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 · SOCIAL SCIENCES
苏力：费孝通、儒家文化和文化自觉
[内容提要] 费孝通与早期儒家发现并要回答的社会根本问题有许多共同点，在思路上有许多一致之处，包括回答问题的方案，务实和超越。差别在于，就共同关心传统农耕社会的秩序这一点而言，早期儒学试图以规范信条回应农耕社会的基本问题，费孝通不仅以现代的经验表达解说和正当化了当年早期儒学的解释和回应方案，而且在新的时代提出了新的回应方案。而要论证这一点，首先必须越出对儒家文本、概念和命题甚或狭义中国文化（典籍制度）自身的分析，必须重构阅读传统儒家思想的社会语境，实现满足时代所需的新的文化自觉。
Abstract: Fei Xiaotong and early Confucians have a lot in common in their answers to the fundamental social issues. Both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order of a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ociety. However, Fei Xiaotong not only tries to interpret and legitimize the early Confucian answers in modern terms, he is also proposing a new answer of his own. This can only be done through transcending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texts and making them relevant to the demands of our modern times.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论语·学而》
一、引言
很早就接受了人类学和社会学——从现代西方移植到中国的社会科学——的训练，然后他去了英国，在伦敦经济学院接受了系统训练，又很快在国际社会学和人类学界获得了迄今还没有其他中国学者达到的国际性学术声誉。接受的学术训练几乎全是西方的，主要学术著作都符合现代西方的学术传统和规范；即使后来，由于政治，由于年龄，他基本不再撰写典型的学术论文了，但他的学术评论、随笔仍然透着现代学术知识人的论证风格。在日常生活中，不留髯，不穿长袍或唐装（可那是唐装吗？），言词和文字都很平和、朴素，不像与他同时代的“新儒家”或今天读经倡导者那样慷慨、凛然，那样古拙、深奥。[1] 他没有把孔子、孟子、朱熹或陆王挂在嘴边，直到晚年提到的仍然是马林诺斯基、帕克；[2] 他也没有高调过“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类的君子之“义”，谈的更多的是“江村经济”、“乡镇企业”或是“富民”的小人之“利”。唯一可以算是对儒家的集中思考，可以据此重构他与儒家思想之格局的只有他晚年的一篇短文《孔林片思》，[3] 但那也只是片思。
我曾在一篇短文中称费孝通先生为二十世纪华人中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4] 这一点恐怕无人争议。但在本文中，我则试图论证，尽管从未以儒家学人自诩、倡导儒家的思想，也从未争夺儒家的衣钵，费孝通先生却对以孔子为代表的特别是早期儒家思想的历史语境正当性和合理性做出了超过任何其他现当代学者的最强有力的解说；由于他有效地用现代社会科学表达，我认为他在现代中国社会真正延续和拓展了儒家思想，初步实现了儒学由人生哲学、世俗宗教向社会思想、理论和方法的转变，拓展了人类学术思考的空间；他影响了一代中国年轻学人，并且这种影响在继续增大；此外他的社会实践关怀和思路，也与孔子代表的早期儒家一致。据此，在这一维度上，我认为费孝通先生是儒家思想的伟大承继者和光大者，其对儒家思想的贡献远远超过了诸如新儒家等儒家思想的坚守者和阐释者。
我的论证需要首先构建两个前提。因此，下一节提出我心目中关于学术传承的抽象标准，以区分学术信徒与思想传承者；第三节简单重构早期儒家试图回答的基本问题和方案，作为勾连儒家与费孝通的思想脉络的基础；第四至六节着力分析费孝通学术思想和实践与早期儒家思想的一贯性和贡献，第四节集中展示费孝通有关“礼”和“礼治”的观点和贡献，因为“礼”——在我看来——是儒家中最具社会意义和制度意义的但在现代政治争议最多并大都被否弃的思想；第五节侧重从思想方法上揭示早期儒家与费孝通的一致性；作为对前两节以现实问题为中心的一种平衡，第六节集中从超越性层面考察费孝通对儒家思想的承继和贡献。最后一节则试图在一个更广阔的学术文化思想视野中，部分通过与新儒家的对比，展示费孝通对于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发展和文化自觉的某些意义。
这注定是一个不可能令人满意的研究。本文涉及的诸多问题、材料、作为前提而诉诸的观点不仅大有争议，甚至在一些学者看来根本就是错误的。如果是这样，除了欢迎批评指正外，我的一个预告是，本文从未打算对关于早期儒家、关于费孝通以及两者关系做一种本质理解和界定，我只是试图勾连二者，从一个新的视角理解中国文化和学术的脉络，追求一种新的可能。但这也不意味我仅仅是“抛砖”，在没有新资料令我信服之前，我会坚持我的理解。我更多关注早期儒家，主要是孔、孟和董仲舒，而不涉及后代的儒学，无论是朱熹还是陆王。这种处理首先是因为我的学识有限，但更重要的是从谱系学方法上看，考察“发生”更为重要，而——受制于我的学术训练——我认为儒家从孔子到董仲舒，尽管侧重有所不同，基本的制度关注是相同的。最后，很多读者可能会理解本文目的在于对费孝通学术传统的重新定位。但这并非我的追求。我不认为费孝通的著作属于儒家传统，也不认为有必要将费孝通纳入儒学传统，这既不会增加了费孝通的学术份量，也不能因此提升儒家思想或中华文明在世界中的地位。无论儒家还是费孝通都已经是历史，而我的关注永远是中国和世界的现在和未来。
苏力：80学人与30年人文社科发展
