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

沈明：《法律经济学：英美法系的理论、实践与影响》，载《英美法原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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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八年您写了《法学三十年：重新出发》，文中提到中国法学“最大的挑战，不在体制内的腐败和控制（如买卖学位、竞贿评估、大小山头争夺资源），而是全球化即全球美国化的形势下，中国法学整体上的边缘化、殖民地化……主流法学在话语层面已广泛接受美国的影响，跨入了‘美国时代’”。时隔四年，回顾一下，中国法学的建树还是不少。比如，北大法学院强世功老师试图通过“不成文宪法”的概念来重构实践中的中国宪制；章永乐老师的专著《旧邦新造》，则是取政治学和法学双重视角，探讨晚清至民国的宪政史；山东大学田雷老师最近提交“八二宪法”纪念研讨会的论文，《 “差序格局”、反定型化与未完全理论化合意——中国宪政模式的一种叙述》，也是一种重构的努力。您如何看待学术界这些新的努力？

开了新风气呢。我们在课上讲过田老师分析的教科书迷思，叫作“中国有宪法而无宪政”。那迷思的根据是，中国的体制缺了违宪审查程序，宪法争议不能诉讼，宪法文本悬在虚空里了——类似《政法笔记》引的那句老百姓大白话：“它没宪法”。但是，“没宪法”不等于“无宪政”。田老师借用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等学说来讨论中国的宪政格局，是大胆的创见。我想强老师也是这个意思，除了几部宪法，我们还应当研究“中国特色”的宪制的方方面面，包括“不成文”的或法律本本之后、之上的宪政惯例。

当代中国语境下宪法文本的一个特点，也是传统宪法学上的难处，是脱离现实政治。“八二宪法”虽有几次修订，如添加了社会主义法治、私有产权保护和尊重人权的语言，但都是宣示性质，小心翼翼地跟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实践保持着安全距离。道理很简单，那些制度实践多数经不起违宪审查，哪怕是程序性的审查。而且，“违宪”一旦引入现实政治，即有违反《宪法》的哪一部分、哪一句话的争论：到底是背离了序言所规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具体的、争议各方可作彼此牴牾的解释的条款文字？前些年，学界跟媒体关于《物权法》草案的激烈辩论，就是一次预演。差点把“不争论”的告诫撇一边去了。

历史地看，“八二宪法”可说是清末以降所有宪法文本中，最具宪政张力即潜能的一部宪法。由于建设中的法治（我称之为“形式法治”）必须以宪法为基础而获得并展示其合法性，“八二宪法”便成了中国体制“落后”（拿形式法治的原则来衡量）的一个表征。正是这巨大的张力，使得不时修宪有了政治动力，从而避免了现行《宪法》像之前的文本那样，完全为政治抛离。

内容提要: 贺卫方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认为中国传统司法是“卡迪司法”，台湾的张伟仁教授认为韦伯关于“卡迪司法”的命题并无确据，中国传统司法不属于“卡迪司法”的类型。本文认为“卡迪司法”的命题成立，中国传统司法基本上属于“卡迪司法”。如何评价中国传统的司法制度与观念，涉及如何把握法律的中西古今之维问题，也涉及当代中国法治的基本方向问题。当代中国法治应划分为三个维度，民生、民权和民心，它们分别与经济系统、政治领域和中国文化相对应，前两者是古今问题，重在现代的制度建构；后者主要是中西问题，重在复兴具有普遍价值的中国传统文化。现代的市场经济、民主宪政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三驾马车齐头并进将是中国法治现代化乃至整个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课程结束了，无课自然一身轻，日子过得出奇的平静，几乎无话可说。随便网上溜达，无意间发现张伟仁先生的一篇讲演稿，题为《中国传统的司法和法学》，大致浏览了一遍，便有了一些兴趣。这倒不是因为其中的某些措辞，而是因为张先生所讨论的内容对我来说十分重要。我以为，“教遍了美国一流大学”这样的话不会出自张先生之口，肯定是“超女时代”的某个“抄女”给抄错了。我与张先生的接触不多，但他的儒雅、谦和与严谨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想，他即便有这样的资格和阅历，也不会这样说的。随后找到的经他整理的文字稿[1]证实了我的判断，网上的某些说法实非“雪芹原意”。

