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伦民:醉心梦语(三十九)“钓鱼式执法”有创意

据说几个月来,一些学者忽然发现了中国式法制的重要价值,颇有“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之感,于是开始聚精会神地进行总结“经验”,打造“模式”,以便在全球推广。不过,他们当寻找独创的“中国元素”时,似乎进展并不顺利。近期媒体爆出的上海“钓鱼式执法”,为他们寻找的“经验”或“模式”,似乎可以提供难得的例证。

一. 10月14日,孙中界从河南风尘仆仆来到上海,大街上车龙马水,人山人海,街道两旁耸立着高楼大厦,商行店铺;黄浦江里穿梭着轮船游艇,劳燕忙鸥;东方之珠高耸云霄,新浦东日新月异……这一切都使刚到那里三天的他感到如梦如幻,兴奋不已。能够在这个大都市找到一份工作,他深感到庆幸。他还听说,上海的管理很规范,人人遵守规则,心里就感到很踏实。

二.他没有见过世面,更没有城市人那么多的心计和防范,以为别人遇到难处,理应帮一把。当有“乘客”诚恳求助时,没有多想就慨然应允。他哪里会想到,那求助的“乘客”在给他下套设钩,转眼间他成为了“非法运营者”,不由分说就被取证、审讯和罚款。他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和阵势,惊的目瞪口呆,吓得六神无主。秋风暗动蝉不觉,钓钩漂浮鱼怎知。

三.遇到这种事,浑身长嘴说不清,跳进黄河洗不清,向公司怎么交待?向哥哥怎么解释?还没挣到钱,就要交巨额罚款,帮助人落得个违法,他不理解这是怎样的世道,无法忍受这种冤屈,于是便举刀挥向了自己的手指……

四. 闻知此事,记者感动了,公众愤怒了,连黄浦江也怒吼了。人们早就听说,上海的“钓鱼式执法”十分了得,但没想到官心如此险恶,苛政如此歹毒。面对公众的质疑,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早有准备,理直气壮地回应:“10·14”涉嫌非法营运一事,执法合理,证据确凿,不存在“钓鱼”或“倒钩”问题。这种回答自然在预料之中,所有官方机构遇到公众质疑,第一反应都是辩解,把责任一推六二五。城管执法局怎么能不保护自己的下属?怎么会不竭尽全力地维护自己的“公正”形象?

五. 然而,社会公众已经不容易忽悠,这种类似官方发言人的“回应”,激起了更大的愤怒。一些调查终于揭开了黑幕,这种“钓鱼式执法”已存在多年,有些执法部门雇佣了批量“钓饵”人员,通过提成的激励机制,每年的罚款收入高达数千万。许多受害者都求告无门,诉诸法院也落得败诉的结局。难怪浦东执法部门有人得意洋洋地宣称,“去年6场诉讼我们无一败诉!”执法部门有司法通道保驾护航,当然感到底气十足。

刘皓明谈荷尔德林

白谦慎

二十世纪初,埋没了一个世纪的荷尔德林后期诗歌得以面世,作品融会了欧洲启蒙运动后政治、历史、宗教、哲学和诗学中最核心的观念,很快吸引了德语世界内外的学者、诗人及哲学家的关注。然而,诗人后期诗歌文本复杂且思想艰深,阅读和理解荷尔德林从来不是一件易事。任教于美国凡萨学院(Vassar College)的刘皓明教授最近译注了《荷尔德林后期诗歌》,完整地将荷尔德林引入汉语的语境。刘皓明先生认为,近世中德两个文明面临的困境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尽管德国后来的历史也是不足法的,但作为示范,我们必须理性地、无感伤地、实事求是地研究荷尔德林和他身后的这个西方最主要的一个传统。

荷尔德林后期诗歌荷尔德林对中国的文化圈来说是个熟悉的陌生人。一方面他的名字是个高频词,但似乎直到最近,我们对他本身所知甚少。你为什么会想到翻译这部诗稿?而且这本书也不单纯是部译作,里面有大量的注疏、文献整理,耗费心力可想而知,你下这番工夫的初衷是什么呢?

刘皓明:荷尔德林研究是我准备已久的一个计划。在德语文学这方面,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里尔克的。但是在着手写博士论文之前,我在西方文学中的研究重点其实是荷尔德林。为此我做了多年的准备工作。只是直到2005年,我才有时间和勇气开始写作这部书。关于开始的时间,我想提一个似乎偶然的前后联系:2005年夏,我走了一趟丝绸之路,最远到达喀什。结束以后回到美国,便开始写作这部书。这次万里之行,可能在无意识中给了我写这部书的勇气和动力。

听起来有点玄妙,算是某种感应吗?在西域和德意志之间,在你和荷尔德林之间?可以分享一下这个体验吗?

