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第七日赐福，定为圣日，因为在这一天上帝完成了创世，休息了。——《创世记》2:3
第一日，晴
一楼会议室午餐，盒饭。小魏请给“论文博士”班开一讲座，因学员都是在职干部，只能周末听课。内容可别太理论化，啊，她说。题目定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若干问题”，谈谈违宪审查跟新法治（又名“形式法治”）中国特色的基本矛盾。J大学冠名教授评审材料寄到。
小高电话，今晚七点半国家大剧院普契尼《托斯卡》有票，约仁卿同往。说三位主角均为意大利当红的歌剧明星，Nicola Carbone饰Tosca，布景一流云云，热情推荐。遂提前晚餐。
改《政法笔记》增订版书稿。
第二日，晴
继续改书稿。下午“论文博士”班讲违宪审查，三小时。学员十来个，不甚发言，仿佛还在部里开他们的会。课间聊天，却活跃了，好几个说去过美国这儿那儿，进修或是访问。
光明
换作任何人，或任何神，这都是犯罪。
他怎会将天下第一的好人（tam），他的忠仆约伯，交在撒旦（satan）手里，任其伤害，以至家破人亡？为什么，仅仅因为那号称“敌手”（satan）的神子一句话，对忠仆的品行或信仰根基表示怀疑，就同意考验，把好人“无缘无故一再摧残”？（2:3, 9:17；以下凡《约伯记》章节，均不标篇名）
可是，他名为上帝，亦即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是背负着以色列的“飞鹰的翅膀”（《出埃及记》19:4），子民的磐石与救主——难道，大哉耶和华，圣言之父，你也会踢着石子，会失足？诚然我们知道，并且确信（《诗篇》36:5以下）——
你的慈爱托起诸天，
你的信实高于霄汉，
你的正义如巍巍神山，
你的判决如无底深渊……
啊，生命之源泉，在你，
藉你的明光我们看到光明！
知道
从前，约伯家充满了光明。他事无巨细都谨守圣法（torah）：脚不离正道，手不沾秽污，心儿提防着眼睛诱惑（31:7），唯恐一时疏忽，让“蜷伏在门口垂涎窥伺”的罪钻了空子（《创世记》4:7）。他七个儿子皆已成家，不在父亲的屋檐下住。每逢各家宴饮，约伯总要派人叮嘱行洁净礼；自己则早早起来，替他们逐一献上全燔祭，说：就怕孩儿触了罪，心里没赞美上帝！（1:5）
待邻人，他更是仁爱的化身：“平时常劝人向善，教软弱的手变得坚强。［他］的话曾帮助跌倒的人重新站起，给疲惫的膝盖以力量”（4:3）。无论孤寡病残还是外邦旅客，都当作亲人接济照拂。所以有口皆碑，正义是约伯的“外袍与缠头”。即使被奴婢控告，他“也不会不讲公道”；哪怕是仇人遭殃，亦不幸灾乐祸：“决不让罪从口生，拿人家的性命诅咒”，他说（31:13, 30）。这耶和华的“光明之子”，天天车马盈门，高朋满座。去到城门口，听审案件或商议公事，“年轻人见［他］都要让道，皓首则起身恭迎；连头人也停止交谈，将手掩住嘴巴”。大家“屏息凝神”聆听约伯的智慧，盼他的指导和安慰，“如望甘霖”（29:7以下）。
后记也讲个故事。
暑假返美，又做一回陪审员。一桩交通事故案子，跟前几趟一样，仍是在撒冷市中心的县法院。律师质证、辩论结束，陪审团关起门来合议之前，法官照例给陪审团一通“指示”（instruction），如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和民事举证责任标准。那是位老法官，富有经验，审判完全驾轻就熟了。听着他把一个个普通法术语用老百姓的话讲得明明白白，出于专业习惯，脑子里就开始追溯比较那些术语的诺曼法语和拉丁语词源。接着便意识到，这“人民法官”的话语策略同律师正好相反。律师办案，接待客户或者向证人取证，往往满口晦涩的行话，生怕人家没有被法律的奥秘与威严吓着。法官呢，虽说是“法律之化身”，一身黑袍，在庭上讲话却十分平易，不故作高深。陪审团和旁听席上的两造亲友与公众，跟着那循循善诱的口吻，一下就跨越了行话的栅栏。他简直是出色的翻译家呢。
