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s by: 沈明

政客的文凭

政客的文凭

葛剑雄教授说:“请查一下王益博士的来历”,用意是好的,但考虑到王先生已被被“双规”,就难免有一点柿子捡软的捏的味道。因为,还有人拥有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呢!能查么?谁敢啊! 现如今,中国大学的文凭颁发通常有两种方式:卖或者送。堕落与否,不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而且地球人都知道,就不必大惊小怪了。 中国的高等教育也不是没有辉煌过,可惜一切都成过往。顺便瞻仰一下钱锺书先生1933年获得清华学士学位的毕业证书,(那时大概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毕业证和学位证是两个不同的证书——或许这正是学历贬值国情之下的中国特色?)缅怀先贤的成就。

最高法院院长:判不判死刑“要以人民感觉为依据”

最高法院院长:判不判死刑“要以人民感觉为依据”

果然够河蟹。详情请看新华网报道: 最高法院院长:判不判死刑“要以人民感觉为依据” 核心提示:新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10日与珠海中院法官会谈。王胜俊提出,要继续贯彻“宽严相济”的审判政策,对待判不判死刑的问题,“要以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为依据”,以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王胜俊(资料图) 昨天(10日)下午,新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参加过广州召开的全国综治会议后,去到珠海法院视察。在与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的会谈中,王胜俊指出,要继续贯彻好“宽严相济”的审判政策,用好“严”的一面,“现在是刑事犯罪的高发期,该重判的必须重判。”王胜俊还指出,要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就要继续加强法院的执行工作,不能跟中国的老百姓说“执行率”的问题。 王胜俊指出,法院工作要在三个方面下工夫:其一是要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整体素质;其二是要在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上下工夫;其三是要在加强基层、基础工作上下工夫。 在谈到第二点时王胜俊特别指出,首先是要继续贯彻“宽严相济”的审判政策,用好 “严”的一面,“现在是刑事犯罪的高发期,该重判的必须重判。”对待判不判死刑的问题,王胜俊谈到三个依据。“一是要以法律的规定为依据;二是要以治安总体状况为依据;三是要以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为依据。” 谈到这里,王胜俊特别解释到:“有些人可能不理解为什么还要把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作为依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同时王胜俊也指出,对于确实有从轻情节的,也要敢于从轻判处,“要全面理解,真正认识‘宽严相济’。” 王胜俊还指出,要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就要继续加强法院的执行工作,不能跟中国的老百姓说“执行率”的问题。“有人说国外的法院执行率也很低,30%、50%、70%之说的都有,但是我们不能跟老百姓说这些。判决了就必须执行,中国老百姓对司法的要求有自己的特点!” 在听取过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董皞的工作汇报后,王胜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尤其是对法院调解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当全省乃至全国法院的排头兵,珠海有这样的希望!” (作者:吴渤)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8-04/11/content_7956313.htm

非精英法学院要不要搞法律交叉学科研究?

圣约翰大学法学院 Brian Z. Tamanaha 教授在 Balkinization 写了一篇“Why the Interdisciplinary Movement in Legal Academia Might be a Bad Idea (For Most Law Schools)”,引起一些美国同行的热议: 1. Brian Leiter 收集的一些评论; 2. “Is Interdisciplinary Legal Study a Luxury?” by Dan Solove; 3. “Non-Elite Interdisiciplinary Scholars” by Ethan Leib; 4. “Tamanaha on Interdisciplinary Scholarship” by Belle Lettre; 5. “Interdisciplinarity, Multidisciplinarity, and the Future of the Legal Academy” by Lawrence B. Solum; 6. “Law schools, scholarship, and lawyer licensing” by Larry Ribstein; 7. “Is There an Impending Crisis in Non-Elite Law Schools?” by Brian Tamanaha; 8. “Encore – I Couldn’t Resist Saying Something About the Interdisciplinarity Debate”…

推荐 N. Gregory Mankiw, “My Rules of Thumb”

推荐 N. Gregory Mankiw, “My Rules of Thumb”