刘皓明:如果说感应,可能存在于一种地缘战略和地缘政治学中。荷尔德林除了去过一次法国西南,在那里见到过海以外,一生主要在其家乡士瓦本地区度过。但是在他后期诗歌中,存在一种宏观的地缘和历史战略,从印欧远祖的种族和语言起源,到希伯来希腊的精神遗产与继承,再到当下和未来的海外殖民与霸权,其脉络是清晰完整的。2005年夏,我走在我们的西域的路上,在平地看茫茫戈壁,在空中看绵绵天山,对汉唐时代军人、官吏和商贾当年往返于这样的路上,不免有所感叹。这大概就是你说的这个玄妙的感应吧。当然,这只是一种相当抽象的层次的感应。

空间的确能给人这样宏观的感觉。具体到这部书,它也有一个奇妙的空间,一边是德汉对照的诗,一边是你的评注。可以说一边是诗人,一边是你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的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呢?

刘皓明:你这个说法很有意思。让我用不那么玄妙的话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在中国,关注西方文史哲研究和出版的人都意识到,从译介到深度阐释的过渡是大势所趋。但是目前国内的阐释,更多是直接翻译西方研究者的研究著作。这种方式有较大的偶然性,常常把某一领域里无足轻重、有争议、甚至被推翻的论著翻译过来,给中文读者造成这就是某个诗人或哲学家的权威乃至终极阐释的印象。例如海德格尔的荷尔德林阐释。我以前就这个问题发过一篇短文,我的书中也有专门一节更详细地追溯其来龙去脉;在里尔克阐释领域,例如无批判地介绍和传播天主教的阐释。这种盲人摸象式的、介绍式的阐释方式应该向自主的、独立立论的阐释方式过渡。

海伦民:醉心梦语(四十)潜伏:办公室政治学?

一位朋友向我力荐《潜伏》电视剧,并送给我一套潜伏的DVD。我虽然几乎不看电视剧,但盛情难却,便每晚潜伏几集。一旦开头,兴趣还真的潜伏进去了。

一.故事说的是一个女游击队长与男特工假扮夫妻的曲折经历。当然,如用“女游击队长勾引男特工”之类的题目,虽然更能吸引观众的眼球,毕竟有些不雅。“潜剧”一些情节显然经不起推敲,例如无论出现了怎样的紧急情况,中共地下领导也不至于如此冒险,匆忙派遣一位粗糙冒失的女游击队长,去做事关大局的地下工作。不过,观众不久就把这些疑问忘在脑后,不知不觉地进入了编导设定的诱惑逻辑:扮演假夫妻的孤男寡女,究竟会发生什么?实际上,“潜剧”可以看作《刑场上的婚礼》的另一个版本。在那个故事中,陈铁军和周文雍假扮夫妻从事地下工作。他们虽然产生真情,但迫于严酷的现实,无暇顾及男女之爱,只能在刑场上用反动派的枪声来作为结婚的礼炮。那个感人的故事虽然浪漫中透出庄严和崇高,但观众看了毕竟存有些许遗憾。“潜剧”通过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填补了这种缺憾。可见编导对观众的心理把脉确实很准。

二.在男女情感上,通常都是男人主动。然而“潜剧”却反其道而行之,让女游击队长主动进攻,而男特工保持矜持和理性。这样一来,剧情就好看了:观众非要看看那烈火怎么点着,那干柴怎么点不着。当然,为了不让观众失望,干柴不能始终点不着,但也不能烧成一团火、一堆炭。到了故事末尾,干柴烈火烧上一把,戛然而知,可谓恰到好处。常言道,美味不可多贪。

三.如果故事就限于孤男寡女的打情骂俏或欲亲不敢,欲罢不能,那就显得缺乏思想深度,甚至会蜕化成“红瓶梅”。于是,军统天津站的明争暗斗才是故事的主线,埋下的包袱是,国共特工在一个办公室里会发生什么。男女同住的性别潜伏是一重结构,国共同站的潜伏是另一重结构,这种双重结构使得“潜剧”显得立体化和复杂化。站里的骨干人员不多,但各揣心腹,各怀城府,一方面是国共特工之间的博弈,另一方面是国民党特工之间的内斗。办公室里云翻雨覆,波诡云谲,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时而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每个人都施展六韬三略,把厚黑学运用得炉火纯青。许多国人看后感同身受,竟认为这是对中国办公室政治的活写真。“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现实是真正的舞台,生活是真实的戏剧。虚拟的历史只有反映现实,才能引起观众的共鸣。那个谢瑞林让人联想到现实中唯利是图的红顶商人?那个吴站长名言,“当官不就是为了这些真金白银吗”,不正道出了许多贪官的心声?

