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

冯象：上帝什么性别

A君惠览：

香港已经大热了吧，这儿还留着早春的寒意，海滩上刚出现溜狗的人。昨天散步，望见一条吃水挺深的渔舟，就想起上次你们姊妹俩来吃龙虾的情景。今年的会，恐怕还是来不了，真是抱歉，一拖再拖。这几年因为译经，连欧洲也不去了。而你知道，那些大教堂、寺院、城堡和羊皮纸抄本，是我多少年的朋友！

谢谢发来《时代论坛》的《摩西五经》书评。那是教会的刊物，文章写得蛮认真，但错了几处，待会儿再谈。先说你给神学院老师出的那道有趣的难题：“上帝造人，取的是他自己的形象，男人女人，都依照他的模样”（《创世记》1:27）。那么，上帝该是什么性别，是男是女？

传统的解释，造物主至大，超乎我们这个世界的时空，以至于不能用人类和自然界即“受造之物”的任何区别特征或分类法，例如眼耳口鼻和性别，来指认或定义。正统的犹太拉比连上帝的品性（神性）也很少讨论，因为那“奥秘之奥秘”不是人的理智和想象力可以把握的。耶和华至圣，为了和“异教邪神”划清界限，摩西十诫禁止塑造上帝的形象（《出埃及记》20:4）。根据这一诫命，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都严禁塑造和叩拜偶像。但基督教在传布过程中对罗马帝国各民族的多神崇拜“陋习”有所妥协和利用，如把圣诞节定在罗马人祭祀的“太阳生日”，这项禁忌便松弛了。

所以你的难题，就经文而言，实际是问：人们通常对上帝的想象——画家笔下那位长髯飘拂、威严而仁慈的老者——是从何而来的？我想，这跟一些修辞性的称谓有关，例如称上帝为宇宙之“王”、子民之“父”、以色列的“丈夫”和“战士”。此外，以色列是古代近东的小民族，比起她的邻居，埃及、两河流域和小亚细亚的大帝国，文学发达得晚些。叙事元素和诗歌语汇，就有大量的借用，包括神话传说，特别是人格化的（anthropomorphic）神的形象与比喻。例如，用“右手”象征力量、胜利、拯救，便是古代近东文学的套喻。摩西举牧杖分芦海（七十士本：红海），以色列子民摆脱了法老追兵，这样歌唱耶和华：“你以右手降示荣耀，以大能之手，摧毁你的仇家……以你胸中怒火，焚敌如烧秕糠；以你微微鼻息，使急流垒起高墙”（《出埃及记》15:6）。这跟迦南（古巴勒斯坦）文献中雷神巴力（ba`al，本义主）的形象，实在相去不远。巴力是耶和华的死敌，这层对立关系，也容易让人产生上帝像是男性神的联想。

不过，《圣经》原文对上帝的“性别暗示”并没有一边倒。这是因为希伯来语名词分阴阳两性，“上帝”（’elohim）虽然是阳性复数，耶和华的其他许多名号和委婉称呼，却是阴性，要用“她”来指示（人称代词，名词、动词和介词的后缀等）。诸如造物主的圣灵（ruah），降世时祥云落处或“神在”（shekinah）、摩西领受的圣法（torah）、义人寻求的大智慧（hokmah），都是阴性名词。故而经文里上帝的神迹和训谕，是常在“她”的语境里论说的。《诗篇》反复咏唱的耶和华对子民始终不渝的慈爱（hesed）与信实（’emunah），就一阳一阴，恰好彰显那永世救恩之和谐。因此从原文研习《圣经》，和阅读缺乏语法性别（即人称只表示自然性别）的语言的译本，如英文和中文《圣经》，感觉是很不一样的，性别指称要细腻、丰富得多。

那位老师的解释忽略了语言和阅读经验分析，是不奇怪的。他站在“牧灵”的角度，关注的第一是信仰即宗派信条而非知识。然而，信不等于知，更不及义；这本是耶稣的教导（见《宽宽信箱·天国的讽喻》），但教会的神学家往往混淆。那篇书评即是一例。

拙译介绍了《摩西五经》文本的“片断汇编假说”（documentary hypothesis），书评的作者表示不可信，我完全理解。他是旧神学的立场，犹如美国南方某些原教旨主义教派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态度。但是接着断言，那假说只是“个别学者”的看法，就踏出“牧灵”的园圃，撞了学术的硬墙。因为在西方，那假说是大学本科教材、圣经学参考书必定介绍的，学者著述更是汗牛充栋。学界公认的标准词典，《铁锚圣经大词典》的“Torah”（摩西五经）词条（卷六，页605-622），即明确支持“片断汇编假说”，并给出详细的证据。该词条的作者是《圣经》文本研究的权威傅利门（Richard Friedman）先生。可知假说决非过时的旧说，而是现代圣经学文本研究的起点。所以我说“迄今尚无更加合理而有说服力的替代理论”（译序《谁写了摩西五经》），这话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学界的通说（参阅傅利门《圣经是谁写的》）。

而且，这假说不仅跨教派的学术译本介绍，如《新牛津注释版圣经》（2001），西方主流教会主持的学术译本也是认可的。例如罗马教会官方审定“学说无谬”（nihil obstat）的法语圣城本（La Bible de Jerusalem），在《摩西五经》的序言里就有公允的长篇讨论，并在经文注释中标出各个片断的起止衔接。圣城本一九五四年问世，经过两次全面修订，至一九九八年新版，已经译为英、西、意等多种西方语言，其学术地位之高、影响之巨，在现代西语译本中首屈一指。因此，书评作者对“文本片断假说”的不屑一顾，和西方教会译经的主流也是相悖的。

至于书评认为，拙译的插注列出希腊语七十士本的异文异读，而“遗忘”了死海古卷，有损“译本在校勘上的价值”，则是说外行话。

死海古卷出土于上世纪中叶，是圣经学领域开辟新纪元的考古发现。出土残卷的解读，对于我们了解公元前二世纪至耶稣时代（第一次犹太起义失败前）的犹太宗教思想和宗派组织，拉比犹太教与基督教兴起的历史背景，以及研究希伯来语《圣经》、伪经和异端文献，都有极高的价值。但是，残卷中《圣经》的篇章完整的不多，有些是亚兰语译本。因此对原文善本（传统本）的校勘，少数篇章除外（如《以赛亚书》、《诗篇》等），就远不如七十士本重要。这可以从拙译的底本，权威的斯图加特版希伯来语《圣经》（BHS）的校注中两者的悬殊比例看出。

译本做注，跟善本校勘是两码事，不可混为一谈。善本校勘的伟业，早有几代德国学者和以色列学者在做。有兴趣的读者，若想考察原文传世抄本和古译本中异文异读的全貌，应当研读他们的成果（BHS和希伯来大学《圣经》，HUB）。拙译的插注简短，通常不满一行。其涉及校勘处，只限于个别疑难语词的释义、笔误脱文的校补，并举出若干重要的异文异读，以使中文读者稍稍了解原文复杂的文本传统和各种可能的译法。《摩西五经》的古译本当中，七十士本不仅完整而且年代最早（公元前三世纪，出自埃及亚历山大城的犹太学者之手），在散居各地的犹太人中间曾广泛流传。更重要的是，希腊语《新约》的作者凡引用希伯来语《圣经》，皆用这个译本。七十士本因而成为基督教“旧约”的直接渊源，对教会教义产生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是希腊东正教的正典。换言之，西文译经的伟大传统，乃是从七十士本发端的。故我以为，《圣经》汉译，为使读者明了《新约》语言和教义与希伯来语《圣经》的承继发展关系，七十士本中重要的异文异读，是首先需要指出并研究的。

因此，仅就译经而论，死海古卷的校注价值不能和七十士本相比。倒是残卷中不少异文与七十士本相近，颇可支持各国注家、译家对七十士本的重视。书评提到《出埃及记》1:5，“雅各膝下，子裔合计七十”，BHS的校注，便只列出七十士本的“七十五”，不提死海古卷的相同说法。我的插注也只引七十士本，因为，雅各“七十五”子裔，亦是《新约·使徒行传》7:14的说法。这层《新约》与七十士本的密切关系（见拙译《创世记》46:27注），我以为正是包括教友在内的中文读者需要知道的关于《圣经》文本的基础知识。

Martin Luther Title page of Martin Luther's translation of the Old Testament from Hebrew into German, 1534.

最后，谈谈书评结尾那个令你觉得“刺耳”的问题：译经（或解读《圣经》）可否是“教会的专利”。

其实，这问题我在彭伦先生的采访里已大致说清楚了（见《宽宽信箱·神的灵与言》）。历史地看，回答只能是“不”。马丁.路德译经，新教崛起，宗旨之一就是要把《圣经》从罗马教会的垄断（即拉丁语通行本）下解放出来。这个所谓的“专利”，早在近五百年前就被新教运动宣告无效了。之后，藉着启蒙运动的理性之光，现代圣经学诞生于德国，便不是历史的偶然。

但是，今天我们讲《圣经》不能等同于基督教，基督徒是“圣书之民”中的一支，并不仅仅是承认历史、尊重学术。二战以来，鉴于纳粹屠犹的惨痛记忆和世界各地愈演愈烈的宗教与种族冲突，西方主流教会都致力于促进宗教和解、消弭种族歧视。故而都尊重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对《圣经》的不同解读。犹太学者的《圣经》研究不必说了，在欧美大学早已是学术的中坚。伊斯兰教四部天经，穆圣传世的《古兰经》之外，还有《讨拉特》（tawrat，摩西五经）、《则逋尔》（zabur，大卫诗篇）、《引支勒》（injiil，耶稣福音或新约）。历代伊斯兰学者对天经的阐述，他们的学说，自然也是现代圣经学不可排斥的一个重要领域。