经书上说，亚当的长子——夏娃“同耶和华一起”（’eth-YHWH）或“凭上帝佑助”（七十士本：dia tou theou）所生的“男人”（《创世记》4:1注），名叫该隐。该隐的儿女开创了牧、工、乐、妓四大行业，文明社会由此发端（同上，4:17以下）。那么，亚当子孙最初的翻译需求，该始于这四大行业的建立，即行话的生成与行业门槛维护，及随之而来的对语言障碍的克服（解释）吧。那可是远在宁录大王造通天塔，上帝“搅乱”子民语言之前的事情。换言之，人类虽然在巴别之野（今伊拉克）失去了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学会的“天堂语”，得来的却是远为复杂的“搅乱之语”的翻译知识，或由翻译而演进的理解、表达、分析、质疑与批判能力（详见《宽宽信箱·通天塔的教训》）——未必是坏事呢。推而论之，一切语言解释活动，都是翻译，远不止各民族语言间的转译沟通。因而，翻译必是永无止境、一场接一场的常新的斗争。
那案子我们陪审员怎样达成一致意见，法官如何判决，已淡忘了。只记得那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异象降临之际，这一点关于译事的忽发奇想；再有就是回家途中，坐在缓缓行驶的波士顿郊线列车上，闪过的另一个念头：尘土亚当的故事和译注，该修订了。
诉前服务好：来到房山区法院调研，座谈“立案诉讼服务改革试点”，这是我第一个感受。好在哪儿呢？好在诉前，而非上法庭之后；好在服务——人民法院的宗旨，说到底，就是为人民服务。
具体的做法，是建一个“民事立案审查、诉前调解、快速裁判一体化的复合立案程序”。法官们说，过去立案庭像是收发室，案件大量积压，“送达难、执行难、信访化解难”。现在变了，仿佛医院门诊部，挂号的先诊断一下，叫作“深度程序审查”，把可诉的跟不可诉的分开，防止恶意或虚假诉讼，平等保护被告的诉权；不适于法院解决的社会问题、敏感案件等，则疏导分流；合乎条件的便积极调解，为当事人节省时间精力和费用。同时，针对案件性质，在区政法委的领导下，整合各部门资源，推动“大调解”。这样，既能保证诉讼的质量，又可促进调解审判的效率与司法公正；对外维护人民法院的威信，对内则理顺案件流程，提升了法官业务和法院统筹管理的水平。
奇怪的是，这么个双赢的局面，却有学者颇不满意。当然他们也是好心，时时呼吁，表达忧思，怕法院丢了正事陷于杂务。什么是“正事”呢？在那些专家看来，就是坐堂听审，电视剧里洋人法官那个模样，一身黑袍，假发卷卷。他只管高深的法理、细致的剖析，叫两造律师一来一去，轮流考问证人，辩驳事实。除此以外，都算“杂务”，尤其是各种形式的调解。一句话，调解不可取，不是对抗式诉讼，也没有判决书，起不到“通过公开审判来宣传法律知识”的作用（郭小冬，页37）。
其实，近年来人民法院回归调解或群众路线的传统，绝非停止法治建设，或者“开历史倒车”，如一些法学家指摘的。毋宁说，“大调解”复活“马青天那一套”，是“形势比人强”；是“诉讼爆炸”人少案多，法院不堪重负，给逼出来的。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体系，还是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的产物和思路，回应的是二三十年前的案件审理需要、人力资源与知识条件。那会儿还没有“小产权”，恶性的强拆、自焚、警民冲突事件很少，谁能想象“人肉搜索”侵犯公民包括少数贪官的隐私权？时代变了，变得太快；任务却越加繁重复杂，从文书送达、诉前调解、委托鉴定，到执行判决。司法程序上做些调整，不违背人民法院的宗旨，重拾社会主义的政法传统，来一点“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枫桥经验”，或者法官会同“五员一警”（人民陪审员、社区法庭协审员、人民调解员、特邀监督员、公安片警）巡回办案，让“人民调解进立案庭”“人民法庭进社区”，逐步消除“草率结案、诉讼不公、涉诉信访”的现象，有什么不好的呢？立法方面，继去年颁布《人民调解法》，今年又加快了《民事诉讼法》的修订，赶得可及时了。
这事知道的人不多，但也不是新闻。三年前沈林就透露了，写一剧本，发给我看，题为《北京好人》，借用德国布莱希特《四川好人》那个名喻。
