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随笔 · ESSAYS

宽侄：

你的看法不错，接近傅雷先生的说法：译家若想成功，得时时站在读者的位置审视译文，给它挑错才行。就像一流的演员，既要进入角色，与剧中人物合一，又要脱出身来冷眼观察自己的一招一式，即使到了高潮顶峰仍能控制得住。他这个比喻，是不是把你的意思说全了？

上封信那一句话，“世上从来没有活语言所表达不了的思想，无论多么古老外国、新奇神秘”，其实不仅是语言学原理，也是我们日常的实践。我简单再说两句。

人的认知经验及其分类、记录和表达，都离不开语言。新事物新观念每天刺激着语词的使用与创新；活语言永远在生长之中。你看，正正规规的“公共汽车”“出租车”放着不用，有人偏要换个简短时髦的名目，进口香港的说法：“巴士”“的士”。不知何时开始，店家广告把英语“T-shirt”写成“T恤（衫）”，英汉搭配（源于粤语译音）。这个借词，我查了一下，已经收在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里了。网络世界，形形色色的新词新义（neologism），“顶”呀“靠”呀，就更多了。人们总是不停地发明、改造词汇，利用外来语，或通过比喻、借代等修辞手段，来丰富自己的表达。一切生长着的语言，对于以其为母语的独立社群，就满足那社群的精神与物质生活的日用需求而言，都是最好的语言。

可见，语言的认知职能（cognitive function）是基本不受现有词汇和语法结构的约束的，一如俄国语言学家雅各森（1896-1982）指出。一个语言符号(语词)的意义，须通过另一些符号的翻译，才能获得定义或描述。例如“巴士”可定义为“公共汽车”；“公共汽车”则可解作“有固定路线和停车站、供乘客乘坐的汽车”(见《现代汉语词典》)。如此等等。这样的同义语词或概念分析的替换表达，亦可推及不同语言之间语词的对应、转译。一种语言能够认知而表达的思想感情，换一种也必然可以。这是因为，我们对语词的描述、定义，实际是对语言认知经验的描述和定义。任何语言，只要熟练掌握了，能够听、说、交流思想，便可以胜任描述语言的任务；即能够充当“元语”(metalanguage)，而把所有被描述的语言（包括元语本身）当作诠解、翻译或赋予意义的对象，即“对象语”（object language）。

所以，任何事物观念，抽象具体不论，凡意会了的，皆可言传。所谓某词某语不可转译，某一玄妙思想无法言说，只是一种修辞或信念上的讲法，或人们的语言心理习惯造成的“语言迷思”（雅各森，页431）。

语言习惯要受语言结构(如语法规则)的影响；语法规则可以让使用者的思想感情潜移默化，相信“语言迷思”。雅各森举例说，俄罗斯民间迷信，刀落地兆示来客是男人，叉落地则为女宾上门。但这迷信的缘起，跟刀叉的形状功能或象征含义无关，是语言心理“作祟”：“刀”（nozh）在俄语里是阳性名词，“叉”（vilka）是阴性名词。习惯成自然；“自然”形成的关联，往往被人们视为当然。有一次，俄国画家列宾（1844-1930）看到德国人把“罪恶”拟人画成女子的形象，感到十分不解（见《创世记：传说与译注》，页59插图）。原来，俄语“罪恶”（grekh）一词是阳性，须以“他”为代词指涉，故在俄国文艺作品中常常描摹为男性。可是列宾没有想到，这一重要的宗教和道德概念，在德语里却是阴性名词：die Suende。

