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

胡凌:大数据革命的商业与法律起源

胡凌:大数据革命的商业与法律起源

网络杂谈之二十四 大数据伴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而产生,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的兴起,使得数据搜集更为便利和广泛。同时,数据分析业务开始成为互联网行业的特色和主营业务,它可以更为精准地分析和预测消费者与客户的行为,带来更多价值,从而迫使传统行业纷纷向互联网靠拢。大数据革命作为一种被投资人追捧、被媒体炒作的概念还将持续升温,但人们往往忽视大数据在中国成为现实的历史进程和诸多条件,特别是网络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力量如何借助成熟的商业模式和不完备的旧法律制度来开拓疆域。 本文将简要讨论这些因素,试图帮助理解未来如何发生。首先,作为一个整体的互联网行业发现了免费模式,在吸引消费者的同时获得了大量数据资产,这一过程伴随着互联网平台和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变得更加明显。其次,新经济通过生产工具的变革重塑了互联网的架构,从更多的免费劳动力手中攫取有价值的生产资料。第三,无论是免费内容还是消费者数据,互联网都没有受到强大的法律约束。而商业模式、技术变迁和用户协议中体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原则为大数据时代铺平了道路。最后,互联网带来的由商品到服务的转变,进一步扩展了新经济对数据的占有和使用,并对保护旧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传统法律提出挑战。

长征之旅:从革命到逃亡,从逃亡到招安——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之十二

长征之旅:从革命到逃亡,从逃亡到招安——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之十二

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12) Y:中共革命史,对人们一直具有莫大的吸引力,这个吸引力里面,有一个相同的地方,不论中外都是如此,就是它奇迹般的胜利,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人们从一般的常识上似乎难以理解,那么一个出于绝对劣势、几乎完全没有机会的政党,是如何取得胜利的。于是,诉诸我们不能完全理解或其本身就是不可理解的的一些意识形态、历史规律、民心向背或某种理论范式的说法似乎就是合乎情理的。但是,诉诸那些我们完全不能准确把握的东西,也就没有可能使我们从中得到知识,让我们得到的,可能仅仅是一些教条而已。反过来,这种诉诸于我们不能完全理解的“理论”的思考习惯,也使得我们更加的偏离常识。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就是坊间大量充斥的民间秘史,从一些未经证实的历史细节去比附这段历史,从而以对某些人物的神化的方式,去理解这段历史,不论是正面的赞美还是负面的贬斥,都是如此。再有一类,就是中共本身编撰的历史了,它可以说就是把这以上两种方式结合起来,塑造了一个似乎相当完美的历史解释。但是,这个最后一种解释,有一个难以逾越的巨大困难,就是必须经常不断的去修改,以适应现时的政治状况。这样,它自身就不断的瓦解自身,使它的解释完全不能让人信服。那么,是不是就没有一种其他的方法,使我们可以靠近这段历史,或者说,使我们在常识上可以理解这段历史呢?这大概就是问题之所在了。 C:是啊,这是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有两个海外学者,黄仁宇和黄宗智,就是从第一种角度去进行工作的。他们都试图发现或自认为已经发现了从更深的更远的角度去理解的某种命定的东西。再比如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大量的不论是褒还是贬的秘史,都是从一种神化当事人的角度去演义这段历史,演义到离奇可笑的程度,充满了阴谋论的气味。但是,这两种解释,都可以发现细节上的错误,这些个细节上的错误,就使得人们对这些个解释将信将疑,这个将信将疑的源头,还是基于人们的常识感,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Y:所以,我们还是应该从常识的角度去进行解释,才有可能使之可以理解。我们的“政治行动分析”方法,其实不外如此。这段历史,是发生在我们中国这个特定的环境里的故事,我们中国发生的所有故事,都是一个生活世界的故事,生活世界里发生的故事,当然在常识上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在一个世界里发生的故事,也只有在这个世界里获得解释,不论是否符合我们的期望或愿景。这是没有办法的。 比如土改的问题,就是历史上的一个神话。均分土地,从一种理论的角度,论证了农民支持共产党的结论,从而把一个说不上是现代的中国,拉入了一个现代的解释框架。似乎一项不同以往的经济政策,可以使某个政党获得更多的选票。这个解释同真实世界里的故事,其实是两不相干的。

