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随笔 · ESSAYS

海伦民:醉心梦语(四十二)也说“地下出警队”

海伦民:醉心梦语(四十二)也说“地下出警队”

近闻长沙打掉了成批的“地下出警队”,而河北邯郸也摧毁了一些“地下110”。在拍手叫好和欢呼胜利的同时,人们也会生发一些疑问。 一.民众为何有事不去找警察和工商等执法部门,或把纠纷诉诸司法,而宁愿去找业余警察或地下执法者?这背后的原因很多,例如一些人从事的是黄赌毒非法活动,需要“地下出警队”保驾护航。但黄赌毒分子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可能感到求助“地上出警队”或“政府110”成本过高,结果不确定。 二.据说,人们有了纠纷或麻烦去找执法或司法部门,有时必须背后运作和托人说情,而解决的结果往往取决谁的关系更硬,看谁的出钱多。这样一来,人们就宁可或者默默忍受,或者请托“地下出交警队”帮助“消灾”或“摆平”。这好比穷人无力求医,往往只能求助于民间郎中或巫医神汉。 三.当事人出资并陪同执法者办案,已经盛行多年。执法者也有苦衷,人口四处流动,一些案件查起来十分困难,办案经费不足,无法满足当事人的需求,例如异地追讨债务,债权人不出资,不好好伺候,谁为你去跋山涉水,到处奔波?一般民众的想法很简单,谁能搞定,谁办事的成本低,就找谁搞定。这种想法也许属于法律意识淡薄。但这里提出的一个疑问是,“地下出警队”的涌现,是否表明正式执法和司法部门的实际缺位?否则,“地上出警队”为何被“地下出警队”所取代。 四. 人们的另一个疑问是,“地上出警队”为何长期容忍“地下出警队”的竞争?其中原因很复杂。首先,他们要全力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其次,他们要为外企、国企和重要的私企保驾护航,因为这事关当地税收和鸡的屁;最后,他们要把亲戚朋友的事情维护好。剩下的事,就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了。好人斗好人,算是误会;好人打坏人,那是活该;坏人整坏人,则属报应。

海伦民:醉心梦语(四十一)学生治死老师没商量

海伦民:醉心梦语(四十一)学生治死老师没商量

初看题目,读者还以为本文议论的是“法大杀师案”。实际上,这篇文字涉及的是最近爆出的另一个事件,即北大第一医院学生治死老师案。记得多少年前,市面上流行“爱你没商量”的俏皮话。这句话虽然痞味十足,倒能表示出一种霸气,用在本案似也凑合。 一.熊卓为是北大第一医院的研究员,属于老师的辈份。2005年12月,她感到腰疼,遂到本院诊治。本来是个简单的手术,但经过一番治疗,“断了三根肋骨,心脏也破了,肝脏也破了”,竟莫明其妙地离开人世。 二.熊卓为的丈夫感到妻子死得不明不白,便要查个水落石出。他发现,给妻子做手术的“医生”竟是没有行医资质的在校学生,治疗环节存在诸多问题。于是,他开始要求院方给个说法。院方称,患者出现了“并发症”,医院“立刻调集人员全力抢救,但终因病情过重抢救无效死亡”。这种说法似乎可以普遍适用于医疗事故的辩解,就如群体性事件发生时,官方的解释总是“少数坏人挑动了不明真相的群众”。 三.死者的丈夫自然不会满意这种说法,苦苦追寻真相,想给妻子冤魂一个安慰,并通过此案,促使医院真正对患者负责,避免这类悲剧。医生在本院治疗竟落得这般结局,若是普通百姓,那命运就更可想而知了。然而,个人面对机构,外行面对专家,毕竟会感到势单力薄,就如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只要医院把病例进行修改(据称篡改100多处),院方有关领导、医生和学生众口一词,法院就难以认定此案为医疗事故。这个案件一拖就是几年,一直没有结果。

