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情怀 · HUMANITIES

苏力:这一刻,你们是主角——北大法学院2003级新生开学典礼致辞

苏力

各位同学,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来到美丽的北大校园!在今后的四年或三年里,我们都共属于这个大家庭。你们的履历上会永远写上“北京大学法学院”这几个字,成为你们的自豪,成为你们的骄傲。

但也未必。

许多同学可能已经知道,我们学校最近有一位校友被媒体疯狂炒作着。陆步轩,住在西安,因为工厂下岗,只好转行卖肉;据说仅仅因为这样的媒体炒作,我们的这位校友近来生意一直特别好,每天多卖很多肉,收入也因此大增;甚至有人想同他联营注册一个连锁肉店“北大仁”——仁爱的仁。

但是,同学们,我们不要只是把这当作一个社会新闻或笑话听;要想一想,如果是我,如果是你,让别人“嚼舌头”,会有什么感受?为什么?想想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对于你,对于我?

是的,社会正在变化,传媒更为发达,言论应当更加自由;是的,工作无分高下。这些道理都好讲,也都对,但一旦具体到某个人、某件事,却并非总是如此。而且,我总认为,当人们说工作无分高下的时候,恰恰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工作还是有高下的,即使言说者有意抵抗什么,但弄不好却掩饰了什么。至少在当代中国,哪怕同样是上了报纸,下岗转业却一定不如王选教授获得国家科技最高奖那么光荣;吆喝卖肉恐怕也不如我站在这里致词那么风光。说真话,我们——你们 ——真的认为这都一样吗?我们千万不要上当,用别人塞给我们的概念生活,或总是生活在一个概念的世界。事实上,陆步轩还算是幸运的,如果他不是北大的学生,媒体会把他当回事吗?为什么媒体不报道张三、李四卖肉?就是因为他有北大毕业生这样一种社会认为较高的身份,也就是因为卖肉在社会看来是一个比较低的工作,才给他带来了更多的曝光,带来了某种尴尬,尽管这还算是一种令人庆幸的尴尬。

而这一切都不无可能,在未来,在你我当中某一个人的身上发生。考虑到前不多久另一件被媒体上炒作得很凶的有关北大教改的事(包括我自己也卷入了这一“合谋”),我们就必须清楚,在今天这个世界中,北大已不再仅仅是或总是你的资本,弄不好它也会成为你终身的负担——用公司法的名词来说,是一种“负资产”。

因此,同学们,尽管北大的名字从此将同你相濡以沫,但未必可以托付终身。北大产生过许多名人,但不要错觉自己进了北大也就成了名人;其实这些名人大致与你我本人无关,有关的那一点也只是在概率上。我们已经身在一个个体主义的社会,一个竞争的社会了,父母或家族或门第的余荫已经消散,那些家境贫寒的农村同学可能会最深的感到这些;学校或导师的大名都不过是产品的商标和商誉,往往意味着更多的责任。

这就注定了北大并不仅仅是一个学习书本知识的地方,千万不要以为书本中、课堂上已经包含了制作你一生幸福的秘方。你们要“迎接挑战”,要“发现你的热爱”(这都是我先前的新生讲话,也许还值得你们上网看一看),但更重要的是要把大学校园视为一个现代化的组织机构,在这里,你要全面接受一种训练,一种现代化的训练。

你必须培养一种新型的责任感,不但要好汉(好女)做事好汉(好女)当,而且要对你的机构、你的单位、你的“老板”负责,一定不能混淆了自己的和“ 老板” 的利益;你要学会自己面对各种各样的陌生人,同你喜欢或不喜欢的、行为古怪甚至居心叵测的人合作——包括某些时候的不合作,而不能按地域、学历、家庭或其他因素来选择;因为你喜欢“熟悉”,你必须更多面对“陌生”——这意味着持久的学习;因为你在乎一个长久的成功,你必须接受众多眼前的失败——这意味着不断的风险;你必须学会面对种种诱惑,仍然要信守承诺、诚信做人,必须从现在——也许从助学贷款或遵守时间——开始培养自己的信誉;你可以充满理想,但不但不能太理想化,而且要宽容像我这样的好像没什么理想的人;你可以且应当从情理想事,但必须学会按原则办事;你们可以保持甚至坚持自己的偏好,却必须学会用效率的眼光来考察社会和自己的选择和付出;你们不要指望大学老师还像高中老师,不但是知识的化身,而且是真理甚或道德的楷模,其实他们只是另一种职业的知识人;你们必须遵守各种规则,不要指望好学生总会从老师和家长那里得到优待和特权,因为你们——至少本科生——每个人都至少是本县的状元;在这里,你会感到社会中的各种知识的类型和重要性都在发生改变,那些曾经或仍然令你们动心、动情或动容的文字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只能作为你熄灯后侃山的谈资,或恋人间 “秋日的私语”;你们要面对的是一套看上去很其实未必冷冰冰的关于社会的因果性的知识,斐然的文采必须让位给叙述的精确;甚至你们必须学会一套现代的有关知识和学术的规范:抄录它人的精美文字,在中学时可能得到作文老师的一串串红圈,而在这里,则是侵犯知识产权,甚至是剽窃,不能毕业,得不到学位;你们会发现这里学习的许多职业规范与你在中学或父母那里获得的社会规范不完全一致,甚至完全不一致,你必须重新界定各自的适用范围。

大学已经不再只是——其实从来也不只是——一个接受知识的地方,它也是一个训练人的机构,一个让现代生活的知识和纪律融入你们身体的机构。你们必须接受这些,要有一种真正的时代感。因为你们并不打算回到你生活的起点,而是把这里当作生活的起点;你们当中如果不是全部那也是绝大多数最终将生活在现代的都市,少说是个“白领”,最不济也混个“小资”。在这个意义上,你们是这个正在现代化的社会中的先进者。

因为,我们的社会正在发生一个空前深刻且巨大的变化。

对于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特别是对于本科生同学来说,这一刻也许会是你们一生中最灿烂的时刻之一,至少就感情兴奋的强烈程度而言。这一刻,你们是生活的真正主角。而今天来欢迎你们的教员、职员,包括在这里讲话的我这位院长,其实都是今天的配角。尽管每一年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的心也都充满了感动,但对于我们来说,这样的场合更多是一种仪式,一种程序,也是一种职责;即使感动也首先是因为你们的感动,是因为你们而感动。但我们的感动和你们的感动是并不一样的,就如同此刻你父母的兴奋同你的兴奋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泪水和你的泪水是不一样的。

这一刻属于你们。但是,生活没有永远的主角,在这个已经或正在到来的时代,尤其如此。

再过几天,就要“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了;我祝所有的新同学,尤其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的同学们,中秋愉快。我们会努力为你们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并且会——套用一首歌的句式——“幸福着你的幸福,痛着你的痛”……

2003年9月4日于北大法学院

附:苏力:这里是北大法学院——开学典礼、毕业典礼致辞

苏力:这一个大学生活的尾巴——北大法学院2003届本科生毕业典礼致辞

苏力

前几天,在红四楼网上招生答问,潘思源同学也在;结束后,走到未名湖畔,我问,快毕业了,有什么感慨?看着阳光下未名湖那光影绰约的漾漾碧水,她幽幽地说了一句,“过好大学生活的尾巴”。

