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

沈明:自我殖民与批评伦理——简评《北大的文明定位与自我背叛》

沈明:自我殖民与批评伦理——简评《北大的文明定位与自我背叛》

“燕京学堂”事件,自高峰枫发表《谁的“燕京学堂”?》一文(《上海书评》2014年5月25日)开始,受到传媒和公众的广泛关注,日渐发酵,讨论逐步升温,加上北大部分教师学生两个月来网上网下的抗议活动,它已然成为高等教育界今年的一大热点事件。“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今天,文科学界两位重量级学者甘阳、刘小枫发表文章《北大的文明定位与自我背叛》(《21世纪经济报道》2014年7月24日,以下简称“《北》文”),进一步以猛烈的火力批判了北大燕京学堂计划,以及由它所代表的英文至上乃至“去中国化”对中国“文明定位”的损害。料想此文必将进一步助推反对意见,使相关讨论走向深入。 《北》文批评力道十足,说了不少不客气(甚至意气用事)的话,读来颇有畅快之感。文章重申了作者多年来对中国大学改革的意见和批评,其中很多观点笔者都非常赞同。然而,掩卷反思,我想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提出来,进一步辨析商榷,求教于甘刘二位学长与读者诸君。 首先是树靶子问题,表现在《北》文提出的“英文北大”与“中文北大”的二元对立。这一对概念(以及相关的“法定语言”)大概是二位作者的发明。不消说,在这样一篇时评文章中,读者不应咬文嚼字,追究此种概念的精确性,只要明白作者意在通过简捷直观的符号性表达批判中国大学教育和学术的自我殖民化,也就够了。但问题是,《北》文将“英文北大”与“中文北大”描述成几乎势不两立的状态,以过于简化的处理方式粗暴打发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作者称拟建的燕京学堂为“租界英文学堂”,大加鞭挞,提出中文必须取代英文成为北大的“法定语言”。与此同时,《北》文也意识到不能搞一刀切,因此爽快地赋予了理工科 “治外法权”,甚至慷慨到称理工科“全盘英文化”也“没有什么关系”的程度。于是,人们不禁要问,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就必须由中文作为大一统的“法定语言”吗?《北》文对燕京学堂 “英文中国学”的批判笔者基本上都赞同——“英文中国学”的荒谬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当文章试图“以小见大”,将其论说对象从燕京学堂本身提升到中国文化与学术主体性及文明定位之高度的时候,就有以偏概全、大而化之的嫌疑了,因为它在强调中文之为“法定语言”的正当性的时候,似乎有意无意地将“中国学”等同于全部人文社会科学,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高峰枫:谁的“燕京学堂”?

高峰枫:谁的“燕京学堂”?

2014年5月5日,北京大学宣布正式启动“北京大学燕京学堂”计划(Yenching Academy,Peking University)。根据北大的官方介绍,这是一个独立建制的教学科研实体机构。燕京学堂为住宿式学院,将开设一年制的“中国学”硕士项目,包括“哲学与宗教”、“历史与考古”、“语言、文学与文化”、“经济与管理”、“法律与制度”和“公共政策”六个方面的课程体系,主要以英文讲授。2015年9月,第一届学生即将入校,其中包括六十五名海外学生、三十五名中国大陆学生,所有人都将获得全额奖学金。教师的配置,是从北大现有教师中联合聘任三十人,从国内外招聘“杰出学者”二十人,并邀请“国际顶尖访问教授”二十人。 虽然目前公布的资料和数据都不多,但根据有限的报道,可大体获知这一新机构的办学宗旨和特色。我对于“燕京学堂”在命名、选址以及学科定位等方面都存有不少疑惑,特借《上海书评》一角,发表一点浅见,希望能将所牵涉的复杂问题辨析清楚。 北大与燕京 在北大发布的官方文稿中,对于这一机构的定位和宗旨有这样的阐释:燕京学堂“根植京师大学堂的中华文明底蕴,绵延北京大学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命脉,承接百年燕园孕育的博雅教育理念和国际化视野”。这一句大可斟酌。新文化运动恰恰以激烈反对传统文化而著称,这样的“精神命脉”是很难和传统文化的“底蕴”相协调的。而且,此机构的正式名称中有“燕京”字样,英文表述也启用传统的拼写(Yenching),再加上“百年燕园”的提法,凡稍知近代教育史的人,都自然会联想到著名的燕京大学。