海伦民:醉心梦语(三十九)“钓鱼式执法”有创意

海伦民:醉心梦语(三十九)“钓鱼式执法”有创意

据说几个月来,一些学者忽然发现了中国式法制的重要价值,颇有“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之感,于是开始聚精会神地进行总结“经验”,打造“模式”,以便在全球推广。不过,他们当寻找独创的“中国元素”时,似乎进展并不顺利。近期媒体爆出的上海“钓鱼式执法”,为他们寻找的“经验”或“模式”,似乎可以提供难得的例证。 一. 10月14日,孙中界从河南风尘仆仆来到上海,大街上车龙马水,人山人海,街道两旁耸立着高楼大厦,商行店铺;黄浦江里穿梭着轮船游艇,劳燕忙鸥;东方之珠高耸云霄,新浦东日新月异……这一切都使刚到那里三天的他感到如梦如幻,兴奋不已。能够在这个大都市找到一份工作,他深感到庆幸。他还听说,上海的管理很规范,人人遵守规则,心里就感到很踏实。 二.他没有见过世面,更没有城市人那么多的心计和防范,以为别人遇到难处,理应帮一把。当有“乘客”诚恳求助时,没有多想就慨然应允。他哪里会想到,那求助的“乘客”在给他下套设钩,转眼间他成为了“非法运营者”,不由分说就被取证、审讯和罚款。他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和阵势,惊的目瞪口呆,吓得六神无主。秋风暗动蝉不觉,钓钩漂浮鱼怎知。 三.遇到这种事,浑身长嘴说不清,跳进黄河洗不清,向公司怎么交待?向哥哥怎么解释?还没挣到钱,就要交巨额罚款,帮助人落得个违法,他不理解这是怎样的世道,无法忍受这种冤屈,于是便举刀挥向了自己的手指…… 四. 闻知此事,记者感动了,公众愤怒了,连黄浦江也怒吼了。人们早就听说,上海的“钓鱼式执法”十分了得,但没想到官心如此险恶,苛政如此歹毒。面对公众的质疑,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早有准备,理直气壮地回应:“10·14”涉嫌非法营运一事,执法合理,证据确凿,不存在“钓鱼”或“倒钩”问题。这种回答自然在预料之中,所有官方机构遇到公众质疑,第一反应都是辩解,把责任一推六二五。城管执法局怎么能不保护自己的下属?怎么会不竭尽全力地维护自己的“公正”形象? 五. 然而,社会公众已经不容易忽悠,这种类似官方发言人的“回应”,激起了更大的愤怒。一些调查终于揭开了黑幕,这种“钓鱼式执法”已存在多年,有些执法部门雇佣了批量“钓饵”人员,通过提成的激励机制,每年的罚款收入高达数千万。许多受害者都求告无门,诉诸法院也落得败诉的结局。难怪浦东执法部门有人得意洋洋地宣称,“去年6场诉讼我们无一败诉!”执法部门有司法通道保驾护航,当然感到底气十足。

海伦民:醉心梦语(四十)潜伏:办公室政治学?

海伦民:醉心梦语(四十)潜伏:办公室政治学?

一位朋友向我力荐《潜伏》电视剧,并送给我一套潜伏的DVD。我虽然几乎不看电视剧,但盛情难却,便每晚潜伏几集。一旦开头,兴趣还真的潜伏进去了。 一.故事说的是一个女游击队长与男特工假扮夫妻的曲折经历。当然,如用“女游击队长勾引男特工”之类的题目,虽然更能吸引观众的眼球,毕竟有些不雅。“潜剧”一些情节显然经不起推敲,例如无论出现了怎样的紧急情况,中共地下领导也不至于如此冒险,匆忙派遣一位粗糙冒失的女游击队长,去做事关大局的地下工作。不过,观众不久就把这些疑问忘在脑后,不知不觉地进入了编导设定的诱惑逻辑:扮演假夫妻的孤男寡女,究竟会发生什么?实际上,“潜剧”可以看作《刑场上的婚礼》的另一个版本。在那个故事中,陈铁军和周文雍假扮夫妻从事地下工作。他们虽然产生真情,但迫于严酷的现实,无暇顾及男女之爱,只能在刑场上用反动派的枪声来作为结婚的礼炮。那个感人的故事虽然浪漫中透出庄严和崇高,但观众看了毕竟存有些许遗憾。“潜剧”通过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填补了这种缺憾。可见编导对观众的心理把脉确实很准。 二.在男女情感上,通常都是男人主动。然而“潜剧”却反其道而行之,让女游击队长主动进攻,而男特工保持矜持和理性。这样一来,剧情就好看了:观众非要看看那烈火怎么点着,那干柴怎么点不着。当然,为了不让观众失望,干柴不能始终点不着,但也不能烧成一团火、一堆炭。到了故事末尾,干柴烈火烧上一把,戛然而知,可谓恰到好处。常言道,美味不可多贪。 三.如果故事就限于孤男寡女的打情骂俏或欲亲不敢,欲罢不能,那就显得缺乏思想深度,甚至会蜕化成“红瓶梅”。于是,军统天津站的明争暗斗才是故事的主线,埋下的包袱是,国共特工在一个办公室里会发生什么。男女同住的性别潜伏是一重结构,国共同站的潜伏是另一重结构,这种双重结构使得“潜剧”显得立体化和复杂化。站里的骨干人员不多,但各揣心腹,各怀城府,一方面是国共特工之间的博弈,另一方面是国民党特工之间的内斗。办公室里云翻雨覆,波诡云谲,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时而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每个人都施展六韬三略,把厚黑学运用得炉火纯青。许多国人看后感同身受,竟认为这是对中国办公室政治的活写真。“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现实是真正的舞台,生活是真实的戏剧。虚拟的历史只有反映现实,才能引起观众的共鸣。那个谢瑞林让人联想到现实中唯利是图的红顶商人?那个吴站长名言,“当官不就是为了这些真金白银吗”,不正道出了许多贪官的心声?