在这欢庆你们毕业、欢送一些同学离开校园的场合,我说两句话,也加入你们大学生活的尾巴。

第一句更多是说给马上要走向工作岗位的同学的,一句大实话:社会和学校很不一样。在校园里,个人努力也起作用,但作用更大的其实是天分。老师不要求你们的物质回报,只要你考试成绩好,人格上没有大毛病,基本上就会获得老师的欢心,就会获得以分数表现的奖励。在这个意义上,大学基本是一个“贤人政治”或“精英政治”的环境,更像家庭,评价体系基本由老师来定,以一种中央集权的方式,奖励的是你的智力。社会则很不同。社会更多是一个世俗利益交换的场所,是一个市场,是“平民政治”;评价的主要不是你的智力优越(尽管你的聪明和智慧仍然可以帮助你),而是你能否拿出什么别人想要的东西;这个标准不再由中心——老师 ——确定,而是分散——由众多消费者——确定的。因此,尽管定价178元,不到十天,3千册英文版《哈利波特与凤凰令》在北京新华书店已经脱销,而许多学者的著作一辈子也卖不了这么多,甚至只能“养在深闺人未识”;也因此,才有了“傻子瓜子”年广九,才有了“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才有了IT产业中的退学生现象(大家还记得甲骨文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森2000年在耶鲁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吗?)。这种“脑体倒挂”,不完美,但也恰恰表明了市场的标准,人类的局限——你甭指望通过教育或其他,把消费者都变成钱钟书或纳什。因此,我们的同学千万不要把自己16年来习惯了的校园标准原封不动地带进社会,否则你就会发现“楚材晋不用”,只能像李白那样用“天生我材必有用”来安慰自己,更极端地,甚至成为一个与社会、与市场格格不入的人。

尽管社会和市场的手是看不见的,但它讲的却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它不讲期货,讲也都是将之转为现货。你可以批评它短视,但它通常还是不会,而且没有义务,等待你成长和成熟。它把每个进入社会的人都当作平等的,不考虑你刚毕业,没有经验。如果你失去了一次机会,你就失去了;不像在学校,会让你补考,或者到老师那里求个情,改个分数。“北大学生有潜力、有后劲”;别人这样说行,你们自己则千万不要说,也不要相信。这种说法不是安慰剂,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就是说你不行,至少现在不行。如果你有什么素质,有什么潜力,有什么后劲,你就得给我拿出来,你就得给我变成实打实的东西——也许是一份合同起草,也许是一次成功诉讼。

这一点对于文科毕业生尤其重要。理工科的学生几乎是从一入学就很务实,就是一次次实验,一道道习题,就是一个毕业设计,没有什么幻想;他们几乎没有谁幻想自己成为牛顿、达尔文或爱因斯坦,就是成名了,也是他或她自己。而文科学生,大学四年,往往是同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些事件和人物交往,在同古今中外的大师会谈;你们知道了苏格拉底审判,知道了马伯利诉麦迪逊,知道了“大宪章”等等,你们还可以评点孔、孟、老、庄,议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甚至“ 舍我其谁也”。大学的文科教育往往会令许多人从骨子里更喜欢那种激动人心的时刻和时代,甚至使人膨胀起来。但这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而只是学院中想象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只能生活在日常的琐细之中。

因此,第二句话,要安分守己,这是对每个同学说的。这句话对于我们这个时代也许过时了,但对你们,可能还不过时。因为我从来也不担心北大的毕业生会没有理想以及是否远大,而更多担心你们能否从容坦然面对平凡的生活,特别是当年轻时的理想变得日益遥远、模糊和暗淡起来的时候;还因为,我要说,几乎 ——如果还不是全部的话——每一个雄心勃勃的人都注定不可能完全实现他的理想。我当然希望而且相信,你们当中能涌现杰出的政治家、企业家、法律家、学问家,但只可能是少数——多了就挤不下了,多了也就不那么值钱了——边际效用总是递减的。无论在世俗的眼光还是在自我评价中,绝大多数人都必定是不那么成功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成功并不必定同幸福相联系,所谓的不成功也未必等于不幸福。因此,在你们离开校园之际,你们不仅要树立自己的雄心,更必须界定自己的成功。

让我告诉你们一个人吧,一个也许当年把你们当中的谁招进北大的人,一个本来会且应当出现在这一场合却再也不可能的人。这个人当年曾以全班第一名毕业于这个法学院,毕业留校后,长期做学生工作、党团工作、行政工作;在北大这样一个学者成堆的地方,他的工作注定了他只能是配角,而且还永远不可能令所有的人满意,乃至有人怀疑他当年留校做行政工作是不是因为他的学习成绩不行。但他安分:勤勤恳恳地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为我们和你们服务;他守己:恪守着他学生时代起对于生活和理想的追求——一直到他外出招生不幸殉职。

他不是学者,更谈不上著名;他没有留下学术著作,留下的,在他的笔记本电脑中,是诸多的报告和决定,有关招生,有关法学院大楼,有关保送研究生以及处分考试作弊的学生;他每年都出现在“十佳教师”的晚会上,但不是在台上接过鲜花,而是在台下安排布置;他没有车子、房子,更不如他的许多同学有钱。但是,当他离去之际,他的同事、同学和学生都很悲痛,包括那些受过他批评的学生。是的,他没有成为一个被纪念的人,甚至不是一位会被许多人长久记住的人,但是,他是一位令他的同事和同学们怀念的人。这难道不是一种令人羡慕的成功?尽管有点惨烈和令人心痛!

我们的事业,中国的事业,其实靠的更多是许许多多这样的人。

安分守己并不是一个贬义词,甚至不是一个中性词;“安分”是不容易的,在这个时代,“守己”则更不容易!

看来老天注定是要给你们的这一个大学生活的尾巴更多的色彩,更浓的情感。同学们,或者,还请允许我加上一个平庸的形容词——“亲爱的”;我想,哪怕是多少年过去之后,你们都一定会想起这个只属于你们的大学生活的尾巴。想起那个其实比其本身在中国更为流行的名词,那些慌乱和不安,“逃窜”和出入证,22、 23、24楼以及楼前那又一次漏不下星光的林荫路;你们会想起网名“飞花”的师姐,为她的疾病募捐以及向朱苏力院长提出的关于建立扶助基金的建议;你们会想起建武老师的突然离去,想起泪水中的鲜花和鲜花中的泪水,想起他爽朗的笑声,也许还有眼镜后他那责备的目光;也许还有今天的毕业典礼,此刻你周围那众多熟悉又陌生的“企鹅”,以及今晚你们年级的聚餐和狂歌……。

我祝福你们!我祝福你们了!

谢谢。

附:苏力:这里是北大法学院——开学典礼、毕业典礼致辞

苏力:发现你的热爱——北大法学院2002级新生开学典礼致辞

苏力

2002年新入学的同学们,特别是本科生同学,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来到北大,欢迎你们加入北大法学院这个大家庭! 

