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胡凌:网络中立在中国

胡凌:网络中立在中国

网络杂谈之二十七 “网络中立”(net neutrality)争论源起于美国,扩展到欧洲,最初由宪法学者提出,涉及网络服务提供商(ISP)公平非歧视地为各种网站提供传输服务,特别是非盈利性网站,确保基本的传输质量,保证网络言论表达自由。他们担心ISP只为出价高者提供好的传输服务,却可能歧视众多中小内容服务商,特别是存在利益竞争关系的时候。这种主张还和互联网发展早期的“端到端”(end-to-end)原则和开放架构结合起来,认为正在出现的非中立性专有网络会遏制终端创新,特别是“纵向一体化”(vertical integration)模式。这种上升到意识形态高度的主张没有看到互联网的形态及其服务一直在发生变化,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和接入服务技术的多元化;事实上也很难说创新和消费者福利在整体上降低了。

刘皓明:雅典与梭伦:评柯素芝《出世与神情:西王母在中世纪中国》

刘皓明:雅典与梭伦:评柯素芝《出世与神情:西王母在中世纪中国》

Suzanne Cahill, Transcendence and Divine Passion: The Queen Mother of the West in Mediev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到西安必登大雁塔。初唐时期留到今天的人造地面结构本来就屈指可数,而它们中间,恐怕没有哪个比大雁塔更人文荟萃了吧?要说能在长安这样的都市屹立一千三百多年而不倒,实在不是易事,因为就算能历尽乱世的兵燹劫掠而幸存,却保不齐躲得过“盛世”的拆迁;就连自然风景,不也早已因过度开发超限承载而疮痍满目、面目全非了吗? 登上大雁塔,自然要吟咏杜甫的名作《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 塔内确也未敢有失风雅,应景地悬挂着这首杜诗及其唱和之作的今人抄卷,只是那字写得实在比北京地下过街通道里立在地上的“收购药材墨盒”的牌子上的字好不了多少。在这种旅游热点,没有挂出像“和谐号”那样用电脑打的“书法作品”,就已经很不错了,不好奢望的。 大雁塔本名慈恩寺塔,慈恩寺是唐高宗为纪念其母长孙皇后、唐太宗之妻修建的,高僧玄奘曾在慈恩寺里奉勅译经。现存寺塔为武后时所重建,虽经后来历代修缮,却仍属为数极少的现存唐代地面结构中最著名的一个,是中古建筑史的活标本。这个凝聚了唐代政治、宗教、思想和物质文化的地面结构,尤其因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而成为唐代文学的一个坐标,这不仅是因为杜甫的诗写得好,还由于当年同杜甫一起登塔并唱和的“诸公”——高适、岑参、储光羲、薛据——的诗作也一一尚在。翻阅《文苑英华》,看到这首杜诗同其唱和之作被放在一起,读者仿佛能看到天宝十二年秋(西历753年)的某一天,这几位诗人在慈恩寺兴会的场景。因此除了文学价值之外,这组诗还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上个世纪末以来人文研究界时髦搞所谓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和公共空间,像杜甫高适岑参等人登慈恩寺塔的唱和之作,可以是这类研究的绝妙素材。

刘忠:规模与内部治理:中国法院编制变迁三十年

刘忠:规模与内部治理:中国法院编制变迁三十年

晚近以来,程序正义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认为只有经由“中立第三方”主持、双方当事人平等对抗下的三角结构,所得出的结论才是唯一可接受的结果[1]。其方法论立场系出于自然科学:古典物理学为便利研究,将运动中的物体如赛马、帆船等视为一个可以不考虑大小,无体积、形状的“质点”(mass point),从而引入几何学坐标系进行计算。近代以来,人文、社科研究受自然科学研究方式影响甚重[2]。然而,人文、社会研究中,这种方式的物理简约却可能自我斩断能对事态作出真正有力的解释的因果关系项。 将法院看作一个“质点”在程序法内跃动,忽略了法院是一个有着复杂的内部结构关系的组织,忽视了法院的构成尤其是编制规模导致的内部治理所产生的组织内行为会对组织外程序的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本文对三十年(1978-2008)中国法院编制规模作出尽可能细致的数据变化描述,以此为逻辑起点,在“内部组织结构——外部程序行为”这一视域下,展开对以下问题的初步分析: 政治治理观念转型,将更多公共治理职能转移给法院担当,由此导致的三十年法院编制规模巨观化,使得法院内部组织出现了非预期的后果,即表象上的日趋坚硬的科层化,及由此所导致的结构上的困境,即司法行为的作出,被内部组织样态所决定,产生巨大的负外部性,原本期望的国家政治治理方式转变目标恰恰因追求目标的手段自身而被削弱。在学理上,以法院为中心的法治化新叙事,获得了正当程序理论“中立第三方”命题的理论支持。在不反思这一命题的前提下的诸种对策,被1998年以来的司法改革经验证实效果不彰。法院编制激增,不仅带来司法效率问题,也导致了新的“宪政时刻”问题。

