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连线》独家专访:爱德华·斯诺登:不为人知的故事

《连线》独家专访:爱德华·斯诺登:不为人知的故事

WIRED: Edward Snowden: The Untold Story THE MESSAGE ARRIVES on my “clean machine,” a MacBook Air loaded only with a sophisticated encryption package. “Change in plans,” my contact says. “Be in the lobby of the Hotel ______ by 1 pm. Bring a book and wait for ES to find you.” ES is Edward Snowden, the most wanted man in the world. For almost nine months, I have been trying to set up an interview with him—traveling to Berlin, Rio de Janeiro twice, and New York multiple times to talk with the handful of his confidants who can arrange a meeting….

利求同谈美国的全民医保计划

利求同谈美国的全民医保计划

2014年1月1日,美国《患者保护和平价医疗法案》即医改法案将正式实施,美国原来的医保计划的困境在哪里,这次医改会引发什么样的变化,这次涉及全体美国人的改革,命运究竟如何?利求同女士曾多年在美国的电讯、保险和人力资源大公司从事知识管理与竞争信息咨询工作,她认为,这次医改法案最核心目标的有三点:一是让所有的人都加入医保,二是提高医疗质量,三是降低医疗服务的费用。 美国即将启动全民医保。能简单介绍一下这部最新医保改革法案吗。奥巴马强力推行的这一法案,其核心是什么? 利求同:二〇一〇年三月,国会通过了《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以下简称《平价法》),奥巴马总统当月二十三号签字生效。这就是令美国两党和利益集团争战不休的“奥巴马医改”(Obamacare)的主要成果。这《平价医疗法》的核心目标有三个:一是全民医保,二是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三是降低费用。 基于《平价法》,明年元旦起,美国将正式启动全民医疗保险,按计划逐步实施,至二〇一九年全部完成。这在美国,实在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几代美国人奋斗的结果。美国的医疗服务,一直是以医学发达、资源充足而骄傲的。但是问题也很大:服务分布不均,费用居高不下且不断攀升,财政不堪重负,老百姓和企业叫苦连天;还有大量人口没有医保。据联邦人口局(Census Bureau)的统计数据,二〇〇九年,无医保者高达五千多万,占总人口的16.7%,简直不像这个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了。 所以长期以来,迫于民怨,两党都一致认为医改势在必行。但如何改,却是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毕竟牵扯到不同阶层地域、不同产业、不同组织的不同利益。之前,克林顿政府企图大改,由希拉里主导,因为起步失当,得罪了既得利益,不久就偃旗息鼓。小布什总统任上,也尝试过改革医疗信息系统,没有动真格。但民怨蓄久了,就“倒逼改革”,跟中国是一样的情形。于是奥巴马在第一次总统竞选中向选民许愿医改,实现全民医保。上任第二年,就做起来,最后《平价法》得以通过,为全民医保铺平了道路。显然,这是老百姓大力支持的结果。针对现有医疗体系的三大问题:服务覆盖面不全、医护质量需优化及高费用,《平价法》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有些新举措尤其引人注目,如:强制个人购买医保;全职员工50名以上的企业必须给员工提供医保;向高收入者征收较高的医疗税;规定最低医保计划的基本保项;以及建立联邦/州政府的网上医保交易所(Exchanges),开辟网上医保市场,帮助民众选购保险公司提供的达标医保计划,等等。《平价法》试图在原有的公民自愿和市场机制中,注入集体互助精神。它保留了原系统中所有的子系统—— 包括雇主计划,老年人计划、低收入者计划,以及开放市场上的计划——, 加上新建的政府医保交易所,集合成一个全民医保体系。《平价法》连同配套的相关条例,涉及面之广、规定之琐细,可谓空前。有国会议员数了数,说这套法规目前已经长达20,202页,而条例解释还远未完善!“奥巴马医改”牵动的利益之错综复杂,于此可见一斑。

冯象:法学的历史批判——答《北大法律评论》

冯象:法学的历史批判——答《北大法律评论》

二〇〇八年您写了《法学三十年:重新出发》,文中提到中国法学“最大的挑战,不在体制内的腐败和控制(如买卖学位、竞贿评估、大小山头争夺资源),而是全球化即全球美国化的形势下,中国法学整体上的边缘化、殖民地化……主流法学在话语层面已广泛接受美国的影响,跨入了‘美国时代’”。时隔四年,回顾一下,中国法学的建树还是不少。比如,北大法学院强世功老师试图通过“不成文宪法”的概念来重构实践中的中国宪制;章永乐老师的专著《旧邦新造》,则是取政治学和法学双重视角,探讨晚清至民国的宪政史;山东大学田雷老师最近提交“八二宪法”纪念研讨会的论文,《 “差序格局”、反定型化与未完全理论化合意——中国宪政模式的一种叙述》,也是一种重构的努力。您如何看待学术界这些新的努力? 开了新风气呢。我们在课上讲过田老师分析的教科书迷思,叫作“中国有宪法而无宪政”。那迷思的根据是,中国的体制缺了违宪审查程序,宪法争议不能诉讼,宪法文本悬在虚空里了——类似《政法笔记》引的那句老百姓大白话:“它没宪法”。但是,“没宪法”不等于“无宪政”。田老师借用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等学说来讨论中国的宪政格局,是大胆的创见。我想强老师也是这个意思,除了几部宪法,我们还应当研究“中国特色”的宪制的方方面面,包括“不成文”的或法律本本之后、之上的宪政惯例。 当代中国语境下宪法文本的一个特点,也是传统宪法学上的难处,是脱离现实政治。“八二宪法”虽有几次修订,如添加了社会主义法治、私有产权保护和尊重人权的语言,但都是宣示性质,小心翼翼地跟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实践保持着安全距离。道理很简单,那些制度实践多数经不起违宪审查,哪怕是程序性的审查。而且,“违宪”一旦引入现实政治,即有违反《宪法》的哪一部分、哪一句话的争论:到底是背离了序言所规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具体的、争议各方可作彼此牴牾的解释的条款文字?前些年,学界跟媒体关于《物权法》草案的激烈辩论,就是一次预演。差点把“不争论”的告诫撇一边去了。 历史地看,“八二宪法”可说是清末以降所有宪法文本中,最具宪政张力即潜能的一部宪法。由于建设中的法治(我称之为“形式法治”)必须以宪法为基础而获得并展示其合法性,“八二宪法”便成了中国体制“落后”(拿形式法治的原则来衡量)的一个表征。正是这巨大的张力,使得不时修宪有了政治动力,从而避免了现行《宪法》像之前的文本那样,完全为政治抛离。