那么，语言之间是否有优劣或发达落后的差异呢？这也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迷思”。欧洲中世纪前期，人们普遍相信，语法修辞、神学、法学和医学之类高深的知识，是专属拉丁文的领域。各民族的俗语由于缺乏精密抽象的词汇，语法简陋，不适合创作“高尚文学”或开展学术研究。然而，十二世纪（法国南部）普罗旺斯“行吟歌手”（trobator）的兴起，把俗语抒情诗带进了欧洲宫廷；随后，但丁以意大利语赋《神曲》，更揭露了那“迷思”的荒谬。今天，没有哪个欧洲民族会认为自家的母语不够发达，不配讨论翻译维吉尔、贺拉斯和西塞罗的思想文字。事实上，根据语言学家的调查，即便是澳洲原住民的所谓“原始的丛林土语”（目前各部族日常使用的尚有二百五十种之多），描述白人文化和应对现代城市文明，在词汇生成上也毫无困难（包薇尔/特拉杰，页159）。反倒是英语主流媒体报道原住民，每每误读误译他们的文化与思想表达——不是因为英语不如土语先进(这话连傻瓜也不肯信的)，而是报道者的知识不足，还带着种族偏见。知识不足和种族偏见，就是语言划分优劣的“迷思”之根源。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原载《南方周末》2006.6.22

• 包薇尔/特拉杰（Laurie Bauer & Peter Trudgill）（编）：《语言迷思种种》（Language Myths），企鹅丛书，1998。
• 雅各森（Roman Jakobson）：《文学中的语言》（Language in Literature），哈佛大学出版社，1987。

宽侄：

这两天忙，没空上网，只看了看丹麦报纸漫画亵渎穆圣事件的发展。这一次美国媒体比较克制，没有像法、德、西班牙等国的同行那样高调转载，“捍卫言论自由”，反而大幅报道马丁·路德·金夫人的逝世及悼念活动，颇有转移公众注意力之功。大概因为历史教训（黑奴制、民权运动）和多元文化的社会现实，美国媒体在种族与宗教问题上的自我审查，要比英国和欧陆严格；对于可能挑动种族冲突，尤其冒犯宗教禁忌的言论，也多一些敏感。

禁忌（taboo），广而言之，是人类为维系家庭跟社会组织的秩序与界别，所形成的一些风俗习惯和伦理教义上的戒惧、忌讳。各个地区、行业、阶级和信仰派别，甚至不同场合，都会有不同的语言与行为禁忌；从社交礼仪、政治态度到饮食用药、红白喜事，无所不包。一般说，禁忌因意识而滋长，欲望因禁忌而敏锐。西方主流社会宗教禁忌的淡薄，是伴随着传统宗教即基督教的衰落而来的（按人口计，欧美增长最快的宗教为伊斯兰）。宗教禁忌的消解，意味着其他领域禁忌的发达；说话少了点忌讳，做事就多些戒条。比如现在美国大学的课堂上，可以展览色情创作，讨论性变态性虐待，看似无禁区。但课下师生二人（无论异性同性）办公室谈话不能关门，以免引起性意识亢进的人们不必要的猜疑。不仅师生，就连天主堂神甫和主日学校的孩子，单独一起祷告或做别的事情，也是犯忌：怕的是将来不知何时便会起诉的性侵犯官司。

我在《政法笔记》里谈过，色情文艺与资本全球化营销策略的紧密关系。性禁忌的挑逗，就每天吸引着巨额投资，做成商品广告，充斥我们的生活。雅典奥运会闭幕式，国人带去上演的超短旗袍琵琶舞，便是一例。那一台匠心制作风情万种的旅游招贴，跟希腊人凝视圣火的白袍女孩、圣洁的宗教感情的自然流露，真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同样，年复一年春节晚会，帅哥美眉搔首摆尾。直到残疾人艺术团的姑娘们“千手观音”慈光普照，多少观众心底压抑着的善愿，才一下冲决了商品社会的思想禁锢。

