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力:《走不出的风景》自序

走不出的风景2001至2010年间,我担任了北大法学院院长,也就必须出席否则不会或不愿出席的大大小小的会议,常常必须发言、讲话,以院长身份。这也是一份职责。

而职责就是,用我2010年欢送毕业生的话来说,做什么,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尽管不喜欢;还要干好。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好,只是在现有条件下务实推进,有所坚持,有所创造,有所改进。这包括说话。即使院长身份,也拒绝官话,套话,空话,大话;力求言之有物,言之成理,拒绝真理的诱惑,拒绝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益多、知识益少”(波斯纳语)的通病;面对学生、老师或其他受众,坦诚交流自己对一些事情的观察、思考、感受和经验,既不强求,也不迎合。

决心总是比践行容易。这首先要负责任地思考,认真对待自己在每个公众场合的发言。即使非常仪式化的场合,即使高度单一甚至重复的话题,也力求通过自己的眼光和创造力来避免或减少无意义的重复。这是教育者和学人的天职。没有自己的理解和发现,只是真诚地重复,哪怕是普遍真理或普世价值,那也只是信徒,而不是学人。

还不能仅仅是学人,院长有教育者和学术教育机构领导者的责任。不只是表达个人的专业学术观点,他必须有相对开阔的政治、社会和学术视野;不能局限于专业,他要尽可能从其他角度关注一些看似熟悉的人和事,研究因种种原因未获得足够关注的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重新理解那些理解过了似乎已有定论的问题。所有这些追求最终必须附着于有效的表达,针对特定受众,让人听懂,听进去,给人哪怕是些许启发或感触。否则,就不是交流,而是自说自话。

这也是履行学术领导责任。创造学术氛围,争取学术尊严,这也是其中之一。反对大学行政化,官僚化,其实不全是甚至主要不是政府或别人的事;最简单的,就是从自己做起,从日常说话办事做起,力求把每一天的日常、每一项常规活动都变成思考甚至研究的对象。否则就是推卸责任,正确的追求就成了口号或姿态,变成另一个用来媚俗的道德高地。崔永元是通过自己的说话,而不是通过号召,改变了当代中国电视主持人的腔调;王朔和冯小刚在各自行当中也是如此。

即使是说话,长期努力,也会超越“解释世界”,异化为“改造世界”。副产品就是这本小书

冯象:Re: 致辞与山寨——序《走不出的风景》

B君如晤

我上周返美的。正赶上大雪,在纽约机场旅馆捱了一宿,不过把苏力老师给的书稿看了——论致辞与政治修辞的,课上讲过吧。请教两个问题,你们年轻人什么看法:

他在院长任上的毕业迎新致辞极受学生欢迎,当得上北大一块品牌,据说正版之外,还有山寨版。你或者别的同学是觉得他说的道理(思想)好,还是语言生动有趣,抑或别的原因(个性、场合、态度)?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苏力是不是一个例外?

谢谢,节日快乐。

又,山寨版何处可阅?
 
 
[三天后]

绝了哈哈,原来院长的“自主知识产权”还未撰写(并依法享有国际保护),山寨版即已上网,四处流传了。而且标题也蛮“感动中国”,是不是?也缠绕些欧化句式,有“力叔”味儿。再过四十年,白头校友回忆“一塌糊涂”(一塔湖图)的学习生活,接受记者或校史专家采访,这段佳话肯定有数不清的版本。

S君帮忙,拿我的问题找同学(校内外皆有)做了个小调查,回复都很率直,有见地:

——既不唱高调说空话,也不惺惺作态讨好学生,总之,苏力老师了解我们的生活,贴近我们的感情。

——很“个”的人,有些执拗。但他的话让我觉得新,可以信,美倒是其次的。

——我对老师了解不多,致辞具体讲了什么道理,记不清了。印象中他很会煽情,有点儿女性化,但不做作。配上他们说的“一张铮铮铁骨的脸”,非常独特。(女生语)

——好些话称得上“美”,甚至过于“柔软”,比如“细雨淋湿了未名湖”,但那只是作为通向某种真实的铺垫,某种未经雕琢和掩饰的“信”。这么看,应该说是“信言不美”的例外吧。

——国人的公共生活一直摆脱不了“假大空”话语,老百姓“审丑疲劳”久矣。苏力老师拒绝官样文章,不落俗套,就具备了打动人的力量。其原理可能近于那个口语词“不折腾”。当然,他有不少出色的修辞和精巧的表达,加上真诚,在教育官员中是罕见的,如果不是绝无仅有。

——回想起来,自己真正被打动,不是在毕业典礼上,而是后来读文字稿的时候。他口才在法学院来说不是最好,要念稿,还带点口音。相比之下,文字更能表现他的激情,“有嚼头”。不过在社会上走红,或许得益于“北大”、“院长”一类的标签效应?

