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象通讯 · MISCELLANEOUS

清华大学讲席教授冯象谈法学教育

在熊中为熊，在鸟中为鸟

　　来北京才一个月，碰到的同仁、家长和有识之士，谈到教育都痛心疾首。前几天钱学森先生逝世，媒体报道也是强调他那一句话，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去办学。他说得很直白：这是当前中国很大的问题。现在大家都怪罪教育体制。这自然是不错的，一边是应试教育，一边是产业化、官僚化、量化的办学，教育和学术伦理在沦丧，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但这在在业内人士、教育部门，绝非什么新近的发现。所以抱怨归抱怨，其实是无须继续评论的。

　　今天就谈谈法学教育在这个恶劣大环境下，面临的一些特殊挑战，以及我们力所能及的一些对策、改革的路向。

　　不以美国法学教育为蓝图

　　本来恢复法律教育以后目标是建立一个法律的职业化队伍，形成一个职业化的共同体，30年的时间并不短，但这个共同体建立得并不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职业化的门槛很低

　　今天法学在“文革”结束后的恢复建设，是30年来法治建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是非常重要的。法学院的教育虽然只是一个专业化的训练，但也有一些问题。

　　标准教科书不是讨论现实生活中的法律状态，而往往讨论的是应然的、超越现实、理想化的架构方式。这个理想跟美国有关系。我们的法学教育也往往直接间接提到或关注美国的法学教育，看上去是一种比较方法充斥论文的写作、学者的论述、学生的思考，甚至影响到社会上。很多论文、教书一般开始都是美国怎么规定、法国、日本、德国怎么规定，到了最后一章才是中国怎么规定，提几点建议。具体问题还没讨论，就结束了。

　　美国与中国的法学教育有根本的差异，至少在目前很难拿来比较，或许说作为一个目标来套用。美国的法学教育是单一的研究生教育，全部课程围绕一个学位来进行。中国正好相反。1980年代刚恢复时基本也是以单一本科教育为主，到1990年代设法律硕士以后，学位就多样了，固然可以吸引各种各样背景的人进入法律行业，但却把原本的设置搞乱了。

　　就像中国政法大学方流芳教授指出的，在现在的中国，法学的第一学位可以是任何一个阶段的学位(本科、硕士或博士)，一个人可以从任何阶段进入法学教育。法律资格考试(司法考试)也不需要法学专业，整个行业门槛变得很低，职业化受到阻碍。

　　本来恢复法律教育以后目标是建立一个法律的职业化队伍，形成一个职业化的共同体，30年的时间并不短，但这个共同体建立得并不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职业化的门槛很低，不同的阶段都向外开放，这样的教育制度太繁复，还促成很多不规范作法。到1990年代末扩招，一下把就业市场搞乱了。现在很多学校，法学专业的就业很不好，并且由于就业压力、法律就业市场接近饱和，大部法学院毕业生流向非法律职业。

冯象受聘清华大学首任“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

　　2009年10月15日，清华大学在明理楼模拟法庭隆重举行“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签约暨聘任仪式。著名旅美法学家冯象博士受聘担任“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顾问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前检察长贾春旺、清华大学前党委书记、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理事长贺美英等出席签约仪式，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韩景阳，江苏新华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志华、梅汝璈先生之子梅小璈，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冯象，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出席并致辞。清华大学相关部门负责同志、清华大学法学院部分师生百余人参加仪式。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黎宏主持。

　　仪式上，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黄建华、江苏新华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志华、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代表各方签字。韩景阳同志代表清华大学为冯象博士颁发“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聘书。

韩景阳代表清华大学为冯象颁发“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聘书

禁区（The Forbidden Zone）

《纽约客》2009年7月20日
作者：EVAN OSNOS
译者：方可成

译者按：这是7月20日出版的《纽约客》上写胡舒立的一篇文章，作者是毕业于哈佛大学，驻扎在中国的美国记者Evan Osnos。和《纽约客》的其他文章一样，这一篇也非常长。我将分几次译出，与大家分享。如果翻译有不准确的地方，也请大家不吝指出。谨以翻译此文表达对胡舒立的敬意，文章版权归《纽约客》及作者所有，若要转载，请注意版权问题并请注明作者、译者。

