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桑奇说：“历史将会胜利。”只能这么期待，不然就万劫不复了。其实这对美国未必全然是一件坏事（波斯纳新近在《新共和》上发表的短文”Wikileaks and the Art of Shutting Up“就提到，泄密“maybe benefits”），因为政客从来不为人民服务，反而可能成为人民公敌。每当政客被钉到耻辱柱上，历史就取得了胜利。
可悲的是，历史经常取得这样的“胜利”。
《纽约时报》和《卫报》的专题网页：State’s Secrets；The US Embassy Cables。
国庆节报刊休息，文章迟几天发表，敬请读者诸君耐心。小诗一首，大家同乐。
我动了谁的奶酪
一块蜡黄色长了白毛发出臭豆腐气味的奶酪——
之后耳畔就嗡嗡不停，飞来几只小小的卫士，头盔闪闪发亮：
嗡嗡，你借用了！
借用什么，我惊愕。
这个！其中一只落到翻开的福音书上，停在一条夹注前
昂起脑袋，俨然一副阅读的模样。
哦，苍蝇也看书呢，我心想。
还参见《出埃及记》，它轻蔑地搓了搓腿，是照搬某英文译本！
原来如此。我把另一本打开，请它看相同的参见。
顿时，嗡嗡声连成一片，他还抄了这本！还有这里，这里，这里
都是参见一样的章节，嗡嗡！
所以是大量借用而不注明出处，不列书目，不诚实！
可是，我抗议道，这是学界通例呀，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的本子
都这么参见，不另给出处；你们乱说，要受谴责的。
呜呜，眼前一道道黑影，他怎么反应激烈，失态了呢？
而且，而且那些夹注本身也是搬字过纸。看
这一句，“抵押”二字，明明是人家脚注里写着的，嗡嗡。
可是耶稣说：若有人想告你，夺你的内袍，你连外袍也让他拿去——
说的不正是《出埃及记》，放债的向穷人索利息
“收人方袍作抵押”那件事吗？
怎么不许我写“抵押”，做个注呢？
不行！一只红头的气势汹汹：经上说的不是“抵押”
是“当头”（和合本《出埃及记》22:26）；另外这句
“太初创世，圣灵盘旋”也不行，除非承认是借用！
那是拙译呀，自家文字也不准引么……
总之，另一只绿头的嘤嘤插话，他没在参考书目中列出。
对不起，我翻到参考书目，这是给普通读者开的，特意说明了……
不！那红头飞下去，对准那“书”字，狠狠一弓尾巴
屙了一滴黑屎：难道我们不也是读者？
啊，我赶紧挥手赶它，我怎么没想到呢
书来到世上，除了人读，还有别种的眼睛盯着——
日头下的苍蝇，暗地里的蚊虫，甚而墙角的蜘蛛，不对
蜘蛛读的是网底的苍蝇，我闹糊涂了……
窗外，黄叶满地。
再看那奶酪，竟发黑了
已经驻扎了一支嗡嗡的队伍，蠕动着
胜利地蠕动着，那自得的阵容
仿佛拼出两个字来：
“驻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
附：《小诗小注》。
某某先生：
署名张达民（“环球圣经公会驻会学者”）的文章（之一，载香港《时代论坛》1204期，2010.9.26）刻意隐瞒事实，误导读者，纯属诽谤。我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我已写了文章驳斥，不久会正式发表。您可把此信转给那挑衅者，公之于众。
1）法语圣城本（La Bible de Jerusalem）是我在拙译卷一《摩西五经》前言、附录及其他著作和文章中多次向读者推荐，并再三强调拙译研究参考的六种西方经典译本之一。
2）西方学界译经之惯例，译本不列参考书目，不论犹太社本（1985）、圣城本（1998）、新牛津第三版注释本（2001），皆是如此。因此三卷拙译的书目特意说明，是“针对普通读者同一般学界人士的兴趣需要，不求完备”，是为“初习圣经者”开列的。
3）《圣经》译注讲究“无一字无来历”，拙译力求如此；夹注简短，按学界惯例不列出处。NJB是圣城本之英译，脚注全部译自圣城本。圣城本脚注只是拙译选择介绍（张文所谓“借用”）的无数圣经学资料和研究成果中的极小部分。
4）版权不延及作品的思想、看法、学说、术语专名、固定表达和古人（超过保护期）作品。圣城本/NJB的注释，如同任何现代译本，对其主张、阐述、引用、介绍、翻译之思想看法、古人文字等，均不享有专有权利或版权保护。此是法律常识。
5）张文所指圣城本/NJB的“误译”，或认为拙译某处有误等等，欢迎争鸣。但禁止拙译或任何人参考借鉴前人的译法，且妄加罪名，于法于理，于学术自由、基督教精神，都是极端错误的，应受谴责。
冯象
2010年9月30日
本厂工人在6月1日晚上开始有条件复工，这次复工是在全国人大代表和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曾庆洪先生的调解下进行。我们暂时复工三天，在三天内资方必须给以我们满意答复，不然我们的罢工将继续。
在曾庆洪先生的见证下，在场工人推选出16位代表，并于其后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当时上级工会代表列席会议。我们要求工会就打人事件解释，并重申了多项基本要求，包括全体员工和实习生增加基本工资800元、改善工资体系和职员升迁制度和重整工会。我们的另外一项基本要求，不可以解雇任何罢工员工，在6月1日早上已经得到本厂总经理山田一穗先生的承诺。工人在6月1日晚班开始复工，6月2日谈判代表联络了曾庆洪先生，并约于6月3日中午两时举行复工后的首次会议。