宽侄：

情人节怎么来的，为什么叫圣瓦伦丁（St. Valentine’s Day）？这节日我初学英语的时候，也觉得奇怪——要不今天就谈谈这个，从它的名称说起吧。

西元三世纪，意大利出了两位同名的圣徒瓦伦丁，事迹相仿，都是为传教、行神迹治病救人而惨遭杀害。后来教会封圣，二月十四便是他们的纪念日（feast）。当然，殉道圣徒不可能充当情人节的花店、巧克力店和幽会小旅店的庇护，尽管店家好几个星期前就开始拿他们的名字大做广告。《华尔街日报》登了篇文章，说情人节私家侦探也生意火爆——天晓得多少“情人”为了“擒人”而一掷千金——赶得上中国的“二奶杀手”呢。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情人节脱胎于古人的生殖崇拜和求偶狂欢。罗马人的风俗，二月十五庆祝牧神节（Lupercalia），到山洞前宰羊屠狗举行献祭。牧神（Luperci）人身羊足，由两名青年装扮：裸体，下身围山羊皮，额头抹上祭品的鲜血，跑遍全城，遇见女子，就举着山羊皮鞭追赶。据说这样可以为人畜与山林求得护佑（奥维德《节令记》卷二）。但是罗马皈依基督教以后，牧神的祭祀就逐渐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圣母洁净日（又名圣烛节），亦即欢庆婴儿耶稣满四十日，圣母与丈夫约瑟一起到耶路撒冷圣殿，循摩西之律（《出埃及记》13:2，《利未记》12:2以下），行产妇洁净之礼并赎回头生子的节日（事见《路加福音》2:22以下）。四世纪中叶，教会将圣诞定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儒略历的冬至，罗马皇帝原先拜祭的“无敌太阳”的生日），圣烛节便向前顺移至二月二日。

由此可见，牧神节一类古代民俗，跟圣瓦伦丁/情人节的传统没有直接的关系。

那么，好端端的圣徒纪念日，又怎会被世俗爱情“篡夺”了呢？据一些专家权威（包括我的导师班生教授）考证，这一蜕变极可能滥觞于十四世纪的英国宫廷。具体而言，现代情人节的基本元素，可以追溯到“英诗之父”乔叟（约1342-1400）为祝贺理查二世（1377-1399在位）订婚而作的一首梦幻诗《鸟儿议会》（1380）。此后，先是宫廷再而民间，才有了二月十四的各种爱情仪式的记录。

班先生现已荣休。从前他每年春季给哈佛的本科生开一门乔叟的大课，我给他做助手；二月中那一讲，题目便是《鸟儿议会》。所以情人节对于我，总是和班先生的音容笑貌，与六百年前那第一个情人节的故事，一块儿纪念的。

乔叟时代，梦幻（dream vision）属于时髦文章，主题则多为讽喻爱情。《鸟儿议会》开篇一段独白，便是感叹爱情带来的“可怕的欢愉”。诗人性喜读书；此刻，随手翻开一本古书，西塞罗《席庇欧之梦》，却得了几分慰藉：青年席庇欧梦见祖父（罗马名将Scipio Africanus，公元前235-183），随老人一同上天，讨论历史跟哲学。回望人世，一个小小圆球，相对于广袤无垠的九重天宇、星空的和谐运转与玄妙音乐，真是微不足道！

天色渐晦，书上的字模糊了。虽然参悟了些许人生的哲理，诗人依旧心绪纷纭。忽然，床头一个魁伟的身影，竟是席庇欧老人！老人催他起身，引他到一座绿石墙围起的花园门口。只见门楣上刻了两道铭文，一道金字，答应医治爱情的创伤；一道黑字，预言爱人的冷漠拒斥。诗人吃了一惊，正在犹豫，老人从背后一把将他推了进去。

原来这是维纳斯的园子。处处花香鸟语，美不胜收。诗人一路欣赏，经过小爱神丘比特和同伴嬉戏的树下，来到一座铜殿跟前。立刻有好些妖冶的女子聚拢来跳舞。推门入内，殿上黑黑魆魆的，过了一会儿才看清楚：一张纯金大床，帷幔半开，维纳斯躺在那儿，上身一丝不挂；四下暗影里，全是古往今来毁于爱欲的男男女女的画像。吓得诗人赶紧退出门去。慌慌张张往林子里跑，却遇上了一位雍容华贵的女神——司婚姻生育的“自然”（Natura pronuba et procreatrix）。

