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我看王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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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和他的同时代作家比起来，起点不算高。在刘索拉写出她的《你别无选择》徐星写出《无主题变奏》莫言写出《透明的红萝》《红高梁》马原写出《冈底斯的诱惑》《虚构》的时候，他在写什么呢？在写《空中小姐》。这是什么东西？通俗言情故事而已，无论是立意、结构和贯穿其中的情调，都是对西格尔那要现靡七十年代的流行小说《爱情故事》的模仿。王朔那时的趣味相当于今天一个刚失恋的18岁女孩，自以为历尽风雨，有大款出钱让她做歌手，于是在自己的第一支单曲中哀怨地演唱那一段痛史。这痛史其实是一段感情游戏，一唱起来也知道这东西的无聊，于是拼命夸大感受，针尖大的窟窿透过一火车的眼泪，使这看上去多少像是一次心碎，赚回一些眼泪就觉得是个成功了。
后来被他当作资本，津津乐道说个不休，一遇批评便拿出来遮羞的所谓反英雄反文化颠覆主流话语记录大乱之后一代青年行状和心路历程云云，其实是当年刘索拉和徐星首创的写作风格和路数。王朔只是一个跟着哄的，或叫效颦者。我以为王朔在那时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者，他几乎没有什么独立的生活态度和观察角度，基本处在他人风格的影响之下，这在他第二部小说《浮出海面》中同样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是雷马克《凯旋门》和《三伙伴》以及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的中国版。另一个左右着他的趣味，甚至直接成为他抄袭对象的是一个叫礼平的中国作家。礼平写的《晚霞消失的时候》是八十年代最好的情感小说，曾把王朔看得神魂颠倒，至少一顿饭没吃，一周夜不成寐。他的小说所达到的文字优美和情感撼人程度是王朔从来没在一篇小说中同时达到的。我不是说王朔在情节和语言上对礼平进行了抄袭，他抄袭的是美感，具体说是他笔下的女性人物。他在《浮出海面》中那个女孩子晶身上投注的是礼平在《晚霞消失的时候》中对那个叫南什么的女孩投注的同样目光和丝毫不变的感念。对那种清秀干净有书卷气的女孩子的迷恋从此成为王朔小说中的一个套路。他对女性的认识和欣赏再也没往前走一步，说穿了就是把女性一直当孩子年，这不是女性的幼稚面是他的幼稚和一相情愿。若说他和礼平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有什么区别的话，礼平笔下的女性还刻意强调她们的冰雪聪明，而王朔钟情的对象除了单纯就是起来越像傻大姐。我觉得王朔对知识女性有一种恐惧，也话这和他在街上长大的经历有关，像他这路人很容易接受“只有难看的姑娘才读书”的流行偏见，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事实，这若是真的，那大学里的男生也太可怜了。人总是要找一点优越感才可以继续活下去，什么都不具备的人最后就进行性别歧视。 » 继续阅读 王朔：我看王朔 全文
《清华法治论衡》第十三辑：环境法：挑战与应对
《清华法治论衡》第十三辑：环境法：挑战与应对，高鸿钧、王明远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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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寓言与预言：天·地·人 [PDF]
曾昭奋：后摇篮曲
钱伟长教授于八秩诞辰开始撰写《八十自述》一书，翌年付梓，题赠亲友。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一月间，《深圳特区报》将《八十自述》全文连载，让更多的人们第一次看到这位历尽坎坷的科学家穿越几十年风雨的简单而真实的身影。
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之后，毛泽东亲自点将，派在全国青年中有极高威信的青年团干部蒋南翔主政清华。清华大学跟全国所有大学一样，像一部机器，经过肢解、重组，被推到一条新的生产线上。它成了一所只有工科专业的大学（学院）。水木清华，满园春色。当年北平爱国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校友蒋南翔，决心按照苏联模式，把自己的母校，编织成一个“工程师的摇篮”。
然而，身为清华大学教务长（一九五六年任副校长，仍兼此职）的钱伟长先生，很快就站到蒋校长的对立面。
要是没有一九五二年的院系调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和一九六六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整部中国教育史，整部清华校史和钱伟长的《八十自述》，都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钱伟长极力主张和鼓吹理工合校。他认为，工科学生要钱伟长教授有理科基础，大学的专业不能分得过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应着重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那时节，新生们一踏进清华园，迎面便是一个巨大的横幅。它的上面写着：清华大学——工程师的摇篮。而钱副校长却说：工程师不可能在这样的“摇篮”里培养出来。他的主张，正与清华园内外的时潮相悖，因而引发了一场历时三个月之久的大辩论。一九五七年一月，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一文，意在回答人们对他的责难。 » 继续阅读 曾昭奋：后摇篮曲 全文
冯象：福哉，苦灵的人——《新约》前言
译经与古人为伴，迄今快九年了。先攻圣法，复求智慧，如今这一本《新约》，是第三卷。本想如前两卷那样，作一篇序，附上释名、年表的。可是一稿下来，掂一掂，已经相当厚重，便略去了，将来另刊；只留一份简要的书目，供读者参考。这儿就谈谈译经的原理、大势和拙译的体例，或对阅览研习、查经解惑有所裨益。
大凡经典，都有层出不穷的译本，《新约》尤甚。究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学术在进步，二十世纪中叶以降巴勒斯坦和近东地区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犹太教同早期基督教伪经及各派“异端”文献的解读，极大地丰富了学界对耶稣时代的宗教思想、政治、法律、经济、社会体制和物质文明的了解。《新约》各篇的许多译名、词语源流、人物史实乃至教义，都有了新的考释。前人的译本，从学术角度看，就需要修订甚而重起炉灶，推陈出新了。
其次是语言即读者母语的变迁。旧译之让人感觉“旧”，一半是由于译文的语汇表达，跟读者的社会语言习惯和文学标准——广义的文学，包括形象化的宗教思想与道德感情表述——有了距离，变得不好懂了，容易误会，对不上经文的原意。因此，旧译的订正、翻新，往往又是不得已的事。而且，译文既是原著的一时一地的解释，时间便是译本的死亡天使，再怎么忠实顺畅也逃脱不了——除非译作有幸加入母语文学之林，脱离原著而自成一间文字殿堂，门楣上涂了天才的血，深夜大地哀哭之际，那专取头生子性命的毁灭者才会逾越不入（《出埃及记》12:23）。当然，这是在讲译家的理想了（详见拙著《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页79以下）。 » 继续阅读 冯象：福哉，苦灵的人——《新约》前言 全文
冯象译注：《新约》[The New Testament]
《新约》[The New Testament]，冯象译注。
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0年。
ISBN: 97801939589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