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求同

利求同：隐私的未来

“秘密是撒谎，分享是关怀，隐私是偷窃。”

这是美国科幻作家埃格斯（Dave Eggers）对未来的大胆想象。他的小说《圆圈》（The Circle）拍了电影，这句话是影片里面同名超级公司的训言，同公司建筑的极简主义风格一起，接受“吸科技”的瘾君子朝拜。那里，我们习以为常的道德规范被颠倒了，做成新的信条：藏着隐私是严重的人格缺陷，上缴个人信息等于实现人生自由，光大“分享主义”美德；而保护隐私就视同盗窃，要受新人类的唾弃，并交给新法律制裁。

隐私，能如此激发作家的想象，应该说是物联网智能时代的一个标记。不过，作为隐私的法定业主，我们得感激埃格斯先生的慷慨。因为在他的超级智能化的未来，隐私仍是有价值的，且依法享有平等的保护。人们只需修正价值观，将隐私从“私”和“隐”的疆域中剥离，转化为信息/数据财产，就能继续熟悉的生活了。当然，这新财产总是落在了别人，例如圆圈公司的手里，留给我们个人的，只是生产和再生产即奉献隐私的许可，人格权的一具空壳。但权利的空壳也是权利，也能给人带来安慰，因而是促进社会和谐美丽所不可少的一项制度。

事实上，这隐私的未来已经到来。做一个透明人，自愿或被迫交出隐私，供人牟利，业已是生活常态了。只是，价值观的修正跟社会道德转型尚待完成。转型时期，还会有人呼吁，试图保护隐私；隐私的归属和使用上的冲突，却日益频发而尖锐起来。这是因为，在资本当道的条件下，隐私同分享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最近脸书在美国乃至全球受到质疑，就是生动的例证。国会一边吵架，一边调查，俄国是否介入或干扰了美国大选，脸书却被爆料曾泄露8,700万用户的个人信息，给一家英国公司。脸书声称，这些用户信息是第三方以“不正当方式”获取的。小扎亲自出面，向公众道歉，保证今后严加管理。殊不知，早在二〇一一年，脸书就用户信息泄露事件做出过几乎同样的承诺。而那承诺之所以未能兑现，是因为无法兑现；实际上，国家法律也不允许兑现。现在的商业模式和残酷的产业竞争，有哪一家网络企业，包括电商大鳄，不是靠挖掘买卖用户信息赚钱的？手里的用户隐私越多，市场就越大，利润就越高。假如隐私当真严加保护，不就等于支柱产业集体自杀了？

利求同：大数据智能时代，医改何处去？

一

这两年，医改新政频繁出台。比如2015年6月，开始实施发改委等部门《关于印发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取消绝大多数药品的最高零售限价。2016年7月发布《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意见》，进一步缩小政府对医疗服务的定价范围，目标是2020年，形成“以成本和收入结构变化为基础的价格动态调整机制”。与此同时，人社部开启了公立医院去事业编制的人事改革，即建立医护人员的雇佣制，以吸引私人资本。回头看，这些新举措，无非是剥离政府对全民健康和医疗服务几十年来一直承担的义务，仅保留法律监管职能，放手让市场（读作资本）来安排、取舍医疗服务。

市场，教科书上说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有供给有需求，就有竞争和垄断。谁嬴谁输谁能垄断，只要不违法，就算合理公平，虽然立法几乎总是滞后，管不了强者通吃的现实。实际上，市场只遵循一条规则：赢利。其余都是可忽略的。但医疗服务不是这样，它一点也不价值中立，而是有一条伦理底线，就是维护促进患者和公众的健康福祉。这是医疗服务作为一项社会事业，老百姓认同的安全底线。也可以说，医疗为谁的问题，就是如何保障中国社会的安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么看，本轮市场化、资本化的医改同医疗服务的价值目标间的冲突，其可能引发的社会经济、伦理和政治危机，就显得格外刺眼了。