臧棣访谈:北岛,不是我批评你

臧棣访谈:北岛,不是我批评你

臧棣访谈:北岛,不是我批评你 受访者:臧棣 采访者:罗向前 钱一鸿 宋乾 采访时间:2011年9月,11月 采访方式:QQ,EMAIL,SKYPE视频。 第一部分 诗歌批评与“党同伐异” 第二部分 批评北岛与批评伦理 第三部分 PASS北岛究竟是个什么话题:当代诗的可能性 第四部分 诗歌危机:谁的危机?“危机”的诗歌政治 第五部分 诗歌话语权 1999年的诗歌论战 “浮躁”与诗歌自卑 第六部分 诗歌写作:孤独与浮躁 第七部分 美国之音和北岛 犬儒和诗歌 资本和诗歌 投降和诗歌 紧张和诗歌 第八部分 低潮,还是高潮:当代诗歌作为一种文化景观 第九部分 复旦大学教授脑子进水了,还是北岛脑子进水了?文学史研究是做什么的 第十部分 翻译者的权力 北岛和诗歌翻译 庞德和诗人翻译 / 诗歌翻译在中文语境里是一种怎样的文学实践 第十一部分 诗歌与政治 中国的问题与自由关怀 民族认同和人文关怀 / 批判性与与诗歌智慧 独立性的文学政治 第十二部分 北岛和传统 忽悠传统?还是投机传统? / 中西比较诗学视域中的新诗实践与传统 “传统”的文学政治 / 未来的诗学任务之一:防止传统被进水 防止传统被犬儒化 第一部分 诗歌批评与“党同伐异” 罗向前:你的长篇批评文章《诗歌政治的风车:或曰古老的敌意》在朋友间传阅,说实话,我读了之后有点感到吃惊。吃惊的原因,倒不是你的批评风格,而是你打破了你对你自己立下的一个批评的规矩。你曾说,你的批评不会针对诗人,尤其不会针对当代诗人的具体的缺陷和弱点。你的批评只会写诗人值得发掘的那一面。而且在原则上,你不会对当代的任何诗人进行批评。但这次,你把批评的锋芒指向了一个具体的诗人,而且这个诗人名字叫北岛。这不是和你自己立下的批评准则有矛盾吗?我们几个朋友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 臧棣:我的确立下过你说的那个“规矩”。这里,还是打上引号吧。我对诗歌批评的理解,从早年开始深受T.S.艾略特的影响。1980年代前期,从诗歌的知识资源上讲,你们都还记得我们那时没有别的诗人批评家的东西可看,所以,几乎把艾略特都读烂了。即使现在的诗歌风尚从多个层面不时地绞杀艾略特,我觉得我在内心深处依然保持着对艾略特的忠实。这可以理解为一种阅读的友谊。《荒原》在我看来依然是一首伟大的诗。并且,什么时候读,都会给人启发。即便是有时候阅读它产生的厌倦,也会给我带来意想不到的启发。在很大程度上,阅读他的诗歌的经验,无形中也强化了艾略特在诗歌批评方面给我树立的榜样。特别是他对玄学派诗人的重新评述,对我的大脑中的诗歌皮层构成了永久的刺激。按我在1980年代的理解,正如艾略特在他的诗歌批评中所示范的,诗歌批评的主要任务是发掘和阐发批评对象中包含的文学的启发性。说通俗点,就是要多看到批评对象身上的优点。所以,我为自己从事诗歌批评立下的“规矩”是,只看批评对象(诗人或诗歌作品)的优点。至于他们的缺陷或弱点,我的看法是,那应该是由上帝和时间负责的事。我就不必再浪费精力去说三道四了。诗歌批评的责任在我看来就是尽量去挖掘诗人的优点。在批评的层面上去谈别的诗人的缺点,对我来说,那是一种过于居高临下的姿态。至少,我的批评伦理对此不太适应。另一个相关的“规矩”是,由于新诗文化以及当代诗歌在我们的文学语境中所处的弱势地位和不断被排挤被妖魔化的趋向,从诗歌防御战的角度,从为诗人辩护的角度,我也要求自己即使是在激烈的诗歌论战中也不针对诗人。比如,在1999年的民间诗歌和知识分子诗歌的论战中,我只针对了批评家,如我的朋友沈奇。还有谢有顺,作为批评家,他是一个有分量的论敌。

冯象:果然“一个受攻讦的记号”——答香港周报记者

冯象:果然“一个受攻讦的记号”——答香港周报记者

欢迎冯教授来访。我们希望就以下几个题目,同教授作一次书面访谈。首先,您怎样看《圣经》的文学和历史价值,特别为中国而言? 希伯来《圣经》、希腊语次经与《新约》的经典性,是早已为历史所确认了的。因此一般所谓《圣经》的文学和历史价值,实指圣书的新老译本;就中国或华人世界而言,便是如何建立中文译本的经典性的问题。旧译略有成就,尤其是(新教)白话和合本,从一九一九年在上海问世至今,对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基督教中国化做出了贡献。不幸的是,和合本生不逢时,没赶上新文学运动,到了上世纪下半叶,读来便像是吃夹生饭了——旧白话同未成熟的欧化句式的夹生。加之传教士学识浅陋,译事粗疏,遂留下无数舛误、病语病句。所以八十年代开始,圣经公会就组织人力预备修订。今年九月,终于推出了新旧约全书的修订版。此前,教会业已出版了几种和合本的简写跟改写本(如现代本、新译本、新汉语本),对和合本多有订正。如今这些“新译本”有了圣经公会修订版的背书,就大大削弱了和合本的权威与合法性。然而,“新译本”并未获得教民的认同;依旧是生涩的文句,难以用于礼拜祈祷,改错亦不准确;好些地方,添个“的”字“和”字什么的,反而把和合本的风格改掉了。例如,《马太福音》5:3,和合本作“虚心的人有福了”,明显误译,不通。新译本改作:“知道自己在属灵境界中是贫乏而且有需要的人是有福的”。竟把别人的诠释拿来,充当经文。这是目前中文(新教)“牧灵”译本所面临的一场潜在的危机。 有鉴于此,我以为,修订和合本或许应当缓行(详见拙文《和合本该不该修订》)。轻易抛开一部成熟的“牧灵”译本,很可能会影响到所有新教译本的效用,经典性更无从谈起了。 拙译的目标与“牧灵”译本迥异,不是竞争关系。但我欢迎“牧灵”译本不可避免的“大量借用”(详见下文)。此次和合本修订版《摩西五经》部分对和合本的一些匡正,看得出是参考了拙译及我对和合本舛误的考释的,虽然还有众多的误译跟语病尚未割舍。 宗教以外,从文学、语言学等学科的角度去翻译圣经,这进路能给宗教带来甚么益处?