禁区（1），（2），（3）

英文原文在这里，需要注册。

苏力：让我的失败为这个民族的成功奠基

很高兴应邀来参加第五届法理学博士论坛。宋方青老师要我致个辞，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在学术上，我比较小农意识，只关心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北大法学院，自己的学生，以及个人的科研。我不大知道其他各校的博士生都关心什么问题，甚至因为时间有限也不大关心现在中国的法理学都在讨论什么，怎么讨论。我没参加过法理学年会或诸如此类的法理学术讨论会，自我逃避，因此也就自我放逐或边缘化了。

这些话并非离题万里。因为我认为，学术研究基本上是个人的事情，是个人的智力活动。扎堆干活，干农活还可以，有人气，情绪高，但就会有搭便车的可能。而一到工厂流水线上就要有分工了；而分工说白了，就是每个人首先把自己的那块事情干好。在学术上，除了工科的大规模项目和社会科学的对策性研究或社会调查必须协调行动外，我认为，基础理论研究，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基本都是个人性的，冷暖自知。安于自己的本分，恪守自己的追求，因此，我认为是理论法学研究的根本特点之一。甚至，外人的批评和赞扬都是无关的。

但安分守已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人都有关切，也必须有关切。我也有。但目光不应盯着法律理论界，盯着法学人，盯着学术的主流或支流，中心或边缘；目光应盯着社会，盯着人。但也不是抽象的社会和人，我主要关切的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和普通中国人，以及与此有关的某些历史（时间）和外国（空间）。集中——但不是仅仅——关注和研究中国的问题，中国人的问题，这不是眼光狭隘，而是我们只能如此。无论我们如何关心国际，如何关心全人类，其实都注定只能从我们周围的社会，周围的人开始。哪怕是想着讨论一般的法律，普世的法律，但也只能从本地的当代的法律问题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我历来主张的研究进路。“法律思考不很容易跨出国界”，即使你追求或自以为是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想想说这句话的张载；或是想想那些追求永恒不变普遍适用的自然法学者们，例如西塞罗，就可以了。他们都只属于历史，从未进入永恒。永恒的概念不过是脆弱的人类个体从水银中提练的长生不老的仙丹。

苏力：患难与共，血脉相溶——在“清华法学八十年”纪念大会上的致辞

尊敬的王振民院长，
各位领导和来宾、老师们、同学们：

昨天下午5点，忙完了公务，我查看电子邮件，查看了周到的王振民院长为我准备的今天大会的致辞。稿子很好，但难免公文化，不够真切。八十年才一回，哪能就这样放过了清华法学院，岂不便宜了王振民院长？！因此，我连夜自己准备了一份致辞，代表北京大学法学院，并听命于王振民院长，未经各兄弟法学院校授权而擅自代表他们，热烈祝贺清华大学的法学教育八十年。

清华1929年就设立了法学院，先后曾有一批著名学者如张奚若、钱端升、程树德、燕树棠等在清华法学院任教，为中华民族培养和输送了许多杰出的法律和法学人才，例如著名的法学家梅汝璈、陈体强、王铁崖、端木正等。毫无疑问，清华法学院在中国现代法学教育中占有光辉的一页。因为全国高校院系调整，1952年清华中断了法学教育，直到40多年后，1995年才重建清华法律系，1999年再复建法学院。