——他有几句“信言”太鲠直了,像“这里是北大法学院”,那种近乎赤裸裸的精英意识的流露,得罪人也不奇怪啊。

——像网友说的,是发自肺腑的祝福,贴心。

——前些年有个外系老师,在课堂上说学生不用功,成天听刘德华。学生暴笑。因为刘是“大叔级”歌星,现在谁还迷他呀?苏力老师绝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他举过孙燕姿、蔡依林、周杰伦、张柏芝、阿娇等人的八卦新闻做例子,大家好惊讶:一位“五〇后”大教授,一向拒绝当“公共知识分子”,对“八〇后”“九〇后”热衷的时尚,居然那么熟悉!

——老师的致辞之所以受欢迎,我觉得除了文笔,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对商业/小资文化略微妥协,例如对青春的伤感抱认可和同情态度,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同时,他也温和地批评一些现象,在致辞中强调年轻一代要有责任感、使命感。小气跟大气这样结合,就抓住了同学们的心。我猜想,致辞本身在知识和学术上的作用,或许是有限的。但如果把这些文本和演讲看作大学里实践群众路线的一种尝试,他会不会觉得颇为得意呢?这也是我自己常感困惑的问题:学术与政治,可分吗?

——魅力在他的个性,而不是思想或语言。

苏力:《走不出的风景:大学里的致辞,以及修辞》

走不出的风景苏力:《走不出的风景:大学里的致辞,以及修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ISBN: 9787301089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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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是苏力先生在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10年任期内各种致辞的汇集,主要是迎新和毕业致辞,因为苏力的致辞一洗官腔套话,贴近年轻学生的心灵与生活,这些致辞在当时就引起了校园轰动,并逐渐成为每年6月(毕业)和9月(迎新),学生以及毕业生们翘首期待的一道风景。并且从苏力开始,引发了一系列大学院校长们的清新致辞风气,比如华中科技大学的校长“根叔”。在本书中,苏力还专门写文章讨论了大学致辞与政治修辞,表示他表里如一的致辞理念,对于教育界的同仁也有很大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著有《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法律与文学》、《送法下乡》等,译作有《法官如何思考》、《并非自杀契约》等。

目录

高鸿钧:美国法全球化:典型例证与法理反思

高鸿钧:《美国法全球化:典型例证与法理反思》,《中国法学》2011年第一期。

在法律全球化过程中,美国法大规模输往拉美国家,占领了全球新商人法,猎食了苏联和东欧等转型国家的法律改革,并对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发起攻势。这些典型例证表明,美国法出现了全球化的趋势。这种趋势的形成具有复杂的背景和动因。结合这种趋势,从法理学和比较法的角度反思法律与发展运动,审视法律现代化理论,拓展法律移植研究,并关注当代世界法系格局的新变化,不仅具有重大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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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则经济研究所《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第三次修订版

2011年7月12日

摘要

2001 年至2009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累计获得利润总额为58462 亿元,2009 年的账面利润总额比2001 年增长了3.89 倍;累计获得净利润为40517 亿元,2009 年的账面净利润比2001 年增长了4.37 倍。

2010 年,中央企业共实现利润13415 亿元,占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的67.5%。2009 年,在央企实现的利润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石化等10 家企业占到70%以上;其中,中石油和中移动分别实现1285.6 亿元和1484.7 亿元,仅这两家企业就超过了全部央企利润的三分之一。可见,国有企业的利润主要是由垄断企业实现的。

2001 年至2009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8.16%,非国有工业企业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12.9%。2009 年,非国有工业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为15.59%,国有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为8.18%。因此,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名义绩效也不够高。

即使如此,国有企业表现出来的绩效并非其真实绩效,是国有企业在享受着种种政策优惠,和民营企业在不平等的经营环境下所体现出的绩效。这种不平等主要体现在政府财政补贴、融资成本和土地及资源租金等方面。

按工业用地价格3%的比例计算工业土地租金,2001~2009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共应缴纳地租25787 亿元,占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名义净利润总额的63.6%。如果再考虑商业服务用地,仅2008 年一年,国有企业就应交纳12065 亿元地租。

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平均实际利息率为1.6%,其它企业加权平均的实际利率(视为市场利率)则约为4.68%。若按照市场利率水平重新计算国有企业应支付利息,2001 到2009年利息支付差额共计约27539 亿元,占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名义净利润总额的68%。

石油的资源税平均仅为每吨26 元,加上按销售收入的1%计征的资源补偿费。我国对石油征收的资源租金不足价格的2%;远低于我国向合资企业征收的12.5%的比例。即使加征了特别收益金,也不能完全实现资源所有者的权益。2001 年至2009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少交纳的石油资源租金约为2437 亿元。加上天然气和煤炭等自然资源,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在2001 年至2009 年间共少交纳资源租金约4977 亿元。

从1994 年至2006 年,国家财政用于国企亏损的补贴达到了3653 亿元。据不完全统计,2007 年至2009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获得财政补贴约为1943 亿元。

从账面财务数据中还原企业的真实成本,并对政府补贴予以扣除,从而测算国有企业的真实绩效。据测算,2001 年至2009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平均真实净资产收益率则为-1.47%。

