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11）
Y：关于革命史的研究，有一个重要的观察角度，就是通过对革命过程中那些财经活动的分析和观察来看这个革命史。这与我们以往提倡的用生活常理来理解革命的具体过程和环节是一脉相承的。我们这个之十一，先提个头儿。马克思的学说，美妙固然美妙，但是，它要转化成为一个现实的革命行动，还缺少一样东西，这个东西，说白了，就是金钱。至少，你要知道怎么搞到钱，否则什么革命行动都不能开展，暴力革命更是不可能。金钱的作用，在今天这个时代，的确不用特别强调，大家都感同身受了，但在二十多年前，任你死说活说，许多人还是不明白的。
C：鲍罗廷皮包里的“草”，那可是威力无穷的，孙文、冯玉祥、蒋介石等人，都大大用了一把。别的不说，没有苏俄的金钱和武器加顾问，北伐不可能那么快胜利，可能打都不敢打。二十年代的工人运动、革命运动、军事行动，没有这个“草”是万万不行的。列宁没有德皇的钱大概也不能成功。法国大革命我们所知甚少。至少在中国二十年代的革命运动，没有共产国际通过苏俄提供的大量金钱，大概也就没有多少了吧，小规模的运动不敢说，大规模的则一定不会有。再疯狂的想法，再疯狂的领袖，在这里绝不会糊涂的，因为你根本组织不起来嘛。革命行动，是一个有目标的组织行为，不是起哄架秧子，不是一个或然性的社会扰动，而是革命组织有意为之的故意行为。
Y：是啊，一场罢工，几天下来没有结果，工人会屈服的，老婆孩子要吃饭。但你要是能帮工人解决这个具体的生存问题，资本家就吃不消了，要么屈服，要么刺刀的干活，总之是要摊牌说话的。这本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常识，可那些学问家们大都看不见似的，自顾自得讲什么“规律”“趋势”“人心向背”等等不大着调的东西，怎么有说服力呢？
C：中共成立后的几年，搞了许多事，罢工、农运、宣传，影响力之大，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事后的总结，都是讲一些抽象的大道理，殊不知金钱差不多起了决定性作用，饿着肚皮革命家走不动也讲不动的。老实说，当时的这些共产党人或者说革命知识青年，即便在中国社会，也不过是二三流人物罢了，马列理论，到底知道多少皮毛，也是大可以一问的，只要稍稍看看那些留苏人士的记述就不难了解。他们固然有旺盛的精力，疾恶如仇，要把他们聚集起来，让他们行动起来，大钱不要，每人每月三、四十块大洋的零花钱总是要有的。搞一项自己又喜欢、又有钱挣的事业，当然是人生的愉快了，对于他们来说，也没有太多别的指望了。不论对革命组织还是革命党人来说，金钱真是很重要的。黄兴为钱的事几乎与孙中山闹翻。阿拉法特一死，他掌管的几亿美金让巴解组织那些英雄们在阿翁妻女前弯下了腰。
Y：但凡有过创设某种组织或某个集体活动的经验的人，都知道，经费从哪里来，是个大问题。小到某单位的青年人的某次体育竞赛活动，大到某些人搞的NGO，经费问题终归是伴随始终的。所以，如果你不在“经费问题”上去观察理解中共的革命，你就不算在“生活常理”上靠近这段历史。
C：这个政治组织或革命组织的经费来源和花销，透明度相当低，可能也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吧，相关资料不容易看到，我怀疑许多资料当时就销毁了吧。比如，从延安时期开始，毛的身边班子里就有个“特别会计室”，主任叫赖祖烈，最早是干苏区闽西工农银行的。许多中央的老人回忆中常常有此人在场，但关于赖的工作则毫无线索，赖本人的回忆也没有有关的说法。我看了一本中办的老人回忆，从延安到中南海，那样厚的一本集子，干什么的人都有，都有回忆，但赖没有。这个人和他的“特别会计室”是神龙见头不见尾。我看倒不是说有个事先的纪律，使这些参与机要的老人们在回忆时不要失密，而是在当时，不论毛还是中央，对于掌握“经费问题”的机构和人员一向就是有个要求。所以，毛的办事班子的那些人可能当初也不知道赖本人的工作具体情形，赖本人则始终不发一言。
Y：嘴严是优秀财务工作人员的起码职业素养，所以在当时，中办机要人员不了解赖的活动是在常理之中。
C：这就带来了一个困难，就是当我们今天去看比如1930年代的中央红军及苏区的财经史的时候，我们手头的资料就非常有限。即便那些公开出来资料，有一些也是大有问题的。这点我们在观察华北根据地土改那段历史时已经是深有体会了。那些被引用的资料，与其说是当时的原始资料，可能还不如讲是事后用的包装材料。
Y：所以，我们需要直接发展一种分析的方法，去靠近这个财经史。大体上讲，我们的方法不是一种经济统计学的方法，而是一种迂回的方法。即我们从这个革命经费来源的可能性分析入手，从这个可能性去推测当时作为一个社会组织体的中共是如何考虑其行为以便契合于这个经费的可能性，从而去发现中共组织行为的某种依据，及其依据和其可能性的行为结构关系的合理性解释。以孙中山为例，他最终为枪和钱向苏俄低头，改组了国民党，在广州建大本营，其前身的中华党之类的右翼战友们劝都劝不住，经费改变了国民党。
C：这其实也是我们坚持使用的所谓“政治行动分析方法”在财经史中的应用。
Y：不仅是应用一次，而更深入的地方是，我们可以从其依据于经费可能性而产生的行为合理性的转化中去推测这个“政治行为”主体的形态变化。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我们有三个阶段递次深入：从经费来源的可能性到政治行为（或曰政治策略）的合理性再到中共组织形态的演变。
C：你说的这个很重要，路径依赖或者说历史的烙印，这个没办法，它毕竟是减少了行为主体的可能性空间，使我们做推测的时候更容易一些。但确实，中共历史上都有一系列的现象，不容易给出一个合理性的解说，这个财经史大概也是这样。问题在于，如果没有一个讲的过去的解释，则要么成一种宣传的包装，要么成一种解构的贬斥。二者都无从增加我们的知识。
Y：其实说到底，还是那句话，如何在生活常理上靠近历史。我们无意再现“真实的历史”，也无意指何种解释为真，我们只是要在常理上给出生活的解释。而今天，我们要说的恰恰就是生活本身，即中共及其所有的关联组织吃什么用什么，怎么来的。这就是中共的早期生活史。
C：中共的初创时期，主要是一批知识分子的活动。陈独秀，李大钊这些人，当时都过着优裕的教授生活。衣食之外，余钱还是很多的。于是职业之外的一些活动，靠自费就组织得起来。这也是个很吸引人的课题。就是在民国初年到1920年代，大概有个十五年左右吧，中国出现了于知识分子而言是最最愉快，阳光灿烂，有创造力的时期。基本上可以讲是空前绝后的。一个是完全自由的思想创造环境。一个是近乎于奢侈的收入水平。这两者，在这个时期，即便与同时代的日本，欧美比，也差不多吧。
