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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象：错扮“公民”

一

国庆节，校园静了，正好写东西。忽接友人短信：下雨啦，出来遛个弯？人艺上演《公民》，“大导”林兆华讲溥仪的故事，争议很大！还没回，电话来了。我说这年头，有哪样营销不靠“争议”吸引眼球？她说不是噱头，是溥仪亲属和授权传记作家严正质疑，说不定哪天就禁演了呢，您一定感兴趣！

被她说中了。我跟《我的前半生》一案，就是溥仪夫人李淑贤同溥仪的合作者李文达先生（及群众出版社）的马拉松官司，有点缘分。那是法学院二年级，选修知识产权，受该案启发，作了一篇论著作权回溯适用跟政法策略演变的文章。投去全美音乐作者与出版家协会（ASCAP），居然得了奖。我留学八年才回国探亲，用的是那笔奖金。而且马上，麻省两位参议员肯尼迪和克里就寄来了贺信——因我是麻省居民，协会通报了他们。其实那会儿法学刚入门，对于抽象物上的私有产权掩饰社会矛盾改写历史等诸多问题，理论上如何把握，远未想明白。真正攒了心得，是在港大教了几年书以后。所以后来带研究生，也不要求他们想法成熟了再动笔，论证略不周全亦无妨。第一要紧的是能调查实际，有理论自觉，见潜力。年轻人做学问，不能让一篇仅有五个人读（往往也就随便翻翻）的论文给拽住了。

冯象：法律与文学——《木腿正义》代序

有四样东西，人若认真去想，不如干脆不出娘胎：天上、地下、过去、未来。
Talmud, Hagigah, 2.1

世上本没有抽象的原型，只有她的身体；而身体最美的部位，在她肚子里面。为什么？因为宝宝怀在那儿，你亮堂堂的甜鸡巴乐在那儿，美味佳肴统统落在那儿。难怪人觉得美，觉得了不起。还有迷宫，不就是照着我们那根九曲回肠的样子造的？……所以高比低好，因为头朝下的时候，脑子会充血难受；因为脚臭，头发不那么臭；因为上树摘果子比钻土里喂虫子好……。所以天使住天上，魔鬼住地下。
Umberto Eco, Foucault’s Pendulum, 63

“法律与文学”是滥觞于美国法学院的一个激进的法理学派。因其批判性立场，论者更愿意把它称作一场“运动”。一般把创始人的荣誉归于密执安大学的怀特（James B. White）教授，而把他编的一本教材《法律的想象》（1973）尊为该运动的奠基之作[1]。但直到八十年代中，“法律与文学”在美国法学院才站住了脚跟，并逐渐向英国和其他普通法国家的法学院传布开去[2]。

我是一九八九年写完哈佛的文学博士论文以后转向法律的。那一年，“法律与文学”的一员主将威斯堡（Richard H. Weisberg）教授，在纽约卡度佐法学院创办了美国第一份“法律与文学”学报《卡度佐法律与文学研究》（Cardozo Studies in Law and Literature）。而在耶鲁（记得也是威氏的母校），则刚刚出版了由学生主编的《耶鲁法律与人文学刊》（Yale Journal of Law and Humanities），定期举办“法律与文学”讲座。于是我恰好赶上了这运动开始兴旺发达的时候。

大约因为我的文学兼法律的背景，不断有朋友鼓动写文章介绍、评论“法律与文学”。但我一直不甚积极，原因有两条：一是这运动原本是继七十年代“批判法学”而起，以批判在美国法学院占主流地位的法律经济学（亦称法律的经济分析）为己任的。我虽然在耶鲁的法律、经济与公共政策中心做过研究，却从来没有在法律经济学上用功（只是按时跟几个经济学家聚餐，知道他们的口味及胃口好坏而已）。既然不懂批判的对象，似乎便不好对批判者的立场和观点随便说三道四。二是当时“法律与文学”的路子，偏重叙事（narrative）或故事性文本，颇受文学界解构主义（如德里达）、心理分析（如拉康）等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学术游戏的“玩”味极浓，跟我所关心的中国的法制改革很难“接轨”。