冯象:法学的历史批判——答《北大法律评论》

冯象:法学的历史批判——答《北大法律评论》

二〇〇八年您写了《法学三十年:重新出发》,文中提到中国法学“最大的挑战,不在体制内的腐败和控制(如买卖学位、竞贿评估、大小山头争夺资源),而是全球化即全球美国化的形势下,中国法学整体上的边缘化、殖民地化……主流法学在话语层面已广泛接受美国的影响,跨入了‘美国时代’”。时隔四年,回顾一下,中国法学的建树还是不少。比如,北大法学院强世功老师试图通过“不成文宪法”的概念来重构实践中的中国宪制;章永乐老师的专著《旧邦新造》,则是取政治学和法学双重视角,探讨晚清至民国的宪政史;山东大学田雷老师最近提交“八二宪法”纪念研讨会的论文,《 “差序格局”、反定型化与未完全理论化合意——中国宪政模式的一种叙述》,也是一种重构的努力。您如何看待学术界这些新的努力? 开了新风气呢。我们在课上讲过田老师分析的教科书迷思,叫作“中国有宪法而无宪政”。那迷思的根据是,中国的体制缺了违宪审查程序,宪法争议不能诉讼,宪法文本悬在虚空里了——类似《政法笔记》引的那句老百姓大白话:“它没宪法”。但是,“没宪法”不等于“无宪政”。田老师借用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等学说来讨论中国的宪政格局,是大胆的创见。我想强老师也是这个意思,除了几部宪法,我们还应当研究“中国特色”的宪制的方方面面,包括“不成文”的或法律本本之后、之上的宪政惯例。 当代中国语境下宪法文本的一个特点,也是传统宪法学上的难处,是脱离现实政治。“八二宪法”虽有几次修订,如添加了社会主义法治、私有产权保护和尊重人权的语言,但都是宣示性质,小心翼翼地跟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实践保持着安全距离。道理很简单,那些制度实践多数经不起违宪审查,哪怕是程序性的审查。而且,“违宪”一旦引入现实政治,即有违反《宪法》的哪一部分、哪一句话的争论:到底是背离了序言所规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具体的、争议各方可作彼此牴牾的解释的条款文字?前些年,学界跟媒体关于《物权法》草案的激烈辩论,就是一次预演。差点把“不争论”的告诫撇一边去了。 历史地看,“八二宪法”可说是清末以降所有宪法文本中,最具宪政张力即潜能的一部宪法。由于建设中的法治(我称之为“形式法治”)必须以宪法为基础而获得并展示其合法性,“八二宪法”便成了中国体制“落后”(拿形式法治的原则来衡量)的一个表征。正是这巨大的张力,使得不时修宪有了政治动力,从而避免了现行《宪法》像之前的文本那样,完全为政治抛离。

傅高义《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书评汇辑

傅高义《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书评汇辑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by Ezra Vogel.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ISBN 9780674055445. 928 pages. Washington Post: Book review: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by Ezra F. Vogel (2011-09-09) Wall Street Journal: Surviving Mao, Revamping a Nation (2011-10-22)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The Real Deng (2011-10) New York Times: How Deng Did It (2011-10-21) New York Times: The Man Who Took Modernity To China (2011-10-21) Foreign Policy: The Skeletons in Deng’s Closet (2011-09-13) Harvard Magazine: The “Steel Factory” (2011-09) The Nation: After Deng: On China’s Transformation (2011-09-27) Financial Times: Deng Xiaoping…