海伦民:醉心梦语(三十八)重庆卷起扫黑风

海伦民:醉心梦语(三十八)重庆卷起扫黑风

几个月来,重庆的扫黑风暴越刮越烈,揪出了黑社会的老大,带出了红社会的黑掌门。重庆民众欢庆不已,全国公众也从中饕餮了反复打黑的麻辣火锅,咋舌称快。 一.重庆扫黑露出了红后台,一位前公安局的主要领导浮出水面,多名干警应声落马。坊间传言官商一条龙,警匪一家亲,这话看来并非空穴来风。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最近长沙活跃着诸多“地下出警队”,采用非法手段替人“消灾”、帮人“出气”。他们的行为显然违法,但是这个警匪分离的例子,背后是否反映出民众对公检法的不信任?随地大小便固然不雅和不洁,但没有厕所是否就要求人们强憋?在传统中国,司法失信,人们往往期盼侠客义士出手,甚至梦想有济公那样的及时雨。在西方,佐罗和福尔摩斯那样神奇人物的构想,也表明官方的正义存有局限。相对于人们的希求,官方司法所提供的正义固然会有盲点,但盲点不应太多,对民众的正义诉求视而不见。一旦警匪实现了和谐,公共的利益和民众的安全自然就会落入黑公关的渣滓洞。 二.重庆涉黑团伙和人员之多,可能是近十年来的国内之最。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因而网民不免要质问重庆前几任主要领导,他们对当地的红与黑是毫不知情,还是有意“放水”?想到此,公众不禁为他们捏把汗,当然也为发动扫黑的领导捏把汗。俗话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如果这场风暴持续下去,是否会出现多米诺骨牌的效应?黑龙江当年清查韩桂芝案,就导致了“官荒”,不得不抓大放小,并紧急从外地调干补缺。扫黑风暴继续下去,就可能继续拔起萝卜带出泥,一旦带出一个位高权重的大领导,那要如何收场?真理越过一寸就是谬误,扫黑和反腐也贵在把握度。比如那赖昌星,不能不追捕,又不能真追捕,不追捕民众感到不平,真追捕一旦审出敏感人物,那可就被动了。据说重庆涉案红社会的老大已经放出风来,说逼急了要鱼死网破。对此,有关领导不可不察,免得局面失控。 三.细而思之,红与黑往往是共生关系。没有小贩游击队,城管们何以为生?没有超生游击队,计生办的罚款哪里来?没有地下红灯区,黑社会的保护费谁来交?没有黑社会和违法分子,警察有何存在的必要?敌人消灭之日,也就是大将被解除兵权之时。因此,精明的警察绝不把黑社会剿灭,一如高明的武将绝不会把敌人翦灭,聪明的养鱼人绝不会绝泽而渔。例如,意大利的政要和警方对黑手党的拿捏,分寸就恰到好处。据说,在没有黑社会的地方,往往是红社会吞噬或承担了它们的功能,就如在没有露天厕所的地方,厕所设在室内。重庆的红社会的黑老大,错就错在对黑势力过于放纵,就如美国金融监管机构,错就错在对华尔街金融大亨过分放任。

海伦民:醉心梦语(三十七)穷女拾得百万金

海伦民:醉心梦语(三十七)穷女拾得百万金

去年12月9日上午,深圳机场的清洁女工梁丽,偶然拾得价值300万的珠宝首饰。案发后,她于今年1月被逮捕。这个案件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一.按照中国民间的说法,有卖就有买,有丢就有捡。当然,这种说法只适用于拾到不值钱的小物品,如果拾到300万的珠宝据为己有,道理就讲不通了。行人在野外拾到物品藏匿起来,是一码事;机场工作人员拾到旅客遗失物品不交公,又是一码事。看来梁丽拾金不交,于情理法都显得有亏。 二.然而,人们听说她被逮捕了,依照刑法属于数额巨大的盗窃犯,要被判无期徒刑,舆论突然转向。普通公众不知道什么“罪刑法定”、“主观客观”、“主体客体”之类的大道理,也不懂得“盗窃”“非法占有”之间的微妙区别,更不理会法律人的复杂法律教义学。他们只是质问:拾取珠宝是否就等于盗窃珠宝?普通人哪个没私心?谁能保证不会有“私”字一闪念,“贪”字偶露头?立法者和司法者是否应扪心自问,如果这样的法条适用到你们身上,又会作何感想?于是,梁丽突然成为了公众同情的对象,而相应的法律和法理则成为了指责和讨伐的靶心。 三.记得福柯曾描述了发生在法国的戏剧性变化。一些严重犯罪被发现后,民众先是极度痛恨他们,恨不得把那些“撒旦”撕成碎片。国王要展示自己的权威和警示效尤,便在广场或大街将罪犯示众羞辱,并施以残酷的刑罚。这时,民意便开始发生变化,有痛恨而转向同情,甚至把罪犯奉为英雄,出手营救。这表明,严厉的刑罚往往效果适得其反。 四. 现代刑法和刑罚的基础是“理性人”或“意志自由”之类的预设。弗洛伊德的精神揭示,人自身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重结构,超我即便能够控制本我,也以本性的压抑为代价;理性只是人的意识众冰山一角,非理性欲望、本能和下意识才是人性的“大多数”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现代刑法的理论大厦就坍塌了。显然,许多犯罪是源于一闪念、下意识或非理性,然而,刑法理论往往从后果反推出动因,从行为中导出动机,按照一般“理性人”的标准,衡量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和内在心理。法制还有一条原则,即行为人不得以不知晓法律作为抗辩。在小型熟人社会,尽管刑法不合理,甚至刑罚不人道,但人们对它们心知肚明;在大型陌生人社会,除了专业法律人,一般公众都不知法和不懂法,因而一不留神就可能触法网。当代非刑事化的种种努力,便包含着对现代刑法弊端的反思。