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大名鼎鼎的曼昆教授,不用多说了。他的《经济学原理》教科书在中国也很风靡。这里要说的这篇“My Rules of Thumb”[PDF](《我的工作原则》,发表于 American Economist 杂志1996年第1期)是一篇随笔似的小文章,我当初读过之后感觉很受启发,近日又想起它,特在此推荐给我的学生和朋友们。 曼昆教授在此文中把他工作的“经验原则”总结为六点: 1. Learn from the Right Mentors; 2. Work With Good Co-Workers; 3. Have Broad Interests; 4. Allocate Time and Crew; 5. Write Well; 6. Have Fun. 并分别详加阐释,信为成功学者的经验之谈。在文章最后一部分,作者揭示了“[T]he secret to a happy life: find out what you like to do, and then find someone who will pay you to do it.”此言深得我心。 曼昆教授的更多文章,请看他在哈佛经济学系网站上的个人网页和 BLOG。

法学研究的层次

九月廿一日,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法学院的 J. B. Ruhl 教授在其所属的群组博克 Jurisdynamics 上发表了一则文字:“The Hierarchy of Legal Scholarship”,将法学研究依由低到高的层次分为如下10+1级: 0 – Blog posts 1 – Publication of what are essentially blog posts with footnotes 2 – Doctrinal review of the state of the law 3 – Doctrinal study of interesting questions of law 4 – Doctrinal synthesis of developments in law 5 – Normative policy analysis of law 6 – Normative policy analysis of law with substantial reform proposals 7 – Legal theory 8 – “Law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9 – Empirical study of legal institutions 10 – Empirical study of law’s impact on society J. B. Ruhl…

沈明:前版权时代的智识权属观念和出版制度

沈明:前版权时代的智识权属观念和出版制度

今天,至少在大陆法系国家里,知识产权通常属于民事权利的范畴;然而,回溯历史带给人们的第一个惊异发现就是,知识产权并非源自于任何财产权利或者其他民事权利,[1] 原初的知识产权恰恰是一种与王权相关联的特权。[2] 这一特点在版权制度的起源上有典型的体现。当然,上述“惊异”到如今已经是版权史学者的常识了,然而,它至少暗示了历史考察的意义与作用。就时间维度而言,探寻版权制度与文化生产的关系,[3]显然不能满足于以正式版权制度即版权法的起点为研究起点。原因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首先,非正式的版权制度具有比正式制度更为深远的历史根系,渗透了历史学的法律社会学研究显然不应该将其对象局限于正式制度或者实在法的范畴。其次,文化生产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文化的历史,其源头几乎杳不可及。即便把对于文化生产的研究局限于与版权制度和思想相关联的部分,仍然有必要将此研究工作回溯至前版权时代。第三,与文化生产、版权制度密切联系的出版业的产生也先于版权法律的产生,而出版业的早期历史是文化生产研究所不能忽视的主要材料和线索。第四,看起来似乎与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史观相矛盾但实际上并不矛盾的是,版权法律制度的发生与进化需要智识权属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启蒙、论证和“摇旗呐喊”。在文化生产借助物质技术手段逐步发展并日益繁荣的历史进程中诞生了版权制度,我们有必要厘清在这一过程中物质条件、意识形态、各种社会制度与版权法律之间相互纠缠的多重关系。而本文正是这一工作的开端,目的在于阐明“版权制度与文化生产”这一“故事”的渊源与“前传”。 古代世界的“作者”与智识权属观念 知识的积累和文化的传承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条件和形式。然而,不论是在古代中国还是在古代希腊-罗马、犹太-基督教、伊斯兰世界,在以文字为载体的知识和文化作品产生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几乎不存在关于思想、作品及其表达的作者权观念。[4] 换句话说,对于知识、思想的权属观念的缺乏是古代文明世界中的一个显著的共同之处。这也从另一方面反衬出,版权(以及知识产权)的观念与制度实在是一种相当“摩登”(modern)的现代文明产物。