[内容提要] 为对过去30年中国人文社科进行总体考察，就必须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进入高校并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期进入学界（主要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人，即80学人，进行宏观的并且主要是批评性的考察。本文认为，80学人的整体学术成就同我们欲求与之接轨的发达国家的人文社科学术相比，还差距明显，30年中国人文社科研究无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相媲美，社会内部发展和大国崛起所需要的思想学术文化的软实力还存在巨大差距。本文分析了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些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而缺乏有效的评价参照系与评价中国人文社科现状所必需的具体信息，是其中被遮蔽的重要因素。同时，本文认为30年来中国人文社科发展的问题不能单纯归结于学术自由的缺乏与学术科研管理体制的缺陷，而必须转向对各个具体学科的具体问题的细致探讨，需要学术体制与社会其他制度进行不断的微调与磨合。
若是以1977年恢复高考起算，并且有理由如此起算，[1] 当代中国人文社科的恢复和发展已经30年了。30年来中国人文社科发展的参与者，除了部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人外，主要力量其实是这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进入高校，并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期进入学界（主要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人。有鉴于此并为了便利，我将在本文中简称这批人为80学人。由于时代原因，这批学人年龄并不齐整，最年长的已60 岁上下，最年轻的还不到50岁。在过去30年间，这批学人在人文社科的各个学科领域内，不仅是其中最生动的力量，起到了推动学科发展的主要作用，而且许多人已成为各自学科的中坚——甚至已达15年之久，因此，这批人无论如何都应当对过去30年人文社科的发展承担主要责任。这批学人在之后10—15年间仍可能继续在中国人文社科学界占据支配地位，由于人文社科学术人才和影响力发生的相对滞后，[2] 以及中国人迷信的“姜还是老的辣”，不论这批人还有无学术潜力，或者又能有多大的实际表现，其影响力都还可能继续上升，并且他们还将通过其学生对中国未来更长期的人文社科学术的研究产生影响。因此，为了对过去30 年中国人文社科予以总体考察，就必须对这一代人做一些宏观的并且主要是批评性的考察。用最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要“找问题”。
我坚持从中国社会和历史语境来分析这些问题的发生，但坚持“求人不如求己”的思路，我会更侧重分析这一代人自身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有很多是历史构成的，源自社会。这样处理，或是源于“修身齐家”的传统思路，或是我接受毛泽东“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命题；[3] 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就中国未来人文社科发展而言，与其“怨天尤人”还不如反省自身并做出努力，这是我们更可能自己把握的。学术的命运最终依赖于社会条件，但我们最能直接控制的仍然是个体的努力。这样处理，还因为我本人就是其中之一，因此我的话说得“狠”一点，结论“政治不正确”或太伤自尊心，首先针对的是我自己，也不至于引发太多联想甚或诛心之论，我希望通过这种苛刻的分析讨论引发学界同仁的思考。
在一定意义上，本研究可以说是一个未有设计的参与性观察的研究，但由于并非附着于某一个具体的学者或具体的经验，而更多的是关于作为群体的80学人，是关于这代人的一般概括，因此，这也可以算是一个现象学的研究，描述经验自身在清醒心智中的表现。这种描述和分析必定是有限的，注定不可能正确和全面。只是，与我之前的研究一致，[4] 我希望在文献综述或人物研究或制度演变的传统研究方式之外，寻求一种新的关于学科发展的研究进路以作为补充，而不是作为替代。
阿玛蒂亚·森：危机之后的资本主义
陈斯一 译
2008年是充满危机的一年。首先，我们遭遇了食物危机，这对贫困的消费群体造成了显著的威胁，特别是对非洲的贫困人群。随之而来的是一次创纪录的油价增涨，威胁到了所有的石油进口国。最后，还有在秋季突如其来、而现在正以惊人的速度加剧着的全球性经济低迷。这场经济低迷有可能在2009年急剧恶化，而且很多经济学家预测将会发生一场全面的经济萧条，其规模甚至可能达到1930年经济大萧条的程度。当物质财富遭遇剧烈衰减的时候，那些本来已经处境艰难的人们将受害最深。
现在出现的最激烈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它是否需要变革？一些支持无约束的资本主义（unfettered capitalism）、拒绝变革的人们相信，将短期经济问题归咎于资本主义，是一种过分的谴责。他们认为这些问题是不良的政府管理（比如布什政府的不良管理）和不良的个人行为（或者约翰·麦凯恩在总统竞选中说的“华尔街的贪婪”）导致的。然而，另外一些人却看到了现行经济安排中的真正严重的缺陷，并想要进行改革，他们正在寻找一种被越来越多的人称为“新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
在1月于巴黎举行的一场名为“新世界，新资本主义”的论坛上，新、旧资本主义的观念扮演了活跃的角色。主持会议的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奇（Nicolas Sarkozy）和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进行了具有说服力的发言，指出变革的必要性。同样，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也提出“社会市场”——由共识─建构政策（consensus –building policies）的组合来约束的市场——这个旧的德国观念作为新资本主义的可能蓝图（虽然在最近的危机中，德国并不比其他的市场经济体做得更好）。
