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明 译
本文的主要论点围绕着一种具有我们时代特征的个人主义的特定概念展开。这一概念强调，作为个人，每个人发展他／她自己的权利；尽可能自由选择一种合适和满意的生活方式。值得强调的是，我在这里讨论的是一般文化和法律文化——人们的观念和期望——而不必然关涉世界的真理与现实。
个人主义的文化并不依赖于人们是否能够真正自由选择，抑或认为自己是自由选择或者愿意自由选择。他们相信自己是自由的，这就足够了。当然，个人主义和自由选择的概念并不是魔术般地进入人的头脑的。它们反映了常识性的判断；在人们看来它们似乎是有道理的；它们依赖于现代世界那些实在性的方方面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技术已经塑造了人们的生活环境，进而塑造了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技术是统辖物质世界的力量。技术为人们开辟了许多选择，它解放了个人。普通的现代人——理发师，工人，秘书——有了一种接触更广阔世界的途径，比如通过驾车、电话交谈、看电视或者乘坐火车和飞机，而在过去，这些事情是普通人连做梦都想不到的。因此，选择的世界似乎是真实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确实是真实的；在广告业坚忍不拔的鼓吹之下，选择的世界显得或许比其现实还要更真实一些。即使是那些抱怨机器已经压制了人性的人，也要用机器来表达他们对解放的渴求；机器已经帮助创造了精神世界，具有无限可能性的世界——那些感到不自由的人们正是以此来界定他们所缺乏的自由。
然而，如果技术是力量和机会的话，那么，在反对技术进步的人想象不到的意义上，技术也是种种问题的根源。技术世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这虽然是不言自明的常识，但却很重要。这个世界实在是复杂： 繁杂而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要在一个充满了有活力的、运行着的、移动的以及不断发挥作用的人和机器的人类环境中把各种事务清理出个头绪来，需要的是技术，包括社会技术；在这个个人已经从古时候的束缚和依赖中释放出来并且奔向四面八方的社会中，要管理一个变动不居的环境，同样需要技术。因此，我们开始时的自相矛盾——在一个其他方面都及其个人化的时代里，规则、规章（regulations）与法律却是密集而且遍在的——似乎就少了几分悖谬。许多人相信，正是为了保护选择的自由，社会需要一个严密的规则和规则结构网络。对于驾驶执照、交通警察、停车标志或者时速限制的必要性，一般人并不质疑。她珍视依自己的愿望随时随地开车的权利，但是，如果街道和高速公路处于无人管理的混乱状态，那么她仍会觉得这种权利几乎是无用的。她也赞成那些消除鲁莽、醉酒、未成年和不称职的司机的规则。如果道路过分堵塞或者很危险，驾车的权利就更不真实，更不值得了。我们需要规则来防止这些状况的出现。普通的男人和女人可能是个人主义者，但他们决不是自由意志论者。
换句话说，为什么有如此多的规则和法律，原因之一是，在现代世界中，某些规则对保卫和实现个人选择是必要的。规则创造了国家的架构并把自己嵌入了法律制度的基础和组成部分。第二，有一些规则是“交通”规则、道路规则，这些规则维护选择以免社会陷入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一种会毁掉选择之现实的状态。这就是交通规则的作用，从严格字面意义来说，即街道和高速公路的规则。没有这些规则，我们就无法生活，在大城市和乡村的高速公路、交通要道上，尤其如此。然而有各种各样的交往和沟通。任何有助于有序利用稀缺资源的规则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交通规则。在现代法律中，有无数关于分配的规则和规则体系的例子，它们都有这同一个目的；例如，关于电视频道和无线电频率使用方式的规章，空中交通管制法律，荒野地区的规章，有关渔猎的法律，保护龙虾、鲍鱼和毛皮动物的法律，有关能源保护和能量资源的法律。