女神告诉诗人，她作为“天主的代理”，今日要主持一场鸟儿的盛会：圣瓦伦丁节鸟儿春情初动，依照自然法则，都要飞来这儿求偶配对。诗人四下望去，果然，青草丛中绿树枝头，叽叽喳喳挤满了大大小小的鸟儿。而且跟人类一样，也分了等级：游猎蓝天的鹞鹰仿佛贵族骑士，捉虫子的燕莺位居其次，之后是天鹅苍鹭等水禽，最卑贱的是在地下啄谷粒的鸡雀。

时辰一到，女神领出一位公主般天生丽质的鹰姑娘（formel）：求婚的听着，请依次上前，表达爱慕之情！第一个求爱的是鹞鹰的王（royal tersel），他按宫中的礼节向鹰姑娘鞠躬：我心上的爱人不是伴侣（fere），而是我的至尊的夫人（soverayn lady），就是女神您手上那位美人！我要归顺她，永远侍奉她，若能求得她的芳心眷顾，就是粉身碎骨，我也心甘！

鹰姑娘听着，羞红了脸，仿佛一朵夏日映照的玫瑰，越发楚楚动人。

“慢着！”急冲冲跳起一匹黑鹰，“圣约翰为证，谁也没有我爱她爱得真切！这话要是有半点虚假、妒忌生非，损了爱人的荣誉，我情愿吊脖子死掉！”话音未落，自树梢飘下一头温文尔雅的秃鹰：“虽然不能像前面二位那样，吹嘘自己的爱情长久侍奉殷勤，但是我，为心中苦恋着的爱人憔悴，已经二十个冬天！”

鸟儿们听了，顿时闹成一片，唧唧啾啾：到底鹰姑娘该接受哪一位仰慕者，看爱情还是看地位？倘若鹰王被爱人拒绝，他另行择偶好呢，抑或坚持爱情？女神见状，命四个等级各自推选代表，组成议会，展开辩论。

于是，骄傲的游隼（faucoun）作为贵族议员首先发言：“三位求婚者互不相让，如果按老规矩办，只好决斗了。”“对呀！”众鹞鹰兴奋了。可是游隼连连摇头：“错啦，各位大人！为了天空的秩序，个人意见是，在姑娘中意的条件下，应当让爵衔血统最尊贵的那位优先！”

这边厢水禽们一阵喧哗，鹅婶儿拔了头筹：“别吵别吵！咱实实在在，长话短说。要是让我来出主意，就算他是我兄弟，我也说：除非人家肯爱，不然你另娶一个得了！”“嘿听，”传来白尾鹞（sperhauk）尖利的嗓音，“鹅娘们的好主意，哦哦哦，多聪明！”青草丛中哄然大笑。

“不，上帝不许！”忠贞的斑鸠（turtle）气白了脸，从啄谷粒的行列里直起身子，“就算鹰姑娘不愿答理，人也不能变心哪！换成我，我可不爱听那种下流主意；爱情，就得一生一世……”“嘎嘎，笑话！”鸭姐儿插嘴，“这是哪门子的理？人家没有意思，黏她干吗？”鹅婶儿接过去道：“说得好，鸭姐儿。上帝知道，天上恁许多星星，不止一对哩！”

游隼心里十二分的鄙夷：这些粪堆里钻出来的可怜家伙，也懂爱情！那边厢“咕咕，”布谷（kokkow）先生代表捉虫子的兄弟们举起翅膀，“我呀，只要我家那口子少折腾就好”——布谷太太老把蛋下在邻居窝里——“我不管你们要嚷嚷多久！随他们去，独身主义有啥不好？”

就这样，议员们一个个慷慨陈词，旁听席上叽叽呱呱，乱作一团。直到女神喝令安静，请鹰姑娘表态，究竟要谁：“假如我叫‘理智’而非‘自然’，我就建议你考虑鹰王。道理么，方才游隼讲得明白。”可是，鹰姑娘没有服从理智。她拿不定主意，怯生生望着女神：这是我的终身大事，能不能延期，让我好好想想？慈祥的“自然”同意了，令三位求婚者耐心侍奉爱情，明年再来。随即宣布：全体自行择偶！

