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朱丽娅·史密斯:从混沌到启蒙——欧洲龙的自然史

朱丽娅·史密斯:从混沌到启蒙——欧洲龙的自然史

冯象 译 他命人在皇宫门廊前醒目处竖起一幅巨像。画上方,他头罩一个普救众生的记号[即十字架],下方就是那人类顽敌,那肆无忌惮妄图败坏我主教会的万恶魔王——如今它现出了戾龙本相,一头栽下毁灭的深渊。因为先知曾在神圣的预言里将它描绘作戾龙或古蛇,皇帝便这样,叫百姓看到一条龙的形象踩在他和儿子们脚下,被长矛戳穿了,扔进大海深处。——《康士坦丁传》3.3 这一段话,是“教会史之父”优西比乌(Eusebius of Caesarea, 265~340)给皈依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康士坦丁(306~337在位)立传而写的。为庆祝击退异教敌人,康士坦丁竖了这幅画像:父子联手,站在十字架下,脚踏恶龙,正要把那怪物踢到海里。在欧洲,传统上不论基督教、犹太教抑或异教,龙都是恶的象征。所以百姓瞻仰皇帝的画像,那龙的寓意,是不难认出的。罗马晚期和整个中世纪,龙的种种形象、性质与含义,及其在上帝所造宇宙中的位置,一直是学者作家、画师跟雕塑艺人喜爱的主题;民间传说则致力于寻找龙的巢穴和药性。直至十七世纪末,龙才从欧洲逐渐消失。

“That’s capitalism for you.”

“That’s capitalism for you.”

很多人(上至 Bill Gates,下至在下)喜欢阅读《经济学家》杂志,不是没有缘由的。比如这篇针对《剑桥资本主义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apitalism)的短评,开头结尾都写得有声有色: ECONOMICS publishing has recently undergone a great democratisation. High-quality academic writing was once confined to a handful of journals, mostly accessible in academic libraries. The journals still exist, but mostly serve to influence university hiring decisions. Writing has overwhelmingly gone online, where ambitious academics release free working papers, plug them on Twitter, and watch the discussion unfold. Though this democratisation has critics, it has vastly expanded the audience for economics writing. This, in turn, may prime the market for another throwback: the authoritative collection of essays. For readers whose interest has been piqued…

冯象:法学的历史批判——答《北大法律评论》

冯象:法学的历史批判——答《北大法律评论》

二〇〇八年您写了《法学三十年:重新出发》,文中提到中国法学“最大的挑战,不在体制内的腐败和控制(如买卖学位、竞贿评估、大小山头争夺资源),而是全球化即全球美国化的形势下,中国法学整体上的边缘化、殖民地化……主流法学在话语层面已广泛接受美国的影响,跨入了‘美国时代’”。时隔四年,回顾一下,中国法学的建树还是不少。比如,北大法学院强世功老师试图通过“不成文宪法”的概念来重构实践中的中国宪制;章永乐老师的专著《旧邦新造》,则是取政治学和法学双重视角,探讨晚清至民国的宪政史;山东大学田雷老师最近提交“八二宪法”纪念研讨会的论文,《 “差序格局”、反定型化与未完全理论化合意——中国宪政模式的一种叙述》,也是一种重构的努力。您如何看待学术界这些新的努力? 开了新风气呢。我们在课上讲过田老师分析的教科书迷思,叫作“中国有宪法而无宪政”。那迷思的根据是,中国的体制缺了违宪审查程序,宪法争议不能诉讼,宪法文本悬在虚空里了——类似《政法笔记》引的那句老百姓大白话:“它没宪法”。但是,“没宪法”不等于“无宪政”。田老师借用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等学说来讨论中国的宪政格局,是大胆的创见。我想强老师也是这个意思,除了几部宪法,我们还应当研究“中国特色”的宪制的方方面面,包括“不成文”的或法律本本之后、之上的宪政惯例。 当代中国语境下宪法文本的一个特点,也是传统宪法学上的难处,是脱离现实政治。“八二宪法”虽有几次修订,如添加了社会主义法治、私有产权保护和尊重人权的语言,但都是宣示性质,小心翼翼地跟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实践保持着安全距离。道理很简单,那些制度实践多数经不起违宪审查,哪怕是程序性的审查。而且,“违宪”一旦引入现实政治,即有违反《宪法》的哪一部分、哪一句话的争论:到底是背离了序言所规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具体的、争议各方可作彼此牴牾的解释的条款文字?前些年,学界跟媒体关于《物权法》草案的激烈辩论,就是一次预演。差点把“不争论”的告诫撇一边去了。 历史地看,“八二宪法”可说是清末以降所有宪法文本中,最具宪政张力即潜能的一部宪法。由于建设中的法治(我称之为“形式法治”)必须以宪法为基础而获得并展示其合法性,“八二宪法”便成了中国体制“落后”(拿形式法治的原则来衡量)的一个表征。正是这巨大的张力,使得不时修宪有了政治动力,从而避免了现行《宪法》像之前的文本那样,完全为政治抛离。