我想,同学们,特别是第一次进入北大校园的同学们,尤其是那些第一次远离家门的本科生同学,一定很兴奋。其实,我们也很高兴。 

但是,生活就总体而言总是朴素的,因此也是平凡的。当这个兴奋期过去之后,你会发现即使北大的生活也不是像想象得那么令人激动,至少不总是令人亢奋。也许公寓宿舍有种种不便;也许要早起去教室或图书馆占座;也许有些课程、甚至一些原来很看好的课程也很乏味;也许发现原来大名鼎鼎的教授也很平常;也许满怀热情提出的某些建议久久没有回音;你在家、在原来的学校可能是,或者是在这次高考或考研中一下子成了,大家关注的中心,现在却发现自己湮灭在一个群体中,因此失落了许多自信和骄傲,而凭添了不少烦恼;也许考试成绩不很理想甚至很不理想;也许许多老师都可能太忙,根本注意不到你的麻烦和困扰;也许有些导师很忙,外出太多,甚至一个学期也见不到一次面;也许你们很多人在入校之前暗暗下的决心很快就忘了——你可能不再早起到未名湖畔读英语了,冬天就要到了,也许你会赖在温暖的被窝里多睡一会,一觉醒来,该吃中饭了……。 

我这么说是因为我也曾这么过来的,我的许多同事也都会有过类似的经历。生活注定会溶化许多激情、理想、决心和追求,甚至会使生活变成仅仅“活着 ”。引用一段我喜欢的学者的话,“人是这样一种动物,他可以想象成功的生活,却不能达到它;他可以想象永久的幸福,但却知道自己会死亡;他可以想象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但是知道,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任何改善都将微乎其微;他可以想象轻松的生活,但过的却是充满挫折的生活。……意愿是无限的,但是执行起来却有限制;愿望是无界的,但是行动起来却是界线的奴隶”。 

但是我们必须学会接受生活,同时创造生活,因为朴素并不必定单调,平凡也不必定平庸。 

前些天,北大山鹰社的五位同学在攀登希夏邦马峰西峰时不幸遇难。在我们缅怀这些校友的时候,我们必须想一下,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行动,为什么不愿安静地呆在北大这个美丽的校园中,几年之后,作一个高级“白领”——北大的金字招牌和他们的聪明都足以保证他们生活的安逸和闲适。难道仅仅是好奇吗?仅仅是想浏览祖国的壮丽山河?难道仅仅是因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我们永远不可能去追问他们了。但是,我想,他们的“不安分”是因为他们有一颗躁动的灵魂,有一种对于创造自己和超越自己的渴望。 

我并不是赞同或鼓励大家都去登山,去冒险,或去寻求其它刺激。此刻,我甚至必须告诫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为了自己,也为了你们的家人和好友,为了你们和我们未来的事业。但是“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作为北大人,作为21世纪的中国知识人,为了我们民族的复兴,我们必须有一颗拒绝平庸、勇于创新的心。 

因此,勇于创新首先就是要就能从平凡甚至平淡的生活中发现和感受你的生活,就是要能够进入一个学术传统,并在这个传统中作出你的贡献。当然你们首先是学习,尤其是本科生;但大学的学习与高中的学习有显著的不同,在这里学习不是或主要不是记忆,不是背诵,不是复述,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如何发现和研究问题,要学会理解和想象,进而才可能创新。而知识创新是我们时代的要求,而且也是你们未来成功的保证。 

因此,我希望我们的本科生不要过早认定自己的专业,早早地就准备在某一棵树上“吊死”。你们要充分利用北大优越的环境多学习,多了解;不仅是法律,而且有其他;不仅是理论,而且还有常识;不仅是书本,而且还有社会;不仅是别人,而且还有自己。你们在学习上要多一点“个人主义”,即要努力发现并追求自己学术和职业兴趣的真正所在。不要告诉我,说你们已经选择了法律。其实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很难说是你作出了这一“选择”,还是你听从了别人关于你的选择,或是跟随了 “时代的潮流”。 

我希望我们的研究生要努力学会自学以及与同学的交流,要进入学术的传统,同时把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带进这个传统。千万不要指望导师——哪怕是名师 ——会教给你什么成功的秘诀。真正的学习动力,值得研究的题目以及成功从来都来自自身,来自你对自身能力的发现,来自对自身恰当的社会定位;而导师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个辅助,最多也只是你走出校门时贴上的一个“商标”。 

也因此,我不要求大家 “刻苦”学习,只希望你们能发现自己的热爱,热爱才是主动学习和知识创新的真正来源。其实,“刻苦”学习的人并不是因为他懂得了要刻苦,最主要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感到学习的“苦”——“刻苦”从来都是局外人对行为的概括,而不是刻苦者的自我心理感受。 

如果你们在北大几年间能够找到了这种自我感受,那么,也许你日记中的生活是平淡的,也许你在人们的记忆中也是平淡的,但你的内心、你心目中的世界每一天都会是鲜亮的。你将是愉快的、幸福的。 

祝大家在北大法学院的三年或四年里愉快、幸福! 

2002-9-3于北大法学院

附:苏力:这里是北大法学院——开学典礼、毕业典礼致辞

苏力:你们不再提问了——北大法学院2002届本科生毕业典礼致辞

苏力

这些天,法学院楼道里总是很热闹。毕业和即将毕业的同学兴高采烈,穿着毕业服,来往穿梭,合影留念。弄得我的心也是意乱神迷,有点惶惶不可终日。等坐到计算机旁写这些文字时,不禁暗自嘲笑:究竟是你毕业呢?还是人家毕业? 

这种日子再持续下去,我可能就什么事也没法做了。 

因此,有许多事情都是不能多,也不能长的。前几天,博士生、硕士生毕业,我讲了话;今天,又要讲话。我现在才知道,如果没有秘书,当领导也是不容易的 ——如果要讲他自己的话,而且要在一些类似的场合讲一些类似的话。本来我想把自己原来的那份稿子,再念一遍,反正讲话对象是不一样的。但一想,这可不能像有些老师上课的讲稿——不管哪年、不管对谁,都一样照着念。看来法律世界的德性——简单和统一——和生活世界的德性——复杂和细腻——还真不一样。 

这是说笑话。其实我倒是觉得研究生和本科生毕业典礼应当分开。说实话,对本科生格外优待一点,是有道理的。因为你们进来的时候,不管你们是否愿意承认,确实都是孩子。从十八岁到二十二岁,你们把最美丽、灿烂的四年时光留在了北大。我们有更大的责任让你们快快活活进北大,让你们高高兴兴出北大。 

我还有其他的更为长远的想法。我在国外了解到,一个学校的校友募捐,最主要来自本科毕业生,因为似乎只有本科才真正给人以身份和归属感。因此,我现在给你们多一点优待,40年后,我们的北大法学院就会有更多的回报。(看,朱苏力是多么的狡猾!他甚至算计着你们40年后的钱呢!当然,早一点也行。) 

而且,就你们这一届本科毕业生来说,我们也是很有缘分的。将近四年前,我每周都有一天要早起,匆匆赶到昌平园给你们上课。虽然许多人和名字对不上号,更多的甚至连名字也不知道,但我还记得: 

期末考试时,我看到一份字迹很娟秀,论证很细致,说理挺充分的考卷。我给了他全班的最高分,并记住了他的名字——章永乐。听说章永乐马上要去加州洛杉矶分校学习去了。上次看到他,穿着一件因为印上了几个字、因此就称作文化衫的老头衫;衣服太大,空荡荡的,让人觉得那里面不是章永乐,而是一块搓衣板。 