Y：那比日本要强吧。那时期日本知识分子相对清贫得多。
C：你看，那个时期到中国来讲学的学者大都是在西方第一线正活跃着的大师级人物，来中国一呆半年一载的。哪象现在由那帮海归们运动来的“过气大师”误导师生和官员。那时这帮人能来，恐怕同这个中国教授群体的高生活质量有关。在这样的收入条件下，陈独秀等人就有可能从自费这个来源中解决其业余革命经费。中共的早期酝酿和氛围的形成，靠的主要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活动。办报，而且以同仁报刊为主，学术译著和宣传，授业以推广共产知识，小型聚会（还谈不上集会），以及与此相关的迎来送往和旅行。由于这个活动主要集中于少数知识分子当中，所费并不大。所以这个时期自费组织，就很自然。他们的许多活动，同现在的高级白领们组织的“扒屉”也差不太多，都是找乐子嘛，当然要显得卓尔不群更好。比较起来，这些教授的收入，比现在的高级白领们大概只多不少，当然是更有品位了。
Y：这是一种主要形式，以陈独秀、李大钊、张菘年为主要代表。还有一种是张国焘，富家子弟，才干非凡，大部分由家庭供给，少部分经费由陈、李这样的人提供，也没有什么经费困难。再有就是毛泽东的新民学会，这是比较草根化的革命组织形态。同前两种区别比较大。当时毛和肖子升、蔡和森这些新民学会的核心成员，花了不少力气去募捐。从李石曾那里弄了不少钱，从湖南一些士绅那里也弄了不少钱。毛的新民学会一起始，就有点不同凡响，完全不同于陈、李的那种知识分子的活动，而直接呈现出一种革命组织化的形态。从肖子升的回忆中可以看到，毛当时已经很自觉地着手扩张新民学会，他试图通过扩张新民学会的规模，来解决革命经费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只要有一次失误或募捐未能得逞，则立马就陷入经济窘困之中。比较有名的就是毛两次去北京，第一次去北京想发展新民学会会员，结果自己弄到几乎饿饭，八个人躺在一个四合院一张坑上，翻身都不容易，只好返回长沙，由杨家接济。第二次去北京，没钱，只好到北大当校工，结果还是一无所获，悻悻然离京返湘，要钱没有，想在北大发展会员，也没有作到。他非常之懊恼。
C：这个懊恼，可是让北大的那帮人在以后吃够苦头了。
Y：毛的新民学会的组织形态倒是最像以后的中共组织形态，它存在着最为严重的“革命经费”问题。他们要养活这个组织，就必须刻苦于这个“经费”。而陈、李及张国焘们就不必如此局促了。后者的活动，真是高雅不群，还有那么点儿挥霍无度。所以这个时期的思想传播活动，以自费为主，毛的新民学会则是比较边缘的，其意味深长之处还根本没有人认识，也没有什么重量级的人待见。在这个时期之后，就是共产国际选择了陈独秀来做在中国发展共产国际分支这个任务。这个时候，陈独秀就开始向建党方向走了。
C：我插一句，过去我们把中共建党是建立在以中国早期几个共产主义者小组为主体，接受共产国际帮助而达到建党的这样一个解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有了中共的事实在后，则去讲陈、李之知识分子的思想及学术活动是建党前的理论及思想准备期在前。其实，陈、李当时只不过是思想比较左倾的学者而已。当时即便西方知识界这个左倾也比较明显，如日本的河上肇就大大地传播了这个左倾的思潮。我没有看到过硬的材料说明陈、李有组织大规模革命组织的想法，但他们有频繁的知识分子聚会和宣传活动。这一点，被共产国际发现了。共产国际之成立是独立于俄共的，其使命就是传播，鼓动全世界搞共产革命。它是超国界的组织。它要不断的在世界各地建立分支机构以造成经典的世界革命，从一国数国的共产主义胜利直到全球胜利。所以，共产国际一直留心在中国找到组党的人。共产国际花了很多心思，才找到陈独秀，给了陈独秀一个大推力。要知道陈那时，在北京已经不甚得意，倒不是因为他左倾，而是因为此人个性使然，所以陈是负气南下的。恰于此时，共产国际找他，你可以将心比心地体会陈的感觉，陈这个人很激越，爱冲动，特别是在负气之时，那肯定是立即上船嘛。更重要的是，马林告诉他，所有组建党组织的费用由共产国际出，这点很重要。陈收入很高，但这个人也很在意钱的，他并非是个大方的人。拿钱搞同仁活动，收几个弟子，扩大社会影响，他没有问题。让他去组织一个党，他当然第一时间就会盘算这个钱他不能出，而且即便他肯出，也远远不够。所以，马林讲费用由共产国际出，那陈还会犹豫吗？不可能啊。反正共产国际从一开始要在中国建支部，那相关的经费，就如同“项目资金”一样，在布哈林那些决策机构那里“立项”了，有着落了，一定要花掉的。所以共产国际的代表在中国活动时很急切。所以，我认为，1921年中共建党，是以共产国际为主推动的，而不是所谓中国已有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在从事建党活动，然后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建党了。不是这样的，从一开始，这就是共产国际自个儿的事儿。陈、李只不过是共产国际找到的帮手罢了。从共产国际当时的“市场推进”安排看，即便是在中国找不到陈、李，那他们就自己派人干了。如同现在的“外商代表处”。那个印度人罗易不是就给派到墨西哥去组党，还成了墨西哥共产党的总书记嘛。
Y：唉，你这个澄清很有必要，因为这就可以把在这个建党和随后到1927年夏天为止的这七年时间的事解释清楚，因为在这个时期，中共全靠共产国际给钱。我们在之三里头已经讲过类似的意思，就是讲不是共产国际资助中共的活动，而是共产国际划拨的经费，因为干的是你共产国际立项的事情。就如同你不能讲IBM的代表处在IBM的资助下拓展了市场，这个讲不通。那个时期，中共领导人有生活艰苦的，但也有过得很不错的。这倒是很合常理的。至少管钱的家伙日子错不了。早先，就是陈独秀自个儿管，他日子就不错。后来米夫、王明、博古、向忠发之流，全是好日子。张国焘到广州去公干，也好吃、好住、好喝。出入豪门，往来华车。现在有些资料讲陈独秀一开始不想要共产国际的钱，想自个儿在广州办学校赚来的钱养党以保持党的独立性，这完全是在瞎讲，用不着这样去美化陈独秀。陈办学赚钱是自己的钱，可以用来接济亲朋和同道，根本不可能用于建党组党。两件事不能混淆一气的。
C：这样，我们看到建党之后中共基本上是一种职业革命家组成的政党。他们领用国际的钱就是了，所以这个时期中共组织内部理论、辩论、写作、上层投机活动，就比较多，而脚踏实地的草根化的活动就比较少。因为用不着这样去吃苦，最多就是领用外汇时有些困难和风险吧。