2008 年,国有企业人员的人均工资比其他单位高17.1%,比社会平均水平高13.7%;人均劳动者报酬分别比私营企业高62%,比非国有企业高35%。2009 年只有小幅回落。行业间存在巨大差异。2008 年,垄断行业职工人均年收入达12.85 万元,约为当年全国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18364 元的7 倍。在收入最高的5 个工业行业中国有企业的比重最高,在收入最低的5 个工业行业中国有企业比重最小。

按照现行的公积金制度规定,职工和单位公积金缴存比例均不得低于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的5%,原则上不高于12%。不少垄断行业的国企和事业机关将这一比例提升到20%。网通运营公司全额计提41.42 亿元,一次性现金住房补贴。国有企业利用国家无偿划拨的用地进行单位集资建房。企业购买市场上的商品房,以较低的价格出售给本企业员工。

2007~2009 年,992 家国企所得税的平均税负为10%,民企的平均税负达到24%。

自1994 年至2007 年,国有企业没有上交一分钱利润。2009 年,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仅约6%,其余利润都在企业内部分配。2010 年,该比例降至2.2%。而央企上缴的红利目前主要在央企体系内部转移,尚没有体现出惠及民众的意义。

我国存在结构性的国进民退现象。从资金的角度来看,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的国有比重从2005 年的85.8%上升到2008 年的88.2%。从工业总产值的角度来看,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的国有比重从2005 年的89.3%上升到2008 年的91.7%。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的国有比重从2005 年的90.5%上升到2006 年的98.9%。

用市场力量的指标对各个行业的垄断程度进行了定量分析表明,在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烟草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和电气机械与器材制造等行业中,2007年的垄断程度比2002 年有显著增加。这些行业与国有企业比重增大的行业有很大重合。

通过对国家部委官员的履历统计发现,在19 个部委的183 名副部级以上官员当中,具有国有企业工作经历的就有56 人,比重达到30.6%。通过对123 家中央企业的高管履历统计发现,在有信息披露的47 家企业当中,一共有115 名高管具有政府工作背景,平均每家企业达到2.45 人。因而,存在国企管理层与官员之间的身份互换。

企业高管通过进入政府获取政策与资源;政府官员进入企业兑现在位时的经济收益。

行政部门拥有制订法律的实施条例、指导意见和部门规定等权利,即实际上存在“行政立法”;企业管理层无需游说立法机关,只需游说行政部门即可,即存在“院内活动”。

国有企业应当存在较为明确的边界,其适合于市场机制不能得到充分发挥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的提供。尤其当政府成为唯一买家或者生产过程需要严格控制的产品,应当由国有企业提供,其他产品则由民营经济提供。国有企业存在的条件,是在提供公共物品时,融资阶段和生产阶段不可分离。

国有企业是不同于一般政府和一般企业的公共机构。国有企业不应以营利为目标,应以实现社会公益为目标。

我国已有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质是国有资产的资本化,即通过对国有资产的经营而获取利润。因此,当国有资产不断显现资本的属性,政府也就逐渐成为人格化或机构化的资本。

国有资产资本化,尤其在我国经济转型的初期,不仅具有逻辑的必然性,而且具有推动市场化的积极意义。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国有资产资本化为特征的国有企业改革,其历史使命将告终结。

国有企业的近期改革方案,应当围绕打破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取消国有企业无偿或低价占有和耗费国有资源的特权,规范国有企业的行为等重要方面而设计。其意义在于,促进不同经济主体充分、公平地展开经济竞争,从而更好地实现我国的社会正义,提高经济效率。

国有企业的终极改革目标有两个:其一,将国有企业转变为非营利性公法企业;其二,建立国有资产的宪政治理架构。

为实现国有企业的终极改革目标,国企必须从营利性领域(而不单是从竞争性领域)中逐步退出。

Abstract

The state-owned and state-holding industrial enterprises made a total profit of 5846.2 billion yuan from 2001 to 2009, with the total book profit of 2009 increased by 3.89 times over that of 2001. The total net profit amounted to 4051.7 billion yuan, with the total book net profit of 2009 increased by 4.37 times over that of 2001.

The total profit of central enterprises reached 1341.5 billion yuan in 2010, accounting for 67.5% of the total profi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profits of ten enterprises occupied 70% of all net profits made by central enterprises in 2009, namely,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China Mobile Limited, China Telecommunications Corporation, China United Network Communications Group Co., Ltd., China Petroleum & Chemical Corporation. Hereinto,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and China Mobile Limited made a profit of 128.56 billion yuan and 148.47 billion yuan respectively, the total of which exceeds one third of the total profit made by central enterprises. It can be seen that profits of central enterprises were mainly realized by monopoly enterprises.

From 2001 to 2009, the average return on equity of state-owned and state-holding industrial enterprises was 8.16%, while that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was 12.9%. 2009,that of the former is 8.18%, while that of the latter is 15.59%. Therefore, the nominal performance of state-owned and state-holding enterprises was not high enough.

Even the performa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not their real performance, but one after enjoying various preferential policies and under such a management environment which is unfair to non-stated-owned enterprises. The unfairness is mainly embodied in fiscal subsidy by the government, financing cost, and land and resource rent, and so on.