沈明:法律与文学:可能性及其限度

沈明:法律与文学:可能性及其限度

一、引 论 法律与文学(Law and Literature)是发源于美国法学院的一场学术运动,并演变成为一个法学流派或者领域。 法律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然而自1960年代以来,其学科自主性在美国逐渐走向衰落。 法律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女权主义、种族理论等交叉学科研究(“Law-and”)蓬勃兴起,而且硕果累累。四十多年来,法律交叉学科研究中声望最高、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如今已经成为常规科学的法律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了,本文所要讨论的,就是法律经济学的“孪生兄弟” :法律与文学。美国法学界通常认为詹姆斯·怀特教授1973年出版的《法律的想象:法律思想与表达的性质之研究》 一书揭开了法律与文学运动的序幕。三十多年来,法律与文学的发展呈现出两种相互矛盾的特征:一方面,这一研究领域迅速发展壮大,出版了一批较有影响的学术著作, 并且在法学院中扎下根来。 以法律与文学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不时召开,并且吸引了很多著名的文学、法学学者以及法官和律师参加。另一方面,法律与文学的发展始终是在怀疑声中彳亍前行。即便是作为法律与文学运动主将之一的理查德·波斯纳法官,也说“法律与文学领域充斥着虚假的前提、有偏见的解释、肤浅的争论、轻率的概括、浅薄的理解。” 因此我们就不会感到奇怪,法律与文学和它的“孪生兄弟”法律经济学为什么会有迥然不同的“命运”。中国的法律与文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本文所要讨论的法律与文学的“故事”大部分是美国的,但在法律学术发展和研究方法论的抽象层面上对法律与文学加以反思,显然会对中国自己的法律与文学研究以及——推而广之——法学研究产生有益的借鉴作用。 在美国,法律交叉学科研究的方法或者领域的名称大多是“法律与××”,例如,除了大名鼎鼎的“法律与经济学”之外,声名不甚显赫的还有“法律与行为生物学” 、“法律与社会生物学” 甚至“法律与音乐” 、“法律与数学” 等;法律与文学也不例外,其名称就是在法律、文学二者之间加上“与”字——一个不论在英语还是汉语中都是一个最普通的、没有什么实际涵义的连词。连词虽然普通,然而经由它使“法律与文学”成为一个固定短语、专有名词之后,我们就有必要追问使二者联系起来的纽带到底是什么,即:法律、文学二者之间何以能用一个“与”字连接起来、固定下来? 虽然这一提问是修辞性的,但是它本身却是一个法律学术问题,即法律与文学的方法论地位及其在法学研究中的位置。 广义的法律与文学包括四个分支:文学中的法律(law in literature)、作为文学的法律(law as literature)、通过文学的法律(law through literature)和有关文学的法律(law of literature)。 我们看到,实际上,“法律与文学”中的连词“与”(and)被“分解”为“中”(in)、“作为”(as)、“通过”(through)、“有关”(of)四个介词。仅这一点就暗示出了法律与文学和法律经济学的重大差异,后者并没有依这种方法划分的学科分支,这是因为,法律经济学说到底就是经济学,它具有一个基本统一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内核。而法律与文学则不同,它并没有一个方法论平台作为研究的基础, 理论结构也相当松散,我们可以通过对“法律”、“文学”两个关键词和上述四个介词的重新排列组合看出这一点: 如果我们把法律与文学四个分支领域名称中的“法律”和“文学”颠倒一下位置,就得到了如下四个新名称:法律中的文学、作为法律的文学、通过法律的文学、有关法律的文学。现在很容易可以看出,“文学中的法律”实际上就是“有关法律的文学”,“有关文学的法律”就是“法律中的文学”,因此“文学中的法律”和“有关文学的法律”构成对应关系(参见下表),总体而言,这两个领域离法学更近一些,法学家比文学理论家对它们更有发言权。同理,“作为文学的法律”(即“通过法律的文学”)和“通过文学的法律”(即“作为法律的文学”)构成对应关系,尽管由于法律与文学毕竟是发轫于且至今依然落户于法学院的学术运动,因此不便说文学理论家或者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比法学家对它们更有发言权,但是,就像法律经济学归根结底就是经济学一样,法学家在这里的耕耘大抵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 [图表略] 本文的分析试图证明,上述解析并非文字游戏,法律与文学是分属若干不同学科门类的理论研究的松散联合,只是在一种并不严格的意义上,这些研究都同时涉及到了法律/法学和文学作品/文学理论。因此,法律与文学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方法论。下文将对法律与文学的四个亚领域分别加以分析,在此基础上,我将论证,法律与文学研究在规范层面上的逻辑属性以及在实证层面上的社会属性又规定了它既不会繁荣也不会消亡的学术命运。 [下略。全文见《中外法学》,2006年第3期,第310-322页。] 阅读全文,请下载PDF文件。

