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⑴和国民党右派。 中产阶级。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⑵“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⑶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⑷及左派分子。但是这个阶级的企图—— 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⑸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⑹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

党内法统及毛泽东主流地位的确定——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之三

党内法统及毛泽东主流地位的确定——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之三

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3) C:以前你多次讲到党内法统,觉得新鲜,是不是详细谈谈。这个党史不讲清楚,很多事就不好讲。 Y:中共这里是有几个法统的,不是高岗讲的那个井冈山是大法统,陕北是小法统。那个说法实在是个“野心家”的说法。中共的法统不在那里。中共有三个大法统。一个是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这是个大法统,差不多延续到中苏分裂,在斯大林去世后就不是大法统了。这个东西是以前党史研究中不愿多说的。中苏论战又把这个问题掩盖了。中共开始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几乎所有的经费都是国际提供。然后中共一大后最最重大的一个决策是国共合作,李大钊、毛泽东等等加入国民党,这完全是在国际代表与孙中山之间的谈判中确定下来的。中共在此过程中并没有什么积极主动的作用。苏俄和国际之所以如此是有国际自己的“教条”的,那就是中国必须先完成资本主义革命,然后由中共起来革资产阶级的命等等。这个以后我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还要讲的,这按下不表。所以苏俄选择了孙中山,当初他们想选吴佩孚,后来不行,就选孙中山,这其中可能有中共的作用。然后孙中山同意改组国民党。当初这个国民党开一大时就跟典型的列宁的党一样。 C:当时老蒋什么委员都不是。 Y:那时他还没有什么地位。这个改组国民党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主要是同钱有关,就是说苏俄用钱作手段。所以苏俄那时也怪神气的,竟然托洛斯基见蒋介石时,直接吩咐孙中山应当到上海搞政治运动,别在广州弄了。这给老蒋留下极恶劣的印象。 C:不过以前孙中山在广州狼狈不堪,好像是没别的办法,只有去上海了,然后到日本去了。 Y:当初国际代表马林(就是那个参加一大的家伙)也就是这个看法影响了莫斯科。可是孙中山已无数次在上海搞那个政治运动了,他知道搞不成,末了又是他自个被扫地出门,再到外国去端盘子之类的,这个傻事是他肯定不再干了。

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之迷——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之二

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之迷——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之二

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2) C:中共这几十年有许多东西是很难理解的。比如相信大跃进、公共食堂之类的事情,还有什么党内资产阶级呀。我们总的对此有个说法吧。 Y:我想,这确实是个违反了很多常识的现象。但不论怎样我们总得用常识来解释这一切,才能站的住脚。我不太相信很复杂的理论的。 C:无论怎样,总的有个脉络吧。要不这一切怎么会总是负面的东西居多呢?解放前后,这个对比太明显了。解放前,为什么正面的东西多,解放后负面太多了,都是同一帮人啊。 Y:对呀,这是个切入点。我有几个看法。一个就是在解放以后,或者说在两论,《论新民主主义》和《论联合政府》(毛泽东著)之后,主席的理论思维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他的理论思维特征是什么?是如何完成的?这一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在主席《论联合政府》之前,他在理论上保持了他的一种系统性,对中国的当时的经验总结,有着系统性和创造力。这里头是不是同陈伯达的理论创造高峰期有关?这期间的东西,你必须看到,它非常鲜活。应该讲,到了解放以后,主席的诙谐是够了,但是他原来的理论的系统性特征都没有了。我对比了一下,刘少奇在解放前夕和随后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的论述,这里应该讲,少奇对新民主主义理论具体化做了一个非常详细地描述。这在全党当时似乎形成了一个一致的看法,没有什么人有异议。那么为什么从53,54年以后主席发生变化了?这个变化从两个事件中可以看出,一个是山西省、华北局关于那个合作化运动的争论。当时主要是王谦。这个人当时是地委书记。他的地委有一份关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报告给了山西省委,山西省委把这个报告给了华北局和中央,刘少奇在这个东西上作了非常严厉的批示。就是,这是一个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一个非常坏的苗头。在刚解放搞新民主主义阶段,这个思想是要不得的。他甚至在春耦斋讲了一次课,给高级党校讲了一次课,集中讲这个问题。还有包括薄一波等等,一批高级财经干部都反对山西省委报告。但是主席第一次在这个文件上作了非常明确的批示,他支持山西省委。第一次最明显的表达了毛泽东对于合作化运动有了一种看法,这种看法直接成了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的质疑,而这个最后被证明是后患无穷的。这是第一次。第二次争论来自于刘少奇与高岗的分歧。