那一天，林子里鸟儿结对成双，并翅交颈，尽情欢乐。末了，他们谢过女神，唱着带叠句的法国歌儿（roundel），绕着林子飞呀飞呀，越飞越高……

诗人醒来，书页上躺着一缕晨曦。

窗外，叽叽喳喳，谁在说话？啊，圣瓦伦丁！

打那天起，世界悄悄地变了。起先，藉着乔叟一梦，一部如梦的诗章，英国文学从鸟儿那里学来了一样精致的宫廷爱情（fin’ amor）。而后，一种新的风气慢慢蔚成，传播开去：小鸟的欢歌孕育了一个人类的爱情节日。

二〇〇六年二月十四，原载《南方周末》2006.2.23

乔叟：《全集》（The Riverside Chaucer），第三版，Larry Benson主编，Houghton Mifflin, 1987。

宽侄：

临出门收到你的习作，恰好让我们在飞机上轮着读，比看好莱坞电影有劲，谢谢！伯母说个别论断的分寸把握似有瑕疵，提了意见，附上供参考。

文章之道，熟能生巧；但又不能太巧，流于雕琢或圆润甜腻（那是浮华时代的通病）。要注意保持并锤炼一种朴素自然甚至粗犷的风格。只有个性化的不驯服的文字才是有力量的，而力量是艺术丛林的基本法则，没有例外的角落。所以我不改你的文字，让你慢慢领悟。

至于论说或思维的精确，可以通过翻译来训练。不知你注意没有，现代汉语文学的主将多也是出色的译家，这恐怕不是巧合。

太平洋上空还看了一本《后现代圣经文选》。内有一篇讨论德国批评家本雅明（1892-1940）的翻译理论，讥讽“启蒙/现代主义”的立场是：意义像条鱼，翻译便是将它从这文本捕来放进那文本里去。而本雅明认为，文本的意义不可能一网打尽；毋宁说语言是原意之“真谛”的牢笼，翻译则是译文与原文两个文本间的对峙。通过字对字的冲击（直译）打破语句之墙，解放那被囚禁的“真谛”，将它再现于文本之间。所以伟大的翻译，例如马丁路德的译经，乃是一“再造原意”的历史事件，充满了“令人战栗的奥秘”（mysterium tremendum）。你看，说得多有诗意！由此想到，翻译可刺激想象训练思维——本雅明是认认真真译过诗的。

翻译视为“对峙”，等于说译文有独立于原文的价值，是文本呈现“真谛”于其中的那个意义世界的一扇门。换言之，翻译不仅使译文与原文对峙，而且还冲击了先前的一切译本，因为“真谛”的牢笼是原文与旧译一道看守的。于是，考证名物、辨析误译也可看作这场对峙的一翼了，如上回讲传教士母语不精，纸草变蒲草的闪失（见前信《传教士“七月流火”》）。我这儿再举一例，仍用《圣经》里常见的一种植物：海枣。

海枣（希伯来语：tamar，希腊语：phoinix）又名椰枣、波斯枣，是产于近东和北非的常绿大乔木。“羽状复叶丛生在茎端。浆果长椭圆形，形似枣子，可鲜食或作蜜饯……由茎浸出的液汁，可制砂糖或酿酒”（《辞海》海枣条）。经文中多有描述：如摩西率以色列子民出埃及，到叶林绿洲安营，那里有十二股清泉和七十株海枣（象征以色列十二支族、七十长老，《出埃及记》15:27）。又如以色列人渡约旦河攻占的迦南重镇耶利哥，多海枣，称海枣城（《申命记》34:3）。海枣还是以色列的诗意的象征（《以赛亚书》9:13），节庆与和平的标记，如住棚节子民折海枣枝、柳枝敬拜上帝（《利未记》23:40）。《新约》记载，耶稣骑驴入圣城，百姓手持海枣枝（ta baia ton phoinikon）向“以色列的王”欢呼（《约翰福音》12:13），更是脍炙人口的一幕。