为何

为何

又到了毕业的季节,让我想起了几句歌词: 说了世上一无牵挂为何有悲喜? 说了朋友相交如水为何重别离? 说了少年笑看将来为何常回忆? 说了青春一去无悔为何还哭泣? 苏力老师说: 其实入学和毕业都只是人生的片刻。“天地不仁,视万物为刍狗”,想来,在天地的眼中这一刻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只是,与之相伴的微笑和泪水表明了我们人类不完全是,或者说注定无法成为,纯粹理性的动物。我们无法超越肉身,成为自己生活的无情旁观者。许多时刻、许多地方和许多人因我们获得了特别的意义——对于我们;我们为它或他或她而感动。——《在北大法学院2006届学生毕业典礼上的致词》 这也许就是答案。

劳伦斯·弗里德曼:二十世纪的美国法律文化

沈 明 译 前一章讨论的主要是我们可以称为内部法律文化的东西,即法律职业界:法官、实务与学术法律人、陪审员。 当然,内部法律文化并非存在于真空之中。它有自己的内在动力机制;它以多种不同的方式与一般法律文化相关联:态度、意见,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民众——普通人,不论他是投资银行家、工厂工人、护士、公共汽车司机,还是任何其他人——的观点。上述两种文化之间的关联方式已经成为本书的一个中心论题,或许是惟一(the)的中心论题:像多元平等的兴起,导致法律责任剧增的态度转变,将一系列行为非罪化的所谓性革命,以及针对上述变化的反驳与回应。 任何像本书一样处理如此宏大主题的书籍都只能在高度概括的层面上讨论问题,美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国家。显然,民权运动引起了连锁反应;到2000年,美国白人对美国黑人的态度已与1950年时不同,当然更与1900年大不一样了,反之亦然。然而,变化到底有多大,程度有多深,波及多少人?到目前为止,已经存在一个共识: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是错误的,而且不能重蹈覆辙。然而这个以及任何其他“共识”都仅仅是相对而言的。重大的法律变革总是包含了一种共识,但同时也必然会包含某种冲突。人们不需要这样的法律:它强制人们做已经在做或者无论如何——即使没有法律——都会做的事情。上述每一点、每一个变化之处,也都是某些或大或小的冲突发生的地方。不论表面多么平静,其下总是暗流涌动。法律命令展现给我们的常常是其单调乏味的一面,有时候只有在显微镜下我们才能看到其参差的边缘、粗糙的轮廓,微观生活的大千世界。 多元平等在20世纪逐渐发展。20世纪末,街头上美国人的面孔已经与过去不同了——美国的种族已经变得更加多样化,专属白人的领地减少了。人们的衣着不同了,想法不同了,吃的东西也不一样了,从技术的角度来说,人们生活在与往昔相异的另一个世界。然而并非每一个人都对社会的变化感到高兴。多元平等无法根除排外主义的浓重气韵和美国人生活中偏执。快速且恼人的变化给一些人带来了厄运。他们寻找替罪羊:寻找敌人。他们认为其敌人是阴险狡猾、叛逆奸诈的,他们从内心里厌恶这些人。敌人的名单曾经包括世界产业工会会员、赤色分子、无神论者、激进同性恋者;或者是中央情报局或联邦调查局或一般而言的“政府”;或者甚至是撒旦及其代理人。美国是一个情感强烈、信念深挚的国家,然而并非所有的情感和信念都是宽厚仁慈的。