法学教育中断40多年，我分享许多当代中国法律人的观点，这是清华的不幸，也是中国法治建设和法学教育的某种不幸。但我也认为，历史的中断，失去一段可能的辉煌，也未必是一个值得后来者太多凭吊感叹的事件。历史充满了这种诡诘莫测，不仅出现于往昔，也完全可能因种种变局而出现于未来。而且，一个法学院甚或一所大学的光荣，并不在于或主要不在于她的历史悠久。时间确实会使美酒浓郁醇厚，但时间也可能仅仅意味着年迈和败落，甚至衰亡。都说意大利波洛尼亚大学有历史上最悠久的持续的法学教育，但它在今天世界的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中算不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名字，也并非一股最朝气蓬勃、鲜活生动的力量；它在当代中国的著名，也许更多因为它是时下中国法学意识形态的一个符号。

一如既往，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当下和未来，因此最重要的事是行动和创造。事实上，对于今天参加这个大会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历史上那个大名鼎鼎的清华法学院，是模糊的，更多是时空距离的创造；真正生动真切的其实是我们在过去14年间看到的这个新生的清华法学院。在14年里，特别是过去的10年间，在清华大学校方的全力支持下，在王叔文、王保树、王晨光、王振民——四“王”——主任/院长领导下，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清华法学院已迅速崛起，成为当代中国法学教育的一座重镇，其实力无论是北大还是人大法学院都不敢小觑。张明楷、崔建远、高鸿钧、张卫平、王亚新等一批中年学者在中国法学界十分耀眼，更有一批优秀的青年学者正在迅速成长。

不仅于此。清华法学院还创造了一个，在当代中国问题多多的社会环境和教育体制下，如何新建或重建法学院的模式；而这个模式如今正在上海交大等一些著名理工科大学得到有效复制。这就是，一所著名的理工科大学，凭借其雄厚的无形资产和相对雄厚的经济资产，在短期内，从全国各地吸引一批一流学者，便可能迅速获得相当程度的成功。清华法学院是第一个成功的范例，这就是清华法学院对当代中国法学教育的一个重要贡献。

这个模式的意义其实还相当实在。除了其他必要条件外，我认为，它告诉我们的最重要一点就是，法学教育同样需要大量投入，需要有形资产，也需要无形资产，首先得有钱，然后才可能有一流的学者，一流的校舍，一流的管理。也因此，清华法学院对当代中国几乎是白手起家、“过快”发展的法学教育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重要提醒：尽管法学教育主要靠讲授，无需昂贵的仪器设备，但千万不能以为办法学只要找几位教师，给几间教室就可以了。

清华法学的快速发展还对整个中国法学教育提出挑战，促使法学人反思。这个挑战并不是又多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这其实应令人高兴。真正令人忐忑的是，尽管中国法学教育在过去30年里有了很大的成就，但就总体而言，水平并不高，积淀并不厚，进步还不够快，这才给清华法学院留下了可以迅速跨越的发展空间。而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更应在各自岗位上不断努力，推动中国法学教育的坚实和有效发展，特别是面对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特别是面对中国在世界的迅速崛起。这是中国法学教育和研究必须面对，也只能面对的第一位的重任。

过去有一句老话：“同行是冤家”。但距离清华法学院空间距离最近的北大法律人并不这么看。这固然因为，或首先因为，清华法学院与北大法学院之间的历史渊源。在民族危亡之际，北大、清华和南开曾共同组建西南联大法商学院——我们曾患难与共！新中国建立后，1949年10月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决定将清华法律系并入北大，紧接着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则把整个清华法学院并入了北大——我们曾血脉相溶！而过去10多年来，两院之间的师生交往，无论是正式的，还是日常的，更是家常便饭。

但更重要原因在于我们的追求。在法学教育、科研和管理等各方面的更多竞争、挑战和激励将有益于北大，有益于清华，也有益于整个中国法学教育。我们愿意并会一如既往，同包括清华法学院在内的全国其他法学院更紧密合作。这并非因为某种抽象的北大精神——兼容并包，而是因为我们的事业不可能属于任何个人、学院或大学。我们的事业是共同的；这就是中国，是中国的法治，是中华民族的正在崛起和伟大复兴。