我们呼吁员工：
本厂员工应该保持高度的团结，避免被资方所分化。我们知道目前员工内部难免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希望各员工积极与谈判代表表达意见。谈判代表目前没有覆盖所有的科室，但是谈判代表重视所有员工的意见；有积极性参与谈判的一线同事，可以在员工的推举下，加入谈判团。谈判代表在收到来自资方或者曾先生的任何方案之后，会即时通知员工，并争取召开班长以下一线员工大会，具体时间，谈判代表会另行通知。没有员工大会的授权，谈判代表不会擅自答应任何低于上述方案的要求。
我们要求资方：
资方应该拿出诚意，与我们展开善意的谈判，答应合理要求。我们知道本工厂每年盈利以十亿计，这是我们工人辛苦劳动的成果。我们留意到新华社6月2日的评论，对本田公司提出多项批评，并指出：“当务之急是要全面推进工资集体协商，促进企业建立健全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共决机制、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提高职工，特别是一线职工的劳动报酬；发挥职工代表大会作用，落实广大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进一步加大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力度。”目前工厂行三班制，谈判代表无法离开生产线，为谈判代表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限制。我们要求本田资方为谈判代表提供开会和咨询员工意见的时间，并协助一线员工大会的召开。
改革开放的中国正在向经济大国和军事强国前进，但是离政治大国和文化大国的地位还有相当的距离。以科研为例，诺贝尔奖仍然与中国大陆从事研究的学者无缘。教育和科学技术的水平和质量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这里主要讨论其体制性的原因，并提出改革的相应建议。
中国大学的“钱学森”问题
今天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1958年在中华大地上发生的大跃进。从上到下掀起的一股狂热的激情，必欲一口气把中国建设成经济大国，力争超英赶美。为了在短时期内炼出超过英国的1070万吨钢来，全民总动员，到处建小高炉，土法炼钢。各地居民无论是否懂得炼钢的基本技术，都投入到炼钢的宏伟事业当中。人们不惜把现有的钢铁制品拿出来，砸锅卖铁，再投到土高炉里，但在许多情况下，炼出来的铁疙瘩一无用处。在那个全民狂热的时代，“处处放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片面追求简单的产品数量而忽视质量，从最高领导到普通农民，都相信可以创造高产的奇迹。
半个世纪过去了，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在经济上基本没有重犯大跃进的错误，但是，在高等教育和科研领域，却出现了一些类似大跃进的现象。近十多年来，全国高校大幅度扩大招生名额，使得我国高校培养的人数剧增。尤其是硕士和博士生的招生数不断增加，竟然在毕业研究生数量上位居世界第一，似乎一举成为世界第一的教育大国。而相应的科研成果数量增加也是惊人，目前中国的科研论文数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这被一些国际人士视为中国科研水平提升迅速的标志。
但是，从现有的情况来看，优秀人才的确也培养了不少，但滥竽充数者增加得更多。其中让人感受最明显的是研究生所写论文的质量。理工医农文各科专业论文都需要创新，如果只是重复权威们的话而无创新的观点和严谨的论证，那也不过是重复劳动，等于白做。今天的高等教育如果只是培养一些人云亦云的应声虫，无创新可言，那将是一种巨大的教育资源浪费。
Google 事件结果揭晓：
Google Blog: A new approach to China: an update [关于谷歌中国的最新声明]
晚上与一位美国朋友吃饭，他问我对此事的看法，我说我赞同Google的决定，因为这开启了新的历史可能性，尤其是对中国来说。
报道杂辑：
NYT: Google Shuts China Site in Dispute Over Censorship (2010-3-22)
NYT: China Counters Google Move by Restricting Hong Kong Site (2010-3-23)
WSJ: 谷歌避走香江 前路难测 (2010-3-23)