就长远而论，社会组织当然是需要改变的，这不仅仅是为了应对眼前的危机。在可能出现的很多问题中，我将分离出以下三个。首先，我们真的需要某一种“新资本主义”吗？我们原来的经济体系，并不是单一集中式的经济体系，它建立的基础是实践中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制度，它的社会价值是我们可以从道德上进行辩护的。我们是否应该寻找另一种形式的新资本主义，或者，套用巴黎会议的说法，一个“新世界”，以建立一种不同的体制。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哪种经济学，特别是考虑到眼下的经济危机。我们如何评价理论经济学家所教导和拥护的、作为经济政策之向导的经济学思想。这包括，我们如何评价近几个月以来，随着危机的加剧而发生的凯恩斯主义之复兴。尤其是，目前这场经济危机指示我们去寻找哪一种体制、哪一种优先性。第三个问题，除了努力对长远的变革需要的是什么进行更好的评估之外，我们还不得不思考——快速地思考——如何在尽可能减少损失的前提下摆脱目前的危机。
李华芳：资本主义失败了吗？
此次起于华尔街次贷风暴的金融危机，对现有的经济理论和操作实践提出了双重挑战。尽管政治家们迅速选择了凯恩斯主义及其各种变换形式的经济拯救方案，但对于危机的原因至今仍然没有统一的意见。
在众说纷纭的解释中，有三类突出的方向：第一类解释偏重从个体的微观动机出发，追逐利益最大化导致的贪婪以及错误估计经济形势而提高风险偏好，导致了个体行为不谨慎，使得“贪婪-欺诈-无知”的链条得以形成，麦道夫案的爆发更加印证了这种解释。但经济学的分析通常不谴责人性的弱点，而恰恰是基于这一本质来拓展理论的，因此单纯谴责金融家们的欺诈和人性上的贪婪，并不能满足经济学的解释。个体微观动机的解释也可以回答何以一开始的经济刺激政策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流动性依然缺乏的原因。这是因为企业通常在危机时期倾向于修复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使之恢复平衡，也就是说，企业会将获得的贷款和财政援助用于偿还债务而不是扩展生产。
第二类解释则侧重宏观角度，尤其是从长时段经济周期变动的角度，试图说明美国的经济衰退属于周期性波动。网络科技兴起将美国从1970年代的经济式微中带出，到网络泡沫破灭经济陷入低谷，再到房地产及其相关金融衍生品发展重现另一波繁荣，直到次贷危机，这符合周期性波动特征，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这一类解释迅速遭到质疑是因为本次美国遭受的危机之大仅次于大萧条时期，而且这一类解释也没有回答次贷危机爆发的动力何在。
第三类解释表达了对政府监管缺失的不满。不管是从表面上指责金融衍生品过于复杂，还是直接谴责政府放任金融界的肆意妄为，都倾向于将导致危机的责任归咎于政府监管的疏忽和无能。大部分谴责格林斯潘宽松利率政策的经济学家都毫不例外对伯南克的谨小慎微表示了失望，这也被用来解释政府在后续的救市过程中捉襟见肘的窘境，因为这一类解释认为经济主体对政府监管的失望情绪蔓延，进而对救市措施的信心凋敝。
波斯纳的新书《资本主义的失败》主要呼应了第三类解释，尽管本书批评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缺陷，但波斯纳的主旨却在于对政府监管不到位的批评。有必要说明的是，波斯纳的新书原名是《A Failure of Capitalism》而不是《The Failure of Capitalism》，意思是2008年以来的危机仅仅是“资本主义的一次失败”，而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整体性和永久性失败”。否则人们就会误解，以为作为保守主义者以及新古典经济学的拥趸的波斯纳法官其学术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折”。而实际上，波斯纳仅仅是承认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不可避免的系统性风险，但他认为这一类风险有了大萧条时期的教训，如果配以谨慎而又及时的监管，是可以避免此类风险再次发生的。因此，其落脚点还在于对政府的批评，符合其一贯的立场，并不能认为他的学术思想发生了多大的转变。
波斯纳首先指出了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由于高风险的贷款和个人储蓄不足导致的。但波斯纳明确表示对谴责个人动机的第一类解释的不满，他对“理性的失败或者金融经理们的缺陷构成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持怀疑态度（62页）。这是因为个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总是存在的，这一类行为并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变化。正如波斯纳进一步指出的，经济萧条的社会成本处于金融机构和个人的理性自利决策之外，单个个人和企业对防范经济危机的发生完全无能为力。这些机构聚集起来的自利决策可能导致的系统性风险会引致经济危机，而政府具有能力来防止该结果的发生。但可惜的是，政府并没有那样做。“这是政府的重大失败，由此放任了金融市场的破产，进而给整个经济带来了灾难性后果”（83页）。
赵鼎新：民主转型，如何可能？
