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象通讯 · MISCELLANEOUS

某某惠览：

丽娃河畔匆匆一晤，饭局人多，不及细聊。回来美国才收到你的电邮，谢谢。所提问题，有几个是我最近接受记者采访谈过的，大概已经见报了，不必再答了罢。其余的我按内容归总为六题，简复如下：

一、重庆“最牛拆迁钉子户”

此事我不明底细，无法讨论；因为久居海外，不常回国，也写不了时评。我是“网盲”，上网主要查专业文献和法律资料，每天早晨看几条BBC、法新社和香港报刊的头版新闻，但并不细读。信息时代信息爆炸，消费不完也消受不起。国内的好事丑闻，多半是听人侃的。有几位年轻朋友脑子灵手脚快，时时通报，让我略知一二，写文章倘若用得着，即可检索。《木腿正义》和《政法笔记》确实分析了一批案例，目的是揭示政法体制的转轨路径和相关的社会控制策略、文化屏蔽机制。你说苏力先生认为我持一种“冷眼观察和批判的态度”？可能是的吧。隔了半个地球，我多少是处于“局外人”(l’etranger)的位置上——当然，没有法国作家加缪笔下的那一位怪异。

钉子户、上访专业户等不是新事物，文学作品(如《废都》)中早有描写。大约始于文革末尾而在“新时期”成熟，同国家立法和普法的部署并行发展，属于一支顽强的民间传统。你问这类纠纷在美国如何解决？好像不会有钉子户。因为地方高度自治，草根政治和民间公益团体发达(包括商会、环保组织等)，老百姓对发展商、对政府都可以说“不”。我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我们住在波士顿远郊一个滨海小城，城里有许多十八、十九世纪的老房子，有几处还是当年华盛顿和美国革命先驱呆过的，很漂亮。某年，一家国际连锁酒店看中了老港口海关一带黄金地段，上上下下游说公关，说是可以建一座高级会议中心，促进旅游，带动经济，增加就业。报上随即大力宣传。然而被我们市民投票否决了：多数人赞同草根公益团体的立场，选择不发展，拒绝商家的诱惑，保护了小城历史和宁居的环境。市府即民选市长和议事会也无可奈何，更不存在州“领导”“批条子”干涉的可能。

国内的种种纠纷和社会冲突，有的能用法律解决，或者拿传统民法例如物权学说包装掩饰了，让人暂时忘记。有的法律就奈何不得，条文再“健全”也没辄，叫作“钉子”，又名“疑难”案件。现在由媒体和时评家来报道议论“轮番轰炸”，引起公众的注意；像你讲的，点出其中的法律难题，例如怎样平衡“私权”与“公共利益”，也不是坏事。我说过，新法治的“温情”运作，一刻也离不开大众文艺和媒体的宣传配合。新闻报道跟法律时评，便是这文学化的法治的右臂。现时一部分民众，尤其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新法治是寄予厚望的。仅就那一份精心培育的信仰而言，应该说，新法治的建设相当成功。

二、程序正义与法治

简单说来，程序就是办事的顺序、规则。我们盖房子、做学问，都需要遵守一定的程序，否则容易出错，影响效率。你举的那个例子也说明问题：排队购买紧俏商品，红袖章老伯伯维持秩序，不许夹塞，不许代买。为什么？为了避免拥挤混乱，不让力气大的不讲理的钻空子、欺负弱小。在此意义上，程序是公正的最低限度的保障，虽然紧俏商品有限，排在后面的人可能买不到，因而浪费了时间精力，甚至失去别的机会。

但是，法律程序有所不同，其基础是政治权力乃至国家暴力介入的制度性安排。通常情况下，老百姓希望并且相信，政府和国家应能主持公道即伸张实质正义。所以权势者或其雇佣的律师钻程序的空子，利用程序手段阻挠、破坏或延宕正义的实现，老百姓就会不满，要骂人，“丧失理性”。于是在制度上就需要有个说法，一种“学理”或信仰的解释，来安抚他们。所以法治化的社会控制必然有繁复抽象、渲染技术的一面，古今中外皆然。与之相关，还有一个法律人的职业化或精英化问题，是法律人集团一直关心的。就是如何限制法学院/系的规模和数量，加高律师和法官资格的门槛，以使法律人的职业训练和工作伦理跟普通人拉开距离，能够以严格的行业规范和道德自律为条件，向国家换取执业垄断和司法独立。唯有这样，才能把程序正义建立起来，再充分意识形态化，让老百姓接受。这一点，在当前的中国，基本上还未起步。