Y：上层投机，这个词很准确，最大的投机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虽说那是苏俄和孙中山的合作，但中共的形状就是投机，党内以后也就有个词叫“机会主义”，原本就是冠名这类投机行为的。
C：最近几年有些资料出来了，共产国际的拨款的一些细节已经被注意到。很零碎，但大体上判断不会有错。即中共那个时期全靠共产国际给的钱活动，自身的筹集，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大家都是职业革命家嘛，所以都等着领“工资”。后来临时中央在上海闹出内乱时，对所谓“托派”分子斗争，最灵的办法就是中断其“工资”和费用，那些人立即陷入困境。
这个时期到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就开始变化了。这时候党分成两块：中央机关转入地下，到上海租界暂栖身，这是一块；另一块就是去各地组织暴动，搞武装斗争。这两块，经费也都是由共产国际提供。事实上，1927年几乎全年的重要会议都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的组织下召开的。干你让干的事，当然你就得拿钱，否则又如何干得了啊。但在暴动这一块，有两条线索：一是当时中共倾全党之力主抓的南昌起义，南昌起义从头到尾都是同共产国际的经费有关。南昌起义的战略很清楚，运用兵变，南下广州，然后如同国民党北伐一样，在广州港口同苏俄的枪和钱接上头，再来一次中共的北伐，所以南昌起义就是一锤子买卖，拿上当时几乎全部的钱压下去，结果赌输了。从一开始就没有作长期打算，一下输了，结果就溃散。虽然说贺龙有吃有喝有轿子躺，但那是他自个儿的钱，他不会拿来供给革命的，最多让他看的顺眼的人来陪吃几顿而已。但部队就一哄而散了。恩来就一走了之，去上海，过党的“白领”生活，贺龙自个儿有钱也做不了职员生活，就自己走了。朱德高不成，低不就，误打误撞，碰上了老朋友范石生，靠他的接济才存活的。所以南昌起义是靠拨的经费来搞的，是赌注。而不那么重要的秋收起义，只拿到了少许的几块钱，毛也有点儿三心二意，钱太少，能干成什么事呢？毛也没有把握，等秋收起义草草起事，草草收场之后。毛带人进入湘赣边界时，他的经费没有了。他也不像朱德、有范石生这样的富朋友接济。毛带人就走上了没有上面“拨款”的时代。
Y：这就是我们要重点研究的时代，这个时代的“革命经费”问题。这里首先要弄清的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钱，又进不了城，那么毛的队伍在乡下靠什么为生呢？这里我们就要先来看看在乡下有什么财富是可以弄到手的，可以动员起来的。这个不难弄清。有三大块乡村财富，就看你怎么拿到手了。一块是乡村富户们正在享用的东西，吃的，穿的，用的。这一块很容易发现，也不难拿到手。第二块是乡村中被藏匿起来的积蓄，富户，贫户都有。由于治安和灾荒等原因，乡村积蓄总是被农民用各种方式贮藏，以防匪为主，保值倒在其次。这是第二块。第三大块，是乡村当期收成及当期消耗的生产资料，如种子，肥，工具等等。第三块是乡村的再生产，它有农时和农技的要求。例如青苗虽然是财富，但未到成熟，你不能拿来当粮，它要有个时间，到收获时才能算作有效的财富。中国传统乡村就是那么三块财富。其他类型的乡村财富，是零星的，可以不计。中共进入乡村后他们只要是没有外界资助，那么，革命就只能建立在这三块财富基础之上。问题只是在于你如何拿到，这里头就有一大堆的知识了。凡是比较之下，更加有效的乡村财富动员手段，一定是对应了更加合理的革命行动和革命策略。例如，针对第一块财富，最有效的方法也是最简单的方法，那就是拿枪顶住富户的腰眼，直接抢走了事。那么这样有效的方法在土匪那里和在毛的红军那里有什么区别吗？我们来看看。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后二、三天就失败了。毛带着残部一路败退，向湘东南方向走，进入江西境内。这个时候，起义队伍有近2000多人，由于没有打下预定的目标，所以当初准备的钱，一下子就不够用了。于是一路上，这支部队就自行解决经费问题。办法就是从第一块资源中取用。
C：那时，这支部队还没有经过毛的改造。有不少回忆文章都提到他们一路逃亡时，军纪很差，形同土匪。毛上井冈山，也是先拿枪换袁、王的银元和粮食。毛手上只有武器，给袁、王100多支步枪作为交换。这几千人上井冈，很快就只剩下了经费问题，即便袁文才、王佐把自己劫得的财宝都给你，也没有多少。山上只有两千多户人家。山民原本就穷困，所以就只有南瓜汤喝。于是毛就不断带人下山搞钱粮。整个1928年，他主要就是干这个事。在井冈山，他天天面对的问题很具体，究竟有多大的革命成份也难讲。
Y：是啊，虽说他也同湖南省委派来的人讨论革命，但那一定只占他很少的精力。他主要面对的问题，就解决明天这几千人的吃饭问题。当时省委除了派特派员来指手画脚一番，没有给什么具体帮助，所以毛就不断地派人下山。但他同袁、王有个大区别，那就是他指挥部队频繁地下山在附近地区攻打县镇，然后立即打出革命旗帜，组建地方革命组织，然后在这一切的掩护下，着力于解决“筹款”。当时，讲红军下山任务时，直白的很，就叫“筹款”。但这个筹款同王佐的“抢钱”完全不同，它被表述为一种革命行为，一种大义，而且它还诞生出一大堆的本土化的组织来保证这个“筹款”。当时最早成立的县工农兵政府主要任务就是筹款。各种会议不断开，袁、王之流看的眼都花了。那气派、场面我估计他俩也只有服气了。因为这种搞法，明明也是抢钱，但怎么看上去又不像是抢钱呢？这种挺直了腰板、扬眉吐气的感觉，对传统乡村里头一些不安分的家伙极有吸引力吧。
C：那是。不管怎么样，土匪终究是上不了台面，而革命就不同了。但说到底，“抢钱”也好，“筹款”也罢，归实了就是去把有钱人的钱粮抢来。土匪往好了说，是杀富济贫，了成小义；红军往差了说也是吃饱肚子，做革命的本钱呀。但手段不就是“打土豪”嘛。
Y：“打土豪”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意像。从早期的国民革命、中共苏区，到土改，到文革，一直都在“打土豪”，而且打的方式也差不多。从南方一些县志资料上看，打土豪的那些方式方法，倒并不是中共发明的，民间早已有了，中共在早期农村动员时，借用、光大了。