苏力:中国司法中的政党

苏力:中国司法中的政党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毛泽东[1] 一、问题的界定和意义 《耶鲁法学杂志》2005年春季号刊登了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弗兰克·阿帕汉(Frank Upham)的一个长达44页的书评,[2]评论我的《送法下乡》。[3]在认真理解并给与了高度评价的同时,阿帕汉教授对他认为的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批评主要有两点,一是“不加批评地接受了单线进化版的现代化理论”;[4]但“最大的问题”则是在书中“看不见政治和政治权力”,[5]仔细读来其实是批评我没有展示并辨析中国共产党对法院工作的干预和影响,法院在涉及党的或有党的背景的机构、人员的案件中具体行动,以及基层法院在社会冲突中的一般角色等等。

沈明:搜索引擎引发的版权危机

沈明:搜索引擎引发的版权危机

原载《法律和社会科学》第六卷,苏力主编,法律出版社 2010年。 一、问题及其意义 二、搜索引擎的法律属性与“安全港”立法 三、“安全港”法律在应用于搜索引擎时所存在的问题 四、中国的“安全港”立法及其与美国立法的比较 五、文字与图片搜索的版权问题 六、音乐文件搜索的版权问题 七、影视文件搜索的版权问题 八、搜索引擎网页快照的版权问题 九、结语 阅读全文,请下载 PDF 文档。

Google 威胁退出中国

Google 威胁退出中国

Google 声明(《华尔街日报》提供的中文版声明)可能退出中国的举动是值得尊重的,但此举的直接原因并非中国的网络审查(而是那些与C国政府具有呼之欲出之关联的网络攻击),而且就短期来说,Google 在或不在中国,对它而言区别不大(它的不少重要服务和旗下网站,如YouTube、Blogger,在中国被封锁,搜索服务也遭“阉割”)。Google 高级副总裁、首席法务官 David Drummond 说得很清楚:它进入中国“was never really a financial move for us”,而且中国市场给它带来的商业利润“truly immaterial”。所以,有些网友把这事上升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类的高度,就离谱了,这跟做不做恶也没啥关系。Google 是一家企业,请别强迫它背十字架,这对谁都不好。

赵鼎新: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根源

赵鼎新: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根源

中国为什么能在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中走向统一,并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大多数时间内保持了统一,而欧洲却在罗马帝国垮台后始终处于分裂局面? 面对这个问题,人们首先会想到地理因素。在春秋时代,中国的核心地域东邻太平洋,西靠重山峻岭,北为大漠,南是蛮夷之地,其面积仅仅在150~200万平方公里之间。相比较而言,欧洲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从古希腊开始就涉及到北非、西亚、东欧等地,其面积可达春秋时代中国的近十倍。统一这一“任务”对欧洲来说显然要艰巨得多。地理条件虽然重要,但却不是决定性因素。比如,印度次大陆的面积200多万平方公里,且四面都与外界有很大的隔绝。从地理来说,其形成统一的条件应该与中国差不多,但是印度却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长时间的统一,而第一次把全印度持久地“统一”起来的竟然是大英帝国治下的东印度公司。此外,在秦朝统一之初中国的核心地域有限,虽然统一之后中国的版图不断扩大,有些朝代的地域甚至大大超过了今天中国的版图,但是古代中国版图的增大并没有摧毁中国的大一统局面。因此,地理条件显然不是决定中国统一和欧洲分裂的根本性因素。以下,我想就中国是怎么获得统一以及这大一统局面是怎么得以维持这两个相关问题,为读者作出分析。 中国是怎么走向统一的? 一个国家为了赢得战争就必须拥有良好的军队、有效的经济生产和税收能力以及对国家的管理能力。战争因此会促进国家机器的发展和国家战争能力的进一步增强。当一个地区国家力量的发展形成了“一山难容二虎” 的局面时,统一就在这一地区成了可能。在古代,一个地区的统一基本上都是长期军事竞争下的结果。但是,虽然国家力量在战争中总会得到发展,它的发展程度却会受到一个地区所特有的结构条件的约束,战争与国家力量的发展之间并不具有一个简单的线性关系。比如,罗马垮台后欧洲逐渐形成了四个主要权力阶层:国王、贵族、教廷和后起的城市中产阶级。欧洲中世纪的战争虽然也大大增强了国家的力量(比如,英法两国在百年战争(公元1337~1453)的推动下同时产生了隶属于国王的常规军和对百姓的直接税收能力),但是在贵族、教廷和城市中产阶级多重力量的钳制下,欧洲的国家力量始终不能得到中国式的发展。