冯象:在公权力的背后——答晓峰

冯象:在公权力的背后——答晓峰

近来,公权力滥用的事件屡屡见诸新闻媒体,钓鱼执法、跨省追捕等已成为人们熟知的案例。如何限制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如何对公权力有效监督?人们常常从法制建设是否完备的角度来考虑,但是在清华大学法学院冯象教授看来,法律之上,对于公权力还有更为严格的职业伦理和政治伦理的要求,而伦理精神,恰是我们这三十年改革所忽视的东西。 在您看来,这些滥用公权力的事件,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所谓“公权力”,是一句学界的行话切口,把官场腐败抽象化,用来跟另一个抽象概念“个人权利”对照。后者又往往理解成国家通过立法,规定公民享有的人身、财产和社会文化等权利,而政府对之负有依法保护的责任。三十年法制建设,天天这么宣传,称之为“普法”。然而,这么说容易遮蔽一个事实,就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各样权利和自由,不一定是根据法律产生的,有好些立法之前就在那儿了,像各地的风俗习惯,自古以来“天经地义”的大小事儿。这些自由并非法律赋予的权利,不能简单地视为立法上的空白,随便取消。比如,父母给孩子取名,用生僻字,政府该不该管?我写过文章讨论这事。 还有你们媒体,时不时喜欢唠叨,缺一部《新闻法》哪。仿佛婆婆管得还不够多似的。其实新闻立法,有《宪法》上那一条自由足够了,剩下的只是司法解释、案例分析和学理探讨的问题。做成单行法规,不论由全国人大来制定,还是交到行政主管部门手里,都极易限制新闻自由,反而使得一些不利于言论自由同媒体“松绑”的做法合法化了。套用“公权力”这个委婉语,那就是,立法越多,公权力越大,越能合法地干涉老百姓传统上一直享有的一些自由,以及因为科学技术发展而获得的新的自由、新的权利。互联网就是一个例子。互联网当然需要管理,诈骗赌博、虚假广告、儿童色情网站之类,不管不行。但如果法网太密,一天到晚监控,便会妨碍用户的隐私权与公共利益。如此法治,实属公权力扩张的一条捷径。立法既可以保障公民权益,也能限制甚至侵害公民权益,这是全社会应当十分警觉的。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怎样平衡社会各阶层/集团不同的利益。行政部门有他们关心的问题,被监管行业有自身的利益,此外,还有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同前面两方的利益有时重合,有时矛盾。立法,便需要有一个民主程序来保证各方的声音都能够发出来。这一点,有几部法规做得好,如修订《婚姻法》,《物权法》也还可以,拖了几年,让人听见尖锐的批评;有些就匆促了,只照顾相关利益集团,忽视了公众的利益。然后两个环节,就是执法和司法。因为立法技术的成熟,纸面上兼顾各方利益,不等于实际执法、司法就有效能。腐败猖獗的地方,立法再怎么完善,执法司法也好不了。问题出在执法与司法队伍本身的建设。 好,您接着谈。

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瞿同祖先生访谈录

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瞿同祖先生访谈录

2007年3月下旬一个雨后初晴的上午,我第一次见到了现已98岁高龄的瞿老。我就瞿老的成长经历,工作与研究的历程,学术成就、治学经验与体会进行了数次访谈。瞿老思维清晰,记忆力惊人,而平易谦和的长者风范,更令晚辈的我折服。访谈稿在此基础上写成并经瞿老审阅。 一、家世与求学赵利栋(以下简称赵):瞿老,您是清末军机大臣瞿鸿禨的嫡孙,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家世和童年的情况? 瞿同祖先生(以下简称瞿):我是1910年7月12日(宣统二年,庚戌六月初六日)出生于湖南长沙。祖父文慎公(瞿鸿禨)生于1850年,岁在庚戌。我出生于庚戌年,故名同祖。出生之日,适为天贶节,故字天贶,后改天况。辛亥革命后,祖父挈全家迁居上海。我的童年是在上海度过的,在沪入小学。我是由祖父开蒙的,他每天教我《论语》,我是由《论语》开蒙的。父亲希马公(瞿宣治)先后在驻瑞士及荷兰公使馆任职,1923年于回国探亲途中病故于马赛。1924年叔父瞿兑之(瞿宣颖)迎养祖母来北京居住,挈我同行。我先后就读于育英中学、汇文中学。1928年母亲在沪病逝,因奔丧而辍学一年,故我晚一年毕业。 1930年毕业时,我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到燕京大学。[1] 我叔父文学修养很好,他给我讲汉赋,别的都是我自己自学的。中学教的国文不够用,放学回来后每天晚上点书经,看正文,看注释,作为自学的课,这对我后来的古文功底有很大的帮助。 赵:《尚书》是一本很难读的书,当时为什么不找一本稍为容易一点的书来自学呢? 瞿:为什么要选《尚书》,那是因为知道它难,自己想学,就从《尚书》入手,就是想从难的入手。 赵:瞿老,当年燕京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在学术上极有成就,就拿1930年与您同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同学来说,费孝通、林耀华等都是对社会学研究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您也写出了能够传世的经典著作,我很想知道您当时在燕京大学的学习情况?

