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随笔 · ESSAYS

近闻长沙打掉了成批的“地下出警队”，而河北邯郸也摧毁了一些“地下110”。在拍手叫好和欢呼胜利的同时，人们也会生发一些疑问。 一．民众为何有事不去找警察和工商等执法部门，或把纠纷诉诸司法，而宁愿去找业余警察或地下执法者？这背后的原因很多，例如一些人从事的是黄赌毒非法活动，需要“地下出警队”保驾护航。但黄赌毒分子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可能感到求助“地上出警队”或“政府110”成本过高，结果不确定。 二．据说，人们有了纠纷或麻烦去找执法或司法部门，有时必须背后运作和托人说情，而解决的结果往往取决谁的关系更硬，看谁的出钱多。这样一来，人们就宁可或者默默忍受，或者请托“地下出交警队”帮助“消灾”或“摆平”。这好比穷人无力求医，往往只能求助于民间郎中或巫医神汉。 三．当事人出资并陪同执法者办案，已经盛行多年。执法者也有苦衷，人口四处流动，一些案件查起来十分困难，办案经费不足，无法满足当事人的需求，例如异地追讨债务，债权人不出资，不好好伺候，谁为你去跋山涉水，到处奔波？一般民众的想法很简单，谁能搞定，谁办事的成本低，就找谁搞定。这种想法也许属于法律意识淡薄。但这里提出的一个疑问是，“地下出警队”的涌现，是否表明正式执法和司法部门的实际缺位？否则，“地上出警队”为何被“地下出警队”所取代。 四. 人们的另一个疑问是，“地上出警队”为何长期容忍“地下出警队”的竞争？其中原因很复杂。首先，他们要全力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其次，他们要为外企、国企和重要的私企保驾护航，因为这事关当地税收和鸡的屁；最后，他们要把亲戚朋友的事情维护好。剩下的事，就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了。好人斗好人，算是误会；好人打坏人，那是活该；坏人整坏人，则属报应。

初看题目，读者还以为本文议论的是“法大杀师案”。实际上，这篇文字涉及的是最近爆出的另一个事件，即北大第一医院学生治死老师案。记得多少年前，市面上流行“爱你没商量”的俏皮话。这句话虽然痞味十足，倒能表示出一种霸气，用在本案似也凑合。 一．熊卓为是北大第一医院的研究员，属于老师的辈份。2005年12月，她感到腰疼，遂到本院诊治。本来是个简单的手术，但经过一番治疗，“断了三根肋骨，心脏也破了，肝脏也破了”，竟莫明其妙地离开人世。 二．熊卓为的丈夫感到妻子死得不明不白，便要查个水落石出。他发现，给妻子做手术的“医生”竟是没有行医资质的在校学生，治疗环节存在诸多问题。于是，他开始要求院方给个说法。院方称，患者出现了“并发症”，医院“立刻调集人员全力抢救，但终因病情过重抢救无效死亡”。这种说法似乎可以普遍适用于医疗事故的辩解，就如群体性事件发生时，官方的解释总是“少数坏人挑动了不明真相的群众”。 三．死者的丈夫自然不会满意这种说法，苦苦追寻真相，想给妻子冤魂一个安慰，并通过此案，促使医院真正对患者负责，避免这类悲剧。医生在本院治疗竟落得这般结局，若是普通百姓，那命运就更可想而知了。然而，个人面对机构，外行面对专家，毕竟会感到势单力薄，就如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只要医院把病例进行修改（据称篡改100多处），院方有关领导、医生和学生众口一词，法院就难以认定此案为医疗事故。这个案件一拖就是几年，一直没有结果。