法治的另一面，则是古人所谓“治吏”或“御臣”，即法律对官员和权势者的约束，或实质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面如果软弱，具体的表现，便是反腐败的不力。但这问题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当今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的通病，不论民主宪政、资本主义与否，也不论官员是否享有“高薪养廉”的特权。高薪养廉，自然是“肉食者”编造的神话。自古清官穷、贪官富；而且越富越贪，不会餍足。近年抓起来公布罪行的那些贪官，有哪个是因为收入太低、“心理不平衡”或制度不“健全”才堕落的？毛主席时代基层干部没几个钱，但贪污腐败的少，为什么？那时候的思想、做法和制度，在现在的人看来，恐怕是极不健全的。我想，穷根究底，还是官员的道德品质和组织纪律出了问题。而这困局涉及巨大的既得利益和预期利益(又名“呆账”，我论述过)，大到了不敢碰也碰不得的地步，因此才变得如此棘手了。

三、文革往事

去年你邀我写文革和知青的事情，我没答应。一九六六年五月文革爆发，我只是个毛孩子，初一学生。跟着高中生外出“串联”，步行“长征”，看大字报，能懂什么革命？我没有回忆文革的资格。那个大时代“十年浩劫”的风云人物好些还健在，应该请他们回忆，保存史料。诚然，文革中各人有各人的经历，无论造反、保皇还是逍遥(当时把两派之外不积极参与的人叫作“逍遥派”)，都有精采的故事，都值得写下。或如巴金老人提议的，造一个纪念馆或图书馆，让后人受教育，总结教训，永远铭记。

不写还有一个理由。回忆录、随想录之类是老人的专长，不到岁数就忆旧，我觉得别扭，而且极易浪费了文学素材。前些年到北京讲学，在三联书店楼上的咖啡厅会友，吴彬大姐推荐钱宾四(穆)先生一本小书《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我在返程飞机上一口气读完，真是诚笃隽永之至。那种阅尽人世沧桑的素朴文字，只有学问做通了上了岁数的人才能驾驭。大概这就是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吧。

四、现当代文学

我是西学出身，长期在美国生活，国内的小说戏剧，多年没看了，没时间。因此说不上喜欢或不喜欢哪个作家。但由于文学圈子里的熟人多，道听途说，得知一点花絮八卦。偶尔也应朋友邀请，或者遇上有兴趣的题目，写一两篇评论。

不过，二十世纪的白话新诗我下了点功夫，研究格律和现代汉语的音韵节奏、欧化句式等问题。从郭沫若《女神》到戴望舒、艾青，从食指、海子到世纪之交的“新新人类”，都读。现在回国讲学，遇上年轻诗人还一块儿泡巴喝酒，念他们的新作。

你问对张爱玲、顾城等人的看法。顾城早期的东西好，有童趣。假如当初他停下来写故事，或许会成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而这一块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弱项。你想，需求那么大，却少有给孩子们讲故事的人才，这民族一定是遭遇了什么不幸。童趣是天生的，教不会，学不来。日本人这方面比中国人强，各门艺术包括民间工艺都能表现童趣。所以他们的动画片做得好，比迪斯尼的还要好。这是我的一个美国“教女”告诉我的，小观众自个儿的评价。

张爱玲文字警策、造句精巧。据说她看书喜欢拿一支笔删改别人的句子，用这个方法训练语感，是个风格意识极强的作家，对《红楼梦》也有独到的见解。可是她的故事对我没有吸引力。旧上海和老香港那些小人物的心态、声腔、做派和出没的场所，我太知道了，不觉得新鲜。

五、“重建西学”