If we compute the industrial land rent at 3% of the price of the industrial land, state-owned and state-holding industrial enterprises should pay a total rent of 3931.2 billion yuan from 2001 to 2009, accounting for 67.2% of the total nominal profits made by state-owned and state-holding enterprises. Only in 2008,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hould pay 1210.4 billion yuan rent for the land if we add the land for commercial and service use into the whole amount.

The real interest rate for state-owned and state-holding enterprises is 1.6%, while that market interest rate is 4.68%. If we recount the interests which should paid by state-owned and state-holding industrial enterprises with the market interest rate, the total interest difference will be 2296.7 billion yuan from 2001 to 2008, accounting for 47% of the total nominal profits made by state-owned and state-holding enterprises.

The resource tax of oil is average only 26 yuan per ton. The resource compensation fee is merely 1% of sales revenue. Therefore, the real royalty of oil in China is less than 2% of its price, far below the ratio of 12.5% which is imposed on the capital venture in China. Even collection proportion for special oil gain levy below 40 dollars is too low to fully realize interests of resource owners. From 2001 to 2009, the state-owned and state-holding industrial enterprises lack to pay 243.7 billion yuan of the oil royalty. Together with those of coal and natural gas, the state-owned and state-holding industrial enterprises lack to pay 497.7 billion yuan of royalty of resources..

From 1994 to 2006, the state fiscal subsidy for the losse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ccumulated to 365.3 billion yuan. According to incomplete data, from 2007 to 2009, the state-owned and state-holding industrial enterprises received fiscal subsidy is about 194.3 billion yuan.

The real performa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can be estimated through deducting those costs without paid but should be paid and governmental subsidies, together achieving about 7491.4 billion yuans, from nominal profit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ccording to our estimation, the average real return on equity of state-owned and state-holding enterprises from 2001 to 2009 is -6.29%.

In 2008, the average staff wag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as 17. % higher than that of other organizations, their average labor income is 63% higher than tha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36% higher than that of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ndustries. 2008, the average income per year of employees in monopolistic industries reached 128.5 thousand yuan, which is about 7 times as that of the employees in the whole country. The ratio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5 industries with highest income is highest, while that in 5 industries with lowest income is lowest.

According to regulations of existing housing provident fund system, the housing provident fund deposit ratio paid and deposited by staff themselves as well as that paid and deposited by units should be no less than 5% of the staff’s average monthly salary of the previous year, and no more than 12% in principle. A large number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of monopoly industries, however, raise this ratio to 20%. China Netcom Operations Limited once accrued 4.142 billion yuan at total amount as lump-sum cash housing allowanc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lso conduct residential building construction with raised funds on gratis land from free allocation by the state. In addition, some enterprises purchase commercial residential buildings and sell them to their own staff and workers at low price.

From 2007 to 2009, the average tax burden of 992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as 10%, while tha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was as high as 24%.

State-owned enterprises did not turn over any profits from 1994 to 2007. In 2009, only 6%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profits were turned over, and the rest was all distributed within enterprises. In 2010, it decreases to 2.2%. Moreover, dividend turnover by central enterprises mainly transfers within the central enterprise system. Their significance in benefiting the common people has not been embodied yet.

Structural “Guo Jin Min Tui” phenomenon currently exists in our country. In terms of capital, the propor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electric power, steam, and hot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 industries rose from 85.8% in 2005 to 88.2% in 2008. In terms of gross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the propor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electric power, steam, and hot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 industries increased from 90.5% in 2005 to 98.9% in 2008.

The quantitive analysis with the term, market power, on the monopolistic levels of industries shows that colored metal smelting and pressing industry, tobacco industry, oil processing industry, coking industry, nuclear fuel industry, and electric machinery industry, and so on, the monopolistic level in 2007 is higher than that in 2002. These industries are overlapped very much with those with higher ratio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 resume survey of officials of ministries and commissions under the State Council shows that among 183 officials above vice ministerial level of 19 ministries and commissions, 56 people have working experiences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proportion for which is as high as 30.6%. In addition, a resume survey of senior executives of 123 central enterprises shows that 115 senior administrators of 47 enterprises with information disclosure have government working background, that is, each enterprise has an average of 2.45 people with such background. Therefore, identity exchange exists between management staff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Enterprise senior executives enter the government for policies and resources, while governmental officials enter enterprises to materialize their economic profits earned while in the position.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have rights to formulate regulation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laws, instruction opinions, and departmental regulations, i.e. In other words, administrative legislation exists. Enterprise management needs to lobby the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instead of the legislature. In other words, there are “lobbying within the hou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hould have a rather clear boundary that they are suitable for production of public goods and quasi public goods in which market mechanism could not be brought into full play. Products which are purchased solely by governments or which should be stringently controlled during production progress should be supplied b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hile other products should be supplied by private economy. The condition for existe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when they supply public goods and the financing stage and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production stage.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 is a public organization different from ordinary governments or enterprises, whose aim is to realize public good of society rather than to make profits.

The nature of China’s current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is capitalization of state-owned assets, that is, making profits through management of state-owned assets.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gradually turns into personalized or institutionalized capital when state-owned assets constantly show the attributes of capital.