让我们为这个伟大的事业共同努力！

谢谢大家。

2009年4月25日夜于北大法学院科研楼

刘道玉：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

中国高等教育出了问题。什么问题？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先生说：“大学的问题七天七夜也谈不完。”依我看，中国大学的问题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乱”。

乱，包括大学生在内的社会各界都看到了，就是教育领导当局看不到。这验证了一句古谚：“旁观者清，当事者迷”。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愿为教育领导当局解谜，希望他们听进些逆耳忠言，并付诸整改行动。

上世纪90年代初大学合并，揭开了我国高等教育大操大办的序幕。近20年内，高教领域里发生了太多事件，例如大学合并，教育产业化，建设一流大学，本科高速扩招，研究生数量急剧膨胀，专升本，学院改名，学术造假，教学假评估，建大学城运动，大学圈地远动和建设豪华校园等。

值得肯定的是，高等教育在数量上取得了进步，教育经费有所增加，办学条件也有改善。到2007年，大学生在校生已达2700万，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23%，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部分省市已步入普及化的阶段。

但是，片面追求高速度，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如教学质量严重下降，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研究生泡沫化，学风浮夸和学术造假，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素质严重下滑，教育产业化或变相产业化越演越烈，大学中的铺张浪费严重，债务累累，官本位越来越严重……

历史经验表明，凡是一次高速大发展或大破坏之后，一般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调整，这符合事物螺旋式发展的规律。可是，近20年的高等教育一直以火箭的速度上升，从没有进行过调整或整顿，根本谈不上巩固和提高。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思考，我提出整顿高等教育的十意见书，真诚希望国家高层做出决定，对高等教育进行一次彻底整顿。

刘擎：2008年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

　　金融危机下的新“终结论”

　　2008年的金融危机如海啸般从美国波及全球，对西方思想界也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各种新的“终结论”席卷而来：新自由主义的破产、“美国世纪”与全球化的终结、资本主义体系正在走向灭亡……由此，一场思想争论的风暴正在兴起。无论是倍感兴奋还是心怀忧虑，许多欧美知识分子都试图探讨这场危机更深层的意义：它是否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根本矛盾？是否预示着某种历史巨变的来临？

　　Joseph E. Stiglitz（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7月发表《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一文[1]被广泛转载，他批评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辩护者力图将对市场失灵的谴责转向政府的失误”，但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与政治上造成的危害是明确无疑的。Stiglitz断言，“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一直是为特定利益服务的一种政治教条，它从未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持，也没有获得历史经验的支持。”美国《新闻周刊》在10月发表Jacob Weisberg（著名网站Slate主编）的文章[2]，宣告“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作者指出，自由放任主义（libertarianism）的辩解者给出了种种复杂的解释，却回避了一个更简洁、更有说服力的解释：那就是金融崩溃证明了其意识形态的失败。自由放任主义者在思想上是幼稚的，他们难以接受市场可能是非理性的、可能会误判风险、可能会错置资源。他们看不到金融体系如果没有强劲的政府看管和实际干预，那就是在制作“灾难的处方”。 Weisberg声称，自由放任主义“破产了，而这一次将不会有救”。然而，著名学者Richard A. Epstein（胡佛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持有不同观点，他在《福布斯》网站发表回应文章[3]，认为Weisberg对自由放任主义的批评是粗糙的，完全无视其精微之处。他试图澄清，坚持“有限政府”的自由放任主义者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不仅强调市场竞争的好处，也深知非对称信息、公共产品以及囚徒困境所造成的挑战。困难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政府管制，而是什么样的管制才是适当的。Epstein认为，Weisberg的指控过分强调了市场失灵，却低估了政府失灵。

