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s by: 冯象

冯象:其志甚壮,其言甚哀

冯象:其志甚壮,其言甚哀

早就想写点什么,记念大舅斐云(赵万里)先生。去年至清华服务,大表哥赵深见示大舅遗稿《天宝遗事诸宫调》曲集遗文,睹物思人,感慨万端。 大舅是一九八〇年六月逝世的,一晃已三十年了。那时我在昆明上学,母亲赶去了北京,是父亲写信告知的。父亲的信,平常多是回复我提的文学方面的问题,或者因我要去访他的老友,叮嘱几句。那一次却写了一页大舅与北图(今国家图书馆),及古籍善本保护的事,是要我牢记的意思。后来,母亲依我的建议,写过几篇短文,其中有忆大舅和清华生活的。还编了一份大舅的年表,由大表哥修订,增补了内容,交我润色。课余,遂根据年表翻阅资料,钩稽故实,渐有收获。以下就二三事略作说明,求方家指正;枝枝蔓蔓,不及修剪,是些随手记下的片断。 一 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有一幅导师与助教七人合影,大概是流传最广的历史记录了。前排三位导师,即王观堂、梁任公、赵元任,并讲师李济;后排三个助教,名字标作(左起):章昭煌、陆维钊、梁廷灿。这照片最初登在《清华年刊》(1925-26年卷),一九二六年夏出版。 幼和(戴家祥)先生晚年,常来家中与母亲聊天。某日,谈到清华研究院往事,说:那张照片的说明弄错了,陆维钊因祖父病故,未能就任助教, 后排中央站着的是斐云。不久我回国讲学,母亲嘱查一下,说看照片像是大舅,不似陆先生。陆先生是母亲在松江女中的老师,他年轻时的相貌神态,母亲是记得的。戴老当年是清华研究院的学生,从观堂习金文与甲骨文,故与大舅相熟;对老师的学术、投湖之背景和研究院史实,皆有探究。一九六〇年一月,清华大学迁观堂棺于福田公墓,八五年树碑,便是幼和先生撰的碑文(沙孟海书丹)。他的讲法应是可靠的。 查《王静安先生年谱》:乙丑(一九二五年)“七月,里北来受业于先生之门,先生命馆于其家。会研究院原聘助教陆君以事辞,主任吴先生命里承其乏,日为先生检阅书籍,及校录文稿”(《赵万里文集》卷一,页55;原载《国学论丛》一卷三期,1928)。这是大舅自己的记录,作于二七年十二月十日。 《追忆王国维》载海宁蒋复璁(慰堂)先生文章,也说,因研究院主任吴雨僧(宓)先生来自东南大学(南京高等师范),除了任公的助教由堂侄廷灿担任,其余助教皆东大毕业生。“分配给静安先生的助教是陆维钊君,陆君因病不能赶到,先请赵万里君代理,后来就由赵万里担任”(页119)。慰堂二三年北大哲学系毕业,其时在清华兼课,任讲师,住古月堂。观堂入居清华园后,他常去请益,曾协助研究院第一期招生,是知情人(参见下文)。但“陆君因病”不确,或属误记;陆先生“不能赶到”的缘由,不是本人染疾,而是祖父病逝。同书另有观堂的女长公子东明先生的回忆,与戴老相同:“父亲就任清华研究院,原已聘定平湖陆维昭(钊)先生为助教,当时陆先生因祖父丧未能履任,赵[万里]先生即由人推荐与父亲”(页412)。

冯象:果然“一个受攻讦的记号”——答香港周报记者

冯象:果然“一个受攻讦的记号”——答香港周报记者

欢迎冯教授来访。我们希望就以下几个题目,同教授作一次书面访谈。首先,您怎样看《圣经》的文学和历史价值,特别为中国而言? 希伯来《圣经》、希腊语次经与《新约》的经典性,是早已为历史所确认了的。因此一般所谓《圣经》的文学和历史价值,实指圣书的新老译本;就中国或华人世界而言,便是如何建立中文译本的经典性的问题。旧译略有成就,尤其是(新教)白话和合本,从一九一九年在上海问世至今,对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基督教中国化做出了贡献。不幸的是,和合本生不逢时,没赶上新文学运动,到了上世纪下半叶,读来便像是吃夹生饭了——旧白话同未成熟的欧化句式的夹生。加之传教士学识浅陋,译事粗疏,遂留下无数舛误、病语病句。所以八十年代开始,圣经公会就组织人力预备修订。今年九月,终于推出了新旧约全书的修订版。此前,教会业已出版了几种和合本的简写跟改写本(如现代本、新译本、新汉语本),对和合本多有订正。如今这些“新译本”有了圣经公会修订版的背书,就大大削弱了和合本的权威与合法性。然而,“新译本”并未获得教民的认同;依旧是生涩的文句,难以用于礼拜祈祷,改错亦不准确;好些地方,添个“的”字“和”字什么的,反而把和合本的风格改掉了。例如,《马太福音》5:3,和合本作“虚心的人有福了”,明显误译,不通。新译本改作:“知道自己在属灵境界中是贫乏而且有需要的人是有福的”。竟把别人的诠释拿来,充当经文。这是目前中文(新教)“牧灵”译本所面临的一场潜在的危机。 有鉴于此,我以为,修订和合本或许应当缓行(详见拙文《和合本该不该修订》)。轻易抛开一部成熟的“牧灵”译本,很可能会影响到所有新教译本的效用,经典性更无从谈起了。 拙译的目标与“牧灵”译本迥异,不是竞争关系。但我欢迎“牧灵”译本不可避免的“大量借用”(详见下文)。此次和合本修订版《摩西五经》部分对和合本的一些匡正,看得出是参考了拙译及我对和合本舛误的考释的,虽然还有众多的误译跟语病尚未割舍。 宗教以外,从文学、语言学等学科的角度去翻译圣经,这进路能给宗教带来甚么益处?