As the main content of China’s market-oriented reform, the reform orientation choice of state-owned assets capitalization had both logical inevitability and historical progressiveness especially at the primary stage of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However,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market economy in our country,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characterized by state-owned assets capitalization is about to come to an end.

We should design the short-term reform plan fo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ased on two major objectives, namely, breaking the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b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regulati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ehaviors. The significance lies in that this will promote different economic main bodies to carry out adequate and fair economic competition, thus better realizing social justice and improving economic efficiency.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has two ultimate goals. The first goal is to chang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to non-profit public law enterprises, and the second one is to build up the constitutional governance framework for state-owned assets.

To realize the ultimate goal of reform,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ave to gradually retreat from the profit-making fields (rather than merely the competitive fields).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与过程

一、 国有企业以“放权让利”为主要特征的改革
二、 国有企业以“两权分离”为主要特征的改革
三、 国有企业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主要特征的改革
四、 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政策推动
五、 总结

第二章 国有资产及企业的分类

一、 按资产性质划分
二、 按归口管理划分

第三章 国有企业的当下表现(一):效率

一、关于国有企业效率研究的综述
二、本报告对效率的基本研究取向
三、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名义绩效
四、还原:应付未付成本与补贴
五、关于“企业办社会”和“退休职工负担”的讨论
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真实绩效
七、小结

第四章 国有企业的当下表现(二):分配

一、从国民收入角度分析补贴与应交未交成本对分配的影响
二、国有企业员工的货币收入及非货币收入
三、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的收入与其它类型企业的比较
四、国有企业的税负与其它类型企业的比较
五、国有企业的利润上交和分红情况
六、小结

第五章 国进民退及对市场竞争的影响

——对中国当下“国进”本质的分析及案例研究
一、 近年来国有企业“进”“退”的特征
二、 “国进”的典型案例
三、 对“国进”现象的分析

第六章 国有企业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一、 国有资本整合与经济脆性
二、 国有企业当下表现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三、 国有企业当下表现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以证券市场为例
四、 国有企业行为对大宗商品的影响
五、 总结

第七章 对国有企业当下表现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一、 国有企业当下问题的历史起点
二、 九十年代初国有企业的制度状态
三、 国有企业扭曲制度环境下的管理层利益集团
四、 国有企业管理者与官员的身份互换
五、 国有企业管理层的“院内活动”
六、 我国的政府部门的宪政缺陷:“部门立法”

第八章 国有企业的性质:经济学视角

一、 企业的性质
二、 国家的性质
三、 国有企业的性质
四、 国有企业的边界
五、 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宪政关系

第九章 国有企业的性质:法学视角

一、 国企作为特殊的公共机构
二、 国企作为特殊公共机构的规范意义
三、 重申国企公共性质对于中国国企改革的战略意义
四、 余论

第十章 重新界定下的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

一、 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反思与评论
二、 国有企业的近期改革方案
三、 国有企业的终极改革目标

参考文献

附录

分报告之一:对国有企业使命的评论
分报告之二:国资委的职权与角色冲突
分报告之三:我国工业与商业用地的地租缺失
分报告之四:国有企业相关政策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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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不争论的智慧

上次写完了那篇关于“话的力量与不争论”的文章,意犹未尽。

想起了张中行老师关于四七二十七还是四七二十八的争论的故事(见《读书》杂志一九九三年第五期)。这是我迄今为止读到过的最佳笑话。与一个认为四七等于二十七的人争论是毫无意义的,是妄费唇舌,是自身的不够清醒所致;因此,县令责打坚持四七二十八的人的屁股,而判定主张四七二十七的人无罪,太妙了。这是一个关于不争论的最佳故事。与四七二十七的人争论活该挨打!即使您是正确的,您是坚持四七只能等于二十八的,也不必去与不值得认真对待的人去认真讨论那本来不讨论也可以明白的问题,这是一。到头来,还是四七二十八的主张者挨揍,这是二。坚持四七二十七的人无罪无皮肉之苦,这是三。第一层含义是智慧,而且是非常东方式的关于“无”的智慧,正确的主张也不是任何时候都需要宣讲的,在宣讲没有意义的时候,更正确的做法其实是保持沉默和静观,也就是保持无为。这个表述比西谚所云:“好话是银子而沉默是金子”更加透彻。

第二层——关于四七二十八论者的挨打的含义——就有那么点辛酸了。

而第三层含义呢,四七二十七无罪论,真是滋味无穷这是对于乖谬者们的最大讽刺;又是正直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一味说实话的呆子们的最大自嘲!

有一个民间故事类此而格调稍低:是说两个人争论,一个说是《水浒传》上有个好汉名叫李达,另一个说是那好汉名叫李逵,二人打赌二十块钱。便互相扭打着找到了一位古典文学权威。权威判定《水浒传》上的好汉乃是李达,于是李后面是逵的主张者输了二十元。事后,“李逵派”质问权威为何如此荒唐断案,权威——看来与李逵派还是相识——答道:“你这不过是损失了二十元钱,而我们害了那小子一辈子!他从此认定好汉乃是李达,还不出一辈子丑吗?”