黄灿然访谈录:香港是我的题材和素材

黄灿然访谈录:香港是我的题材和素材

访问、整理:凌越。广州诗人,生于安徽铜陵,毕业于上海政法大学,现为大学教师,兼任《书城》编辑。著有诗集《虚妄的传记》等,一九九七年获刘丽安诗歌奖。 Q. 写作之初,你从哪些诗人那里受益最多?    A. 写作之初,受益较大的是两本小圣经,一本是老木主编的《新诗潮诗集》(尤其是下册),一本是赵毅衡译的《美国现代诗选》(尤其是下册)。此外尚有韩东他们的《他们》和王佐良译的詹姆斯·赖特和罗伯特·勃莱。也喜欢叶芝和弗洛斯特。稍后与王寅和吕德安成了好朋友,跟他们通信频繁,获益良多,他们都是人品和诗品俱佳的诗人。    Q. 但你早期诗歌浓郁的抒情却让人更多地想起普希金,你现在还喜欢他吗?或者说对于这些经典诗人你怎么看?    A. 接触普希金,是稍晚,大约是一九八八年。他对我的影响有几个方面。首先,他给我一个重大教训。我记得,在我喜欢上普希金之前半年,我还在李苇面前用广东话骂普希金。这个教训,使得我立下一个原则,勿随便对自己不喜欢的经典作家信口雌黄。不喜欢可能只是“尚未喜欢上”,不妨多买一些经典作品,闲着的时候翻一翻,也许会不经意地读进去。其次,当我深受他感动时,我想,我如何报答他呢。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受到启迪似地想到,只要将来有一个像我喜欢他这样的读者喜欢我的作品,我写作的意义便确立了。这个信念至今没变。第三,普希金是第一位我有系统地阅读的大诗人,他所有诗歌作品,长诗、短诗、童话诗,我全部细读,全部喜欢,他在我心中确立一个完整的诗人形象。后来我又按这个模式有系统地阅读很多诗人和作家,这对于个人修养,有莫大裨益。我还同时喜欢上普希金的对手,波兰诗人密茨凯维支,孙用的译本。那时我还写了一篇万余字长文《密茨凯维支与普希金》,考证他们之间的关系。现在,读普希金就像听旧歌,无法下判断。经典作家很多,愈读愈远愈有味。几年前读奥维德,很惊讶地发现,普希金的语调跟他一模一样。这才突然想起,普希金很喜欢奥维德。关于经典作家,我可以肯定地说,凡是流传数百年数千年的经典,绝对都是好作品,我们如果读不进去,那是我们自己有问题。另外,我认为,读经典作品是一种能力。    Q. 你的许多诗是写给自己的家人和朋友的,作为一个诗人你怎样看待亲情和友情?    A. 我早期有很多诗是写给妻子的,后来有几首写女儿的,再后来有写祖母的,最近有一首是写父亲的。写亲人或写给亲人的诗,其实很难写。九十年代中期祖母逝世,我写一首诗纪念。不算差,也不好,总觉得还不够。直到二〇〇〇年,祖母的墓迁到泉州一个墓园,我又写了《祖母的墓志铭》,才算满意。写给家人与写给朋友是很不同的。写给家人的诗,除了妻子外,都是不打算、实际上也没有给家人看的。女儿根本不在乎我写的东西或我写给她的东西。写祖母的诗,是她逝世后才写的。写给父亲的诗,也没有给他看。事实上我父母直到近年才知道我是一个作家。但我能感到,父亲为我骄傲,母亲最高兴的则是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深深感到,从父母立场看,只要子女踏踏实实,有一份工作,不必让父母担忧,就是最大的安慰和回报。现在我还得让母亲担忧,这就是健康,她知道我非常忙,特别害怕我会忙坏身体。她甚至不敢太常打电话给我,怕会干扰我。    写给朋友的诗,是要给朋友看的。一般来说,是在某个环境下偶尔触发感想,且与被写的朋友有关。写家人涉及记忆、成长、积淀。也可以说,家人是题材,一首写家人的诗,与一首经过长期酝酿的其他题材的诗,是一样的。事实上,除了写给妻子的诗外,其他诗并不是写给家人,而是写家人。写给朋友的诗,真的是给朋友,有点儿像应景诗,英语称为occasional。这并不表示写给朋友的诗就较差(就我自己而言,写给朋友的诗确实不如写家人的诗)。杜甫那首《赠卫八处士》,是我所见最好的赠友诗,也是我最喜欢的杜甫诗。    朋友是分阶段的,就像人生是分阶段的一样。你会发现随着自己踏上不同的人生阶段或写作阶段,朋友关系的疏密会发生变化。最好当然是那种能跨越不同阶段的朋友。其中一位朋友孙泽,对我尤其意义重大。他并不是诗圈中人,却会以一两句话影响我的写作。我会把下一本诗集献给他。他性格、世界观,各方面都跟我很不一样。我是那种对外部世界非常敏感的人,也因此非常脆弱,而这脆弱又跟作为一个诗人的状态有很大关系,即是说,当我意识到这种脆弱的时候,我是不能也不想去改善的。孙泽是那种实实在在、不会对周围环境心怀惧意的人,他代表活在这个世界的人,是一种世俗的人,你跟他在一起,便感到跟一个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在一起。其实我们一年也难得见两三次面,但有这么一位朋友,你会觉得安心。有一次我感到十分虚弱,便打电话让他到我们在虎门的一位共同朋友马刚那里去,而我从香港去那里会合。我们三人玩了两天,回来我就恢复了。我妻子也是一个很现实的人,处事与我完全不同,以前我会气恼,现在想通了,觉得有这么一个人时不时把我拉回现实世界,哪怕是吵吵架,也是好的。老生活在头脑里,是十分危险的。