玛莎·努斯鲍姆:《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

社会思想译丛 ★ 新书讯

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Poetic Justice: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Public Life),丁晓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豆瓣@小组

在本书中,美国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考察了文学想象如何作为公正的公共话语和民主社会的必需组成部分。

在一个“理性”、“效用”和“科学”占据主流话语的社会中,小说还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情感还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想象力是否能够促进更加正义的公共话语,进而引导更加正义的公共决策?玛莎·努斯鲍姆以优美而犀利的文字回答了这些问题,将这些看似不相关的问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努斯鲍姆表明:文学,尤其是小说,能够培育人们想象他者与去除偏见的能力,培育人们同情他人与公正判断的能力。正是这些畅想与同情的能力,最终将锻造一种充满人性的公共判断的新标准,一种我们这个时代亟需的诗性正义。

及时而紧迫……努斯鲍姆女士将小说的观点作为司法与公共政策的范例,这是乌托邦式的理想,让人振奋和鼓舞。——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纽约时报书评》

对于文学和人文教育对一个国家公共生活的重要性,没有人作出比这更好的辩护了。玛莎·努斯鲍姆的新书应该成为每个国会成员的必读物。——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专业正确——文学研究与政治变迁》

努斯鲍姆精彩地辩论道,通过带着同情心去关注那些不同于我们的生命,小说扩展了我们的想象能力,让我们能够更好地作出公共生活所需的判断……努斯鲍姆的论题……应该在屋顶上高声呼喊——就像惠特曼的《我自己的歌》。——《科克斯书评》

努斯鲍姆引人入胜地辩论道,那种所谓的“理性心智”已经使我们完全忽视了人这一动物的显而易见的一面——我们的情感。——劳尔‧尼诺(Rául Niño),《新城市》

努斯鲍姆是当代深刻的思想家之一……我们并不知道是否阅读小说是否真的会让人们变得更为仁慈,[但是]这是迄今为止发表过的最强有力的论辩。——凯斯‧奥特利(Keith Oatley),多伦多,安大略《环球邮报》

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芝加哥大学法律与伦理学教授。著有《善的脆弱性》(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爱的知识》(Love’s Knowledge)、《欲望的治疗》(The Therapy of Desire)、《培育人性》(Cultivating Humanity)、《性别与社会正义》(Sex and Social Justice)、《妇女与人类发展》(Women and Human Development)、《思想的剧变》(Upheavals of Thought)、《逃避人性》(Hiding from Humanity)、《正义前沿》(Frontiers of Justice)、《良心自由》(Liberty of Conscience)等著作。

丁晓东,北京大学法学院2007级法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现任《北大法律评论》主编。

海伦民:醉心梦语(三十八)重庆卷起扫黑风

几个月来,重庆的扫黑风暴越刮越烈,揪出了黑社会的老大,带出了红社会的黑掌门。重庆民众欢庆不已,全国公众也从中饕餮了反复打黑的麻辣火锅,咋舌称快。

一.重庆扫黑露出了红后台,一位前公安局的主要领导浮出水面,多名干警应声落马。坊间传言官商一条龙,警匪一家亲,这话看来并非空穴来风。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最近长沙活跃着诸多“地下出警队”,采用非法手段替人“消灾”、帮人“出气”。他们的行为显然违法,但是这个警匪分离的例子,背后是否反映出民众对公检法的不信任?随地大小便固然不雅和不洁,但没有厕所是否就要求人们强憋?在传统中国,司法失信,人们往往期盼侠客义士出手,甚至梦想有济公那样的及时雨。在西方,佐罗和福尔摩斯那样神奇人物的构想,也表明官方的正义存有局限。相对于人们的希求,官方司法所提供的正义固然会有盲点,但盲点不应太多,对民众的正义诉求视而不见。一旦警匪实现了和谐,公共的利益和民众的安全自然就会落入黑公关的渣滓洞。

二.重庆涉黑团伙和人员之多,可能是近十年来的国内之最。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因而网民不免要质问重庆前几任主要领导,他们对当地的红与黑是毫不知情,还是有意“放水”?想到此,公众不禁为他们捏把汗,当然也为发动扫黑的领导捏把汗。俗话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如果这场风暴持续下去,是否会出现多米诺骨牌的效应?黑龙江当年清查韩桂芝案,就导致了“官荒”,不得不抓大放小,并紧急从外地调干补缺。扫黑风暴继续下去,就可能继续拔起萝卜带出泥,一旦带出一个位高权重的大领导,那要如何收场?真理越过一寸就是谬误,扫黑和反腐也贵在把握度。比如那赖昌星,不能不追捕,又不能真追捕,不追捕民众感到不平,真追捕一旦审出敏感人物,那可就被动了。据说重庆涉案红社会的老大已经放出风来,说逼急了要鱼死网破。对此,有关领导不可不察,免得局面失控。

三.细而思之,红与黑往往是共生关系。没有小贩游击队,城管们何以为生?没有超生游击队,计生办的罚款哪里来?没有地下红灯区,黑社会的保护费谁来交?没有黑社会和违法分子,警察有何存在的必要?敌人消灭之日,也就是大将被解除兵权之时。因此,精明的警察绝不把黑社会剿灭,一如高明的武将绝不会把敌人翦灭,聪明的养鱼人绝不会绝泽而渔。例如,意大利的政要和警方对黑手党的拿捏,分寸就恰到好处。据说,在没有黑社会的地方,往往是红社会吞噬或承担了它们的功能,就如在没有露天厕所的地方,厕所设在室内。重庆的红社会的黑老大,错就错在对黑势力过于放纵,就如美国金融监管机构,错就错在对华尔街金融大亨过分放任。