冯象:下一站,renmin大学

冯象:下一站,renmin大学

从清华“打的”进城,堵在半道是常事。后来按友人建议,改乘地铁,时间就好掌握了。北京的地铁,我还是八十年代初大学生胸前戴校徽那时候的印象。如今整个儿鸟枪换炮,而且真便宜,两块钱,随便坐多远。站台够宽敞亮堂——不像纽约那地铁,高峰过后,暗地里耗子比人多,横冲直撞的——而且跟回到波士顿似的,好些乘客把头埋在书报里,要不就“煲”手机、填字谜,气氛蛮homey。当然,没考虑周全的地方也有,少数几个站,换车“贼”锻炼身体,跟着人流七拐八拐打地道战,足足走了一刻钟,有点和穿高跟鞋的女士们过不去。还有一样,英语报站名——我不否认,那是“国际大都市”必不可少的一项硬指标——做到了女生字正腔圆,不知是社科院语言所还是谁的人工合成,能跟香港地铁的伦敦腔媲美;可是站名中的一个,让人听了起鸡皮疙瘩:下一站,Renmin University。什么大学? 记得从前的译法,叫People’s University,人民(的)大学,全称中国人民大学。同“人民政府”“人民公安”“人民法院”“人民医院”一个意思,名正言顺,一目了然。干吗要改呢?怕刺激了友邦人士,引起贵宾误解,还是自己心虚?倘若以为中文“人民”的含义要比英文或别的国际语言丰富,翻译不了,也是说不通的。这两个字其实是洋人的老传统,亦即主权在民的“民主”(democracy < 希腊语demokratia = 人民[掌]权)传统。人家西方民主国家,人民这个、人民那个的东西太多了。美国宪法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怎么说的?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我们人民……依照十八世纪的正字习惯,那“人民”还得大写呢。先贤向西方学习的先进思想,民主是其中一条。国家机关及公立机构冠以“人民”二字,乃是宣告新社会人民当家作主,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武装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党的权威喉舌“人民日报”,这些名称,“人民”一律译作People’s。从来没听说,“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一旦挨着大学,就会产生哪样特殊意味,叫英文或任何外语表达不成,必须放弃标准译法。 也可能,是中国人民大学这所公立学府变了。出入校门的,早已不是人民干部与“又红又专”“把青春献给祖国”的积极分子。当家人放下身段,学了别处一些大学,滋养几个“高眉”(highbrow)精英,或者官场和市场的弄潮儿。这种人是连把“人民”挂嘴角上,装装样子都不愿意的。“人民”于是成了累赘,又不好意思对老外解释,便拿六个字母拼个音,刻上校徽,换了新名:renmin。