海伦民:醉心梦语(三十六)汉字整形忽受挫

海伦民:醉心梦语(三十六)汉字整形忽受挫

今年8月12日,教育部出台了《通用规范汉字表》,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涉及51个异体字的恢复,并提议对44个汉字“动刀整形”。这一举措引起了广泛的议论和质疑。 一.有人认为,这种举措属于折腾一类。我老人家以为,这种指责有失公允。工信(不是“攻心”)部可以出台“滤霸”,教育部就不能给汉字整形?既然其他机构都折腾,为什么教育部就不能折腾。折腾是造势的俗称,中国古人就认为,法术势三位一体,是政治的最高境界。不造势哪有政绩?没有政绩,怎么写总结?总结写不好,领取年终奖金怎么会心安理得?我们应体谅这些领导和专家的苦衷。 二.“仓颉造字”的说法表明,汉字本来就是人造的。例如,武则天就造了“曌”字,由自己享用。新中国以来,大陆对汉字进行了几次大规模正音和整形,都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相形之下,台港澳的繁体字显得落伍。前人做得,为何后人做不得?发展是硬道理,汉字也要与时俱进。 三.近年来,网民们已经造了不少奇形怪状的字,并且开始流行,如果负责文字改革的领导和专家毫无作为,不落得吃闲饭的骂名?网民们造得字,难道领导和专家连给几十个汉字整形的权力都没有? 四. 谁都知道,大中小学的教材都是官方编写或指定的,教育部连教授的讲课提纲都要规范,这一切并没有遇到阻力。更重要的是,高考怎么考和考什么,教育部一直改来改去,无论效果如何,各种新方案畅行无阻,最近就在试行中学“校长推荐制”。看来这次汉字整形的主要问题出在“征求意见”上,如果强制推行,理解的会自觉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会执行,在执行中加以理解。实际上,各种考试是万能的指挥棒,只要强制推行“整形汉字”,高考中遇到它们,哪个考生胆敢不服从?别看教育部无力治理教育腐败,但要推行整形汉字,那权威还是绰绰有余,正如它虽然无力推动科研创新,但在推行教育体制行政化和官僚化上,却绩效极佳。看来真理不是越辩越明,而是越辩越乱。还是那位香港明星说得好:中国人就得管!

海伦民:醉心梦语(三十五)高楼万丈平地倒

海伦民:醉心梦语(三十五)高楼万丈平地倒

记得有一首红歌的一句歌词是“高楼万丈平地起”。窑洞里有这种理想,确实有种“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气概。在红区窑洞时代,高楼万丈,直接使人联想到当时的上海滩。 一.49年后,上海几十年面貌依旧,只有一些保留下来的洋建筑虽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其他地方到处是破旧的楼房,拥挤的弄堂。上世纪80年代后期,笔者目睹上海的破败景观,感慨不已。据说当时的香港到处高楼万丈拔地起,美元港币落玉盘。90年代后,上海才进入了发展快车道,几日一高楼,五年一变样。 二.近年来,关于上海的新闻很多,随着政要陈良宇的倒台,09年6月27日,上海市闵行区“莲花河畔景苑”一幢在建13层高楼,整体訇然倒塌。当然,这两者没有任何联系,楼倒桥塌的事件屡见不鲜,其本身的新闻价值不大。笔者的兴趣在于这个事件引发的相关思考。 三.要说这楼体不结实,那是冤枉了设计和施工者,因为楼体倒地后,仍然团结一致,没有分裂。上海“楼倒倒”与近日曝光的重庆“楼脆脆”不同,前者倒而不脆,后者脆而不倒,两者要想分出个仲伯来,实在不易。换言之,它们根本就不可比。当然,最近烟台汽车东站的“楼垮垮”属于另类。 四.在建的高楼平地倒塌毕竟算个事故,人们免不了议论纷纷,并要求追查原因和责任。原因发生在结果之前,但总是结果的产物,没有后果就根本无所谓原因。对于结果,回头给个说法,那也倒容易,例如当年饿死人那么多人,就说是自然灾害惹的祸,也就得到理解了。至于倒楼责任,总得找几个替罪羊,否则难以平息民怨。有人怀疑,这事件可能涉及公权力的腐败,但这类议论只要挺过一段时间,也就风平浪静。人们的注意力很快就转向更具轰动效应的事件。