海伦民:醉心梦语(三十七)穷女拾得百万金

去年12月9日上午,深圳机场的清洁女工梁丽,偶然拾得价值300万的珠宝首饰。案发后,她于今年1月被逮捕。这个案件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一.按照中国民间的说法,有卖就有买,有丢就有捡。当然,这种说法只适用于拾到不值钱的小物品,如果拾到300万的珠宝据为己有,道理就讲不通了。行人在野外拾到物品藏匿起来,是一码事;机场工作人员拾到旅客遗失物品不交公,又是一码事。看来梁丽拾金不交,于情理法都显得有亏。

二.然而,人们听说她被逮捕了,依照刑法属于数额巨大的盗窃犯,要被判无期徒刑,舆论突然转向。普通公众不知道什么“罪刑法定”、“主观客观”、“主体客体”之类的大道理,也不懂得“盗窃”“非法占有”之间的微妙区别,更不理会法律人的复杂法律教义学。他们只是质问:拾取珠宝是否就等于盗窃珠宝?普通人哪个没私心?谁能保证不会有“私”字一闪念,“贪”字偶露头?立法者和司法者是否应扪心自问,如果这样的法条适用到你们身上,又会作何感想?于是,梁丽突然成为了公众同情的对象,而相应的法律和法理则成为了指责和讨伐的靶心。

三.记得福柯曾描述了发生在法国的戏剧性变化。一些严重犯罪被发现后,民众先是极度痛恨他们,恨不得把那些“撒旦”撕成碎片。国王要展示自己的权威和警示效尤,便在广场或大街将罪犯示众羞辱,并施以残酷的刑罚。这时,民意便开始发生变化,有痛恨而转向同情,甚至把罪犯奉为英雄,出手营救。这表明,严厉的刑罚往往效果适得其反。

四. 现代刑法和刑罚的基础是“理性人”或“意志自由”之类的预设。弗洛伊德的精神揭示,人自身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重结构,超我即便能够控制本我,也以本性的压抑为代价;理性只是人的意识众冰山一角,非理性欲望、本能和下意识才是人性的“大多数”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现代刑法的理论大厦就坍塌了。显然,许多犯罪是源于一闪念、下意识或非理性,然而,刑法理论往往从后果反推出动因,从行为中导出动机,按照一般“理性人”的标准,衡量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和内在心理。法制还有一条原则,即行为人不得以不知晓法律作为抗辩。在小型熟人社会,尽管刑法不合理,甚至刑罚不人道,但人们对它们心知肚明;在大型陌生人社会,除了专业法律人,一般公众都不知法和不懂法,因而一不留神就可能触法网。当代非刑事化的种种努力,便包含着对现代刑法弊端的反思。

苏力主编:《法律和社会科学》第五卷

《法律和社会科学》第五卷

《法律和社会科学》(Law and Social Sciences)第五卷,苏力主编,法律出版社2009年,定价33元。

第五卷 / 2009年 / 苏力 主编 / 贺欣 执行主编

论文

先公司合同的法与经济学分析/渠震

“赔钱减刑”的激励机制/陈颀

网络隐私保护:信息生产与架构的视角/胡凌

水利、“天助”与乡村秩序──滇池小村的地志/朱晓阳

评论

计划生育法律法律的负面影响/胡昌明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意外后果/陈力

批评

海瑞定理,还是苏力定理?/李清池/沈明/艾佳慧/张巍/李晟/凌斌/尤陈俊

海伦民:醉心梦语(三十六)汉字整形忽受挫

今年8月12日,教育部出台了《通用规范汉字表》,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涉及51个异体字的恢复,并提议对44个汉字“动刀整形”。这一举措引起了广泛的议论和质疑。

一.有人认为,这种举措属于折腾一类。我老人家以为,这种指责有失公允。工信(不是“攻心”)部可以出台“滤霸”,教育部就不能给汉字整形?既然其他机构都折腾,为什么教育部就不能折腾。折腾是造势的俗称,中国古人就认为,法术势三位一体,是政治的最高境界。不造势哪有政绩?没有政绩,怎么写总结?总结写不好,领取年终奖金怎么会心安理得?我们应体谅这些领导和专家的苦衷。

二.“仓颉造字”的说法表明,汉字本来就是人造的。例如,武则天就造了“曌”字,由自己享用。新中国以来,大陆对汉字进行了几次大规模正音和整形,都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相形之下,台港澳的繁体字显得落伍。前人做得,为何后人做不得?发展是硬道理,汉字也要与时俱进。

三.近年来,网民们已经造了不少奇形怪状的字,并且开始流行,如果负责文字改革的领导和专家毫无作为,不落得吃闲饭的骂名?网民们造得字,难道领导和专家连给几十个汉字整形的权力都没有?