苏力:中国法律技能教育的制度分析

苏力:中国法律技能教育的制度分析

一.问题和研究视角 鉴于中国法律教育日益增长的职业导向,中国法学院的技能教育看来不令人满意。中国精英法学院的毕业生,即使在智力和潜能上毫不逊色,但在职业技能掌握上,虽然很难跨国比较而且也没有相关的实证研究,但在我看来,却很难同美国精英法学院毕业生相比。受到美国法学教育模式的启发,中国法学教育界长时间来一直有人呼吁强化职业教育和法律技能教育,[1]但呼吁不断本身就表明这方面没有实质性改善。但奇怪的是,中国的法律职业界似乎没有感到法学院毕业生缺乏法律技能,我几乎没有听到这种抱怨;多年从事法律实务之后,一些法学院毕业生也都成为中国的顶尖律师——尽管从事涉外法律实务的大多都在美国受过某种训练。因此,有两个问题需要追究,一,如果中国法学院的技能教育非常欠缺的话,那么什么因素阻碍了其发展;但更重要的是,什么因素令法律职业界没有强烈感受到法律技能教育的重要性和急迫性。这看起来是两个问题,其实是相互联系的,因为,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没有法律职业界的需求,这本身有可能是制约法律技能教育的最重要因素。 对这个问题已经有学者做出了某些初步的要素分析。[2]一个经常提及的因素是中国法学教育是本科教育。学生进校时年龄偏小,缺乏社会经验,不适于学习掌握职业教育所必须的技能;他们在高中期间接受的基本是灌输式的教育,是按照理科学习的方式传授和接受的,是概念的、命题的和定理的,只要求学生将一般定理和原则灵活演绎到具体问题,单一的学习思维模式直接影响学生不习惯面对法律职业教育必定遇到的结论的高度不确定。而且,中国学生在大学之前一般都受到家庭太多的保护,父母唯恐孩子“学坏”,管的很严,尽量让孩子少接触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少分心,只关注书本,尤其是实行一对父母一个孩子的政策之后,这都使得学生进入大学后,很难适应技能的学习,也不善于同社会上的各种人的交往和各类事的处理。针对这一点,在部分学者的推动下,以美国JD教育为摹本,中国政府推动了中国的法律专业硕士项目。[3]但这一项目虽已实践十多年了,却并没有导致法律毕业生在技能方面和职业倾向明显增强。[4]继续着这一思路,少数学者提出了更激进的主张:全面废除本科阶段的法学教育,完全采取美国模式。[5]但这种做法很可能只是通过消灭教育模式的竞争,没了对比,因此是掩盖,而不是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另一个不常明确提到,但实际上更为重要的因素是法学院的财政因素。技能教育往往必须以类似师徒制的方式进行,需要投入更多的师资,甚至更高的师资,需要长期的练习。这需要更多的人力和资金,更多的空间,需要对教师的再教育,甚至需要教师更强的个人能力,因为技能本身是缺乏知识的吸引力和智识的挑战性。鉴于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的教育投资,显然法学院目前没有这样的财力和人力(说到底还是财力)来全面推进法律技能教育;由于当代中国法律职业起步较晚,也非常缺乏这样的教师。相应的对策是希望社会和法学教育界更多关注这个问题,政府和学校加大资金投入,或借助国外的支持来推动。这种呼吁有一定回应,但总体说来呼吁是既不生钱,也不生人,因此实际效果也不大。

