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当这必朽的穿上不朽——悼Betty
何美欢老师走了,那么突然,没有一声道别,她走了。
她曾称自己是“前线教员”。谁想,她就如一名奋战中的士兵,在前线仆倒,在同学们坐进教室,在最后一课开始之前。
一
我叫Betty,她说。那是九三年九月,在香港大学梁球銶琚楼。当年的法律学院,可算是大英帝国的最后一块“殖民地”,仅有七个本地老师,我是第一个内地籍教员。头一天报到,她来办公室看我,进门便自报家门。然后三言两句,把“殖民地”须知关照一遍,并要我多喝开水,当心冷气。我这才注意到,她肩上披了一件深蓝色薄毛衣——香港的写字楼,冷气世界第一——日后便学她,放一毛背心在办公室。冬天,则遵照她的“贴士”(tips),备一瓶念慈庵枇杷膏,保护嗓子。
比起美国和内地现时的大学,港大的老师教课要认真细致得多,赶得上文革前上海的风气。而Betty是其中最为认真,给分最严格的一位。可是,她的学生极少抱怨,即使考不及格也心服口服。这一点,我印象很深。因为在哈佛,九十年代开始,学生拿个B-,弄不好会吃药看心理医生。故而好些老师改卷子是能放一马就放一马,分数便节节攀高“通货膨胀”了。我想,Betty在学生中间享有崇高威望,与其说因为她是香港民商法的权威,精通合同、代理、担保、公司、证券等各个领域的判例法理,不如归功于她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学生尽心竭力。跟着这样一位好老师读书,谁还好意思不用功呢?
二
香港是中、英两大官僚主义政治传统的交汇之地,公立大学跟政府机关一样,少不了繁文缛节。大事小事有事没事,都要开会;完了,还得做成文字记录。法律学院因是“法律人治理”,扯皮的时候就比别的院系更多些。Betty却是一分钟也不肯浪费的人,对文山会海自然避而远之。凡是可开可不开的会,她便提议别开;开了,她也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