那么，这场医改是从哪儿来的呢？从主事者给药品定价改革列出的两条主要理由可见端倪：一、“药品价格管理面临的体制机制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为取消药品最高零售限价创造了条件”，意谓开放药品价格，搞市场竞争/垄断，时机成熟了。二、声称实行药品限价的，“主要是社会医保体系尚不成熟的国家或没有实行单一社会医保体系的国家。而开放“市场交易价格”，通过“采购和价格行为等综合监管，引导药品市场价格合理形成”的，则是“社会医保体系相对成熟统一的国家和地区”。后者“已经逐渐成为主流”（发改委）。

利求同：交出了隐私，再掏空钱袋

隐私，现代社会的一项基本价值，正在迅速退出大数据时代人们的生活。

没了隐私，如何生活？然而，日复一日，我们被告知：放弃一点隐私，完全值得。因为，换来的是领先国际的科学管理和高技术创新，一种市场空前繁荣、办事越来越方便的新生活！更何况，人不干坏事心不惊，干吗害怕与大数据为伴？

如此看来，倒是那些执著于隐私意识的人心虚，不愿做贡献了。道理竟可以这样讲，人的尊严与自由得让位于所谓科学管理、创新和市场，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难言的隐情吧。

原来，新兴的电商资本有一种贪欲：依靠实时实地收集用户的隐私信息，由此全面掌握并准确预测消费者的行为，用于营销开发各种产品。只不过，未经许可攫取用户的隐私，毕竟是违法的，至少依照现行的法律。所以就需要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借用一些时髦的话语，然后才能否定，并最终让人们忘却，隐私信息的初始产权；才能拿“洗过”的跟没“洗过”的数据，在交易所公开合法地买卖。今天，手机和电脑用户，谁没有被“瞄准式广告”（targeted advertising）跟踪追逐过？仿佛广告熟知了你从小到大的一切，包括早已遗忘的某一次浏览、点赞、选购或者退货记录。当然，如果你觉得烦人，可以点击“关闭”，把它当一只苍蝇赶开。但是，假若你以为这是电商收集隐私的主要用途，那就大大地小看了资本“创新”的能耐。

利求同：数据商品化何去何从

今年，大数据领域迎来了一个里程碑的日子。

四月十四日，我国第一个大数据交易所在贵阳挂牌，并完成了第一笔交易。买卖双方都是有名的企业和机构，虽然数据内容和交易金额不详，数据交易的前景据说十分辉煌。有关方面预测，未来三至五年，贵阳交易所的日交易额将突破100亿元，而整个交易市场可望达到万亿元级别！业内人士称：贵阳交易所是大数据金字塔顶端的一颗“明珠” ，“不但开启数据交易的‘贵阳模式’，更将补齐全国大数据产业链的关键一环，为整个行业掀起一场革命”（见《贵阳日报》2015.4.15头版）。借这个交易所，数据产业向世界正式宣布：“庞大数据的生产和交换，使数据从抽象概念中逐渐剥离”，“数据这个飘在云端的枯燥概念，终于走进现实，变为货真价实的商品”（同上）。

画龙点睛，“数据商品化”正是整个事件的关键词。随着互联网技术更新换代，数据的大规模采集和分析使用，已是人们生活的常态。高端分析算式的研发，使抽取数据中藏着的有用信息成为现实。于是数据的魔力大放异彩，给我们带来了梦寐以求的便利。例如，商家仿佛钻进消费者肚子里的孙悟空，你才转了个念头，电脑和手机就奇迹般地开始推送相关的商品广告了。真应了那句老话：心想事成。当然，我们也添了许多闻所未闻的麻烦，比如刚接通一个免费WiFi，银行账户信息就莫名其妙地泄露了。电视台天天报道，告诫大家警惕。但在市场弄潮儿眼里，数据还有更为奇妙的神功，那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原材料——元数据。元数据追踪着我们的生活，一刻不停又无处不在，仿佛一座座富矿，等待着算式处理、点石成金。多少人想挖掘这富矿……现在，终于打通了矿井，而那最后的爆破就是：数据商品化，公开合法的交易。