冯象:马尿、理性与译经——答B君

冯象:马尿、理性与译经——答B君

一 这地方名叫啤酒屋,老派,聊天蛮好,是不是?你仔细看这儿的客人,那神情;年纪同我相仿,多半是来哈佛看孩子的。招待员,我们这一位,文文雅雅的是在校生。那边金色的大罐子,是蒸馏器。他们自产啤酒,待会儿你尝尝,要没过滤的,有劲。美国是这样的,懂啤酒的人,或者自个儿在地窖里酿,或者上山沟里水质好的小厂子拎,称作microbrew,小酿,跟超市里卖的“马尿”是两种文化。 不,“马尿”不是英语,是云南土话。我在乡下的时候,老百姓看我隔三差五往酒厂和商店跑,拎回来的有些瓶盖撬开还滋滋冒泡,拿过去呷一口——寨子里头他们打着什么分我什么;我搞到的名堂,酒啦火药啦(兄弟民族的生产工具),也给他们——啊呸,马尿!吐地上了。我说,是你赶马帮饥渴了接马尿喝过,晓得那滋味? 你别笑。话说回来,我的意思是,做学问、办案子,这世界上干什么事都有一个饮小酿还是接马尿的价值立场问题。 二 这一回“80后”算是露峥嵘了,老喇嘛走哪儿,抗议跟到哪儿。破天荒哪,他在西方是神圣,见他一面蒙一辈子的福。你们老师也跟我说,好感动。真的,比李登辉访问康奈尔那一次留学生反台独大联合,还要壮观。 国内民众自发的抵制活动,是否“非理性”“民粹主义”?操那份心干吗?仿佛老百姓上街,喊喊口号,会坏了谁家的秩序。他又没抢商店,没烧民房。 “理性”而大写,是现代法治的门面。法治的要义,叫形式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又名程序正义。程序背后,一笔笔见不得人的交易,才是真正享受保护、百般补贴照顾的那个理性博弈者的世界。而老百姓的“非理性”,那博弈者眼里的“民粹”,便是民主政治的主要动力和一大特征。自古如此。不然,高贵的苏格拉底就不会像只牛虻似的去蜇民主,终于被民主的雅典判处死刑。 是的,民主和法治一样,也是以暴力为后盾,因暴力而强盛的。不懂这一点,就不懂雅典以降西方民主传统的生命力所在,包括今日的美国,她的充斥暴力的大众文化。民主与资产阶级法治这两样东西,因此是经常处于冲突之中而相互制约的。现代政治例如西方式代议制民主,按照那个市场经济学家的宝贝,中产阶级“经济人”(马克思讥为“英国人”)的阴郁性格来衡量利弊,不参与才是最理性的选择。因为,它的设计总是让多数人的参与成本很高而收益无从预计。换言之,民主之能够建立、成长、纠正自身的弊端,抵制受法律保护的形形色色的腐败,依靠的绝非法治的或市场经济的“理性”,而是老百姓根深蒂固的“非理性”,即他们动辄上街上访,抵制这个打倒那个,甚而置“自身利益”于不顾的不屈的精神。 有没有小写的“理性”?有啊,到处是它,躲都躲不及;就是日常生活中教我们屈服于现实的一套套托辞。 都说知堂老人(周作人)的文章高明,“童痴”冲淡,如一片苦茶。但那是铁屋子里蜷缩久了反以为悠闲,枯坐着品,这么习得的丁点文人趣味。放到“大先生”的文字一旁,在那刺向国民劣根性的思想的投枪面前,就显得过于精巧、小气又太讲理性,文如其人了。他的“寿则多辱”之叹,固然是社会与家庭悲剧;但一个新文学先锋,处于民族危亡的关头却患得患失,实在是不明智又怯懦之至。人的天性,本是健强好胜而不乏搏斗的意志的。“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这,才是不惧暴力、敢于反抗的自由人格。小民“顺生”、柔弱“守雌”之类的说辞,各个朝代都有,是驯服了的“理性”的自辩和自慰。法治化的今天,“理性”大纛高扬,则是这浮华时代颓唐风貌的一副扮相。 其实小民“顺生”当个良民,至多是一厢情愿。你想,鞭子握在别人手里,良民与否,怎么个讨生活,还得看主子脸色。

黄灿然:作家才能是环境限制不了的

黄灿然:作家才能是环境限制不了的

记者 彭晓芸    南都周刊:德国汉学家顾彬最近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张爱玲、林语堂、胡适,他们都能够用外语写作。有些作家两种外语都没问题,比方说鲁迅。49年以后基本上你找不到一个会说外语的中国作家。所以他不能够从另外一个语言系统看自己的作品。”您怎么看他的这个批评意见? 黄灿然:总的来说,我认为顾彬的谈话,是对中国当代文学一些现象的描述,在我看来都挺准确的,也是常识,只不过换上汉学家来说,显得新鲜罢了。但是现象归现象(四九年以后作家都不懂外语,这是准确的描述),如果深究下去,我们会发现还没有触及本质。譬如说,林语堂和胡适都不是纯文学创作的作家,鲁迅也不是,张爱玲是。但我们还有一个沈从文,他的数量和质量应该在其它纯文学作家之上,可偏偏他是不懂外文的。还有,我们整个辉煌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家们都不懂外文。 南都周刊:您写诗,译诗,评诗,还翻译了不少理论书籍,对另外一门语言,比如英语的娴熟掌握,以及翻译的过程,对您的创作,起到什么作用? 黄灿然:看英文、看英译、做英中翻译,对我来说当然非常重要。看英文、英译,使我可以一旦喜欢某个作家,就能立即大量阅读他们的作品。还有就是单纯作为一个读者,在别人的传统里看东西,又不在那些传统里写作,不受那些传统的束缚。做翻译对我愈来愈重要的是使我得到休养。但只是对我来说,我不能因此认为别人也应该这样。真正的诗人和作家都是例外的,不受任何标准或普遍现象的限制。我也是例外,别的也写诗也写评论也做翻译的人就不如我。我看到一些诗人,一些朋友,他们不懂外文,但他们看外国作品的能力,远远超过一些懂外文的作家。同样,我也知道有不少人懂外文,却不会好好利用,与不懂外文没什么两样,甚至生活在别人的国家,使用别人的语言,自己也是文学中人,但对别人的文学还是半知无解(说一知半解太恭维他们)。