我给你讲一段逸闻。我在哈佛念书时，给两位导师当本科生“核心课”的助教，班生先生教乔叟，皮尔索先生讲“理查二世时代”。皮先生是英国人，自学成材，没拿过博士，口才超群，本科生里一大堆他的“粉丝”。理查二世朝（1377~1399）是英国中古文学的高峰，然而他第一堂课第一句话是这个：那时候，英国只是欧洲身边的“一池滞水”（backwater，喻闭塞）；而欧洲，又是那从阿富汗到西班牙，横跨三洲的伊斯兰文明身边的“一池滞水”。教室里静得能听见迟到的同学喘气。接着他一转身，黑板上唰唰几个大字“宗教改革”“威克利夫”，便领我们一步步去了那个时代。威克利夫（John Wyclif，约1330~1384）是持唯实论的经院哲人，后世美称“宗教改革之启明星”，他反对的就是教会的《圣经》“专利”，他的战斗便是译经。“威克利夫本”（1380）是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英译《圣经》。为此他屡遭迫害，译本成为禁书，死后，遗体被挖出烧掉。就这样，开始了一场针对他的追随者的宗教迫害，连同以生命为代价（如廷代尔）的译经运动。面对如此血腥的历史教训，《圣经》在西方，当然不会是任何教会的“专利”了。因为如果是“专利”，即有哪一个教会，谁为正宗、谁是异端的严重问题，而一些地区的基督教教派之间有几百年的流血冲突，势如水火不能相容。理智的选择，便是拒绝并谴责这项只有中世纪教会才配享受的“专利”。

译经无关信仰。我这句话在中国听来仿佛激进，记者拿去做了采访记的标题；其实是西方学界和主流教会对译经的基本态度，是言论自由、宗教宽容、政教分离和公民教育世俗化等，现代社会奉行的宪法原则和民主价值的具体展现。
你觉得“教会的专利”刺耳，我想根本的原因在此。

解放后，中文译经的班子从上海、北京退居香港，原是不得已的安排。香港虽然宗教环境相对宽松，毕竟缺乏良好的西学训练与研究条件，师资、生源、图书、出版、学术传统和思想交锋，比起内地和台湾都差一截，跟西方的学术前沿更是隔膜。和合本修订至今，拿出来的“新译本”（1993），尚不及一百年前传教士的水平。随着内地逐步开放、富裕而人才竞争加剧，这落差还会越来越大。我有个未必实际的想法：拙译在香港出版，或可小小地刺激一下香港的圣经学及相关研究。现在教会的专家也不否认，和合本等旧译“舛误太多，无文学地位”，便是进步的开端。将来的目标，应是加入全国学界的争鸣，即以整个中文世界为读者做学问，把香港变为中国学术的重镇之一。

也许，你刚从北京交流回来，有些切身的感受，会说：可是内地的大学那么腐败！是的，反过来看，这正是香港的求学者的幸运。但是，学术进步通常只在少数人的努力，学术前沿总是由少数优秀分子代表。决不能因为内地大学和学界现时的腐败，就掉以轻心，失去这历史的机遇。

[下略]

二〇〇七年四月

冯象译注：《智慧书》[The Books of Wisdom]

《智慧书》[The Books of Wisdom]，冯象译注。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08年。ISBN: 9780195498325.

简体中文版：《智慧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ISBN: 9787108055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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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智慧书献辞　　v
前言　　ix
唱一支锡安的歌——译序　　xiii

约伯记　Iyyob　　1
诗篇　Tehillim　　95
箴言　Mishle　　361
传道书　Qoheleth　　443
雅歌　Shir hashirim　　467

附录
释名　　489
参考书目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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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摩西五经》
《新约》。

冯象：《智慧书》前言

前言其实是后记，依我的习惯。一本书写好，修改完毕，连同附录献辞参考书目，大功告成，可以交稿了；再回头想想，有什么需要向读者和友人交代、感谢的？一二三四，便是前言。今晚，正是这样一个愉快的回顾的时刻。

智慧书按常规，仿佛还缺一长文，讨论《智慧书》的历史背景同结构内容。然而，这五篇经文的渊源旨趣、思想关怀差异极大：《诗篇》是圣殿祭祀，子民礼拜，忏悔感恩的颂诗哀歌等等的总集，约有一半归在大卫王名下。《雅歌》虽然题为“属所罗门”，却更像民间情歌或婚礼上的唱和之曲，也有人认为取材于初民春祭的颂神诗。《约伯记》(传统上归摩西)、《箴言》与《传道书》(均托名所罗门)，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智慧文学”，承接的是古埃及、苏美尔/巴比伦和迦南的悠长的智慧传统。但它们的风格、哲理与教义又各不相同，难以放一块儿讨论。倘若分别作文章探赜索隐，似乎又超出了本书的体例和目的。毕竟，译本不是论著，译者的主要任务并非立一家之言。相反，正因为译文不可避免是一番“再创作”，译者就要十分注意为读者留余地，而不应越俎代庖，替他读书下论断，尤其像《圣经》这样蕴含了无穷教导和启示的经典。这也是拙译的插注一般不涉及神学诠解，不追求微言大义的理由之一。

于是，想到一个化整为零的办法，原先用过(见拙著《玻璃岛：亚瑟与我三千年》，北京三联，2003)。就是作一份“释名”，为五篇经文和其中重要的人物神明、部族城镇、动物植物，以及相关圣经学术语，做一扼要的介绍。置于附录，供读者随时查阅，“链接”浏览。如此，“译序”即可聚焦一个题目，而不必面面俱到了。题目我选的是希伯来诗律，因为智慧书乃是《圣经》诗歌艺术的明珠，对西方文学影响至巨。原文格律修辞等语言手段作为思想的载体，对于译家，正是他的译文力图再现、转换而“再创作”的一个个文体元素；对于译本的读者，则是为完整准确地理解经文所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而《圣经》的中文旧译，无论文言白话，错漏最多、笔力最弱的部分，恰在诗体的章节。这里面，是有好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研究的。

智慧书五篇，传世抄本讹误较多，远不如摩西五经整齐。部分段落顺序衔接紊乱(如《约伯记》二十四至二十七章)，断句训读，历代注家歧见纷纭。故拙译在底本德国斯图加特版传统本(BHS，1997)之外，参照引用的原文抄本(如死海古卷)和古译本(如希腊语七十士本、亚兰语译本、古叙利亚语译本、拉丁语通行本)的异文异读，也大大增加，详见各篇插注与释名。插注中，“原文”指BHS编者校订的经文善本，即圣彼得堡公共图书馆藏列宁格勒抄本(codex leningradensis)；“另读”则指该抄本页边所录经师附注(masorah)，或编者脚注列出的传统读法。

译文的体例，包括插注、原文的拉丁字母转写，一如《摩西五经》(牛津大学/香港，2006)，此处不赘。仅说明三点，因为常有读者电邮问起。第一，经文原本不分章节(亦无现代标点)，至欧洲文艺复兴，十六世纪中叶才开始划分，渐成定例。但这一套章节设计与经文的叙事、诗句的起止，往往并不吻合；不乏一句话断为二节，一首短诗横跨两章的情况。所以章节只是方便检索引证的一个系统，跟如何诵读或理解经文未必相关。这是读者须了解的。此外，传统本的分章与拉丁语通行本略有出入。因为英语钦定本的章节跟从通行本，而中文旧译如和合本又以钦定本为底本，故而凡通行本与传统本分章不一致处，插注中都标明了，俾便熟悉和合本章节的读者对照。

第二，同样，译本里散文的段落，诗歌分行划阕，加标题，也是现代译经的惯例，非原文即古代抄本的原样。为的是便利阅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译家根据自己的理解判断而做的文体选择(详见译序)。

第三、希伯来经文中以色列子民的唯一神(‘elohim)，汉译有“天主”“上帝”之分野。原是十九世纪传教士不智而搭的藩篱，不仅加剧了教派对立，还阻碍经文合一运动，实为历史的遗憾。而在他们自己的拉丁语和母语译本里，却只有一个诸派共尊的大写的名：Deus-Dio-Dieu-Gott-God。我是“非教徒”、“无党派”的“统战对象”，对于这译名的分歧并无任何偏向。可是译经只能采取其一，没法兼顾；若自创新名，又不符合约定俗成的原则，徒增混乱，委屈读者。而简单直译作“神”也不好，易与异教神或泛指的神祇混淆。所以就随汉语学界的大流，用了“上帝”。读者若愿意，读作“天主”也行，音节相当，应无大碍。

《摩西五经》问世以来，蒙读者包括许多教友的厚爱，来信鼓励或提出意见建议，还有专家学者著文评论，在此一并深表谢忱。现在《智慧书》将要付梓，最大的希望，便是继续领受读者诸君的指教——网络时代的写作，有个前人想象不到的好处：能够几乎是即时地获得反馈，隔着十二三个时区。

译经，在智慧的“传道人”(qoheleth)看来，恐怕也是太阳下无休止的一种“辛劳”，或上帝派给人子的“苦活”(《传道书》1:13)。然而人生幸福，却在那份“苦活”日积月累的所得，可以同无数人分享。这一点，我常得益于内子的提醒。我在西文典籍和学术话语里沉浸久了，容易忘记中文世界的读者的知识需求、阅读心理或可能有的困难。她的批阅、提问，总是站在普通读者的立场上，要求修改或解答，让我对学院派的玄谈和上不了口的“文绉绉”辞藻，时刻保持着警惕。

我以这本书纪念卢兄，我的哈尼阿哥。“伐木丁丁，鸟鸣嘤嘤”：每当我乘着经文诗句的翅膀，飞入希伯来智慧的明光，我就离他的大森林近了一程；就又一次回返往日，坐于他的火塘，端起新米的纯酿，聆听一颗超越民族疆界和宗教信仰的宽仁之心的吟咏。而且我知道，从他祖宗的圣山，他能望见，四面八方汇拢到我笔下，这一片漫漫黑地里“渴求天光”的众灵。

二〇〇八年一月于麻省新伯利港铁盆斋

《智慧书》，冯象译注，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08年5月。

冯象：唱一支锡安的歌——《智慧书》译序

希伯来经文《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与《雅歌》五篇，习称“智慧书”，又名“诗体书”。这后一个名称常引起读者的不解：翻开例如中文世界流行较广的和合本《圣经》（1919），那里面的诗体书，遣词造句、情感表达之生硬苍白，哪像是诗？而且还一句黏一句，不分行——现代人心目中的诗，分行书写大概是第一要素，既指示韵律、朗诵节奏，又是一种视觉之美。