我这位“沈博”（在中戏大伙儿这么叫他）是艺术家性格：临开演一小时，突然一个电话：快来，小庄口儿九剧场，票在某某手里，演出结束请参加剧组座谈。就挂断了。Jesus，这可是北京的周五下班高峰时段，小庄口儿在城里还是城外，哪个方向？幸亏的哥是个老辣的，上高速抢道、下辅路钻胡同撞脖子绝不吝惜，居然掐着钟点赶到了。急急进剧院上楼，迎面一道门微敞着，飘出靡靡的乐音。入内坐了，舞台上已经摇出一队艳丽的短裙，合着节拍，大腿举举，煞是整齐。不想乐池里一声喊：停！都放下了。原来是彩排。忙起身退出，抬头看海报，噢，是“爱恋廿世纪”的《张爱玲》哪。
转身爬上三楼，才松了口气：还在排队入场，有几个像是熟面孔，门口招手的那位女生，正是某某。
那神仙乍看是三位，实为一体。戏台后方拉一面银幕，灯一黑，他便降世现身了。宝像采用泥塑，请搞舞美的新秀捏的，模样不陌生——虽然这年头太多人钻在钱眼儿里，早把那“三位一体”淡忘了：中山装，圆脸盘带一粒痣，脑后贴一圈龙门石窟的佛光，赤县神州普照——多慈祥。
他三位口中念念有词，落下云端，来北京查访好人。走到胡同口，碰见愁眉苦脸的下岗教师老王。那老实头真够老实，没想到毛遂自荐，却推举了隔壁的洗头妹，大名沈黛。于是一夜之间，沈姑娘喜蒙神仙恩顾，开起一爿杂货店。她也确是好人，刚添了只货架子，就开始对左邻右舍有求必应，在胡同里悄悄行善。谁知那帮人得着好处，反而生了坏心。有打她“富豪表哥”主意的（不然恁个洗头妹，哪来的做生意本钱？），有垂涎姑娘姿色的，成日价找她纠缠不休。这还没完，又闪出一个踉踉跄跄寻短见的青年，往细脖子套根绳儿。恰巧被姑娘撞见，救下安慰，他洒了两三滴泪，才慢慢启齿，说是留学生，录取在著名的某太平洋大学；面色好苍白，是叫学费加机票给愁的。洗头妹听得神思恍惚，那小白脸便乘势倒在好人胸口，一边花言巧语求爱，要认作夫妻，一边心里算计：这丫头绣花枕下面藏了几K票子？
B君如晤
我上周返美的。正赶上大雪，在纽约机场旅馆捱了一宿，不过把苏力老师给的书稿看了——论致辞与政治修辞的，课上讲过吧。请教两个问题，你们年轻人什么看法：
他在院长任上的毕业迎新致辞极受学生欢迎，当得上北大一块品牌，据说正版之外，还有山寨版。你或者别的同学是觉得他说的道理（思想）好，还是语言生动有趣，抑或别的原因（个性、场合、态度）？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苏力是不是一个例外？
谢谢，节日快乐。
又，山寨版何处可阅？
［三天后］
绝了哈哈，原来院长的“自主知识产权”还未撰写（并依法享有国际保护），山寨版即已上网，四处流传了。而且标题也蛮“感动中国”，是不是？也缠绕些欧化句式，有“力叔”味儿。再过四十年，白头校友回忆“一塌糊涂”（一塔湖图）的学习生活，接受记者或校史专家采访，这段佳话肯定有数不清的版本。
S君帮忙，拿我的问题找同学（校内外皆有）做了个小调查，回复都很率直，有见地：
——既不唱高调说空话，也不惺惺作态讨好学生，总之，苏力老师了解我们的生活，贴近我们的感情。
——很“个”的人，有些执拗。但他的话让我觉得新，可以信，美倒是其次的。
——我对老师了解不多，致辞具体讲了什么道理，记不清了。印象中他很会煽情，有点儿女性化，但不做作。配上他们说的“一张铮铮铁骨的脸”，非常独特。（女生语）
——好些话称得上“美”，甚至过于“柔软”，比如“细雨淋湿了未名湖”，但那只是作为通向某种真实的铺垫，某种未经雕琢和掩饰的“信”。这么看，应该说是“信言不美”的例外吧。
——国人的公共生活一直摆脱不了“假大空”话语，老百姓“审丑疲劳”久矣。苏力老师拒绝官样文章，不落俗套，就具备了打动人的力量。其原理可能近于那个口语词“不折腾”。当然，他有不少出色的修辞和精巧的表达，加上真诚，在教育官员中是罕见的，如果不是绝无仅有。
——回想起来，自己真正被打动，不是在毕业典礼上，而是后来读文字稿的时候。他口才在法学院来说不是最好，要念稿，还带点口音。相比之下，文字更能表现他的激情，“有嚼头”。不过在社会上走红，或许得益于“北大”、“院长”一类的标签效应？
——他有几句“信言”太鲠直了，像“这里是北大法学院”，那种近乎赤裸裸的精英意识的流露，得罪人也不奇怪啊。
——像网友说的，是发自肺腑的祝福，贴心。