据说几个月来，一些学者忽然发现了中国式法制的重要价值，颇有“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之感，于是开始聚精会神地进行总结“经验”，打造“模式”，以便在全球推广。不过，他们当寻找独创的“中国元素”时，似乎进展并不顺利。近期媒体爆出的上海“钓鱼式执法”，为他们寻找的“经验”或“模式”，似乎可以提供难得的例证。 一. 10月14日，孙中界从河南风尘仆仆来到上海，大街上车龙马水，人山人海，街道两旁耸立着高楼大厦，商行店铺；黄浦江里穿梭着轮船游艇，劳燕忙鸥；东方之珠高耸云霄，新浦东日新月异……这一切都使刚到那里三天的他感到如梦如幻，兴奋不已。能够在这个大都市找到一份工作，他深感到庆幸。他还听说，上海的管理很规范，人人遵守规则，心里就感到很踏实。 二．他没有见过世面，更没有城市人那么多的心计和防范，以为别人遇到难处，理应帮一把。当有“乘客”诚恳求助时，没有多想就慨然应允。他哪里会想到，那求助的“乘客”在给他下套设钩，转眼间他成为了“非法运营者”，不由分说就被取证、审讯和罚款。他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和阵势，惊的目瞪口呆，吓得六神无主。秋风暗动蝉不觉，钓钩漂浮鱼怎知。 三．遇到这种事，浑身长嘴说不清，跳进黄河洗不清，向公司怎么交待？向哥哥怎么解释？还没挣到钱，就要交巨额罚款，帮助人落得个违法，他不理解这是怎样的世道，无法忍受这种冤屈，于是便举刀挥向了自己的手指…… 四. 闻知此事，记者感动了，公众愤怒了，连黄浦江也怒吼了。人们早就听说，上海的“钓鱼式执法”十分了得，但没想到官心如此险恶，苛政如此歹毒。面对公众的质疑，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早有准备，理直气壮地回应：“10·14”涉嫌非法营运一事，执法合理，证据确凿，不存在“钓鱼”或“倒钩”问题。这种回答自然在预料之中，所有官方机构遇到公众质疑，第一反应都是辩解，把责任一推六二五。城管执法局怎么能不保护自己的下属？怎么会不竭尽全力地维护自己的“公正”形象？ 五. 然而，社会公众已经不容易忽悠，这种类似官方发言人的“回应”，激起了更大的愤怒。一些调查终于揭开了黑幕，这种“钓鱼式执法”已存在多年，有些执法部门雇佣了批量“钓饵”人员，通过提成的激励机制，每年的罚款收入高达数千万。许多受害者都求告无门，诉诸法院也落得败诉的结局。难怪浦东执法部门有人得意洋洋地宣称，“去年6场诉讼我们无一败诉！”执法部门有司法通道保驾护航，当然感到底气十足。

一位朋友向我力荐《潜伏》电视剧，并送给我一套潜伏的DVD。我虽然几乎不看电视剧，但盛情难却，便每晚潜伏几集。一旦开头，兴趣还真的潜伏进去了。 一．故事说的是一个女游击队长与男特工假扮夫妻的曲折经历。当然，如用“女游击队长勾引男特工”之类的题目，虽然更能吸引观众的眼球，毕竟有些不雅。“潜剧”一些情节显然经不起推敲，例如无论出现了怎样的紧急情况，中共地下领导也不至于如此冒险，匆忙派遣一位粗糙冒失的女游击队长，去做事关大局的地下工作。不过，观众不久就把这些疑问忘在脑后，不知不觉地进入了编导设定的诱惑逻辑：扮演假夫妻的孤男寡女，究竟会发生什么？实际上，“潜剧”可以看作《刑场上的婚礼》的另一个版本。在那个故事中，陈铁军和周文雍假扮夫妻从事地下工作。他们虽然产生真情，但迫于严酷的现实，无暇顾及男女之爱，只能在刑场上用反动派的枪声来作为结婚的礼炮。那个感人的故事虽然浪漫中透出庄严和崇高，但观众看了毕竟存有些许遗憾。“潜剧”通过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填补了这种缺憾。可见编导对观众的心理把脉确实很准。 二．在男女情感上，通常都是男人主动。然而“潜剧”却反其道而行之，让女游击队长主动进攻，而男特工保持矜持和理性。这样一来，剧情就好看了：观众非要看看那烈火怎么点着，那干柴怎么点不着。当然，为了不让观众失望，干柴不能始终点不着，但也不能烧成一团火、一堆炭。到了故事末尾，干柴烈火烧上一把，戛然而知，可谓恰到好处。常言道，美味不可多贪。 三．如果故事就限于孤男寡女的打情骂俏或欲亲不敢，欲罢不能，那就显得缺乏思想深度，甚至会蜕化成“红瓶梅”。于是，军统天津站的明争暗斗才是故事的主线，埋下的包袱是，国共特工在一个办公室里会发生什么。男女同住的性别潜伏是一重结构，国共同站的潜伏是另一重结构，这种双重结构使得“潜剧”显得立体化和复杂化。站里的骨干人员不多，但各揣心腹，各怀城府，一方面是国共特工之间的博弈，另一方面是国民党特工之间的内斗。办公室里云翻雨覆，波诡云谲，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时而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每个人都施展六韬三略，把厚黑学运用得炉火纯青。许多国人看后感同身受，竟认为这是对中国办公室政治的活写真。“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现实是真正的舞台，生活是真实的戏剧。虚拟的历史只有反映现实，才能引起观众的共鸣。那个谢瑞林让人联想到现实中唯利是图的红顶商人？那个吴站长名言，“当官不就是为了这些真金白银吗”，不正道出了许多贪官的心声？

