史上,法律不就是文学的一支?修辞术而已,奥古斯丁没当上圣人那会儿的营生。你的情况,像我们一个同学邓肯;他是天才,原本立志学习罗马诗人贺拉斯,要给美国文学树一块“不朽的纪念碑”。后来钻研“西马”和法国后结构主义,痛感“民有、民治、民享之政权”业已堕落,祖国亟待解放,就上了耶鲁法学院。现在他是哈佛“批判法学”运动的领军人物了。说着,从书架上取下一册,是邓肯送他的文集,让我拿回去读。

冯象:知识产权的终结——“中国模式”之外的挑战

冯象:知识产权的终结——“中国模式”之外的挑战

摘要:一块新礁石,被“法治号”豪华邮轮撞上了,名叫“知识产权无执行力”。本文指出,知识产权陷入历史性的冲突而被克服,与其归咎于那匹经常被人误名误解的替罪羊“中国模式”,不如指互联网和业务外包这两股全球化潮流为“罪魁祸首”。有鉴于此,通行的法律观念和法律运用或许不得不做出重大修正,以接纳新的普世主义信念。 关键词:知识产权 法治 互联网 业务外包 修正主义 普世主义 一 知识产权正在消亡。至少,那一整套的由我们法学院传授、靠国家机器强制推行的知识财产的各种权利形式(IPRs),那张由法定财产权与人格权编织的繁复的网络,且依照世贸组织(WTO)等全球贸易共同体各成员签署实施的一长串条约同国际协定,有权在一切“文明国度”接受官方敬意和保护——那一类知识产权,业已走到了尽头。

冯象:《智慧书》修订版缀言

冯象:《智慧书》修订版缀言

羊年三月,帝京夜霾,见不足者独行于水木清华(参《摩西五经》二版缀言)。寂寥之中,举目四顾,突然红光照面,仿佛来到了荒野深处。眼前一列奇长的阶梯直通云端,有白袍者衔命,上上下下,恰如先知记述的(《以赛亚书》六章): 只见我主高踞宝座之上,袍裾垂下,覆盖宝殿。左右有火焰天尊侍立,各生六翼:一对遮面,一对掩脚,一对飞翔。彼此高呼着: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大地充盈他的荣耀! 那呼声极大,连门槛的基石也震动了,殿上青烟缭绕。我说:呜呼,我完了!因为我这人嘴唇不洁,在嘴唇不洁之民中居住,竟亲眼见了吾王,万军耶和华! 忽地飞来一个天尊,手持一块红炭,是他拿火钳从祭坛上夹起的。他就用那红炭点我的口,说:看,你嘴唇受过红炭,你的咎责就除了,你的罪愆赦免了! 接着,便听见我主雷霆之音:我可派谁?谁愿为我们前往?我忙回答:我愿意,hineni,请派我去!他说:去吧,告诉那一族人—— 你们听是听了,但就是不明白 看也看了,却什么都不见! ——你去使这些人的心肥肿 让他们耳背眼浊; 免得他们眼睛看见 耳朵听到,心里明白 而悔改,而得了医治! 我问:几时为止呢,我主?答:要到城邑废弃,无人入居,房舍空寂,田亩一片荒芜;要到耶和华将人赶去了远疆,山河沦亡。而残留的仅及什一,即便悔改了也要火里走,如笃耨香或橡树伐倒了只剩树桩——那树桩,便是圣洁之子实。 醒来,晨辉满窗,微风中飘荡着少先队队歌。匆匆吃了早点,走到附小门口,一辆辆汽车已经排起长龙,见不足者却没去留意。他低着头,绕开熙熙攘攘的人群,像是在找寻什么。 那天,他在园墙倾圮处看到一截白亮的树桩;坐下,他开始了《智慧书》的修订。 二〇一五年九月于铁盆斋 《智慧书》,冯象译注,修订版,北京三联,2016.2。

冯象:宪法宣誓,人民监督

冯象:宪法宣誓,人民监督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努力奋斗! ——冯老师,恰逢清华法学院复建二十周年,我们想跟您聊聊,做一次访谈。 好啊,光阴似箭。还记得当年刚建系不久,我从港大来访,几位老师在主楼借用一间办公室的情形。师生都铆足了劲儿,真让人感动,那个时候。 你说“复建”,校园里到处挂的彩幡也这么写,我觉得弱了,仿佛只是恢复一样丢失了的东西。不如说“重建”,重新建设。解放前老清华成就辉煌,但法学混迹于政治学,师生寥落,是拖后腿的;设立不久,即遭教育部训令停办。西南联大时期,法商学院教法律的基本上是北大帮。学生的回忆,都不太恭维,你听听:“教师授课的索然无味是独一无二的”;几乎全是“海龟”,履历挺鲜亮,却“只会逐条讲解法规”。只有费青先生(费孝通先生之兄)一人例外,受学生爱戴。说他既能“谈论深奥的法理”,又能“举出有趣的案例”;“在这个满是无聊的空谈家和古怪的庸才的法律系”,不啻“一盏耀眼的明灯”(易社强,页208-210)。 ——哈哈,您戳破了一个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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