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桑奇说：“历史将会胜利。”只能这么期待，不然就万劫不复了。其实这对美国未必全然是一件坏事（波斯纳新近在《新共和》上发表的短文”Wikileaks and the Art of Shutting Up“就提到，泄密“maybe benefits”），因为政客从来不为人民服务，反而可能成为人民公敌。每当政客被钉到耻辱柱上，历史就取得了胜利。
可悲的是，历史经常取得这样的“胜利”。
《纽约时报》和《卫报》的专题网页：State’s Secrets；The US Embassy Cables。
早就想写点什么，记念大舅斐云（赵万里）先生。去年至清华服务，大表哥赵深见示大舅遗稿《天宝遗事诸宫调》曲集遗文，睹物思人，感慨万端。
大舅是一九八〇年六月逝世的，一晃已三十年了。那时我在昆明上学，母亲赶去了北京，是父亲写信告知的。父亲的信，平常多是回复我提的文学方面的问题，或者因我要去访他的老友，叮嘱几句。那一次却写了一页大舅与北图（今国家图书馆），及古籍善本保护的事，是要我牢记的意思。后来，母亲依我的建议，写过几篇短文，其中有忆大舅和清华生活的。还编了一份大舅的年表，由大表哥修订，增补了内容，交我润色。课余，遂根据年表翻阅资料，钩稽故实，渐有收获。以下就二三事略作说明，求方家指正；枝枝蔓蔓，不及修剪，是些随手记下的片断。
一
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有一幅导师与助教七人合影，大概是流传最广的历史记录了。前排三位导师，即王观堂、梁任公、赵元任，并讲师李济；后排三个助教，名字标作（左起）：章昭煌、陆维钊、梁廷灿。这照片最初登在《清华年刊》（1925-26年卷），一九二六年夏出版。
幼和（戴家祥）先生晚年，常来家中与母亲聊天。某日，谈到清华研究院往事，说：那张照片的说明弄错了，陆维钊因祖父病故，未能就任助教， 后排中央站着的是斐云。不久我回国讲学，母亲嘱查一下，说看照片像是大舅，不似陆先生。陆先生是母亲在松江女中的老师，他年轻时的相貌神态，母亲是记得的。戴老当年是清华研究院的学生，从观堂习金文与甲骨文，故与大舅相熟；对老师的学术、投湖之背景和研究院史实，皆有探究。一九六〇年一月，清华大学迁观堂棺于福田公墓，八五年树碑，便是幼和先生撰的碑文（沙孟海书丹）。他的讲法应是可靠的。
查《王静安先生年谱》：乙丑（一九二五年）“七月，里北来受业于先生之门，先生命馆于其家。会研究院原聘助教陆君以事辞，主任吴先生命里承其乏，日为先生检阅书籍，及校录文稿”（《赵万里文集》卷一，页55；原载《国学论丛》一卷三期，1928）。这是大舅自己的记录，作于二七年十二月十日。
《追忆王国维》载海宁蒋复璁（慰堂）先生文章，也说，因研究院主任吴雨僧（宓）先生来自东南大学（南京高等师范），除了任公的助教由堂侄廷灿担任，其余助教皆东大毕业生。“分配给静安先生的助教是陆维钊君，陆君因病不能赶到，先请赵万里君代理，后来就由赵万里担任”（页119）。慰堂二三年北大哲学系毕业，其时在清华兼课，任讲师，住古月堂。观堂入居清华园后，他常去请益，曾协助研究院第一期招生，是知情人（参见下文）。但“陆君因病”不确，或属误记；陆先生“不能赶到”的缘由，不是本人染疾，而是祖父病逝。同书另有观堂的女长公子东明先生的回忆，与戴老相同：“父亲就任清华研究院，原已聘定平湖陆维昭（钊）先生为助教，当时陆先生因祖父丧未能履任，赵［万里］先生即由人推荐与父亲”（页412）。
1910.11.21.-2010.11.21.