——前些年有个外系老师，在课堂上说学生不用功，成天听刘德华。学生暴笑。因为刘是“大叔级”歌星，现在谁还迷他呀？苏力老师绝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他举过孙燕姿、蔡依林、周杰伦、张柏芝、阿娇等人的八卦新闻做例子，大家好惊讶：一位“五〇后”大教授，一向拒绝当“公共知识分子”，对“八〇后”“九〇后”热衷的时尚，居然那么熟悉！
——老师的致辞之所以受欢迎，我觉得除了文笔，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对商业/小资文化略微妥协，例如对青春的伤感抱认可和同情态度，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同时，他也温和地批评一些现象，在致辞中强调年轻一代要有责任感、使命感。小气跟大气这样结合，就抓住了同学们的心。我猜想，致辞本身在知识和学术上的作用，或许是有限的。但如果把这些文本和演讲看作大学里实践群众路线的一种尝试，他会不会觉得颇为得意呢？这也是我自己常感困惑的问题：学术与政治，可分吗？
——魅力在他的个性，而不是思想或语言。
前贤译诗，所定的译名，往往比通行的新华社标准要好看中听。《鲁拜集》的“鲁拜”（ruba’i）又叫“柔巴依”，平声，飘逸着西域风情。作者 Omar Khayyam （1048~1131）是波斯哲人兼大数学家、天文学家，郭沫若译作莪默，如今恐怕只可唤作个奥马尔了。《鲁拜集》在英文世界的美名，得归功于诗人费慈杰罗（Edward Fitzgerald, 1809~1883）的“自由翻译”。费氏出身富裕人家，母亲是社交圈的美人，他却从小嗜读书而性格孤僻。在剑桥三一学院，他同丁尼生、萨克雷等三五个文学才子订交，毕业即隐退乡间，平日只喜欢跟本地渔民泛舟弄潮，终生未事任何职业。四十七岁才下决心结婚，新娘长他一岁。结果没过几天，就躲到朋友家，捧起一本书，不肯见新娘了。那本书便是《鲁拜集》，“莪默，给我送来了慰藉”，他说。
费氏译诗可谓苦心孤诣。稿成，只印了二百五十册，未署名，面世（1859）却受了冷遇。两年后——其时书店已作削价处理，从一先令降至一便士一册（一先令等于十二便士）——一个偶然的机会，被罗赛蒂、史文朋、勃朗宁、罗斯金等诗坛名流与批评家看到，大加褒扬，逃婚的书蠹才成了明星。不过，费氏的《鲁拜集》并非学者式严谨的翻译，也不按原文抄本的编排顺序，而是重新组织，大胆联想，甚而借题发挥，将自己对人生挫折的感怀，溶入原作的略带忧伤的享乐主义和对正统信条的怀疑精神。他认为，一首诗直译与否并不重要，但须是“活的”。“倘若不能留存原作的生命，就得注入译家自己次等的生命；宁要一只活麻雀，也强如老鹰标本”（引自 A.S. Byatt 序）。兹以开头的两阕为例，试译如下——“鲁拜体”格律为四短行押尾韵，aaba，似中国绝句，但作法上是末行发力，破题“如指甲抠心”（波斯诗人 Sa’ib 语）：
早就想写点什么，记念大舅斐云（赵万里）先生。去年至清华服务，大表哥赵深见示大舅遗稿《天宝遗事诸宫调》曲集遗文，睹物思人，感慨万端。
大舅是一九八〇年六月逝世的，一晃已三十年了。那时我在昆明上学，母亲赶去了北京，是父亲写信告知的。父亲的信，平常多是回复我提的文学方面的问题，或者因我要去访他的老友，叮嘱几句。那一次却写了一页大舅与北图（今国家图书馆），及古籍善本保护的事，是要我牢记的意思。后来，母亲依我的建议，写过几篇短文，其中有忆大舅和清华生活的。还编了一份大舅的年表，由大表哥修订，增补了内容，交我润色。课余，遂根据年表翻阅资料，钩稽故实，渐有收获。以下就二三事略作说明，求方家指正；枝枝蔓蔓，不及修剪，是些随手记下的片断。
一
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有一幅导师与助教七人合影，大概是流传最广的历史记录了。前排三位导师，即王观堂、梁任公、赵元任，并讲师李济；后排三个助教，名字标作（左起）：章昭煌、陆维钊、梁廷灿。这照片最初登在《清华年刊》（1925-26年卷），一九二六年夏出版。