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全)

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全)

爱德布克按: 最早大概是2002年在天涯关天茶社贴出第一篇对话,断断续续经过五年,在2006年电视剧《暗算》播出后贴出最后一篇,《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想必已为众多网民知晓。 [AD: BOOKS@AMAZON] 这是两位匿名作者关于中共党史的对话,在某种程度上也颇能反映出中国当下的某些问题。历史是割舍不断的河流,只有认清自己的历史,才能更好地分析现实的问题。无论两位作者是不是意在沛公,他们的讨论都可能激发读者的某种问题意识。尽管他们的很多结论可以商榷,而且有的已是党史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历史与现实的视角,读者可以按照这个视角自己进一步分析问题,举一反三,而不是执着于某个特定结论。如果读者学到了以上两点:问题意识加观察视角,我想,两位作者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具体说来,他们实际上提供的是一个社会科学的视角,不掉书袋,不说大词,就是以一个普通人理性和常识,结合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某些原理,对党史中一些问题和细节进行分析,而且最后还能总结出新的带有某种普世性的结论,对研究中国政治与社会都具有启发性。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这是两人的对话,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在有些问题上还是缺乏清楚论证(尽管他们已经尽力了,我相信文本是对话后的润色总结),读者可能需要注意到这一点。如果能够站在作者的高度想问题,那就更好了,但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学习,然后是才是争论。 两位作者化名为Y和C,Y理论性较强,C则长于事实分析,他们一唱一和,相互补充。据杨奎松介绍,两位作者是“对中共党史有强烈兴趣的两位工科出身的人士”。而且他们的身份信息也从其对话中透露出一些,比如,C现在可能是教经济学的,所以后面谈农业问题时特别能讲;Y则社会科学的背景强些,还到过新疆插队,两人70年代上中学,现在应该在45岁到50岁之间,从语气看大概都是男性。然而,吃到一个不错的鸡蛋并不见得非要认识下蛋的母鸡,只要细细咀嚼,相信自己也会有所感悟的。 目录: 一:国家宪政体制的若干猜想 二: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之迷 三:党内法统及毛泽东主流地位的确定 四:中国资本主义不发展的政治观察 五:中共革命探秘 六:康生的狼狗和“棍子的下落” 七:农户与革命的一个观察 八:土改的寓言 九:那头被打上记号的驴子 十:走向救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转型 十一:主义和道行:1934年夏天的故事 十二:长征之旅:从革命到逃亡,从逃亡到招安 十三:民国政治的终结和国共关系的逻辑 十四:列宁的“暗算” * 欢迎电邮订阅本站文章         

冯象:它没宪法

冯象:它没宪法

  这几年出差常到北京。到北京的感觉,大家都有体会,要钻出机场楼、坐上出租车才真正找到。那就是誉享全球的“中央一台第一套节目”:时事经纬司机“侃”。有一次,恰逢扫黄“严打”,“的哥”的晚间生意大受影响。一肚子苦水倒完,总结成一句难忘的话:您说,咱们中国问题在哪儿?它没宪法!   我没抗议。中国其实一直有《宪法》,连“文革”期间公检法都砸烂了也不曾指示取缔。说话听声,锣鼓听音:他说的是缺法治。法治,据说按正确的理解应作“良法”之治。良法,在现代国家须出自一部“母法”。这母法的名,便叫宪法。可惜有宪法未必法治行;自从立宪,倒是清末法律改革家沈家本说的“有法而不循法,法虽善,与无法等”的情况居多。难怪有个别“法盲”生活于恢恢(宪法)之下而不知头顶上“国家意志”白纸黑字。当时一笑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