安徒生:皇帝的新装

叶君健 译

许多年以前有一位皇帝,他非常喜欢穿好看的新衣服。他为了要穿得漂亮,把所有的钱都花到衣服上去了,他一点也不关心他的军队,也不喜欢去看戏。除非是为了炫耀一下新衣服,他也不喜欢乘着马车逛公园。他每天每个钟头要换一套新衣服。人们提到皇帝时总是说:“皇上在会议室里。”但是人们一提到他时,总是说:“皇上在更衣室里。”

在他住的那个大城市里,生活很轻松,很愉快。每天有许多外国人到来。有一天来了两个骗子。他们说他们是织工。他们说,他们能织出谁也想象不到的最美丽的布。这种布的色彩和图案不仅是非常好看,而且用它缝出来的衣服还有一种奇异的作用,那就是凡是不称职的人或者愚蠢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

“那正是我最喜欢的衣服!”皇帝心里想。“我穿了这样的衣服,就可以看出我的王国里哪些人不称职;我就可以辨别出哪些人是聪明人,哪些人是傻子。是的,我要叫他们马上织出这样的布来!”他付了许多现款给这两个骗子,叫他们马上开始工作。

他们摆出两架织机来,装做是在工作的样子,可是他们的织机上什么东西也没有。他们接二连三地请求皇帝发一些最好的生丝和金子给他们。他们把这些东西都装进自己的腰包,却假装在那两架空空的织机上忙碌地工作,一直忙到深夜。

“我很想知道他们织布究竟织得怎样了,”皇帝想。不过,他立刻就想起了愚蠢的人或不称职的人是看不见这布的。他心里的确感到有些不大自在。他相信他自己是用不着害怕的。虽然如此,他还是觉得先派一个人去看看比较妥当。全城的人都听说过这种布料有一种奇异的力量,所以大家都很想趁这机会来测验一下,看看他们的邻人究竟有多笨,有多傻。

“我要派诚实的老部长到织工那儿去看看,”皇帝想。“只有他能看出这布料是个什么样子,因为他这个人很有头脑,而且谁也不像他那样称职。”

因此这位善良的老部长就到那两个骗子的工作地点去。他们正在空空的织机上忙忙碌碌地工作着。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老部长想,把眼睛睁得有碗口那么大。

“我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但是他不敢把这句话说出来。

苏力:中国司法中的政党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毛泽东[1]

一、问题的界定和意义

《耶鲁法学杂志》2005年春季号刊登了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弗兰克·阿帕汉(Frank Upham)的一个长达44页的书评,[2]评论我的《送法下乡》。[3]在认真理解并给与了高度评价的同时,阿帕汉教授对他认为的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批评主要有两点,一是“不加批评地接受了单线进化版的现代化理论”;[4]但“最大的问题”则是在书中“看不见政治和政治权力”,[5]仔细读来其实是批评我没有展示并辨析中国共产党对法院工作的干预和影响,法院在涉及党的或有党的背景的机构、人员的案件中具体行动,以及基层法院在社会冲突中的一般角色等等。

利求同:Pinakes:谷歌百度们的鼻祖

世界变得真快。现在的人查找信息,只要上百度或者谷歌,输入一两个关键词,立刻,荧屏就给出了相关的网页网址。想想,在成亿的网页,上兆亿的信息存储中,如此快速准确地检索出结果,再有条不紊地排序显示,这是多么困难而又神奇的事!谷歌百度们的创始人和工程师了不起呀。然而,跟世上别的发明一样,互联网的超级信息检索功能也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它是人类知识生产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是系统性知识管理和使用,借助数字网络技术,酝酿出来并正在实现之中的一次划时代的飞跃。而在这部知识生产管理史的开端,站着Pinakes,西方世界第一部图书馆分类目录。

Pinakes诞生于托勒密王朝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距今已有两千三百多年了。它的希腊语原意为清单、表格,是“百科鸿儒及其著述综合目录”的简称。整部目录共一百二十卷,囊括了大城图书馆的全部馆藏,以及虽未能入藏,但名见经传的各国著作。亚历山大城图书馆以广集天下书籍为己任,是托勒密王朝希腊化统治大业的一块基石(详见拙文《心智的圣所》)。鼎盛时期,馆藏高达七十万卷轴,涵盖哲学、宗教、法律、文艺、科学各个知识领域。庞大的藏书引来无数优秀学者,使亚历山大城迅速上升为地中海世界的文化中心,凸显了王朝的荣耀。但图书馆员和缪斯殿的学者发现,卷轴积累到一定程度,这座宏伟的知识宝库变得难以管理,既不能确知收藏范围,查找起来更像大海捞针。而且可以预见,随着纸草纸卷轴增加,问题会日益严重。有位名叫卡利马科斯(Callimachus of Cyrene,约前310~240)的哲人感叹:“书籍越多,麻烦越大”。卡氏活跃于托勒密二世和三世朝,是缪斯殿名望极高的学者,著有八百多首诗歌,据说是仅次于荷马,被古代语法学家引用最多的希腊诗人。于是,托勒密三世命他解决这个“麻烦”,编制一种工具,以改变大城图书馆入藏书籍的无序状态。Pinakes的修纂就这样开始了。