可是，和合本等中文旧译把海枣一律误作“棕榈”或“棕树”。我查了一下，这洋相应也是肇始于传教士译经误读钦定本；不求甚解，把palm tree等同于中国南方常见的棕榈了。英语palm可泛指棕榈科（palmae）树木，包括棕榈、椰子、槟榔、油棕、海枣等。但钦定本说到palm，都是date palm的简称，即海枣（《牛津大词典》palm条）。棕榈另有希伯来名deqel，但不是《圣经》词汇。所以，这误译只能出自对钦定本而非原文的误读。

和上次一样，我给你讲一点历史语言学知识吧。海枣的拉丁学名叫phoenix dactylifera，源于希腊语，意为“结枣的腓尼基树”（以产地命名，犹如英语china，瓷器；希腊人称迦南/古巴勒斯坦一带为腓尼基，Phoinike）。希腊语“枣”（daktylos，本义手指，转指海枣），经由拉丁语（dactylus）传入欧洲中世纪俗语，英语“海枣”的词源便是（符号“>”表示语词演化方向）：古普罗旺斯语datil > 古法语date > 英语date，海枣。

或许你注意到了，海枣那借自希腊语的学名像是英语的“凤凰”（phoenix）。不错，“凤凰”也来自希腊语，直译“腓尼基鸟”，与海枣是同一字。当早期基督徒听到福音书上说“海枣枝”和“以色列的王”的时候，在他们心里，是要把海枣与复生的凤凰，与腓尼基/迦南即以色列的福地，以及救世主的来临，他们的全部希望，都系在一起的。但他们绝不会想到棕榈。

上文提及马丁路德（1483-1546）。译经之初，他的希腊语和希伯来语造诣未深，困难不少；但他刻苦好学，天资极高。当时荷兰大学者伊拉斯谟（约1467-1536）刚校订了希腊语《新约》，并以拉丁文译注，路德从中获益良多，尽管伊氏是他最厌恶的论敌之一。当然，《新约》的内容他是烂熟于心的，仅用十一周就完成了德文初稿。但整部《圣经》前后持续了十二年，边学边译，修订达十一次之多，直至逝世。他除了钻研原文，还写信虚心求教，包括德语表达的问题。因为他长期在寺院生活，不熟悉百姓的生活语汇，而经文里有许多牧民、农家和商人的故事。天道酬勤，一五二二年九月他的《新约》问世，初版三千（一说五千）册立即售罄，当年十二月重印，尽管书价相当于一匹好马。路德译经的直接目的，是要揭露罗马教会的腐败，驳斥官方学说而重现经文的“真谛”。而上帝之言一旦从教士的专利变为芸芸信众自由意志的“拯救史”（Heilsgeschichte），宗教改革就此发轫，欧洲分裂，高地德语（现代标准德语）率同德意志民族意识巍然崛起：“再造原意”果然是“令人战栗”。

PS.
我读的是已故马瑞思（Richard Marius）老师的《路德传》（1999）。马老师生前为哈佛的学生写作总教习兼剧院顾问，在英语系则讲授马克吐温和福克纳。永远打着领结，彬彬有礼，一派南方（田纳西州）绅士风度。他是希腊裔，早年曾钻研神学，当过浸礼会牧师。后来进耶鲁读文艺复兴史博士而激发了学术兴趣，生活因此转向，终于以两本探究伟人性格与信仰历程的传记《莫尔传》（1983）和《路德传》享誉学林。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原载《南方周末》2006.1.26

• 焦布林（David Jobling）等（编）：《后现代圣经文选》（The Postmodern Bible Reader）, Blackwell, 2001。
• 马瑞思（Richard Marius）：《路德传》（Martin Luther: The Christian Between God and Death），哈佛大学出版社，1999。