冯象：葛流帕福音——电邮五通

（九三年十一月）

仁卿如晤：

今日感恩节，到港大已逾三月。昨晚备下学期课，读一案例，事涉圣杯传说，颇有趣。躺下忽然想到，拿它作小说如何，竟兴奋得睡不着了。起床草就两段，抄给你看，一笑。

话说英格兰南部格拉斯顿伯利（Glastonbury）地方，有一片古寺废墟。古寺的历史可上溯到罗马时代，创始人相传即那位收殓耶稣遗体的善人约瑟。约瑟从耶路撒冷来的时候，随身带了救世主用过的一只酒杯，就是他被捕前与十二门徒共进逾越节晚餐，举在手里说“这是我的血”，印证上帝与人立新约的圣杯。约瑟死后，圣杯就匿了踪影。据说，只有心中从未生过一丝淫念的处子，方能看见：“见杯者得与主同在，享永恒的福。”

一九二五年，当地一女子自称善与神灵沟通。她得知废墟的这段因缘，有心要揭开圣杯的奥秘，约了两个朋友一同做降神会。不料善人没有请来，女巫的灵魂却脱了躯壳，径直飞到耶稣一个弟子葛流帕的脚下。正待解释，圣人道：你不认识我，我却知道你。来得正是时候，你替我接着传道吧！女巫慌忙提笔记录。友人在旁，只见她双目紧闭，飞也似的写去，末了大叫一声，扔了笔倒在地下。把纸捡拢来看，一张张写的全是古体英文，题作《葛流帕福音》。三人惊诧不已。一友人征得女巫同意，把《福音》带回家去研读。心想：这是天上圣人传世的文字，我好好整理了加上注释出版，岂不功德无量？于是便动手干起来。没想到女巫不愿出版，两人因此争执不休。后来，女巫干脆一纸诉状递进法院，要求宣告自己为《福音》的唯一作者及版权所有人。案件呈交伦敦（高等法院）大法官法庭伊夫大人主审。大人听罢两造诉辩和证人证言，心里暗暗称奇。几番斟酌，挥笔写下一篇现在成了知识产权法经典的判决书，大意如下（Cummins v. Bond, [1927] 1 Ch 167；讨论合约的部分从略）：

冯象：“鲁迅的梦今天实现了”——读高音《舞台上的新中国》

高音常请我看戏，那是她的专业。舞台上下的活儿，从编剧舞美到念唱做打，她熟极了；好的丑的，谁跟谁学，都能说出个道道。要是写下来，该有多精彩，我想。终于，盼来了这本《舞台上的新中国》。书拿到手，不觉莞尔：封面这幅老版画，几个手捧小红书攥紧拳头唱歌的宣传队员，会不会刺痛一些评论家的心，引发几声哀怨？回她一个字：赞！

多少年了，大学教育甘愿给主流媒体跑龙套，依旧是“伤痕文学”的余绪。且不说文艺的萎靡，连城管打人、法官嫖妓、病人家属杀医生，都稀里糊涂记在早已“拜拜”了的那个“新中国”的账上。是不是教条主义作祟？而教条之培养能如此奏效，背后必有一种高明的政法策略。只是有一点尴尬：新时期的舞台，佳作实在不多，戏剧一如音乐美术，远不及新中国的成就。怪不怪所谓“体制”呢？如果还一味数落前三十年，那是在遮掩之后的什么，在蒙蔽谁的眼睛？

我想，这便是高音此书的一个贡献。她以严谨、平和又富于“同情之理解”的笔触，发掘梳理了诸多被人遗忘的历史细节，仿佛拉开大红帷幕的一角，让我们重温先行者的伟业，吸取牺牲与挫折的教训。合上书，再去剧院，那金碧辉煌里，满眼是重新包装的“旧”——旧故事旧人物旧思想旧风格，旧的雇佣关系的契约之下，艺术理想和专业精神的迷失。两相对照，官学的喋喋说教如过眼烟云。令人深思的，仍是那个老问题：红色何以经典？经典为什么走向了失败？

舞台上的新中国书里讲到解放初的新气象，引光未然一句话作讨论的切入点，我以为颇有见识：“鲁迅活着的时候曾经梦想……无产阶级自己会写文章，出现真正的普罗列塔尼亚的文学，鲁迅的梦今天实现了，工农兵自己写作剧本，已不是什么稀罕的事”（页35）。“稀罕”意谓原先没有，或者即使有，也只是受苦人无力的叹息、零星的抗议。而“鲁迅的梦”成真，乃是把文艺从精英阶级手里解放出来，将作者的才智与思想感情融入大众的革命，故而侧重集体创作。于是戏剧家的成败，往往系于他对集体创作的态度和利用，如老舍、曹禺先生。