万事开头难。当时还从未有人处理过如此庞大的藏书,没人知道这任务的深浅。书籍是人类知识的文字记录,也是知识创造、积累、传播以及再生产的重要载体。所以,Pinakes要解决的不仅是大城图书馆的馆藏组织,而且事关知识生产与管理使用。更微妙的是,希腊化前期(前332~215),地中海世界正处于口述传统向书写过渡的重大变革之中,各地出现大量卷轴,把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习惯上,我们总是把书写看作记录、教授、传播和保存知识的主要手段,赋予它优于包括口述在内的其他交流手段的权威地位。伟大的英国史家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文明人类与没有知识、亦不能反思的野蛮部落一大差异,便是使用文字”(卷一章九,页218)。但追溯历史,古代社会有很长一段时期是由口述传统主宰的。古希腊就曾是一个典型的口述社会。在黑色图案陶罐时期(前7~5世纪)的出土陶器上,我们找不到卷轴的形象,弹琴吟唱的歌手却屡屡出现,知识和经验的承继,主要靠口耳相传。例如荷马史诗,就是一代代歌手演唱加工光大的成果,即便有了文字版本之后,仍然主要靠说唱来传布。苏格拉底也偏爱口述,长于辩论,相信演讲是导向真理的最佳方法。他认为,口述可以让人们在听讲的同时,参考讲演者的声誉以及现场表现,来判断他的话是否诚实真确。在他看来,书写反倒是不值得信任的而易朽的,因为隔断了文字内容同作者的行为、荣誉及品格的现场关联。由于这一“偏见”,苏格拉底坚持述而不作,把面对面的授课和辩论,视为自己哲学思想的标准“版本”。

中国外交部就中国警方约见外国驻京记者答记者问

2011年3月3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举行例行记者会

问:昨天中国警方约见外国驻京记者,强调外国记者在中国各地采访前需征得被采访人和单位同意。这是否意味着537号令已失效?

答:有关部门与一些记者进行沟通,目的是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在中国工作。你提到有关部门找你们,我想可能是因为一些外国记者近日未经许可前往北京市繁华商业区采访引发混乱。希望你们能以正确态度对待。

我们已经反复重申,537号令仍是外国记者在华采访的指导性法令。对于外国记者在华进行正当采访,中方有关部门会依法保护记者的合法权益,并提供便利和协助。以前我们是这样做的,现在是这样,将来还会继续这么做。

问:我愿意遵守规定,也递交了采访申请,但警方的解释我不理解,你是否认为他们违反了537号令?

答:既然你这么执着,我愿意介绍一下了解到的情况。近日一些外国记者未经许可就前往北京市繁华商业区聚集蹲守拍摄,而且不听从现场管理人员的劝阻,长时间占道影响通行,严重扰乱了该区域正常秩序,也引起周围商家和行人强烈不满。执勤民警依法进行了疏导,没有听从民警劝导的记者被带离现场进一步谈话。我认为多数记者是去抢新闻的,但你们的确违反了规定,也确实影响了社会秩序。其中绝大多数记者都积极与警方配合,在警方疏导后就散离了,只有极个别记者与警方发生了冲突。

我想指出,如果有人不是为了单纯去报道新闻,而是想当什么“英雄记者”,以身试法,制造新闻,这不仅违背了职业道德,而且事情的性质也就发生了变化。

追问:你能明确告诉我们违反了中国哪项法律的哪个条款吗?

苏力:《送法下乡》新版序

《送法下乡》修订版

一本10年前的著作重版,是好事,也是坏事。

作者也许是好事,意味着北大出版社认为该书还有些商业或其他价值;而如果这个判断不错,那就意味着这本书对今天的中国读者也还有点价值。但这个价值是什么?是书写得好吗?而所谓“写得好”,又是什么意思?

校订之后,我发现,也许重版的主要价值在于,本书各章(有关方法的第十二章除外)集中关注和讨论的中国司法制度的所有问题,在不同程度上或以改变了的方式仍然存在;有的有所改善,有的则更尖锐了;并且不限于基层法院,甚至不限于中国的中西部或农村地区;当年研究问题的基本思路,以中国问题和经验为基础的分析和理论追求,至今或许仍然前沿,特别是面对概念法学和教义法学的泛滥;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本书中展现的对中国问题和中国学术的关注甚至变得更为急迫了。这本曾引发很多讨论和争议的书,因为不合时宜,才没过时,甚或更有针对性了。

对于一般所谓以学术安身立命的人,这好像是一个成功,一种安慰;但由于任何文本——包括文学文本——的意义从来是社会需求构成的,对一个希望以学术研究来参与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人来说,这其实是一个失败,一个悲剧。

我渴望速朽。

利求同:“心智的圣所”

两千三百多年前,地中海南岸一座大城拔地而起,她奢华的宫殿拥抱着如画的港湾,巍峨的灯塔为五十公里外的船只引航,良港连着熙熙攘攘的集市,让她做了世界贸易之都。连雅典和罗马在她的辉煌面前,也不得不屈居下风。然而,她的不朽的光荣,属于一座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图书馆——埃及亚力山大城图书馆。