利求同：当世界穿上创新的“红舞鞋”

创新，在今天的语境，通常是指新思想新方法应用于实践，影响了社会发展或市场竞争（参见弗兰克留，页49）。一般说来，市场上的创新容易发生在产品、服务和技术的边缘交叉地带，如开发微信打破了手机市场巨头间的“均衡”。因此，对于创新，新的交叉关系，尤其是现有知识体系的边缘地带的探索、开发和利用，就成了关键。

这正是互联网大数据的长项。互联网已经覆盖了我们的生活，大数据的海量信息，加上聪明的算法，给创新提供了无尽的源泉。魔法般地，许多看似遥远、互不相干的事物和现象，一经串联，就显出了规律；从前被人们忽略或者接触不到的地方，突然可以放大观察了。大数据在信息和创新之间搭起一座桥，世界就变了样，简直焕然一新了。

于是，我们迎来了一个喧嚣鼎沸的商品和服务的创新潮。网上新事多多，商家奇招不断；不久前，横空出世的打车软件就是其中一朵夺目的浪花。阿里巴巴率先推出“快的打车”软件， 腾讯的“嘀嘀打车”几乎同时上市，发红包争夺市场。智能手机用户接了红包，大呼方便，赞口不绝；的哥那一边，因为每一单搭载都有奖励，自然也喜笑颜开。一时间，大江南北， 竞争硝烟滚滚，市场热火朝天，谁说这不是创新的威力呢？可是，老人小孩打的，却变得困难了。有时候，例如下雨天，不用智能手机、没有打车软件的人，打的竟成了奢望。

创新不是件大好事吗？怎么会同消费者过不去？太不可思议了。其实并不奇怪，这就是创新——互联网时代创新的复杂性、多面性了。顾名思义，创新首先是新，是未知；因而其影响，一时和长远的利弊，往往是扑朔迷离、难以预料的。创新其实是风险的化身：不仅创新者要冒风险，不怕失败；接纳创新产品的市场、消费者，以及整个社会，也得做好失败的准备。主流经济学和管理学告诉我们，创新的目标是开拓市场、降低成本、击败对手，等等。这是取创新收益者即成功商家的视角。但这也意味着，创新的成功与否，不能没有消费者的接受和认同。消费者因此在创新的竞技场上成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即商业和技术创新取悦的对象。

利求同谈美国的全民医保计划

2014年1月1日，美国《患者保护和平价医疗法案》即医改法案将正式实施，美国原来的医保计划的困境在哪里，这次医改会引发什么样的变化，这次涉及全体美国人的改革，命运究竟如何？利求同女士曾多年在美国的电讯、保险和人力资源大公司从事知识管理与竞争信息咨询工作，她认为，这次医改法案最核心目标的有三点：一是让所有的人都加入医保，二是提高医疗质量，三是降低医疗服务的费用。

美国即将启动全民医保。能简单介绍一下这部最新医保改革法案吗。奥巴马强力推行的这一法案，其核心是什么？

利求同：二〇一〇年三月，国会通过了《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以下简称《平价法》)，奥巴马总统当月二十三号签字生效。这就是令美国两党和利益集团争战不休的“奥巴马医改”（Obamacare)的主要成果。这《平价医疗法》的核心目标有三个：一是全民医保，二是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三是降低费用。

基于《平价法》，明年元旦起，美国将正式启动全民医疗保险，按计划逐步实施，至二〇一九年全部完成。这在美国，实在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几代美国人奋斗的结果。美国的医疗服务，一直是以医学发达、资源充足而骄傲的。但是问题也很大：服务分布不均，费用居高不下且不断攀升，财政不堪重负，老百姓和企业叫苦连天；还有大量人口没有医保。据联邦人口局（Census Bureau）的统计数据，二〇〇九年，无医保者高达五千多万，占总人口的16.7％，简直不像这个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了。