冯象：国歌赋予自由

一、罢工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七日星期一，谭国成一早来到车间，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开动机器，却摁下了身旁一个红色的紧急事故按钮。顿时“蜂鸣大作”，生产线瘫痪，南海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的工人大罢工开始了（详见《亚洲周刊》2010.6.27；《小康》2011.8.8）。

跟以往许多“群体事件”不同，这一次，资方和企业工会的威胁利诱、殴打开除居然都不管用。农民工唱起了国歌，上QQ群互称同志——是的，他们恢复了“同志”这一官式称谓的本义——抱团坚持罢工，整整一十九天。他们的要求非常明确：重整工会，加薪八百元，不得报复。也许是因为斗争“有理有利有节”，惊动了“高层”，抑或只是赶巧，五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文章《本田南海零部件厂工人因劳资纠纷停工》。观察家说，这是党的喉舌三十年来第一次大篇幅报道罢工，且立场中立，没指责“肇事者”，也不偏袒资方。媒体学界均大受鼓舞，纷纷呼吁，用法治取代粗暴的“维稳”，以免激化矛盾，“将党所依靠的工人群众推到党和政府的对面”（常凯，页88）。终于，国歌声中，僵局得以化解：一国企老总兼全国人大代表临危受命，做调解人，劳动法专家应邀提供咨询；工会认错，接受选举重组；资方让步，坐下谈判加薪。

这是三年前的事了。如今各地工潮此起彼伏，已成小康道路的常态，叫我想起一首老歌，“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大概是躲不开的历史轮回吧，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南海本田那边发一声吼，究竟是迫于什么？那“万众一心”的自觉，对于中国宪政的成长、政治伦理之重建，又意义何在？

冯象：脸红什么？——罗思维莎戏剧风格浅析

罗思维莎（Hrotsvitha，约935~1002）这个名字，该是读西方戏剧史的学生熟悉的。这位德国北部冈德斯海姆修道院的本笃派女尼，立志要用“同样的素材体裁”，跟那专写“淫妇奸行”的罗马喜剧诗人泰伦斯（公元前约190~159）争一高低。在她的自序里，“冈德斯海姆的雄声”（clamor validus Gandeshemensis）坦率地说：[1]

不过[争这口气]也常令我难堪，羞愧得脸红。因为这种题目逼迫我不得不花心力和笔墨，去写那些色鬼干的混帐事，以及他们那些本不该玷污了我们耳朵的恶毒的甜言蜜语。

这“恶毒的甜言蜜语”之类，照德朗克教授的看法，合着一个相反相成的道理：唯其下流卑劣、不堪入耳，方能显出救世主胜利之光荣，“特别是[剧终]当弱女子获救，原先雄赳赳的暴力却晕头转向、打倒在地的那一刻”。[2]

不用说，这个“相反相成”上了舞台便是戏，因为上帝的安排作为奇迹，总是出人意外。例如，“色迷心窍”的卡利马克潜入少女德鲁西安娜的大理石墓室，亲吻她未曾腐烂的尸体，当场被毒蛇咬死（Callimachus，第七场）。迫害督徒的罗马执政官杜尔西提，没来得及干坏事就失去了神志，把厨房里挂着的锅碗瓢盆当作被他关押起来的三位处女拥抱，搞了一头一屁股的油灰，让躲在门背后的她们吓一大跳（Dulcitius，第四场）：

冯象：《摩西五经》修订版缀言

《摩西五经》初版是二〇〇五年春节过后脱稿的，一晃七年过去。其间于俗务之余译注了《智慧书》与《新约》，攒得些经验体会；“回头再看，就见出许多不足”（《创世记·修订版后记》），于是到了修订的时节。

译文的变动，粗粗算来，将近五千处。大多是进一步节俭文字、锤炼风格，但也有勘误、取别解或新说的。那初版的底本，原是八十年代中在哈佛念书时用的斯图加特旧版希伯来文传统本《圣经》（BHS, 1976），从《智慧书》开始，才换成第五版BHS（1997）。后者的注释，总体而言较旧版保守，反映了西方古典及中古语文研究的潮流。这次修订，生僻语词的校读，除开个别无善解多歧义的，一般就参照新版。