冯象:和合本该不该修订

冯象:和合本该不该修订

中文《圣经》旧译,以和合本(1919)流播最广。本月,和合本出了新旧约合订的修订版,好些读者来电邮报知,也有问看法的。书我还没见到,不好评骘,但修订是否必要,我以为尚可斟酌。 和合本不仅佶屈聱牙,且舛误极多,已不是秘密。这一点,现在连“护经”的教会学者也承认。但是,从网上信友的反应来看,修订版似乎并不讨好。什么缘故呢?教民念惯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习惯;尤其解放后大陆中断了译经,和合本几乎成了获准印行的唯一“官方”译本,因此在不少读者心目中,甚而变作了某种符号化“圣经”的代名词,不分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也不管教派(天主教、东正教、各宗新教)。可难题是,那错处连篇,留着还是改掉? 假如我是用和合本的教会,倒有一个办法以不变应万变:一个字也不改。当然,这不是建议有关人士收回不“护经”的言论。那样做,是跟全世界的学术过不去;时代不同了,代价太高,不值得。我的意思是,为传道计,那档子病语病句和误译漏译,宁可别动。传道不是做学问,标准是不一样的,万勿混淆了。在学术界,大家是把《圣经》看作古代以色列人和西方宗教的圣书、律法、历史文献、文学经典等等,是从历史语言、考古、神话学、宗教学、哲学各个角度出发,来解经译经,衡量译文,评论得失的。那同教会“牧灵”传道对译本的要求,根本是两码事。“牧灵”是做老百姓的“灵魂”或思想意识工作,传道,则是传中国化、中文化了的某一派基督教;绝非原装进口一套域外的话语,如罗马时代巴勒斯坦的宗教运动跟行为规范。正像国人烧香念佛,谁会去核对梵文巴利文与藏文经卷,搞懂每一个概念?至于和合本的语句拗口,就更不可纠正了,因那拗口的文字系着教民的宗派认同与宗教感情,是历史形成的宝贵的“牧灵”资源。这是首要的理由。 其次,错处有几句不难改,比如耶稣的训示:“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和合本《马太福音》7:1,16:23)。是传教士语文不及格,把“评判”说成“论断”,“体贴”跟“体会”弄混了。还有的却需要费点心思,推翻重来,才能还基督之言的神韵:“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记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和合本《约翰福音》16:20-21)。动词不对,意思全拧了;“实实在在的告诉”,不通,仿佛耶稣心虚,怕门徒生疑似的。参较拙译: 阿门,阿门,我告诉你们(amen amen lego hymin)…… 你们要悲恸,但那悲恸 要变为欢愉! 女人临盆时多痛, 因为她的时辰到了; 然而诞下孩儿,她就忘了分娩的苦—— 欢喜呀,人儿来了世上! 但是,此类舛误比比皆是,而有经验的译家都知道,替人改错要比自个儿重译艰巨得多。更要命的是,市面上已有好几种新教“牧灵”译本,号称“重译”,可实际上大同小异,只是和合本的修修补补,一段话换几个字,语汇表达照抄。结果造成一个困局:和合本在既定教义与风格框架内可作的修订,皆已被这些“新译本”抢了先。故而和合本改动越多,便越是向后来者看齐,即失去特色,终将面临被竞争者淘汰的命运。

冯象:小诗小注

冯象:小诗小注

A君惠览 谢谢支持。此番闹剧,他们策划已久,那“讨公道”的自己说了。面对不义攻讦,耶稣说应该“欢喜不尽”(《马太福音》5:12)。故而“同乐”一下。但拙诗只是温和的讽喻,算是文学尝试吧——新文学有讽喻的传统,从大先生到散宜生,绵延不绝。“文章信口雌黄易,运动椎心坦白难”,这样的旧体诗,不是“湘乡南皮之间”传统道德理想的坚守,而是走新路的坎坷和不驯服。没有几十年革命斗争的锤炼,没有加入最底层的人们的命运,是绝对写不出来的。 扯远了。既有读不懂的,不妨小诗小注,如下: 我动了谁的奶酪 标题,化自Spencer Johnson畅销书名《谁动了我的奶酪》。小诗与该书,内容风格皆不相类,但语词略有重复。如“奶酪”和“动”,诗中各出现四次(包括动词“蠕动”),“了”字达十三次之多,按“驻会学者”的标准,或已触犯“大量借用”之罪。 福音书 指拙译《新约·马太福音》,牛津大学·香港,2010。 某英文译本 指圣城本旧版的英译“新耶路撒冷圣经”(NJB,1985)。圣城本有三个版本(1955,1973,1998),前两版有英译(1966,1985)。NJB的脚注译自圣城本,《新约》部分虽有补充,但内容多涉及天主教教义,与拙译的夹注无关。“驻会”对圣城本/NJB的不满情绪或宗派立场,笔者完全理解。但本人并非天主教徒,无意也无资格传播宗教,或介入争纷。参考圣城本,如同研究别的经典译本和圣经学著作,纯粹是出于学术和文学翻译的需要。