我还记得法理课的课代表,印象中是贵州来的一位有点胖乎乎的漂亮小姑娘,工作、学习都很认真负责,字也写得也很漂亮,很大气,与章永乐的字似乎相反。记得她期中考试好象是得了85分,成绩很高,但不是最高,心里似乎有点难受。我就装作不知道,也就混过去了。后来偶尔在楼道中碰到过一两次,记得脸型,记得姓刘,名字是方什么,或什么方,因此一下子我就侵犯了两个人的名誉权,擅自把她改名为刘方誉;好在她不是齐玉伶,刘方誉也不知道,因此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麻烦最高人民法院,因此迟滞了中国宪法的司法化。直到上次照毕业照的时候,又见到她,总算叫对了她的名字。而且发现她不再是胖乎乎的,而是挺修长挺拔的,楚楚动人。对了,她的名字叫刘诗芳。 

哦。还有张锐,也是一块搓衣板——只是更长一点,头上顶着一个与我们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同名的头型。课间休息,他和一些同学,总是围着我提问,似乎怕我想不开,会自杀;而我也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展示了自己的羽毛。再见时,是在院务办公室。记得让他替我起草一份发往香港的唁电。他写了一篇很好的香港、台湾流行的那种公文唁电,半文半白,实在令人我刮目相看。想来,几年来一定读了不少王泽鉴、史尚宽。只是,不再向我提问了。 

是的,你们都不再提问了。不再提问,不是因为我的课早已结束了。不再提问,是因为你们已经忙起来了,已经熟悉了北大老师的套路了,已经能从容应付各种考试了。 

不再提问,是因为你们也许是忙着考TOEFL、GRE、准备律考;忙着玩计算机和计算机游戏;忙着从网上下载《大话西游》或《我的野蛮女友》或《蓝色生死恋》或《电视流氓自己的故事》。 

但我想,你们不再提问了,因为你们接触了更多的课程,遇到了更好的老师,有了更宽阔的视野了;因为你们不再迷信老师了,因为你们已经懂得了,其实许多问题并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因为你们有了你们的判断、你们的兴趣和趣味了;以及,因为,最重要的,你们懂得了如何自己学习了,懂得了如何寻找你们自己学习的、生活的、工作的以及人生的答案——事实上,你们这一届毕业生中继续在北大学习的,无论是保研,还是考研,就没有一个报法理专业的。让我作为教法理的老师感到疑惑,不知道这是我的失败,还是成功。也许正因为你们成功了,才让我感到自己的失败;但是,如果真的如此,我以及我们的法学院又能算失败吗?! 

是的,你们不再提问了。 

但这也就到了你们毕业走人的时候了。 

如今社会上流行“爱心”这个词。把动词名词化,是20世纪中国语言的一个重大变化。这种语言的变化也许意味着社会现象包括主观感受的客观化过程,也许意味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因为社会科学需要稳定客观的研究对象。 

但是这种语言的变化也带来了很多副作用。我想你们在对你们的女朋友或男朋友信誓旦旦时,说的不会是“我的心充满了对你的爱心”之类的混帐话,这样的句子不仅别扭、拗口,甚至荒谬,很周星驰。这种主观客观化、动词名词化使语言失去了那种朴素、直率以及震撼心灵的美。 

我不喜欢这种“爱心”的说法。传统有时还是好的,我坚持传统的主观的动词表达式。在你们临别之际,我只是说:我爱你们。 

是的,我爱你们,没有修饰和限定。 

“但如果一定要给这份承诺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2002年7月17日

附:苏力这里是北大法学院——开学典礼、毕业典礼致辞

苏力:珍重自己——北大法学院2002届研究生毕业典礼致辞

苏力

在三年或四年的勤奋的,或不那么勤奋的(有时甚至有点偷懒的),学习之后,你们以出色的,或不那么出色的,成绩毕业了。你们戴上了硕士或博士帽。我代表北大法学院和全体教职员向你们表示热烈祝贺。 

你们即将远航。不论你们在校期间曾有过多少抱怨,有过多少不快,或对我或其他老师有什么不满,现在都请你们原谅,并且都正在过去;“而那过去的事”,如普希金所言,“都会变成甜蜜的回忆”。我相信,无论你们到天涯海角,北大,北大法学院都会不时在你们的梦境或闲谈或周围的议论中出现。当你们成功时,人们会说,没说的,北大的!当你们平庸时,人们也会说,还是北大的!乃至当你们失败或丢脸时,人们还会说,看看,居然是北大的! 

是的,北大,北大法学院已经是你们生命的一部分了,是你们无法挣脱的一部分了。 

但北大不能注定你们的命运。尽管你们已经成为品牌的象征,尽管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品牌的效应肯定会日益显赫,但无论成功和失败最终都将属于你们自己的努力。而我们,永远只能用欣赏的、惋惜的、感叹的目光看着你们。我们不可能替代你们。“你就是你,我就是我,即使你在那里苦苦挣扎,我也只能默默注视。”人生的相互间性注定了也界定了我和你,界定了你们各自的区别,一个永远无法抹去的个体的区别。 

因此,在这临别之际,我必须告诫你们:珍重自己。 

珍重自己,并不只是珍重身体;更重要的是要珍重自己的才华,要珍重自己才华的运用。在未来的航程上,最危险的并不是漩涡、暗礁、惊涛、骇浪,而是古希腊神话中塞壬女妖,她用迷人的歌声诱惑那些无畏且高明的水手,最终导致过往船只触礁沉没。而这种诱惑,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间,可能尤为突出。社会旧有的控制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功能失调,现代的以法治为中心的社会控制体系尚未完成,因此在这一时期,种种诱惑可能驱使你们用自己的才智以各种名义、甚至以法治的名义干一些不道德的事、违法的事,龌龊的事、卑鄙的事;甚至做了,也可能不会被抓到,不受惩罚,特别是因为你有超过常人的聪明和才智。但我必须提醒你们,有许多事,如果你的良心不能认同,就一定不要做,一定不能做。是的,也许你会得逞于一时或一事,但这个社会是在变化的,相信法治会越来越细密严格,而法治不仅会给你更多的自由和权利,同样法治也会剥夺你另外一些所谓的自由或权利——如果这些自由触犯了他人的自由的话。说不定那一天你就会面临一次无法挽回的失败,带来一次终身的耻辱;就算你逃脱了,你的良心也可能终身追逐你——假如你还有良心的话。俗话说,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是的,你们聪明智慧,但是一定要知道,聪明和智慧本身并不能保证聪明才智的正当运用;干坏事的其实更多是聪明人。聪明才智也许可以保证你未来的富贵荣华,但不能保证你们未来的坦然幸福,更不能保证我们会为你们骄傲,母校和祖国会为你们骄傲,你的父母亲人会为你骄傲。 

我们当中没有谁会愿意成为成克杰、胡长清、慕绥新;但是千万不要以为你我与这些共和国所不齿的人、这些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人之间有什么不可逾越的、截然分明的界限。其实,我们和他们都是人,我们和他们的差别也许仅仅在人生的某一步以及后来的某几步。不错,每个人的生命都是自己创造的,但创造并不意味着只会成为英雄,其实,赖昌星也认为自己是个生命的创造。 

同学们!在这个时候,作为院长,我说这样的话,也许有点不合时宜。但我并不仅仅是作为一位院长,更是作为一位教师,甚至是作为一位兄长说这些话的,并且我是特意选择了这个时候说的。希望在这样的时刻,这些话也许会给你们留下更深的印象。大家能记住《三国演义》上对袁绍的评价吗——“见小利而忘命,干大事而惜身”。我希望你们不要成为袁绍。你们即将扬帆远航了,那么请想一想自己的前途!记住,珍重自己。这就是珍重北大,就是珍重北大法学院。 

愿你们“乘长风破万里浪”! 

