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上编二十则《创世记》故事，是我这三年译经的额外收获。“经”指希伯来语《圣经》，基督教称“旧约”。译经一事，十多年前就定了计划，但一直陷于俗务，延搁至千禧年夏，写完《玻璃岛》，才真正着手。一边复习笔记购阅新书，一边试译了几章。这才发现为译文作注，尤其材料的取舍，是件头痛的事。古人解经释法，文献汗牛充栋，固然是看不过来的。但至少那些精彩的考证和基础的学说，还有重大的考古发现，都是我们研读《圣经》不可忽略的。然而篇幅有限，不能列举阐发，怎么办？从前圣人的办法，是干脆不作注：古代的伟大译本原先都是无注的。有一则关于希腊语“七十士本”《圣经》的传说，载“伪经”《雅理斯泰书简》，可作说明。大意如下：
埃及王托勒密二世(公元前282-246在位)文治有盛名。所建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敕命遍收天下图书”五十万(纸草)卷，四方学者云集，为地中海文明圈“希腊化”时期(公元前334-前30)的最高学府。国王听说腓尼基南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奉一部先知所传的“法”(nomos)为“上帝之言”，用希伯来文写成，亟欲翻译入藏。遂下诏解放从腓尼基掳来的全部希伯来奴隶(上帝子民)，以示敬神；同时遣使节携厚礼至耶路撒冷，请求耶和华圣殿的大祭司协助。使节之一即《书简》的作者雅理斯泰(Aristeas)。大祭司称善，从以色列十二支族中每支族选六名学问精深的长老，共七十二人，随同使节南下到亚历山大城译经。国王在港口外的法罗斯岛为长老们盖了七十二栋风凉舒适的客舍，小岛和王城间有一道防浪堤相连。清晨，长老们进宫请安回来，走下长堤，在明净的海波里洗了手，便各自入屋祈祷，开始一天的翻译。雅理斯泰写道：“我问过他们，为什么祈祷前先要洗手？他们解释说，‘手是做事情的器官，洗手就是身心无咎的见证。’浸润于如此美妙而神圣的精神之中，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体现了真理与正义。就这样，他们面对大海，在那静穆愉悦、充满光明的小岛上，全神贯注于托付他们的工作。”
相传“上帝之法”七十二日译成。当长老们把独力完成的译文拿来一起校对时才发现，那七十二份译文竟像是听写同一个声音似的，从头至尾无一字不同；拿原文来对照，找不到一处舛误！他们慌忙俯伏在地，异口同声：赞美我主！愿此七十士译文一字不易，永世长存；凡增删修改译文者，必受诅咒！
如此，译文之完美无疵，乃因为译者得了神的恩顾和启示，“一言一行都体现了真理与正义”。所以译本视同原作，也是“上帝之言”，译者作为“传声筒”自然不可妄加注释了。这可说是古往今来的译经者所向往的最高境界。
“上帝之法”(torah)，一般指希伯来语《圣经》起头的《创世记》等五篇，又名“摩西五经”(古人以为这五篇是先知摩西传世的)。传世的七十士本却不止摩西五经，而包括希伯来语《圣经》的全部，以及犹太教和新教诸派不承认，但天主教与东正教承认的“次经”或“经外经”(apocrypha)。学者考证，这个全译本应是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城几代译者的集体成果，其读者/听众便是当时以希腊“普通话”(Koine，相对柏拉图时代的“古典”希腊语而言)为母语或文书用语的数十万埃及犹太人。《书简》的作者，可能是公元前二世纪末或一世纪初活跃于王城的犹太学者或经师，而非托勒密朝廷的臣子。因为他虽然自称国王的使节，却非常熟悉犹太人的宗教仪式和律法道德，处处为希伯来奴隶说话，甚至委婉地批评希腊人膜拜偶像的“淫荡”生活。以至有论者认为，《书简》是伪装了的政治宣传。不过就《圣经》史而言，多亏作者富于同情心的观察与生动的细节渲染，后世才有了这美丽的传说，寄托我们——译者和读者——的理想。
我的应付注释的办法，便是受了《书简》的启发：译文只作短注，而把短注容纳不了又“舍不得扔”的材料整理了，另外写成故事。写故事，在我看来，也是治西洋文学的一法。很多西洋古典作品从原文阅读，在原文的学术传统里辨析讨论，并不感觉深奥曲折。可是译成中文，就常常变得艰涩费解，让读者兴味索然。这是因为中国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母语的思维习惯不同，而原著的某些思想和表达是没法准确简明地移译的。要解决这个难题，我想除了注释评介，还可以“故事新编”；即把原著拆了重新敷演，融入中文的语境与文学传统。恰好《万象》杂志约稿，就每月一篇，以“尘土亚当”为题，从二〇〇二年八月起连载(少数未及刊登)。故事的题目均源于《创世记》，在西方是家喻户晓的；情节素材则主要取自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伪经”(pseudepigrapha)、《巴比伦大藏》和古代犹太律法中的经义串解(midrashim)，以及中世纪密宗文献等。这些典籍保存了大量古代以色列人的传说，将来有机会当撰文系统介绍。