几个月来，重庆的扫黑风暴越刮越烈，揪出了黑社会的老大，带出了红社会的黑掌门。重庆民众欢庆不已，全国公众也从中饕餮了反复打黑的麻辣火锅，咋舌称快。 一．重庆扫黑露出了红后台，一位前公安局的主要领导浮出水面，多名干警应声落马。坊间传言官商一条龙，警匪一家亲，这话看来并非空穴来风。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最近长沙活跃着诸多“地下出警队”，采用非法手段替人“消灾”、帮人“出气”。他们的行为显然违法，但是这个警匪分离的例子，背后是否反映出民众对公检法的不信任？随地大小便固然不雅和不洁，但没有厕所是否就要求人们强憋？在传统中国，司法失信，人们往往期盼侠客义士出手，甚至梦想有济公那样的及时雨。在西方，佐罗和福尔摩斯那样神奇人物的构想，也表明官方的正义存有局限。相对于人们的希求，官方司法所提供的正义固然会有盲点，但盲点不应太多，对民众的正义诉求视而不见。一旦警匪实现了和谐，公共的利益和民众的安全自然就会落入黑公关的渣滓洞。 二．重庆涉黑团伙和人员之多，可能是近十年来的国内之最。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因而网民不免要质问重庆前几任主要领导，他们对当地的红与黑是毫不知情，还是有意“放水”？想到此，公众不禁为他们捏把汗，当然也为发动扫黑的领导捏把汗。俗话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如果这场风暴持续下去，是否会出现多米诺骨牌的效应？黑龙江当年清查韩桂芝案，就导致了“官荒”，不得不抓大放小，并紧急从外地调干补缺。扫黑风暴继续下去，就可能继续拔起萝卜带出泥，一旦带出一个位高权重的大领导，那要如何收场？真理越过一寸就是谬误，扫黑和反腐也贵在把握度。比如那赖昌星，不能不追捕，又不能真追捕，不追捕民众感到不平，真追捕一旦审出敏感人物，那可就被动了。据说重庆涉案红社会的老大已经放出风来，说逼急了要鱼死网破。对此，有关领导不可不察，免得局面失控。 三．细而思之，红与黑往往是共生关系。没有小贩游击队，城管们何以为生？没有超生游击队，计生办的罚款哪里来？没有地下红灯区，黑社会的保护费谁来交？没有黑社会和违法分子，警察有何存在的必要？敌人消灭之日，也就是大将被解除兵权之时。因此，精明的警察绝不把黑社会剿灭，一如高明的武将绝不会把敌人翦灭，聪明的养鱼人绝不会绝泽而渔。例如，意大利的政要和警方对黑手党的拿捏，分寸就恰到好处。据说，在没有黑社会的地方，往往是红社会吞噬或承担了它们的功能，就如在没有露天厕所的地方，厕所设在室内。重庆的红社会的黑老大，错就错在对黑势力过于放纵，就如美国金融监管机构，错就错在对华尔街金融大亨过分放任。