俞可平先生的《民主是个好东西》2006年出版后在国内外取得重大反响。今天，俞先生再一次通过访谈录的形式为我们推出了《让民主造福中国》。《让民主造福中国》一书涉及的范围很广，其中既包括了国内百姓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比如官员腐败、机构臃肿、形象工程、行政成本很高但效率低下、人治与官本位、“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也包括了针对这些问题而提出的新的观念和解决手段，特别是提高人权和法制水平、发展公民社会、提高新闻的监督能力、树立善制和建立和谐社会、增量民主发展（加强党内民主，并从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入手逐渐发展民主选举、协商民主和民主决策）等等。俞先生不但有勇气，且态度平和，不偏执。他看好中国经济在这几年的飞速发展及其前景，却不因此而陶醉；认为当前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形态有着许多可取之处，却没有把中国经济成功鼓吹为可供他国模仿的“中国模式”并具有“普世价值”意义 ；看到了中国存在着的大量的问题，却不因此气馁；对“颜色革命”有着很大的警惕，但却没有因此而改变他对中国政治改革迫切性的认识和对政治改革的呼喊。俞可平先生的身上有着二十世纪初以来在中国社会极难生存的“进步保守主义”思想家的气质。他由衷地反对任何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一揽子解决方案，而把增量性民主发展看作是中国社会的理想方向。
俞可平先生担有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首席专家等重任，同时还兼任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等中国著名高校的教授，并在海内外被认为是中央高层的理论智囊。这一官员加学者的双重背景，使得俞先生不同凡响的声音得以广泛传播。俞先生的著作为中国在国际上挣得了很大的荣誉，并使得我国知识分子和广大关心政治的百姓体会到了我们政府政治改革的决心、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俞先生的特殊地位及其著作在海内外的巨大反响使我反复考虑这一书评的写法，犹豫中我决定另辟蹊径，想象俞先生在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和《让民主造福中国》这样影响巨大的书籍后应该干什么？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俞先生应当利用他目前的影响争取组建一个隶属于中央的 “民主政治研究所”并发起一份内部发行的学术杂志刊登民主研究文章，为中国的民主建设做理论准备，为中央的政治改革提供道路与策略选择和总结他国经验。笔者认为这一研究所的研究议题至少应当包括以下方面。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论述基于两个俞可平先生也可能会同意的基本点：一、虽然民主的含义可以包括民主选举、协商民主和民主决策等等，民主选举则是民主的一个核心。在现代社会中，只有民主选举才能给予一个国家稳定的合法性基础，而国家的稳定则是协商民主和民主决策得以发展的基础。二、虽然俞先生《让民主造福中国》中所列有的大量的社会正面价值是大多数人的愿望，它们的获得不可能一挥而就。民主转型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因此必须为逐步实现这些正面价值而创造条件。）
理查德·波斯纳《资本主义的失败：〇八危机与经济萧条的降临》
理查德·波斯纳：《资本主义的失败：〇八危机与经济萧条的降临》（A Failure of Capitalism: The Crisis of ’08 and the Descent into Depression），沈明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ISBN: 9787301156667. @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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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始于2008年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因其惊人的蔓延速度而成为这代人一生中最为危急的事件。危机是怎么发生的，尤其在已经吸取了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教训之后？为什么人们事先没有预测出来，以采取挽救措施避免其发生或减轻其危害？可以用什么对策来阻止经济陷入深度萧条？为什么政府和经济学界到目前为止的应对举措如此乏善可陈？所有金融灾难事件及迄今所做的捉襟见肘的挽救努力的根源何在？理查德·波斯纳对这些问题给出了简明的、非技术化的解释。本书并不要求读者预先具备宏观经济学或者金融理论知识。这是一本写给涉猎广博的智识读者的书，它同时也会令专业人士感兴趣。
波斯纳在本书中阐明的事实与缘由包括：从亚洲流入美国的过剩资本以及美联储粗率执行的低利息率政策；企业经理人薪酬、短期收益目标和高风险借贷之间的关系；由低利息率、积极的抵押贷款营销和松懈的监管共同推波助澜吹起的房地产泡沫；美国人的低储蓄率；还有大型金融机构很高的负债资产比率。本书分析了两种基本的危机拯救方案，分别对应于解释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成因的两种理论：货币主义理论，认为美联储放任了货币供给的收缩，因而未能阻止灾难性的通货紧缩；以及凯恩斯主义理论，认为经济萧条是1920年代信贷盛宴、股市暴跌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活力螺旋下降的产物。波斯纳结论认为，经济之摆摇动得太远了，应该较为严密地监管美国金融市场。这场灾难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由市场的系统风险，因此，它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次失败。
New Book: Uncommon Sense: Economic Insights, from Marriage to Terrorism. By Gary S. Becker & Richard A. Posner
Gary S. Becker and Richard A. Posner, Uncommon Sense: Economic Insights, from Marriage to Terror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372 pages, Cloth $29.00, ISBN: 9780226041018.