所以长期以来，迫于民怨，两党都一致认为医改势在必行。但如何改，却是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毕竟牵扯到不同阶层地域、不同产业、不同组织的不同利益。之前，克林顿政府企图大改，由希拉里主导，因为起步失当，得罪了既得利益，不久就偃旗息鼓。小布什总统任上，也尝试过改革医疗信息系统，没有动真格。但民怨蓄久了，就“倒逼改革”，跟中国是一样的情形。于是奥巴马在第一次总统竞选中向选民许愿医改，实现全民医保。上任第二年，就做起来，最后《平价法》得以通过，为全民医保铺平了道路。显然，这是老百姓大力支持的结果。针对现有医疗体系的三大问题：服务覆盖面不全、医护质量需优化及高费用，《平价法》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有些新举措尤其引人注目，如：强制个人购买医保；全职员工50名以上的企业必须给员工提供医保；向高收入者征收较高的医疗税；规定最低医保计划的基本保项；以及建立联邦／州政府的网上医保交易所（Exchanges），开辟网上医保市场，帮助民众选购保险公司提供的达标医保计划，等等。《平价法》试图在原有的公民自愿和市场机制中，注入集体互助精神。它保留了原系统中所有的子系统—— 包括雇主计划，老年人计划、低收入者计划，以及开放市场上的计划——， 加上新建的政府医保交易所，集合成一个全民医保体系。《平价法》连同配套的相关条例，涉及面之广、规定之琐细，可谓空前。有国会议员数了数，说这套法规目前已经长达20,202页，而条例解释还远未完善！“奥巴马医改”牵动的利益之错综复杂，于此可见一斑。

利求同：神奇大数据

现在这个世界是媒体的游戏场，有一种游戏唤作“年度词”提名。二〇一二年获提名的一个词叫“大数据”（Big Data），拿着一条响当当的理由：大数据将彻底改观人类文化！

这是何方大圣，竟有如此神力？顾名思义，大数据意味着海量的数据，“海”得远远超出了常规数据管理工具和系统的处理能力，乃是数码互联网技术一个最新动态。不用说，网络早已俘获了我们：从手机短信、刷卡吃饭、缴费、购物，到人肉搜索、QQ聊天、微博围观，日常生活当中哪一样便利甚至习惯，没有一步一个脚印，留下我们的电子行踪？这一切，都是有用的信息，时时被网络服务商、销售方和相关政府监管部门记录在案。为了利用这个巨量的数据集，人们在统计学和决策学等研究的基础上，模拟大脑思维和学习模式，创造出专门的分析工具，编制成算法软件。借助计算机的强大信息处理能力，对大规模数据做细致的梳理归纳。这样，在仿佛随机无序的庞大数据集里，发现人的行为的内在模式，建立事物间的相关性；进而甄别、推断并给出预测，支持决策和行动计划；并通过学习与再学习程序，求得结果的不断优化。可以说，大数据所到之处，一切思路和方法全要更新。

大数据之新，新在以“量”取胜，靠的是前人难以想象的数据量，以及超级的信息分析处理的能量。我们知道，人做事离不开信息分析。小到出门应否带伞，大至卫星如何成功进入轨道，无论个人集体、有意无意。而信息分析能否有所发现、预测正确与否、决策是好是坏，这个“质”的问题往往取决于“量”。 一般说，信息量越大、分析工具越精，预测跟决策的品质就越好，行动就越是近于成功。

因此，大数据魅力四射，让各行各业趋之若鹜也就不奇怪了。通过大数据，药学家可以更便捷地测定药物的交叉反应；气象学家更准确地发布预报；商家能及时解读看似杂乱无章的消费者行为，诱导购买；犯罪学家创建了算法犯罪学，用来预防并惩治犯罪，等等。美国自然是这风潮的引领者。去年大选，据报道，奥巴马总统便是借了大数据的光，才获胜连任。