冯象:法学三十年:重新出发

冯象:法学三十年:重新出发

PDF 文革落幕,法学重生,不知不觉已逾“而立”。三十年于人生、于学术积累与变革,不算短了。今天我们来回顾和展望,我首先想到两点常见的误会,可以敲敲,做个引子。第一,是说法学是“经世致用”的,法学院应当偏重职业技能训练。因此就拿实务部门的一些指标来衡量,结果如何可想而知;课本上的概念定义学理分析,也仿佛仅仅是纸上谈兵、教条主义了。其实职业技能,例如博大精深的“关系学”,哪里是纸上谈得清楚的?所以叫作“实践理性”,要人去实践中摸索、掌握。再如律师接案子办案子的手段、法官“背对背”调解纠纷的分寸,只能让学生跟着实习,见识见识,谁会课堂传授? 第二,也是出于“经世致用”的迷思,好些人把法学看作替政府出主意、给立法者当幕僚之类的光荣业绩。但是,学问与官僚政治最好隔开一段距离。政治是摆弄人、与人斗的智慧,有人生来就会,不用学。还有的像拿破仑,雄才大略,一尊尊大炮做他立法的资本,《民法典》服从的“硬道理”。法学一旦“经世致用”,就跟法律这件“政治的晚礼服”闹混淆了——闹得神州大地法学院星罗棋布,硕博人口世界第一,作弊抄袭家常便饭,法治话语充斥媒体,终于成全新法治的一翼。这倒提醒了我们,若想总结三十年法学的得失教训,看清前进方向,不妨从新法治的基本策略入手,细加考察;或可推动中国法学反思并抵制受法律保护的学术/教育腐败,摆脱羁绊,重新出发。 下面我就抛砖引玉,分三题谈谈想法。 一、王元化先生的思考 王元化先生晚年,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曾与林毓生教授讨论,引一句诗概括:“世界不再令人着迷”,指的是“文明的物质化、庸俗化与异化”,并为之感到“深深的忧虑和悲观”。“文明”大约是委婉的讲法,实指现代资本主义。自从资本主义建成“消费社会”,它所固有的种种病症,如物欲横流、极端个人中心、好莱坞式的愚昧和低级趣味,就开始加速向全球输出。冷战一停,更是变本加厉。西方哲人多有阐述,并成为“西马”与后现代主义思潮进入人文社科各个领域的一大话题。因此就理论而言,似乎纯是西学上的问题。但是,王先生的出发点不同。他关注的,不是将那“文明”的百态或变态以中国为例,再添一段注释,而是异化背后的现实,转型中国同那“文明”接轨的困境:曲曲折折,好不容易一只脚踏进“文明”的边陲,却立即受到它许多伤害,究竟出路何在?

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全)

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全)