这是众多法律的渊源之一。民权法例证了另一种类型的渊源，它也服务于个人选择的实现。在许多国家，此类规则已经开始激增。这些法律的基本理念是个人的独特性，即每个人作为个人而非某个可归责群体（ascriptive group）的成员，仅依他／她自己的品行而被裁判和评价的权利。在美国，历史上最迫切的问题是种族问题。1950年——尤其是在废除了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1954年）[1]——以后，民权运动扛起了不区分种族（race-blind）或者种族中立社会的大旗，并且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民权运动的目标主要在于弥合黑人和白人在各种权利和机会上骇人听闻的差距，废除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开放那些对黑人关闭着的公正和基本权利的社会领域。在布朗案中，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以他的时代所特有的口吻表达了一个明确的赞许教育的讯息。他写道，教育“在唤起儿童对文化价值的认识，在使他为以后的职业训练做准备以及帮助他正常适应其环境方面，是首要的手段”。相反，隔离“导致自卑感”，这反过来又影响了“学习的动机”。因此，隔离的罪过是它没有允许黑人儿童心智的充分发展。富于表现力的个人主义的独特旋律和细微神韵凭借着法律的语言发出了清晰的回声。
民权运动仅仅是一个潮流的开端。接踵而来的是一场新的复兴的女性运动，随后是“性少数派”（sexual minorities）（主要是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的兴起，以及所有这些群体——残疾人、老年人、囚犯、学生、移民者及其他——对于利益和权力的强烈要求。其他西方国家也有类似的运动，当然，这些运动采取的是不同的形式，以不同的步调前进，取得了程度不同的成功或者失败。每个国家都有在人口统计和民族意义上的通婚，特殊的少数派居民的混合（brew）。[2]
概而言之，民权运动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它的智识基础至少可以追溯至启蒙运动。正如大多数解放运动一样，民权运动已经运用历史语汇——重获失去已久的权利——构建出了它自己的话语修辞。用以支持基本权利或者使基本权利正当化的文本和口号根本不必是现代的；其中有一些与《美国宪法》一样古老，或者就基本权利而言与《圣经》一样古老。然而，在如托马斯·杰斐逊所说的“人的权利”（rights of man）和20世纪中期的“民权”（civil rights）之间，仍有重大的差异。[3] 其缘由在于变更了形式的个人主义，变更了涵义的选择，以及现代社会对塑造和形成独一无二的和充分发挥潜能的自我的特有的强调。
民权法与民权运动是本书论题的关键性例证。个人自治作为一种理想，与群体的陈规老套是不相容的。当代的个人主义强调的是每个人独特的东西。群体，例如妇女群体或者黑人群体，为了个人自治而运用群体的压力。西方国家的官方话语坚持认为，语言、种族和文化之间的差异并未触及人类问题的本质核心，不能成为歧视或者压迫的理由。当然，在现实世界中，群体的陈规老套是顽固而且持久的。种族、民族、部落和语言群体之间的仇恨和战争确实在蔓延，在某些地方还有造成世界分裂的危险。强大而古老的偏见弥散于世界各地；我们需要以强有力的社会运动为后援，通过强有力的法律与之斗争。结果至多是取得一些局部的、混合的成效。
此外，主张保护和宽容的群体常常互相冲突。少数派群体可能提出互相矛盾的主张；那些主张权利的人与抵制权利的人相互冲突。例如，犹太教徒、自由的新教教徒和非宗教徒想让学校对宗教保持中立；他们想终止布道、祷告和训导。原教旨主义者于是认为，宗教与教育分离论者已将上帝驱逐出学校，损害了宗教人士的权利。城市里一个粗陋的圣诞节布景（a humble Nativity scene）引发了一场丑陋的争吵。社会不得不设法应付这些相互冲突的权利纠纷；而且是通过交通规则的等级来处理的：这些规则对种种竞争性主张加以检验、选择；按照某种逻辑的或者通行的顺序排列它们；并把它们置于社会序列的某处。
在民权法中的个人主义者与分离主义者的两个支脉之间，某种矛盾可能已经产生了。一方面，有人主张，黑人（或者女性、同性恋、残疾人，等等）“正像其他每个人一样”，也应该得到相应的对待。另一方面，群体的团结一致得到了发展并且表现为黑人民族主义、激进分离主义的女权主义、同性恋的自豪（gay pride）等诸如此类的形式。这些就是群体的主张；但也是各有特色的主张。它们总是包含一种个人选择或者密切关系的因素；它们摒弃了较大型社会的陈规老套与歧视，为黑人、妇女、同性恋或者少数民族成员拥有全面的、无所不包的排他性文化的权利而声言。分离主义通常也包含这样一种观念，即受压迫和伤害群体的成员在孤立和隔绝的状况下能够最好地发展自己。其论点是：主流文化富有如此顽固的压制性，如此有意或无意地为偏见所玷污，以至于黑人（女性、同性恋）仅能在一个社会的或者空间的飞地（enclave）之内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不论是那种情况，由清晰界定的（hard-edged）法律制度有力支持的民权框架都是绝对必要的；尽管对于这些权利应当是什么、制度应该如何运作这些问题仍然会有无休止的争论。
奈尔肯、菲斯特(编)：《法律移植与法律文化》，高鸿钧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