C：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来讲的一个视角，既当中共从城市败退下来，走入乡村时，中共的主要领导人，其实并不知道要怎样才能动员乡村的力量。他们只是无处可去，只有进入乡村去拼命，然后想到或看到了民间的那些独特的方式，抓过来用，“打土豪”的那些办法，就是这样来的，保留在革命的记忆中，一到大事不妙，就拿出来。抗日后期在晋绥之类的地方，也用南方乡村的办法，同样很灵。
Y：你讲的是其中一种类型。从1927年开始，中共乡村革命有两种类型。一是外来的人搞的，一是本地人搞的。外来人搞的指的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那种先起义（注意，这个运动开端大体上是兵变，或讲是兵运，是当时中共一个主要的形式），然后顺其自然地流落到某处，努力地安营扎寨，这个时候，中共展开的一种乡村革命的形式，就是一种突然而至的外来的力量冲进乡村的传统结构里头。一方面，红军队伍相较之这个传统结构内部的力量是大的多，所以就一下子就给它冲跨了。接着，就打出了“分田地”的口号。这个时候“分田地”这个旗帜是重要的，他把你同其他的过路的力量例如每个路过的北方军阀顺带抢一把，以及本地传统力量区别开来。但是在起义的早期，每天打仗，缺钱缺粮，急得很，只有先抢了再讲，就只有“打土豪”了。所以，从这个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类型来讲，其早期，“打土豪”就重于“分田地”。而本来中央指示中是认为“打土豪”是动员手段，实现“分田地”才是目标。但那个井冈山时期，是无论如何也顾不上的，尽管中央及湖南省委也派干部到毛所部，也是无济于事。因为你天天有战事，那些说教就不易发挥作用。而另外一种类型，以方志敏在赣东北地区的为代表的类型，是一种本地革命知识青年发动的乡村革命，这个同井冈山区别在于，它是从内部发动的。因此必然地它就比较“正统”。因为你从内部发动，你就要先来说服传统结构中的某些力量，逐渐地聚集能量。然后设法诱发或等待一个革命契机，突然释放能量，炸毁旧结构。这个说服和慢慢积累能量的过程，你可能就要从“分田地”之类的地方讲起了。你大概不能只从“打土豪”开始讲起。你还得从一开始就讲的有模有样，一切从说服对象的实际出发，故事要编织的连贯、有力，这类故事并不难编，自古乡间就不少，但方志敏他们讲的故事非同寻常的地方是直接讲清楚了你的故事同别人的故事的联系，就是我们在之五里头比较强调的中共革命的“知识结构”，这样的故事对闭塞乡村里头的某些聪慧之徒来讲是很管用的。
C：有些土匪的传奇故事中，往往有个情节，某个白面书生进山一席话，就把土匪头子给拍晕了。其中的诀窍就是讲一个新故事，而且，把这个新故事同这个土匪头子自己的故事联系起来，变成一个大故事。
Y：方志敏他们就是这样耐心地用“分田地”之类的思想去影响本地结构中的那些潜在的异己力量。然后，突然地释放这个力量，就叫暴动。这之后，就是如何实现“分田地”，那就是“打土豪””。这同井冈山是有不同的。方志敏式的革命更符合“革命的逻辑”，而井冈山那个叫“生存的逻辑”。
C：到头来，“革命的逻辑”还是得变成“生存的逻辑”。
Y：那当然，它还能有别的命运吗？当方志敏的暴动大到一定程度，已经突破了乡间的界限时，那些外来的反革命力量就要不期而至了。这个时候，方志敏的革命，也就要发生变化了。“分田地”就逐渐成了幌子，“打土豪”又成了当务之急。
C：所以，不管哪种类型的革命，都打着“分田地”的旗号。但都只有“打土豪”能解决问题，尽管开始的时候从党的革命战略的完整性讲，“打土豪”是“分田地”的手段。所以我们讲，“打土豪”有个从革命到经济的过程。
Y：在“生存逻辑”支配下的革命“经费模式”其主要内容和形式就是“打土豪”。尽管红军在山下几个县里头搞了一些组织化的东西，但毕竟能养活的人有限。井冈山上只有南瓜汤好喝，养不了人。但红军下山要在县城里待得住，则又显得过于弱小，所以，这个“打土豪”的“经费模式”效力就很有限。它可以维持比袁文才、王佐大的多的部队规模，但却又没有大到可以真正展开革命阵势的程度，所以要解开这个扣。其实，毛当时就看的很清楚，井冈山地区固然易守难攻，也是政府军比较薄弱的地方，但经济程度太差，回旋余地小，筹款困难，则红军难以发展。所以必须想办法创造新的“经费模式”，以支持大规模革命。
C：他倒不一定是清楚应当去创造新的“经费模式”。毛只是感到在井冈山呆不下去了。几条山路一封，4000多人只能在山上饿死了。1928年5月，朱毛会师后新组建的30团，33团就因经费不够，只好打发他们回湘南了。那时红军一共才有6个团，去其三分之一，可见饿到什么程度。必须下山，另找地方。
Y：这个另找的地方，毫无疑问，还必须是政府军比较弱的地方，同时最好经济条件好过井冈山，回旋余地大。实际上1929年初毛带队下山之前，心里已经明确这个标准了。从1928年夏天，在“经营永新”和“八月失败”两件事上，已经看出毛心中已经开始在思考这个问题了。他反对去湘南搞暴动，因为湘敌战斗力强大，又在湘粤大道上，是敌必争之地，尽管很富庶，但红军去站不住脚。但湖南省委意见很强硬，于是朱毛带红军进兵湘南，酿成“八月失败”，兵力折损过半，毛对此痛心疾首。所以直到四年之后，他还念念不忘，湘敌强于赣敌。
C：湘敌是本地人，赣敌是外乡人吧。
Y：情况可能更复杂一些，我们今天就不讨论了。而在江西永新县，则又不同。他在1928年6月击破赣军第四次“进剿”再占永新县城之后，作法有变。他提出“大力经营永新”。首先力争占领永新全县，其次调集干部集中到永新。他告诉省委特派员杨开明“我们看永新一县，要比一国还重要，所以现在集中人力在这一县内经营。想在最短的期间内建设一个党与民众的坚实基础，以应付敌人下次围剿”。在这之前，周边几个县遂川、安福、茶陵、宁冈、莲花、攸县来回转，筹到款子就走。但到永新县时，毛的想法就有新东西了。他想在永新扎下根来。打“坚实基础”以区别于上山半年来的土匪式生存。
C：但他们在永新没有弄成。
Y：但这个想法及尝试开始了。这期间毛的思想很活跃。在朱毛会师后，他不断地在各种会议及文件上长篇大论。中心就是讲如何“存在下去”。他反对去湘南罗列的理由之一是从经济上说，“湘南各县焚杀之余，经济破产、土豪打尽，此刻到湘南去解决经济困难，可是绝对的不能”。所以1929年初下井冈去赣南，在毛是有个过程的，并非是完全被迫和突然的。
C：当时讲，围巍救赵，南下牵制围剿井冈山的敌军，那是胡扯。毛朱出井冈时，根本就没打算再回井冈，彭德怀那800多号人守山，纯粹是准备牺牲掉，还好彭很机灵，几天后也跟着下山了。