夹注，《摩西五经》不如《新约》详细，趁此机会增添两项内容：一是简要补充古代近东宗教、历史文化跟经文串解的知识；二是列出中文旧译一些有代表性的舛误——主要是和合本，因其流传较广，常被引用——方便读者对照查阅。

另有少数拗口的人名地名，做了减字换字或谐音意译。如《民数记》二十二章，善解城先知、比珥之子巴兰（Balaam，源自希腊语七十士本），据原文发音改作比兰（bil`am，谐音混乱，bela`）；再如《创世纪》三十八章，犹大三个儿子取名厄尔、俄男、安儿（参较和合本：珥、俄南、示拉），是谐音意译，反讽暗示三人或因作恶而丧生，或未能尽到小叔娶寡嫂“替哥哥结子实”的义务，致使家庭不得安宁。

本书初版问世迄今，几乎每天收到各地读者和信友的电邮，“提问、商榷、谈心得或祝祷，于我都是极大的勉励”（《新约·前言》）。在此谨表谢忱，并希望这第二版也能给诸君送上一份“生命的粮”。昔日，见不足者有言：

如果译经是与圣者相遇，修订
便是“面对面同他交谈”
如摩西受嘱托：一次又一次
灵中狂喜，决口心堤。

二〇一二年五月于清华园

《摩西五经》（修订版），冯象译注，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3。

冯象：“奥维德的书” ——读布朗微奇《大卫诗面面观》

《木腿正义》下编之五

说到威尔士“诗仙”大卫·阿普规林，有句名言常被人引用，那就是 W.J. Gruffydd 为第十一版《大英百科全书》“威尔士文学”条写的：“若不是因为他的七音诗（cywyddau）绝对不留转译的余地，大卫保准会跻身于中世纪最伟大诗人的行列。”

这观点最简单的证明，对于熟悉十四世纪英国文学的读者来说，莫过于拿大卫和乔叟相比。他们俩差不多是同代人（大卫的生卒年代，我们没有可靠的记载，但根据他诗里零星涉及的同时代人物、事件，可以肯定他的创作成熟于十四世纪五、六十年代，比乔叟早十多年）；都是南方人，很早便有机会接触上层社会流行的法国文化；都站到本民族新文学的起跑线上，面对着北方旧传统行将瓦解的壮观：英格兰西北，是古老的头韵体诗歌的最后堡垒，《加文爵士与绿骑士》的家乡；威尔士北部，则是哺育了七个世纪“众王公的歌手”的古国奎纳泽（Gwynedd）故地——直到一二八二年英王爱德华一世占领威尔士，“末代王子”佘威林（Llywelyn）遇难，奎纳泽宫廷的歌声才沉默了。歌手们投奔地方贵族（uchelwyr）的庄园，诗歌日趋保守，着意用典而诘屈聱牙，号称“接班人”（Gogynfeirdd）时代。大卫和乔叟，都不是学究，因而绝少因循守旧的习气；学诗伊始，便大胆借用外国的思想和表达。查一查辞典，中世纪进入英语和威尔士语的法语词，有一大批归他们的功劳。

当然，这两种语言的历史大不相似。乔叟步入诗坛的时候，英语作为文学语言，刚从诺曼人征服英国的打击下喘过气来，尚在康复阶段；而威尔士的独立地位虽已一去不复返，威尔士语却并未遭受重创[1]。乔叟身上看不到《贝奥武甫》的影子；大卫却是从小听着塔列森（Taliesin）和阿涅林（Aneirin）的故事长大的[2]。从十四世纪欧洲文学的大形势看，两国同处西方边陲，文化交流上始终借多还少。法国宫廷诗人德尚（约1346-1406）称赞乔叟，是因为他把《玫瑰传奇》译介到英国，不愧为“大翻译家”；而英国迟至一七八九年才出版了第一部大卫诗选[3]。然而，他们都在本民族诗歌为新题材寻求新格律的时刻，起了关键作用。在英诗，是乔叟示范成功的五重音对句和“御制七行体”[4]；在威尔士诗，则是在大卫手里完善的七音诗与谐音律（cynghanedd）[5]。他们用这些诗格写下的不朽之作，代表了本民族中古文学的最高成就。