与讲演稿相比，这篇文字稿的题目与演讲稿相同，基本内容也相近，只是体系更系统和表述更严谨了。从题目看，它虽然讨论中国传统的司法和法学，但意旨远不止于此。在我看来，张先生是以这个问题为切入点或例证，批评当代中国（至少是内地）法治和法学的弊端。在他看来，这种弊端主要表现在内地的法治和法学过分抬高了西方法律和法学，贬低了中国传统法律和法学。他主张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的法律经验和法学智慧，在对各个法系进行深入比较和具体研究的基础上，采众家之长，形成中国自己的法治模式和法学体系，用张先生的话说就是“走自己的路”。张先生还对当下内地法学洋话连篇、冗长枝蔓、反复回绕和滥创新词的文风进行了批评。对于这些主张和批评，我基本同意。因为其中许多意旨与我草拟的《中国文化复兴宣言》[2]不谋而合。但涉及中国法治与法学发展方向的大问题，我有不同的看法，愿就教于张先生，共商于学界同道，并望这种讨论能够引起法学界的关注。

张先生的文章涉及许多问题，我不想面面俱到，拟集中讨论其中几个问题。张先生的讨论是从“卡迪司法”问题切入的。在此，张先生复述了贺卫方教授在有关问题上的一段话作为靶子：“中国传统的纠纷处理犹如‘卡迪司法’，其过程不注重同样的事情同样地对待，而就事论事，完全不考虑规则以及依据规则的判决的确定性；将天理人情置于国法之上；天理人情的高度不确定性导致判决者可以翻云覆雨；人民无法通过这种司法制度伸张正义。”然后他从“卡迪司法”命题是否成立、古代伊斯兰教国家的司法是否属于“卡迪司法”以及传统中国的司法是否属于“卡迪司法”三个问题进行了论述。张先生认为，“卡迪司法”命题本身不成立，古代伊斯兰教国家并无“卡迪司法”，中国传统的司法不属于“卡迪司法”。我也依循这种路径对这三个问题进行阐释，然后尝试就张先生文章的立场、方法和观点谈三点看法。我力求语言通俗易懂，避免旁征博引，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做注释。由于文章较长，我立几个标题分别讨论。

谌洪果*

　　由陈爱娥翻译的这本拉伦茨的《法学方法论》[1]是该书的“学生版”，相对全文版来说，少了对十九世纪初到一战结束德国法律理论和方法论历史进行批判性阅读的前四章。但即便如此，要想把本书读完，体会其谨严透彻的分析及深邃的法律思想，的确还得花上许多的耐心和认真的思考。该书共分七章，第一章介绍利益法学和评价法学，是为作者后面的论述奠定理论的起点，第二章总述法学的一般特征，它围绕规范的言说和思考方式以及法学在方法论意义上可能具有的知识贡献和反思意识进行了透彻阐发。第三章至第六章分述法条理论、案件事实及法律判断、法律解释、法官续造法律的方法，具体而微，在详细阐说法学方法涉及的方方面面的同时，构筑起自己法学方法论的理论大厦；第七章在前几章的基础上，又转入探讨法学中的概念体系，强调法学乃是以伦理原则为主导的内部体系和以逻辑体系为主体的外部体系相结合的开放的、价值导向的思考方式。

　　本书作者所追求的是一种比较完整和成熟的有关法律方法论领域的理论体系。其中既有主观的思想建构的色彩，又不乏作者从自身“民法家学”的法律经验得出的言传身教和智慧结晶。也许有人会反感在法律这种务实领域中的宏大体系构想，但理论的提升对于梳理混乱的生活世界既然实属必要，我们就不必先就为这种鸿篇巨制吓倒，而是要仔细了解作者到底说了些什么有意义的甚至是有用的东西，它是否给我们带来了知识的增长以及意料之外的智慧上的惊奇。当然前提是你对这个问题本身感兴趣。而要真正进入作者的思路、理解作者的理论努力，认真领会本书第二章“导论：法学的一般特征”的论述，最为关键。本章实际不止是导论，它毋宁是以高度凝炼的方式，阐明了作者所要表达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他对于法学本身的认识和法律人借助法学方法如何对自己做一个反思性的定位的问题意识。这样，作者就超越了纯粹“常规科学”的技术性言说，而转入更广阔的政治和社会视野，更注重对于现实的各种新的法律问题的回答，更注重法学、法律及法律人的生存状态和自我反省的问题——即“我是谁？”的问题，以此作为衡量法律职业对于人类发展的作用及局限的起点。这种深意，包括他的答案所具有的欠缺和硬伤，恰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法律人，在阅读这类“经典”的时候最应该留意和吸收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