四. 谁都知道,大中小学的教材都是官方编写或指定的,教育部连教授的讲课提纲都要规范,这一切并没有遇到阻力。更重要的是,高考怎么考和考什么,教育部一直改来改去,无论效果如何,各种新方案畅行无阻,最近就在试行中学“校长推荐制”。看来这次汉字整形的主要问题出在“征求意见”上,如果强制推行,理解的会自觉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会执行,在执行中加以理解。实际上,各种考试是万能的指挥棒,只要强制推行“整形汉字”,高考中遇到它们,哪个考生胆敢不服从?别看教育部无力治理教育腐败,但要推行整形汉字,那权威还是绰绰有余,正如它虽然无力推动科研创新,但在推行教育体制行政化和官僚化上,却绩效极佳。看来真理不是越辩越明,而是越辩越乱。还是那位香港明星说得好:中国人就得管!

海伦民:醉心梦语(三十五)高楼万丈平地倒

记得有一首红歌的一句歌词是“高楼万丈平地起”。窑洞里有这种理想,确实有种“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气概。在红区窑洞时代,高楼万丈,直接使人联想到当时的上海滩。

一.49年后,上海几十年面貌依旧,只有一些保留下来的洋建筑虽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其他地方到处是破旧的楼房,拥挤的弄堂。上世纪80年代后期,笔者目睹上海的破败景观,感慨不已。据说当时的香港到处高楼万丈拔地起,美元港币落玉盘。90年代后,上海才进入了发展快车道,几日一高楼,五年一变样。

二.近年来,关于上海的新闻很多,随着政要陈良宇的倒台,09年6月27日,上海市闵行区“莲花河畔景苑”一幢在建13层高楼,整体訇然倒塌。当然,这两者没有任何联系,楼倒桥塌的事件屡见不鲜,其本身的新闻价值不大。笔者的兴趣在于这个事件引发的相关思考。

三.要说这楼体不结实,那是冤枉了设计和施工者,因为楼体倒地后,仍然团结一致,没有分裂。上海“楼倒倒”与近日曝光的重庆“楼脆脆”不同,前者倒而不脆,后者脆而不倒,两者要想分出个仲伯来,实在不易。换言之,它们根本就不可比。当然,最近烟台汽车东站的“楼垮垮”属于另类。

四.在建的高楼平地倒塌毕竟算个事故,人们免不了议论纷纷,并要求追查原因和责任。原因发生在结果之前,但总是结果的产物,没有后果就根本无所谓原因。对于结果,回头给个说法,那也倒容易,例如当年饿死人那么多人,就说是自然灾害惹的祸,也就得到理解了。至于倒楼责任,总得找几个替罪羊,否则难以平息民怨。有人怀疑,这事件可能涉及公权力的腐败,但这类议论只要挺过一段时间,也就风平浪静。人们的注意力很快就转向更具轰动效应的事件。

海伦民:醉心梦语(三十四)开胸验肺张海超

《三国演义》里说,曹操常犯头晕病,让华佗给他治疗,但未见好转,反而加重。华佗建议他接受开脑手术治疗,这引起了曹操的猜疑,就把他杀了。当时,要施行开颅术,确实不可思议,曹操怀疑他有谋害之意不无道理,而作者抑曹扬刘的维护正统笔法,给曹操扣上了迫害知识分子的历史罪名。这都是闲话,本文要说的今年夏秋以来,一个关于开胸验肺的真实故事。

一.河南人张海超,天生身心健康。他出身寒门,既无官运,也乏学缘,只有堪与马力功率媲美的人力资源。海超娶妻生子,担负养家糊口的使命,在一个劳动力过剩的时代,能在一家工厂找个活干,就算幸运,哪有挑三拣四的权利。自古道,要饭的就不应嫌饭酸。

二.几年下来,海超感到胸中发闷,呼吸不畅,身体乏力,一打听才知道,自己从事的是对身体有害的工种,容易得尘肺病,于是他怀疑自己得了这种病。若是微疾小病,挺一挺就过去了,但这种病非同小可,属于身体致残;若是独身一人,致残就致残吧,反正天下的残疾人有好几千万,多一个也不算多,无奈作为一家的顶梁柱,自己失去劳动能力,孩子老婆生活没有着落。想来想去,他还是选择去医院检查,如果真是这种病,得讨一个说法。许多选择出于无奈。

三.按规定,这种病的检查需要到指定的职业病医院去检查。检查的结果否定了海超的怀疑。他长在农村,没有见过世面,更不懂人情事故,哪里知道,这事需要运通,不找人“意思意思”,医生凭什么给你确诊职业病。他不知道,工厂在给政府增加税收,在给国家创造鸡的屁,一旦确诊职业病,就要给工厂增加负担,影响经济效率和有违发展的硬道理。他也不知道,工厂与职业病医院早就同呼吸同命运了。他更不知道,有病证明与无病证明各有妙用,仅凭有病或无病并不能够从医院获得。他不理解,自己的病是千真万确,怎么一经医学检查就不存在了?职业病医院归政府管,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这个政府管理下的医院,为何竟对人民冷如冰霜?这正是,两叶病肺在血胸,一片冰心在医壶。