土改的寓言——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之八

土改的寓言——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之八

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8) Y:我们已经注意到,农业的效率同土地所有权关系不大,它只同是否农户经营也就是生产组织形态有关,这与基于分工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一定要建立起一种资本主义所有权关系是有区别的。这就是为什么佃农也可以变得富裕,甚至超过地主一样。这在49年前的中国乡村,苏南、东北都有相关记载,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也都可以看到。 C:从这个观点出发,我想探讨一个乡村的基本经济形态,就好像做一个模型一样。家庭经营单位由于效率及费用的原因,就成了稳定的经营单位,成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生产经营主体。这同西欧的贵族庄园作为经营的主体的区别不小。在这个区别之下,我认为要细致的看一看,农户经营如何造就了中国乡村社会结构。至于西欧为什么是庄园,我们可能还要看一看,这里就不多谈。需要指出的是:无一例外,不论全球各地,都在向家庭经济方向走,特别是在粮食生产领域。 Y:你的这个角度和设想是有价值的,我们可以从这里深入下去谈谈。 C:首先,就是我们观察到的那种家庭经营的有效性,农户家庭就成为乡村社会的基本社会经济主体形态,老话叫做基层组织单元。这个你很直接的就观察的到。那么在农户家庭这个单位上面,你还可以观察到一系列的丰富发展了的形态。如自耕农、地主加佃户、自耕农加短工、自耕农加长工,以及一些更复杂的形态。例如不在村地主加佃户,等等。山东还有记载,在三十年代,一些人一手租入土地,一手转佃给农户,还有一种一手租入土地,一手又雇长短工经营土地。东北这种情况就更多了。

农户与革命的一个观察——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之七

农户与革命的一个观察——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之七

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7) Y:这段时间,转个话题吧。谈谈有关农业制度的一些话题。 C:转向了?也是时候了。我们还是应该回到这个吃饭的问题,不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都要吃饭,没饭吃,什么也当不成。还有一些问题,放放也可以。 Y:我相信大家的感觉都一样,就是这个革命史“当下性”太强了,于是要讨论的话题也真是多呀。但我想,那无论如何是可以归结为几大类的,我们当然应当有个更加系统化的解释,或者更准确的讲,是深入吧。比如这个农业制度就应该谈了。一来是周围的朋友们建议,在宽一些的范围内讨论,二来是当前关于所谓“三农”问题一直以来有比较大的争议,现实政策上、法律上也有很大的模糊性。我们可以提供另外的解说,算是一种建设性吧。不是有人问,这革命史研究,有什么用嘛。 C:可是我们恰恰是从农业土地制度研究中,发现了一些革命的“秘密”。我宁愿不管那个建设性。我后来就更看重经由关于“土改”的研究而发现的“革命秘密”。 Y:不管怎样,乡村是同革命史密切相关了。我想讲讲以后的一些安排。从之七开始插上一段农业制度的一些话题,大致有三块:一是关于农业经济的微观分析,主要是讲清楚土地产出、农户经营、土地所有权三者的关系。我们正是从这个关系中转向了“之五”那个方向上的讨论。第二块是以此梳理从土改到联产承包制这样一个制度变迁史。这本身,也应当被看作是革命史的一部分。第三块,想谈谈城乡二元经济的起源与土地所有权的关系。大体就这三块。 当然了,用对谈的方式来讲微观经济分析,并不讨好。但也没办法了,已经谈到这份儿上了。