Y：1928年在毛的思想史上是个很重要的年份。后来的关于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的策略问题，在1928年，他基本上都有考虑了。到长征结束这段时间里头，他的思想可能基本上是在1928年就形成了。这其中，解决红军给养问题给了他最现实的压力。维持一支造反的队伍并不难，如袁文才、王佐，三流人物即可办到。但维持一支不断扩大的造反队伍，难矣哉。他看到流寇式的“打土豪”维持不了朱毛会师后的那支万人红军大队。
C：红军每到一处，无非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只是口号，并无法真正执行。毛给省委报告讲到1928年6月井冈山根据地已有65万人口，大部分土地都已重新分配，我很怀疑这一点。红军肯定还是搞了不少革命行动，如你说的，让袁文才、王佐之类的小土匪看花了眼，那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你糊弄不了湖南省委和中央。所以才有特派员和指示信，对毛有所敲打，让他不要忘了革命。其实，毛又何能忘掉革命呢？他是在广州武汉搞过高级政治活动的人，他只为革命才可能上山受这份罪的。只不过彼时彼地，他边干边摸索罢了。在远处看的人，替他着急，怕他忘事，倒也可以理解。问题在于，这种浮光掠影式的打土豪，像一阵风吹过，即不深入乡村结构中实现革命转换，又无法拿到被农民小心藏起来的财产以维持红军大队。毛是先别人看透了这一点。
Y：在他提出“经营永新”这个思想时，他应当就看透了这一点，即光从乡村第一块财富资源上搞，只能维持土匪式生存。要从第二块资源上打主意。他事实上也进行了各种尝试，当他率朱毛红军向赣南转战过程中，他一举解决了这个难题。一句话，他把“分田地”、“打土豪”和打仗建立红区这三件事给合成一件事了。他搞了个“三位一体”。他持续地推进分田地，以此充分深入地“打土豪”，彻底动摇乡村结构，形成在新的乡村治理基础上的稳定的红色区域，以此不断地获得人、财、物的输送，支持红军部队大规模扩大。
C：原先那种“打土豪”，一阵风，只把浮在表面上的财产拿去了。从生活实际上看，一旦红军用“打土豪”的办法筹款，已成一种社会传闻时，各家对财产的保护措施就会层出不穷。红军经过某县，如果时间比较短，那么就有可能红军只能拿走他看的见的东西，那些被藏觅的财宝，就有很大可能躲过被抢。红军拿走的东西大都是农家当期出产以及正在用的东西。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传统农作区，像江西某个村子或某个聚落区，它的财富主要是二块，一块是当期的，即以农时为周期，在每个生产生活周期里发生的支出和收入，这是当期财产。这是服从农时的，稻谷还是青苗时，也是财产，但你早拿没有用，你得等到收获时节才能拿到可以用的稻谷。农家人自己为维持这个生活生产周期而备下的种子、肥料、食物、工具等等。这个你可以拿走一些，但不能太多，过头了，要么误农时，要么就饿死人。这一块财产，藏不起来，谁来都看得见，有可拿之物，但不多。还有一块，就是积蓄了。当时就叫浮财。所谓“浮财”就是积累起的历年的结余嘛，是历年的结余以某种保值的方式贮存起来的财产。这主要是相对富裕家庭的家底。这个在江西，民间财富可能主要就是这一块。因为江西没有大的自然灾害，所以这种民间财富的数量还是很可观的。往后你可以比较一下，红军长征结束时，到陕北过不下去，毛让彭德怀带兵东渡过黄河，在山西晋西南几个地方转了两个月，跑回来，就弄了50万大洋。山西和江西有些类似，就是民间财富相比较中原要多点，比沿海的地方要藏的深一点。赣南、闽西这些地方，过去基本上是接近地方自治那样一种治理形态，民间的财富比较完整。
Y：但这点财产一般都有比较好的保护措施以应匪盗。所谓埋藏很深。所以有个词很形象，叫作“挖浮财”。一个“挖”字，活灵活现了一幅发现乡村财富的图景。
C：这一块财产规模要比前一块大的多。如果红军把目光转到这一块上，那么红军的财政基础就大大的扩展了。
Y：光把目光转过来盯住还拿不到手。你还得想办法，一是如何知道这些财产藏在何处，二是如何拿到手里，你拿别人的东西，别人一定会反抗的。如果这个反抗，每时每地地发生。会分散红军很大精力的。用现在的词语表述，就是要有个低成本的有效的“挖”的办法。
C：这办法，结果很简单，就是“分田地”。从台面下讲，就是从乡村里头找出消息灵通的内部人来，给他奖励，由他收集“浮财”的信息，再由他设法挖出这部分浮财，给他一笔回扣，大部分就交给红军。然后这个人就再盯住下一家，继续挖。我看了一些资料，这个挖浮财的手段可真是让人咋舌，有专门的指导文件教下级们如何挖，这可不象书生们能想出来的。
Y：这大概是那些面目不清的人同这些书生们的共同创造吧，一个出经验，一个给概括。不论是谁的创造，反正这套搞法，到后来在山西搞土改时，就很发达了，康生给它系统化了。
C：“分田地”在台面上，则以重新分配土地为诉求，以那些拿回扣挖浮财的人为主，组成新的乡村治理机构，当时就叫县苏和乡苏。由这些机构持续地以革命的名义形成并强化一种恐怖气氛。
Y：当时就叫红色恐怖，也叫赤色恐怖。
C：在这种赤色恐怖下，一是不断地刺激出前面那种“内部人”来，以壮大苏维埃的力量。
Y：凡是建立了县、乡苏维埃政权机构的地方，就叫赤化区域，正规叫“红区”。
C：在苏区，那种直接的反抗就会遭到极严厉的镇压。这种镇压残酷程度常常让后来人理解不了。殊不知，正是这种残酷才大大地降低了反抗的程度，从而降低了收集“浮财”的“交易费用”啊。
Y：以前一块财产为主的“打土豪”形成的革命“经费模式”，与以后一块财产为主的“打土豪”形成的革命“经费模式”，二者在实际运行上是完全不同的。
C：我们可以把前一种“经费模式”叫做井冈山方式，把后一种叫作瑞金方式。同样看上去都是“打土豪”，但内里另有乾坤。
Y：井冈山方式，红军就是一阵风，其生存逻辑大于“革命逻辑”。而瑞金方式，则不同，它的生存逻辑就是革命逻辑本身。红军到1929年4月到达兴国以后，就开始一种全新的革命过程，我是这样来概括的，红军先找到一个点，这个点一般都是县区，周围相对比较富裕，人口稠密。在这个点上，先进行“分田地”，建立乡村政权，从而获得一个较大的“浮财”以供给红军。然后，又借红军之威，向周边地区扩散，形成一个“苏区”。由于江西地貌特征，这种连续扩散有个地理边界，往往是县城周边地区。所以红军又去寻找一个新的点，然后再来一遍，形成一个新的苏区，通过控制两个苏区之间的交通线，使两个苏区连在一起。这叫作“赤化”，就有了一个更大的“苏区”，从而供给一支更大的红军大队。这个过程是良性互动的，相互激励的。于是就持续下去，从1930年开始，这个过程就开始了。用当时的话讲，叫“猛烈地扩红”。即是指扩大红军，也是指扩大“苏区”。