读缪哲《北岛的“世界诗学”》有感

读缪哲《北岛的“世界诗学”》有感

缪哲先生(和他的同学刘皓明)对我来说是那种“文不多见”但“逢文必读”的作者,因此当F老师在第一时间转来缪哲这篇《北岛的“世界诗学”》的时候,我真有些惊喜的感觉。文章的境界和妙处就不说了——说也说不到点子上,而且有自诩比作者高明之嫌;这里单从“挑刺”的角度谈几句不同意见。 对于北岛在《收获》杂志上连载的“世纪金链”专栏系列文章(即《时间的玫瑰》),我重读和初读的感觉有很大不同(感谢F老师的指教),这一体验使我想起了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的结尾讲的那个著名的比喻:登高之后必须把梯子扔掉,只有超越了梯子,才会正确地看待世界。(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只是残酷而已。)北岛的这本诗评自有其牵强、造作、自负、失控、虚假、错误等拙劣之处,但公道地说,它并不是糟糕到了一无是处的地步,对于不了解或者很少了解外国现代诗歌的中国读者来说,它至少还是一部“梯子”。这是我对北岛这本书的基本看法。 回到缪哲先生的这篇评论文章,我有如下几点读后感: 按我的理解,缪先生文章的主旨在于指出并批评“北岛的自负”,其主要理由大约是(1)北岛此书罗列欧美诗歌“以前的诸家汉译本,各摘其瑕疵;最后殿以自家的译稿,明其妙处”;(2)北岛“自称不通德文”,却“说里尔克不伟大”。对第一点理由的评论留待后面说。这第二条理由,依我看略有误解或者树靶子的嫌疑。我并不记得北岛曾说里尔克不伟大。(说一句或许离谱的话,即使我没读过北岛的那篇文章,我都不相信他会说这样的话。这并非因为我信任北岛的眼光,而是因为我不信任他的“勇气”。)固然,北岛在《里尔克: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的第一节里就说里尔克后期的两首长诗《杜伊诺哀歌》和《献给奥尔甫斯十四行》“被西方世界捧得太高了”,但在后文第十节他又“对开篇时对两首长诗的偏激做出[了]修正”。而且,不管怎么说,北岛这篇文章首句开宗明义而且贯穿全文的中心命题就是:里尔克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这立场和观点还不够明确吗?不知缪先生何来北岛说里尔克不伟大之断言。 第一点理由所述事实本是文学批评的常态,指出前人翻译的瑕疵并提出自己改进的译文,难说就是“自负”了,至少绿原的翻译不是不可批评的(如:秀陶《中国有人?中国无人!——绿原译〈里尔克诗选〉读后》),而且北岛对前辈翻译家的工作还是心存敬意的。对于诗歌翻译的批评与反批评应该就翻译和诗歌本身展开,仅用“自负”这样一个带有“诛心之论”意味的词语就把作者打发掉未免有点不“费厄泼赖”。而且缪先生这一批评的逻辑也大有问题:此文本是《时间的玫瑰》的书评,可大半篇幅抛开其所评之书,抬出美国汉学大儒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批评北岛写“世界诗”的旧文,将话题引向北岛本人的诗品和人品。北岛本人的诗品和人品当然是可以批评的,但这与北岛在其《时间的玫瑰》一书中讨论诗歌翻译以及这一讨论的水准高下并无直接关系。以“人评”代“书评”是有失厚道的。而缪先生自己也对拿人品问题来说事的做法表示了不以为然:就 Owen 的批评文章来说,为北岛辩护的读者并没有针对批评本身提出反驳,而是说 Owen怀有“白人的傲慢与偏见”。——这,可算是自相矛盾了吧? 然而矛盾还不止于此。缪先生说“我对诗是外行,……所以北岛指摘的,我懵然不知坏,北岛自负的,也愧不能赞一辞”,“里尔克伟大不伟大,我不清楚,因我不懂德文”,既然如此,何来此文呢?五十步笑百步的事情大概是常有的,可五十步笑五十步的事情却决不多见。