2002-7-9

附:苏力:这里是北大法学院——开学典礼、毕业典礼致辞

苏力:迎接挑战——北大法学院2001级新生开学典礼致辞

苏力

2001级新入学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们,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你我心目中中国最好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你我心目中中国最好的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

这一刻,对于我们这些北大法学院的教员来说,可以说已是司空见惯;但我相信,对于你们来说,特别是对于第一次踏进北京大学校门来说的同学来说,这将是你们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在这一刻,我不可能说很多;只想对大家说,特别是对本科生的同学说,要准备迎接挑战。

所谓挑战,也许你们首先会想到学习。其实我最不担心的就是你们的学习。你们都是我们“众里寻他千百度”,从中挑出来的。我相信你们完全有智识上的能力,应付一切学习上的困难。当然学习,并不仅仅是听课、读书;其实我们这些老师能教的你们的不会很多,更多的要靠你们从北大作为综合性大学的环境中学习,在你们相互中学习,在中国迅速变革的社会中学习。而且大学的学习也与中学的学习很不一样,知识的记忆已经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培养学习的能力,是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是能够综合的运用。这些都会要求你们有所变化。但是,我相信,对于你们来说,这将不是最主要的挑战。一系列更重要的挑战也许是在学习之外。

首先,你们要学会接受失败。你们每个人、至少是绝大多数都一直是当地当校的佼佼者,你们绝大多数都是父母的独生子女,在中小学和家庭中都受到种种特别的关怀和照顾。能来到北大法学院,更可能是你们意气风发、春风得意。在这个意义上,你们是天之骄子,你们身上往往承担着沉重的社会预期以及自我预期。但是来到北大,你们会发现,这里是真正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真正是“各庄的地道都有许多高招”。任何一个不起眼的同学都可能比自己在某一方面更为优越。因此,我敢保证,你们中的很多人,都将第一次在北大迎来你们人生对自己能力和预期的第一次反思。你们当中,全班除一人外,不可能总成绩全班第一;甚至你们不大可能指望自己在某一门课能保持全班第一,你们更不可能在学习以往的其他所有方面都全班第一。挫折当然不仅会来自学习,而且还可能来自生活以及其他方面。因此,你们必须从现在起就调整自己的心态,必须准备坦然接受这一切,甚至准备接受“失败”,学会如何坦然地面对这种“失败”。

我这里说的失败打了引号,因为失败是相对的,相对于你的目标,更相对于作为你失败参照系的他人。这种失败并不是真正的失败。但更重要的是,就里隐含着你们的第二个挑战,这就是要学会在竞争中、在市场上——实际也就是在一个小集体中乃至在一个更大的社会中把握和发展自己。不仅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且这也要求着你们必须学会在竞争中合作,要向其他同学学习。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培养团队精神,学会宽容他人、理解他人,学会领导,也学会服从。注意,我并不是在这里从一般的道德上讲什么集体主义精神,不是谈论传统的如何“做人”的道理,我是在中国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转型的条件下讲这一点。现代社会是竞争的,但同时也是互补的,不仅世界各地的贸易正在构成了一个财富的整体,而且每个人的知识和能力都是有限的,任何人都已不可能在绝对意义上全面发展。这种状况也就界定了、同时也注定了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市场中、这个世界中的位置。我们不是传统的农民,从播种到收获,单枪匹马,因此我们如果想有所成就,至少在很多时候必须摈弃那种个人单干、独往独来的行为方式和观念;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更像是流水装配线上的工人,用我们每个人的知识和能力共同创造着社会需要的产品,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在团队中生活。这就意味着要学会竞争,也要学会合作,要学会领导,也要学会服从,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现代的法律职业者。

提到了法律职业者,因此第三个挑战也许是这一职业的,包括学术的,责任和纪律。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正在改变着中国社会,法律正日益职业化,中国的法学也正面临着巨大的转型。从事法律不同于从事哲学、文学等传统的人文学科,也不同于一般的科学和学术的研究;作为职业学科的法学,它不仅需要聪明、机灵,还需要职业的道德、责任和纪律;哪怕是法学的学术研究也有一系列学术规范与纪律,要求遵守规则。因此,现代的法治并不仅仅是打官司,不仅仅是依法治国,它还是是渗透到我们日常学习、生活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方式。而我们的社会,你们的家庭和你们先前的教育,我敢肯定,不曾而且也不可能给予你们这类的训练,至少是很不充分,不足以迎接市场和未来的挑战。因此,在这一方面,你们必须从现在起,在大学里、在法学院里接受这种教育和训练。学术的自由必须同学术的传统、职业的纪律相联系,思想的自由必须同学术的规范和职业的责任相联系。你们不仅必须学会像法律人那样思考,并且必须初步地学会像法律人那样行为。其中最重要的也许就是要学会对自己的选择和行为以及选择的后果负责。这一挑战是现代社会的社会角色对你的挑战,是法律人这个职业对你们的挑战。你们必须第一次真正理解,在今天,在市场的竞争中,在一个现代社会中,你们已经是成人,但我在这里说的成人,不是生理意义上的,而且社会意义上的,也就是说你们必须对自己的行为和后果承担负责,因为没有谁会而且也不可能有谁能替你们承担责任。

同学们,法律是一个世俗但不庸俗的事业,法学是一个因其高度的实践性却因此具有神圣意味的学问。无疑,它需要勤奋,需要理想,需要天分,但更需要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对法学传统以及其他学科传统的理解和实践。在这一过程中,你们会有失望,会有痛苦,会有困惑,甚至会有眼泪。但这就是生活。法学院会给你许多的,但请不要幻想,三年或四年的法学院生活可能给予你成为一位成功的法律人的一切。法学院给予你的,更多的将是一个个挑战。但我希望,并且我也相信,四年或三年以后,当你们离开北大法学院时,你们一定会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有能力够迎接社会和生活的任何新的挑战!

祝同学们在北大法学院成功、愉快和幸福。谢谢大家。

2001年9月7日

附:苏力:这里是北大法学院——开学典礼、毕业典礼致辞

苏力:你我都如流水——北大法学院2001届学生毕业典礼致辞

苏力

同学们,老师们,下午好! 

今天下午,我们在这里开会,欢送即将毕业的2001届北大法学院毕业生。他们将远行(当然,也不是都远行,还有不少人还会在这里待上数年,然后再远行)。但毕竟有一些同学将远行,毕竟他们把他们青春中最美丽的一段时光给了北大,留给了我们北大法学院,我们的北大、我们的法学院因他们而美丽、而年轻。让我们祝贺他们,也感谢他们。 

我当过军人。进军营的第一天,我就被告知,“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们都不过是那流过军营中潺潺之水。而我今天才突然感到,其实北大、我们的法学院也是如此,一年年迎来送往,都如流水。“子在川上曰:来往如斯夫?” 