去年12月9日上午，深圳机场的清洁女工梁丽，偶然拾得价值300万的珠宝首饰。案发后，她于今年1月被逮捕。这个案件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一．按照中国民间的说法，有卖就有买，有丢就有捡。当然，这种说法只适用于拾到不值钱的小物品，如果拾到300万的珠宝据为己有，道理就讲不通了。行人在野外拾到物品藏匿起来，是一码事；机场工作人员拾到旅客遗失物品不交公，又是一码事。看来梁丽拾金不交，于情理法都显得有亏。 二．然而，人们听说她被逮捕了，依照刑法属于数额巨大的盗窃犯，要被判无期徒刑，舆论突然转向。普通公众不知道什么“罪刑法定”、“主观客观”、“主体客体”之类的大道理，也不懂得“盗窃”“非法占有”之间的微妙区别，更不理会法律人的复杂法律教义学。他们只是质问：拾取珠宝是否就等于盗窃珠宝？普通人哪个没私心？谁能保证不会有“私”字一闪念，“贪”字偶露头？立法者和司法者是否应扪心自问，如果这样的法条适用到你们身上，又会作何感想？于是，梁丽突然成为了公众同情的对象，而相应的法律和法理则成为了指责和讨伐的靶心。 三．记得福柯曾描述了发生在法国的戏剧性变化。一些严重犯罪被发现后，民众先是极度痛恨他们，恨不得把那些“撒旦”撕成碎片。国王要展示自己的权威和警示效尤，便在广场或大街将罪犯示众羞辱，并施以残酷的刑罚。这时，民意便开始发生变化，有痛恨而转向同情，甚至把罪犯奉为英雄，出手营救。这表明，严厉的刑罚往往效果适得其反。 四. 现代刑法和刑罚的基础是“理性人”或“意志自由”之类的预设。弗洛伊德的精神揭示，人自身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重结构，超我即便能够控制本我，也以本性的压抑为代价；理性只是人的意识众冰山一角，非理性欲望、本能和下意识才是人性的“大多数”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现代刑法的理论大厦就坍塌了。显然，许多犯罪是源于一闪念、下意识或非理性，然而，刑法理论往往从后果反推出动因，从行为中导出动机，按照一般“理性人”的标准，衡量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和内在心理。法制还有一条原则，即行为人不得以不知晓法律作为抗辩。在小型熟人社会，尽管刑法不合理，甚至刑罚不人道，但人们对它们心知肚明；在大型陌生人社会，除了专业法律人，一般公众都不知法和不懂法，因而一不留神就可能触法网。当代非刑事化的种种努力，便包含着对现代刑法弊端的反思。

今年8月12日，教育部出台了《通用规范汉字表》，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涉及51个异体字的恢复，并提议对44个汉字“动刀整形”。这一举措引起了广泛的议论和质疑。 一．有人认为，这种举措属于折腾一类。我老人家以为，这种指责有失公允。工信（不是“攻心”）部可以出台“滤霸”，教育部就不能给汉字整形？既然其他机构都折腾，为什么教育部就不能折腾。折腾是造势的俗称，中国古人就认为，法术势三位一体，是政治的最高境界。不造势哪有政绩？没有政绩，怎么写总结？总结写不好，领取年终奖金怎么会心安理得？我们应体谅这些领导和专家的苦衷。 二．“仓颉造字”的说法表明，汉字本来就是人造的。例如，武则天就造了“曌”字，由自己享用。新中国以来，大陆对汉字进行了几次大规模正音和整形，都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相形之下，台港澳的繁体字显得落伍。前人做得，为何后人做不得？发展是硬道理，汉字也要与时俱进。 三．近年来，网民们已经造了不少奇形怪状的字，并且开始流行，如果负责文字改革的领导和专家毫无作为，不落得吃闲饭的骂名？网民们造得字，难道领导和专家连给几十个汉字整形的权力都没有？ 四. 谁都知道，大中小学的教材都是官方编写或指定的，教育部连教授的讲课提纲都要规范，这一切并没有遇到阻力。更重要的是，高考怎么考和考什么，教育部一直改来改去，无论效果如何，各种新方案畅行无阻，最近就在试行中学“校长推荐制”。看来这次汉字整形的主要问题出在“征求意见”上，如果强制推行，理解的会自觉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会执行，在执行中加以理解。实际上，各种考试是万能的指挥棒，只要强制推行“整形汉字”，高考中遇到它们，哪个考生胆敢不服从？别看教育部无力治理教育腐败，但要推行整形汉字，那权威还是绰绰有余，正如它虽然无力推动科研创新，但在推行教育体制行政化和官僚化上，却绩效极佳。看来真理不是越辩越明，而是越辩越乱。还是那位香港明星说得好：中国人就得管！

