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

欢迎冯教授来访。我们希望就以下几个题目，同教授作一次书面访谈。首先，您怎样看《圣经》的文学和历史价值，特别为中国而言？

希伯来《圣经》、希腊语次经与《新约》的经典性，是早已为历史所确认了的。因此一般所谓《圣经》的文学和历史价值，实指圣书的新老译本；就中国或华人世界而言，便是如何建立中文译本的经典性的问题。旧译略有成就，尤其是（新教）白话和合本，从一九一九年在上海问世至今，对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基督教中国化做出了贡献。不幸的是，和合本生不逢时，没赶上新文学运动，到了上世纪下半叶，读来便像是吃夹生饭了——旧白话同未成熟的欧化句式的夹生。加之传教士学识浅陋，译事粗疏，遂留下无数舛误、病语病句。所以八十年代开始，圣经公会就组织人力预备修订。今年九月，终于推出了新旧约全书的修订版。此前，教会业已出版了几种和合本的简写跟改写本（如现代本、新译本、新汉语本），对和合本多有订正。如今这些“新译本”有了圣经公会修订版的背书，就大大削弱了和合本的权威与合法性。然而，“新译本”并未获得教民的认同；依旧是生涩的文句，难以用于礼拜祈祷，改错亦不准确；好些地方，添个“的”字“和”字什么的，反而把和合本的风格改掉了。例如，《马太福音》5:3，和合本作“虚心的人有福了”，明显误译，不通。新译本改作：“知道自己在属灵境界中是贫乏而且有需要的人是有福的”。竟把别人的诠释拿来，充当经文。这是目前中文（新教）“牧灵”译本所面临的一场潜在的危机。

有鉴于此，我以为，修订和合本或许应当缓行（详见拙文《和合本该不该修订》）。轻易抛开一部成熟的“牧灵”译本，很可能会影响到所有新教译本的效用，经典性更无从谈起了。

拙译的目标与“牧灵”译本迥异，不是竞争关系。但我欢迎“牧灵”译本不可避免的“大量借用”（详见下文）。此次和合本修订版《摩西五经》部分对和合本的一些匡正，看得出是参考了拙译及我对和合本舛误的考释的，虽然还有众多的误译跟语病尚未割舍。

宗教以外，从文学、语言学等学科的角度去翻译圣经，这进路能给宗教带来甚么益处？

冯先生好。能否谈谈繙譯聖經，想達到甚麼目的?

译经的目的，我在《摩西五经》的前言及附录（彭伦先生的采访）里说了，一是为中文读者（包括信友和圣经学界）提供一个可靠的中文学术译本，二是如果可能，力求让《圣经》立于中国文学之林，即进入汉语主流文化。注意，我说的是“圣经学”，而非任何基督教宗派的神学或教义。后者在西方的历史和理论我做过些研究，算是老行当了吧。但传教“牧灵”跟做学问，是完全不同的事业，没有哪个译家可以兼而得之。因此，现实地看，我的译本也许会影响到“牧灵”译本的修订和术语措辞，但不可能取代其中任何一种。

你在繙譯新約上共用了多少時間？在舊約部份又用了多少時間？甚麼時候可以完成舊約全部繙譯，出版新約舊全書？

《新约》用了两年，因为先已译了两卷希伯来语《圣经》（基督教称“旧约”，但西方学界为了尊重犹太人的宗教和民族感情，通常用这一“中性”的说法），参考资料跟术语译名都有了准备，所以进展颇顺利。之后还有两卷，即《历史书》和《先知书》。何时竣事，不太好说，因为俗务繁多。

原先的聖經有甚麼謬誤呢？請舉例子。

市面上流通的中文译本不少，但我想您指的是和合本（1919）。和合本是上世纪初在华新教诸派达成妥协，英美传教士在上海合作搞的译本，底本是英语钦定本（KJV）的修订本。但由于传教士西学功底浅，中文更不济，未免错误百出。别的不说，《圣经》开篇第一句话，很简单明了的经文，就栽了跟头，详见拙文《上帝的灵，在大水之上盘旋》（网上可阅）。天主教的思高本（1968）要准确得多，但风格不如和合本直白，也不如和合本在普通读者中间传播得广。听说，和合本的修订快完成了，希望至少一些明显的硬伤、妨碍理解经文教义的舛漏能得到改正。和合本我批评过几回，然而，就传教“牧灵”的长远目标而言，着眼于新教进一步中国化的努力，我觉得目前还没有更成熟的译本。这一点，我在即将出版的《新约》的前言里谈了。

有一天，我的洋教女从她的神话书上抬起头来，指着我看的书问：这是什么？Faustina，我说。那阵子她刚开始学着读故事，我的任务，是替她把不会念的神明鬼怪的名字念出来。不，这是什么？她把小手指摁在Faustina后面拖着的那个阿拉伯数字上。啊，是个脚注。脚注是什么？就是下面这一段话。一段话是什么？嗯，那是写给大人看的。

我在查阅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Faustina是哲人皇帝奥勒琉（161~180在位）的美人皇后。吉本写道，那哲人生性老实，耽于玄思，常为奸佞小人蒙蔽，皇后风流出轨亦不觉察，还提拔过她的几个相好，并且在自己的记事本（后人题为《沉思录》）里向诸神谢恩，赞叹妻子“如此忠顺、如此温柔而风姿又那么美妙单纯”。接着，便是那条给大人看的脚注（卷一章四，注4，括号内是我的插注）：