在这一刻,在这即将告别的时候,说这样的话,也许有点伤感,尤其是你们这些即将远行的人,尤其你们这些即将远行的年轻人,尤其你们这些依赖符号为生因此格外多愁善感的即将远行的年轻人。但是,如果想穿一点,其实我们这些还将继续在此安营扎寨的学生和教员,对于北大来说,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也都不过是那 “流水”。流水是我们分享的命运;我们都将远去,逝者如斯。留下的只是这个北大,这片山河。 

“北大是常为新的”,鲁迅先生说;其实北大更是常新的。常新就是因为有你们和我们这些“流水”。你我把青春留在了这里,把青春的欢乐和痛苦都留在了这里,把一些浅薄的深刻和一些深刻的浅薄都留在这里,我想也有一些人把自己的初恋永远掷进了未名湖水。一些梦想消失了,却获得了另外一些梦想。正是这些青春和青春伴侣养育了北大的常新和常青。 

流水向何方?在江河湖海?在大洋彼岸?在高天流云?但不会忘记的,我相信你们,不会忘记曾让你欣喜若狂也曾让你焦躁不安、让你由衷赞美过甚或也曾让你愤愤诅咒过的北大和北大法学院。因为,这里有你永远不再归来的青春!北大就是你这一切的标记,北大法学院就是你的这一切的象征。而这,就足够了! 

祝你们平安,祝你们幸福,祝你们成功!谢谢!

2001年6月7日 星期四

附:苏力:这里是北大法学院——开学典礼、毕业典礼致辞

梁小斌:《母语》·赵野:《汉语》

母语——梁小斌

  我用我们民族的母语写诗
  母语中出现土地 森林
  和最简单的火
  有些字令我感动
  但我读不出声
  我是一个见过两块大陆
  和两种文字相互碰撞的诗人
  为了找水
  我曾经忘却了我留在沙滩上的
  那些图案
  母语河流中的扬子鳄
  不会拖走它岸边的孩子
  如今,我重新指向那些象形文字
  我还在沙滩上画出水在潺潺流动
  的模样
  我不用到另一块大陆去寻找点滴
  还有太阳
  我是活在我们民族母语中的
  一个象形文字
  我活着
  我写诗

汉语——赵野

  一

  在这些矜持而没有重量的符号里
  我发现了自己的来历
  在这些秩序而威严的方块中
  我看到了汉族的命运
  节制,彬彬有礼,仿佛
  雾中的楼台,霜上的人迹
  是我们不致远行千里
  或者死于异地的疾病

  二

  祖先的语言,载着一代代的歌舞华筵
  值得我们青丝白发
  每个词都被锤炼千年,犹如
  每片树叶每天改变质地
  它们在笔下,在火焰和纸上
  仿佛刀锋在孩子的手中
  鱼倒挂树梢,鸟儿坠入枯井
  人头雨季落地,悄无声息

冯象:通过写作,加入前人未竟的事业

彭伦

冯象先生的名字,想必读者并不陌生。近年来,无论《读书》杂志上的“政法笔记”专栏,还是《万象》杂志上的亚瑟王传奇和“尘土亚当”专栏,冯先生都以全新的视角与渊博的学养,自如出入法学、文学两大领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今年春,笔者经《万象》主持人陆灏介绍,有幸与冯先生有一面之缘,其时,他的新作《玻璃岛:亚瑟与我三千年》尚未面世。春去秋来,最近,笔者再次见到了回沪小住的冯先生,终于得以与他就这本书与写作的话题有了以下的对话。

彭:从二〇〇〇年开始,您在《万象》杂志陆续刊发了以欧洲中世纪的亚瑟王传奇为主题的系列文章,今年又以《玻璃岛:亚瑟与我三千年》为题结集出版,深受读者喜爱。先请您谈谈怎么会写这些古老的故事吧。

冯:很高兴又见面了。怎么会写《玻璃岛》的?专业兴趣使然吧。亚瑟王传奇当然很早就接触了,但大量阅读,还是上哈佛之后。我在书中提了一笔,我的老师波士夫人住在法国,常给我寄书,寄了不少古法语亚瑟王传奇。一九八七年到她家作客(即《圣杯》描写的那次),认识了她一位邻居威尔士老人琼斯先生。老先生听说我在写乔叟的论文,说:我们威尔士有个大诗人跟乔叟差不多同时,但比他棒,名叫大卫(Dafydd ap Gwilym),你知道吗?当场就背诵了长长一段大卫的诗,非常浑厚动听。后来才晓得,威尔士人有赛诗格斗、诗可杀人的传统,诗律和修辞在欧洲语言中怕是最繁复的。于是我就拜他为师,学起威尔士语来了。还写了一篇评论大卫诗的文章,发表在《九州学刊》,后收入文集《木腿正义》(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琼斯先生出身于北威尔士名门望族,祖上留下许多古书,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他的故事,我以后有机会再讲。他教了我好些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我在他和他的家人身上第一次感受到了凯尔特民族三千年历史的深沉和绚丽,对民族英雄亚瑟和其他传奇人物也多了一层“近距离”的了解。

约翰·P. 巴洛:网络/赛博空间独立宣言

爱德布克按:John Perry Barlow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创始人(之一)和现任主席。我还记得在冯象老师的课上曾读过他的“奇文”:“The Economy of Ideas: Everything You Know about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Wrong”。这篇“A 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赛博空间独立宣言》)可算是他的名文,已经译成中文出版,载高鸿钧(主编):《清华法治论衡》(第四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现征得译校者的同意,发表在这里。

爱德华·萨伊德:叶芝与非殖民化

黄灿然 译

爱德华·W. 萨伊德(Edward W. Said,1935一)又译为赛义德,以比较文学研究崛起于当代美国文坛,也是近年活跃于国际知识界的批评家。萨伊德以《东方主义》(1978)和《世界·文本·批评家》两书引起国内外广泛注意和争论,提出并积极介入有关东方主义、后殖民理论和第三世界理论的论述。他生于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人,主张巴勒斯坦自治,他本人是巴勒斯坦民族委员会成员,其政治评论主要集中于巴勒斯坦民族事业,包括《和平及其不满:关于中东和平进程中的巴勒斯坦论文集》(1988)。《叶芝与非殖民化》( Yeats and Decolonization)一文原刊于伊格尔顿、詹明信和萨伊德合著、谢默斯·迪恩写序的《民族主义、殖民主义与文学》(明尼苏达大学,199o),后来经过修改,收入作者的专著《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Vintage,1994)。译文乃先从《民族主义、殖民主义与文学》一书译出,再根据《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校对。

  威廉·巴特勒·叶芝现在几乎完全等同于欧洲现代主义文学全盛时期和英语现代文学的准则和言说方式。两者都把他视为一位伟大的爱尔兰现代诗人,这位诗人与他的本上传统、与他的时代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以及他作为一位在民族主义汹涌澎拜的爱尔兰用英语写作的诗人这一极端复杂的环境,是紧密相连并互相作用的。尽管叶芝在爱尔兰、在英国文化和文学以及在欧洲现代主义中具有不言而喻的并且是(恕我如此说)稳固的地位,但是他也有迷人的另一面:即一位无可争辩的伟大的民族诗人,明确地表达一个在外国势力统治下受苦的民族的经验、志向和复兴之梦。

  从这个角度看,叶芝是这样一位诗人:他属于通常被认为不属于他的传统,即欧洲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世界的传统,这个殖民世界在当时己进入大势所趋的反抗阶段。如果这种解释叶芝的方式使人感到不习惯的话,那么我们必须指出,他当然也属于他这一文化范畴,即他所凭藉的爱尔兰殖民地身份,这一文化范畴是众多非欧洲地区的共同特色:既有文化依赖又有文化对抗。