幼和（戴家祥）先生晚年，常来家中与母亲聊天。某日，谈到清华研究院往事，说：那张照片的说明弄错了，陆维钊因祖父病故，未能就任助教， 后排中央站着的是斐云。不久我回国讲学，母亲嘱查一下，说看照片像是大舅，不似陆先生。陆先生是母亲在松江女中的老师，他年轻时的相貌神态，母亲是记得的。戴老当年是清华研究院的学生，从观堂习金文与甲骨文，故与大舅相熟；对老师的学术、投湖之背景和研究院史实，皆有探究。一九六〇年一月，清华大学迁观堂棺于福田公墓，八五年树碑，便是幼和先生撰的碑文（沙孟海书丹）。他的讲法应是可靠的。
查《王静安先生年谱》：乙丑（一九二五年）“七月，里北来受业于先生之门，先生命馆于其家。会研究院原聘助教陆君以事辞，主任吴先生命里承其乏，日为先生检阅书籍，及校录文稿”（《赵万里文集》卷一，页55；原载《国学论丛》一卷三期，1928）。这是大舅自己的记录，作于二七年十二月十日。
《追忆王国维》载海宁蒋复璁（慰堂）先生文章，也说，因研究院主任吴雨僧（宓）先生来自东南大学（南京高等师范），除了任公的助教由堂侄廷灿担任，其余助教皆东大毕业生。“分配给静安先生的助教是陆维钊君，陆君因病不能赶到，先请赵万里君代理，后来就由赵万里担任”（页119）。慰堂二三年北大哲学系毕业，其时在清华兼课，任讲师，住古月堂。观堂入居清华园后，他常去请益，曾协助研究院第一期招生，是知情人（参见下文）。但“陆君因病”不确，或属误记；陆先生“不能赶到”的缘由，不是本人染疾，而是祖父病逝。同书另有观堂的女长公子东明先生的回忆，与戴老相同：“父亲就任清华研究院，原已聘定平湖陆维昭（钊）先生为助教，当时陆先生因祖父丧未能履任，赵［万里］先生即由人推荐与父亲”（页412）。
欢迎冯教授来访。我们希望就以下几个题目，同教授作一次书面访谈。首先，您怎样看《圣经》的文学和历史价值，特别为中国而言？
希伯来《圣经》、希腊语次经与《新约》的经典性，是早已为历史所确认了的。因此一般所谓《圣经》的文学和历史价值，实指圣书的新老译本；就中国或华人世界而言，便是如何建立中文译本的经典性的问题。旧译略有成就，尤其是（新教）白话和合本，从一九一九年在上海问世至今，对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基督教中国化做出了贡献。不幸的是，和合本生不逢时，没赶上新文学运动，到了上世纪下半叶，读来便像是吃夹生饭了——旧白话同未成熟的欧化句式的夹生。加之传教士学识浅陋，译事粗疏，遂留下无数舛误、病语病句。所以八十年代开始，圣经公会就组织人力预备修订。今年九月，终于推出了新旧约全书的修订版。此前，教会业已出版了几种和合本的简写跟改写本（如现代本、新译本、新汉语本），对和合本多有订正。如今这些“新译本”有了圣经公会修订版的背书，就大大削弱了和合本的权威与合法性。然而，“新译本”并未获得教民的认同；依旧是生涩的文句，难以用于礼拜祈祷，改错亦不准确；好些地方，添个“的”字“和”字什么的，反而把和合本的风格改掉了。例如，《马太福音》5:3，和合本作“虚心的人有福了”，明显误译，不通。新译本改作：“知道自己在属灵境界中是贫乏而且有需要的人是有福的”。竟把别人的诠释拿来，充当经文。这是目前中文（新教）“牧灵”译本所面临的一场潜在的危机。
有鉴于此，我以为，修订和合本或许应当缓行（详见拙文《和合本该不该修订》）。轻易抛开一部成熟的“牧灵”译本，很可能会影响到所有新教译本的效用，经典性更无从谈起了。
拙译的目标与“牧灵”译本迥异，不是竞争关系。但我欢迎“牧灵”译本不可避免的“大量借用”（详见下文）。此次和合本修订版《摩西五经》部分对和合本的一些匡正，看得出是参考了拙译及我对和合本舛误的考释的，虽然还有众多的误译跟语病尚未割舍。
宗教以外，从文学、语言学等学科的角度去翻译圣经，这进路能给宗教带来甚么益处？
从清华“打的”进城，堵在半道是常事。后来按友人建议，改乘地铁，时间就好掌握了。北京的地铁，我还是八十年代初大学生胸前戴校徽那时候的印象。如今整个儿鸟枪换炮，而且真便宜，两块钱，随便坐多远。站台够宽敞亮堂——不像纽约那地铁，高峰过后，暗地里耗子比人多，横冲直撞的——而且跟回到波士顿似的，好些乘客把头埋在书报里，要不就“煲”手机、填字谜，气氛蛮homey。当然，没考虑周全的地方也有，少数几个站，换车“贼”锻炼身体，跟着人流七拐八拐打地道战，足足走了一刻钟，有点和穿高跟鞋的女士们过不去。还有一样，英语报站名——我不否认，那是“国际大都市”必不可少的一项硬指标——做到了女生字正腔圆，不知是社科院语言所还是谁的人工合成，能跟香港地铁的伦敦腔媲美；可是站名中的一个，让人听了起鸡皮疙瘩：下一站，Renmin University。什么大学？