四.病情不断加重,而比病情更严重的是心理的绝望。俗话说,人争一口气,佛争一柱香,绝望中会产生拼命一拨搏的倔强,一个开胸验肺的念头涌上心头,缠绕眉头。几番奔走,几经碰壁,他的境遇终于打动了郑大第一附属医院的医生。他们斗胆给海超开胸验肺,并以人类良知和职业伦理,确证了海超的尘肺。躺在病床的海超得知检查结果,虽然长出了一口气,但充满委屈和不解。他从小热爱祖国,每次面对国旗,自傲感油然而生,他多么想努力打工,等手中有了积蓄,带着老婆孩子一道去北京,亲眼看看天安门前的升旗仪式。然而,在自己深爱的祖国里,为何会有这样的遭遇,为何要付出这样的代价!更让他担心的是,这个检查结果是否会得到有关部门的正式承认,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这开胸验肺的代价就白白付出了,而这对于他和他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常言道,福不双降,祸不单行。

海伦民:醉心梦语(三十三)别了,杰克逊

北京时间6月26日,美国歌星迈克尔·杰克逊逝世。记得有段时间,“6.26”是中国关于医生下乡最高指示的纪念日,并在农村推行“赤脚医生”,要举行庆祝活动。“文革”结束后,医生返城,这个纪念日自然被遗忘了。赶上一代歌星乘风归去,国人也就不在过“赤脚医生节”,而是加入了全球对杰氏的哀悼活动。

一.杰克逊从小投身歌舞艺术,黑里透白,白里透红,红里透黑,一个天生的精灵,自然天真,煞是可爱。许多人凭直觉就断定,这孩子是属于为艺术而生的人精,而不是靠歌舞而活的混混。吉人自有天相。

二.随着粉丝的增多,小杰克逊渐渐懂得了如何迎合他们的口味,并塑造他们的趣味。当然,在一个白人主导的社会里,皮肤暗色毕竟如同太阳的黑子,超级歌星应是完美的偶像,怎么容有这样的瑕疵呢!于是,漂白复漂白,小杰洗又洗。难言之隐虽然没有能一洗了之,毕竟比黑人更像白人了,尽管在某些白人看来他比白人更像黑人。但是,恰恰这种混色成为诱人的特色。实际上,白种人喜欢他的白皮,黑种人喜欢他的黑瓤,这种一举两得的双赢,注定了他无与伦比的鸿运。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三.当然,光靠肤色的调和还不够,还要在性征上用心。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小杰不谙这法则,经纪人团队都是江湖老手,怎么会不明白这诀窍。于是,小杰就需要吃点苦,三番五次整形,直到让男的看上去像女的,女的看上去像男的,才达到止境。这不但男女通吃,连两性人活中性人也尽收壳中。时尚没有性别。

四.要避免平庸,就要制造魔幻效果,看起来在人妖之间,才能满足观众的审美期待。猫王也在人妖之间,但多半近乎妖,而杰王则多半近乎人,猫王多半靠近野兽,杰王多半类似天使,猫王的食物是麦当劳,杰王的好友是麦当娜,因而杰王虽不是猫王,却胜似猫王。艺术源于生活,贵在高于生活,天使会升华为天神,野兽则幻化为妖魔。猫王和杰王的共同之处在于打通了灵俗两界。当然,他们之间的异同不适用于小布什和奥巴马。艺术的至境在于演员眩晕,观众尖叫。杰王这次永远眩晕,粉丝们是否持续尖叫?

五. 美国可是太空大国,通过艺术传达爱国信息,总比强迫人们高喊爱国口号更巧妙。杰王那太空舞步一扭一飘,好像太空船上的星条旗永不落,美国朝野皆大欢喜,世界各地的爱美者也兴奋不已。在碎片化的后现代,艺术所带来的移情和模仿效果,以巧妙的方式整合社会,同化人们的思想。这样说来,艺能载道,一如德能育人,法可治国,狗会咬人。

六. 有人已然发现,全球化是美国化,世界的政治中心是华盛顿,经济中心是纽约,文化中心是洛杉矶。仅就文化而言,好莱坞和迪斯尼就可以主动世界文化潮流,上海正在米老鼠化和唐老鸭化就是明证。杰王的庄园和墓园自然会选在中心,不然,怎么能对边缘更具有辐射力呢!古语道,天时不如地利。

田雷:通向费城的道路——麦迪逊的“新政治科学”