冯象:我动了谁的奶酪

冯象:我动了谁的奶酪

国庆节报刊休息,文章迟几天发表,敬请读者诸君耐心。小诗一首,大家同乐。 我动了谁的奶酪 一块蜡黄色长了白毛发出臭豆腐气味的奶酪—— 之后耳畔就嗡嗡不停,飞来几只小小的卫士,头盔闪闪发亮: 嗡嗡,你借用了! 借用什么,我惊愕。 这个!其中一只落到翻开的福音书上,停在一条夹注前 昂起脑袋,俨然一副阅读的模样。 哦,苍蝇也看书呢,我心想。 还参见《出埃及记》,它轻蔑地搓了搓腿,是照搬某英文译本! 原来如此。我把另一本打开,请它看相同的参见。 顿时,嗡嗡声连成一片,他还抄了这本!还有这里,这里,这里 都是参见一样的章节,嗡嗡! 所以是大量借用而不注明出处,不列书目,不诚实! 可是,我抗议道,这是学界通例呀,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的本子 都这么参见,不另给出处;你们乱说,要受谴责的。 呜呜,眼前一道道黑影,他怎么反应激烈,失态了呢? 而且,而且那些夹注本身也是搬字过纸。看 这一句,“抵押”二字,明明是人家脚注里写着的,嗡嗡。 可是耶稣说:若有人想告你,夺你的内袍,你连外袍也让他拿去—— 说的不正是《出埃及记》,放债的向穷人索利息 “收人方袍作抵押”那件事吗? 怎么不许我写“抵押”,做个注呢? 不行!一只红头的气势汹汹:经上说的不是“抵押” 是“当头”(和合本《出埃及记》22:26);另外这句 “太初创世,圣灵盘旋”也不行,除非承认是借用! 那是拙译呀,自家文字也不准引么…… 总之,另一只绿头的嘤嘤插话,他没在参考书目中列出。 对不起,我翻到参考书目,这是给普通读者开的,特意说明了…… 不!那红头飞下去,对准那“书”字,狠狠一弓尾巴 屙了一滴黑屎:难道我们不也是读者? 啊,我赶紧挥手赶它,我怎么没想到呢 书来到世上,除了人读,还有别种的眼睛盯着—— 日头下的苍蝇,暗地里的蚊虫,甚而墙角的蜘蛛,不对 蜘蛛读的是网底的苍蝇,我闹糊涂了…… 窗外,黄叶满地。 再看那奶酪,竟发黑了 已经驻扎了一支嗡嗡的队伍,蠕动着 胜利地蠕动着,那自得的阵容 仿佛拼出两个字来: “驻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 附:《小诗小注》。

冯象:谴责张达民

冯象:谴责张达民

某某先生: 署名张达民(“环球圣经公会驻会学者”)的文章(之一,载香港《时代论坛》1204期,2010.9.26)刻意隐瞒事实,误导读者,纯属诽谤。我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我已写了文章驳斥,不久会正式发表。您可把此信转给那挑衅者,公之于众。 1)法语圣城本(La Bible de Jerusalem)是我在拙译卷一《摩西五经》前言、附录及其他著作和文章中多次向读者推荐,并再三强调拙译研究参考的六种西方经典译本之一。 2)西方学界译经之惯例,译本不列参考书目,不论犹太社本(1985)、圣城本(1998)、新牛津第三版注释本(2001),皆是如此。因此三卷拙译的书目特意说明,是“针对普通读者同一般学界人士的兴趣需要,不求完备”,是为“初习圣经者”开列的。 3)《圣经》译注讲究“无一字无来历”,拙译力求如此;夹注简短,按学界惯例不列出处。NJB是圣城本之英译,脚注全部译自圣城本。圣城本脚注只是拙译选择介绍(张文所谓“借用”)的无数圣经学资料和研究成果中的极小部分。 4)版权不延及作品的思想、看法、学说、术语专名、固定表达和古人(超过保护期)作品。圣城本/NJB的注释,如同任何现代译本,对其主张、阐述、引用、介绍、翻译之思想看法、古人文字等,均不享有专有权利或版权保护。此是法律常识。 5)张文所指圣城本/NJB的“误译”,或认为拙译某处有误等等,欢迎争鸣。但禁止拙译或任何人参考借鉴前人的译法,且妄加罪名,于法于理,于学术自由、基督教精神,都是极端错误的,应受谴责。 冯象 2010年9月30日 编者附注:文中链接系编者所加。另外,读者或可参考阅读:冯象:《上帝什么性别》。

冯象:当这必朽的穿上不朽——悼Betty

冯象:当这必朽的穿上不朽——悼Betty

何美欢老师走了,那么突然,没有一声道别,她走了。 她曾称自己是“前线教员”。谁想,她就如一名奋战中的士兵,在前线仆倒,在同学们坐进教室,在最后一课开始之前。   一 我叫Betty,她说。那是九三年九月,在香港大学梁球銶琚楼。当年的法律学院,可算是大英帝国的最后一块“殖民地”,仅有七个本地老师,我是第一个内地籍教员。头一天报到,她来办公室看我,进门便自报家门。然后三言两句,把“殖民地”须知关照一遍,并要我多喝开水,当心冷气。我这才注意到,她肩上披了一件深蓝色薄毛衣——香港的写字楼,冷气世界第一——日后便学她,放一毛背心在办公室。冬天,则遵照她的“贴士”(tips),备一瓶念慈庵枇杷膏,保护嗓子。 比起美国和内地现时的大学,港大的老师教课要认真细致得多,赶得上文革前上海的风气。而Betty是其中最为认真,给分最严格的一位。可是,她的学生极少抱怨,即使考不及格也心服口服。这一点,我印象很深。因为在哈佛,九十年代开始,学生拿个B-,弄不好会吃药看心理医生。故而好些老师改卷子是能放一马就放一马,分数便节节攀高“通货膨胀”了。我想,Betty在学生中间享有崇高威望,与其说因为她是香港民商法的权威,精通合同、代理、担保、公司、证券等各个领域的判例法理,不如归功于她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学生尽心竭力。跟着这样一位好老师读书,谁还好意思不用功呢?   二 香港是中、英两大官僚主义政治传统的交汇之地,公立大学跟政府机关一样,少不了繁文缛节。大事小事有事没事,都要开会;完了,还得做成文字记录。法律学院因是“法律人治理”,扯皮的时候就比别的院系更多些。Betty却是一分钟也不肯浪费的人,对文山会海自然避而远之。凡是可开可不开的会,她便提议别开;开了,她也不来。