海伦民:醉心梦语(三十四)开胸验肺张海超

海伦民:醉心梦语(三十四)开胸验肺张海超

《三国演义》里说,曹操常犯头晕病,让华佗给他治疗,但未见好转,反而加重。华佗建议他接受开脑手术治疗,这引起了曹操的猜疑,就把他杀了。当时,要施行开颅术,确实不可思议,曹操怀疑他有谋害之意不无道理,而作者抑曹扬刘的维护正统笔法,给曹操扣上了迫害知识分子的历史罪名。这都是闲话,本文要说的今年夏秋以来,一个关于开胸验肺的真实故事。 一.河南人张海超,天生身心健康。他出身寒门,既无官运,也乏学缘,只有堪与马力功率媲美的人力资源。海超娶妻生子,担负养家糊口的使命,在一个劳动力过剩的时代,能在一家工厂找个活干,就算幸运,哪有挑三拣四的权利。自古道,要饭的就不应嫌饭酸。 二.几年下来,海超感到胸中发闷,呼吸不畅,身体乏力,一打听才知道,自己从事的是对身体有害的工种,容易得尘肺病,于是他怀疑自己得了这种病。若是微疾小病,挺一挺就过去了,但这种病非同小可,属于身体致残;若是独身一人,致残就致残吧,反正天下的残疾人有好几千万,多一个也不算多,无奈作为一家的顶梁柱,自己失去劳动能力,孩子老婆生活没有着落。想来想去,他还是选择去医院检查,如果真是这种病,得讨一个说法。许多选择出于无奈。 三.按规定,这种病的检查需要到指定的职业病医院去检查。检查的结果否定了海超的怀疑。他长在农村,没有见过世面,更不懂人情事故,哪里知道,这事需要运通,不找人“意思意思”,医生凭什么给你确诊职业病。他不知道,工厂在给政府增加税收,在给国家创造鸡的屁,一旦确诊职业病,就要给工厂增加负担,影响经济效率和有违发展的硬道理。他也不知道,工厂与职业病医院早就同呼吸同命运了。他更不知道,有病证明与无病证明各有妙用,仅凭有病或无病并不能够从医院获得。他不理解,自己的病是千真万确,怎么一经医学检查就不存在了?职业病医院归政府管,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这个政府管理下的医院,为何竟对人民冷如冰霜?这正是,两叶病肺在血胸,一片冰心在医壶。 四.病情不断加重,而比病情更严重的是心理的绝望。俗话说,人争一口气,佛争一柱香,绝望中会产生拼命一拨搏的倔强,一个开胸验肺的念头涌上心头,缠绕眉头。几番奔走,几经碰壁,他的境遇终于打动了郑大第一附属医院的医生。他们斗胆给海超开胸验肺,并以人类良知和职业伦理,确证了海超的尘肺。躺在病床的海超得知检查结果,虽然长出了一口气,但充满委屈和不解。他从小热爱祖国,每次面对国旗,自傲感油然而生,他多么想努力打工,等手中有了积蓄,带着老婆孩子一道去北京,亲眼看看天安门前的升旗仪式。然而,在自己深爱的祖国里,为何会有这样的遭遇,为何要付出这样的代价!更让他担心的是,这个检查结果是否会得到有关部门的正式承认,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这开胸验肺的代价就白白付出了,而这对于他和他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常言道,福不双降,祸不单行。

海伦民:醉心梦语(三十三)别了,杰克逊

海伦民:醉心梦语(三十三)别了,杰克逊

北京时间6月26日,美国歌星迈克尔·杰克逊逝世。记得有段时间,“6.26”是中国关于医生下乡最高指示的纪念日,并在农村推行“赤脚医生”,要举行庆祝活动。“文革”结束后,医生返城,这个纪念日自然被遗忘了。赶上一代歌星乘风归去,国人也就不在过“赤脚医生节”,而是加入了全球对杰氏的哀悼活动。 一.杰克逊从小投身歌舞艺术,黑里透白,白里透红,红里透黑,一个天生的精灵,自然天真,煞是可爱。许多人凭直觉就断定,这孩子是属于为艺术而生的人精,而不是靠歌舞而活的混混。吉人自有天相。 二.随着粉丝的增多,小杰克逊渐渐懂得了如何迎合他们的口味,并塑造他们的趣味。当然,在一个白人主导的社会里,皮肤暗色毕竟如同太阳的黑子,超级歌星应是完美的偶像,怎么容有这样的瑕疵呢!于是,漂白复漂白,小杰洗又洗。难言之隐虽然没有能一洗了之,毕竟比黑人更像白人了,尽管在某些白人看来他比白人更像黑人。但是,恰恰这种混色成为诱人的特色。实际上,白种人喜欢他的白皮,黑种人喜欢他的黑瓤,这种一举两得的双赢,注定了他无与伦比的鸿运。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三.当然,光靠肤色的调和还不够,还要在性征上用心。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小杰不谙这法则,经纪人团队都是江湖老手,怎么会不明白这诀窍。于是,小杰就需要吃点苦,三番五次整形,直到让男的看上去像女的,女的看上去像男的,才达到止境。这不但男女通吃,连两性人活中性人也尽收壳中。时尚没有性别。 四.要避免平庸,就要制造魔幻效果,看起来在人妖之间,才能满足观众的审美期待。猫王也在人妖之间,但多半近乎妖,而杰王则多半近乎人,猫王多半靠近野兽,杰王多半类似天使,猫王的食物是麦当劳,杰王的好友是麦当娜,因而杰王虽不是猫王,却胜似猫王。艺术源于生活,贵在高于生活,天使会升华为天神,野兽则幻化为妖魔。猫王和杰王的共同之处在于打通了灵俗两界。当然,他们之间的异同不适用于小布什和奥巴马。艺术的至境在于演员眩晕,观众尖叫。杰王这次永远眩晕,粉丝们是否持续尖叫? 五. 美国可是太空大国,通过艺术传达爱国信息,总比强迫人们高喊爱国口号更巧妙。杰王那太空舞步一扭一飘,好像太空船上的星条旗永不落,美国朝野皆大欢喜,世界各地的爱美者也兴奋不已。在碎片化的后现代,艺术所带来的移情和模仿效果,以巧妙的方式整合社会,同化人们的思想。这样说来,艺能载道,一如德能育人,法可治国,狗会咬人。 六. 有人已然发现,全球化是美国化,世界的政治中心是华盛顿,经济中心是纽约,文化中心是洛杉矶。仅就文化而言,好莱坞和迪斯尼就可以主动世界文化潮流,上海正在米老鼠化和唐老鸭化就是明证。杰王的庄园和墓园自然会选在中心,不然,怎么能对边缘更具有辐射力呢!古语道,天时不如地利。