智慧书其实，和合本虽然舛误极多，格式却没错，是模仿其底本英语钦定本（1611，修订版1885），而钦定本依循的是古代抄本的通例。诗不分行，原是古人的习惯；竹简丝绢、泥版纸草和鞣制的牛羊皮等书写材料，都不便宜，分行就太浪费了。所以在英美，据专家报告，那些念着钦定本长大的读者，也闹不清哪儿是诗，哪儿不是。当然，有几首是经文注明了的，不会搞错，如《出埃及记》十五章，摩西率子民越芦海（七十士本：红海），摆脱法老追兵之后，向耶和华感恩的“凯旋之歌”；又如《申命记》三十二章，摩西传授律法已毕，为会众“高声吟诵”的“摩西之歌”。还有《诗篇》和《雅歌》，传统上一直用于唱诗礼拜，题记还标出曲牌或伴奏乐器，也是无疑问的。其余的篇章，就要读者凭自己的阅读经验来判断了。比如《约伯记》，楔子源自民间传说，标准的散文句式。但是第三章，因家破人亡而痛不欲生、沉默了七天七夜的约伯终于启齿，那一连串诅咒、哀号、质疑，排比句一泻千里，分明是诗的倾诉（3:3以下）——

愿我出生的那一天灭亡，
连同报喜“怀了男胎”的那一夜！
愿那一天葬入幽冥，
上帝在上，永不看顾，
叫它照不见光亮。
愿它被冥冥的死影索回，
为沉沉乌云覆盖，
因白日蚀去而惊惶！

现在的西文译本，诗体部分大多分行了，并且在引言或脚注里说明。中文译本如联合圣经公会的现代本（1979）和新译本（实为和合本的修订本，1993）也是如此。然而，读者若仔细比较，就会发现译本之间颇不吻合，仿佛译者对诗体与散文的分野、诗行的长短、朗诵节奏等问题，各说各话，处处抵牾。怎么回事呢？读经须学习解经，而解经要进于译经才算得完满。一段经文，我们每个读者于熟读之际，都会在心里，往往还在口上，把它“译”为自己的思想。可是如果那思想的精确表述，离不开我们对其所取的文体形式包括修辞音韵的理解把握，那么，笼罩着经文诗歌的疑云就必须驱散。否则，解经便难以达于译经。

这片疑云，叫作希伯来诗律。

古人解经关注微言大义。串解经文，寓言比附，是连一词一音的异同跟近似都不肯放过的，却极少论及诗律（除了零星的猜测，套用希腊或拉丁诗律）。大约圣经诗律的知识，很早就逸亡了。直到十八世纪中叶，才有英国教士提出，经文诗句常呈现一种上下平行的对应关系，可做探讨诗律的起点。但响应者寥寥。二十世纪下半叶，近东考古和古文献整理日新月异，受文学理论同古代近东语言比较诗学的刺激，西方圣经学界才开始深入研究希伯来诗律，渐次形成几点共识（《犹太大百科》卷七，“希伯来诗律”条）。

冯象：上帝的灵，在大水之上盘旋

岁末大雪。友人W君转来韩南教授一篇论文，谈英人麦都思（W. H. Medhurst, 1796-1857）来华传教，王昌桂、王韬父子协助译经之事。这题目，韩先生前些年在哥大讲过，故早有耳闻。现在译成中文，让中国同道评价，他一定很高兴了。记得八十年代中，韩先生接手主持哈佛燕京学社，开派对，跟他聊天。他轻声道，我们差点儿做了同行呢。原来他大学一开始念的是中世纪文学，后来兴趣转移，才学汉语，到北京进修。他是钱钟书先生夸过的功力深厚的“老派汉学家”——二十春秋，白驹过隙，他已荣休多时了。

英美传教士的汉译《圣经》，我原先不太留意，虽然早知其中舛错不少。这几年因为译经，才顺带考察了旧译的“病理机制”，写了一组文章，收在《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北京三联，2007）。论西学，那些传教士大抵算不上专家，中文则依靠助手（如王昌桂父子）润色。但马礼逊/米怜《神天圣书》（1823）以降，一百年间，为传扬上帝之言你追我赶，从“深浅文理”到蓝青官话，终于留下一部“国语和合本”《新旧约全书》（1919）；居然二十世纪国人自己林林总总的译本，包括对和合本的修订（如新译本，1993），无一可与之比肩。这在世界各大民族的译经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更重要的是，和合本的语汇句式，连同误译漏译、病语病句，还渗透了之后几乎所有的白话旧译。然而，和合本的底本并非原文善本，而是传教士的母语英文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 1611，修订版1885）。于是国人长期以来学习、引用、讨论的《圣经》，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钦定本落在中国的一道影子。钦定本对原文独具风格的处理，通过传教士的解读与“再创作”，便构成了《圣经》在中文世界流布而言说的基本语义框架和引申诠释的基础。

如此，欲读懂和合本等中文旧译，就必须研究钦定本。国内教会发行的《圣经》当中，有一种不错的和合本/钦定本汉英对照版，便是出于这一考虑。

但是，钦定本不容易读。一方面，它是“英语散文最崇高的纪念碑”，对于不谙莎士比亚时代至十七世纪文学的人，委实难免“七月流火”误读误译。另一方面，作为译本，以现代学术成果观之，它又白璧微瑕，译名译法有时不甚准确。主要因为它在学术及文学鹄的之外，还承担了一项政治妥协的重任，即结束自宗教改革先驱威克利夫（John Wyclif，约1330-1384）译经开始，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的教派纷争和流血冲突。英王詹姆士一世组织五十四位圣公会与清教徒学者合作译经，第一个目标，便是想借助新译本的权威来稳定国内局势，抵御罗马教会的干涉。钦定本的前言（史密斯主教撰）说得明白：译者无意另起炉灶，宁愿以修订者自居，力图博采众长而成就一精良之译本。所以原则上，以圣公会的主教本（1568）为基础，对照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经文，尽量直译；同时参照“英语圣经之父”廷代尔的《新约》（1525）和《摩西五经》（1530）等五种十六世纪英译，择善而从。不过译经班子的讨论记录表明，修订过程中还广泛参考了外语译本，尤其是译者们熟悉的拉丁语通行本，尽管那是国王与新教诸派的共同敌人即罗马教会的标准经文。因此，钦定本虽是新教译本，就遣词造句而言，还真有超越时代的“跨教派”的气度（包伯里克，页245）。

冯象：理想的大学

一

理想的大学该是什么样子？星期天突然想到。

星期天早晨，有我最喜欢的 NPR（全美公共电台）主持人丽安·汉森的节目。吃完早饭，举哑铃的时候，丽安就笑盈盈地请来顶呱呱的 Puzzle Master 谜语大王威尔·肖茨，让我猜十五分钟字谜。

Will Shortz威尔是当得上一个“顶”字的。据维基百科介绍，他拥有我们这个星球上唯一的“谜语学”（enigmatology）学位，前无古人——但愿别后无来者！威尔的故事，得从一九七四年他进印地安纳大学（简称印大）讲起。在纪录片《字戏》里，威尔回忆了那段峥嵘岁月。印大有一条了不起的规定，本科生可以自行设计学位课程，专业方向不限，只消满足基础课及学分要求。威尔从小爱猜谜，就试着提交一份谜语学学位课程计划。教授们大吃一惊，将他叫到办公室问话。他把“学术意义”振振有辞说了一通，居然批准了！于是，威尔按照自己的规划，念完谜语学课程(历史与文学为主)，写出西方谜语史的论文，戴上了学士帽。他是事业心极强的人。因为，接着他考取著名的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三年后获法律博士学位（JD），也未受律师楼的“诱惑”而改变志向。他没去考律师，却进了一家杂志社编写字谜，开始了艰巨而辉煌的谜语编辑与创作生涯。今天，他执掌着《纽约时报》的纵横填空字谜和NPR周日字谜节目，这一双谜语娱乐业的高峰；家藏两万种古今谜语文献，包括十六世纪珍本；还创办了全美字谜大赛和万国谜语锦标赛，担任世界各地的谜语赛事的主席、评委或特邀顾问。

这一切，都始于那条充满信任又赋予责任的学位课程规定：美国少了一名律师，成全一位天才，为我们——从地铁里的上班族到公园长椅上的休闲客，从歌星球星到白宫主人，所有不时埋头在字谜里的男男女女——带来无穷的挑战和乐趣。

我在威尔身上看到了理想的大学。那里，学生可以自由发展个性与才智，而不必套进同样的模子，试图长成或装扮同样的身材，千人一面，一个脑袋。

冯象：中国要律师干嘛

[意] 阿钦波尔多 (1527-1593)：《好律师像》

Giuseppe Arcimboldo. The Lawyer《律师文摘》自去年创刊以来，摘登了不少好文章。补白也颇具特色，用一些统计数字，发人深省。例如第三辑253页有这样几则：一、北大法学院陈兴良兄发现，目前中国“70%以上”“事关被告人生死攸关的刑事案件”无律师介入，即大多数被告人都是自辩或请亲友代理。二、一九九七至二〇〇二年间，至少有五百名律师被“滥抓、滥拘、滥捕、滥诉、滥判”，其中80%由司法机关“送进班房”，“绝大部分（占80%）又最终宣判无罪”（原文如此）。三、近年来各地法院受理刑事案件数量飙升，北京律师却“不敢办刑事案”(即担任辩护人)。“年人均办理数量”已从十年前的2.64件下降到0.78件（见第五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全国律协维权工作报告》）。

由此忽发奇想：刑事案件是否可取消律师？根据上述数字，取消后总体而言，被告人（尤其那些没钱请律师的被告人）的命运不会比现在不好。同时，律师行贿引诱伪证等等引发“滥抓滥判”的事件，连同该抓不抓该判不判的情况，也一概不会发生。换言之，如果公众对刑辩律师的服务和自律已经失去信心，修订法律取缔或严格限制律师介入，或许是利国利民也对律师本人有利的一项选择。

律师的民商事业务范围如何调整，可以请无利害关系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调查一下，权衡利弊。不管市场经济是不是“法治经济”，我怕调查结论很可能是：中国律师太多。首先，没有几个老百姓包括生意人用得着律师。他们解决纠纷，无论夫妻吵架、追讨债务，还是请愿告状、伸冤报仇，都有惯常有效的办法，与律师无关。其次，某些涉外或重大的项目，例如公司上市，为减少虚假信息，可以考虑全部交由香港律师行代理（最近温总理访港签署两地“零关税”协议，开放内地法律服务市场，便是开端）。虽然香港律师收费贵些，但他们信誉好、自律严。投资者重拾信心，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和监管也就容易了。

中国人传统上奉孔子的“无讼”为理想。现在当然不能奢望了；即便在乡下，时不时也有“凭借一点法律知识的败类”为非作歹，鼠牙雀角，动成讼端（见费孝通：《无讼》，载第一辑224页）。清末修律，拟设立律师制度，张之洞(南皮)反对，担心“讼师奸谋得其尝试”。今天，南皮之忧不幸成真，虽然不能全怪律师：他在竞争那么激烈又腐败丛生的环境里执业，当诉讼变成“贿赂竞赛”之时（方流芳兄语，见《中国书评》卷八页36），是万不得已才做了“三陪律师”的。