乔治·索罗斯演讲:未来的路

乔治·索罗斯演讲:未来的路

2009年10月,在持续一周的时间里,乔治·索罗斯 (George Soros)在位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发表了共分五个部分的系列演讲,阐述了他对危机中的金融市场、政治体制和开放社会的思考与主张。在第五日的演讲“未来的路”中,他着重探讨了金融危机将如何重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由中国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未来。这次演讲的全部译稿由公开社会研究会(Open Society Institute)提供 我在这个系列讲座中提出了一个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和事件的理念结构。这些事件不是由永恒有效的自然法规决定的。当然这些法规的确存在,但不足以决定事件的发展过程。原因之一是情况的复杂性,另一个原因是事件参与者的思维所起的作用。 我已经集中讲了相关反身性(reflexivity)的问题,即当事者的思维与现实情况的双向关联,以及我所强调的错误理解和错误观念对现实情况形成的因果关系。但这两种影响都很奇怪地被忽视了。这些影响给事物加入了不确定因素,结果是除了非常简单的情况以外,几乎不可能预测未来。 但我们仍然可以大略估计几种情况,并评估其可能性,也可以提出希望得到的结果。我在这两方面都做过,而且是多次尝试。的确,我可以称为是专家,作为投资者,我专注于预测(prediction);作为公益慈善家,主要是为解决问题开处方(prescription)。我前者做得成功,足以支持后者。今天的讲座我想从预测和开处方这两个方面来谈。 当下所处的时刻,不定因素的范围异常广泛。我们刚刚度过了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个危机在量上大得多,质上也与以往的危机很不相同。可作相关比较的,是1991年日本发生的房地产泡沫破灭,至今尚未恢复;还有就是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与日本情况不同的是,那次危机仅限于一个国家,而这次危机卷入了全世界。与大萧条不同的是,这次没有允许让金融体系垮台,而是给它上了人工生命维持器。 事实上,我们当今所面临的信贷和杠杆问题(credit and leverage problem) 的深度和广度比30年代要严重得多。1929年时美国的信贷余额(credit outstanding)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60%, 到1932年增长到250%; 而2008年初是365%——这还不包括30年代时金融市场上尚未存在而如今广泛使用的衍生品(derivatives)。但尽管如此,人工生命维持器居然奏效了。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不到一年,金融市场已经稳定,股市也已回升,经济显示复苏迹象。人们想回到一切照旧的情况,把 2008年的崩溃只当成是一个恶梦。 但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复苏的势头可能会停止,甚至随之出现 “再次衰退”(double dip),而我不能确定的是这将发生在2010年还是2011年。

“你不能不看的《墓碑》”

“你不能不看的《墓碑》”

丁学良:《你不能不看的墓碑》。 但是在和谐社会,你肯定很难看到这本书。 好在该书电子文本可以在网上找到,请自行搜索,比如这里。 补记:据说海关并不拦截这本书,但不知为何淘宝网上迄今无人销售此书。如有出差港台的朋友,或可代购。