田雷:通向费城的道路——麦迪逊的“新政治科学”

田雷:通向费城的道路——麦迪逊的“新政治科学”

波托马克河发源于阿巴拉契亚山脉西麓,河道向东穿越蓝脊山脉,先后流经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华盛顿特区,最终汇入大西洋的切萨皮克湾。我们的美国宪法之旅不妨从这条美国南北交接处的界河开始。将时间拉回1785年,独立战争结束后,解甲归田的华盛顿将军并非只在山庄内享受宁静的田园生活。弗农山庄背靠波托马克河的南岸,在将军的憧憬中,这条河分切着新国家的南北,开发后的河道不仅是深入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天然水道,而且将成为接入欧洲市场的贸易主航道。在头一年,华盛顿甚至用去数周时间亲自深入波托马克河上游,寻找将其与俄亥俄河连接起来的路线。 但眼下的现状却让华盛顿颇为心灰意冷。独立战争胜利后,一旦共同的敌人不复存在,勾连起北美十三邦的不再是一种浮沉与共的情感纽带,而是彼此之间由于利益纠葛所导致的贸易冲突。在这条波托马克河上,马里兰与弗吉尼亚就存在着河道航运、水产、税收的争议。而波托马克河的争端不过是独立后美国政治乱象的一个缩影。摆脱殖民统治后,北美各邦没有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在这个私利、恣意与猜忌肆虐的政治体内,华盛顿将军所设想的统一的国内市场不仅无法实现,甚至连合众国是否可以自保都是未知之数。

曾昭奋:科学春秋

曾昭奋:科学春秋

一九二零年建成的清华大学科学馆,至今仍然完好如初,屹立在校园中心大草坪西侧。馆外,昔日“科学馆主”叶企孙教授以及他的同事和学生们的肖像和简历展示在橱窗里,吸引着过往的行人。 科学馆大门上,铁铸的汉文“科学”和英文SCIENCE BUILDING还闪着金光。大门两旁挂着“科学馆”和“物理系”两块小木牌,向人们诉说着科学馆和“科学馆主”的往事。 一九二六年,二十八岁的叶企孙先生受命创建了清华物理系,任系主任;一九二九年,叶先生又担任理学院院长。在这里,他取得了神话般的成绩。他当年为物理系和理学院延聘的教师熊庆来、张子高、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吴有训……;物理系学生王淦昌、赵九章、王竹溪、张宗燧、钱伟长、钱三强、王大珩、胡乔木、于光远、林家翘、戴振锋、朱光亚、周光召、李政道、杨振宁……;和理学院其他系学生许宝禄、段学复、陈省身、华罗庚、袁翰青、汪德熙、翁文波、杨遵仪等,不下六七十人,差不多都成为国内外科技界的精英人物和科学院院士。 然而,这位泰斗的晚年却是那样的孤苦无助。 抗日战争初期,叶先生把他最亲密的学生熊大缜送到吕正操领导的冀中根据地,协助、指导抗日军民制造炸药和其他技术、后勤工作。当年令日寇闻风丧胆的地雷战,就凝聚着叶先生和他的学生们的智慧和心血。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叶先生途经香港(赴昆明),通过蔡元培先生的介绍,拜会了宋庆龄先生,请她为在冀中抗敌的学生们提供经济援助。但他到达昆明之后,却听到了熊大缜被诬为国民党特务而被捕的消息。叶先生本想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反映情况,以求营救熊大缜。但他的动作太慢了,熊大缜已被处决。叶先生终生未娶,他跟熊大缜情同父子。解放后,叶先生先后数次通过正常渠道,谋为大缜平反。然而,他却以此案受株连而于一九六八年被捕入狱,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获释,居北大,仍遭隔离审查。他在海外的朋友和学生赵元任、任之恭、林家翘、戴振铎、杨振宁回国时想去探望他,都遭到有关方面的拒绝。一九七五年,隔离解除。这才有一九七六年春节陈岱孙、吴有训、王竹溪、钱伟长等的恍若隔世的登门造访。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三日,叶先生带着“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不容争辩的结论在凄凉孤苦中逝世。追悼会上,吴有训中途退场,对追悼会的规格和悼词内容表示抗议。(据闻,中共河北省委已为熊大缜正式平反)当清华大学于八十年代里先后恢复物理系和理学院建制时,已经与叶企孙的名字没有什么关联了。 一九九二年,叶先生逝世十五周年之后,他的生平和业绩才终于得到比较公正的评价。同年,陈岱孙、赵忠尧、孟昭英、王淦昌、任之恭、林家翘、杨振宁、吴健雄、顾毓琇……等一百二十七位海内外老学者联名呼吁在清华园中建立叶企孙先生的铜像。此事不无周折。如今,叶先生的胸像就安放在清华新区第三教室楼那个简陋的空荡荡的门厅里,而不是像赵忠尧院士所想像那样树立在“校园中心区”。