见《沉思录》1:17。全世界都笑话[皇帝]轻信；不过达茜尔夫人（Mme. Anne Dacier, 1651~1720，路易十四朝才女、大翻译家）向我们保证——这种事我们可信赖一位夫人——丈夫嘛总是能骗过去的，只要妻子肯屈尊，扮一扮假就行。

为什么？身旁的小读者还在追问。我把桌上堆着的书一本本翻开，让她检视：瞧，大人的书都是有脚注的。她这才放了我：I see。

是呀，除了大人，还有谁会看书上的注呢？我忽然意识到，我已经“注里进、注里出”好多年了。法律方面，法条案例学说评论，怎样检索？输入主题词，找几条认真的脚注，文献就一篇篇出来了。译经呢，至少一半时间花在经文的脚注和古往今来各家注疏上，辩析异文异读；然后才翻译，给译文作注。而现在，拿起一本闲书，也是那密密麻麻的脚注尾注而非正文，更让我觉得有趣。

一

这地方名叫啤酒屋，老派，聊天蛮好，是不是？你仔细看这儿的客人，那神情；年纪同我相仿，多半是来哈佛看孩子的。招待员，我们这一位，文文雅雅的是在校生。那边金色的大罐子，是蒸馏器。他们自产啤酒，待会儿你尝尝，要没过滤的，有劲。美国是这样的，懂啤酒的人，或者自个儿在地窖里酿，或者上山沟里水质好的小厂子拎，称作microbrew，小酿，跟超市里卖的“马尿”是两种文化。

不，“马尿”不是英语，是云南土话。我在乡下的时候，老百姓看我隔三差五往酒厂和商店跑，拎回来的有些瓶盖撬开还滋滋冒泡，拿过去呷一口——寨子里头他们打着什么分我什么；我搞到的名堂，酒啦火药啦（兄弟民族的生产工具），也给他们——啊呸，马尿！吐地上了。我说，是你赶马帮饥渴了接马尿喝过，晓得那滋味？

你别笑。话说回来，我的意思是，做学问、办案子，这世界上干什么事都有一个饮小酿还是接马尿的价值立场问题。

二

这一回“80后”算是露峥嵘了，老喇嘛走哪儿，抗议跟到哪儿。破天荒哪，他在西方是神圣，见他一面蒙一辈子的福。你们老师也跟我说，好感动。真的，比李登辉访问康奈尔那一次留学生反台独大联合，还要壮观。

国内民众自发的抵制活动，是否“非理性”“民粹主义”？操那份心干吗？仿佛老百姓上街，喊喊口号，会坏了谁家的秩序。他又没抢商店，没烧民房。

“理性”而大写，是现代法治的门面。法治的要义，叫形式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又名程序正义。程序背后，一笔笔见不得人的交易，才是真正享受保护、百般补贴照顾的那个理性博弈者的世界。而老百姓的“非理性”，那博弈者眼里的“民粹”，便是民主政治的主要动力和一大特征。自古如此。不然，高贵的苏格拉底就不会像只牛虻似的去蜇民主，终于被民主的雅典判处死刑。

是的，民主和法治一样，也是以暴力为后盾，因暴力而强盛的。不懂这一点，就不懂雅典以降西方民主传统的生命力所在，包括今日的美国，她的充斥暴力的大众文化。民主与资产阶级法治这两样东西，因此是经常处于冲突之中而相互制约的。现代政治例如西方式代议制民主，按照那个市场经济学家的宝贝，中产阶级“经济人”（马克思讥为“英国人”）的阴郁性格来衡量利弊，不参与才是最理性的选择。因为，它的设计总是让多数人的参与成本很高而收益无从预计。换言之，民主之能够建立、成长、纠正自身的弊端，抵制受法律保护的形形色色的腐败，依靠的绝非法治的或市场经济的“理性”，而是老百姓根深蒂固的“非理性”，即他们动辄上街上访，抵制这个打倒那个，甚而置“自身利益”于不顾的不屈的精神。

有没有小写的“理性”？有啊，到处是它，躲都躲不及；就是日常生活中教我们屈服于现实的一套套托辞。

都说知堂老人（周作人）的文章高明，“童痴”冲淡，如一片苦茶。但那是铁屋子里蜷缩久了反以为悠闲，枯坐着品，这么习得的丁点文人趣味。放到“大先生”的文字一旁，在那刺向国民劣根性的思想的投枪面前，就显得过于精巧、小气又太讲理性，文如其人了。他的“寿则多辱”之叹，固然是社会与家庭悲剧；但一个新文学先锋，处于民族危亡的关头却患得患失，实在是不明智又怯懦之至。人的天性，本是健强好胜而不乏搏斗的意志的。“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这，才是不惧暴力、敢于反抗的自由人格。小民“顺生”、柔弱“守雌”之类的说辞，各个朝代都有，是驯服了的“理性”的自辩和自慰。法治化的今天，“理性”大纛高扬，则是这浮华时代颓唐风貌的一副扮相。

其实小民“顺生”当个良民，至多是一厢情愿。你想，鞭子握在别人手里，良民与否，怎么个讨生活，还得看主子脸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