记得有一首红歌的一句歌词是“高楼万丈平地起”。窑洞里有这种理想，确实有种“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气概。在红区窑洞时代，高楼万丈，直接使人联想到当时的上海滩。 一．49年后，上海几十年面貌依旧，只有一些保留下来的洋建筑虽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其他地方到处是破旧的楼房，拥挤的弄堂。上世纪80年代后期，笔者目睹上海的破败景观，感慨不已。据说当时的香港到处高楼万丈拔地起，美元港币落玉盘。90年代后，上海才进入了发展快车道，几日一高楼，五年一变样。 二．近年来，关于上海的新闻很多，随着政要陈良宇的倒台，09年6月27日，上海市闵行区“莲花河畔景苑”一幢在建13层高楼，整体訇然倒塌。当然，这两者没有任何联系，楼倒桥塌的事件屡见不鲜，其本身的新闻价值不大。笔者的兴趣在于这个事件引发的相关思考。 三．要说这楼体不结实，那是冤枉了设计和施工者，因为楼体倒地后，仍然团结一致，没有分裂。上海“楼倒倒”与近日曝光的重庆“楼脆脆”不同，前者倒而不脆，后者脆而不倒，两者要想分出个仲伯来，实在不易。换言之，它们根本就不可比。当然，最近烟台汽车东站的“楼垮垮”属于另类。 四．在建的高楼平地倒塌毕竟算个事故，人们免不了议论纷纷，并要求追查原因和责任。原因发生在结果之前，但总是结果的产物，没有后果就根本无所谓原因。对于结果，回头给个说法，那也倒容易，例如当年饿死人那么多人，就说是自然灾害惹的祸，也就得到理解了。至于倒楼责任，总得找几个替罪羊，否则难以平息民怨。有人怀疑，这事件可能涉及公权力的腐败，但这类议论只要挺过一段时间，也就风平浪静。人们的注意力很快就转向更具轰动效应的事件。

《三国演义》里说，曹操常犯头晕病，让华佗给他治疗，但未见好转，反而加重。华佗建议他接受开脑手术治疗，这引起了曹操的猜疑，就把他杀了。当时，要施行开颅术，确实不可思议，曹操怀疑他有谋害之意不无道理，而作者抑曹扬刘的维护正统笔法，给曹操扣上了迫害知识分子的历史罪名。这都是闲话，本文要说的今年夏秋以来，一个关于开胸验肺的真实故事。 一．河南人张海超，天生身心健康。他出身寒门，既无官运，也乏学缘，只有堪与马力功率媲美的人力资源。海超娶妻生子，担负养家糊口的使命，在一个劳动力过剩的时代，能在一家工厂找个活干，就算幸运，哪有挑三拣四的权利。自古道，要饭的就不应嫌饭酸。 二．几年下来，海超感到胸中发闷，呼吸不畅，身体乏力，一打听才知道，自己从事的是对身体有害的工种，容易得尘肺病，于是他怀疑自己得了这种病。若是微疾小病，挺一挺就过去了，但这种病非同小可，属于身体致残；若是独身一人，致残就致残吧，反正天下的残疾人有好几千万，多一个也不算多，无奈作为一家的顶梁柱，自己失去劳动能力，孩子老婆生活没有着落。想来想去，他还是选择去医院检查，如果真是这种病，得讨一个说法。许多选择出于无奈。 三．按规定，这种病的检查需要到指定的职业病医院去检查。检查的结果否定了海超的怀疑。他长在农村，没有见过世面，更不懂人情事故，哪里知道，这事需要运通，不找人“意思意思”，医生凭什么给你确诊职业病。他不知道，工厂在给政府增加税收，在给国家创造鸡的屁，一旦确诊职业病，就要给工厂增加负担，影响经济效率和有违发展的硬道理。他也不知道，工厂与职业病医院早就同呼吸同命运了。他更不知道，有病证明与无病证明各有妙用，仅凭有病或无病并不能够从医院获得。他不理解，自己的病是千真万确，怎么一经医学检查就不存在了？职业病医院归政府管，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这个政府管理下的医院，为何竟对人民冷如冰霜？这正是，两叶病肺在血胸，一片冰心在医壶。 四．病情不断加重，而比病情更严重的是心理的绝望。俗话说，人争一口气，佛争一柱香，绝望中会产生拼命一拨搏的倔强，一个开胸验肺的念头涌上心头，缠绕眉头。几番奔走，几经碰壁，他的境遇终于打动了郑大第一附属医院的医生。他们斗胆给海超开胸验肺，并以人类良知和职业伦理，确证了海超的尘肺。躺在病床的海超得知检查结果，虽然长出了一口气，但充满委屈和不解。他从小热爱祖国，每次面对国旗，自傲感油然而生，他多么想努力打工，等手中有了积蓄，带着老婆孩子一道去北京，亲眼看看天安门前的升旗仪式。然而，在自己深爱的祖国里，为何会有这样的遭遇，为何要付出这样的代价！更让他担心的是，这个检查结果是否会得到有关部门的正式承认，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这开胸验肺的代价就白白付出了，而这对于他和他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常言道，福不双降，祸不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