欢迎冯教授来访。我们希望就以下几个题目，同教授作一次书面访谈。首先，您怎样看《圣经》的文学和历史价值，特别为中国而言？
希伯来《圣经》、希腊语次经与《新约》的经典性，是早已为历史所确认了的。因此一般所谓《圣经》的文学和历史价值，实指圣书的新老译本；就中国或华人世界而言，便是如何建立中文译本的经典性的问题。旧译略有成就，尤其是（新教）白话和合本，从一九一九年在上海问世至今，对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基督教中国化做出了贡献。不幸的是，和合本生不逢时，没赶上新文学运动，到了上世纪下半叶，读来便像是吃夹生饭了——旧白话同未成熟的欧化句式的夹生。加之传教士学识浅陋，译事粗疏，遂留下无数舛误、病语病句。所以八十年代开始，圣经公会就组织人力预备修订。今年九月，终于推出了新旧约全书的修订版。此前，教会业已出版了几种和合本的简写跟改写本（如现代本、新译本、新汉语本），对和合本多有订正。如今这些“新译本”有了圣经公会修订版的背书，就大大削弱了和合本的权威与合法性。然而，“新译本”并未获得教民的认同；依旧是生涩的文句，难以用于礼拜祈祷，改错亦不准确；好些地方，添个“的”字“和”字什么的，反而把和合本的风格改掉了。例如，《马太福音》5:3，和合本作“虚心的人有福了”，明显误译，不通。新译本改作：“知道自己在属灵境界中是贫乏而且有需要的人是有福的”。竟把别人的诠释拿来，充当经文。这是目前中文（新教）“牧灵”译本所面临的一场潜在的危机。
有鉴于此，我以为，修订和合本或许应当缓行（详见拙文《和合本该不该修订》）。轻易抛开一部成熟的“牧灵”译本，很可能会影响到所有新教译本的效用，经典性更无从谈起了。
拙译的目标与“牧灵”译本迥异，不是竞争关系。但我欢迎“牧灵”译本不可避免的“大量借用”（详见下文）。此次和合本修订版《摩西五经》部分对和合本的一些匡正，看得出是参考了拙译及我对和合本舛误的考释的，虽然还有众多的误译跟语病尚未割舍。
宗教以外，从文学、语言学等学科的角度去翻译圣经，这进路能给宗教带来甚么益处？
Read the report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Watch.
Larry Lessig speaking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Watch at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4 November 2010.
从清华“打的”进城，堵在半道是常事。后来按友人建议，改乘地铁，时间就好掌握了。北京的地铁，我还是八十年代初大学生胸前戴校徽那时候的印象。如今整个儿鸟枪换炮，而且真便宜，两块钱，随便坐多远。站台够宽敞亮堂——不像纽约那地铁，高峰过后，暗地里耗子比人多，横冲直撞的——而且跟回到波士顿似的，好些乘客把头埋在书报里，要不就“煲”手机、填字谜，气氛蛮homey。当然，没考虑周全的地方也有，少数几个站，换车“贼”锻炼身体，跟着人流七拐八拐打地道战，足足走了一刻钟，有点和穿高跟鞋的女士们过不去。还有一样，英语报站名——我不否认，那是“国际大都市”必不可少的一项硬指标——做到了女生字正腔圆，不知是社科院语言所还是谁的人工合成，能跟香港地铁的伦敦腔媲美；可是站名中的一个，让人听了起鸡皮疙瘩：下一站，Renmin University。什么大学？
记得从前的译法，叫People’s University，人民（的）大学，全称中国人民大学。同“人民政府”“人民公安”“人民法院”“人民医院”一个意思，名正言顺，一目了然。干吗要改呢？怕刺激了友邦人士，引起贵宾误解，还是自己心虚？倘若以为中文“人民”的含义要比英文或别的国际语言丰富，翻译不了，也是说不通的。这两个字其实是洋人的老传统，亦即主权在民的“民主”（democracy < 希腊语demokratia = 人民[掌]权）传统。人家西方民主国家，人民这个、人民那个的东西太多了。美国宪法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怎么说的？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我们人民……依照十八世纪的正字习惯，那“人民”还得大写呢。先贤向西方学习的先进思想，民主是其中一条。国家机关及公立机构冠以“人民”二字，乃是宣告新社会人民当家作主，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武装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党的权威喉舌“人民日报”，这些名称，“人民”一律译作People’s。从来没听说，“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一旦挨着大学，就会产生哪样特殊意味，叫英文或任何外语表达不成，必须放弃标准译法。 也可能，是中国人民大学这所公立学府变了。出入校门的，早已不是人民干部与“又红又专”“把青春献给祖国”的积极分子。当家人放下身段，学了别处一些大学，滋养几个“高眉”（highbrow）精英，或者官场和市场的弄潮儿。这种人是连把“人民”挂嘴角上，装装样子都不愿意的。“人民”于是成了累赘，又不好意思对老外解释，便拿六个字母拼个音，刻上校徽，换了新名：renmin。
愧赧对旧作，无心论短长。
路遥试马力，坎坷出文章。
毁誉在人口，浮沉意自扬。
涓滴乡土水，汇归大海洋。
岁月春水逝，老来羡夕阳。
盍卷寻旧梦，江村蚕事忙。
费孝通 1910.11.2.-2005.4.24.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孟子．公孫丑》
The distinguishing mark of high-level perception is that it is semantic: it involves drawing meaning out of situations.–Douglas Hofstadter, Fluid Concepts & Creative Ana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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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現在是張達民要盡快自辯，不是馮象