  帝国主义全盛时期据说开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但在讲英语的领域里,它开始的时间足足提早七百年,诚如安格斯·考尔德那本扣人心弦的著作《革命的帝国》所表明的。爱尔兰在十二世纪五十年代由教皇割让给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他本人于一一七一年到爱尔兰去。从这个时候开始,对爱尔兰就一直有一种奇怪的、牢固的文化态度,认为爱尔兰这个地方的居民是一个野蛮和堕落的种族。近来的批评家和历史学家–谢默斯·迪思、尼古拉斯·卡尼、约瑟夫·李尔森和R.N.勒鲍等人——均研究和记述了这段历史,而像爱德蒙·斯潘塞和戴维·休姆这样一些重要人物,则对上述批评家和历史学家的观点的形成起到极大的作用。

奥登·《美术馆》·《伊卡鲁斯》·查良铮·余光中

“Landscape with the Fall of Icarus” by Pieter Bruegel

Musee des Beaux Arts

by W. H. Auden

About suffering they were never wrong,
The Old Masters; how well, they understood
Its human position; how it takes place
While someone else is eating or opening a window or just walking dully along;
How, when the aged are reverently, passionately waiting
For the miraculous birth, there always must be
Children who did not specially want it to happen, skating
On a pond at the edge of the wood:
They never forgot
That even the dreadful martyrdom must run its course
Anyhow in a corner, some untidy spot
Where the dogs go on with their doggy life and the torturer’s horse
Scratches its innocent behind on a tree.

In Breughel’s Icarus, for instance: how everything turns away
Quite leisurely from the disaster; the ploughman may
Have heard the splash, the forsaken cry,
But for him it was not an important failure; the sun shone
As it had to on the white legs disappearing into the green
Water; and the expensive delicate ship that must have seen
Something amazing, a boy falling out of the sky,
Had somewhere to get to and sailed calmly on.

美术馆

查良铮 译

关于苦难他们总是很清楚的,
这些古典画家:他们多么深知它在
人心中的地位,深知痛苦会产生,
当别人在吃,在开窗,或正作着无聊的散步的时候;
深知当老年人热烈地、虔敬地等候
神异的降生时,总会有些孩子
并不特别想要他出现,而却在
树林边沿的池塘上溜着冰。
他们从不忘记:
即使悲惨的殉道也终归会完结
在一个角落,乱糟糟的地方,
在那里狗继续过着狗的生涯,而迫害者的马
把无知的臀部在树上摩擦。

在勃鲁盖尔的《伊卡鲁斯》里,比如说;
一切是多么安闲地从那桩灾难转过脸:
农夫或许听到了堕水的声音和那绝望的呼喊,
但对于他,那不是了不得的失败;
太阳依旧照着白腿落进绿波里;
那华贵而精巧的船必曾看见
一件怪事,从天上掉下一个男孩,
但它有某地要去,仍静静地航行。

美术馆

余光中 译

说到苦难,他们从未看错,
古代那些大师:他们深切体认
苦难在人世的地位;当苦难降临,
别人总是在进食或开窗或仅仅默然走过;
当长者正虔诚地、热烈地等,
等奇迹降临,总有孩子们
不特别期待它发生,正巧
在林边的池塘上溜冰:
大师们从不忘记
即使可怖的殉道也必须在一隅
独自进行,在杂乱的一隅
一任狗照常过狗的日子,酷吏的马匹
向一颗树干摩擦无辜的后臀。

例如布鲁果的《伊卡瑞斯》,众人
都悠然不顾那劫难,那农夫可能
听见了水波溅洒,呼救无望,
但是不当它是惨重的牺牲;阳光灿照,
不会不照见白净的双腿没入碧湛
的海波;那豪华优雅的海舟必然看见
一幕奇景,一童子自天而降,
却有路要赶,仍安详地向前航行。

苏力: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

出现是诸多力量登台的入口:出现就是这些力量的爆发,从幕后跃到台前,每种力量都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福柯*

在一篇关于美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书评中,我这样谈及了中国当代的公共知识分子问题:

“这里不仅有民众对名人的更强好奇心,各级政府的某些“重视人才”的政策导向和措施(往往是让他们担任行政或社会职务),而且有社会专业化不够本身对专业知识分子的不理解和缺乏支持,以及社会名声(文化资本)对于获得研究经费(经济资本)和社会支持(社会资本)的重要。此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界缺乏测度的硬指标,或有些专业本来就没有多少学术的传统、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问题的专业化研究与非专业化评论之间的边界比较模糊、讨论社会问题容易产生轰动效应、许多中壮年知识分子大都有“文革”中自学经历并兴趣广泛、许多学者人过中年后专业竞争能力已明显下降、近年来对跨学科研究或交叉学科的强调以及急剧膨胀的媒体与名人的相互需求和合谋关系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很容易在当代中国造就一批公共知识分子。对专业能力不足或正在下降的知识分子,这里确实有很大的诱惑。” [1]

我的基本观点没有改变,但这样的讨论实在是太粗略了,尽管是由于主题和篇幅的限制。因此有必要在此专门讨论一下中国当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本文将借助福柯的思路,将“出现”视为诸多力量登台的入口,同时基本延续我的那篇文章中借用的由波斯纳提供的分析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制度框架。[2]

延续就不是重复或照搬。在本文中,我将集中讨论一个可能更具中国的问题:即除了其他因素外,有哪些中国特定的社会因素影响了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发生和发展。但是说社会因素其实并不能准确表达我想说的。因为社会因素是很多的,例如我提到的这些因素都促成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发生。其中有些当然是社会因素,但是这些社会因素可能相对容易改变,只要一两个激励因素变了,就可能在数年内发生变化。而我在本文讨论的社会因素是相对长期的,只要这个社会处在这一发展时期就很难改变有些甚至是无法改变的。例如,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这些社会因素都渗透在这些知识分子的身上了,往往是知识分子愿意接受的,或者即使意识到了也很难改变的。例如,这一代公共知识分子的学术经历和他们心目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等等。我很难把这些因素同其他的社会因素区分开来。也许可以称那些因素为政策性激励因素,因此将之同这里的社会因素分开?但词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知道我用这个词时说的是什么。最后,我这里辨析的社会性因素也并不全面,因为我没有追求全面,而只追求对这一可能的研究领域的进入。

要分析公共知识分子,特别是当代的活着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这个环境中,其实很难。最主要的制约,在我看来,倒不是政治的,而是社会的。讨论公共知识分子不可能不涉及个人,而在中国任何涉及个人的分析都可能被视为某种人身赞美或攻击,而且人总是愿意听赞美的话的,也往往容易高估自己,因此哪怕是自己看来平和、中肯、公允的分析也会遭到被分析者以及对其持不同态度的读者的误解,惹出被评者的不快,以及许多其他人的不快,并进而惹出很多麻烦。针对这种可能,我在此声明,我尽管可能借助于分析个别人,但我的分析主要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强调的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一般特点,而不是他们个人的特点和禀赋。分析难免有些不当之处,都是一孔之见,涉及到对一些具体学者的分析,我希望尽力避免贬褒,而且不考察动机,仅考察经验上可以观察到的行为。这并不是说,为了避免麻烦,就不作评价,我只是希望用一种相对客观的语言表达我的看法。我希望学者们能够冷静地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待这篇文章,避免闹意气,自寻烦恼。而且我必须说,随着时代变迁,这种研究将不可避免地在中国出现,难听的话可能是难免的;也许我们知识分子过于敏感的神经必须变得稍微粗糙一些。再说,谁让我们的职业使得我们成了公共知识分子呢?