冯象：哪怕摩西再世

宽侄：

谢谢发来照片，让我们重温欢聚的时光。

回国一趟，同事见面，都说晒黑了。“黑”是恭维，仿佛我在百慕大群岛度假来着。我们邻居，去年到云南旅游的胖太太爱琳倒是苗条了，一听伯母称赞，更是满脸笑容：I know，可不，我减了十八磅！没有，没练瑜珈术，练什么都不如送我那麦当劳儿子上大学！原来，那孩子平时每周要妈妈开车带去麦当劳几回，这学期他一走，“空巢妈妈”告别“垃圾餐”，人就瘦了一圈。

你看，如今“黑”皮肤成了休闲享受的标记，大众化的便宜快餐反而担了不健康的恶名：语义就这样产生于对话的场合。由此想到，上回谈翻译的“再造原意”，那“原意”也是由译者和读者，通过不同语境一次次“交谈”令其清晰而富有意味的。

下面答复你的好朋友的提问：翻译《圣经》是否集体合作较好？“信达雅”如何兼顾，还是应有别的标准？问题不小，可能会扯得远一点——但看得出，他是读了书，独立思考了才形成看法的；这一点，你得向他学习呢。

一

译经给常人的印象，大约总是某个教会委任集体班子的“项目”。可是纵观历史，钦定本除外，马丁·路德那样的独译才是成功的通例（见前信《海枣与凤凰》）。比如罗马教会的标准经文拉丁语通行本，便是圣杰罗姆（约347~420）的杰作。俄罗斯东正教的教会斯拉夫语译本，则来自 Gennadius 大主教的遗稿（1499），往前还可以追溯至斯拉夫字母的发明人圣徒西里尔（St. Cyril, ?~869）与其兄（St. Methodius, ?~884）的译经传道。而与路德几乎同步，廷代尔（William Tyndale，约1495-1536）立志“要让扶犁童子知晓的经文比[教士]还多”，以生动准确的口语，开现代英语译经之先河，在教会的火刑柱上赢了“英语圣经之父”的美誉（包伯里克，章二）。就连众译本之祖，希腊语七十士本，按照传说——而传说寄托了人们对译经的理想——也是七十二位以色列长老受埃及王托勒密二世（公元前282~246在位）请托，分头独力译出的（故事见《创世记·前言》）。

冯象：法学的历史批判——答《北大法律评论》

二〇〇八年您写了《法学三十年：重新出发》，文中提到中国法学“最大的挑战，不在体制内的腐败和控制（如买卖学位、竞贿评估、大小山头争夺资源），而是全球化即全球美国化的形势下，中国法学整体上的边缘化、殖民地化……主流法学在话语层面已广泛接受美国的影响，跨入了‘美国时代’”。时隔四年，回顾一下，中国法学的建树还是不少。比如，北大法学院强世功老师试图通过“不成文宪法”的概念来重构实践中的中国宪制；章永乐老师的专著《旧邦新造》，则是取政治学和法学双重视角，探讨晚清至民国的宪政史；山东大学田雷老师最近提交“八二宪法”纪念研讨会的论文，《 “差序格局”、反定型化与未完全理论化合意——中国宪政模式的一种叙述》，也是一种重构的努力。您如何看待学术界这些新的努力？

开了新风气呢。我们在课上讲过田老师分析的教科书迷思，叫作“中国有宪法而无宪政”。那迷思的根据是，中国的体制缺了违宪审查程序，宪法争议不能诉讼，宪法文本悬在虚空里了——类似《政法笔记》引的那句老百姓大白话：“它没宪法”。但是，“没宪法”不等于“无宪政”。田老师借用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等学说来讨论中国的宪政格局，是大胆的创见。我想强老师也是这个意思，除了几部宪法，我们还应当研究“中国特色”的宪制的方方面面，包括“不成文”的或法律本本之后、之上的宪政惯例。

当代中国语境下宪法文本的一个特点，也是传统宪法学上的难处，是脱离现实政治。“八二宪法”虽有几次修订，如添加了社会主义法治、私有产权保护和尊重人权的语言，但都是宣示性质，小心翼翼地跟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实践保持着安全距离。道理很简单，那些制度实践多数经不起违宪审查，哪怕是程序性的审查。而且，“违宪”一旦引入现实政治，即有违反《宪法》的哪一部分、哪一句话的争论：到底是背离了序言所规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具体的、争议各方可作彼此牴牾的解释的条款文字？前些年，学界跟媒体关于《物权法》草案的激烈辩论，就是一次预演。差点把“不争论”的告诫撇一边去了。