本文收于《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

1. 那位因犯错误而离职的前任三联书店老板汪季贤先生作风其实很“民主”，你看，就在他还担任“总编辑”的2004年第5期《读书》杂志上就刊有一篇丁聪讽刺他的漫画：《猴年惊蛰节闻雷声》。糊涂到这般地步的领导也有其可爱之处。

2. 我很喜欢丁聪先生的漫画，还曾经买过他的好几本漫画集。他也是《读书》杂志创刊至今惟一出满全勤的作者：每一期上都有他的漫画。不过人不能和自然规律斗，年龄是不饶人的。明显可以看出来，近来他老人家画画明显力不从心了：立意和构思不说，单看那笔触和线条，就已经越来越粗糙了。到最新一期（第11期）的那副庆祝“神六”上天的《里程碑》，几近“惨不忍睹”。祝愿丁聪先生健康长寿。

3. 当初赵汀阳先生在《读书》上发表哲学漫画我就感觉很奇怪，没想到他后来竟和丁聪一样，成了该刊专栏漫画家。赵先生的画我是绝对不敢恭维的。在我看来那些东西既不漫画，也不哲学。用漫画来搞哲学，就算搞得好，还能好到哪里去！？我只是纳闷赵先生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勇气把他画的那些东西公之于众呢，而且还是一篇接一篇地？难道是主编喜欢？

宽侄：

谢谢“提醒”我们，祝你生日快乐！明年高考选专业一事，我们意见，第一看兴趣，不要勉强；第二，文科以文史哲“不实用”的领域为先，法律社科可以念完本科再学。大学教育我喜欢美国式，本科着重文理基础，不鼓励早早进入职业训练。现在国内歪打正着，也在朝这方向“前进”。本科贬值，成了研究生预科；而许多非基础学科的硕、博专业不设本科限制，例如法律、商业管理。这些专业若从本科进入，反而比别人慢了四年，不知你以为怎样？

“诺奖泰斗”“国学大师”的表现令你们同学讪笑，我在网上也见了报道。不过对老人要宽容，勿苛责。“我一生有两个母亲”，“应该列入小学教科书”，这话的动机没错，虽然场合欠考虑。国家领导人十分委婉得体：回去给教育部“反映反映”，就是不干涉教材编写的意思了。“中国大学教育办得很成功”，也不能说是阿谀奉承。老人家在清华开过课，为什么不能谈体会？何况大学教育的实情早已上上下下心知肚明，正如钱学森先生指出：“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是很大的问题”。政府媒体称之为“坦诚建言”并配以大幅照片，意思也很清楚，承认并接受钱老的批评。

那么，原先德高望重的“泰斗”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你问，是人老糊涂、智力衰退吗？这问题要是早个十来年，我也答不上。是听了老辈人诉说他们这样那样的乐趣、病痛和担忧，才慢慢理解的。我想，你如果仔细观察，就会换一角度思考，例如：为什么许多普通老人可以保持心灵的自由与道德感召力，而少数养尊处优的知名人士反而不能？这样设问，就把要害挑明了：晚节之失，不在年龄而在人品（in moribus est culpa, non in aetate）。这是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在他的《论老年》里说的（这句拉丁名言怎么念，你可向法语系章叔叔请教）。

西塞罗（公元前106-43）作《论老年》时已经年过六旬，因维护共和反对凯撒的斗争失败，被迫在乡下赋闲，不久又失去了独生女。悲痛绝望之中，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写作，阐述政治理想，讨论法律、宗教、修辞和诗歌，从而将生命的最后两年变成了（在我们领受他的文学遗产的后人看来）一生中最光辉的时刻。受希腊哲人的影响，他作文章也偏爱对话体。《论老年》便是他设想的一场对话，发生在杰出的罗马军事家、执政官老加图（Cato Censorius，前234-149）与两位青年朋友之间。其时老加图八十四岁，两位青年想到那个你也想到的问题，问他：为什么您和别的老人不一样，总是精神矍铄、充满智慧，仿佛暮年不是您的负担？