NYT: Stance by China to Limit Google Is Risk by Beijing (2010-3-23)
WSJ: 谷歌其他在华业务或继续正常运营 (2010-3-24)
WSJ: 谷歌创始人布林详谈退出中国始末 (2010-3-25)
WSJ: 谷歌退出中国的商业考虑 (2010-4-8)
NYT: Cyberattack on Google Said to Hit Password System (2010-4-20)
Beijing’s ongoing efforts to promote growth are infringing on people’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ights. In order to surviv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have to start allowing ordinary citizens to take part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Yang Yao, “The End of the Beijing Consensus,” Foreign Affairs, February 2, 2010.
Since China began undertaking economic reforms in 1978, its economy has grown at a rate of nearly ten percent a year, and its per-capita GDP is now twelve times greater than it was three decades ago. Many analysts attribute the country’s economic success to its unconventional approach to economic policy — a combination of mixed ownership, basic property rights, and heavy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ime magazine’s former foreign editor, Joshua Cooper Ramo, has even given it a name: the Beijing consensus.
Google 声明（《华尔街日报》提供的中文版声明）可能退出中国的举动是值得尊重的，但此举的直接原因并非中国的网络审查（而是那些与C国政府具有呼之欲出之关联的网络攻击），而且就短期来说，Google 在或不在中国，对它而言区别不大（它的不少重要服务和旗下网站，如YouTube、Blogger，在中国被封锁，搜索服务也遭“阉割”）。Google 高级副总裁、首席法务官 David Drummond 说得很清楚：它进入中国“was never really a financial move for us”，而且中国市场给它带来的商业利润“truly immaterial”。所以，有些网友把这事上升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类的高度，就离谱了，这跟做不做恶也没啥关系。Google 是一家企业，请别强迫它背十字架，这对谁都不好。
NYT: Paul A. Samuelson, Economist, Dies at 94, by Michael M. Weinstein
MIT: Nobel-winning economist Paul A. Samuelson dies at age 94, by Greg Frost
Economist: Economics focus: Paul Samuelson
2009年10月，在持续一周的时间里，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在位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发表了共分五个部分的系列演讲，阐述了他对危机中的金融市场、政治体制和开放社会的思考与主张。在第五日的演讲“未来的路”中，他着重探讨了金融危机将如何重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由中国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未来。这次演讲的全部译稿由公开社会研究会（Open Society Institute）提供
我在这个系列讲座中提出了一个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和事件的理念结构。这些事件不是由永恒有效的自然法规决定的。当然这些法规的确存在，但不足以决定事件的发展过程。原因之一是情况的复杂性，另一个原因是事件参与者的思维所起的作用。