记得从前的译法，叫People’s University，人民（的）大学，全称中国人民大学。同“人民政府”“人民公安”“人民法院”“人民医院”一个意思，名正言顺，一目了然。干吗要改呢？怕刺激了友邦人士，引起贵宾误解，还是自己心虚？倘若以为中文“人民”的含义要比英文或别的国际语言丰富，翻译不了，也是说不通的。这两个字其实是洋人的老传统，亦即主权在民的“民主”（democracy < 希腊语demokratia = 人民[掌]权）传统。人家西方民主国家，人民这个、人民那个的东西太多了。美国宪法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怎么说的？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我们人民……依照十八世纪的正字习惯，那“人民”还得大写呢。先贤向西方学习的先进思想，民主是其中一条。国家机关及公立机构冠以“人民”二字，乃是宣告新社会人民当家作主，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武装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党的权威喉舌“人民日报”，这些名称，“人民”一律译作People’s。从来没听说，“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一旦挨着大学，就会产生哪样特殊意味，叫英文或任何外语表达不成，必须放弃标准译法。 也可能，是中国人民大学这所公立学府变了。出入校门的，早已不是人民干部与“又红又专”“把青春献给祖国”的积极分子。当家人放下身段，学了别处一些大学，滋养几个“高眉”（highbrow）精英，或者官场和市场的弄潮儿。这种人是连把“人民”挂嘴角上，装装样子都不愿意的。“人民”于是成了累赘，又不好意思对老外解释，便拿六个字母拼个音，刻上校徽，换了新名：renmin。
中文《圣经》旧译，以和合本（1919）流播最广。本月，和合本出了新旧约合订的修订版，好些读者来电邮报知，也有问看法的。书我还没见到，不好评骘，但修订是否必要，我以为尚可斟酌。
和合本不仅佶屈聱牙，且舛误极多，已不是秘密。这一点，现在连“护经”的教会学者也承认。但是，从网上信友的反应来看，修订版似乎并不讨好。什么缘故呢？教民念惯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习惯；尤其解放后大陆中断了译经，和合本几乎成了获准印行的唯一“官方”译本，因此在不少读者心目中，甚而变作了某种符号化“圣经”的代名词，不分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也不管教派（天主教、东正教、各宗新教）。可难题是，那错处连篇，留着还是改掉？
假如我是用和合本的教会，倒有一个办法以不变应万变：一个字也不改。当然，这不是建议有关人士收回不“护经”的言论。那样做，是跟全世界的学术过不去；时代不同了，代价太高，不值得。我的意思是，为传道计，那档子病语病句和误译漏译，宁可别动。传道不是做学问，标准是不一样的，万勿混淆了。在学术界，大家是把《圣经》看作古代以色列人和西方宗教的圣书、律法、历史文献、文学经典等等，是从历史语言、考古、神话学、宗教学、哲学各个角度出发，来解经译经，衡量译文，评论得失的。那同教会“牧灵”传道对译本的要求，根本是两码事。“牧灵”是做老百姓的“灵魂”或思想意识工作，传道，则是传中国化、中文化了的某一派基督教；绝非原装进口一套域外的话语，如罗马时代巴勒斯坦的宗教运动跟行为规范。正像国人烧香念佛，谁会去核对梵文巴利文与藏文经卷，搞懂每一个概念？至于和合本的语句拗口，就更不可纠正了，因那拗口的文字系着教民的宗派认同与宗教感情，是历史形成的宝贵的“牧灵”资源。这是首要的理由。