巫宁坤:燕京末日

巫宁坤:燕京末日

一 一九五一年初,我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忽然接到燕京大学电聘。两年来,国内亲友不断来信,对新中国的新生事物赞不绝口,令人心向往之。于是,我决定丢下写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兼程回国任教。七月中旬,在旧金山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有芝大同学伯顿夫妇和李政道博士前来话别。照相留念之后,我愣头愣脑地问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我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怎么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土了。 八月中旬,从广州乘火车经上海抵达北京,西语系系主任赵萝蕤博士来前门车站接我。她是英语界的前辈,两年多以前从芝大学成归国,回母校任教。朝鲜战事爆发后,燕大美籍教授纷纷回国,她出任系主任。由于师资不足,她除了在国内延聘了俞大絪和胡稼胎两位前辈外,又不远万里约我来共事。别后不过两年多,我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着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皱皱巴巴,不伦不类,猛一看人显得苍老多了。 她为我雇了一辆马车,车顶上放着我的七、八件行李,驶往青年会搭乘校车。这是我初次来到北京,从车窗看出去,满目红色的宫墙,阳光下金光闪闪的琉璃瓦,身穿草绿色制服的军人熙来攘往,我仿佛闯入了这座既是古城又是新都的陌生世界,而不是回到久别的故国。上了年纪的校车,一路颠颠簸簸,足足走了个把小时,终于到达西北郊的燕大校园。燕园门口有两头大石狮子守卫,两扇朱红色大门敞开着,一眼望去只见树木成荫,掩映着一幢幢宫殿式的楼房,引人入胜,而我即将在这座洞天学府里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私心不由得不感到庆幸。 由于我新来乍到,住房尚未分配,便先在萝蕤家作客。萝蕤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的女儿,从小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不但能诗能文,而且弹一手好钢琴。燕大西语系毕业后不久,她就将当时以晦涩闻名的艾略特长诗《荒原》译成中文。在芝大攻读博士学位时,她研究的专题是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她的丈夫陈梦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萝蕤的“斯坦威”钢琴。陈先生不过四十多岁,但又瘦又黑,经常皱着眉头,走起路来弓着背,仿佛背负着甚么无形的重载,看上去有点未老先衰了。有一天,从广播大喇叭里传来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先生一听就发火了:“这是‘一九八四’来了,这么快!”

冯象:亚当无绿坝

冯象:亚当无绿坝

本周林行止先生的文章大妙(《上海书评》2009.6.21)。谈到兽畜多有但亚当独缺的阳具“软骨”,让我想起从前大山里头花季不护航无绿坝的苦日子来了:牛“鞭”狗“尾”都腻味了,要羚羊马鹿最好是老熊的“灵根”,抹了辣子,火塘边吊着熏成黑黑的干巴,那才够“陪浴”,叫“梦幻”。印象中,血肉之间似乎是有那么一截棍儿(baculum)的,名分上,归放逐它灵魂的那个亚当。 林先生引述的“迷你论文”,作者之一泽维特(Ziony Zevit)博士在洛杉矶犹太大学供职,治西北闪语(希伯来语、乌迦利特语等),兼攻考古。代表作《古代以色列宗教》(2001),年前读过,颇喜他的标新立异。然而,这一篇给亚当安“软骨”,却有点过头了。身为专家而阐释经文,没有任何语文学和史料上的论证,就信口开河,虽说发表在医学杂志上,总还是出洋相罢。 这洋相实为一成因论(aetiology)的猜想,即主张《创世记》二章上帝取亚当一条肋骨造女人(夏娃)的故事,隐含着对人类缘何失去了阴茎骨(os penis)的解释。论据有二:一是说人骨非生殖器官,肋条造夏娃不合情理。二是以希伯来语《圣经》的词汇里没有与现代术语“阴茎”对应的专名,断言经文作者凡指阳具,必用比喻或委婉的替代语词。由此推论,希伯来语“肋骨”(zela`)既然可借指椽子木板等支撑物,就能进一步引申,转喻男人的第三条腿:阴茎或撑起它的小棍儿。换言之,伊甸园中亚当沉睡,被造物主摘去的不是肋条,而是胯下的阴茎骨。而传统上译作肋骨,滥觞于《圣经》译本之父希腊文七十士本,后世学者盲从埃及亚历山大城犹太译家(习称七十长老)定的译名(希腊语pleura,旁、肋旁),竟忘了原文的“复义”。 这推断却经不起推敲。 首先,传世经文的词汇范围,只能用来表明《圣经》时代希伯来语已有某词,而不能证明缺欠某词。生殖和性器官的名状联想,在古今中外各个民族,都是不可或缺的日常语汇。难以想象,以色列人偏偏是个例外,提及阳具就只会打比方绕弯儿了。实际上,摩西之律直白得很:“睾丸打碎者”不可近祭坛(《利未记》21:20);“下体割去的”,不得入耶和华的会众(《申命记》23:2)。“下体”(shophkah,词根本义流泻),便是男根的一个专名,词典定义:membrum virile。故新修订标准本毫不含糊:penis(one whose penis is cut off,阴茎割掉者)。 下体在《圣经》里有种种委婉说法,不是上帝子民的词汇贫乏,而是圣言的启示和经文风格的需要。比如,耶和华同圣祖亚伯拉罕立割礼之约,“全体男子都要行割礼,即割去包皮。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标记……我的约须刻在你们肉里,才是永久的约”(《创世记》17:10以下)。那“肉”字(basar)便是男根的婉称;参较亚当得了夏娃以后,经文所言(同上,2:24):“这就是为什么男人要离开自己父母去依恋妻子,与她结为一体”(lebasar ´ehad,直译:一肉)。男根流泻,古人视为子孙的出处,仿佛圣物,故有立誓手触下体的习俗。圣祖年迈,托老仆人回家乡为儿子以撒择妻,命他将手放在自己的大腿下面起誓(同上,24:2)。“大腿”(yarek),犹言私处,是借喻。其他如称阳具为“筋肉”(gid),以“裸相”(`erwah)指羞处,“小腹”(qobah)喻女阴,都是惯常的不难会意的表达。