我已经集中讲了相关反身性（reflexivity）的问题，即当事者的思维与现实情况的双向关联，以及我所强调的错误理解和错误观念对现实情况形成的因果关系。但这两种影响都很奇怪地被忽视了。这些影响给事物加入了不确定因素，结果是除了非常简单的情况以外，几乎不可能预测未来。
但我们仍然可以大略估计几种情况，并评估其可能性，也可以提出希望得到的结果。我在这两方面都做过，而且是多次尝试。的确，我可以称为是专家，作为投资者，我专注于预测（prediction）；作为公益慈善家，主要是为解决问题开处方（prescription）。我前者做得成功，足以支持后者。今天的讲座我想从预测和开处方这两个方面来谈。
当下所处的时刻，不定因素的范围异常广泛。我们刚刚度过了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个危机在量上大得多，质上也与以往的危机很不相同。可作相关比较的，是1991年日本发生的房地产泡沫破灭，至今尚未恢复；还有就是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与日本情况不同的是，那次危机仅限于一个国家，而这次危机卷入了全世界。与大萧条不同的是，这次没有允许让金融体系垮台，而是给它上了人工生命维持器。
事实上，我们当今所面临的信贷和杠杆问题（credit and leverage problem）的深度和广度比30年代要严重得多。1929年时美国的信贷余额（credit outstanding）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60%, 到1932年增长到250%； 而2008年初是365%——这还不包括30年代时金融市场上尚未存在而如今广泛使用的衍生品（derivatives）。但尽管如此，人工生命维持器居然奏效了。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不到一年，金融市场已经稳定，股市也已回升，经济显示复苏迹象。人们想回到一切照旧的情况，把 2008年的崩溃只当成是一个恶梦。
但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复苏的势头可能会停止，甚至随之出现 “再次衰退”（double dip），而我不能确定的是这将发生在2010年还是2011年。
尊敬的校领导，尊敬的贾春旺学长，孙总，梅先生，老师们，同学们：
今天真是荣幸之至，十分亲切，心里充满了敬意，又感到责任之非常重大，任务的光荣艰巨。
荣幸而亲切，是因为我成为了一名清华人，并且是在中华民族崛起的历史关头回国服务。还有什么比这更荣幸的呢？年初，顾校长、陈书记率团访美，招聘人才。他们热情相邀，特别关照，尤其是振民做了大量的工作。结果，就像古人说的，“精诚之至，金石为开”。此刻，我还要感谢李树勤老师，好些年前，他同振民就和我谈过回国服务的安排。当时因为刚开始译注《圣经》不久，俗务也多，便没能成行。这是我不会忘记的。
敬意，则在两个方面。首先，让我对孙总表示由衷的敬意，感谢孙总对清华的慷慨捐赠，大力支持法学院乃至中国的法律教育。昨天我们第一次见面，有点儿一见如故。因为他完全赞同振民讲的教育理念和我们法学院的发展战略，赞同我的学术工作计划，显示出一位在经济一线拼搏过来的企业家独到的眼光。我在边疆农村和社会底层生活过多年，我很熟悉、赞赏、敬佩这种在艰苦环境磨炼中成就的魄力和眼光。孙总，改天再讨教，我们再聊聊。
当然，今天我们济济一堂，最高的敬意归于梅汝璈先生。我觉得孙总支持清华设立讲席，纪念一位杰出校友，是开了一个好头，立了一个好榜样。其实，这也是西方大学通行的做法，相信将来国内会逐渐推广的。振民曾就命名征询我的意见，我说梅先生应该是第一人选。因为他不仅是著名的学者、法律家，他更是如周总理说的，我们的民族功臣。他和另一位清华校友向哲浚先生，还有倪征燠先生，一起在东京大审判所谱写的，是二十世纪中国法律人报效祖国的最光辉的篇章。当年，国民党政府那么软弱、不力，一心忙于内战；而麦克阿瑟和美国占领军当局如此骄横，罔顾中国人民的苦难、牺牲、世界和平的大业跟正义的原则，甚至为战犯开脱，将他们释放。梅先生以顽强的斗志机智应对，表现了崇高的气节和法律家的政治智慧，终于使主要的战犯伏法，受到正义的惩罚，为中国人民讨还了血债。
现在这讲席以梅先生的英名来命名，对于我，便是极大的鼓励与鞭策了。让我深感肩头责任之重，挑战之艰巨。
是的，是艰巨，否则何来的光荣呢？不言而喻，三十年中国高等教育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同样有目共睹的是，教育正处于极为严峻的挑战之下。今天是喜庆、感谢和纪念的日子，因此我话说得委婉一点。正面地说，我们必须扎扎实实、认认真真地干，一小步一小步地前进，以争取不辜负先贤和英烈的期待，夺取那份应当属于我们的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