中国要律师干嘛？用处不能说没有，比如可以缓解城乡过剩劳力的就业问题。国家规定报考律师资格，同等学历即可，不必法律系毕业，是不是这一政策思路的体现？中国律师人口已达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这一事实在某些场合也能炫耀一下。不过这么说，总有点“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感觉，写成社论或编入教材，也很难上升至“理论高度”。

《律师文摘》孙君国栋约我写一“卷首语”，我就胡言乱语这些。

本文收于《政法笔记》。

冯象：好律师能不能也是好人

我报考法学院的时候，王浩先生曾赐信劝阻，坦言他不喜欢律师这个行业，认为于人生无大意义，赚钱而已。王先生与先父抗战期间在昆明有同学之谊（王先生一九三九年入西南联大，同年先父自延安抵昆明），视我如子侄，所以才这么教诲。

其实在美国做律师未必赚钱。多数赚钱的律师都很辛苦，一周上班六十小时还自称偷懒，加上出差办案赶期限的不安定和心理压力，赚来的那点钱，比起许多行业例如拔牙的医生和安达信的会计，根本只是小钱。但王先生的意思是，不仅赚钱不应是人生的目标，律师工作本身也“无大意义”。自古以来，圣贤哲睿贬抑律师者居多。我便没有去细想。入学后，合同法第一堂课，克朗曼先生（现在已是院长）布置我们讨论一道刺配沧州吃“杀威棍”似的题目：律师为什么不幸福？说是许多功成名就的律师回首学生时代，都会感到失落和遗憾。原来他正在写一本书《失律师》，后来在哈佛出版（1993），研究“律师政治家”（lawyer-statesman）的理想在当代美国衰落的原因。克先生的兴趣在政治哲学。华尔街律师行流传一个笑话，耶鲁的合同法，亚里士多德当案例读，说的就是他。他拿“政治家”作理想，并非鼓励学生将来做官——虽然毕业生约有一半进了政府、法院、国会和各色政治团体，故有论者批评，克先生那本书不过是宣扬耶鲁的“地方文化”（西蒙《正义的实践》，页24）——他的“政治家”，是人作为“政治动物”的理想展现，具有一种普通法传统培育的注重历史和生活经验的“实践理性”，亦即亚里士多德赞赏的“智慧之节制”（sophrosyne）。所谓“幸福”（eudaimonia），也不是物质欲望的满足（亚氏斥为“野兽般生活”），而是一种富于善德的行动的生活（euzoia）。克先生认为，律师的本色是自由职业，独立代理公民、法人或政府机构的法律业务。因此对客户/被告人，须保持一种“既同情又超脱”的立场。可是这讲究节制的政治与伦理态度，到了后工业时代，却腹背受敌而瓦解了：一边是巨无霸律师行彻底公司化而利润驱动的运作方式；另一边则是学院派主流理论，例如法律经济学作为科学主义话语的宠儿，对法律业务的经验性智慧不断贬低。受其影响，律师便难以继续独立执业，变成受雇于金钱与权势的枪手或“法律技工”了。

我想起王先生的教诲，突然觉悟，律师幸福不幸福云云，问的实际是律师的职业理想和伦理立场。说白了（借用老百姓揶揄律师的笑话）便是：好律师能不能也是好人？

冯象：为什么“法律与人文”

一

“法律与人文”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我起个头，简单讨论一下为什么法律教育和法学需要人文这个问题吧。文史哲作为一般的文化修养，是包括法律人在内的公民社会成长的条件。显然，我们今天不是在这个意义上谈论人文。

传统上，法律与人文的关系非常密切。法律依托文本，由人文知识集团操作，是所谓文明社会的一大特征。一切成文法社会，包括英美判例法，都是如此。换言之，人文对于法律人来说，不仅是一般的文化修养，还是法律技术的基础或行业基本功。起草文件、调解纠纷、法庭辩论，这些事都需要人文的阅历。但这种技术性的知识运用也不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我们希望探讨的，其实是这样一个学术问题：人文的思想立场，特别是人文的批判精神，能够对中国法学提出什么样的挑战？

我们来看看中国法学的现状。自七十年代末开始重建法制至今，总体而言，法律教育和法律人的人文成分（考试范围、学科出身）无大变化。但相对而言，可以明显感觉到，社会科学的知识、理论和方法，影响越来越大了。实际上，官方和民间的学科分类都已将法学列为“社会科学”。这样划分是有些道理的，因为法学的方法的确在向社会科学靠拢，经常借用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的理论。形成这一趋势的原因很复杂，或许和大学的“表格化”管理、消费社会的膨胀有关。也跟现代/西方式法律的保守性格有关。此外，法律是“地方性知识”（吉尔兹语），不能提供分析自身的方法。教科书上的三段论司法推理，其实是一套循环解释的技术；就是从法条抽取原则和学说，再用这些原则学说来分析法条的含义，论证其正确或错误的适用。循环论证是做不了学问的。所以我说，法学若要把“地方性知识”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就得“融入”社会科学（见拙文《法学方法与法治的困境》）。当然国内外都有论者指出，即便如此，法学也不属于社会科学，行业性质不同。但无论如何，大家都承认，社会科学的知识、理论和方法正在成为法学的主流。

木腿正义那么，我们今天怎样看待、进而主张人文呢？能不能“零敲碎打”地主张，比方说，中华法系源远流长，故而追溯传统必须重视史料的收集和梳理？不可否认，这是人文的用处了。再如，法律的基本原则、各派学说都可以做抽象的理论辨析，上升到哲学层面讨论，结果诞生了法哲学一门专业。那也是人文。更不用说遍地开花的“法律与文学”运动了。但这只是知识领域的划分，仍旧比不上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广泛地介入并引导法学研究。

我有个想法，来杭州前和笑侠提过。我们主张人文，归根结蒂，只有两条理由：一是迄今为止，社科主流对新法治的剖析批判还不很成功。可能因为社会科学在中国尚且不够成熟（相对人文而言），无力突破法治意识形态的羁绊。它很少触及政法体制的深层结构；老百姓每天面临的困境，从上访村到拆迁户，反腐败到基层民主，医疗改革到社保崩溃，它也是清谈多于探究。从体制上看，比起“不实用”的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的市场资源多，更愿意“跑点”竞贿，收编为“基地”“工程”。因此，提倡人文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是我们坚持教育伦理、抗拒学术腐败、争取学术自由的当务之急。

第二，随着腐败日益合法化制度化，法律必然充斥具文，蜕变为“潜规则”的母法。具文化了的法律，仿佛一部冗长的“哈利波特”或续不完的迪斯尼动画片，是社会现实剪碎拼贴再颠倒了的虚构。而且惟有不停地虚构，那颠倒了的现实即“人人平等”的神话才不会化为乌有。这样，当法治的故事与虚幻的正义消除界限，当权利和腐败彼此不分，理论的进步就一定首先是人文精神与思想立场的进步了；反之亦然。注意，我这是就学者的职责，即社会批判和理论建构而言，不是说法律人的日常实务；理论和实务不可偏废，都是同学们在法学院学习、训练的内容。以上两点，便是我们在法学领域寄希望于人文的理论挑战。能不能做出贡献，乃至影响主流，则有待我们的努力了。

 

二

我总觉得，作者谈论自己的作品是件尴尬事。尤其今天这么严肃的场合，还存在一个悖论，让我难以直接回应大家的精彩评论。刚才几位发言提到罗兰·巴特的命题“作者已死”，就是说，作者写完作品便退出语义生成的舞台，作品的“原意”得靠读者和批评家来敷演了。按照这一理论，我该换个身份，“复活”作为读者发言。可是一旦“轮回”做了读者，就违反了法律或“大写的理性”对作者的定义（《著作权法》第十一条），没办法依常理解释，例如当初我这句话是那个意思；更不能诉诸普通读者的同情的理解和想象，以作者身份保持与读者的距离——那段让读者信赖作者、与之对话而跨越“生”“死”的心理距离。

所以我想就谈两点：一是如何看待西方尤其美国的学说和实务的“入侵”。中国法制的现代化始于清末民初，大框架取自欧陆，学说则兼采欧美。这是解放前旧法治的情形。解放后受苏联影响，机构设置和教材学理照搬，但组织制度和政法实践延续了中国革命的传统。文革结束，法制重开，西方学说又回来了。九十年代起，美国的理论和律师实务占了上风，从商界和学界成两头夹击之势。官方政法话语随之掉头，词汇提法更新换代。进入新世纪，反而是有些美国专家信息不灵，不太适应了。例如德沃金教授，他来中国讲学，便经历了一场“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原本兜里揣着“异见人士”名单，准备掀开“竹幕”传播人权思想西方价值的；哪想到，从官府到学府，满眼西装革履，满耳“人权自由民主宪政”。气得他回到纽约登报批中国人虚伪，传为美国汉学界的笑话。

于是就有了新法治下，中国法学如何借鉴西方学说，并挑战主流立场和原理的问题。这问题一般说是不会有西方专家来为我们解答的，因为西方法学处理的，首先也是本土的传统与实践。毋宁说，许多时候，由于西方学术的强势和法治话语的“正确”，一些西方流行的理论教条和实务做法，极易成为我们思考的障碍和改革的歧路。因此我有这么个希望：认真研究西方的理论与制度、调查分析中国的现状之外，我们的法律教育还应强调一条：要鼓励不“正确”的想法，敢于怀疑、反思、批判。法律之为公民素质教育的重要一环，理由在此。

其次，间接回答各位同仁的提问，谈谈自己对“法律与文学”运动的看法。我们称它为“运动”，是因为其中进路繁多、方法各异，像苏力讲的，看不出它会整合成一个理论流派（《法律与文学·导论》）。作为运动，“法律与文学”七八十年代在美国兴起，原是对法律经济学的保守立场的反动。多数论者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后现代、女权及族裔理论的运用，都是以法律经济学为靶子的。但是那样学究气的争论，对于我关心的中国的问题（社会控制、文化生产、政法策略的转型等等）并无太大意义。所以念法学院的时候，我读了很多案例文献，可是如何分析，提出有意义的理论问题呢？考虑了很久，试着写了两篇讨论兵家传统和著作权的论文，也没想明白。后来到香港教书，常回内地，同新法治的实践接触多了，才慢慢把一些基本问题厘清了。就是那些法律绝对保持沉默，千方百计遮掩的事情，例如私有产权的重建。这些年来大力鼓吹私权神圣，无非是要给产权复辟一个说法，争取一个平稳的过渡。但过渡期间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不平等、腐败和掠夺，各种特权与强权的合法性，或它们作为受保护权益的地位，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产权复辟本来是毫无道德理想可言的，“私有”二字开头还是禁忌，故而媒体宣传只能从功利或工具主义的角度为它辩护。那么，是什么样的社会与文化屏蔽机制，使得人们，那些最容易被伤害的多数，低头认命而无力抗争呢？