其次，错处有几句不难改，比如耶稣的训示：“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和合本《马太福音》7:1，16:23）。是传教士语文不及格，把“评判”说成“论断”，“体贴”跟“体会”弄混了。还有的却需要费点心思，推翻重来，才能还基督之言的神韵：“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记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和合本《约翰福音》16:20-21）。动词不对，意思全拧了；“实实在在的告诉”，不通，仿佛耶稣心虚，怕门徒生疑似的。参较拙译：
阿门，阿门，我告诉你们（amen amen lego hymin）……
你们要悲恸，但那悲恸
要变为欢愉！
女人临盆时多痛，
因为她的时辰到了；
然而诞下孩儿，她就忘了分娩的苦——
欢喜呀，人儿来了世上！
但是，此类舛误比比皆是，而有经验的译家都知道，替人改错要比自个儿重译艰巨得多。更要命的是，市面上已有好几种新教“牧灵”译本，号称“重译”，可实际上大同小异，只是和合本的修修补补，一段话换几个字，语汇表达照抄。结果造成一个困局：和合本在既定教义与风格框架内可作的修订，皆已被这些“新译本”抢了先。故而和合本改动越多，便越是向后来者看齐，即失去特色，终将面临被竞争者淘汰的命运。
A君惠览
谢谢支持。此番闹剧，他们策划已久，那“讨公道”的自己说了。面对不义攻讦，耶稣说应该“欢喜不尽”（《马太福音》5:12）。故而“同乐”一下。但拙诗只是温和的讽喻，算是文学尝试吧——新文学有讽喻的传统，从大先生到散宜生，绵延不绝。“文章信口雌黄易，运动椎心坦白难”，这样的旧体诗，不是“湘乡南皮之间”传统道德理想的坚守，而是走新路的坎坷和不驯服。没有几十年革命斗争的锤炼，没有加入最底层的人们的命运，是绝对写不出来的。
扯远了。既有读不懂的，不妨小诗小注，如下：
我动了谁的奶酪
标题，化自Spencer Johnson畅销书名《谁动了我的奶酪》。小诗与该书，内容风格皆不相类，但语词略有重复。如“奶酪”和“动”，诗中各出现四次（包括动词“蠕动”），“了”字达十三次之多，按“驻会学者”的标准，或已触犯“大量借用”之罪。
福音书
指拙译《新约·马太福音》，牛津大学·香港，2010。
某英文译本
指圣城本旧版的英译“新耶路撒冷圣经”（NJB，1985）。圣城本有三个版本（1955，1973，1998），前两版有英译（1966，1985）。NJB的脚注译自圣城本，《新约》部分虽有补充，但内容多涉及天主教教义，与拙译的夹注无关。“驻会”对圣城本/NJB的不满情绪或宗派立场，笔者完全理解。但本人并非天主教徒，无意也无资格传播宗教，或介入争纷。参考圣城本，如同研究别的经典译本和圣经学著作，纯粹是出于学术和文学翻译的需要。
国庆节报刊休息，文章迟几天发表，敬请读者诸君耐心。小诗一首，大家同乐。
我动了谁的奶酪
一块蜡黄色长了白毛发出臭豆腐气味的奶酪——
之后耳畔就嗡嗡不停，飞来几只小小的卫士，头盔闪闪发亮：
嗡嗡，你借用了！
借用什么，我惊愕。
这个！其中一只落到翻开的福音书上，停在一条夹注前
昂起脑袋，俨然一副阅读的模样。
哦，苍蝇也看书呢，我心想。
还参见《出埃及记》，它轻蔑地搓了搓腿，是照搬某英文译本！
原来如此。我把另一本打开，请它看相同的参见。
顿时，嗡嗡声连成一片，他还抄了这本！还有这里，这里，这里
都是参见一样的章节，嗡嗡！
所以是大量借用而不注明出处，不列书目，不诚实！
可是，我抗议道，这是学界通例呀，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的本子
都这么参见，不另给出处；你们乱说，要受谴责的。
呜呜，眼前一道道黑影，他怎么反应激烈，失态了呢？
而且，而且那些夹注本身也是搬字过纸。看
这一句，“抵押”二字，明明是人家脚注里写着的，嗡嗡。
可是耶稣说：若有人想告你，夺你的内袍，你连外袍也让他拿去——
说的不正是《出埃及记》，放债的向穷人索利息
“收人方袍作抵押”那件事吗？
怎么不许我写“抵押”，做个注呢？
不行！一只红头的气势汹汹：经上说的不是“抵押”
是“当头”（和合本《出埃及记》22:26）；另外这句
“太初创世，圣灵盘旋”也不行，除非承认是借用！
那是拙译呀，自家文字也不准引么……
总之，另一只绿头的嘤嘤插话，他没在参考书目中列出。