Synopsis
On December 5, 2004, the still-developing blogosphere took one of its biggest steps toward mainstream credibility, as Nobel Prize–winning economist Gary S. Becker and renowned jurist and legal scholar Richard A. Posner announced the formation of the Becker-Posner Blog.
In no time, the blog had established a wide readership and reputation as a reliable source of lively, thought-provoking commentary on current events, its pithy and profound weekly essays highlighting the value of economic reasoning when applied to unexpected topics. Uncommon Sense gather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innovative entries from the blog, arranged by topic, along with updates and even reconsiderations when subsequent events have shed new light on a question. Whether it’s Posner making the economic case for the legalization of gay marriage, Becker arguing in favor of the sale of human organs for transplant, or even the pair of scholars vigorously disagreeing about the utility of collective punishment, with reference to Israel’s battles with Hezbollah and Hamas, the writing is always clear, the interplay energetic, and the resulting discussion deeply informed and intellectually substantial.
苏力：“海瑞定理”的经济学解读
【摘要】通过语境化的阅读，本文从海瑞的论述中抽象出有关司法的两个定理：公平定理和差别定理。文章在理论层面和社会历史层面逐一论证其合理性和正当性，力求展示其隐含的，基于主观边际效用的，强有力的经济学逻辑。论文还将其中可能最有争议的差别定理进一步一般化，逐步延伸到刑事司法——支持疑罪从无(轻)原则，和民事法律的领域——提出有关“人格物”的概念，力求充分展示其具有的理论力量。
【关键词】海瑞定理；司法；文化资产；无法转让的权利；经济学
窃谓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乡宦计夺小民田产债轴，假契侵界威逼，无所不为。为富不仁，比比有之。故曰救弊。)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乡宦小民有贵贱之别，故曰存体。弱乡宦擅作威福，打缚小民，又不可以存体论。) [1]
这是明代地方行政官员海瑞对司法裁判经验的概括和追求。1982年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以此为证说明传统中国“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法律的解释和执行都以儒家伦理为圭臬，缺乏数目字的管理传统，因此中国没有发展起来现代的资本主义。[2]此后，这成了法学界有关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一个定论；一些经济学家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也都一再引用这段话和黄仁宇，作为中国社会不注意保护私人产权，以道德治国的证据。
在当代法律经济学的理论脉络中，结合海瑞的其他论述，本文追求梳理并展示大约450年前的这段文字中隐含的法律经济学理论逻辑。首先针对中国学界的误读，试图用现代语言重新表述海瑞的引文中表达的思想，抽象出司法定理I(公平定理)和司法定理II(差别定理)。鉴于有关定理II的争议，将在第二、三、四节由易到难逐步论证定理II特别是定理IIB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第六、七节继续追求定理IIB的一般性，分别推进到刑事司法领域(探讨“疑罪从无”)，以及物权法和知识产权法领域，解说并主张“人格物”。最后是一个简单的说明和概括。
赵鼎新：民粹政治，中国冲突性政治的走向
此文主要讨论三个议题：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阶级的理解及其发展。第二，阶级政治在近代西方和中国冲突性政治中的地位、发展轨迹及其背后原因。第三，当前中国冲突性政治的现状和可能发展方向。
对这三个问题我的核心观点是：阶级是从传统等级社会向现代认同感社会转变过程中形成的若干个大型社会认同之一。在一个社会阶层的阶级意识形成过程中，国家的性质及其相应的国家对待这一社会阶层的政策（特别是对于由这一阶层所发起的抗争性活动的处理方式）对于这一个阶层中成员阶级认同感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具体到当前中国，我的观点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空前的提高，同时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巨大的和多方位的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如果我们以人民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进行分层，并且把分层后的各个群体称之为阶级，我们就会发觉中国目前存在着巨大的阶级分化，并且可以说整个改革开放史就是一个阶级形成和分化的历史。但是对于研究阶级政治来说，这种客观分层的意义却不大。历史的经验表明，只有当一个在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相似的群体不但能清醒地意识到他们所处的经济地位十分相近，而且有着共同的利益，以及团结起来为改进自己群体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能力和必要性时，这个客观的经济分层集团才达到了一个从“自在的阶级”到“自为的阶级”的转化，阶级政治才成为可能。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在目前处理集体抗争事件上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冲突性政治在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走向有着民粹主义的倾向而绝不是阶级政治。
赵鼎新：金融危机与意识形态之争——一个社会学家面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感言