黄灿然: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

黄灿然: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

  本世纪以来,整个汉语写作都处在两大传统(即中国古典传统和西方现代传统)的阴影下。写作者由于自身的焦虑,经常把阴影夸大成一种压力,进而把压力本身也夸大了,却没有正确对待真正的也是必要的压力,也即汉语的压力。我仅想局限于通过现代汉语诗歌,来探讨在这两大传统阴影下的写作。汉语写作的其他领域,大致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加以理解,但不一定完全一样。   与现代汉语诗人可能的幻觉相反,压力的最大和最直接的承受者,是中国古典诗歌写作者和西方现代诗歌写作者。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压力已变得没有意义了,因为它已完全压扁了它的写作者,并催生了新诗。西方现代诗歌传统则压力过大,西方诗人都在顶住这种压力写作。现代汉语诗人的劣势,恰恰在于他们没有足够的压力,而这又恰恰是他们的优势,尤其是相对于古典汉语诗歌写作者和西方现代诗歌写作者而言。   诗歌传统是累积起来的。诗歌首先来自民间,来自无名氏。无名氏的民间诗歌,命名了世间万物。接着,有名字的诗人出现了。如果没有民间无名氏的诗歌,命名了世间万物,诗人就无从开口。在有了民间诗歌之后,诗人一开口,他就是在重新命名世间万物——以他的个人身份命名,打上诗人的印记。民间诗歌是诗人的传统,但那是没有压力的传统。诗人开始建立另一个传统——诗人传统,有压力的传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谈诗的时候,说《诗经》(民间诗歌)如何伟大;说杜甫(诗人)如何伟大。《诗经》的作品没有诗人的形象,杜甫的作品构成杜甫这个诗人的形象。压力的一个来源是诗人的修养,而在《诗经》中我们看不到作者的修养,因为我们根本看不到作者。但在杜甫身上,我们看到杜甫这个诗人的修养,后辈诗人无法达到的修养——“无法达到”便是压力。   但是,更大的压力,是命名的压力。写作只有两种,一种是人们想不到的,这是命名;一种是人们感到或想到但还没有表达出来的,这也是命名。命名即是压力:你以为没被想到没被写到的,其实可能已被想到并写到了。命名的更大压力是,仅就任何一种语言来说,写作已有漫长的历史(纵)变成广阔的历史(横),也即在考虑未被想到的东西时,除了要考虑自己写作的语言外,还要考虑别人写作的语言。   这就涉及最大的压力,也即再命名的压力。别人宣称拥有主权的事物,你要夺过来,或要分享,是非常困难的。再命名的压力,在某一程度上,也即题材的压力。举“登高”的题材为例,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一出,诗歌的疆土便被他夺去一大片。这里,题材也是有传统的,也经过漫长的积累。陈子昂以强大的力量夺取以往的积累,建立牢固的形象,构成巨大的压力。王之涣带着《登鹳雀楼》来强占地盘,构成另一个压力。陈子昂的主题被时间笼罩,并且是悲观的(独怆然而涕下);王之涣的主题被空间笼罩,并且是乐观的(更上一层楼)。

钱理群:孔夫子在当下中国的命运

钱理群:孔夫子在当下中国的命运

鲁迅于1935年写《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72年后,也即2007年,我们又可以写《孔夫子在当下中国的命运》了。  一、作为“国家软实力”的孔夫子 孔夫子是2007年中国的当红人物。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已经持续好几年的“读经热”的一个继续;但2007年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孔子热”有了新的推动力:出现了国家这双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手。 这些年,一个新词:“软实力”,在中国政坛、学界悄悄流行。其所要完成的是要缓和价值真空,信仰缺失,凝聚力削弱的危机,提供国际影响与扩张的文化实力,这样的双重目标和任务。问题是:到哪里去寻找中国的“软实力”? 2007 年就出现了一场谈不上认真,却意味深长的论争: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提出中国能够影响世界的软实力,是中国的流行文化;因此而发他人所未能言:“一个章子怡、姚明比一千个孔夫子更重要。”此言一出,网上、报刊上一片讨伐之声:在中国,神圣如孔夫子者,怎可以如此轻慢地与“戏子”对比!由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就使得儒学在许多人的心目中都成了“中国文化”的等同物,尽管不断有知识分子对这样的“独尊”地位提出质疑,但在普通百姓中却形成了这样的 “集体无意识”:尊孔即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尊孔即爱国。反过来批评孔子就有了“卖国”的嫌疑。[www.ideobook.com] 这又是和“大国崛起”直接相关的。于是,就有人不断提及“中国的‘软实力’一直在东亚乃至世界处于强势地位”的“光荣历史”。而其最让一些人兴奋不已的,就是所谓“以中国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圈’和‘朝贡体制’的长期存在”与深远影响。讲的自然并不只是历史,而且是重新构建以中国儒家文化为中心的国际“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的想象,而且大有扩展到世界的趋向。一些外国知识分子,出于对自身的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失望和批判激情,而将另外一种存在的中国思想与现实理想化,作为解决其本国问题的新资源,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的理想却往往要被中国现实的发展所击破,从而使自己陷人极其尴尬的境地。问题在于,我们中国人自己,如果也和这些满怀理想,而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善良的外国朋友一样,大做“中国梦”,那就只能是自欺欺人了。 由此引发新一轮的“大国爱国主义,大国民族主义”的狂潮。而且还真有这样的宏论:“谁来为弱小民族和国家主持正义?谁来维护联合国权威?谁来改变国际政治秩序中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谁来提供对治霸道的价值理念和实力?谁来为人类开出一条没有武力和战争的通向和谐安宁的光明大道?环视当今世界,舍中国其谁?”“树立中国‘道德大国’的国家形象,以王道对治霸道,为人类和平输人新的价值和理念,改变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规则’,重建国际政治秩序,把人类带出‘战国时代’”,“是中国当仁不让的时代使命和历史使命”(周北辰《中华文化突围之路》,《中国财富》2007年第3期)。读到这样的呓语,是不免要联想起文化大革命的:那时高喊“革命中国”救世界,现在则是“道德中国”救世界,其内在的“救世主”情结,“中华中心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2007年中国语录