　　对于资本主义未来前景的判断，Edmund S. Phelps（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显得更为谨慎。他在《资本主义会有前途吗？》一文[4]中分析指出，人们在谈论“资本主义的终结”时，似乎忘记了它曾经历过的历史危机，而在1980年代才开始在少数国家复苏。对许多欧洲人来说，资本主义被简单地看作放任的“自由市场”，但资本主义意味着开放与彻底创新。的确，“资本主义造成了破坏和不确定性。但我们不应该忽视这枚硬币的另一面”。资本主义在激发企业家创新和消费者热情的方面是独一无二的，而其最大的成就在于将工作转变为挑战、解决问题、探索和发现。尽管2008年对世界经济充满挑战，Phelps相信“对那些重视创新的国家，明智的建议是保持资本主义”。

　　新的“终结论”热潮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把握了深刻的历史动向，或许（如20年前的“历史终结论”一样）不过是过眼云烟的喧哗。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资本主义灭亡的丧钟曾几度敲响，这一次会不同于以往吗？也许，一切宣告“终结”的论断现在仍然为时尚早而失之草率。但无论如何，金融危机再度发出了强有力的警告：“自由市场经济”必须考虑自由的限度及其政治与社会后果。正如哈贝马斯在11月接受德国《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所指出的那样，“我的希望是，新自由主义议程不再因其表面价值被接受，而是会被悬置起来。让生活世界听命于市场指令的整个方案要接受严密的审查。”[5]

亚伯拉罕·林肯诞辰200周年

Abraham Lincoln
Abraham Lincoln (February 12, 1809 – April 15, 1865)

今天是林肯诞辰200周年，他与达尔文同一天生日。

能联想到 Gettysburg Address，[King James?] Bible，Barack Obama，中学英语课文，等等。

补充：

本周 NPR – Three Books 节目播送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大名鼎鼎的历史学教授 Eric Foner 的文章“Three Books Explore Lincoln’s Complex Genius”。他说，尽管林肯的传记已有很多，但迄今为止最好的仍然是 David Herbert Donald 教授出版于1995年的 Lincoln。他推荐的另外两本书是 Lincoln: A Life of Purpose and Power, by Richard Carwardine，和 The Radical and the Republican: Frederick Douglass, Abraham Lincoln, and the Triumph of Antislavery Politics, by James Oakes。另外，Foner 教授自己也写了一本关于林肯的书：Our Lincoln: New Perspectives on Lincoln and His World。

收听该节目：

2008年中国语录

1. “对我的抹黑，就是对西丰的抹黑……请管好你的嘴！不要乱讲”——2008年1月7日，做出进京捉记者壮举的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在西丰人论坛里发帖说。随后张书记被“责令辞职”，11月，张被发现已荣任沈铁轻轨办的副总指挥，负责具体工作。再随后，在舆论压力下，张再次丢官。

2. “我们不采取措施，是对全县人民不负责任。”——辽宁省西丰县政法委书记周静宇，对县委书记张志国派警察入京捉拿女记者的评价（据《中国青年报》《新京报》）。女记者朱文娜之前曾采写报道《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

3. “现在不是讨论事情真相的时候，这个事件现在已经很混乱了，而且已经上升到学校声誉，甚至是国家安全的地步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男）在课堂上与一女生恶语相向并发生肢体冲突，事件发生后杨帆对媒体如是说。

4. “我竟然把它们（伪造的自己与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印到书的扉页上，真是鬼使神差，只图虚名，招来了大祸。”——临汾市委常委、临汾宣传部长王月喜在法庭上痛苦的反思着。

5. “这话只有全国人大代表可以说，省人大代表不能说。我们都听不见。”——2008年1月23日，当过省三届人大代表的梁宝煜屡次打断全国人大代表李永忠的尖锐发言，并拂袖而去。事后他解释“我只是出去抽支烟而已”。

6. “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想让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说。”——《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回访陕西绥德校长找县长签字被拘事件，采访受阻，接待记者的绥德宣传部长说出这样的话，同时他还感慨：“以前不来报道我们绥德的大好形势，现在一出这事你们就过来，这不是给我们的工作添乱吗？”。

7. “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是人们的价值观念问题。”——2008.2.18，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说。（新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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