利求同：“全在这儿了，我们时代的故事”

新总统上任做的第一件事，总有点意味深长。奥巴马第一天白宫上班，签署的第一个总统行政命令，第13489号，便是废止前任总统小布什二〇〇一年签署的第13233号行政命令，即宣布在任总统有权否决卸任总统自行决定总统档案解密与否的特权；并同时取消卸任总统家属或代理人以总统名义行使该项特权，取消卸任副总统的相应特权。由此结束了美国总统档案解密问题上，总统、国会、两党政治和公共利益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的一个新的回合。

总统档案的开放，关系到执政信息透明，是美国政治的一座风向标，也是其民主信念的宣示。那么，奥巴马总统的行政命令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从这事的大原则说起。

丘吉尔有一句名言：“楼房是我们建造的，楼房也塑造了我们”。国家档案文献的收藏管理，虽说是国家体制的设计，但反过来也往往影响到那体制的运作。在民主制度下，这一点尤其明显。通过查阅国家档案，学者和公众可以了解历届政府和官员的执政努力，总结成败的经验，探究历史真相。按时有序地解密档案，不仅可以纠正一些错误，还能增进公众对决策过程的信任，对民主制度的信心。不过，即使在西方，由于各国的政治和文化传统不同，档案制度也各具特色。欧洲一些发达国家，采用君主制历史下发展起来的的现代议会制，公务员系统中立，国家首脑多由议会多数党领袖担任，宪法上向议会负责。这使得政府对国家档案的态度，倾向于保密，不太鼓励公众寻求、接触信息。相比之下，美国历史短，以反抗君主起家，主张英才治国。又因为强调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由国会行使监督职责，抗衡总统及其领导下的政府部门的档案保密倾向，培育了公众参政、使用政府档案的强烈意识。因此，尽管迟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有了官方档案机构（见拙文《“总统档案是人民的记录”》），美国对档案解密的态度，要比大多数欧洲国家开明一些。及时解密、自由使用总统档案资料，便成为美国式民主的一项基本原则。

利求同：“总统档案是人民的记录”

如果说档案是一个国家的历史的纪念碑，档案馆便是守护它的圣所。

美国的政府档案馆体系，最有国情特色的大概是总统图书馆了。建制上，散布在各地的总统图书馆都隶属于美国国家档案局，负责收藏管理历任总统的档案文献，为政府、学界和公众服务。这个做法，跟别的国家很不一样，常为外国观察家和游客称道。其实，美国重视联邦政府档案管理的历史不长，迟至一九三四年才正式成立国家档案局。总统档案的收藏管理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建国后一个半世纪中，既无国家机构系统收藏，也没有立法保障管理使用，犹如“放羊”，直到第三十二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才有了转机，逐步走上了正轨。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日，一小批有声望的图书馆员、学者、法学家和政界人士收到一封发自白宫的总统备忘录，注明“私人机密”，附一邀请，请收信人于十二月十日到白宫和总统共进午餐。那天是星期六，餐后安排了新闻发布会，跑白宫新闻的各大媒体记者互相打听，发生了什么大事，总统要在周末向公众宣布？午餐会很长，罗斯福耐心听取了客人们对备忘录的评价和建议，然后施展他的的个人政治魅力，引导大家跟随他的思路，指出公众利益所在，很快就得到了客人们的一致支持。接着，又领着众人参观总统档案里的文献珍品，以及公众和外国元首送给总统的礼物。欣赏完毕，才一起来到记者面前，郑重宣布那封“私人机密”总统备忘录：关于建立总统图书馆，永久收藏总统公务档案和私人文献的计划。