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要改革,不要口号:南科大筹建团队核心人员为何退出与朱清时的合作

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要改革,不要口号:南科大筹建团队核心人员为何退出与朱清时的合作

高等教育改革关系国家竞争力能否提高,必须避免空洞的口号和不负责任的哗众取宠,必须避免把对现有高教体制弊病的不满转化为对貌似合理却实际上更为荒谬的行为和口号的欢呼。我们需要的是理性的认真的具体的富有建设性的分析和讨论。 朱清时校长在南科大的高教改革中提出了许多似是而非的口号。朱清时校长身为社会名人,又担负改革重任,因此这些口号可能严重误导舆论和社会,干扰高教改革的实质性讨论和健康开展。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认为有必要表达我们的看法,厘清正误,以正视听。 “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绝不是高教改革核心 高校的“自主招生权,自授文凭权”只是“表”,而教授质量、教育质量、管理质量才是“里”。无论国外还是国内,从根本上能支撑高校“自主招生权,自授文凭权”的是一个学校建基于教授质量教育质量之上的“质量信誉”,而不是具有这些权力本身。 如果只争“自主招生,自授文凭”权,而避谈如何提高教授质量、教育质量和管理质量的具体措施,则无异于只追求教改的形式而忽略教改的本质,这种徒有其表而无其里的所谓高教改革注定是既误人子弟又贻误高教改革机遇并最终贻误国家发展的口号喧嚣。 南科大既没有管理团队也没有学科框架,既没有学术团队也没有学生教育培养大纲方案,既没有清晰学校定位也没有清晰发展路径图,既没有内部管理规章制度与问责机制也没有外部监管问责法规,也就完全无从谈起建设一个现代研究型大学所必需的教授质量、教育质量和管理质量的具体问题。但沉浸在偷换概念的口号喧嚣之中,完全远离了办一个现代研究型大学的正途,实在于南科大筹建无助,于深圳建南科大初衷不符,于国家高教改革无益!