“重建”是我在一封信上说的，收在增订版《木腿正义》，你读得仔细，注意到了。但我的意思并非指前人向西方学习，误读或曲解了什么。那是不可避免的；何况创新有时候就是因误读而起、从曲解出发而成功的。九十年代以来西学之衰落，除了政治和文化生态变迁的影响，还连着高等教育和学界的腐败。如钱学森先生一针见血指出的，大学走了歪道。中国人办教育，二十世纪上半叶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通通丢掉了，一律奉行长官意志，“数目字”管理。将来如何推倒重来，扫除垃圾，回归正路，我们这一代怕是不行了，既得利益者太多。看下一两代人吧，也许他们受够了损害，能抓住机会，拿出勇气和政治智慧，迫使“肉食者”及其共谋者让步。

但是，译经跟重建西学或解决社会问题无关，纯粹是出于学术和文学兴趣。这一点我已在《摩西五经》的前言里讲明(见《木腿正义·雅各之井的大石》)。

六、宗教经典

世界主要宗教当中，佛教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最大。前辈学者，凡受过传统教育的，对佛经都有些研究。文革以前和文革过后，先父常接待外宾——那时候上海人还少见多怪，南京路上常围观外国人——好些是来访的佛教界人士，他少不了陪同参观寺庙，谈论些佛学和经文典故。回家就着绍兴老酒，兴致上来，也跟我们说说。所以佛经故事我很早就有兴趣，读过一些。但佛学博大精深，经文浩如烟海，我是外行。

佛经汉译，大概也有不少错漏，陈寅恪先生等先贤指出过。但译本有舛误，一般不会影响宗教的传播。人们信教，是因为内心有所觉悟而皈依，或者生活陷于迷惘痛苦，无所依凭，欲寻求真理。所以教士布道，都是说些浅显的道理，跟学术讨论是两码事。如今荧屏上那些风靡全国的“心灵鸡汤”节目，也是这样；出点差错，甚至误读了经典，也无关紧要。只消观众看了高兴，对人生增强信心，“爽”了就好。考订文字、辨析义理，是学者和经师的任务，不是普通读者和信众关心的。信仰关乎个人灵魂的福祉，礼拜神明则需要仪式和组织，这些都不是单纯的译经解经所能奏效的。

至于经文载体语言的神圣，历史上只有少数几种语言获得这一待遇。例如埃及的圣书(象形)文字，古人以为是神明所赐，故而须由祭司和专职文书来书写、解读、保管文献。《圣经》的希伯来文和《古兰经》的阿拉伯文，传统上也享有极高的尊崇。因为这两种文字直接承载了神的启示，所传经文则是那启示的完满无误的记录。而基督教《新约》的希腊普通话(koine)，则同欧洲的其他语言一样，没有那般神圣。因为耶稣福音的原话，是公元初年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母语亚兰语，门徒们译成希腊文传世，已经跟“天国圣言”隔了两层(详见《宽宽信箱·天国的讽喻》)。更何况希腊文在早期基督徒看来，是异族“行淫”即膜拜宙斯、维纳斯等邪神偶像的污秽了的语言。所以历史上，希腊文虽然一度成为东地中海文明圈的普通话或文学语言，却从未达到“至圣”的地位，像希伯来文、阿拉伯文在犹太教徒和穆斯林心目中那样。

《圣经》汉译，除了研习原文善本、琢磨西文经典译本，还应当参考《古兰经》。《宽宽信箱》里讲海枣与凤凰那一篇，我就核对了几种英译《古兰经》和马子实(坚)先生的汉译，并请教通晓阿拉伯语熟悉中东风俗名物的专家，从而确定和合本等旧译的舛错。马先生学贯中西，曾在埃及留学八年，以阿拉伯文著《中国回教概况》，将《论语》译为阿拉伯文。回国后任北大东语系教授，著译等身，还主编了《阿汉词典》。他是云南沙甸人，那村子从前我每次上昆明都要路过，下车休息，很熟悉。马先生以“忠实、明白、流利”做白话译经的标准，白寿彝先生称赞他的译本“超过以前所有的译本”。所以我读得十分认真，而且希望将来时间精力允许，学习阿拉伯语，从原文研习这部天经——穆圣宣布的“永久的奇迹”。

拉拉杂杂就此打住。不知可用否。若有不当之处，请随时见教。匆祝

文祺

冯象

二〇〇七年三月于铁盆斋，采访原载《南方人物周刊》2007.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