闲谈几句《读书》杂志的漫画

1. 那位因犯错误而离职的前任三联书店老板汪季贤先生作风其实很“民主”,你看,就在他还担任“总编辑”的2004年第5期《读书》杂志上就刊有一篇丁聪讽刺他的漫画:《猴年惊蛰节闻雷声》。糊涂到这般地步的领导也有其可爱之处。 2. 我很喜欢丁聪先生的漫画,还曾经买过他的好几本漫画集。他也是《读书》杂志创刊至今惟一出满全勤的作者:每一期上都有他的漫画。不过人不能和自然规律斗,年龄是不饶人的。明显可以看出来,近来他老人家画画明显力不从心了:立意和构思不说,单看那笔触和线条,就已经越来越粗糙了。到最新一期(第11期)的那副庆祝“神六”上天的《里程碑》,几近“惨不忍睹”。祝愿丁聪先生健康长寿。 3. 当初赵汀阳先生在《读书》上发表哲学漫画我就感觉很奇怪,没想到他后来竟和丁聪一样,成了该刊专栏漫画家。赵先生的画我是绝对不敢恭维的。在我看来那些东西既不漫画,也不哲学。用漫画来搞哲学,就算搞得好,还能好到哪里去!?我只是纳闷赵先生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勇气把他画的那些东西公之于众呢,而且还是一篇接一篇地?难道是主编喜欢?

“比尔·盖茨先生,您可以歇会儿了,轮到 Google 当坏蛋了”

我的那篇批评 Google 的小文惹恼了一些拥护 Google 的同学,对此我深感遗憾。同样令我感到遗憾的是,他们的反驳并没有针对我的具体分析,而是仅仅停留在给我贴一个标签然后就得胜回朝的水平上。我的分析可能真的是没有说服力的,这不奇怪;可是你看,人家权威媒体《纽约时报》都发话了:比尔·盖茨先生,您可以歇会儿了,轮到 Google 当坏蛋了。 以下是摘要内容的翻译(大意,非严格直译),看看洋人是怎么说的吧: 1. 数年以来,硅谷一直急需一家强大到能与微软抗衡的公司,如今这家公司已经出现了,它就是貌似成功的 Google。 2. 但是,硅谷的很多公司非但没有把Google归入自己的阵营,而且还对 Google 的规模和势力而感到担忧。它们的烦恼是,正是那些成就了 Google 的搜索引擎奇迹的力量使 Google 渐渐远离了孕育了它的那种企业文化,而且甚至使 Google 转变为一种威胁。 3. 现如今,每当风险投资者、企业家和技术专家在硅谷聚首的时候,他们常常会抱怨Google:从它囤积顶尖技术人才到它对同行伙伴或者潜在伙伴的所作所为。他们谈论 Google 时常用的一个词就是妄自尊大。 4. 上周 Google 计划增发1400万(40亿美元)新股的消息,只会给人们对 Google 的怨愤火上浇油。 5. PayPal 的创始人 Max Levchin 说,Google 的声誉是一根导火线,距离燃尽尚有较长距离,令他感到意外的是,Google 的声誉这么快就开始发生变化了。 6. 比尔·盖茨当然看到了 Google 和微软之间的相似之处。在今年春天《财富》杂志的一个采访中,盖茨先生称 Google 比微软的任何其他竞争对手都更像微软。 7. LinkedIn 的创始人 Reid Hoffman 说,Google 当前给硅谷创新所造成的损害大于微软此前任何时候的损害。 8. Google 使新办企业筹集资金变得更为困难。 9. 今年早些时候,Google 开除了一位在网上开它玩笑的员工,这件事在博客世界中激起了不少怒火。 10. Google 最近宣布它不搭理 CNETNews.com 了,此不搭理的有效期至2006年7月。 11. Medio Systems 的总裁 Brian Lent 说,人们曾把微软比作邪恶帝国,Google 是一个新的邪恶帝国,因为它拥有如此强大的控制能力。Google 具有控制人们获取信息路径的潜在垄断力量。 更多内容请看原文: “Relax, Bill Gates; It’s Google’s Turn as the Villain,” by GARY RIVLIN. ——— 补充:《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已经有了一个马马虎虎的中文编译版本:《分析:翻版微软 Google将成新“邪恶帝国” 》。不过令人感到奇怪的是,CNET 非但没有写明文章出处和作者,反而还自称是作者。 再补充:较为准确的中译文:《盖茨,您该歇歇了;该轮到Google做坏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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