2007年中国语录

1、“我们很重视抽烟有害健康,但没有烟又影响稳定。”——2007年3月7日,烟草专卖局副局长张保振回应两会期间有关禁烟的提议时说。 2、 “当前一些学者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歪曲历史……国家要专项立法,对那些为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列强侵华翻案,特别是为日本侵华战争翻案的论者、乃至媒体负责人要以法律手段惩办。”——香港《文汇报》报道:2007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喻权域表示,他将提出建议人大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 3、“不准在文艺作品中批评国产电影”——2007年3月6日, 广电总局高层领导在每周例会上点名批评某地方台春晚恶搞《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夜宴》时说。 4、“居民收入罕见快速增长。”——专家解析物价上涨原因是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出现了少有的快速增长态势。 5、“如果垄断体现了国家的利益,代表了人民的利益,那么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垄断’。……中石油……(是)一个为国家服务并创造财富的国企,怎么能被当作垄断的反面典型?”2007年3月11日,全国人大代表、中石油副总裁胡文瑞对《第一财经日报》说。 6、“虽然广州资讯和媒体业为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也造成一些治安问题被迅速扩大化。”——2007年1月16日,广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桂芳在广州政法工作会议上说。 7、 “谁说的?谁说有不少反对的?你胡说八道!……你是哪家媒体的?……噢,是香港的!走开!走开!我们不接受采访!”——2007年3月8 日,当香港《新报》女记者在两会期间就《物权法》采访吴敬琏时,坐在一旁的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工商联副会长、河南中陆集团老板王超斌,拉扯该女记者胸前的采访证后,斥责道。 8、“现在中国好多人签名要建什么反右博物馆,我跟你说,我当了21年右派,我就不同意,你去看看,美国有没有3K党博物馆,有没有麦卡锡主义博物馆?”——2007年3月,政协委员喻权域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恭喜老喻头第二次入此榜。 9、“殡葬行业不应再缝缝补补,否则经济难以发展……简单办丧不符合人性化”——2006.4.5,广州殡葬服务中心就殡葬费用上涨答记者问时,负责人黎国庆如是说。他同时表示“如果说发死人财,那也是国家在发!”这也算一句大实话。 10、“这也是为了给国家培养人才”——原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实验中心女教师徐晶在学校项目建设过程中贪污公款90多万元,其中30万元用于女儿出国留学。一审开庭时,徐晶解释30万元用于女儿出国留学时,如是说。 11、“不得迟于5月29日”——上层要求所有保险基金、住房公积金类资金于07年5月23日退出股市,最迟不得迟于5月29日。遂于29日午夜前宣布调整印花税,次日股市暴跌。 13、“我们的PX(对二甲苯)不是剧毒,我们组织了大批专业人员查阅了国内国外的资料,还没有发现PX会致畸、致癌的报道。”——2007年6月7日,厦门市环保局局长谢海生对记者说 14、“因为已经确定是自杀,所以没有必要再做鉴定。”——2007年5月14日,高莺莺之父高天虎诬告案二审开庭,高父律师置疑检方为何未做死者阴道鉴定时,检方如此回答。此项鉴定本应成为判断死者是否自杀的关键证据,检方却以预设的结论否定提取证据的必要性。 15、“其实我们这几天在水厂里已经喝自来水烧的开水了。”——2007年6月5日,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市长毛小平和一些清华的专家,在该市湖滨饭店开会研究蓝藻问题时,说出这番话,并当着记者的面喝下“自来水”。过程中还专门让另一领导监督烧水,使用透明杯以示“真实”。事后网友调查出该酒店为德国SBOK(世保康)家庭厨房净水系统之样板工程,原来领导、专家喝的此“自来水”非百姓家喝的彼“自来水”。 16、“大多数居民家庭可以承受食品价格上涨的影响。”——2007年8月20日,发改委价格司司长曹长庆表示。 