学会阅读与思考——访赵晓力老师

学会阅读与思考——访赵晓力老师

赵晓力老师是学生眼中极具个性的老师,因为他渊博的学识,冷峻的作风,直言不讳的性格和对学生的严格要求。 4月的一个午后,记者与赵晓力老师进行了2个小时的交流。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当初高考报考志愿的时候是怎么选择法律这个专业的?是出于对法学的喜好吗? 赵晓力(以下简称赵):这个未必是。你们学习法律的时候,法律已经很热了,你们都知道法律是干什么的。89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中学里学过相应课程的你是知道的,比如说,你知道物理系是干什么的,化学系是干什么的,中文系是干什么的——当然这里面有误解。许多文学青年认为中文系是作家班,进来之后才发现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而是研究作家和作品的,不免沮丧。我至今还记得当年南大中文系老生帖在树上的迎新标语:“黔无驴,有好事者车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 法律是中学里没有的课程。政治课上学过一点点《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但那是针对“坏学生”的,能考上大学的都不是坏学生,是不是?我的印象中,我们南大89全班五十多个人,上大学前不知道法律是干什么的占大多数。许多人第一志愿报的是中文、国际贸易之类,第一志愿没有录上才到了法律系。 我的第一志愿报的就是法律。我可能比其他人了解得多一点,当时《光明日报》有一个的系列访谈,访谈的对象是八十年代知识界的人物。通过这个访谈,我大概明白了大学里各个学科是干什么的。 我报志愿的时候,采用的是排除法。我当时大概知道别的学科需要什么。比如说学经济的话,数学要好一些,我的数学并不是最好的;学哲学的话,必须是天才,我不是天才。我对法律有些模模糊糊的了解,好像还知道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区别,因此就选择了法律系。 记:您当时选择法律时,想过毕业以后的出路吗? 赵:没有。我相信当时99%的学生上大学的时候都不会去考虑毕业以后的事情。当时是国家包分配的。工作不是你考虑的事情,是国家考虑的事情。当时也没有你们现在体会到的专业之间的这么森严的壁垒,学法律也未必要干法律,上了法律系也并不意味着你所有的时间都要学法律。86年才通过《民法通则》,而且当时人们还在对中国经济改革需要民法还是经济法激烈争论,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繁琐的民法课,唯一在智力上有点吸引力的是刑法,它有个犯罪构成的理论。我记得是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法律才热起来,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嘛。 记:能不能谈谈您的大学生活?

冯象:学术永远是少数人的事情

冯象:学术永远是少数人的事情

罗敏   冯象的名字总与其父亲、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著名教授冯契相连。因而,每次归国之行,他总是回到上海,居住在曾经的小屋里。3月22日,他又回来了。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的邀请下,冯象为数十名学生讲述他最近的翻译工作。不少学生拿着他最近出版的《木腿正义》(增订版)和《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来听笔锋锐利的冯象“说”。而小小的房间里,冯象声音低沉,时有停顿,目光常停留于桌面之上。演讲毕,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称此是“一场真正的学者的讲座”。   冯象让人平静。次日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谈到某些话题,他的语气不乏严厉,却径直将人带向思考的中心。喧闹的咖啡厅里,记者不禁想起前一晚,灯光昏黄,人群在晚餐后散去,冯象戴上“Republic”品牌的帽子,一个人向儿时的屋子走去。他身影偏斜,脚步深深浅浅,给人的感觉,却很坚定。   我们对西方的了解远远不够   《第一财经日报》:近几年来,你一直在译介西方经典,如《贝奥武甫》、《圣经》,也在报纸杂志介绍一些如古希腊传说之类西方文化,还探讨现代法治问题。你是否认为,当代中国人对于西方,无论是西方传统还是现代思想、制度建设的了解都远远不够?   冯象:不够。我们称20世纪引进西方思想、制度的过程叫“现代化”。如今现代化走到一半,也许快成功了,但还没有到终点,需要进一步研究西方的思想、文学。这恐怕是一个挺长的历史过程。   因为中国还不发达,所以希望了解别人的长处。这种渴望,除非到国家变得非常强大、变成思想文化输出国的时候,否则不会满足。而现在,中国仍是一个进口国,消费品广告、服装、化妆品、汽车、住房设计都是进口的,文学艺术的进口只是大潮流中的一部分。   《第一财经日报》: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如甘阳等人,他们所介绍的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尼采等人的思想史的一路,你更多介绍文学和宗教作品,你是否认为在西方思想史上,后者的影响更大、更为基础?

冯象 重译圣经 无关信仰

冯象 重译圣经 无关信仰

撰文/颜菁/摄影/小詹   插队云南:卷入“文革”的毛孩子   冯象是“老三届”知青里的最后一拨,自称“卷入‘文革’的毛孩子”。说是初中毕业,其实只读过一年初中就跟在别人屁股后面“闹革命”了。1968年,在“知识青年去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号召下,他和同学们离开了学校,从上海来到云南的弥勒县插队。   因为父母早已被打倒,去云南的决定是冯象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商量的。“那时候我冬天会生冻疮,周围人都说别去北方,受不了,听说云南的自然条件好一点。另外,我父母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待过,又在云南生活过,连带我也觉得云南并不算太陌生的地方。”   冯象感慨当时根本不觉得自己是毛孩子,自认为完全有能力对自己的将来做出选择。“所以说小孩不怕吃苦,长大怕苦了,我现在就能体会到我们的上一代在‘文革’中受的苦。你现在再把我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我根本不可能像15岁的时候那样能吃苦了。”   尽管对云南一无所知,但还算幸运的是,冯象插队的地方比较富裕,劳动了两年后,他就到更边疆的村寨当了一名乡村老师。   “那里是真正的边境,在越南、老挝和中国三个国家的交界上,当初叫六村,现在叫绿春。再翻一座山就出国了,比我早的老师还给分配一支枪,防土匪用的。”   冯象说当时有一部越南电影《乡村女教师》,描写的内容跟他的生活一模一样。步行好几天走进大山里的一个小山寨,村里分他一间茅草房,一半用来睡觉,另一半当教室,中间钉上木板隔起来。孩子们由他按照年龄大小进行编排,村里的文化教育就全权交给了他。   “当了老师就有一份口粮,知青种地不行,教书是受欢迎的。当地的少数民族最欢迎两种人:医生和老师,对这两种人特别尊敬。学生们帮我打柴挑水,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也给我端过来。他们有很多人现在都当了官,还经常邀请我回去看看。”   自学外语:改变命运的军代表   当了一年多的孩子王,一天,冯象接到当地军代表送来的口信,让他上公社一趟。“这位军代表是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的,专门监听境外的电台,听力特好。他知道我一直自学英语,说是要考考我。”   原来自从尼克松访华后,学英语不再是“封资修”,因急需英语老师,云南省就办了一个英语教师训练班,军代表有意推荐冯象。冯象跟着马帮出大山接受了军代表的考试,不久就接到了参加培训的通知。“训练班在大理,由上海来的老师教,我就这样捞到了半年的学习机会。”   读书时一直很调皮的冯象,下乡后百无聊赖开始看书。数理化自学起来很困难,他就专攻文科。由于小学学过俄语,中学又接触过一点英语,自己对外语也比较感兴趣,他自学起了英语和法语。   家里人对冯象学外语多少有些提心吊胆,因为看的净是“封资修”的东西,生怕他闹出乱子。好在他身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没人管。   “边疆地区能收到的电台特别多,当时我听的都算是‘敌台’,BBC什么的,还有苏修的电台,哪个波段、哪个时间是哪个国家的我熟极了。老乡以为我听的就是汉语,所以我的英语听力还没上大学就过关了,读大学时专业课免修。”   每月冯象还把自己的翻译和作文寄给杭州的姨夫,请他批改。姨夫曾留学英国八年,是伦敦大学第一位中国硕士和第一位名誉博士,冯象用的英法文词典和外文原著都是他赠送的。   半年的培训结束后,县中学的校长看中了冯象,将他从大山里调到县中,从此他成为一名正式教师。而那位给了他人生第一次重要机遇的军代表随部队开拔后,冯象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冯象:把一场生命过上两辈子