我以为，这便是新法治的任务了。正是通过人们产权意识中最薄弱的环节，即抽象物上的私有产权——知识产权——开始了复辟的“平稳过渡”；在知识产权改写历史、重塑文学的同时，悄悄启动了新的社会与文化屏蔽机制。

我很欣赏李琛老师先前的发言。她说法律文本和文学文本一样，也是一种叙说，有着相似的温情的释读。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新法治的“温情”运作，一刻也离不开广义的文学，包括大众文艺与媒体的宣传配合(参见葛兰西，页389以下)。这一点我在《木腿正义》和别处讲过。但我今天要指出的是，由此出发，有可能为中国法学开辟一条进路，促其加入社会批判和理论挑战的前沿。这，就远不止“法律与人文”的题目了。

二〇〇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注：本文为作者在浙江大学“法律与人文”研讨会的两次发言。会上蒙胡建淼、葛洪义、许章润、郑成良、何勤华、刘星、钱弘道、苏力、沈明、刘忠、胡水君、孙笑侠诸先生析疑指正，获益良多，谨此一并鸣谢。

参考书目(以著/编者姓名拼音为序)：

  • 德沃金（Ronald Dworkin）：《在北京认真对待权利》，载《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002.9.26。
  • 方流芳：《如何认真地看待学术游戏——读德沃金访华报告有感》，载《视角》3:1，2003。
  • 冯象：《木腿正义》（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冯象：《法学方法与法治的困境》，载《北大研究生学志》1/2006。
  • 葛兰西：《文化论集》（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Cultural Writings）, David Forgacs/Nowell-Smith编，哈佛大学出版社，1991。
  • 吉尔兹（Clifford Geertz）：《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邓正来译，载《法律的文化解释》，梁治平编，北京三联，1994。
  • 苏力：《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北京三联，2006。

冯象：答周刊记者六题

冯象某某惠览：

丽娃河畔匆匆一晤，饭局人多，不及细聊。回来美国才收到你的电邮，谢谢。所提问题，有几个是我最近接受记者采访谈过的，大概已经见报了，不必再答了罢。其余的我按内容归总为六题，简复如下：

一、重庆“最牛拆迁钉子户”

此事我不明底细，无法讨论；因为久居海外，不常回国，也写不了时评。我是“网盲”，上网主要查专业文献和法律资料，每天早晨看几条BBC、法新社和香港报刊的头版新闻，但并不细读。信息时代信息爆炸，消费不完也消受不起。国内的好事丑闻，多半是听人侃的。有几位年轻朋友脑子灵手脚快，时时通报，让我略知一二，写文章倘若用得着，即可检索。《木腿正义》和《政法笔记》确实分析了一批案例，目的是揭示政法体制的转轨路径和相关的社会控制策略、文化屏蔽机制。你说苏力先生认为我持一种“冷眼观察和批判的态度”？可能是的吧。隔了半个地球，我多少是处于“局外人”(l’etranger)的位置上——当然，没有法国作家加缪笔下的那一位怪异。

钉子户、上访专业户等不是新事物，文学作品(如《废都》)中早有描写。大约始于文革末尾而在“新时期”成熟，同国家立法和普法的部署并行发展，属于一支顽强的民间传统。你问这类纠纷在美国如何解决？好像不会有钉子户。因为地方高度自治，草根政治和民间公益团体发达(包括商会、环保组织等)，老百姓对发展商、对政府都可以说“不”。我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我们住在波士顿远郊一个滨海小城，城里有许多十八、十九世纪的老房子，有几处还是当年华盛顿和美国革命先驱呆过的，很漂亮。某年，一家国际连锁酒店看中了老港口海关一带黄金地段，上上下下游说公关，说是可以建一座高级会议中心，促进旅游，带动经济，增加就业。报上随即大力宣传。然而被我们市民投票否决了：多数人赞同草根公益团体的立场，选择不发展，拒绝商家的诱惑，保护了小城历史和宁居的环境。市府即民选市长和议事会也无可奈何，更不存在州“领导”“批条子”干涉的可能。

国内的种种纠纷和社会冲突，有的能用法律解决，或者拿传统民法例如物权学说包装掩饰了，让人暂时忘记。有的法律就奈何不得，条文再“健全”也没辄，叫作“钉子”，又名“疑难”案件。现在由媒体和时评家来报道议论“轮番轰炸”，引起公众的注意；像你讲的，点出其中的法律难题，例如怎样平衡“私权”与“公共利益”，也不是坏事。我说过，新法治的“温情”运作，一刻也离不开大众文艺和媒体的宣传配合。新闻报道跟法律时评，便是这文学化的法治的右臂。现时一部分民众，尤其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新法治是寄予厚望的。仅就那一份精心培育的信仰而言，应该说，新法治的建设相当成功。

二、程序正义与法治

简单说来，程序就是办事的顺序、规则。我们盖房子、做学问，都需要遵守一定的程序，否则容易出错，影响效率。你举的那个例子也说明问题：排队购买紧俏商品，红袖章老伯伯维持秩序，不许夹塞，不许代买。为什么？为了避免拥挤混乱，不让力气大的不讲理的钻空子、欺负弱小。在此意义上，程序是公正的最低限度的保障，虽然紧俏商品有限，排在后面的人可能买不到，因而浪费了时间精力，甚至失去别的机会。

但是，法律程序有所不同，其基础是政治权力乃至国家暴力介入的制度性安排。通常情况下，老百姓希望并且相信，政府和国家应能主持公道即伸张实质正义。所以权势者或其雇佣的律师钻程序的空子，利用程序手段阻挠、破坏或延宕正义的实现，老百姓就会不满，要骂人，“丧失理性”。于是在制度上就需要有个说法，一种“学理”或信仰的解释，来安抚他们。所以法治化的社会控制必然有繁复抽象、渲染技术的一面，古今中外皆然。与之相关，还有一个法律人的职业化或精英化问题，是法律人集团一直关心的。就是如何限制法学院/系的规模和数量，加高律师和法官资格的门槛，以使法律人的职业训练和工作伦理跟普通人拉开距离，能够以严格的行业规范和道德自律为条件，向国家换取执业垄断和司法独立。唯有这样，才能把程序正义建立起来，再充分意识形态化，让老百姓接受。这一点，在当前的中国，基本上还未起步。

法治的另一面，则是古人所谓“治吏”或“御臣”，即法律对官员和权势者的约束，或实质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面如果软弱，具体的表现，便是反腐败的不力。但这问题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当今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的通病，不论民主宪政、资本主义与否，也不论官员是否享有“高薪养廉”的特权。高薪养廉，自然是“肉食者”编造的神话。自古清官穷、贪官富；而且越富越贪，不会餍足。近年抓起来公布罪行的那些贪官，有哪个是因为收入太低、“心理不平衡”或制度不“健全”才堕落的？毛主席时代基层干部没几个钱，但贪污腐败的少，为什么？那时候的思想、做法和制度，在现在的人看来，恐怕是极不健全的。我想，穷根究底，还是官员的道德品质和组织纪律出了问题。而这困局涉及巨大的既得利益和预期利益(又名“呆账”，我论述过)，大到了不敢碰也碰不得的地步，因此才变得如此棘手了。

三、文革往事

去年你邀我写文革和知青的事情，我没答应。一九六六年五月文革爆发，我只是个毛孩子，初一学生。跟着高中生外出“串联”，步行“长征”，看大字报，能懂什么革命？我没有回忆文革的资格。那个大时代“十年浩劫”的风云人物好些还健在，应该请他们回忆，保存史料。诚然，文革中各人有各人的经历，无论造反、保皇还是逍遥(当时把两派之外不积极参与的人叫作“逍遥派”)，都有精采的故事，都值得写下。或如巴金老人提议的，造一个纪念馆或图书馆，让后人受教育，总结教训，永远铭记。

不写还有一个理由。回忆录、随想录之类是老人的专长，不到岁数就忆旧，我觉得别扭，而且极易浪费了文学素材。前些年到北京讲学，在三联书店楼上的咖啡厅会友，吴彬大姐推荐钱宾四(穆)先生一本小书《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我在返程飞机上一口气读完，真是诚笃隽永之至。那种阅尽人世沧桑的素朴文字，只有学问做通了上了岁数的人才能驾驭。大概这就是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吧。

四、现当代文学

我是西学出身，长期在美国生活，国内的小说戏剧，多年没看了，没时间。因此说不上喜欢或不喜欢哪个作家。但由于文学圈子里的熟人多，道听途说，得知一点花絮八卦。偶尔也应朋友邀请，或者遇上有兴趣的题目，写一两篇评论。

不过，二十世纪的白话新诗我下了点功夫，研究格律和现代汉语的音韵节奏、欧化句式等问题。从郭沫若《女神》到戴望舒、艾青，从食指、海子到世纪之交的“新新人类”，都读。现在回国讲学，遇上年轻诗人还一块儿泡巴喝酒，念他们的新作。

你问对张爱玲、顾城等人的看法。顾城早期的东西好，有童趣。假如当初他停下来写故事，或许会成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而这一块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弱项。你想，需求那么大，却少有给孩子们讲故事的人才，这民族一定是遭遇了什么不幸。童趣是天生的，教不会，学不来。日本人这方面比中国人强，各门艺术包括民间工艺都能表现童趣。所以他们的动画片做得好，比迪斯尼的还要好。这是我的一个美国“教女”告诉我的，小观众自个儿的评价。

张爱玲文字警策、造句精巧。据说她看书喜欢拿一支笔删改别人的句子，用这个方法训练语感，是个风格意识极强的作家，对《红楼梦》也有独到的见解。可是她的故事对我没有吸引力。旧上海和老香港那些小人物的心态、声腔、做派和出没的场所，我太知道了，不觉得新鲜。

五、“重建西学”