冯象:福哉,苦灵的人——《新约》前言

冯象:福哉,苦灵的人——《新约》前言

译经与古人为伴,迄今快九年了。先攻圣法,复求智慧,如今这一本《新约》,是第三卷。本想如前两卷那样,作一篇序,附上释名、年表的。可是一稿下来,掂一掂,已经相当厚重,便略去了,将来另刊;只留一份简要的书目,供读者参考。这儿就谈谈译经的原理、大势和拙译的体例,或对阅览研习、查经解惑有所裨益。 大凡经典,都有层出不穷的译本,《新约》尤甚。究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学术在进步,二十世纪中叶以降巴勒斯坦和近东地区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犹太教同早期基督教伪经及各派“异端”文献的解读,极大地丰富了学界对耶稣时代的宗教思想、政治、法律、经济、社会体制和物质文明的了解。《新约》各篇的许多译名、词语源流、人物史实乃至教义,都有了新的考释。前人的译本,从学术角度看,就需要修订甚而重起炉灶,推陈出新了。 其次是语言即读者母语的变迁。旧译之让人感觉“旧”,一半是由于译文的语汇表达,跟读者的社会语言习惯和文学标准——广义的文学,包括形象化的宗教思想与道德感情表述——有了距离,变得不好懂了,容易误会,对不上经文的原意。因此,旧译的订正、翻新,往往又是不得已的事。而且,译文既是原著的一时一地的解释,时间便是译本的死亡天使,再怎么忠实顺畅也逃脱不了——除非译作有幸加入母语文学之林,脱离原著而自成一间文字殿堂,门楣上涂了天才的血,深夜大地哀哭之际,那专取头生子性命的毁灭者才会逾越不入(《出埃及记》12:23)。当然,这是在讲译家的理想了(详见拙著《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页79以下)。

冯象:传译一份生命的粮——答冼丽婷

冯象:传译一份生命的粮——答冼丽婷

冯先生好。能否谈谈繙譯聖經,想達到甚麼目的? 译经的目的,我在《摩西五经》的前言及附录(彭伦先生的采访)里说了,一是为中文读者(包括信友和圣经学界)提供一个可靠的中文学术译本,二是如果可能,力求让《圣经》立于中国文学之林,即进入汉语主流文化。注意,我说的是“圣经学”,而非任何基督教宗派的神学或教义。后者在西方的历史和理论我做过些研究,算是老行当了吧。但传教“牧灵”跟做学问,是完全不同的事业,没有哪个译家可以兼而得之。因此,现实地看,我的译本也许会影响到“牧灵”译本的修订和术语措辞,但不可能取代其中任何一种。 你在繙譯新約上共用了多少時間?在舊約部份又用了多少時間?甚麼時候可以完成舊約全部繙譯,出版新約舊全書? 《新约》用了两年,因为先已译了两卷希伯来语《圣经》(基督教称“旧约”,但西方学界为了尊重犹太人的宗教和民族感情,通常用这一“中性”的说法),参考资料跟术语译名都有了准备,所以进展颇顺利。之后还有两卷,即《历史书》和《先知书》。何时竣事,不太好说,因为俗务繁多。 原先的聖經有甚麼謬誤呢?請舉例子。 市面上流通的中文译本不少,但我想您指的是和合本(1919)。和合本是上世纪初在华新教诸派达成妥协,英美传教士在上海合作搞的译本,底本是英语钦定本(KJV)的修订本。但由于传教士西学功底浅,中文更不济,未免错误百出。别的不说,《圣经》开篇第一句话,很简单明了的经文,就栽了跟头,详见拙文《上帝的灵,在大水之上盘旋》(网上可阅)。天主教的思高本(1968)要准确得多,但风格不如和合本直白,也不如和合本在普通读者中间传播得广。听说,和合本的修订快完成了,希望至少一些明显的硬伤、妨碍理解经文教义的舛漏能得到改正。和合本我批评过几回,然而,就传教“牧灵”的长远目标而言,着眼于新教进一步中国化的努力,我觉得目前还没有更成熟的译本。这一点,我在即将出版的《新约》的前言里谈了。