中共革命探秘——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之五

中共革命探秘——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之五

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5) C:我一直都有过猜测,从中国革命史角度看,就是中共49年以前的胜利,不是什么经济基础决定的,也不是空洞的历史规律来决定的,也不是含混不清的所谓民心向背能解释通的。应当是同中共这个政党本身的一些特性,比如讲同它的组织化程度等等有关。还有,你曾归纳的所谓革命组织动员效率的定理也应当是原因吧。以前,我们总有一种拿中共党史替代革命史和近代史的倾向。我有个印象,党史似乎比较容易受到党的当下政策的影响,比较喜欢用决定论来解说党的胜利史。 Y:迄今为止的近代史,现代史都是决定论的。我倒不一定反对这个决定论,大概有些历史趋势确实存在吧。但涉及革命、以及革命的成败,我就感到不那么确定。 与决定论者相比较,我更相信那些历史过程的当事人的感同身受。在那个具体的历史过程中,日子是一天天地过的。形而上的解说,对这些当事人来讲,究竟有没有作用,有多大作用是要好好地分析的。 拿后人总结的所谓历史规律去解释一个并不长久的历史片段肯定要冒很大风险。就中共的胜利过程来说,我不倾向于相信那些历史趋势啦,什么阶级利益的反映啦等等解说模式。我更倾向于去观察政治过程的主体,就是那些政党的组织体系的具体的运动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加入各种因素。例如意识形态,例如民众心理等等。这样,我想可以找到历史的当事人的感觉。我比较坚持这一点,这是个思想方式,可以粗略的叫做政治行动分析,即每个历史瞬间、片断都是政治行动的选择空间决定的,当事人的眼光、特点、及思想的偏好是重要的。事先的观念设定并不能引导历史事件,最多只是在事后赋予事件某种意义罢了!虽然历史无法再现,但这个方法可以让我们贴近这个历史。 无论怎么样,以一个当事人的眼光看,很多历史事件或人物或组织,都肯定大大地不同于从后面看过去的那个样子。所以,有必要从中共早期的具体政治社会活动中去寻找中共获胜的秘密。我们宁愿做个案的分析,而不是做趋势的判断。

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全)

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全)

爱德布克按: 最早大概是2002年在天涯关天茶社贴出第一篇对话,断断续续经过五年,在2006年电视剧《暗算》播出后贴出最后一篇,《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想必已为众多网民知晓。 [AD: BOOKS@AMAZON] 这是两位匿名作者关于中共党史的对话,在某种程度上也颇能反映出中国当下的某些问题。历史是割舍不断的河流,只有认清自己的历史,才能更好地分析现实的问题。无论两位作者是不是意在沛公,他们的讨论都可能激发读者的某种问题意识。尽管他们的很多结论可以商榷,而且有的已是党史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历史与现实的视角,读者可以按照这个视角自己进一步分析问题,举一反三,而不是执着于某个特定结论。如果读者学到了以上两点:问题意识加观察视角,我想,两位作者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具体说来,他们实际上提供的是一个社会科学的视角,不掉书袋,不说大词,就是以一个普通人理性和常识,结合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某些原理,对党史中一些问题和细节进行分析,而且最后还能总结出新的带有某种普世性的结论,对研究中国政治与社会都具有启发性。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这是两人的对话,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在有些问题上还是缺乏清楚论证(尽管他们已经尽力了,我相信文本是对话后的润色总结),读者可能需要注意到这一点。如果能够站在作者的高度想问题,那就更好了,但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学习,然后是才是争论。 两位作者化名为Y和C,Y理论性较强,C则长于事实分析,他们一唱一和,相互补充。据杨奎松介绍,两位作者是“对中共党史有强烈兴趣的两位工科出身的人士”。而且他们的身份信息也从其对话中透露出一些,比如,C现在可能是教经济学的,所以后面谈农业问题时特别能讲;Y则社会科学的背景强些,还到过新疆插队,两人70年代上中学,现在应该在45岁到50岁之间,从语气看大概都是男性。然而,吃到一个不错的鸡蛋并不见得非要认识下蛋的母鸡,只要细细咀嚼,相信自己也会有所感悟的。 目录: 一:国家宪政体制的若干猜想 二: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之迷 三:党内法统及毛泽东主流地位的确定 四:中国资本主义不发展的政治观察 五:中共革命探秘 六:康生的狼狗和“棍子的下落” 七:农户与革命的一个观察 八:土改的寓言 九:那头被打上记号的驴子 十:走向救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转型 十一:主义和道行:1934年夏天的故事 十二:长征之旅:从革命到逃亡,从逃亡到招安 十三:民国政治的终结和国共关系的逻辑 十四:列宁的“暗算” * 欢迎电邮订阅本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