“重建”是我在一封信上说的，收在增订版《木腿正义》，你读得仔细，注意到了。但我的意思并非指前人向西方学习，误读或曲解了什么。那是不可避免的；何况创新有时候就是因误读而起、从曲解出发而成功的。九十年代以来西学之衰落，除了政治和文化生态变迁的影响，还连着高等教育和学界的腐败。如钱学森先生一针见血指出的，大学走了歪道。中国人办教育，二十世纪上半叶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通通丢掉了，一律奉行长官意志，“数目字”管理。将来如何推倒重来，扫除垃圾，回归正路，我们这一代怕是不行了，既得利益者太多。看下一两代人吧，也许他们受够了损害，能抓住机会，拿出勇气和政治智慧，迫使“肉食者”及其共谋者让步。

但是，译经跟重建西学或解决社会问题无关，纯粹是出于学术和文学兴趣。这一点我已在《摩西五经》的前言里讲明(见《木腿正义·雅各之井的大石》)。

六、宗教经典

世界主要宗教当中，佛教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最大。前辈学者，凡受过传统教育的，对佛经都有些研究。文革以前和文革过后，先父常接待外宾——那时候上海人还少见多怪，南京路上常围观外国人——好些是来访的佛教界人士，他少不了陪同参观寺庙，谈论些佛学和经文典故。回家就着绍兴老酒，兴致上来，也跟我们说说。所以佛经故事我很早就有兴趣，读过一些。但佛学博大精深，经文浩如烟海，我是外行。

佛经汉译，大概也有不少错漏，陈寅恪先生等先贤指出过。但译本有舛误，一般不会影响宗教的传播。人们信教，是因为内心有所觉悟而皈依，或者生活陷于迷惘痛苦，无所依凭，欲寻求真理。所以教士布道，都是说些浅显的道理，跟学术讨论是两码事。如今荧屏上那些风靡全国的“心灵鸡汤”节目，也是这样；出点差错，甚至误读了经典，也无关紧要。只消观众看了高兴，对人生增强信心，“爽”了就好。考订文字、辨析义理，是学者和经师的任务，不是普通读者和信众关心的。信仰关乎个人灵魂的福祉，礼拜神明则需要仪式和组织，这些都不是单纯的译经解经所能奏效的。

至于经文载体语言的神圣，历史上只有少数几种语言获得这一待遇。例如埃及的圣书(象形)文字，古人以为是神明所赐，故而须由祭司和专职文书来书写、解读、保管文献。《圣经》的希伯来文和《古兰经》的阿拉伯文，传统上也享有极高的尊崇。因为这两种文字直接承载了神的启示，所传经文则是那启示的完满无误的记录。而基督教《新约》的希腊普通话(koine)，则同欧洲的其他语言一样，没有那般神圣。因为耶稣福音的原话，是公元初年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母语亚兰语，门徒们译成希腊文传世，已经跟“天国圣言”隔了两层(详见《宽宽信箱·天国的讽喻》)。更何况希腊文在早期基督徒看来，是异族“行淫”即膜拜宙斯、维纳斯等邪神偶像的污秽了的语言。所以历史上，希腊文虽然一度成为东地中海文明圈的普通话或文学语言，却从未达到“至圣”的地位，像希伯来文、阿拉伯文在犹太教徒和穆斯林心目中那样。

《圣经》汉译，除了研习原文善本、琢磨西文经典译本，还应当参考《古兰经》。《宽宽信箱》里讲海枣与凤凰那一篇，我就核对了几种英译《古兰经》和马子实(坚)先生的汉译，并请教通晓阿拉伯语熟悉中东风俗名物的专家，从而确定和合本等旧译的舛错。马先生学贯中西，曾在埃及留学八年，以阿拉伯文著《中国回教概况》，将《论语》译为阿拉伯文。回国后任北大东语系教授，著译等身，还主编了《阿汉词典》。他是云南沙甸人，那村子从前我每次上昆明都要路过，下车休息，很熟悉。马先生以“忠实、明白、流利”做白话译经的标准，白寿彝先生称赞他的译本“超过以前所有的译本”。所以我读得十分认真，而且希望将来时间精力允许，学习阿拉伯语，从原文研习这部天经——穆圣宣布的“永久的奇迹”。

拉拉杂杂就此打住。不知可用否。若有不当之处，请随时见教。匆祝

文祺

冯象

二〇〇七年三月于铁盆斋，采访原载《南方人物周刊》2007.4.20

冯象：铁屋与法典——答杨聪

冯老师，很高兴您又来北京讲学，正逢《木腿正义》出了增订版。这次重读，我感觉比当年读初版时理解得深一些了，但仍有似懂非懂的地方，比如这书名，很特别又有点费解。英文译作“Wooden-legged Justice”，就是正义跛足的意思吧？书中同名文章讨论“马丹还家”案时说，这“跛足的正义来得太慢、太偶然、不可预料”，而法律程序却是要让人们相信，它终究会来。这样解释，让我感觉法律程序像是鲁迅要在里边“呐喊”的“铁屋”了。不打破那铁屋，正义的跛足能得到医治吗？

这么说吧。程序不仅是政法业务日常操作的需要，还能赋予司法和社会冲突一种仪式上的正当性，从而巩固民众的信念，甄别谬误，区分敌我。有时候甚而令人恐惧。“文革”当中打派仗，武斗，那会儿也讲究程序。比方喊什么口号，怎样动员、孕育仇恨、驱使殴斗，直至光荣牺牲，开追悼会念语录安抚家属，等等，都是高度程序化的。跟“马丹还家”案中大法官记载的那些繁复的审判和行刑细节差不多，也是十分规范精致而有效的一套社会控制与斗争策略的运作。揭示这一点，是法学对于公民素质教育的基本功用。所以我在书中一再强调，法学除开职业训练、理论建构，还应有社会批判的一翼，才算完整。

说到法学，目前国内法学书刊的市场一片繁荣(尽管书的质量良莠不齐)，不知您这次有没有逛逛书店？那琳琅满目的图书，常让我觉得无从下手，恐怕许多同学也有这个感受。您在书中推荐了《人民法院案例选》，说实话，我第一反应是愕然和疑惑。从未听哪位老师称赞这书啊，包括教应用法学的老师。

法院系统出的案例集子，学界习惯上不太重视。其实有些编得不错，是富矿，极有挖掘潜力。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所的《案例选》，杨洪逵先生倾注了大量心血，当得上中国案例编纂评析的第一人。我多年前访问过他和最高院的几位资深法官，请教关于案例选编的问题，故而对他们的工作有所了解。杨先生英年早逝，是人民法院(也是中国法学)的巨大损失。我想，起码要四五个学识一流的法官全力以赴，才能顶得起他一人的工作。这次讲课，就准备专门讨论一组他编纂的知识产权和民商事案例及评语。

您这么重视研究案例，是不是想弥补中国法律教育上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缺陷呢？或者背后还有更大的危机？您还多次谈到法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方法论是不是当前法学研究中一个重要但又薄弱的环节？应该如何改进呢？

法律教育是有点脱离实际，比起别的学科，教条也多些。研究案例多少可以破除一点教条。但现在的大学都是拆了“墙”的，不是过去的象牙塔，跟社会不划界，腐败的风气相通，连手段也毫无二致。这就有一个好处，可以从反面启迪受教育者，教他认清学习对象的真实面目，看破“皇帝的新衣”。我们便是在这个基础上探讨方法，求索改革，推进学术的。由此可见，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进步和大学教育是不同的问题，后者的堕落正可以刺激前者的进步；学术前沿永远是少数人的事业，即使在廉洁自律的体制下也是如此。至于危机，大概根子在九十年代开始的种种“产业化”“泡沫化”政策吧，听说很多地方法学院/系的毕业生就业情况不好。纠正错误的政策，说难也不难。一句话，一次会议，一个红头文件就能办到。历史上严重得多的害死了人的错误都这么纠正了。这一点我不悲观。

真是那样就好。您曾指出，新法治的实现，有赖于知识产权“改写历史、重塑文学”，悄悄启动“新的社会与文化屏蔽机制”。前不久，我听说专利纠纷的诉讼费由一千元降至一百元了，可能会刺激专利纠纷案剧增。这对负担已经很重的法院恐怕不是个好消息，对共建和谐社会也助益不多。实际上，近年来知识产权案件数量一直在增长，这算不算新法治一路高歌猛进的一个征候？

没错，新法治业已基本建成。下一步应该关注社会公平、扶持贫弱了。不知专利诉诉讼费下调，是否有便民维权的考虑。中国的儒家大传统底下有个“健讼”的小传统，解放后压了一阵子，近年又复兴了。你看，现在腐败抄袭的博导教授，敢和被抄袭作品的作者打著作权名誉权官司，而且常能打赢。这么明火执仗欺负弱者，是必须把职业道德和学术独立唾弃了，再把腐败说成是民事纠纷，再知识产权化，以便通过诉讼程序充分利用其钱权勾结的势力；你数数，要经过多少环节，才能走到这一步——让人忘却历史？

读您的文章，很佩服您的结构安排，巧妙而又浑然天成。还有题目，与正文总是那么契合，不落俗套。有朋友说，看这书的目录，觉得像是诗，有节奏感，又充满寓意，尤其是下编。我想这可能是天分与勤奋的结合吧。虽然这样的境界未必是可以学到的，但还是希望您能透露一点作文的经验。

过奖了。文章技法，无非“熟能生巧”四字。美国大学本科有英语写作课，主要练习论说文，很受学生欢迎。我在《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里提到一位马瑞思(Richard Marius)老师，生前便是哈佛的写作课“教头”。他还有一项见功力的任务，每年六月毕业典礼，毕业班那篇拉丁语演说，由他定稿并辅导朗诵。好的文章是这样的，人在隔壁拿着它念，你还以为他在说话。这是叶圣陶先生打的比方。我小时候母亲在北京编中学物理教材，请叶老和语法学家，还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名主播，给教材组讲作文、语法和课文朗读。那年头编教材，能有那么认真考究。我读了她的信就记住了。现在看学生论文，有时也这样要求：你把这句话念出来听听，像谁在说话？要他学会用耳朵，把书上看来的别扭句式、累赘语词通通改掉。

那以后我也要用心“听”了，呵呵。过去读初版时，遇到那些陌生的中世纪诗歌，杳渺的异域故事，我就打了退堂鼓。这次重读虽然也未全懂，却喜欢上了里面的诗句，比如讲但丁那一段，“……后来，饥饿压倒了悲伤”，让我感受到了诗的震撼力。但是，这些文章的主旨毕竟是探讨严肃的学术问题，对于我们普通读者，您能否指点一二，下编尤其是前六篇文章，该如何读呢？