C：当时，红军往往是先打县城，打不下来，接着就“分兵”，分兵就是去打乡村里的“土豪劣绅”，习惯叫“土劣”。这种运行过程中，“打土豪”筹款子本身就变成了革命行为，而在井冈山方式下，毛泽东就要受到上级党委的批评，认为他只交土匪朋友，不搞革命了。毛是何等人物啊，立即创造了新的方式给这帮人看看，到底谁革命。
Y：毛当时没有这么意气用事，须知1931年底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他当主席之前，毛没有对上级党组织意气用事的本钱。他相当地谦虚和服从。但中央及省委离他这儿很远，所以他有自行其事，发挥其伟大创造性，主动性的余地。但你说的对，瑞金方式的一个大的特征，就是把革命和筹款子这样等而下之的事情给合成一件事了。这以后，毛一会儿被批“左”了，一会儿被批“右”了。但没有人再讲他不革命了。因为他创造了真正的革命。临时中央那班人来了以后，最多不过是给毛的这样的革命添油加醋罢了。
C：我猜测，宁都会议之后，毛被冷落那样长时间，但长征时，王稼祥几个坚持要毛随红军主力行军，恐怕同毛的这个创造有关吧。
Y：在瑞金方式之下，红军虽然说不上财源滚滚，但确实经费够用。从1929年4月毛在兴国搞《兴国土地法》起算，前面算井冈山方式，后面算瑞金方式。1927年9月到1929年4月，有一年半多时间，毛手上的红军数量几乎没有增加，就3000多人。但到1931年8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时，不过才二年多一点时间，毛手下红军正规部队人数已达4到5万人，中央苏区有县城21座，红区人口达250万人。两下相比，高下立见。袁文才、王佐这些小土匪死得早，要不然，那一定是五体着地，服了。
C：既然提到了“兴国土地法”，我们是不是岔开一段，讲讲“分田地”。毕竟分田地才标识了这场革命的独特性。
Y：这有几个特征值，可以勾勒出这条线索的轮廓。1929年4月，毛起草《兴国土地法》；1930年2月，发布《二七土地法》；1930年5月毛做《寻乌调查》；1930年6月《富农问题》决议案；1931年2月毛给曾山的信《民权革命中的土地所有制度》；1931年8月苏区中央局通过《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1931年11月，全苏一大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1932年夏季开始查田运动，1933年查田运动进入高潮；1934年3月，发布中字第一号令《关于继续查田运动的问题》；1933中央苏区已出现大片田地荒芜，粮、棉奇缺。9月开始长征。
C：年年都有新花样。在乡村穷折腾，是历史悠久啊。
这里，我们可能要岔开说一说这个“分田地”，它是不是一个真正受大多数农民欢迎的措施，特别是在中国。我的看法，应该不是这样，至少是一个并不清楚的东西。中国历朝历代的造反，有提出均贫富的，但没有提出均田的，提出并实施均田的都是当政者，西方我们不知道，但在中国，就是这样。就中国来讲，土地的转让及租赁，早已经“资本主义”化了，中国的土地产权，是远较西方复杂和精致的，地面权、永佃权、佃权权重、租佃的各种合约方式、典当方式、期权交易等等。所以，中国农民造反，如果说是因为什么土地问题基本不着调。造反者们大致都是冲着动产而去的，谁有动产，就造谁的反。有两个最明显的目标：官府和财主。所以“打土豪”就容易搞得起来，“分田地”则是一个泊来品，在中共，是苏俄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被生搬入中国的一种“理论”模式，或叫一种教条主义。那么，孙文怎么讲呢？
Y：孙文的“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大概来自美国一个叫乔治的人的说法，它主要是要制止有钱人对土地的投机，主张土地国有化，孙文的这个提法并非中国民间的古老要求，当然他自己从未实行过。中国有井田制这类准“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安排，但后来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大概是出于效率的原因吧。也就是说，均分田地，本来应该是一个在一定法律框架下的政府行政，它必须具备社会稳定这一条件。它是政府的施政，不一定是百姓的要求。
我们来看看这个苏区分田地的内容，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之前，分田地主要是地主、富农的土地拿出来重新分配，中农土地不动，重新分配时，“抽多补少”，以此达到大致的平均。其次，重新分配已不是按户，而是按人头计算。1929年到1930年这一段时间里，红军刚刚到赣南地区，打仗，建政，忙乱的很，分田运动没有真正搞起来。1930年2月之后，在赣西南地区开始大规模地分田，这持续了一年。要注意，这同农业生产周期是同步进行的，所以，分田地本身对农业生产是破坏作用的。
C：相关记载不多，但可以做如此的推测，错不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不乱不可能。比如分青苗就闹得一锅粥。
Y：这期间的分田主要问题是不稳定，分了又分，今天这块地给李家，明天收回来又给王家。来来回回折腾，有的地块居然被分了五次。我是从毛泽东1931年2月底给曾山的信中发觉了这个事情，毛的信题名为《民权革命中的土地私有制度》。其他有关资料中对这件事都没有注意到，或是当时多种原因，也未将有关资料留下来。我只能从毛的这封信中看到这个事情，猜测可能的情形。信里说：“过去田归苏维埃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的空气十分浓厚，并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农民感觉田不是自己的，自己没有权来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田，这种情形是很不好的。省苏应该通令各地各级政府，要各地政府命令布告，催促农民耕种。在命令上要说明过去分好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既算分定，得田的人既由他管理所分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业，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由；田中生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这些规定，是民权革命时代应该有的过程，共产主义不是一天做的起来的。苏联革命也是经过许多阶段，然后才达到现在社会主义的胜利。”