当时，媒体对罗斯福这个计划颇不以为然，只当是总统竞选的新花样，想给自己树碑立传。多年以后，一座座总统图书馆落成，向公众开放，逐渐形成一个制度，人们才发现，这“罗斯福计划”已是美国政治、学术和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利求同：“我依然信赖着人民”

报载国人的人均阅读量每年仅0.7本，大大低于邻邦（据说韩国是7本，日本更高达40本），原因很多，但公共图书馆匮乏、服务不便肯定是一个。专业化管理、馆藏丰富、资金充足的公共图书馆真是太少了。所以我每次到纽约，都要看一看那儿的公共图书馆；我以为那遍布全市各个街区的图书馆系统，是可以当作我们的理想，即缓慢成长的中国公民社会的理想的。纽约之为文化艺术的世界大都市，纽约市民的综合素质之高，都体现在这一理想每天的实现之中了。

纽约公共图书馆创建于一八九五年，主馆坐落在曼哈顿第五大道/四十二街。主楼的设计揉合了文艺复兴和十九世纪法国学院派建筑风格，外观庄严宏伟，正门宽阔的台阶两旁，各立一尊田纳西粉红大理石雄狮，出自雕塑家爱德华·波特之手。南边那头狮子习称“耐心”，北边的叫“坚毅”，象征求知者的品格，也是这座知识殿堂实施的民主与公平原则的见证。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今天，图书馆拥有276万读者证持有人；每年接待读者4,175万人次，包括2,541万互联网借阅人次。馆藏文献5,100万件，并以每周万件的速度增长。它的四个研究型图书馆和八十六个社区分馆，每年举办二万八千个展览、讲座和学习班活动，图书馆员回答六十一万二千个咨询问题。如此庞大的机构，一切服务免费且有条不紊，百年如一日，是如何做起来的呢？答案是：纽约公共图书馆阿斯特—列诺克斯—提尔顿基金会，一个非盈利组织。这或许有点儿出人意料，因为公共图书馆大多是公办的，资金主要靠政府拨款。为什么纽约公共图书馆一反常例，取非盈利组织的营运模式呢？

非盈利组织是民间社团的一种；民间社团，则可说是美国民主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这一点，一百六十年前，法国政治家与史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就有细致的观察：“无论什么地方，新事物一起头，在法国你就看到政府出面，在英国则是有地位的人，而在美国，你肯定会见到民间社团。”（《论美国的民主》卷二章二节五）。在美国，非盈利组织因为享有税务上的优惠，便为许多文化教育、宗教和慈善机构，乃至工商与专业咨询团体所采用。纽约公共图书馆就是在非盈利组织的框架下，吸引利用私人捐赠，有效管理图书馆这一公共事业，为公众免费提供知识信息和服务。它的成长史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中叶。

让我从那两头守门石狮的名字说起。“耐心”“坚毅”是俗称，它俩的大名叫阿斯特和列诺克斯，纪念的是图书馆的两位创始人。那时候，纽约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很少。其中一座是巨贾阿斯特（John Astor, 1763~1848）所建，他是德国移民，以皮毛地产和鸦片起家，图书馆是他送给市民的礼物，也是他仅有的一项大额慈善捐款。阿斯特家族是社会名流，逸闻“八卦”很多，包括与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纠葛，这是后话。另一座是以善本珍本书闻名的列诺克斯图书馆，列氏（James Lenox, 1800~1880）是富家子弟，在哥伦比亚和普林斯顿大学受的教育，酷爱藏书。他收的珍本善本包括古代抄本、地图、绘画、雕刻和美洲文物。流入美国的第一部“古登堡《圣经》”就是他一八四七年的收获。列诺克斯图书馆建于一八七〇年，免费让学者和爱书人使用，但须预约，凭票入内。这开放时间的限制，或许出于他藏书家的审慎，却上了《生活》周刊的漫画，画的是一位头戴礼帽、手里攥着纸和雨伞的白胡子老先生，如约来到图书馆，只见门牌上赫然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