跟《玻璃岛》不同，本书写作并无事先布局和通盘计划。但因为第一则《太初》提到已“与上帝一同行走”的摩利先生，接下去的故事便依样画葫芦也扯上几位师长故人，以为点缀、起兴。故事之后，拿新近完成的《创世记》译注做一下编。这样，读者一册在手，即可参观对照了。
《创世记》的版本文字、历史和思想背景，拟另文讨论。这里仅就以下几点向读者略作说明：
译文依据的原文，为权威的德国斯图嘉特版传统本希伯来语《圣经》(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同时参考希腊语七十士本和圣杰罗姆(约342-420)拉丁语通行本，以及英语钦定本、法语圣城本、德语路德本、犹太社本等经典现代西语译本并古今各家评注。重要的文字校勘与释义等，均在注中说明。注文用小号字体，插在正文内，如同中国古书的编排。这样插注，我以为有两个好处。一是方便阅读，省去眼睛来回寻找脚注或翻查尾注的麻烦。二是放慢速度。《圣经》不是小说游记，切忌快读，只看个浮光掠影；应该一字一句细细琢磨。有了插注，阅读自然就慢了。
为方便印刷，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词语均用拉丁字母拼写，省略长短音和软音(dagesh lene)符号。
篇名《创世记》(Genesis)，原是七十士本的译名，通行本从之，遂成传统。原文作《太初》，取开篇第一词为名，中国古人记述圣贤之道亦有类似的做法。本书上编的故事便循此希伯来古风，用起头二字标题，以与叙事风格统一，读者可稍留意。
人物神祗山川城镇等的译名，是汉译《圣经》诸多问题中较为彰显的一个。原因颇有趣，如传教士的口音、方言“官话”和宗派教义的影响，有心人可以探究。我的原则，一是约定俗成，尽量保留众所周知的名号，例如亚伯拉罕；二是名从主人，依照原文的发音含义和文体风格，以及解放后建立的现代汉语译名用字习惯，适当再现《圣经》里常见的词根谐音互明反讽等修辞效果。
希伯来语《圣经》的启示、编撰与成书过程长达千年。摩西五经的最后定形，合为一书诵读传抄，大约在公元前五至四世纪间，即以色列人结束巴比伦之囚，回到耶路撒冷重修圣殿(公元前537年奠基)以后。经文原本不分章节。中世纪编定传统本的犹太经师们(ba’ale hammasorah)有分段和句读的记号，拉丁语通行本抄本也有帮助诵读的章句标识。至一五五一年，Robert Stephanus在巴黎印行希腊语和拉丁语《新约》，才正式划分章节，不久即流布各国，成为《圣经》的通例。但是，这一套章节划分并非总是跟经文的叙事与文句的起止吻合；一句话常常分作两节，有时甚至归于两章。所以现代译本往往根据叙事节奏和原文句法，另行分段，加小标题。我的译文也遵照这一方针。又因为摩西五经是由渊源各异、未必连贯的许多片断交织而成的——虽然古人尊经，讲求微言大义，并不视为矛盾、重复——译文的句读和段落划分，便同时要顾及这些片断的分野与衔接，并且在插注中说明。指出这一点，是提醒读者：译文标出章节，只是为了检索和引证的便利，依从文艺复兴以降形成的惯例；与经文的解读却是无关的。而插注中所谓片断，指的是现代学者经过考证大致确定了的，组成传世希伯来语经文的最小文本传承单位。
顺便，就插图也说一句。插图选了六十幅，多是西洋历代名画，也有出土文物，着重其艺术风格而非再现历史。画家表现《圣经》人物故事，基本上是不顾历史细节的。所以读者小心，不可把这些画简单地看作《圣经》时代的实况了，比如服饰器皿和景物。
还有一个想法：不熟悉《圣经》的读者，不妨先看《创世记》译注再读上编的故事。这个顺序可能收获大些。因为故事的渊源在经文里，只有读了经文才能明白，故事中哪些说法是化自经文的，或是对某句某词的诠解、引申或发挥。
值此付梓之日，我要特别感谢香港大学张善喻博士的关心与帮助。
一如既往，所有故事及经文译注均由内子批阅，提出详细的修改意见。包括这篇前言，也是经过了她的圈圈杠杠和勾勾的。
这本书献给我的父母和亲爱的鹿鹿，他们已经重新团聚在我头上的星空了。
二〇〇四年四月于麻省新伯利港铁盆斋
［《创世记：传说与译注》，冯象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
莎乐美与潘金莲，同样地美丽而又似乎邪恶。二人同样地把爱情与杀人和血腥连结在一起。二人同样以杀人始，以被杀终。两人同样爱上了不爱自己、对爱无回应的人：先知约翰与武松。两个人都有另外一个男人的性介入：一个是莎乐美的继父希律王，一个是西门庆大官人。（希律王还兼着潘金莲故事中的张大户，即原来潘的主人、在潘金莲身体上未能得手，遂将潘金莲下嫁武大郎的那个极端坏蛋的角色。）根据学者特别是女性主义学者的分析，希律王对于莎乐美存在着性侵犯与性压迫。两个故事里都有一对嫂子与小叔子的恋情：《莎乐美》中是莎乐美的母亲与小叔子希律王成了婚，潘金莲的故事中是潘金莲苦恋武松。
1 谱系学是灰暗的、细致的和耐心的文献工作。它处理的是一堆凌乱混杂、残缺不全，并几经誊写的羊皮纸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