老加图回答：衣食无忧当然是起码的条件，高尚而幸福的晚年首先属于自给自足的人，他无须害怕自然法则的无情规定（即衰老）。但是，仅有物质条件还不够，保持晚节靠的是美德。而且必须一生实践，贯彻始终，老来才能享用美德之果，心境平和、自爱自制；才不会变得爱虚荣、坏脾气或吝啬孤僻；才能回顾生平，事事光明磊落。人到了如此境界，岂能不轻松、常乐(3:9)？

这便是上面那句名言的意思，也是斯多葛派哲人的生活信念——你兴趣广，我就多介绍一点——据此，老加图一一驳斥了常人所举老年的种种不幸，如体弱多病、生活无乐趣、临近死期等，说：论体力，老人固然不如青壮年，但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智慧和权威，更适于处理大事。犹如久经风浪的舵手，他不再划桨、爬桅杆，却掌握着航船的方向。须知成就大事不靠膂力和身段敏捷，而是比赛谋略和审时度势的才干；而这些方面，老人往往胜过青年（6:17）。

再说，人到晚年也未必体弱多病。健康与否，往往与早年的生活方式有关；生活节制就能长期保持充沛的精力。故老加图认为，贪图享乐乃是人世间第一大恶疾。为了满足宴饮声色的欲望，人们失去自制，聪明人变了傻瓜，种种罪行由此而生。所以“感官之乐”（voluptas corporis，阴性名词，故称“她”）实为万恶之渊薮，或柏拉图所谓“恶之诱饵”（kakou delear）：那些纵欲者被她勾引丧命，恰似鱼儿上钓钩一般（13:44）。有鉴于此，老人对感官之乐渐失兴趣，正是自然给他的补偿，让他潜心钻研学问或隐居农耕。而学问之乐与智者的年龄同步增长，这就远非声色犬马可比拟的了。就像雅典的立法者梭伦，直到晚年仍每天学习新知；更有热情的学子围着他求教，他能不幸福（9:28）？

最后，老加图说，死也不可怕。首先，不管死后怎样，灵魂消灭还是飞向永生，都不值得为之焦虑：要么不再痛苦，要么永远幸福，还畏惧什么？其次，死期不可预料，无论年龄身份；为什么老人就要格外担心？活得再久也有尽时，人再高寿也不会满足。但假若灵魂能够永存，它关心、警觉的应当是后人的纪念与评价，而非浮生的虚荣、享乐。死，对于灵魂，便是从肉体解脱。故寿足而亡，不该悲伤，是企盼已久的喜事：“辞别生命如别逆旅，我身无家”（23:84）。

说到这儿，稍加对比，宽宽，你那“泰斗”是否糊涂，知名学者怎么会失去道德感召力的问题，也就有了答案。不过，西塞罗借老加图之口论老年，是以罗马贵族与政治精英的人格理想和伦理责任为背景的，所以才反复申说哲人智慧、政治经验、军功权威。而这些品格才干，却是不可希冀于当今的“泰斗”的。这是我们应该宽待他们(敬老传统之外)的另一原因。当然，宽待归宽待，对于那个“办得很成功”的大学教育，那个“泰斗”“大师”层出不穷的学术体制，则是不可不坚持改革的。

就谈这些。上次你说为英语进步不快而烦恼，我忘记回了。学外语要过一道槛，就是培育一种新的语言习惯和思维能力。所以是无捷径可走的。英语电视节目一直在听吧？阅读面要广。如有兴趣，不妨读一读《论老年》的英译，图书馆应该有。哈佛的罗伯丛书前两年重印了一种旧译，风格洗练，是二十年代初一位美国法官业余时间译的。他在弗吉尼亚大学读的本科拉丁文，毕业后几十年没碰，重新拾起，居然做出这样的成就。从前美国法官的素质亦即大学人文教育的水准之高，可见一斑。所以我说，大学本科最好不学热门“实用”的东西。

二〇〇五年八月，原载《南方周末》，2005年9月8日。

西塞罗：《论老年》（De senectute, etc）, W. A. Falconer英译，哈佛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