历史地看，“八二宪法”可说是清末以降所有宪法文本中，最具宪政张力即潜能的一部宪法。由于建设中的法治（我称之为“形式法治”）必须以宪法为基础而获得并展示其合法性，“八二宪法”便成了中国体制“落后”（拿形式法治的原则来衡量）的一个表征。正是这巨大的张力，使得不时修宪有了政治动力，从而避免了现行《宪法》像之前的文本那样，完全为政治抛离。

冯象：小书的朋友——《玻璃岛》Ynis Gutrin*的话

小书的故事是这样的。小书其实跟大书一样，前身也是一沓书稿，但不是手写的——从前那种绿方格子、留着宽边的稿纸，“爬格子”誊一遍，可费工夫了——小书赶上了电脑和互联网时代，稿子是打印的。邮寄当天，文档发给出版社的编辑，她就可以直接在电脑上编辑、校对了。

过了半年多，小书印出来了。封面是英国诗人罗赛蒂（1828~1882）画的绿眼睛地母女儿（Kore），一头瀑布似的卷发，手持一只血红籽粒的石榴，让人联想她从冥府归来，新春还阳、万物更生的景象。除了九篇故事，书里还有几十幅漂亮的插图。有个杭州小朋友读了，虽然不全懂，却非常喜欢小阿忒讲故事救亚瑟王那一篇。又有点疑惑：那“零隐私世界”到来，会是怎样的情形？还需要念书考试不？他见勒口有作者的电邮地址，就写了一封电邮：尊敬的冯先生，我刚看完《玻璃岛》，有很多感想，您能不能给我签个名呢？谢谢啦，不好意思打扰了！

“谢谢”一句，他原本忘了写，是找最要好的同学商量后补上的。冯先生回复说：我很想听听你的感想呢。书寄来美国太费时费钱了。这样吧，我下个月来杭州讲学，讲座安排在老杭大校园内法学楼。届时你记得带着书来，就可以签名了。

果然，讲座结束，跟学生合了影，院长说：冯兄，有两位小同学要见你。冯先生笑道：我正想找他呢，原来他是双数啊。两人过来，矮胖些的那个说：冯先生好，他是我最要好的同学，也请您签名。于是，两本书一块儿签了，还写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字。小朋友问：那么我们还要念书考试吗？冯先生答：要的。而且你读些什么，读过几遍，晚上关起门来做数学题的每一个步骤，老师和爸爸妈妈都有办法知道。到那时，人没有秘密可言。小朋友听了，吐了吐舌头，瞅着他最要好的同学；后者绷紧身子，严肃地向小书点点头。

冯象：罗嘎

那是四十年前的旧事。或者按哀牢山寨老人们的说法，是天书上写着的人的命数：某某，初中失学入“知识青年”之流，得下放劳动，至云南边疆一公社小学校教书。

草屋门外，一条干涸的水沟。水沟盘山似长虫蜿蜒，藏头处，壁立云霄一面峻岭，方圆一百二十里莽莽苍苍，猿啼鹿戏，主峰名曰黄连。那高峰半腰悬一座哈尼寨子，十来间竹楼，人称笆底（回音）。笆底生产队的队长叫亚伦，与《圣经》所载先知摩西的兄长同名。亚伦是狩猎的好手，常下来小学校，给我送些麂子野猪干巴之类，让我去酒厂帮他换“火水”喝。因此相熟了。

他有这么个故事，酒后透露的，未免语无伦次，过后他也忘了。幸好我留了一份记录——

那阵子我口袋挂两杆笔，背包里除了英文书还塞一沓信纸，负有收集整理各族群众活学活用伟大思想先进事迹的光荣任务——稍加润色，如下：

冯象：美极了，珍珠——译经散记

一

海风中一个低沉的声音，开始，我没有留意。

我在享受脚心里阴凉的细沙摩挲，看浪花推来的一粒粒贝壳，在夕照下变得金黄。远处，两个嬉戏的小女孩蹲下，惊喜地尖叫着……直至天色渐晦，金贝不见，礁岩化作嶙峋的黑影，如一座倾圮的寺院，那声音才伴着波涛的节拍，慢慢响了起来：En una noche oscura, con ansias, en amores inflamada…