冯象:法文化三题——文化解释·兵家传统·法发神经

《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一九九四年)共收七篇论文。作者三篇:《法律的文化解释》,《法辩》,《礼法文化》;西方学者三篇: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弗兰肯伯格《批判性比较:重新思考比较法》,安守廉《知识产权还是思想控制:对中国古代法的透视》;还有一篇作者综述的《格雷·多西及其“法文化”概念》。这本书中西合璧,第一个好处是一册在手方便我们的学习和研究,第二可以和另一本一流的论文集《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高道蕴、高鸿钧、贺卫方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对照着读,相互发明。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三,如果这本书提出的一系列方法论问题能够得到中国同道专文专著的回应、展开批评,则中国法律史和法文化研究“有福了”。

我想就“文化解释”这一术语作三题发挥,为作者倡导的法文化研究小小的鼓噪一下。

文化解释

法律的文化解释不是用法律解释文化的意思。文化是庞然大物,从法律摸文化如同瞎子摸象。法律加上一科,如法律人类学、法律社会学、法律与经济学,也不见得好多少。所以毋宁说文化解释是提出一种做研究的立场和方法。用作者的话说,就是把法律当作“人生活于其中的人造世界的一个部分”。(页4)可以理解为法律不仅能解决问题,同时还制造问题,还免不了赋予“问题”以法律的意义,而我们所谓“文化”,正是由这样那样的“意义”构成的。对于法律来说,我们每个人不啻这“人造世界”中大大小小的问题之一。这是因为法律虽然是“人造世界”的产物,实际上却又反过来支配造它的那个世界的想象和创造,规定并利用那个世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种种表现。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无非是有关某一特定“人造世界”的“地方性知识”(吉尔兹语)。或者换一个角度,用福柯的口气说,是疏导知识的地方性生产和流通的“节俭原则”(principle of thrift)之一。正是靠着法律和其他类似制度的实践,知识才得以划分并占有它的“本土”。这样看来,法律的文化解释倒是一场危险的游戏了。因为解释者除了那经过法律疏导、想象和构造出来的知识,并无其他手段可供想象和构造法律的文化性格。换言之,他除了一个解释者独有的立场或距离,一无所有。所有传统的和新造的概念,都是他的解释对象抛出的诱饵,为的是勾引他放弃解释者的立场,接近解释的对象。然后,解释的游戏便可以收场,解释者变了解释对象的影子。

指出以上两点(法律对知识生产的渗透和解释者的危险处境),我以为对于探讨法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是极有必要的。惟有充分意识到解释对象对解释者的诱惑,相互间稍微疏忽即可发生的重合或模仿,才有可能建立文化解释的立场。文化解释因而不是我们熟悉的那种法制史或法律思想史式的描述和记载,而是对这些描述和记载的全部前提条件的调查。不是例如重新考证“体用之辩”的来龙去脉,也不是再一次登记近世某一主义或思潮向“德先生”所作的历史性抗争。文化解释乃是解释的解释,是追究各种解释背后的立场和态度,而不是取代别种解释;是质问例如为什么关于某次政治运动或权力斗争的某派解释能够最终获得“文化”的待遇,从而名正言顺地表述为法律的规定、概念或原理。

在这一点上,文化解释对于国人来说并不是什么新奇的舶来品。它其实很像为我们政治生活把关的那道手续——政审。政审的目的,不是要搞清楚政审对象关于某项政策、某个口号和观点具备什么样的知识;政审调查的是他的立场和态度。因为所谓“知识”不过是调查者成批生产、成批解释、再强加于调查对象(让他学习掌握)的东西;态度、立场才真正关系到对象和调查者之间,对抗性或非对抗性的政治距离及其克服。同理,在文化解释的危险游戏中,关键不是问“什么是法”这样经典的法理学问题,而是问“什么态度”、“什么立场”——某时某地某个群体对于它奉之为法的那些制度和实践,采取了什么态度;那态度何以成为可能,又如何影响了“人造世界”的“本土”性格,等等。

只不过有一点和政审不同,文化解释者拷问的,到头来却是他自己的态度和立场。这点不同,使我常常想起在耶鲁法学院写过的一个题目和法理学课堂上的一场争论。

冯象:木腿正义——读一个十六世纪冒名顶替案

放假回哈佛访友,习惯上要去大学出版社展销部“泡”一会儿。准确些说,是跟进门左手的七架折价书泡。这七架书二三二围成一方天地,中间一小桌,对着览书人的背,桌上贴一纸条,写两个拉丁字“caveat emptor”(读作“概不退款”)。书,都是新书,只是封皮被求书的手无意折了一角,不能再卖新书的价了。规矩是人们都知道的:先标半价,半价若无人问津,则降到书架最底一格“一元书”之列。普林斯顿大学娜塔丽·戴维斯教授的力作《马丹还家》就是从一元书中捡来的。

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书不厚,正文加注释162页。插图精美,有手绘地图一幅,大法官高拉博士作《判决书》两页,十六世纪人画的农家乐、夫妻行、真假先生、木腿正义若干。封底的宣传是这样几句:“聪明伶俐的农民阿尔诺眼看打赢了官司,不料杀出一个木腿人,当庭戳穿他的骗局,将马丹的名字、财产和妻子归了自己。本书作者乃著名历史学家,(同名法国)电影特约顾问。千古奇案,今添新说。”本文要探讨的,是新说涉及到的一个法理学问题,即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间的矛盾。我们先介绍案情由来,而将有关文献和论著列在文末,供读者参考。

一五三八年,法国南方列日河谷一小村里,巴斯克人盖尔的十四岁独子马丹娶了殷实人家的十二岁姑娘白特兰为妻。不知中了什么邪,马丹一连八年未能做成丈夫。直到一老妇“仿佛从天而降”(白特兰语),指点小俩口做了四次弥撒,吃了秘制圣饼,新娘才完婚怀了孕。可是儿子生下没几个月,马丹突然离家出走了。据说他偷了父亲一口袋麦子;小偷是巴斯克人最瞧不起的,偷自家人更属大逆。那是一五四八年的事。

白特兰母子一等就是八年。伤透了心的老盖尔夫妇一病不起。临终他们宽恕了马丹,把全部家产留给他,托叔叔彼埃尔照管。一五五六年夏,邻村的小旅店住进一位风尘仆仆的客人,管自己叫马丹。消息传来,马丹的四个妹妹忙推着白特兰赶去相认。起先她不敢认:当年马丹可没有那么浓的胡子。新马丹却十分亲热,而且还记着藏在衣柜底的白裤衩——他们的信物。她终于吊上了他的脖子。末了,彼埃尔叔叔拥抱了侄儿:谢谢上帝,马丹还家了。

新马丹待人和气,村里的大人他几乎全叫得出名字。碰上别人没认出他,他就讲小时候一块干过的丑事。渐渐地,大家都知道他为国王打过仗,到过西班牙。飞鸟还巢,从现在起他要一辈子跟妻儿厮守了。这老兵不愧是见过世面的,不久就开始了买卖田地的营生。有一天,他向叔叔问起老盖尔的遗产有没有收支细账,彼埃尔的脸色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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