冯象:把一场生命过上两辈子

采访人:苌苌、符郁。 这一年,一直读《万象》上冯象先生的《尘土亚当》的连载,有机会见到作者本人却是在北京大学承办的“北京论坛”上。这是一个涉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冯象作为法律分会场的特邀嘉宾从波士顿返京,与陈弘毅、贺卫方等法律界大腕同台发言,他演讲的题目是《法律文明面对腐败呆账》。今年9 月,冯象的译著《创世纪》即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们因此有机会在酒店的午餐桌上交谈,面前的冯象先生儒雅、谦和,并不像他的文字让人以为的那么古顽,精力好得让人对他要完成全部《圣经》的重译很有信心。冯象出生于50年代,父亲冯契先生是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著名教授。1968年上山下乡,负笈云南边疆。后获得北大英美文学硕士,哈佛中古文学博士,耶鲁法律博士。这是那个“在哈尼山寨的集市上,望着狗追着小孩摇尾巴,心里却在上演亚瑟王与圆桌武士故事的少年”吗?只感觉,这个人物很超现实,仿佛把一场生命过了两辈子。 冯象现定居美国,从事知识产权与竞争资讯等领域的法律业务,业余写作,著/译有《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中国知识产权》、《木腿正义——关于法律与文学》、《玻璃岛——亚瑟与我三千年》、《政法笔记》、《创世纪》及法学评论等。 翻译《圣经》是一个翻译家一生能够得到的最大挑战 问:《圣经》的旧译本尽管有些缺憾,但已经被人们广泛接受,重译它意义何在? 答:我的翻译主要是从学术角度出发的:希望还原本来的意思,或者考证清楚里面的一件事说的是什么。《圣经》的中文版繁多,没有一个确定的人人接受的版本。和合本算是流行比较广泛的,它是20世纪初的传教士和新教各派合起来做的一个版本,他们来自不同派别,很难统一,所以这个版本是个妥协的产物。在那个历史关头,和合本《圣经》使用的既不是文言,也不是现代汉语,而是一种比较古拙的语言,后来的所有中文译本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出来的。《圣经》的翻译从20 世纪初年到现在没断过,但是从文学角度来看,文学水平不高,它最大的问题是它没有跟上新文学运动的潮流。 从翻译的角度,我也觉得《圣经》非常值得翻译,是一个翻译家一生能够得到的最大的挑战。中国历史上经历过两次翻译运动,一次是佛经,一次是马列(见后文)。《圣经》在西方各种语言中也有类似的地位,英国民族语言的修炼和现代德语的形成都与《圣经》的翻译有关系。而这方面,《圣经》的中译本成就不高,有必要重新翻译,所以我提到改造圣经词汇,这关系到句法、词汇和整个语言的变迁问题。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信达雅的版本,一个能够对得起历史的版本,一个能够像西方语言当中的圣经那样,就语文而言有权威性的版本。 问:您的《创世纪》和我们以前读到的版本有什么不同? 答:这本书有点像故事新编,里面的很多故事是没有收入到《圣经》里的。一般在中国,大家谈到《圣经》是把它作为一个基督教文献来看的,但是从《圣经》发展的历史来看,它其实是犹太教的文献,犹太人在三千年以前积累下来的文化,古代犹太人有很多传说,两河流域的历史比中国还要悠久,而且它跟现代也有关系,我们平常所说的西方文明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希腊罗马的文化,还有就是巴勒斯坦那边启蒙的文化,犹太人的希伯莱文化作为西方文明的另一个源头,这方面国内研究的特别少,我想让国人了解一下古代以色列人的历史文化和它的传说。 伪经和犹太人的传说很有意思,古代犹太人是一个宗教民族,政教一体,影响到他们的想象力,挺特殊的。闻一多说过,希伯莱人和中国人在文学方面特别像。中国人和希伯莱人都喜欢写诗,喜欢抒情,不爱玄想,不讨论上帝问题——人怎么能理解上帝?他们是这么考虑的。一部《犹太法典》加上评论,世界上恐怕只有少数专家看过,太复杂了,但是里面说穿了也不复杂,谈论的都是日常伦理,这个和中国人特别像,女人、男人、劳动、饮食,就是这些事情。 书里还有一些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我写成注,用小一点的字加在旁边。我没有使用尾注,这本书是翻译给中国人看的,现在谁有耐心看一堆注啊。但又不能让大家像看小说那样,一目十行,最好还能琢磨琢磨,得到些知识,这才叫经呢。《尘土亚当》这部分是翻译《圣经》时的副产品,翻译到了一段,发现后面的故事很有趣,可是不能把它都变成注啊,那就写个故事吧。