不身临其境，局外人很难对这次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影响之深有切肤之感。去年11月初，我从上海飞抵旧金山后去看一个老朋友。谈话间，他指着离他家不远的一片住宅，说那边的房价已跌了超过一半，忧心忡忡的表情令人难忘。学校是美国金融危机影响较小的地方。尽管如此，在回到芝加哥大学后，我发觉财政吃紧已成为校园里一个无处不在的话题。为了降低教职员工因为学校财政问题而引起的不满，芝大当局向各院系公布了财政情况，并要求各系拿出适合自己的经费削减方案。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芝大的主要经费来源不是放在股票市场上的个人捐款，所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相对较小。如像哈佛这样的经费主要来自捐款的私立学校，或者像伯克利这样的州立大学，金融危机已经把学校财政推到崩溃的边缘。尽管如此，芝加哥大学2009年教职员工工资基本不长、新教授基本不招、学校提供奖学金的研究生招生数量大幅减少已成定局。
美国经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走向高度金融化后，大量大公司既是上市公司，同时又开发自己的金融衍生产品。因此，这次金融危机马上就影响到实体经济。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目前都面临倒闭的危险，第二大电器零售公司电路城（Circuit City）已经进入破产保护。上星期我从芝加哥驱车到密歇根大学讲学，沿途到处可见倒闭的加油站和门可罗雀的汽车旅店，景象十分萧索。这样的经济状况势必影响美国百姓的行为。现在，出卖家庭旧货在美国已经成为热门，由于被解雇或房屋被银行没收而铤而走险的消息不绝于耳，像好市多（Costco）这样的仓储式商店，往日门庭若市，如今生意也十分清淡。感恩节传统上是美国家人团聚的节日，但今年芝加哥大学的许多学生却因为经济原因而滞留在学校。感恩、圣诞两节期间是美国的消费高潮期，其零售额通常可超过整年的一半，今年两节期间消费的疲软肯定会对实体经济带来更大的冲击。看来美国2009年也很难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
《法律和社会科学》第四卷编辑手记
做专号是我们办LASS一直以来的想法。2006年是想做“法律与人类学”专号，但没有做，最后是以《法律与人类学：中国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的形式出版。而这一卷是没想要做，但却做成了“法律与经济学”专号。
值得庆幸。
由于廖志敏博士的居间努力，LASS第四卷发表了张五常先生的“张五常论新劳动法”。这篇文章是张五常在新浪博客上系列短文的集合。他认为《劳动合同法》没有能够尊重市场合约的自由选择，增加交易成本，阻碍地区竞争；同时，由于劳动市场与产品市场同属一个市场，只是合约安排有别。因此，《劳动合同法》是全面地干预市场的一种重要合约，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个市场会受到严重的损害。张五常也批评了《劳动合同法》的立法者缺乏对有效信息的认知和判断。这一点提示，想来是值得现代和未来参与立法的法律人反省的。一如既往，本文的观点并不代表本刊的立场，但实践是检验真知的标准，让我们拭目以待。
李国庆的论文 “中国律师产业实证研究——从进入壁垒切入”，也是为我们所特别推荐。这篇论文是LASS创刊以来首次发表博士论文全文，但我们更看重作者分析问题的思路。作为国内少见的运用产业组织经济学原理来研究法律问题的青年学人，他的基本出发点是将中国律师业当作经济现象进行分析。他预言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发展趋势将是强者恒强，弱者愈弱。同时也批评律师业进入壁垒政策，虽然有利于律师业“做大”，但却不一定有利于“做强”。作者还分析了法律服务市场变化对法学教育和法官职业的影响，这也值得读者批评和判断。
唐应茂和盛柳刚的论文“中国司法执行难的计量分析”是对“民商事执行程序中的‘双高现象 ’”（LASS第一卷）一文研究的深化。深化主要表现在，之前他们在分析财政部的规定出台前后对当事人执行行为的影响时，虽然发现了支持非市场化理论的证据，但是并没有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而此次研究则采用对数比率模型（Logit模型）对申请执行决定进行回归分析，将影响申请执行决定的各类因素一同考虑，以此检验市场化理论和非市场化理论。相较国内法学界喜好“高谈阔论”、“蜻蜓点水”的学风而言，他们对针对一个具体问题进行“深钻”的态度，显得相当可贵。
“关于海瑞定理I”一文是对“海瑞定理的经济学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的再阐释。苏力在这篇文章中展示了“海瑞定理 I”的社会政治意义、司法的经济分配功能，以及发生的社会制度条件。他认为如何使有限的国家正式纠纷解决机制最有效地履行其治理职能，这是任何一个诚实、务实的法律人/政治家一定会遇到并必须认真关注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答案最终应当也必定会由任何社会中所有人的实际行为表达的公共选择来决定，不能只是由法学家思考和研究来决定。这也再一次强化了他的一贯立场：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她的法治，法学家只是创造法治的理论。
波斯纳新书《资本主义的失败》及该书博客
A Failure of Capitalism: The Crisis of ’08 and the Descent into Depression, by Richard A. Posn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ISBN-10: 0674035143; ISBN-13: 9780674035140
From the Publisher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that began in 2008 is the most alarming of our lifetime because of the warp-speed at which it is occurring. How could it have happened, especially after all that we’ve learned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 Why wasn’t it anticipated so that remedial steps could be taken to avoid or mitigate it? What can be done to reverse a slide into a full-blown depression? Why have the responses to date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economics profession been so lackluster? Richard Posner presents a concise and non-technical examination of this mother of all financial disasters and of the, as yet, stumbling efforts to cope with it. No previous acquaintance on the part of the reader with macroeconomics or the theory of finance is presupposed. This is a book for intelligent generalists that will interest specialists as well.