C：这有意思。前些年讲联产承包制不是也有这个类似问题，80多年了，还是个老问题。另外，我们还可以注意一下，生的不补死的不退、不杜绝租借买卖，这个意思是可以有“剥削”，也可以产生新富农，不限制的。可见所谓的“分田地”，重在分配，而不在什么持久的公平。由红军来分，实际上的作用也仅仅是个动员方式，关键还是为了筹集费用。
Y：也有不同。毛讲的四次五次分了有分，是在一个农业生产周期里的，那样就无法让农民种地了。所以毛一下子就发现了，并且写了这封纠偏的信。毛谈这个事很正常。你想嘛，没收田地后，苏维埃的工作人员一般地讲，肯定是倾向于认为这地就是苏维埃的，然后给你种，无论如何在分给你种之前它是公家的。随后，分给某户之后，各种可能发生的因素，只要让某个苏维埃人员觉得前几天分地太急了，这块地给某户并不合适，于是收回再分，这样的事，对那些十几二十几岁的苏维埃人员来讲，很正常嘛。至于在某个村落如此这般分地会引起什么样的故事，却无从探知。
C：这个同华北搞土改不一样，华北那个时候各种乡村故事都流传到后世了。中央苏区没有民间故事流传到后世，你别想这个事。因为相关的人要么死了，要么不愿讲，农民也不敢讲。这个同华北不一样。很不一样，其间的……
Y：到1931年4月曾山发文讲《土地是我们的，耕种起来吧》，这纠偏才开始，我想，那与农业当年当期的农业生产而言，与事无补吧。最多是停止了损害。这就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发布了，时间是1931年底。这同解放战争中发布的“谁种谁收”的公告也相差不多。
C：这个土地法有个党内争论的背景要提提。“八七”会议决定去乡村搞革命时，党内的口号是讲“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的。毛在井冈山时也搞了一个后来叫《井冈山土地法》的东西，是应付湖南省委的，就是讲没收一切土地。但是没有实行过。是应景文章。但从《兴国土地法》开始，党内就有争论，焦点是地主富农分不分田。当时中央的意见倾向于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与毛及《兴国土地法》、《二七土地法》有差异。这个差异就成了当时在上海的中央对毛及红军指责的主要内容。讲毛是“富农路线”。于是，中央与苏区为此就有不断的争论。到了1931年底搞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时，就停止了“富农路线”，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就定下来了。这场争论，现在看，就五十步笑百步，好像不是性质上的区别，但在当时，这个就是大问题了。
Y：我插一句，好像对中农问题，不管中央，还是苏区，都比较慎重，一直讲中农不动，或是不侵害中农的利益。似乎党内也有很实际的一面就是讲中农是生产力的主力。
C：也不尽然，没收一切土地就包括中农的地。但确实，1929年之后的中共搞的任何土地法案中，对中农都是保护的。但这也当不得真，因为实行起来的时候，富农的界线一放宽，中农就玩完了。所以到解放战争时期，中农问题又成了“左倾”“右倾”的标志了。正如同中央苏区“富农问题”是“左倾”“右倾”的标志一样。当时，还有一系列涉及到分田地的具体操作环节上的争论，如按村还是按乡分，是按人头分，还是按劳动力分，或是按户分，是调整式的分（如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还是彻底打乱重分，以及土地税之类，很多具体问题，都有争论，不少问题党内也上升到“左倾”的斗争层面上。弄的很紧张。反正到了差不多这个时候，已有几十万的“土劣”被逐出或自己逃出了苏区，男的当苦力，妻女当娼妓。这是党内文件明确记载的。
Y：1931年底新土地法布告后，因为与前面的《二七土地法》在操作上有很大差异。新法、旧法就有交替过程，重新再分，就又折腾了一年。所以，1932年，原本是比较稳定的时期，是中央苏区黄金时期。但农业生产这一块肯定还是受到相当大的损害。因为农民与耕地的关系依然不稳定。自这个土地法以后中央苏区再没有搞新的土地法令。但奇怪的是从1932年夏季开始，主要是在1933年6月间，搞了一场“查田运动”，就是彻底伤了苏区农业的元气。查田本来讲是对分田结果的某种设定好的纠偏或纠正。但结果这个查田比分田搞的还要火爆。
C：这个查田运动我前面看了一些资料，从我阅读的材料来看，查田运动，与其说是一项政治行动，不如说是一个财政措施。因为就他的具体操作来看，就是谁富查谁，或谁有“浮财”差谁，同田多田少不相干的，查出来的东西谁拿走，也没有多少悬念。当然，对中共来说，一定会在政治上提升这个措施来赋予它“政治正确性”的。可笑的是到了六七十年代，又把毛的有关文章拿出来，去说同它本不相干的事，历史一经意识形态化以后，可能都是这样吧？我纳闷儿的是：春桥同志自己明戏不明戏？算了，这个查田以后再说吧。
Y：不管这个查田当初要干嘛，反正它赋予执行者随时宣布已分土地作废，重新再来的权利。这样毛给曾山的信中所写的那样的担心的问题，就又出现了，而且更加严重。所以到1934年春夏，实际上中央苏区的农业是无论如何走不下去了。从1929年开始到1934年9月，这个分田地的大致过程就是这样，无论主观上是怎么一回事，反正客观结果，就是苏区农业大伤元气，农民生活就可想而知了。
C：其实，中共当时运气还是不错的。选择江西作根据地，江西一直是个农业条件比较好的省份。几乎没有大的周期性自然灾害，一直就是个粮食及农副产品输出地。红军到赣南以后，有关饥饿的记载就很少了。南瓜汤是在井冈山时才吃的。到赣南就没有这么苦了，至少一个兵一天一斤六两大米是保证的。
Y：如果“分田地”不同“经费模式”挂上钩，你还真不知道中共当时为什么要这么折腾，好处在哪？
C：我看过毛有文章讲，中央苏区32年收成好，增产15%，有的县增产高达40%，还搞了一个运动，好像叫作“为增产二成而奋斗”。
Y：这个你千万别当真。有不少党史作者居然拿这个作为“分田地”解放了生产力的证据。真是瞎胡闹。你能拿1959年那些人公布的亩产量去论证人民公社的伟大吗？1959年时的干部可以这样论证。1933年时的中共也可以这样论证。但今天有人这样论证，那一定是昏了头。