17、 “既要考虑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又要兼顾国家利益”——2007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教授郑功成在对南方周末记者评价反垄断法二审草案时,如此将臭名昭著的行政性垄断与利益集团冠以“国家利益”的金字招牌,并公然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与“国家利益”视作两物。 18、“全国几百万、几千万大学生当中,这样的事(指无力上学的困难大学生)可能有几个、几十个甚至几百个都不以为怪”——2007年7月2日,财政部、教育部介绍高校困难学生资助政策有关情况时,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如是说。王同时要求媒体“要以宣传主流、宣传国家政策为己任”。 19、“广州治安不理想,是广州城市发展的必然写照,这恰恰反映出广州的社会活力。……广州的“乱”,显示出这个城市的可爱。”——2007年7月14日,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博导任剑涛教授在“城市记忆与都市认同”的演讲中如是说。 20、“我挨过饿,知道什么是人权,你挨饿过吗?”——2007年7月8日《新京报》报道,这天李肇星受聘为北大教授,他对学生们说,当他和国外人辩论人权问题时,便如此这般质问老外。 21、如果把我抓了,那中国就没有清官了。——凤凰卫视报道,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在被抓时说了这么一句。不过这也可能是最真实的一句话。有史以来,最真实和最无耻终于二合一了,奇迹。 22、“为领导服务”——武汉市新洲区阳逻街道办事处将此句印在办事处的一次性纸杯上。 23、“现在想来,我真是糊涂,自己有什么资格自大,有什么好居功自傲的……是虚妄自大和对法律的无知把自己推向了犯罪的深渊。”——2007年7月11日,安徽正厅级贪官张绍仓在庭审时,声泪俱下地念《悔过书》,三次说出“后悔”二字,恳求法庭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事后有心人发现,此《悔过书》与成都贪官朱福忠的《悔过书》几乎完全一样。 24、“热情服务,人民公仆”——2007年8月16日下午,即凤凰塌桥三天后,一位遇难者家属将一面印有这句话的锦旗送到凤凰县领导手中,“感谢凤凰县在处理遇难者工作中热情周到的服务”。接下来的日子里,这群公仆以饱满的热情掩饰真相、群殴记者。 25、“如果这次有机会与中央首长握了手,能不能不要洗掉,这样等回去之后与他们握手,就如同首长与他们握手了。”——2007年10月17日,福建三明市特殊教育学校校长黄金莲说,在她来参加十七大前,残障学校的孩子们曾对她有如此嘱托。 26、“如果说照片的真假与老虎的存在是两回事,那就是强盗逻辑”——2007年11月16日,在周老虎原型找到,真相大白天下之后,陕西省林业厅信息宣传中心主任关克依然如此指责别人。 27、 “衡量一个国家的税负,要从政府职能范围、政府价值取向、国情和发展阶段这3个方面来看。《福布斯》排行榜把各种不同的税率简单相加计算税负,这样的比较很不科学,不是国际公认的客观指标。从税收占GDP的比重来看,我国的宏观税负并不高”。——2007年12月1日财政部副部长王军在广西某讲座上如是说。(此前美国《福布斯》杂志发表的2007“全球税负痛苦指数”表明中国税负名列世界第三。) 28、“怀疑照片的真实性是对我们国家的侮辱,是对17000名工作人员工作成果的否定。”——2007年12月07日,“嫦娥一号”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此回答网友对照片的置疑。 29、“有些领导,住的房子都已经200多平方米了,还在说买不起房,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发生了广州市前领导和现任官员掐架的事。先是广州市天河区副区长丁建华说自己买不起房子,至今租房居住。接着广州市政协前主席陈开枝也说,“凭我的工资也买不起房”。贵州省省长、原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则公开反驳说,“有些领导,住的房子都已经200多平方米了,还在说买不起房,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不是说广州的什么领导、广州什么区的领导买不起房吗?你早就买了一套便宜的房子在那里,干嘛还要去买房?” 转载自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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