Among the facts and causes Posner identifies are: excess savings flowing in from Asia and the reckless lowering of interest rates by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 the relation between executive compensation, short-term profit goals, and risky lending; the housing bubble fuelled by low interest rates, aggressive mortgage marketing, and loose regulations; the low savings rate of American people; and the highly leveraged balance sheets of larg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Posner analyzes the two basic remedial approaches to the crisis, which correspond to the two theories of the cause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the monetarist—that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 allowed the money supply to shrink, thus failing to prevent a disastrous deflation—and the Keynesian—that the depression was the product of a credit binge in the 1920’s, a stock-market crash, and the ensuing downward spiral in economic activity. Posner concludes that the pendulum swung too far and that our financial markets need to be more heavily regulated.
刘擎：2008年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
金融危机下的新“终结论”
2008年的金融危机如海啸般从美国波及全球，对西方思想界也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各种新的“终结论”席卷而来：新自由主义的破产、“美国世纪”与全球化的终结、资本主义体系正在走向灭亡……由此，一场思想争论的风暴正在兴起。无论是倍感兴奋还是心怀忧虑，许多欧美知识分子都试图探讨这场危机更深层的意义：它是否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根本矛盾？是否预示着某种历史巨变的来临？
Joseph E. Stiglitz（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7月发表《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一文[1]被广泛转载，他批评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辩护者力图将对市场失灵的谴责转向政府的失误”，但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与政治上造成的危害是明确无疑的。Stiglitz断言，“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一直是为特定利益服务的一种政治教条，它从未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持，也没有获得历史经验的支持。”美国《新闻周刊》在10月发表Jacob Weisberg（著名网站Slate主编）的文章[2]，宣告“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作者指出，自由放任主义（libertarianism）的辩解者给出了种种复杂的解释，却回避了一个更简洁、更有说服力的解释：那就是金融崩溃证明了其意识形态的失败。自由放任主义者在思想上是幼稚的，他们难以接受市场可能是非理性的、可能会误判风险、可能会错置资源。他们看不到金融体系如果没有强劲的政府看管和实际干预，那就是在制作“灾难的处方”。 Weisberg声称，自由放任主义“破产了，而这一次将不会有救”。然而，著名学者Richard A. Epstein（胡佛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持有不同观点，他在《福布斯》网站发表回应文章[3]，认为Weisberg对自由放任主义的批评是粗糙的，完全无视其精微之处。他试图澄清，坚持“有限政府”的自由放任主义者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不仅强调市场竞争的好处，也深知非对称信息、公共产品以及囚徒困境所造成的挑战。困难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政府管制，而是什么样的管制才是适当的。Epstein认为，Weisberg的指控过分强调了市场失灵，却低估了政府失灵。
对于资本主义未来前景的判断，Edmund S. Phelps（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显得更为谨慎。他在《资本主义会有前途吗？》一文[4]中分析指出，人们在谈论“资本主义的终结”时，似乎忘记了它曾经历过的历史危机，而在1980年代才开始在少数国家复苏。对许多欧洲人来说，资本主义被简单地看作放任的“自由市场”，但资本主义意味着开放与彻底创新。的确，“资本主义造成了破坏和不确定性。但我们不应该忽视这枚硬币的另一面”。资本主义在激发企业家创新和消费者热情的方面是独一无二的，而其最大的成就在于将工作转变为挑战、解决问题、探索和发现。尽管2008年对世界经济充满挑战，Phelps相信“对那些重视创新的国家，明智的建议是保持资本主义”。