那几篇书评原是给《九州学刊》写的，所以是专业论文的路子，不够通俗。结集时考虑到国内对欧洲中世纪文学的评论不多，也许一些读者有兴趣，愿意像你这样多读几遍，就收了。写书评让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受了西学的系统训练之后如何用中文写作。因为中文读者的知识构成、阅读习惯和欣赏趣味，跟西文典籍在西文语境里的专业探讨，差距太大了。可是也不能老谈些ABC，把自己套在外国文学翻译介绍的框框里呀。这问题直至写《玻璃岛》才得到解决。刚才你问作文的经验，这也算一条吧：学好外文，“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只是没法向人推荐，因为据说绝大多数人的语言习得能力从十多岁青春期开始就退化了。现在搞成全民学英语，求职晋升之类都要考英语，实在是很大的人力资源浪费。与其考英语，还不如考背唐诗、考书法。

《摩西五经》去年在香港出版，您译经有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希望能早日读到。长久以来，《圣经》在国人心目中是宗教教义的代名词，而非文学经典，就像《马恩全集》被当作政治文献而非学术经典一样。中文《圣经》在汉语文学中没有地位，是您译经的动因之一。然而我想，《圣经》不同于一般文学作品，除了文学成就之外，大概很多社会因素也对其经典地位的塑造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宗教信仰以及相关的阅读习惯，因此《圣经》的文学地位就不是纯粹的文学问题了。不知您以为怎样？

古代文献的经典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过程。《圣经》的崇高地位跟宗教传播，也跟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和瓜分世界，以及非西方国家向西方学习，移植现代政法制度和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我们便是在这三千年历史形成的大格局里，谈论《圣经》的文学地位和它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深远影响。但这只是就原文而言。《圣经》的无数译本的文学地位却大致是一个语言文学问题，因为译本是典型的优胜劣汰产品。新译本不断取代旧译本，只有少数取代不了的才有幸立于母语文学之林，例如圣杰罗姆的拉丁语通行本、马丁·路德的德译本和英语钦定本。正是在此意义上，我说文学经典包括《圣经》的翻译，本质上不是学术，而是创作，依托的是文学创作的规律和历史语言的机缘。而中文旧译之所以不成功，根本而言，不在误译漏译或义理把握失当(如我在《宽宽信箱》里举例说明的)，而是译艺不高，人才不济，未能跟上二十世纪现代汉语文学创作与翻译的主流。

原来是这样啊。对了，年初有一部电影《巴别塔》得了金球奖，让我想起您讲过的宁录造通天塔的故事。巴别塔象征人类因语言隔阂而分裂失败的命运。但是今天，随着经济全球化，资讯交流日益便利，各地的语言会不会逐渐趋于统一呢？前些年您在清华讲学也提到，语言消亡的速度越来越快。有人说，再过一百年，现在人们使用的六千多种语言的90%都要消亡。那么是否可能，打个比方，有朝一日上帝赦免人类的罪过，让语言重新融合为一，人类回到大同世界呢？

阿门，惟愿如此！语言变异和民族起源的解说，《创世记》里其实有两个版本，文本传统的渊源不同。第十章的主体属“P”传统(详见《宽宽信箱·谁写了摩西五经》)，记述一部“万族世系”：天下万族同出一源，即挪亚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含的孙子宁录是“耶和华面前的猎人”，开拓两河流域文明的英雄或巨人(10:9)。语言分蘖不是亚当后裔犯罪的结果，而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或蒙上帝赐福，随着人类蕃衍移居各地，自然演变而来的。第十一章“巴别塔”属“J”传统，却讲了一个人类骄傲、挑衅天庭而受罚的故事，反映了留存于早期摩西传统的游牧和半游牧部族对(两河流域)发达的城市商业文明的敌视或不信任。但故事并未提及宁录，后世经师将两章合起来解读，宁录才当了罪魁祸首。

语言变异的原因非常复杂，例如词汇语音语法的更新、方言与行话的生成，语言学家至今弄不清楚。自然也无从预测——部分小语种的衰亡之外——语言统一抑或分蘖的趋势。由于这一“奥秘”，通天塔故事就越加富于哲理的启示和象征意味了，成为人们反复阐释、敷演、改编的“原典”。《摩西五经》我想也应该向学习法律的同学们推荐研读，因为它不仅是文学和宗教经典，也是包罗万象的律法汇编，是“人类有史以来生命力最强最久的一部‘法典’”。

二〇〇七年三月六日，原载《南方周末》2007.4.12，有删节。

冯象：《木腿正义》(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

冯象：学术永远是少数人的事情

罗敏

　　冯象的名字总与其父亲、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著名教授冯契相连。因而，每次归国之行，他总是回到上海，居住在曾经的小屋里。3月22日，他又回来了。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的邀请下，冯象为数十名学生讲述他最近的翻译工作。不少学生拿着他最近出版的《木腿正义》（增订版）和《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来听笔锋锐利的冯象“说”。而小小的房间里，冯象声音低沉，时有停顿，目光常停留于桌面之上。演讲毕，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称此是“一场真正的学者的讲座”。

冯象　　冯象让人平静。次日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谈到某些话题，他的语气不乏严厉，却径直将人带向思考的中心。喧闹的咖啡厅里，记者不禁想起前一晚，灯光昏黄，人群在晚餐后散去，冯象戴上“Republic”品牌的帽子，一个人向儿时的屋子走去。他身影偏斜，脚步深深浅浅，给人的感觉，却很坚定。

　　我们对西方的了解远远不够

　　《第一财经日报》：近几年来，你一直在译介西方经典，如《贝奥武甫》、《圣经》，也在报纸杂志介绍一些如古希腊传说之类西方文化，还探讨现代法治问题。你是否认为，当代中国人对于西方，无论是西方传统还是现代思想、制度建设的了解都远远不够？

　　冯象：不够。我们称20世纪引进西方思想、制度的过程叫“现代化”。如今现代化走到一半，也许快成功了，但还没有到终点，需要进一步研究西方的思想、文学。这恐怕是一个挺长的历史过程。

　　因为中国还不发达，所以希望了解别人的长处。这种渴望，除非到国家变得非常强大、变成思想文化输出国的时候，否则不会满足。而现在，中国仍是一个进口国，消费品广告、服装、化妆品、汽车、住房设计都是进口的，文学艺术的进口只是大潮流中的一部分。

　　《第一财经日报》：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如甘阳等人，他们所介绍的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尼采等人的思想史的一路，你更多介绍文学和宗教作品，你是否认为在西方思想史上，后者的影响更大、更为基础？

冯象　重译圣经　无关信仰

撰文/颜菁/摄影/小詹

冯象　　插队云南：卷入“文革”的毛孩子

　　冯象是“老三届”知青里的最后一拨，自称“卷入‘文革’的毛孩子”。说是初中毕业，其实只读过一年初中就跟在别人屁股后面“闹革命”了。1968年，在“知识青年去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号召下，他和同学们离开了学校，从上海来到云南的弥勒县插队。

　　因为父母早已被打倒，去云南的决定是冯象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商量的。“那时候我冬天会生冻疮，周围人都说别去北方，受不了，听说云南的自然条件好一点。另外，我父母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待过，又在云南生活过，连带我也觉得云南并不算太陌生的地方。”

　　冯象感慨当时根本不觉得自己是毛孩子，自认为完全有能力对自己的将来做出选择。“所以说小孩不怕吃苦，长大怕苦了，我现在就能体会到我们的上一代在‘文革’中受的苦。你现在再把我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我根本不可能像15岁的时候那样能吃苦了。”

　　尽管对云南一无所知，但还算幸运的是，冯象插队的地方比较富裕，劳动了两年后，他就到更边疆的村寨当了一名乡村老师。

　　“那里是真正的边境，在越南、老挝和中国三个国家的交界上，当初叫六村，现在叫绿春。再翻一座山就出国了，比我早的老师还给分配一支枪，防土匪用的。”

　　冯象说当时有一部越南电影《乡村女教师》，描写的内容跟他的生活一模一样。步行好几天走进大山里的一个小山寨，村里分他一间茅草房，一半用来睡觉，另一半当教室，中间钉上木板隔起来。孩子们由他按照年龄大小进行编排，村里的文化教育就全权交给了他。

　　“当了老师就有一份口粮，知青种地不行，教书是受欢迎的。当地的少数民族最欢迎两种人：医生和老师，对这两种人特别尊敬。学生们帮我打柴挑水，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也给我端过来。他们有很多人现在都当了官，还经常邀请我回去看看。”

　　自学外语：改变命运的军代表

　　当了一年多的孩子王，一天，冯象接到当地军代表送来的口信，让他上公社一趟。“这位军代表是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的，专门监听境外的电台，听力特好。他知道我一直自学英语，说是要考考我。”

　　原来自从尼克松访华后，学英语不再是“封资修”，因急需英语老师，云南省就办了一个英语教师训练班，军代表有意推荐冯象。冯象跟着马帮出大山接受了军代表的考试，不久就接到了参加培训的通知。“训练班在大理，由上海来的老师教，我就这样捞到了半年的学习机会。”

　　读书时一直很调皮的冯象，下乡后百无聊赖开始看书。数理化自学起来很困难，他就专攻文科。由于小学学过俄语，中学又接触过一点英语，自己对外语也比较感兴趣，他自学起了英语和法语。

　　家里人对冯象学外语多少有些提心吊胆，因为看的净是“封资修”的东西，生怕他闹出乱子。好在他身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没人管。

　　“边疆地区能收到的电台特别多，当时我听的都算是‘敌台’，BBC什么的，还有苏修的电台，哪个波段、哪个时间是哪个国家的我熟极了。老乡以为我听的就是汉语，所以我的英语听力还没上大学就过关了，读大学时专业课免修。”

　　每月冯象还把自己的翻译和作文寄给杭州的姨夫，请他批改。姨夫曾留学英国八年，是伦敦大学第一位中国硕士和第一位名誉博士，冯象用的英法文词典和外文原著都是他赠送的。

　　半年的培训结束后，县中学的校长看中了冯象，将他从大山里调到县中，从此他成为一名正式教师。而那位给了他人生第一次重要机遇的军代表随部队开拔后，冯象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冯象：法盲与版权

