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s by: 爱德布克

晚近以来，程序正义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认为只有经由“中立第三方”主持、双方当事人平等对抗下的三角结构，所得出的结论才是唯一可接受的结果[1]。其方法论立场系出于自然科学：古典物理学为便利研究，将运动中的物体如赛马、帆船等视为一个可以不考虑大小，无体积、形状的“质点”（mass point），从而引入几何学坐标系进行计算。近代以来，人文、社科研究受自然科学研究方式影响甚重[2]。然而，人文、社会研究中，这种方式的物理简约却可能自我斩断能对事态作出真正有力的解释的因果关系项。

将法院看作一个“质点”在程序法内跃动，忽略了法院是一个有着复杂的内部结构关系的组织，忽视了法院的构成尤其是编制规模导致的内部治理所产生的组织内行为会对组织外程序的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本文对三十年（1978-2008）中国法院编制规模作出尽可能细致的数据变化描述，以此为逻辑起点，在“内部组织结构——外部程序行为”这一视域下，展开对以下问题的初步分析：

政治治理观念转型，将更多公共治理职能转移给法院担当，由此导致的三十年法院编制规模巨观化，使得法院内部组织出现了非预期的后果，即表象上的日趋坚硬的科层化，及由此所导致的结构上的困境，即司法行为的作出，被内部组织样态所决定，产生巨大的负外部性，原本期望的国家政治治理方式转变目标恰恰因追求目标的手段自身而被削弱。在学理上，以法院为中心的法治化新叙事，获得了正当程序理论“中立第三方”命题的理论支持。在不反思这一命题的前提下的诸种对策，被1998年以来的司法改革经验证实效果不彰。法院编制激增，不仅带来司法效率问题，也导致了新的“宪政时刻”问题。

摘要：条块关系是不同于西方学术典范的解释中国现象的中国叙事框架。在中国政治予境中，较之中央地方关系更重要的是条条与块块关系。在地方法院院长产生的问题上，作为块块的上级党委和本级党委与拟任职法院的上级法院之间，对人选各有不同支配关系。在武装夺权年代确立的“块块为主，条块结合”的地方治理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得新的政治考量意义。

关键词：条块关系 法院院长产生 地方治理机制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iao system (vertical) and kuai system (horizontal) is an unique interpretive framework of Chinese issues that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existing paradigm of western scholarship. In China’s political context, such relationship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at of central-local governments. As for the generation of local people’s court’s head, different dominating powers exist over the head candidate among higher Party’s Committee , local Party’s Committee and higher people’s court. The local governing mechanism of “kuai system is prior to and correlated to tiao system” shaped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has acquired a new political significance under the current market economy.

Key words: relationship between tiao and kuai, candidate of local people’s court’s head, local governing mechanism governing mechanism

传统政治学、宪法学，受西方学术范式影响，高度关注中央地方关系。[1]但西方学术植根于西方经验，不可完全通约于中国问题。中央地方关系在毛泽东时代，是中共中央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委（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的权力分配关系。在当代，主要是中共中央和省、市、县/区委的关系[2]。虽然全国人大、国务院和各省、市、县的人大、政府之间也有上下协调、权力划分关系，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实行党委一元化领导，地方人大、政府、政协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都要首先服从同级党委的领导，因此，中央与地方关系最终是党内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县/区委员会的权力层级关系。

在中国的地方治理中，本文认为最重要的是条块关系。条块关系，是在中国共产党地方政治治理中出现的特殊政治形态，其中的条条指的是从中央到地方纵向的、工作性质一致的部门体系，如最高法院、高级法院、中级法院、基层法院。块块指的是中共中央、省、市、县/区地方党委。之所以称谓条条、块块，盖来自于一个知识隐喻（metaphor）：在对机构设置进行图状表示时，相同工作性质的机构以条型的树状图表示，而所有的这些机构又均置于一个地方行政区划内，地方行政区划在平面地图中一块一块的标绘，拼成一个更大的区划，而每一级区划都由该级地方党委统一领导。

条块关系比中央地方关系形态更复杂，对现实的中国政治实践影响更大。条条与块块关系之间的权力配置中最重要的是人员任用权力的分配，条与块各自权力量的大小最主要表现为人员任用上的决定权份量，财税汲取的支配权划分只居于其次。由于非家产制[3]下的官员，都只向产生自己的官员负责，所以不管是条条还是块块，都清晰地意识到只有管住人，才能管住事；管住人，人事两全；只管事，管不住人，人事两空。

1990年代以来，鉴于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的抬头，最高法院和上级法院开始强化最高法院对全国各级法院、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在组织人事任命、审判、行政装备等事务上的纵向一体化[4]领导。这最突出的表现在地方法院院长的任命上。在地方法院院长这一重要组织任免上，块块中的上级党委行使决定权，条条中的上级法院和本级党委，分别行使协管、建议任免权，由此条条与块块的关系形态日显复杂。

法院院长在法律、干部组织人事规定内的任职资格以及地方人大在法院院长产生上的分量和其他技术性的约束，我另文细述。本文仅力图在制度细节上通过地方法院院长的任命，来展示政治治理如何在条块之间推动；以条与块之间在法院院长任命上的权力分配比为表述对象，考量政治决策对国家内部政治控制的不同思路。司法的政治意义，至少是学术分析理路上以政治入司法，是理解当代中国司法的一个走不出的背景。[5]

两高三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两个证据规定[1]，在极高的被期待中颁布。细析条文，这两个规定是给办案人员提供了一个比较细致的办案指导守则、工作操作的引导指南，在对非法取证进行程序性制裁具有实质作用力的条款上，该规定并没有超出的制度增量，区别对待以非法方法获取的言辞证据和书证、物证的证据能力这种做法，也仍是沿袭了两高对1997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各自所作司法解释中的规定。

消除以刑讯逼供为主要表现的非法取证，从1980年刑事诉讼法实施的30年中，最高司法机关的关注从未松懈过，学界也持续投入研究，但根本的改观并未显现。除刑事政策选择、基础性的社会控制力等社会存在制约等原因外，在纯粹的侦查技术维度，外部观察者对于非法取证，甚至是刑讯逼供这样严重并且易于留下证据的行为，均难以识别、确证，是非法取证无法消解的一个最大的支撑因素。

本文以既有的制度投入在排除非法取证这一问题上何以无效，作为制裁程序性违法的构成性前提的被识别机制在中国刑事诉讼实践中的建立障碍为分析线索，表达程序性制裁规则在排除非法取证这一局部问题上的逻辑弱点，以及构建排除非法取证的强识别机制在中国刑事诉讼法制度、实践中的复杂，以期望能对程序性制裁规则的制度实效获得延展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