環球聖經公會駐會學者張達民博士在〈文學氣象與學術假象──評馮象譯注的《新約》(之一)〉一文指出(恩怨緣起，見註一)：
馮象借用NJB，是鐵證如山，不是偶一為之，而是系統性的現象（單是馬太福音也有幾十個顯而易見的例子，如二11、二16、二17-18的插注與NJB同章節的注f,h,i）。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找一本NJB與馮譯作些「來源鑒別」的研究。筆者在此不必再打一匹死馬了。
他的所謂「借用」，我理解就是「抄襲」，對一位有名聲的學者來說，這是最嚴厲的指控，搞不好馮象教授就淪為另一個汪暉了。張博士的指控證據，主要見於上面那篇網絡文章，他從夾注及翻譯文字(特別是所謂「錯譯」)兩方面，一共舉出了七個具體例子作證，沒舉出的還有更多，「單是馬太福音也有幾十個顯而易見的例子」。
但我翻一翻馮教授的《新約》，正文567頁，每頁夾注至少10個，全書即有約五千多個注。對比起這五千多個夾注，張博士的四大夾注例證(先假定這四大例證毫無疑點地成立)是否有點單薄呢？張博士在時代論壇曾回應我說：
任何對統計學有些認識的人（筆者以前曾任職精算工作），都會看出這些雷同的組合有很強的統計顯著性(statistical significance)，顯示兩者不是獨立的。
我不懂統計學，也從未任職精算，所以很幼稚地問一個問題，所謂「系統性的現象」，真的可以從芸芸五千多個注中抽三四個例就可說明？張博士的論證比光速還要快，完全違反了物理定律。
中文《圣经》旧译，以和合本（1919）流播最广。本月，和合本出了新旧约合订的修订版，好些读者来电邮报知，也有问看法的。书我还没见到，不好评骘，但修订是否必要，我以为尚可斟酌。
和合本不仅佶屈聱牙，且舛误极多，已不是秘密。这一点，现在连“护经”的教会学者也承认。但是，从网上信友的反应来看，修订版似乎并不讨好。什么缘故呢？教民念惯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习惯；尤其解放后大陆中断了译经，和合本几乎成了获准印行的唯一“官方”译本，因此在不少读者心目中，甚而变作了某种符号化“圣经”的代名词，不分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也不管教派（天主教、东正教、各宗新教）。可难题是，那错处连篇，留着还是改掉？
假如我是用和合本的教会，倒有一个办法以不变应万变：一个字也不改。当然，这不是建议有关人士收回不“护经”的言论。那样做，是跟全世界的学术过不去；时代不同了，代价太高，不值得。我的意思是，为传道计，那档子病语病句和误译漏译，宁可别动。传道不是做学问，标准是不一样的，万勿混淆了。在学术界，大家是把《圣经》看作古代以色列人和西方宗教的圣书、律法、历史文献、文学经典等等，是从历史语言、考古、神话学、宗教学、哲学各个角度出发，来解经译经，衡量译文，评论得失的。那同教会“牧灵”传道对译本的要求，根本是两码事。“牧灵”是做老百姓的“灵魂”或思想意识工作，传道，则是传中国化、中文化了的某一派基督教；绝非原装进口一套域外的话语，如罗马时代巴勒斯坦的宗教运动跟行为规范。正像国人烧香念佛，谁会去核对梵文巴利文与藏文经卷，搞懂每一个概念？至于和合本的语句拗口，就更不可纠正了，因那拗口的文字系着教民的宗派认同与宗教感情，是历史形成的宝贵的“牧灵”资源。这是首要的理由。
其次，错处有几句不难改，比如耶稣的训示：“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和合本《马太福音》7:1，16:23）。是传教士语文不及格，把“评判”说成“论断”，“体贴”跟“体会”弄混了。还有的却需要费点心思，推翻重来，才能还基督之言的神韵：“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记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和合本《约翰福音》16:20-21）。动词不对，意思全拧了；“实实在在的告诉”，不通，仿佛耶稣心虚，怕门徒生疑似的。参较拙译：
阿门，阿门，我告诉你们（amen amen lego hymin）……
你们要悲恸，但那悲恸
要变为欢愉！
女人临盆时多痛，
因为她的时辰到了；
然而诞下孩儿，她就忘了分娩的苦——
欢喜呀，人儿来了世上！
但是，此类舛误比比皆是，而有经验的译家都知道，替人改错要比自个儿重译艰巨得多。更要命的是，市面上已有好几种新教“牧灵”译本，号称“重译”，可实际上大同小异，只是和合本的修修补补，一段话换几个字，语汇表达照抄。结果造成一个困局：和合本在既定教义与风格框架内可作的修订，皆已被这些“新译本”抢了先。故而和合本改动越多，便越是向后来者看齐，即失去特色，终将面临被竞争者淘汰的命运。
A君惠览
谢谢支持。此番闹剧，他们策划已久，那“讨公道”的自己说了。面对不义攻讦，耶稣说应该“欢喜不尽”（《马太福音》5:12）。故而“同乐”一下。但拙诗只是温和的讽喻，算是文学尝试吧——新文学有讽喻的传统，从大先生到散宜生，绵延不绝。“文章信口雌黄易，运动椎心坦白难”，这样的旧体诗，不是“湘乡南皮之间”传统道德理想的坚守，而是走新路的坎坷和不驯服。没有几十年革命斗争的锤炼，没有加入最底层的人们的命运，是绝对写不出来的。
扯远了。既有读不懂的，不妨小诗小注，如下：
我动了谁的奶酪
标题，化自Spencer Johnson畅销书名《谁动了我的奶酪》。小诗与该书，内容风格皆不相类，但语词略有重复。如“奶酪”和“动”，诗中各出现四次（包括动词“蠕动”），“了”字达十三次之多，按“驻会学者”的标准，或已触犯“大量借用”之罪。
福音书
指拙译《新约·马太福音》，牛津大学·香港，2010。
某英文译本
指圣城本旧版的英译“新耶路撒冷圣经”（NJB，1985）。圣城本有三个版本（1955，1973，1998），前两版有英译（1966，1985）。NJB的脚注译自圣城本，《新约》部分虽有补充，但内容多涉及天主教教义，与拙译的夹注无关。“驻会”对圣城本/NJB的不满情绪或宗派立场，笔者完全理解。但本人并非天主教徒，无意也无资格传播宗教，或介入争纷。参考圣城本，如同研究别的经典译本和圣经学著作，纯粹是出于学术和文学翻译的需要。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by Bruce Ackerma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ISBN-10: 0674057031; ISBN-13: 9780674057036.
Review