这是谁的诗呢？我问，好像在哪儿读过。风，在礁岩下应答：

是一个昏黑的夜
心里焦灼，燃烧着爱情
啊，幸福又幸运的一刻！
出来了，没人看见。
我的小屋，终于安宁……

走开去的时候，我认出了圣者的名字；晚潮送来，他遗骨的芬芳。

天才的博尔赫斯说过，这诗节的末行，estando ya mi casa sosegada，如果脱离上下文，本是极平淡的一句：我的[小]屋终于安宁。但尾韵-ada之前“s”一连重复三次（casa sosegada），营造了一种宁谧而寂寥的气氛，是译文不易传达的。所以，他赞许苏格兰诗人Roy Campbell的英译的灵活处理：When all my house was hushed。认为“all”用得好，有空旷感；“hushed”收尾，形容“house”，两重读音节押头韵，则仿佛奏出了“沉寂的音乐”（《诗艺六讲》，页61）。

然而我听见的是，十字架底下，那永恒的死寂——他的名字。

冯象：青蛙约西——七十年代琐忆

从前，我有一哈尼学生，小学毕业参加工作干卡车司机的活。不幸遭逢意外，死了。入土方才四天，便托梦于我，讨酒喝。哈尼小伙儿的脾气，哪能不依呢？只是他来得太勤，“兹巴兹巴”（酒，酒）央求我，仿佛不好意思回自家寨子讨去。

死人讨酒，在哀牢山是寻常事；不是吗，人走魂灵在，照样得吃喝。可是进了大学，来到读书人中间，这话就成了奇闻。大伙儿老问：他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模样，如何死了？

就在说出他名字的那一刻，我又闻到了一股熟悉的野草味儿。是他，我的约西，厚嘴唇、高颧骨、一头卷发，手掌心锉刀般粗砺的约西！没错，那个在竹门上刻一道记号，约我太阳落山去河滩捉知了的，除了他，还有谁？拿两只钢精饭盒，捡些小卵石装里面，使劲摇，越响越好。待知了成群飞来，就脱下衣服打——“扎啦扎啦”（吃呀吃呀），知了唱歌！是他说的。

你编造的吧，问的人不信。一边却围拢来，听我讲他的身世。

有的事情就是这样，瞎编一气也有人信，像所谓的“精神污染”。还有的事情却需要亲身经历了才好理解，例如饿肚子。一九七一年，哀牢山闹春旱，寨子一座接一座断了粮。恰逢公社小学校开学——当年在边疆，我们乡下老师是一人负责一处村寨，贯彻教育方针——千方百计动员回来五个辍学的娃子，还是通过生产队长做的思想工作；惟有约西是阿妈玛利主动报名，自个儿来的。那天的情形，我在外语系的英文写作课上描摹过：

冯象：知识产权或孔雀尾巴

与S君谈

冯老师，读了您的文章《知识产权的终结》，我有几点困惑，能否聊聊？您扯开去谈也行。现在好像不仅仅中国，世界各地甚至欧美发达国家，盗版和“山寨”产品都大行其道。这方面的报道和评论很多，一般认为是知识产权及相关法律不健全造成的，您同意吗？

恐怕不能这么说。如果知识产权法还叫“不健全”，世上恐怕没有健全的法律了。因为各国的知识产权立法都是美国推动，拿国际条约和双边/多边协定做框架，背后则是主导全球贸易的美国法标准；至少在“主要贸易伙伴”之间，法律规范、学理解释甚而条款用语的同质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了。

所以出了问题，业内人士都怪执法，还怪一个叫“体制”的东西。

中国就是这毛病，老批自己，跟着美国的调门批，坐实了人家的指控。说实话，知识产权乃至业已宣布建成的整个法律制度，是不是建国以来最健全的时候？谁不承认，即有肯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无法无天”之嫌，那可是严重的偏离“政治正确”，呵呵。法律如此紧密地接轨国际（读作照搬美国），却仍然担了“不健全”的恶名，而且是官方宣传口径，这里头一定有什么不便明言的难处。

这话怎么讲？

“不健全”是委婉语。说白了，就是知识产权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不力，照顾不了它的首要服务对象即资本的利益，走到头了。乍一听，此话有点反常识。可是谁有那个能力，且受益于，抛弃知识产权——以及支撑它的形式化的“普世价值”法权意识形态，我称之为“形式法治”——除了资本，新世纪全球化的资本市场和资本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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