波托马克河发源于阿巴拉契亚山脉西麓,河道向东穿越蓝脊山脉,先后流经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华盛顿特区,最终汇入大西洋的切萨皮克湾。我们的美国宪法之旅不妨从这条美国南北交接处的界河开始。将时间拉回1785年,独立战争结束后,解甲归田的华盛顿将军并非只在山庄内享受宁静的田园生活。弗农山庄背靠波托马克河的南岸,在将军的憧憬中,这条河分切着新国家的南北,开发后的河道不仅是深入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天然水道,而且将成为接入欧洲市场的贸易主航道。在头一年,华盛顿甚至用去数周时间亲自深入波托马克河上游,寻找将其与俄亥俄河连接起来的路线。

华盛顿1776年圣诞夜渡特拉华河,在大雪的掩护下大陆军由宾夕法尼亚进入新泽西,挽救了革命岌岌可危的形势。但眼下的现状却让华盛顿颇为心灰意冷。独立战争胜利后,一旦共同的敌人不复存在,勾连起北美十三邦的不再是一种浮沉与共的情感纽带,而是彼此之间由于利益纠葛所导致的贸易冲突。在这条波托马克河上,马里兰与弗吉尼亚就存在着河道航运、水产、税收的争议。而波托马克河的争端不过是独立后美国政治乱象的一个缩影。摆脱殖民统治后,北美各邦没有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在这个私利、恣意与猜忌肆虐的政治体内,华盛顿将军所设想的统一的国内市场不仅无法实现,甚至连合众国是否可以自保都是未知之数。

乔治·索罗斯演讲:未来的路

2009年10月,在持续一周的时间里,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在位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发表了共分五个部分的系列演讲,阐述了他对危机中的金融市场、政治体制和开放社会的思考与主张。在第五日的演讲“未来的路”中,他着重探讨了金融危机将如何重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由中国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未来。这次演讲的全部译稿由公开社会研究会(Open Society Institute)提供

我在这个系列讲座中提出了一个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和事件的理念结构。这些事件不是由永恒有效的自然法规决定的。当然这些法规的确存在,但不足以决定事件的发展过程。原因之一是情况的复杂性,另一个原因是事件参与者的思维所起的作用。

我已经集中讲了相关反身性(reflexivity)的问题,即当事者的思维与现实情况的双向关联,以及我所强调的错误理解和错误观念对现实情况形成的因果关系。但这两种影响都很奇怪地被忽视了。这些影响给事物加入了不确定因素,结果是除了非常简单的情况以外,几乎不可能预测未来。

但我们仍然可以大略估计几种情况,并评估其可能性,也可以提出希望得到的结果。我在这两方面都做过,而且是多次尝试。的确,我可以称为是专家,作为投资者,我专注于预测(prediction);作为公益慈善家,主要是为解决问题开处方(prescription)。我前者做得成功,足以支持后者。今天的讲座我想从预测和开处方这两个方面来谈。

当下所处的时刻,不定因素的范围异常广泛。我们刚刚度过了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个危机在量上大得多,质上也与以往的危机很不相同。可作相关比较的,是1991年日本发生的房地产泡沫破灭,至今尚未恢复;还有就是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与日本情况不同的是,那次危机仅限于一个国家,而这次危机卷入了全世界。与大萧条不同的是,这次没有允许让金融体系垮台,而是给它上了人工生命维持器。

事实上,我们当今所面临的信贷和杠杆问题(credit and leverage problem)的深度和广度比30年代要严重得多。1929年时美国的信贷余额(credit outstanding)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60%, 到1932年增长到250%; 而2008年初是365%——这还不包括30年代时金融市场上尚未存在而如今广泛使用的衍生品(derivatives)。但尽管如此,人工生命维持器居然奏效了。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不到一年,金融市场已经稳定,股市也已回升,经济显示复苏迹象。人们想回到一切照旧的情况,把 2008年的崩溃只当成是一个恶梦。

但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复苏的势头可能会停止,甚至随之出现 “再次衰退”(double dip),而我不能确定的是这将发生在2010年还是2011年。

利求同:私家藏书的“不散之散”

前些年,媒体以大字标题“巴金赠书惊现旧书摊”、“谁亵渎了巴金”等等披露,有人在京城旧书摊上发现印有“巴金赠书” “北京图书馆藏书”等印章及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财产登记号的外文书刊。还说摊主说的,是国图外文期刊部处理的过期期刊。据报导,巴金老人晚年很重视捐赠,曾六次向北京图书馆(后更名国家图书馆)捐赠书刊,其中一九八一、八二年两次捐出三千多册。家属回忆,巴老捐书是有计划的,比如《随想录》手稿,第一、四卷赠上海图书馆,第二、三卷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五卷则捐献国图。一时间,报刊上指责国图的文字如潮。巴老的子女更是感到震惊和伤心,认为国图“辜负了父亲的信任,也伤害了一位毕生视书如命的老人的感情”,因此要求国图归还捐赠的手稿。捐赠如此结局,大概是当事人始料不及的。但双方的初衷,应该是希望合作,妥善保存捐赠的书刊,为巴金和现代文学的研究作贡献。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为什么事与愿违?乍一看,或许是国图疏于管理,造成受赠期刊“流失街头”,未能尊重巴老及家属的感情,产生不良社会影响。很可能,像报道的那样,有些“文化老人”和藏书家,本来想学巴老的,从此就不敢向国图捐赠了。然而细加分析,就会发现事情不那么简单;这里面还涉及私家藏书捐赠的一些基本原则及社会功能问题。因为捐赠不仅是藏家跟图书馆之间的合作,也是读者关心的事,还可能影响到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我想,有必要讨论一下其中的道理,研究一两个“案例”或值得学习的榜样。