冯象:在公权力的背后——答晓峰

冯象:在公权力的背后——答晓峰

近来,公权力滥用的事件屡屡见诸新闻媒体,钓鱼执法、跨省追捕等已成为人们熟知的案例。如何限制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如何对公权力有效监督?人们常常从法制建设是否完备的角度来考虑,但是在清华大学法学院冯象教授看来,法律之上,对于公权力还有更为严格的职业伦理和政治伦理的要求,而伦理精神,恰是我们这三十年改革所忽视的东西。 在您看来,这些滥用公权力的事件,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所谓“公权力”,是一句学界的行话切口,把官场腐败抽象化,用来跟另一个抽象概念“个人权利”对照。后者又往往理解成国家通过立法,规定公民享有的人身、财产和社会文化等权利,而政府对之负有依法保护的责任。三十年法制建设,天天这么宣传,称之为“普法”。然而,这么说容易遮蔽一个事实,就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各样权利和自由,不一定是根据法律产生的,有好些立法之前就在那儿了,像各地的风俗习惯,自古以来“天经地义”的大小事儿。这些自由并非法律赋予的权利,不能简单地视为立法上的空白,随便取消。比如,父母给孩子取名,用生僻字,政府该不该管?我写过文章讨论这事。 还有你们媒体,时不时喜欢唠叨,缺一部《新闻法》哪。仿佛婆婆管得还不够多似的。其实新闻立法,有《宪法》上那一条自由足够了,剩下的只是司法解释、案例分析和学理探讨的问题。做成单行法规,不论由全国人大来制定,还是交到行政主管部门手里,都极易限制新闻自由,反而使得一些不利于言论自由同媒体“松绑”的做法合法化了。套用“公权力”这个委婉语,那就是,立法越多,公权力越大,越能合法地干涉老百姓传统上一直享有的一些自由,以及因为科学技术发展而获得的新的自由、新的权利。互联网就是一个例子。互联网当然需要管理,诈骗赌博、虚假广告、儿童色情网站之类,不管不行。但如果法网太密,一天到晚监控,便会妨碍用户的隐私权与公共利益。如此法治,实属公权力扩张的一条捷径。立法既可以保障公民权益,也能限制甚至侵害公民权益,这是全社会应当十分警觉的。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怎样平衡社会各阶层/集团不同的利益。行政部门有他们关心的问题,被监管行业有自身的利益,此外,还有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同前面两方的利益有时重合,有时矛盾。立法,便需要有一个民主程序来保证各方的声音都能够发出来。这一点,有几部法规做得好,如修订《婚姻法》,《物权法》也还可以,拖了几年,让人听见尖锐的批评;有些就匆促了,只照顾相关利益集团,忽视了公众的利益。然后两个环节,就是执法和司法。因为立法技术的成熟,纸面上兼顾各方利益,不等于实际执法、司法就有效能。腐败猖獗的地方,立法再怎么完善,执法司法也好不了。问题出在执法与司法队伍本身的建设。 好,您接着谈。

冯象:认真做几件实事

冯象:认真做几件实事

尊敬的校领导,尊敬的贾春旺学长,孙总,梅先生,老师们,同学们: 今天真是荣幸之至,十分亲切,心里充满了敬意,又感到责任之非常重大,任务的光荣艰巨。 荣幸而亲切,是因为我成为了一名清华人,并且是在中华民族崛起的历史关头回国服务。还有什么比这更荣幸的呢?年初,顾校长、陈书记率团访美,招聘人才。他们热情相邀,特别关照,尤其是振民做了大量的工作。结果,就像古人说的,“精诚之至,金石为开”。此刻,我还要感谢李树勤老师,好些年前,他同振民就和我谈过回国服务的安排。当时因为刚开始译注《圣经》不久,俗务也多,便没能成行。这是我不会忘记的。 敬意,则在两个方面。首先,让我对孙总表示由衷的敬意,感谢孙总对清华的慷慨捐赠,大力支持法学院乃至中国的法律教育。昨天我们第一次见面,有点儿一见如故。因为他完全赞同振民讲的教育理念和我们法学院的发展战略,赞同我的学术工作计划,显示出一位在经济一线拼搏过来的企业家独到的眼光。我在边疆农村和社会底层生活过多年,我很熟悉、赞赏、敬佩这种在艰苦环境磨炼中成就的魄力和眼光。孙总,改天再讨教,我们再聊聊。 当然,今天我们济济一堂,最高的敬意归于梅汝璈先生。我觉得孙总支持清华设立讲席,纪念一位杰出校友,是开了一个好头,立了一个好榜样。其实,这也是西方大学通行的做法,相信将来国内会逐渐推广的。振民曾就命名征询我的意见,我说梅先生应该是第一人选。因为他不仅是著名的学者、法律家,他更是如周总理说的,我们的民族功臣。他和另一位清华校友向哲浚先生,还有倪征燠先生,一起在东京大审判所谱写的,是二十世纪中国法律人报效祖国的最光辉的篇章。当年,国民党政府那么软弱、不力,一心忙于内战;而麦克阿瑟和美国占领军当局如此骄横,罔顾中国人民的苦难、牺牲、世界和平的大业跟正义的原则,甚至为战犯开脱,将他们释放。梅先生以顽强的斗志机智应对,表现了崇高的气节和法律家的政治智慧,终于使主要的战犯伏法,受到正义的惩罚,为中国人民讨还了血债。 现在这讲席以梅先生的英名来命名,对于我,便是极大的鼓励与鞭策了。让我深感肩头责任之重,挑战之艰巨。 是的,是艰巨,否则何来的光荣呢?不言而喻,三十年中国高等教育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同样有目共睹的是,教育正处于极为严峻的挑战之下。今天是喜庆、感谢和纪念的日子,因此我话说得委婉一点。正面地说,我们必须扎扎实实、认认真真地干,一小步一小步地前进,以争取不辜负先贤和英烈的期待,夺取那份应当属于我们的光荣。