新的“终结论”热潮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把握了深刻的历史动向，或许（如20年前的“历史终结论”一样）不过是过眼云烟的喧哗。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资本主义灭亡的丧钟曾几度敲响，这一次会不同于以往吗？也许，一切宣告“终结”的论断现在仍然为时尚早而失之草率。但无论如何，金融危机再度发出了强有力的警告：“自由市场经济”必须考虑自由的限度及其政治与社会后果。正如哈贝马斯在11月接受德国《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所指出的那样，“我的希望是，新自由主义议程不再因其表面价值被接受，而是会被悬置起来。让生活世界听命于市场指令的整个方案要接受严密的审查。”[5]
朱晓阳、侯猛（编）：《法律与人类学：中国读本》
新书讯：《法律与人类学：中国读本》，朱晓阳、侯猛 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目录
导论/侯猛
“语言混乱”与法律人类学进路/朱晓阳
中国法律的现代性/黄宗智
法律的文化解释/梁治平
从礼仪看中国式社会理论/王铭铭纲常、礼仪、称呼与秩序建构——追求对儒家的制度性理解/苏力
威慑艺术：形象、仪式与“法”/王铭铭
法律：一个安排秩序的分类体系/王启梁一座博物馆－庙宇建筑的民族志——论成为政治艺术的双名制/高丙中
习俗、权威与纠纷解决的场域——河北一村落的法律人类学考察/赵旭东
村落纠纷中的“外人”/陈柏峰
反抗与惩罚：20世纪50年代嘉定县乡村的犯罪与财产法秩序/张佩国延伸个案与乡村秩序/朱晓阳
如何走出个案——从个案研究到扩展个案研究/卢晖临 李雪
法律社会学调查中的权力资源/苏力
“立法者”或“诠释者”？──法律人类学家的研究伦理及其他/林端附录一 “法学与人类学对话”研讨会综述
附录二 法律和人类学相关研究英文文献目录
致谢
读本能够得以编辑整理，最应当感谢的是各位作者的学术努力和他们的授权。但文献的选择往往反映出编者的学术眼光和知识偏好，因此读本难免挂一漏万。不当之处，还请读者提出批评意见。
本书收录的作者、文章及原出处如下（按文章在本书出现顺序排列）：
侯猛：“导论”，原载《法商研究》2008年第4期。
朱晓阳：“语言混乱与法律人类学进路”，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黄宗智：“中国法律的现代性”， 原载《清华法学》第十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原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第4卷（1993）。
王铭铭：“从礼仪看中国式社会理论”，原载王铭铭：《经验与心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苏力：“纲常、礼仪、称呼与秩序建构——追求对儒家的制度性理解”，原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5期。
王铭铭：“威慑艺术：形象、仪式与‘法’”，原载《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4期。
王启梁：“法律：一个安排秩序的分类体系”，原载《现代法学》2004年第5期。
高丙中：“一座博物馆－庙宇建筑的民族志——论成为政治艺术的双名制”，原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赵旭东：“习俗、权威与纠纷解决的场域——河北一村落的法律人类学考察”，原载《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2期。
陈柏峰：“村落纠纷中的‘外人’”，原载《社会》2006年第4期。
张佩国：“反抗与惩罚：20世纪50年代嘉定县乡村的犯罪与财产法秩序”，原载《社会》2007年第4期。
朱晓阳：“延伸个案与乡村秩序”，原载《中国社会科学评论》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卢晖临、李雪：“如何走出个案——从个案研究到扩展个案研究”，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苏力：“法律社会学调查中的权力资源”，原载《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6期。
林端：“‘立法者’或‘诠释者’？——法律人类学家的研究伦理及其他”，原载《社会理论学报》第十卷第一期（2007）。
读本的构想最初得到赵旭东、王铭铭两位老师的动议支持，后来更直接得益于2006年5月“法学和人类学对话研讨会”的召开。因此，也要感谢主办单位即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学系、《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以及苏力、刘世定、邱泽奇、吴玉章、王好立、冯小双、刘亚秋、李存娜、薄洁萍、胡凌、牛悦等师友的支持。感谢王亚新、高其才、余盛峰、范愉、徐中起、张永和、张冠梓、张骐、尤陈俊、宾凯、王启梁、成凡、贺欣、张小军、贺雪峰、陈柏峰、吕文江、陶庆、林端、赵旭东、高丙中、王铭铭、于长江、卢晖临、戴凯里（David Kelly）等师友的主题或书面发言及讨论。此次会议的纪要已经作为本书的附录一。另外，也要感谢荷兰莱顿大学刘本先生（Benjamin van Rooij），他提供的法律和人类学相关研究英文文献目录，作为本书的附录二。
世界人类学大会原计划2008年在中国召开，大会并专设法律人类学分论坛。读本选择在2008年出版，也有向世界展示中国法律人类学研究成果的意味。这里要特别谢谢北京大学出版社蒋浩先生和杨剑虹编辑，是他们给予了默默、有力和及时的支持。
朱晓阳、侯猛
2008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