亚力山大城得名于亚力山大大帝(前356~323年),是埃及托勒密王朝(前305~30年)的首都。亚力山大是希腊北部马其顿国的王子,少年时代曾师从亚里士多德,学习荷马史诗。二十岁继位,随即发动对波斯的战争和人类历史上最卓越的远征。他所向披靡,短短十年,打下一座横跨欧亚非三洲,直抵印度河的庞大帝国。此后,地中海世界和近东便进入了“希腊化时期”,古代希腊文明的疆域拓展到了顶点。其间(前331年)这位天之骄子曾踏足埃及,来到尼罗河三角洲西端,在那里,据说他梦见了荷马,诗人吟诵道(《奥德修记》4:354):

在埃及前头,
汹涌的大海上有一座岛,
人们管她叫法罗斯。

大帝立刻起床,来到法罗斯岛,下令建城,城里还要修一座图书馆,献给执掌智慧与文艺的缪斯。仿佛真是一道神谕,天上降下一个征兆:当建筑工匠开始规划港口和城区,用大麦粉在地上画线时,突然飞来成千上万只鸟儿,好似一片乌云覆盖海滨,把大麦粉吃个精光。大帝大惊,以为冒犯了什么神明,忙请术士占卜,术士说,是吉兆,大城要成为地中海的粮仓。不过,这大城的鸿运并没有保佑亚历山大太久。八年后(前323年6月),他在巴比伦王宫举行宴饮时猝然倒下,再也没有起来。

亚历山大终年三十二岁。幼主稚齿,无力号令天下,几个将军便拥兵自重,觊觎着王位。其中一位镇守埃及,叫托勒密。他见割据已是大势所趋,就发兵入叙利亚,把返回马其顿途中的大帝的遗体劫下,迎来亚历山大城安葬了。这托勒密原是亚历山大小时候读书的陪伴,一块儿听过亚里士多德讲课,后来就跟随大帝南征北战,军功卓著。现在大帝死了,诸侯相争,他便以大帝的总督之名,统治埃及。慢慢经营了十多年,将政敌一一剪除,才在公元前三零五年加冕法老,号“拯救者”(Soter),史称托勒密一世(前305~282在位)。这是托勒密王朝的开端。

“影子学者”与学术舞弊

近来在美国高等教育界掀起轩然大波的“影子学者”但丁(Ed Dante)先生及其讲述的美国大学生学术舞弊的故事:

缘起:Ed Dante, “The Shadow Scholar,” The Chronicle Review, November 12, 2010.

对话:Live Chat With an Academic Mercenary, November 12, 2010.

评论:Something Is Rotten in Academe, January 9, 2011.

后续:‘Shadow Scholar’ Is Writing a Book on Cheating, January 23, 2011.

参考:Ed Dante’s website.

……

现身:An Academic Ghostwriter, the ‘Shadow Scholar,’ Comes Clean, August 21, 2012.

奥斯汀·萨拉特编:《布莱克维尔法律与社会指南》

社会思想译丛 ★ 新书讯

布莱克维尔法律与社会指南

奥斯汀·萨拉特(Austin Sarat)编:《布莱克维尔法律与社会指南》(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Law and Society),高鸿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ISBN: 9787301162323. @豆瓣@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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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这部指南包含一篇导论和六编正文,收入论文33篇,是研究法律与社会研究领域的权威著作。各章重在考察特定领域的历程,描述其现状,分析其得失,指出其挑战,展示其未来走向。作者来自世界各地,代表了广泛的社会情境,体现了多元的文化视域。这些文章横跨法理学、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比较法学以及许多部门法学,涉及立法、执法、司法以及法律意识,涵括民主、人权、法治、程序正义、法律文化等传统问题,触及批判种族理论、女权主义法学、后殖民法律以及法律全球化等前沿领域。由此,本书展示了丰富智识和多重洞见。

本书作者运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和阐释进路,不仅有实证主义和新制度主义,而且有解释学进路和文化研究视角;不仅有理性选择方法和政策分析模式,而且有批判研究范式和后现代叙事风格。本书论证严谨,意蕴丰厚,行文有趣,观点新颖。

书评

本书以百科全书的规模,填补了多年来我们深以为憾的许多空白,现了本领域丰富多彩的成果,为法律与社会研究树立了良好典范,由此必定成为一部经典。——凯蒂·卡拉维塔, 加州大学

奥斯汀·萨拉特和许多作者了撰成一部富有价值的权威论著。本书展示了法律与社会研究的学术精华,反思了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是本领域初学者和资深学者的必读著作。——罗伯特·丁沃尔,诺丁汉大学

在当代西方,法律与社会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种研究涉及哪些人物,具有哪些文献,关注哪些问题,采用哪些方法,取得哪些进展,面临哪些挑战……凡此种种,读者翻开本书,便会解开谜题。本书对于我们拓展法律社会学的视野,探索中国的法律与社会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高鸿钧, 清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