冯象:腐败会不会成为权利

冯象:腐败会不会成为权利

提出这个问题,不是耸人听闻。好些年了,每次社会调查都说,老百姓最关心、反对的事,就是腐败。下岗也关心,但那是害怕多于反对,领域也没那么广,性质也不同。再过二十年,如果腐败仍旧大盘高企,牛市不衰,会不会成为从业者的一项权利?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不光法律工作者要考虑(比方说经济犯罪案子养活了多少律师、会计,还有其他的人? ),大家都应当考虑。 先说权利。权利是现代(西方式)法律的基础。这至少有两层意思:假设您花半价买一件名牌皮夹克,回家先生/太太/朋友一看,断定是假冒伪劣,觉得上当受骗了,要求法律为您讨回公道。法律(通过有关部门/人员)问:您说的假冒伪劣侵犯了您什么权利?要是您说不上、写不出那个权利,法律就很可能:“对不起。喂,下一位!”———法律可不是秋菊的“说法”,人家得讲效率———当然,受贿徇情枉法的不算。原来,权利是一种资格、能力、特许、豁免,有了它(再加上其他必要的条件,例如金钱、知识、时间),才能劳法律的大驾,保护或促进以权利命名的各种利益。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假设您说出了自己主张的权利,法律却仍不能还您公道。例如您要求像“王海打假”那样,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双倍赔偿,法律却不承认您是“消费者”,因为据调查您是“知假买假”。这条理由,背后的那通理论、那场辩论、那杆标准,偏偏就有某项据说跟您冲突、比您重要的权利做依据。宣传出去,很多人都同意:法律没错,为索赔而“消费”,动机不纯,哪能鼓励呀?这么看,权利还是用来解释、宣传、生产和消灭(上述第一层意思的)权利的那一套套理由、理论、辩论和标准的总归宿。通俗地说,就是意识形态。特指马克思批判过的那部掩盖着矛盾的和倒置的现实的法权神话:“那座人的固有权利的伊甸园,那个大写的自由、平等、物权同边沁(Bentham) 的惟一领地”(《资本论》第一卷第六章)。 举一个有名的案例说明: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倪培璐和王颖到北京国贸中心下属的惠康超级市场购物。在糖果柜台前看了一会儿,然后到另一货位选了一个相架。付过款,走出市场大门五六米处时,两名市场工作人员追来拦下她们盘问,还带到办公室让她们打开手提包、解外衣扣、摘帽子检查。两位消费者觉得人格受了侮辱,名誉遭到侵害, 据报道还曾有轻生的念头。终于,半年后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判令被告国贸中心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