I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Bruce Ackerman, one of our nation’s most thoughtful and most influential constitutional theorists, sounds the alarm about the dangers posed by our ever-expanding executive authority. Those who care about the future of our nation should pay careful heed to Ackerman’s warning, as well as to his prescriptions for avoiding a constitutional disaster.
–Geoffrey R. Ston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School, author of Perilous Times: Free Speech in Wartime: From the Sedition Act of 1798 to the War on Terrorism
Alarmist or alarming,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is a serious attention-getter. Bruce Ackerman has adroitly woven recent changes in our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into a provocative argument that the expanding powers of the 21st century presidency have put our constitutional order at risk.
–Joyce Appleby, UCLA, author of The Relentless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Capitalism
At once audacious and plain spoken, Ackerman offers a fierce critique of democracy’s most dangerous adversary: the abuse of democratic power by democratically elected chief executives.
–Benjamin R. Barber, author of Jihad vs. McWorld: How Globalism and Tribalism Are Reshaping the World and Consumed: How Markets Corrupt Children, Infantilize Adults, and Swallow Citizens Whole
Product Description
Bruce Ackerman shows how the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the last half-century have transformed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into a potential platform for political extremism and lawlessness. Watergate, Iran-Contra, and the War on Terror are only symptoms of deeper pathologies. Ackerman points to a series of developments that have previously been treated independently of one another—from the rise of presidential primaries, to the role of pollsters and media gurus, to the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in White House czars, to the politicization of the military, to the manipulation of constitutional doctrine to justify presidential power-grabs. He shows how these different transformations can interact to generate profound constitutional cris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and then proposes a series of reforms that will minimize, if not eliminate, the risks going forward.
The book aims to begin a new constitutional debate. Americans should not suppose that Barack Obama’s centrism and constitutionalism will typify the presidenci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e should seize the present opportunity to confront deeper institutional pathologies before it is too late.
About the Author
Bruce Ackerman is Sterling Professor of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at Yale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