爱德布克按: 最早大概是2002年在天涯关天茶社贴出第一篇对话,断断续续经过五年,在2006年电视剧《暗算》播出后贴出最后一篇,《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想必已为众多网民知晓。 这是两位匿名作者关于中共党史的对话,在某种程度上也颇能反映出中国当下的某些问题。历史是割舍不断的河流,只有认清自己的历史,才能更好地分析现实的问题。无论两位作者是不是意在沛公,他们的讨论都可能激发读者的某种问题意识。尽管他们的很多结论可以商榷,而且有的已是党史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历史与现实的视角,读者可以按照这个视角自己进一步分析问题,举一反三,而不是执着于某个特定结论。如果读者学到了以上两点:问题意识加观察视角,我想,两位作者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具体说来,他们实际上提供的是一个社会科学的视角,不掉书袋,不说大词,就是以一个普通人理性和常识,结合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某些原理,对党史中一些问题和细节进行分析,而且最后还能总结出新的带有某种普世性的结论,对研究中国政治与社会都具有启发性。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这是两人的对话,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在有些问题上还是缺乏清楚论证(尽管他们已经尽力了,我相信文本是对话后的润色总结),读者可能需要注意到这一点。如果能够站在作者的高度想问题,那就更好了,但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学习,然后是才是争论。 两位作者化名为Y和C,Y理论性较强,C则长于事实分析,他们一唱一和,相互补充。据杨奎松介绍,两位作者是“对中共党史有强烈兴趣的两位工科出身的人士”。而且他们的身份信息也从其对话中透露出一些,比如,C现在可能是教经济学的,所以后面谈农业问题时特别能讲;Y则社会科学的背景强些,还到过新疆插队,两人70年代上中学,现在应该在45岁到50岁之间,从语气看大概都是男性。然而,吃到一个不错的鸡蛋并不见得非要认识下蛋的母鸡,只要细细咀嚼,相信自己也会有所感悟的。 目录: 一:国家宪政体制的若干猜想 二: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之迷 三:党内法统及毛泽东主流地位的确定 四:中国资本主义不发展的政治观察 五:中共革命探秘 六:康生的狼狗和“棍子的下落” 七:农户与革命的一个观察 八:土改的寓言 九:那头被打上记号的驴子 十:走向救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转型 十一:主义和道行:1934年夏天的故事 十二:长征之旅:从革命到逃亡,从逃亡到招安 十三:民国政治的终结和国共关系的逻辑 十四:列宁的“暗算” * 欢迎电邮订阅本站文章

新书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1)

新书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1)

转自中共党史研究通讯: 偶然看到某日本學者網站上貼出的消息,連中文大學出版社網站上都還沒看到。這套書之前就有耳聞過,現在終於要出版了。作者陣容蠻強的,而且在香港出版應該可以免去許多條條框框的限制。各卷的作者及書名如下: 第一卷《斷裂與繼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1949~1952)》(楊奎松) 第二卷《向社會主義過渡——中國經濟與社會的轉型(1953~1955)》(林蘊暉、辛石) 第三卷《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沈志華) 第四卷《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飢荒(1958~1961)》(林蘊暉) 第五卷《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1962~1965)》(錢庠理) 第六卷《「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卜偉華) 第七卷《新秩序和新衝突——從中共九大到林彪事件(1969~1971)》(高華) 第八卷《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1972~1976)》(史雲、李丹慧) 第九卷《革命的終結——從「階級鬥爭為綱」到「經濟建設為中心」(1976~1978)》(韓鋼) 第十卷《歷史的轉軌——從撥亂反正到改革開放(1979~1981)》(蕭冬連) 經我向中文大學出版社查詢,得到的回覆如下: 《國史》首六卷(即三、四、五、六,八及十卷)在四月出版,原價278美元(郵費50美元),2月10日前訂購特價208.5美元(免郵費),3月31日前訂購286.3美元(免郵費)。餘下四卷(即一、二、七、及九卷)在八月出版,未訂價。但訂購首六卷讀者可以七折訂購餘下四卷。 價格不斐,所以各位就先參考留意。

高鸿钧:中国文化复兴宣言

高鸿钧:中国文化复兴宣言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中国的长城; 用我们的文化,铸成华夏的灵魂。 “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中国在对面不见人形的浓雾中,在万象蜷伏的严寒中:没有光,也没有热。为着寻觅光与热,中国人正在苦闷,正在摸索,正在挣扎。有的虽拼命钻进古人的坟墓,想向骷髅分一点余光,乞一点余热;有的抱着欧美传教师的脚,希望传教师放下一根超度众生的绳,把他们吊上光明温暖的天堂。但骷髅是把他们从黑暗的边缘带到黑暗的深渊,从萧瑟的晚秋导入凛冽的寒冬;传教师是把他们悬在半空中,使他们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虚无境界中漂泊流浪,憧憬摸索,结果是同一的失望。”这是七十年前“十教授”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中一段述说,也是当时国人精神状况的写照!一九五八年“四学者”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二〇〇四年,“七十名人”又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 这些“宣言”或慷慨激昂,或如泣如诉,或语重心长,或据理抗争,然而,言者谆谆,听者邈邈。其中缘由自然有情境的局限,但其本身的弱点亦难辞其咎。“三五”宣言不过是空泛乏力的笼统表态;“五八”宣言多是曲高和寡的哲学论辩;“零四”宣言无非是不疼不痒的官样声明。它们或轻描淡写,言不及义,或言之无文,意犹未尽,或艰涩难读,玄奥费解。时至今日,上述宣言所担忧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兹不揣冒昧,草此谏言,愿共商于同道,就教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