C：是啊，毛自己也讲过分田的当年粮食产量是减少的，他们讲的那个增产几成不是指的总产，指的是相对于去年的单产，把两块地的稻子放在一块地不就解决了嘛。那就是讲，你不能在这样一个封闭的乡村经济环境下，指望当期的农业产出有一个显著的增加量，不可能用这样的增加量去养红军，没有这个增加量。所以只有挖浮财。
“分田地”就讲到这里吧。咱们再回来讲瑞金方式的实际运行吧。
Y：瑞金方式在实际运行时，有个最大边界问题，就是扩红的力量与外界，白区给你顶回来的力量，一旦达到均衡的时候苏区的区域扩张就停下来了。中央苏区到1932年时达到全盛，大约有5万多平方公里，不到300万人口，基本上机关工作人员也上升很多，但苏区疆域没有扩大。白区给的压力加大时，苏区还有减少。
C：这个是否同江西的地貌特征有关呢？
Y：地理条件肯定是一条，政治局面更重要吧。你扩张越大，自然外界的反响力量也越大。这有个均衡点，达到最大，维持一段时间，随后，苏区就塌陷了。
C：政治条件，也就是毛讲的割据条件吧。但从中央苏区成立中华苏维埃起，几乎没有多长时间，苏区就塌陷了。过去都讲，是因为排斥了毛的领导。近来有些研究，讲又不完全如此，但一直都未有一个信服的解释。
Y：中央苏区塌陷，直接同这个瑞金方式有关。瑞金方式是以乡村中的“浮财”为对象的。就是前面讲的乡村第二块资源，它既然是存量，那么终归是有限的。而且，“挖”的程度是越来越大。开始的时候，好挖，后来存量越来越少了，自然挖的难度就增加了。
C：“挖”的边际成本越来越高。
Y：当时瑞金方式之下，大体上有三个方向，特别是打城市。1932年4月打下漳州，弄到的财物，够用半年了。这个方向着力很多，但大多不成功。因为有个白区力量集中反击。所以到1932年漳州之后就几乎没有打下中心城市，反倒是在打中心城市时损失很大。这是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就是扩大“挖浮财”对象的面。红军有口号叫作“向一切剥削者筹款”。剥削者自然有个定义，但实际执行的时候，就给扩大了。中农也算进去了，可能有些贫农也给算进去了。这是一方向，这个方向效果比较明显。但负面的东西也多。有很多文献记载。第三个方向，则是在对外扩大不行的时候，转回头，把已有苏区重新再打一遍土豪，这个时候手段很硬，很残酷。这主要是通过查田运动搞的，这时候，什么成分之类，就随便定，目的就是任何可以拿走的东西拿走，以维持能够革命和红军作战经费。查田运动从1933年夏到1934年初夏，搞了一年，各级苏维埃几乎使出吃奶的力气，最大程度的动员起来了。
C：这期间还搞了很多的竞赛，都有指标的，发公债、建谷仓、收粮食等等，层层下压。但不论你怎么动员，反正数量有限，100%动员，也就那么大。
Y：是啊。这样的“经费模式”实际上到1934年初就走到头了。
C：问题是中共这帮人非要撞上南墙才知道到头了吗？他们事先没有一点感觉，想不透？不会吧。
Y：当然不会。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们就不是共产党了。我告诉你，他们在这个事上，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讲过中共革命的“知识结构”。这个很厉害的，这就是现成的一个“案例”。要知道，不论是朱毛，还是在上海临时中央那些人，他们始终没有就苏区论苏区，在他们那里，有个更大的全国革命胜利的方案。中央苏区在这个全国胜利的方案中只不过是突破口，一个导火索罢了。他们在中央苏区所作的一切都有个大的革命前提，那就是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以及不容置疑的胜利。这个革命的“知识结构”就为苏区里那些不光彩的“经费筹措模式”提供了一个革命的完美的逻辑。只要中央苏区站住脚，很快就会迎来革命高潮。到那时，天下都是工农的了。现在受点苦算不上什么，到那时，还会有经费问题吗？还需要打土豪吗？还需要操心有没有“浮财”吗？不需要。
C：即使全国革命高潮一时半会来不了，那么“争取一省数省胜利”总是有可能吧。
Y：是啊。那时的文件不都是讲这个“一省数省胜利”吗。立三路线时，讲全国高潮，叫做“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李立三政治破产以后，临时中央及中央苏区中央局和毛本人还不是把“一省数省胜利”挂在嘴边，写在文件中啊。
C：这是把话说圆的关键。否则，那些个革命者们也没那么大的干劲的，则中央苏区那套搞法也讲不过去呀。
Y：倒不一定是为了把话说圆。我倒认为，当时中共就是如此真诚地这么相信这一条的。这有个语境转换的问题。中共革命要经过漫长的几十年奋斗才能成功，这是我们今天来看的体验。在上世纪20~30年代，那时的革命者头脑中，是根本没有所谓的长期奋斗这个概念的。毛也没有，肯定没有。其他那些年轻人更不可能有。他们有的，恰恰相反，都是少部分精英的运作，然后迎来一个契机，咔嚓一下子，革命高潮到来，全国胜利。这个是有体验的。苏俄“十月革命”是如此吧。“辛亥革命”是如此吧。往早讲，“法国大革命”是如此吧。老蒋搞“北伐”，从誓师，到打下武汉，就三个月嘛。所以，就当时的经验范式而言，革命不用那样长的时间。
C：其实只有毛后来的奋斗和理论才创造了一种长期坚持奋斗的革命之路。除此之外，长期奋斗的革命案例很少的。在那个时候当然根本就没有。
Y：所以，头脑中，他就是这么认识的。革命高潮，全国胜利这是前提，这个前提之下，各种不可思议的短期行为，就很自然地出现了。例如“分田地”里头，不给地主分田，那地主怎么活呢？于是就有地主跑出去，再拉个小队伍回来打你。这肯定不划算嘛。但此点，一直未纠正，用不着。打AB团，搞肃反，我们事后看不懂，在当时，就没有问题，胜利就在前头，纯洁队伍，很自然。同样的，瑞金方式之下的经费筹措，是有限度的。这也没有问题。当时中央苏区几乎并没有做过什么尝试去改变这一点，去想想其他的办法，没有。原因也在这。这是中共党员的信仰呵。如果他们早就知道没有这个革命高潮，那么这套搞法，就不可能弄出来的。所以这个革命的“知识结构”里头，中央苏区的各种政策是自洽的。一方面有那样多的短期行为，另一方面，又一本正经地发布法令，定下植树节。毛和项英亲自上阵，动员大家在荒山上植树。植树是长期行为吧。如此矛盾的现象，背后，就是这么个完整的知识结构在里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