王朔:我看大众文化港台文化及其他

王朔:我看大众文化港台文化及其他

1 二十年前,我们提到香港经常说它是“文化沙漠”,这个说法在很长时间内使我们面对那个资本主义城市发达的经济和令人羡慕的生活水平多少能保持一点心理平衡。那个时候香港人的形象在我眼里是喧闹和艳俗的。我在广州、汕头机场曾亲眼看到他们一飞机一飞机地到达,花花绿绿地下来,人人穿着喇叭裤,戴着金戒指和太阳镜,手提录音机和大包小包的尼龙衣服,都是准备赠送大陆亲友的,随机同到的还有他们托运的无数彩色电视机,而那时汕头除了党政军机关电影院路灯其他地方一律没电,这些电视机录音机第二天便都高价卖给了北方来的倒爷。他们似乎人人都是财主,住满广州汕头仅有的几座酒店和华侨旅行社,每人进出都带着一大堆衣衫褴褛面带菜色的亲友团,一吃饭就开好几桌。我在电梯间经常听到他们认识不认识的互相大声抱怨国内亲戚的贪婪,国内酒店的服务差,有蚊子,想吃的东西吃不到。那时我还不太能分辨香港人和东南亚各国华侨的区别,现在想来那也不全是香港人,也有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等地的华人。随着他们的到来,城市中出现了餐厅中的伴宴演唱、的士、出售二手服装的摊贩市场和妓女,今天已成为我们生活方式或叫消费模式的那些商业活动在最初就是带着深深的香港烙印进来的。那时我不知道这也叫文化,餐厅中的伴宴演唱会发展到卡拉OK,酒吧乐队;的士会造成广播电台专为有车一族播放流行音乐;摊贩市场除了卖衣服也卖流行杂志盗版光盘和盗版软件;妓女,直接造就了歌舞厅夜总会桑拿室洗头房洗脚屋这些新兴娱乐产业的繁荣,更重要的是为流行小报地摊刊物乃至时装影视剧提供了耸人听闻和缠绵伤感的永远话题。 当时我们的文化概念是不包括大众文化或叫消费文化的,也没有娱乐这个词,一提娱乐好像是下下棋,打打扑克,单位搞个舞会,自己跟自己找点乐。当时右派作家咸鱼翻身,争当“重放的鲜花”;知青作家头角峥嵘,排着队上场;谢晋的电影观众数以亿计;张暖忻郑洞天谢飞吴天明都是新人,每部戏都能轰动一时;随便一个作家或者导演随便一出手都能给人带来一个新观念和新感受。滕文骥在《生活的颤音》还是《苏醒》中让高飞和陈冲正经接了一个吻,便成了那年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喧嚣得一塌糊涂。这还仅仅是开始,文学上“伤痕”“反思”“寻根”之后紧紧跟着“垮掉的”刘索拉徐星,莫言这样的“魔幻中国流”,马原这样的文体革命之父。在王蒙宣布“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后,还应声而起池莉方方刘震云等人领导的“新写实主义”,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等人的“先锋文学”。那时兄弟的“痞子文学”八字还没一撇,正在家里急得团团转。电影方面,吴天明高就西影厂厂长,钟惦斐给他指了方向:要搞中国自己的西部片。也就在张暖忻他们那拨“第四代”刚红透,一眨眼的工夫,“第五代”出手了,陈凯歌的《黄土地》和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一下打破了中国人的欣赏习惯,接着是田壮壮的《盗马贼》、《猎场扎撒》犹如大耳贴子似的贴在中国观众的脸上,扇晕一个算一个。那时大伙也算是群情激愤,特别是田壮壮说了那句“我的电影是给下一世纪观众拍的”之后。有意识地和大众保持距离,就是不为人民服务,还给嚷嚷出来,田壮壮是连作家带导演中的头一个。这个架直到张艺谋拍出《红高粱》才算打完,第五代走出象牙塔,谢晋谢幕,中国观众又被带入了新一轮的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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