对不起，我翻到参考书目，这是给普通读者开的，特意说明了……
不！那红头飞下去，对准那“书”字，狠狠一弓尾巴
屙了一滴黑屎：难道我们不也是读者？
啊，我赶紧挥手赶它，我怎么没想到呢
书来到世上，除了人读，还有别种的眼睛盯着——
日头下的苍蝇，暗地里的蚊虫，甚而墙角的蜘蛛，不对
蜘蛛读的是网底的苍蝇，我闹糊涂了……
窗外，黄叶满地。
再看那奶酪，竟发黑了
已经驻扎了一支嗡嗡的队伍，蠕动着
胜利地蠕动着，那自得的阵容
仿佛拼出两个字来：
“驻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
附：《小诗小注》。
某某先生：
署名张达民（“环球圣经公会驻会学者”）的文章（之一，载香港《时代论坛》1204期，2010.9.26）刻意隐瞒事实，误导读者，纯属诽谤。我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我已写了文章驳斥，不久会正式发表。您可把此信转给那挑衅者，公之于众。
1）法语圣城本（La Bible de Jerusalem）是我在拙译卷一《摩西五经》前言、附录及其他著作和文章中多次向读者推荐，并再三强调拙译研究参考的六种西方经典译本之一。
2）西方学界译经之惯例，译本不列参考书目，不论犹太社本（1985）、圣城本（1998）、新牛津第三版注释本（2001），皆是如此。因此三卷拙译的书目特意说明，是“针对普通读者同一般学界人士的兴趣需要，不求完备”，是为“初习圣经者”开列的。
3）《圣经》译注讲究“无一字无来历”，拙译力求如此；夹注简短，按学界惯例不列出处。NJB是圣城本之英译，脚注全部译自圣城本。圣城本脚注只是拙译选择介绍（张文所谓“借用”）的无数圣经学资料和研究成果中的极小部分。
4）版权不延及作品的思想、看法、学说、术语专名、固定表达和古人（超过保护期）作品。圣城本/NJB的注释，如同任何现代译本，对其主张、阐述、引用、介绍、翻译之思想看法、古人文字等，均不享有专有权利或版权保护。此是法律常识。
5）张文所指圣城本/NJB的“误译”，或认为拙译某处有误等等，欢迎争鸣。但禁止拙译或任何人参考借鉴前人的译法，且妄加罪名，于法于理，于学术自由、基督教精神，都是极端错误的，应受谴责。
冯象
2010年9月30日
何美欢老师走了，那么突然，没有一声道别，她走了。
她曾称自己是“前线教员”。谁想，她就如一名奋战中的士兵，在前线仆倒，在同学们坐进教室，在最后一课开始之前。
一
我叫Betty，她说。那是九三年九月，在香港大学梁球銶琚楼。当年的法律学院，可算是大英帝国的最后一块“殖民地”，仅有七个本地老师，我是第一个内地籍教员。头一天报到，她来办公室看我，进门便自报家门。然后三言两句，把“殖民地”须知关照一遍，并要我多喝开水，当心冷气。我这才注意到，她肩上披了一件深蓝色薄毛衣——香港的写字楼，冷气世界第一——日后便学她，放一毛背心在办公室。冬天，则遵照她的“贴士”（tips），备一瓶念慈庵枇杷膏，保护嗓子。
比起美国和内地现时的大学，港大的老师教课要认真细致得多，赶得上文革前上海的风气。而Betty是其中最为认真，给分最严格的一位。可是，她的学生极少抱怨，即使考不及格也心服口服。这一点，我印象很深。因为在哈佛，九十年代开始，学生拿个B-，弄不好会吃药看心理医生。故而好些老师改卷子是能放一马就放一马，分数便节节攀高“通货膨胀”了。我想，Betty在学生中间享有崇高威望，与其说因为她是香港民商法的权威，精通合同、代理、担保、公司、证券等各个领域的判例法理，不如归功于她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学生尽心竭力。跟着这样一位好老师读书，谁还好意思不用功呢？
二
香港是中、英两大官僚主义政治传统的交汇之地，公立大学跟政府机关一样，少不了繁文缛节。大事小事有事没事，都要开会；完了，还得做成文字记录。法律学院因是“法律人治理”，扯皮的时候就比别的院系更多些。Betty却是一分钟也不肯浪费的人，对文山会海自然避而远之。凡是可开可不开的会，她便提议别开；开了，她也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