天则经济研究所《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第三次修订版

天则经济研究所《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第三次修订版

2011年7月12日 摘要 2001 年至2009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累计获得利润总额为58462 亿元,2009 年的账面利润总额比2001 年增长了3.89 倍;累计获得净利润为40517 亿元,2009 年的账面净利润比2001 年增长了4.37 倍。 2010 年,中央企业共实现利润13415 亿元,占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的67.5%。2009 年,在央企实现的利润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石化等10 家企业占到70%以上;其中,中石油和中移动分别实现1285.6 亿元和1484.7 亿元,仅这两家企业就超过了全部央企利润的三分之一。可见,国有企业的利润主要是由垄断企业实现的。 2001 年至2009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8.16%,非国有工业企业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12.9%。2009 年,非国有工业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为15.59%,国有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为8.18%。因此,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名义绩效也不够高。 即使如此,国有企业表现出来的绩效并非其真实绩效,是国有企业在享受着种种政策优惠,和民营企业在不平等的经营环境下所体现出的绩效。这种不平等主要体现在政府财政补贴、融资成本和土地及资源租金等方面。 按工业用地价格3%的比例计算工业土地租金,2001~2009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共应缴纳地租25787 亿元,占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名义净利润总额的63.6%。如果再考虑商业服务用地,仅2008 年一年,国有企业就应交纳12065 亿元地租。 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平均实际利息率为1.6%,其它企业加权平均的实际利率(视为市场利率)则约为4.68%。若按照市场利率水平重新计算国有企业应支付利息,2001 到2009年利息支付差额共计约27539 亿元,占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名义净利润总额的68%。 石油的资源税平均仅为每吨26 元,加上按销售收入的1%计征的资源补偿费。我国对石油征收的资源租金不足价格的2%;远低于我国向合资企业征收的12.5%的比例。即使加征了特别收益金,也不能完全实现资源所有者的权益。2001 年至2009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少交纳的石油资源租金约为2437 亿元。加上天然气和煤炭等自然资源,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在2001 年至2009 年间共少交纳资源租金约4977 亿元。 从1994 年至2006 年,国家财政用于国企亏损的补贴达到了3653 亿元。据不完全统计,2007 年至2009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获得财政补贴约为1943 亿元。 从账面财务数据中还原企业的真实成本,并对政府补贴予以扣除,从而测算国有企业的真实绩效。据测算,2001 年至2009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平均真实净资产收益率则为-1.47%。 2008 年,国有企业人员的人均工资比其他单位高17.1%,比社会平均水平高13.7%;人均劳动者报酬分别比私营企业高62%,比非国有企业高35%。2009 年只有小幅回落。行业间存在巨大差异。2008 年,垄断行业职工人均年收入达12.85 万元,约为当年全国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18364 元的7 倍。在收入最高的5 个工业行业中国有企业的比重最高,在收入最低的5 个工业行业中国有企业比重最小。 按照现行的公积金制度规定,职工和单位公积金缴存比例均不得低于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的5%,原则上不高于12%。不少垄断行业的国企和事业机关将这一比例提升到20%。网通运营公司全额计提41.42 亿元,一次性现金住房补贴。国有企业利用国家无偿划拨的用地进行单位集资建房。企业购买市场上的商品房,以较低的价格出售给本企业员工。 2007~2009 年,992 家国企所得税的平均税负为10%,民企的平均税负达到24%。 自1994 年至2007 年,国有企业没有上交一分钱利润。2009 年,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仅约6%,其余利润都在企业内部分配。2010 年,该比例降至2.2%。而央企上缴的红利目前主要在央企体系内部转移,尚没有体现出惠及民众的意义。 我国存在结构性的国进民退现象。从资金的角度来看,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的国有比重从2005 年的85.8%上升到2008 年的88.2%。从工业总产值的角度来看,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的国有比重从2005 年的89.3%上升到2008 年的91.7%。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的国有比重从2005 年的90.5%上升到2006 年的98.9%。 用市场力量的指标对各个行业的垄断程度进行了定量分析表明,在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烟草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和电气机械与器材制造等行业中,2007年的垄断程度比2002 年有显著增加。这些行业与国有企业比重增大的行业有很大重合。 通过对国家部委官员的履历统计发现,在19 个部委的183 名副部级以上官员当中,具有国有企业工作经历的就有56 人,比重达到30.6%。通过对123 家中央企业的高管履历统计发现,在有信息披露的47 家企业当中,一共有115 名高管具有政府工作背景,平均每家企业达到2.45 人。因而,存在国企管理层与官员之间的身份互换。 企业高管通过进入政府获取政策与资源;政府官员进入企业兑现在位时的经济收益。 行政部门拥有制订法律的实施条例、指导意见和部门规定等权利,即实际上存在“行政立法”;企业管理层无需游说立法机关,只需游说行政部门即可,即存在“院内活动”。 国有企业应当存在较为明确的边界,其适合于市场机制不能得到充分发挥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的提供。尤其当政府成为唯一买家或者生产过程需要严格控制的产品,应当由国有企业提供,其他产品则由民营经济提供。国有企业存在的条件,是在提供公共物品时,融资阶段和生产阶段不可分离。 国有企业是不同于一般政府和一般企业的公共机构。国有企业不应以营利为目标,应以实现社会公益为目标。 我国已有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质是国有资产的资本化,即通过对国有资产的经营而获取利润。因此,当国有资产不断显现资本的属性,政府也就逐渐成为人格化或机构化的资本。 国有资产资本化,尤其在我国经济转型的初期,不仅具有逻辑的必然性,而且具有推动市场化的积极意义。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国有资产资本化为特征的国有企业改革,其历史使命将告终结。 国有企业的近期改革方案,应当围绕打破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取消国有企业无偿或低价占有和耗费国有资源的特权,规范国有企业的行为等重要方面而设计。其意义在于,促进不同经济主体充分、公平地展开经济竞争,从而更好地实现我国的社会正义,提高经济效率。 国有企业的终极改革目标有两个:其一,将国有企业转变为非营利性公法企业;其二,建立国有资产的宪政治理架构。 为实现国有企业的终极改革目标,国企必须从营利性领域(而不单是从竞争性领域)中逐步退出。 Abstract The state-owned 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