彭伦:从哈尼山寨教师到文法双料博士——访旅美学者冯象

彭伦:从哈尼山寨教师到文法双料博士——访旅美学者冯象

  1971年,在中国、越南、老挝三国交界处的一个哈尼山寨,一个十七岁少年,望着山寨里狗追着拉屎的娃子摇尾巴,背诵着借来的《基础英语》教程中的课文,心里上演着一出中世纪欧洲的亚瑟王传奇:受伤的亚瑟王登上黑衣女子的帆船远去,留下他的爱将、圆桌骑士伯畏在岸边叫道:“主公哪,如今圆桌散尽,只剩下我一个,孤零零走在生人和敌人中间,我去哪里好?”悲凉的话引起了这个三年前孤身从上海来到云南边疆的少年深深的共鸣。   三十二年过去了,这个少年已相继获得哈佛大学中古文学博士、耶鲁大学法律博士学位,走上哈佛法学院的讲台。而当年在那“周围,日子一天天变黑”的岁月里将他的思想“从绝望中痛醒”的亚瑟王传奇,也由他第一次系统地介绍到国内,先是从2000年起在《万象》杂志连载,最近又由三联书店以《玻璃岛:亚瑟与我三千年》为名增补结集出版。一个春日的下午,我见到了作者冯象先生。   冯象出自书香门第,父亲冯契先生是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名教授。1968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把初中尚未毕业的冯象“发配”到了云南弥勒县,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在云南乡下九年是我人生经历中最关键的一段时间,”冯象说。最初两年多,他在生产队种甘蔗。到1971年,眼看招工无望,回家无期,他报名进深山老林,到绿春县哈尼族山寨教书。这里也有一帮被打成右派或戴了“历史问题”帽子下放支边的落难弟兄。一帮人碰在一处,弹起吉他,“酒精中毒”之际,才暂时忘却苦闷,懂得了平日背诵的英国诗人丁尼生的诗句:“世道在变,旧让位于新/上帝的旨意,自有种种方式实现/免得一部好惯例用久了,坏了人间。”   其时,冯象已经开始自学英语和法语;兄弟民族丰富多彩的语言、文化也让他着迷。冯契先生在“牛棚”里读到儿子描述各民族语言和山歌俚语的信,觉得他对语音声律有特殊的敏感,鼓励他钻研语言学。1977年恢复高考,云南有个土政策:报考英语专业的中小学教师,只可录取在本省师范院校。冯象只能被录取在昆明师范学院外语系。好在昆明师院在西南联大旧址,冯象得以在此广泛阅读云南大学及西南联大旧藏中外文图书。1982年,冯象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师从系主任李赋宁先生学古英语和中古英语。老先生当时精力充沛,还有一个习惯,看到好书就买两本,一本自己读,一本送弟子。于是,每星期冯象上李赋宁家读古英语,就用李先生的书作课本,逐字逐句讨论语法词源,再译成现代英语。   在北大,冯象打下了希腊语、拉丁语、德语等欧洲语言基础。1984年,他经美国哈佛-燕京基金会选拔,赴哈佛大学英语系攻读中古文学博士学位。   当时哈佛英语系是中古文学研究的重镇。系主任班生是乔叟和亚瑟王传奇权威,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由史诗现代英语译者兼剧作家阿尔弗雷德主讲,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诗人希尼则客座教授修辞学(后来希尼也译了《贝奥武甫》)。正是在这个时期,冯象将《贝奥武甫》译成中文,后于1992年在三联书店出版。   就在冯象埋首遍览欧洲中世纪文学之时,中国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政法体制开始转型,商品经济重新建立,原本由革命文艺承担的一部分社会控制策略改由法律途径实施,法治话语渐渐加入主流意识形态。”他解释说,“做学问和搞创作一样,必须有批判意识,必须刨根问底。因此在文学商品化、‘边缘化’亦即附庸于资本及其法治话语之际,就应当考虑研究法律了。”他认为,在这个资本再临中国(叶芝形容过的“second coming”)的历史时刻,作为知识分子,有责任为弱者和被压迫者说话,包括用资本的语言即法律说话。   文学博士改行读法律,这在中国也许没有,在美国却不希奇,法学院教授很多都有其他学科硕士或博士学位。冯象在哈佛做完博士论文,即考入耶鲁大学法学院。他把研究重点放在与文艺创作和知识商品化密切相关的知识产权。   1993年获法律博士,冯象应聘到香港大学法律系任教。1999年,他回到美国,从事知识产权和竞争资讯方面的法律业务,并担任哈佛法学院客座教授。在国内,他用自己两个专业领域的知识,一边在《读书》杂志开设探究法理的专栏《政法笔记》,一边在《万象》杂志写亚瑟王传奇。   冯象告诉我,他接下来的一大任务是重译《圣经》。“实际上,《圣经》对中国知识界和现代文艺的影响非常大。基督教东渐,如果从利玛窦开始算,已经四百年了。然而常有人(包括宗教界人士)对我说,看不懂中文《圣经》。怎么会有那么多问题呢?除了技术上的困难和教派分歧,我想现在通行的和合本《圣经》诞生于上世纪初,正是文言白话夹杂时期,而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没有一个参与翻译,大概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天主教另有思高本《圣经》,较贴近原文)。我在乡下自学英语的时候开始读英语钦定本《圣经》,后来陆续收集研究了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圣经》及拉丁、法、德等古今译本。现在有了一点学术积累,也有资料方面的条件(哈佛的图书馆和一流的书店),所以觉得可以做这项工作了。”他从希伯来语《圣经》的头五篇摩西五经开始翻译、注释,同时将有关的研究,包括神话传说、律法史料和考古发现整理出来。去年,他就在《万象》杂志上开设《尘土亚当》专栏,讲述古代以色列民族的故事。   “从洋务运动起,中国就开始热切而执著地学习西方的文化、思潮、制度等等,然而我们对西方文化经典的研究和探讨,至今仍很粗略。我们这一代经历了‘文革’洗礼成长起来的学者,到现在学术上已有相当的积累,应该继承先辈学者三、四十年代开创的事业,把自己所学、所思写出来。我想这不仅是我的兴趣,也是我的责任。”冯象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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