一九九六年岁末，有件案子“震动了文艺界”。简单说来，经过是这样的：一九九三年九月，汪曾祺先生（被告一）将京剧《沙家浜》剧本收入陆建华（被告二）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被告三）出版发行的《汪曾祺文集》（戏曲剧本卷），署名“汪曾祺、薛恩厚、肖甲、杨毓珉集体创作，由汪曾祺主要执笔写成”。这署名却藏着一个漏洞：漏了《沙》剧的前身沪剧《芦荡火种》的作者（“上海沪剧团集体创作、文牧执笔”）。结果，沪剧团（现称院）和文先生（已故）的夫人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三被告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四万元，并恢复原作《芦》剧作者的署名。不过官司没打太久。纠纷伊始，《文集》主编就对记者表态：《沙》剧“一度”只署京剧作者姓名，是“特定的历史条件限制”及“人们的法制观念也比较淡薄”造成的；现在应当承认《沙》剧是改编作品，“还历史本来面目。”汪先生本人也表示，事情出于疏忽，愿意通过上海《新民晚报》（1997.1.16）向文夫人道歉，并遵照法律支付应得报酬。不久，汪先生去世。其继承人向原告道歉，取得谅解，原告遂撤了对汪先生的起诉。官司于一九九七年夏调解（协议）结案：出版社和《文集》主编承认侵犯著作权（版权），向原告道歉；《文集》如再版，得按一九六五年三月《沙》剧首次发表于《人民日报》时的署名格式，补上《芦》剧作者；被告方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三千五百元（《人民法院报》1997.8.14，第二版）。

我们的兴趣，不在案子的结局，也无关当事人之间的是非曲折、分歧和解。此文的缘起，在汪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两句话。记者认为，纠纷能否顺利解决，“最为关键的是作为《沙》剧编剧”的汪先生的“态度”，即他承不承认《沙》剧系《芦》剧的改编，愿不愿意更正署名。不料“态度”没问出来，反被汪先生将了一军（录音“未经汪先生审阅”，《文汇报》1996.12.26，第二版）：

冯象：感恩节的语录

小阿忒的爸爸在波士顿电视台当记者，读过《玻璃岛》的朋友大概还记得。他最近刚去了趟伊拉克，做专题采访。感恩节，我的老师波士夫人从法国来看孙儿孙女(他俩是阿忒的好朋友)，说：我想听他谈谈见闻呢。阿忒爸爸就宣布做东请客，说是有正宗的英国Stilton奶酪和葡萄牙Porto酒。

他们家过节有个传统：大人小孩每人准备一页幽默的语录——稍微严肃的也行——交给阿忒妈妈装信封里，编上一二三四的号。吃完烤火鸡配蒸青豆西葫芦泥，上樱桃蜜梨馅饼、开香槟之前，餐桌上挨个儿抽号，拆信封念语录。我抽得一只大信封，里面却不是一页纸，落出一本桔黄色小书，封面一行红字：Parody，戏仿。阿忒嚷嚷起来：Surprise！我翻开书才念了一句，大伙儿就乐了：

See Jane，看，珍尼。
珍尼嫁了包比，珍尼好爱包比。
包比人真棒。

配图是老派的水彩：一青年男子，架副眼镜，星期三(倒垃圾的日子)早早起来，将厨房里满了盖的大垃圾桶推出门去。看，包比！大伙儿异口同声。

原来，这珍尼是美国一套有名的儿童识字书《迪克与珍尼》里的人物。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她和哥哥迪克，还有小妹萨丽，就走进千家万户，成了白人中产阶级家庭必备的发蒙读本。书中除了描述珍尼家的幸福生活，还十分注意体现社会主流价值观。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如火如荼，兄妹仨便有了黑人邻居，跟不同肤色的孩子一块儿上学、听话、玩游戏了。阿忒爸爸管它叫“儿童版美国梦指南”。

我抽得的“语录”，全名《戏仿版依地语迪克与珍尼》，讲的是兄妹仨长大以后的故事。戏仿在美国是常事，很难以法律制止，主要因为被戏仿作品情节元素的“合理使用”(fair use)，可以延伸至言论与创作自由的宪法原则。这一点和中国不同。而且打官司极易变为替戏仿作品做宣传，所以被戏仿作品的作者和出版社、制片人一般都很谨慎，纠纷私了的居多。这是题外话。

依地语本是东欧犹太人的语言；在美国，则是都市多元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符号。十一世纪初，犹太人从法国北部移民莱因河流域。之后的几百年间，德国犹太社区渐渐增多(后又扩展到波兰等地)，形成一种以中古高地德语为基础，掺合希伯来词汇语法的方言，用希伯来字母书写，犹太拉比称之为“德国话”(loshen Ashkenaz)，便是中古依地语的前身。历史上，犹太人饱受歧视欺凌，屡遭驱逐屠杀。反映在依地语的表达上，自嘲、讥诮、辛辣的笑话、粗话和黑色幽默特别丰富。现代依地语文学以美国成就最高——在以色列，政府提倡国语即希伯来语，不鼓励依地语教育及创作；但据说近年有所改变——例如生于波兰的犹太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格(Isaac Singer, 1904-1991)，他的波兰犹太人故事脍炙人口，充满了荒诞讽刺与神秘感，弥散着怀疑精神。所以，拿依地语来戏仿《迪克与珍尼》的儿童版美国梦，就格外犀利而别有一番“酷”味(cool)。

珍尼和包比有俩孩子……
咱家孩儿多乖，珍尼对包比说，
别让魔鬼见着(kina-hora)！

括号内的依地语便是德、希混合的一例：德语“不”(kein)加希伯来语(魔鬼的)“恶眼”(‘ayin ha-rah)，快读而成。犹太妇女说到什么好事愿景，比如小孩健康家人走运之类，常要加上这句避邪的话。在迷信功能上，跟英美人敲敲(或摸摸)木头，德国人说“unberufen”或者拉丁语“absit omen”的意思差不多：魔鬼(或厄运)千万别来！

然而魔鬼和上帝一样，是不睡觉的。他放过珍尼的宝贝孩儿，却把恶眼对准了外婆。哎呀不好(oy gevalt)！外婆中风了，跌倒在地，快叫救护车！全家手忙脚乱，把她送进了医院。珍尼打电话告诉哥哥和小妹。迪克正在陪客户打高尔夫球，说话逗人乐呢(schmooze)：看，迪克——

See Dick schmooze.
Schmooze, Dick. Schmooze.
Schmooze, schmooze, schmooze.

他说了好多逗乐的话，手机响了才住口。“喂，我在schmooze，待会儿给你往回打。什么？妈出事了？迪克撒了球棍。

去医院路上，有一爿汽车旅店。迪克看见高尔夫球友汤姆的太太打扮得花枝招展，同一个男人搂着腰，笑嘻嘻地从旅店出来。心想：他们在开派对？什么喜庆事儿？他是在《迪克与珍尼》书里长大的，一点没往坏里去想。

萨丽呢，她在加州伯克利大学教书，开一门课唤作“犯规女权主义陶瓷学”。什么课？阿忒问。大人都笑了，害得他红了脸。

阿忒的父母是所谓“剑桥自由派知识分子”，孩子的教育比守持传统的人家“放任自由”，有些“成人知识”也不忌讳。譬如这戏仿版中，迪克他们后来碰上的一件尴尬事儿，许多家庭恐怕不会让小孩读：他们瞅见替人卖房子的斯坦利站在汤姆家门口，同汤姆亲嘴道别。萨丽不愧是教犯规女权主义的，笑道：怪不得他老婆跟人上旅店哪，汤姆是“同志”呀(gay)！做哥哥姐姐的还懵懵懂懂，以为小妹在说汤姆卖房子，得了个好估价而高兴(gay)。

结尾写得有点意思，小妹萨丽当了主角——我请阿忒过来做配角，念外婆的唠叨话：

外婆好些了，出院回家，请了一位牙买加黑人阿姨照料生活。萨丽觉得哥哥姐姐跟自己隔着一个世界，好无趣，就去陪外婆。外婆说：萨丽，你一点没变呢！萨丽说：妈，还说没变！我现在嘴上生毛，又胖又难看，是个大丑八怪(meeskite)！外婆笑道：真的不胖，你这人滋润(zaftig)些好。说着，拿起床头的全家福来端详。那是萨丽他们小时候照的，汪汪狗、咪咪猫跟噗噗小熊坐第一排，兄妹仨站第二排，爸爸妈妈笑盈盈的立第三排：瞧，他们多快活(freylech)！

萨丽指着照片叹道：妈，我早就不是那样儿了。世界变了，人也变了，坏着哪。我在“邀我约会”网站遇到的那些男人，一个个全是傻瓜(shlemiel)。所以我没劲死了，还超重！还有，我们那头儿是只笨鸡(putz，暗喻男根)，我讨厌我的头发！

外婆望着萨丽：你一头金发，挺漂亮的。

萨丽几乎要哭了，她怪妈妈从来没有教她懂得，长大以后的真实世界是怎么回事。可是外婆说：亲爱的，我是依照我走过来的那个世界，把你带大的呀。

萨丽下得楼来——看，牙买加黑人阿姨。

阿姨正在客厅掸灰，嘴里衔一支自个儿卷的烟卷。见萨丽一脸沮丧，就问：妈妈好好的，咋不高兴啦？你哥哥姐姐，你们一家都乐呵呵的。萨丽道：让他们高兴去，我不！我是生活在真实世界里的。可是我妈我爸从来没教过我怎么过日子，对付这一团乱七八糟(mishegas)！

阿姨把嘴上的烟卷递给她，说：来，吸口大麻吧(spliff)，你会好过些。

萨丽坐沙发上吸了一口，嘘——美呀(oy mechayeh)！

阿姨道：都一样。谁长大了都得把父母教的那套丢了重学，才能出门。你以为，我跑来美国服侍那些白人老粪蛋(alter kocker)，也是我妈教的？

萨丽点点头，觉得遇上明白人了。

语录念完，阿忒爸爸打开话匣子，说起从伊拉克撤军的种种传闻，大家便争论起来。阿忒领着小朋友去自己屋里玩了一会儿，回来插嘴说：我们去打伊拉克，也是妈妈没教好吗？

Oy vey，他爸爸回答。那是一句万能的依地语叹息，在纽约常能听到，本义是：疼呀！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原载《南方周末》2007.2.7

韦纳、戴维曼(Ellis Weiner & Barbara Davilman)：《戏仿版依地语迪克与珍尼》(Yiddish with Dick and Jane: A Parody), Little, Brown & Co.,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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