John Harvard一般而言,图书馆的功能特色和声誉,多是由藏书决定的;发展藏书便是图书馆的生命线。藏书作为一项社会事业,却离不开私人即藏书家的贡献。真正的读书人都是爱书的。用心挑选,四处访求,持之以恒,就成了藏书家。追源溯史,私家藏书可谓现代图书馆的鼻祖。世界上好些有名的图书馆,都始于私家藏书,尤其珍本善本大多来自私人捐赠和洽购。比如,哈佛大学图书馆系统是美国最老,也是世界最大的学术图书馆,拥有七十多个分馆和一千五百多万藏书。它的“出身”却并不显赫,第一批藏书得自一位剑桥毕业生约翰·哈佛先生一六三八年的遗赠,约四百册,以《圣经》与神学著作为主,还有语法、词典和古希腊罗马文学,都是主人从英国带来的。大学就以这位捐赠人(benefactor)的名字命名,叫哈佛学院。如今校园里常见到游客站在哈佛先生的铜像下,手摸他的皮鞋留影,皮鞋下方刻着几个字,称他是大学的“创始人”(founder),却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可见图书馆对于一所珍爱传统的大学,在师生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再如,拥有世界第四大藏书的纽约公共图书馆,也是以私家藏书起家的,每年都有大批私人捐赠。镇馆之宝则是流入美国的第一部“古登堡《圣经》”,受赠于图书馆的创始人之一列诺克斯先生(详见拙文《“我依然信赖着人民”》)。

冯象:认真做几件实事

尊敬的校领导,尊敬的贾春旺学长,孙总,梅先生,老师们,同学们:

今天真是荣幸之至,十分亲切,心里充满了敬意,又感到责任之非常重大,任务的光荣艰巨。

荣幸而亲切,是因为我成为了一名清华人,并且是在中华民族崛起的历史关头回国服务。还有什么比这更荣幸的呢?年初,顾校长、陈书记率团访美,招聘人才。他们热情相邀,特别关照,尤其是振民做了大量的工作。结果,就像古人说的,“精诚之至,金石为开”。此刻,我还要感谢李树勤老师,好些年前,他同振民就和我谈过回国服务的安排。当时因为刚开始译注《圣经》不久,俗务也多,便没能成行。这是我不会忘记的。

敬意,则在两个方面。首先,让我对孙总表示由衷的敬意,感谢孙总对清华的慷慨捐赠,大力支持法学院乃至中国的法律教育。昨天我们第一次见面,有点儿一见如故。因为他完全赞同振民讲的教育理念和我们法学院的发展战略,赞同我的学术工作计划,显示出一位在经济一线拼搏过来的企业家独到的眼光。我在边疆农村和社会底层生活过多年,我很熟悉、赞赏、敬佩这种在艰苦环境磨炼中成就的魄力和眼光。孙总,改天再讨教,我们再聊聊。

当然,今天我们济济一堂,最高的敬意归于梅汝璈先生。我觉得孙总支持清华设立讲席,纪念一位杰出校友,是开了一个好头,立了一个好榜样。其实,这也是西方大学通行的做法,相信将来国内会逐渐推广的。振民曾就命名征询我的意见,我说梅先生应该是第一人选。因为他不仅是著名的学者、法律家,他更是如周总理说的,我们的民族功臣。他和另一位清华校友向哲浚先生,还有倪征燠先生,一起在东京大审判所谱写的,是二十世纪中国法律人报效祖国的最光辉的篇章。当年,国民党政府那么软弱、不力,一心忙于内战;而麦克阿瑟和美国占领军当局如此骄横,罔顾中国人民的苦难、牺牲、世界和平的大业跟正义的原则,甚至为战犯开脱,将他们释放。梅先生以顽强的斗志机智应对,表现了崇高的气节和法律家的政治智慧,终于使主要的战犯伏法,受到正义的惩罚,为中国人民讨还了血债。

现在这讲席以梅先生的英名来命名,对于我,便是极大的鼓励与鞭策了。让我深感肩头责任之重,挑战之艰巨。

是的,是艰巨,否则何来的光荣呢?不言而喻,三十年中国高等教育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同样有目共睹的是,教育正处于极为严峻的挑战之下。今天是喜庆、感谢和纪念的日子,因此我话说得委婉一点。正面地说,我们必须扎扎实实、认认真真地干,一小步一小步地前进,以争取不辜负先贤和英烈的期待,夺取那份应当属于我们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