冯象:亚当无绿坝

冯象:亚当无绿坝

本周林行止先生的文章大妙(《上海书评》2009.6.21)。谈到兽畜多有但亚当独缺的阳具“软骨”,让我想起从前大山里头花季不护航无绿坝的苦日子来了:牛“鞭”狗“尾”都腻味了,要羚羊马鹿最好是老熊的“灵根”,抹了辣子,火塘边吊着熏成黑黑的干巴,那才够“陪浴”,叫“梦幻”。印象中,血肉之间似乎是有那么一截棍儿(baculum)的,名分上,归放逐它灵魂的那个亚当。 林先生引述的“迷你论文”,作者之一泽维特(Ziony Zevit)博士在洛杉矶犹太大学供职,治西北闪语(希伯来语、乌迦利特语等),兼攻考古。代表作《古代以色列宗教》(2001),年前读过,颇喜他的标新立异。然而,这一篇给亚当安“软骨”,却有点过头了。身为专家而阐释经文,没有任何语文学和史料上的论证,就信口开河,虽说发表在医学杂志上,总还是出洋相罢。 这洋相实为一成因论(aetiology)的猜想,即主张《创世记》二章上帝取亚当一条肋骨造女人(夏娃)的故事,隐含着对人类缘何失去了阴茎骨(os penis)的解释。论据有二:一是说人骨非生殖器官,肋条造夏娃不合情理。二是以希伯来语《圣经》的词汇里没有与现代术语“阴茎”对应的专名,断言经文作者凡指阳具,必用比喻或委婉的替代语词。由此推论,希伯来语“肋骨”(zela`)既然可借指椽子木板等支撑物,就能进一步引申,转喻男人的第三条腿:阴茎或撑起它的小棍儿。换言之,伊甸园中亚当沉睡,被造物主摘去的不是肋条,而是胯下的阴茎骨。而传统上译作肋骨,滥觞于《圣经》译本之父希腊文七十士本,后世学者盲从埃及亚历山大城犹太译家(习称七十长老)定的译名(希腊语pleura,旁、肋旁),竟忘了原文的“复义”。 这推断却经不起推敲。 首先,传世经文的词汇范围,只能用来表明《圣经》时代希伯来语已有某词,而不能证明缺欠某词。生殖和性器官的名状联想,在古今中外各个民族,都是不可或缺的日常语汇。难以想象,以色列人偏偏是个例外,提及阳具就只会打比方绕弯儿了。实际上,摩西之律直白得很:“睾丸打碎者”不可近祭坛(《利未记》21:20);“下体割去的”,不得入耶和华的会众(《申命记》23:2)。“下体”(shophkah,词根本义流泻),便是男根的一个专名,词典定义:membrum virile。故新修订标准本毫不含糊:penis(one whose penis is cut off,阴茎割掉者)。 下体在《圣经》里有种种委婉说法,不是上帝子民的词汇贫乏,而是圣言的启示和经文风格的需要。比如,耶和华同圣祖亚伯拉罕立割礼之约,“全体男子都要行割礼,即割去包皮。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标记……我的约须刻在你们肉里,才是永久的约”(《创世记》17:10以下)。那“肉”字(basar)便是男根的婉称;参较亚当得了夏娃以后,经文所言(同上,2:24):“这就是为什么男人要离开自己父母去依恋妻子,与她结为一体”(lebasar ´ehad,直译:一肉)。男根流泻,古人视为子孙的出处,仿佛圣物,故有立誓手触下体的习俗。圣祖年迈,托老仆人回家乡为儿子以撒择妻,命他将手放在自己的大腿下面起誓(同上,24:2)。“大腿”(yarek),犹言私处,是借喻。其他如称阳具为“筋肉”(gid),以“裸相”(`erwah)指羞处,“小腹”(qobah)喻女阴,都是惯常的不难会意的表达。

冯象:读注

冯象:读注

一世上的书可分两类,有注的和没注的。 有一天,我的洋教女从她的神话书上抬起头来,指着我看的书问:这是什么?Faustina,我说。那阵子她刚开始学着读故事,我的任务,是替她把不会念的神明鬼怪的名字念出来。不,这是什么?她把小手指摁在Faustina后面拖着的那个阿拉伯数字上。啊,是个脚注。脚注是什么?就是下面这一段话。一段话是什么?嗯,那是写给大人看的。 我在查阅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Faustina是哲人皇帝奥勒琉(161~180在位)的美人皇后。吉本写道,那哲人生性老实,耽于玄思,常为奸佞小人蒙蔽,皇后风流出轨亦不觉察,还提拔过她的几个相好,并且在自己的记事本(后人题为《沉思录》)里向诸神谢恩,赞叹妻子“如此忠顺、如此温柔而风姿又那么美妙单纯”。接着,便是那条给大人看的脚注(卷一章四,注4,括号内是我的插注): 见《沉思录》1:17。全世界都笑话[皇帝]轻信;不过达茜尔夫人(Mme. Anne Dacier, 1651~1720,路易十四朝才女、大翻译家)向我们保证——这种事我们可信赖一位夫人——丈夫嘛总是能骗过去的,只要妻子肯屈尊,扮一扮假就行。 为什么?身旁的小读者还在追问。我把桌上堆着的书一本本翻开,让她检视:瞧,大人的书都是有脚注的。她这才放了我:I see。 是呀,除了大人,还有谁会看书上的注呢?我忽然意识到,我已经“注里进、注里出”好多年了。法律方面,法条案例学说评论,怎样检索?输入主题词,找几条认真的脚注,文献就一篇篇出来了。译经呢,至少一半时间花在经文的脚注和古往今来各家注疏上,辩析异文异读;然后才翻译,给译文作注。而现在,拿起一本闲书,也是那密密麻麻的脚注尾注而非正文,更让我觉得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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